发布时间：
你好，教育管理专业的主考院校有：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南昌航空大学，上饶师范学院，宜春学院，东华理工学院，南昌理工学院等。你要去这些院校报考论文，论文答辩通过后，去自考办申请毕业证。不懂可以问我
第一篇 助人为乐道德模范【人物一】郭明义：把幸福给你：“雷锋传人”郭明义30年的爱心之旅郭明义是辽宁鞍钢集团有一位普通工人，他只是铁矿管理人员，妻子是医院高级护士，本来家庭生活并不困难，但为了帮助别人，全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在他不到40平方米的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就连上大学放假回家的女儿也只能住在临时搭的床上。他15年里每天提前2小时上班，16年间为失学儿童、受灾群众捐款12万元，20年来55次无偿献血，挽救数十人的生命。他常对妻子说，同那些特困家庭相比我们还算富裕，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他们，会活得充实而快乐！【人物一】王文珍:没有硝烟战场上的"提灯女神" 废墟中救出"芭蕾女孩"海军总医院护理部总护士长王文珍入伍33年来，一直奋战在一线临床护理岗位，始终用亲情温暖病人，用真情服务病人，用博爱帮助病人，被患者誉为“和谐天使”。她先后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受到各级表彰嘉奖23次，2008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2009年荣获第42届国际南丁格尔奖。在2003年抗击非典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海军总医院是北京地区最早收治非典患者的医疗单位之一，急诊科作为主战场，王文珍第一个请战：“不管这种病有多大的传染性，只要病人来了，我先上！”王文珍把年轻护士朱宗红换出了隔离病房——当时才23岁的小朱还没结婚，还没体会过做妻子和母亲的感觉，“风华正茂的年纪，不能让她们有危险。”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王文珍总是安排年轻的护士和自己搭档——除了工作上的需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和年长护士搭班，年轻护士内心会比较踏实。王文珍在一线护理岗位工作了30年，养成了早上班、晚下班的习惯，她轮休时也会到科里看看，为有事的护士顶班，给加班的同志送一份热饭。她当了16年护士长，16个春节在急诊值班，把团聚的机会让给年轻的护士。急诊患者病情急、难、险、重，病人情绪容易暴躁，对医护人员发“无名火”。对此，王文珍说：“对待病人要用心去体谅，要用爱去包容！”路上看见举牌乞讨饭钱的学生气小姑娘，王文珍走过去，又折回来，往她手里塞十块钱——“很多人说好多乞讨的人是，我想一个干干净净的小女孩，如果不是遇到难处的话，是不会做出这种事的”。【人物三】阿尼帕：阿尼帕妈妈的幸福生活:一口“团圆锅”4个民族19个娃一位维吾尔族母亲，除了自己亲生的9个儿女，还含辛茹苦地收养了汉、回、维吾尔、哈萨克4个民族的10个孤儿，如今这个大家庭已有维吾尔、汉、回、哈萨克、塔塔尔、乌兹别克6个民族的180多口人。她就是72岁的青河县青河镇居民阿尼帕•阿力马洪。阿尼帕心里明白，在当时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多一张嘴就意味着多一份生活的艰难。但是她和丈夫在以后又陆续收养了不同民族的孤儿，抚养的孩子却增加到了19个。为给一家20多口人做饭，她专门买了一口直径1.2米的铁锅，被称作“团圆锅”。在孩子们的记忆中，生活虽然苦，但从没饿过肚子。阿尼帕妈妈总是做好饭后就离锅远远的，一碗稀稀的奶茶，撒一把麦粒就是她的一顿饭。她下了班就去打土坯卖钱，还去帮别人宰牛宰羊，就为了得到一些牛羊杂碎，改善一家大小的生活。她对收养孩子比亲生孩子还亲，而她最小的亲生女儿上初中时还没穿过一件新衣裳。 阿尼帕夫妇的目标不仅仅是让孩子们能吃饱，还要让孩子们有学上。家里用不起电灯，阿尼帕就用破棉絮搓成条，做成小油灯，19个孩子们就在这一盏盏跳动的灯光下读书学习，上完了小学、中学。孩子们没有一个因为家里贫穷而辍学。每到逢年过节，是阿尼帕老妈妈最快乐的时候，因为这时，全家老小都能聚到一起。在阿尼帕妈妈的眼中，这些孩子从来没有民族之分，“他们都是我的孩子，都是我的血脉，我们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第二篇 见义勇为道德模范【人物一】：英雄战士邰忠利：最后一跃铸就了壮美的永恒2005年12月邰忠利从内蒙古参军。2006年、2007年，他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士兵；2008年被评为团“古驿精兵”；2009年7月被省军区表彰为“优秀共青团员”。在军事训练、边防执勤、执行重大任务中，他总是冲锋在前，不断跃进。2009年8月9日下午4时，村民张文礼不小心滑落江中，此时此刻，作为连队代理排长的邰忠利听到呼救声，最先冲向呼叫地点。 为节省时间，他边跑边脱掉上衣，蹬掉鞋子，赶到张文礼的落水地点后，毫不犹豫地一个飞跃，纵身入水救人。就在张文礼生死一线之际，邰忠利赶到他身后，奋力将他推向岸边。 当另两名战士赶到现场，拉住张文礼时，邰忠利却已因精疲力竭，被卷入漩涡之中…… 为抢救邰忠利，部队迅速展开搜寻。不到半小时，所有渔民都闻讯赶了过来。9户渔民的11条渔船从早到晚进行拉网式搜寻，一干就是6天！ 邰忠利的壮举，感动了对岸的俄军。他们破例放宽中国渔船搜救的范围，还出动巡逻艇、军犬进行搜救。8月15日，在下游134公里处的俄方岸边，俄军搜救人员首先发现了邰忠利的遗体并交给中方。整理烈士事迹的时候，人们发现，他从军3年多来，救人壮举已经是第5次了。2011年的元宵节。一群士兵聚集在黑龙江畔,在一块写有“邰忠利烈士牺牲地”的石碑前,洒上一杯酒,献上一束花 。他们在纪念自己的英雄战友。【人物二】：王茂华、谭良才：“英雄翁婿”火海中勇救六名儿童2010年3月21日下午2时45分，袁州区慈化镇伯塘村马路边的一栋普通民房突发大火，屋内有7名儿童。当日正值星期天，伯塘中学青年教师王茂华与岳父谭良才刚从外面回来，看到邻居家直冒浓烟，连面包车都来不及熄火，就飞奔过去。王茂华率先冲进火海，两手一抱，将一个5岁的男孩和一个3岁的男孩抱出门外。而此时，被浓烟和火星直逼的另外几个小孩也被吓哭了。屋内连续发出两声巨大的响声。他没有办法再停下来，循着哭声，他再次冲进浓烟滚滚的火海，摸到了2个孩子的头，抱起来就往外冲。“里面还有孩子，里面还有孩子！”冲出来的王茂华告诉正往里冲的岳父谭良才。谭良才二话没说便冲进屋内。王茂华急喘几口气，又再一次冲进火海。就在王茂华和谭良才抱着最后一个孩子往外冲时，大火引燃了屋角的液化气罐，“砰”的一声巨响，一团熊熊火焰直逼王茂华和谭良才，一股巨浪将他们冲出屋外。7个孩子已经被救出，其中邻居家2岁女孩受伤较重，其他6个孩子安然无恙，王茂华和谭良才两人却被严重烧伤，体无完肤。烧伤面积一个达96%，一个达85%，经抢救无效，王茂华最终离开人世。火海救人1年后，2011年3月21日，王茂华烈士的遗孀谭长华和父亲谭良才将110.61万元群众捐款捐赠给慈化镇光荣敬老院修建“英雄楼”。王茂华当年读初二的班主任丁洪亮老师说，当年王茂华家庭非常贫穷，他是以年级第三名的好成绩分到他班上。他经常看到王茂华在熄灯之后，还在学校走廊里看书。有一次，王茂华意外摔断了骨头，请假一个多月在家修养。在没有老师教、完全自学的情况下，王茂华期末考试却拿了年级第一。为了尽早走上社会，王茂华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宜春师范，在叔叔的全力支持下完成了三年中专学业。2004年，他通过参加招聘考试，成为伯塘中学的一名正式教师。2005年7月，他通过自学考试，在宜春学院大专毕业；2009年10月，他完成本科论文答辩，取得宜春学院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人物三】甘占恩：见义勇为少年郎2010年8月15日，在家干完农活的甘占恩和堂兄甘占祥，同伴刘得明、王建祥等4人到邻村玩耍。不料王建祥掉入一个深约2.6米的水潭，当时在他身边的刘得明立即跳入水中救人，但没有成功。甘占恩随后跳入水中救人，他用肩膀将在水中扑腾的王建祥顶出水面，又奋力将王建祥推向潭边，可不熟悉水性的他在呛了几口水后，沉入了水底。这时，不远处的甘占祥也跑过来跳入水中，他在水下先摸到了靠近潭边的王建祥。王建祥得救了。得知甘占恩仍在水中，甘占祥又多次潜入水中寻找，最后力气耗尽了，也没有找到甘占恩。两个多小时后，当村民们终于将甘占恩打捞上来时，他早已停止了呼吸。甘占恩的父亲甘生辉说：“恩恩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帮家里干农活了，还跟母亲学会了做饭。就在出事的前一天，我们从西宁打完工回到家时，他已经和好了面，买了西红柿、甘蓝，预备给我们揪面片……” 甘占恩走了，然而，他救人的事迹早已传开，越来越多的人被他见义勇为的事迹震撼着，被年仅15岁的生命深深感动着。【人物十】吴菊萍：最是那一接的爱与美2011年7月2日下午1点半，在杭州滨江区的一住宅小区，一个2岁女童突然从10楼坠落， 刹那间，刚好路过的吴菊萍毫不犹豫冲过去，徒手抱接了一下女孩，自己的左臂瞬间被巨大的冲击力撞成粉碎性骨折。但是，由于她奋不顾身的这一接，女孩妞妞稚嫩的生命得救了。也因此她被网友称为“最美妈妈”。同事们也问过吴菊萍：“你怎么知道你能接得住妞妞啊？”吴菊萍说，生过孩子，就知道养一个孩子有多不容易，知道孩子对一个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看着孩子掉下来，总要接接看”。7年前，吴菊萍进了阿里巴巴品控部，一直工作至今。同事们说，吴菊萍的确挺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她几乎每天都是部门第一个到办公室的人。到了之后会帮同事的电脑开机，这样大家到了之后可以直接用电脑。第三篇 诚实守信道德模范【人物一】刘延宝：一家四代守烈士墓63年承君一诺，必守终生。为了“俺能行”的诺言，祖孙四代人不管世事如何变迁，把守墓接力棒代代相传，63载诚心守护烈士墓园，谱写了一曲忠义守信的赞歌。这就是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刘延宝的故事。爷爷坚持了20年，父亲坚持了33年，而他也坚持至今。几年前，刘延宝突患脑血栓，导致右肢瘫痪，并且丧失了语言能力。儿子刘增龙主动承担了守墓责任，继续践行着当年的承诺。这一场病，不仅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而且背上了外债。为了还债，刘延宝的妻子赵本芬拖着瘦弱的身体，去建筑工地当一天只有10元收入的小工。有人出主意：“日子这么难熬，你们一家看烈士墓又看了这么多年，给上头说说，兴许能给点补助。”刘延宝拼命摇头，嗯嗯啊啊地大声嚷嚷，脸涨得通红。从此，再没有人提这话。【人物二】王文彬：85岁老汉63年守护烈士墓王文彬是河北昌黎县汪上村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他今年85岁，从亲手埋葬烈士的那一天起，便担起了一个沉甸甸的承诺：照看好烈士墓。寒来暑往，半个多世纪的光阴里，他像珍爱生命一般守护着烈士们的忠骨，传承着不朽的精神。王文彬倾诉着内心的焦灼和期盼：“烈士墓不能没有碑啊，村里只有我能分辨出哪位烈士埋在哪里，我都80多岁了，万一哪一天我走了，烈士墓不就成了无名烈士墓？”在他的努力下，革命烈士碑终于立起来了。他说：“为了革命，战士们死在这儿都不在乎，护他们的墓，我就是把命搭在这儿也不在乎。”【人物三】：孙东林、孙水林：信义好兄弟大雪纷飞的2010年年关，发生在武汉市黄陂区孙家兄弟身上的故事极度悲伤又令人肃然起敬：在北京当包工头的哥哥孙水林为赶在年前把工钱发到农民工手上，返乡途中遭遇车祸一家五口身亡；在天津的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来不及处理哥哥的身后事，赶在腊月二十九返乡，将33．6万元工钱一分不少地送到60余位农民工的手中。典型人物：孙东林，哥哥的承诺事迹：2010年2月9日（农历腊月廿六），在京、津做建筑工程的孙水林，驾车带着妻子、三个儿女和26万元现金从天津出发，准备赶回老家过年，同时给先期回汉的农民工们发放工钱。次日凌晨行至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桥路段时，由于路面结冰，发生重大车祸，20多辆车连环追尾，孙水林一家五口遇难。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顾不上安慰年迈的父母，在腊月二十九将工钱送到60多名农民工手中。由于哥哥的账单多已找不到，孙东林让农民工们凭着良心报领工钱，还贴上了自己的6.6万元和母亲的1万元。“新年不欠旧年账，今生不欠来生债”。孙水林、孙东林兄弟20年信守承诺，被人们誉为“信义兄弟”。第四篇 敬业奉献道德模范【人物一】杨善洲：一个共产党人的一辈子 一座不朽丰碑1988年3月，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书记杨善洲退休了。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杨善洲婉言谢绝了按规定到昆明安家休养的厚意，说服了家人希望他回家团聚的愿望，留下一句滚烫的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说过的话就要兑现，我要回大亮山种树去！” 退休后的第三天他带领召集的15个人进入山中，杨善洲的大亮山植树造林就这样开始了。买树苗资金不足，杨善洲就经常提个口袋下山到镇里和县城的大街上去捡别人吃果子后随手扔掉的果核，放在家里用麻袋装好，积少成多后用马驮上山。他说：“捡果核不出成本，省一分是一分。” 有认识他的人说：“你一个地委书记，在大街上捡果核，多不光彩。”他说：“我这么弯弯腰，林场就有苗育了。等果子成熟了，我就光彩了！” 如今，杨善洲捡回来的果核，已成为大亮山上郁郁葱葱的果林。杨善洲还常背个粪箕到村寨路上捡骡马粪猪粪，给树苗做底肥；到垃圾箱里捡纸杯、碗装方便面的外壳，当营养袋，培育“百日苗”1999年，杨善洲在山上用砍刀修理树杈时，一脚踩到青苔上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很多人都想，老书记可以留在山下好好休息了。可半年后，他拄着拐棍，又走进了大亮山。 有人说，何必自讨苦吃？ 杨善洲回答：“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过誓，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闭，现在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歇下来？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22载辛勤耕耘，大亮山重新披上了绿装： 5.6万亩人工造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2009年4月，82岁的杨善洲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他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能物归原主。”施甸县政府决定奖励杨善洲10万元，被他当场谢绝： “我早就说过，自己办林场是尽义务，不要报酬。”保山市委市政府决定给予他20万元的特别贡献奖。经再三劝说，他接下了。转过身来，给保山第一中学捐出10万元，给林场建瞭望哨捐出3万元，给山下老百姓修建澡堂捐出3万元。一辈子的精神品格，用手中权力老老实实为人民办事1985年，保山地委建办公大楼，第一层已经建起，这时，昌宁金华乡发生水灾。杨善洲立即赶往灾区，看到老百姓受灾严重，十分难过，回到保山，命令办公大楼在建项目马上停工，把资金拿来救灾。有人想不通，认为可以从其他地方调动资金。杨善洲激动地说：“如果眼看着人民群众在受苦，我们却安逸地坐在这么富丽堂皇的大楼里，悠闲地办公，你不觉得有愧吗？” 在杨善洲的心里，对人民群众永远怀着一种谦卑与敬重，他们真正是主人，他是公仆。 杨善洲说：“我就要俯首甘为孺子牛！”杨善洲常年住在办公室旁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木桌，一张木板床，床上一个草垫子和草席；穿的总是一身发了白的灰色中山装，夏天草鞋，冬天胶鞋；喜欢抽烟，还舍不得抽纸烟，天天一包烟叶子一支烟斗带在身边。他走到哪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干部，曾经闹出几次去宾馆开会被服务员挡在门外的笑话。【人物二】何祥美：中国枪王，三栖精兵何祥美，1981年出生，现为南京军区某部士官，精通狙击步枪、匕首枪、微型冲锋枪等8种轻武器射击。除了一枪毙敌的绝技外，他还拥有跳伞、飞行、潜水等专业技能等级证书，具备特种爆破、深海潜水、悬崖攀登、伞机降等30多种作战本领。经过9年军营磨砺，何祥美已从一个开始跑5公里都累得喘粗气的小胖子，而摇身变为一位全能战士。当兵第六年，南京军区抽调了一批训练尖子组成狙击手集训班。各方面素质都很优秀的何祥美幸运入选。在集训的10个月里，何祥美每天比队友提前半小时起床，穿沙背心跑步；练据枪，别人一个动作练20遍，他就要练上40遍。何祥美懂得：战场上，狙击手扣扳机的机会只有一次。若不能一枪毙敌，牺牲的就是自己。为保证据枪的稳定性，他把圆石子、弹壳放在枪管上，两小时不能掉，掉一次加练10分钟。两个小时下来，他的身体已经僵硬到几乎动不了的程度。为提高识别目标的能力，他每天盯着手表秒针训练，做到5分钟不眨眼，迎风迎光迎沙不流泪。为提高场景记忆能力，何祥美就强迫自己在1分钟内判定风向、风速，目测距离和高低角，判断现场景物。如今，他已经练出了一身"枪王"的真功夫。只需几秒钟，何祥美就能准确判定风向、风速，目测距离和高低角，得出射击所需正确的修正值。全能战士。“对一名战士来说,就是要超越前人、超越对手,使自己的能力素质适应未来战争要求。”“当兵就当能打得赢的兵。”何祥美用艰苦训练、惊人意志又先后通过跳伞训练、潜水训练。从此，这只"陆上猛虎"兼"空中猎鹰"摇身一变又成了一条"水里蛟龙"。面对两次退役，家里人需要他，很多大公司对他提供了丰厚待遇的聘用条件，但何祥美毅然选择留在部队。“没有国，哪有家？身为一名战士，就要为履行使命去奉献。”何祥美告诉记者，他爱自己的父母，也懂得离开就能过上更舒适安逸的生活。但部队多年的教育使他更加明白，军队是为保卫国家而存在的，没有军人的奉献就没有国家的安宁。在他看来，荣誉从来就属于光荣的集体，属于每一个人。2004年5月，连队跳伞训练结束后组织评功评奖，战友们纷纷推荐何祥美荣立三等功，全连53人，他得了52票。哪知何祥美当场站起来说：“指导员，这个功我不能要，功劳属于大家。”最终，在他的建议下，连队经过重新研究，给另一位班长记了功。这之后，他又两次让功，在部队传为佳话。何祥美成了“枪王”、“三栖精兵”后，多次代表部队参加重大演练和汇报演示活动，次次出色完成任务，赢得了广泛赞誉。面对掌声喝彩、荣誉名利，何祥美没有陶醉，也没有松懈，而是以此为动力，更加刻苦地训练、更加自觉地付出，积极回报组织的关心与厚爱。。 2008年，何祥美先后两次赴京参加重要颁奖活动。其间，他在和“航天英雄”杨利伟、“试飞英雄”李中华等英模学习交流的过程中，主动找差距、思不足，积极学精神、强责任。回到连队后，他以更高的标准给自己制定了新的学习训练目标。坚持理论学习争一流，军事训练铆着劲，脏活累活冲在前。战友们都说：“何祥美没有变，还是原来的何祥美。”【人物三】沈浩：永远留在小岗的“第一书记”2004年2月，沈浩被安徽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选派到小岗村担任村党委第一书记。从省城合肥到小岗农村，从省直机关到基层一线，沈浩的内心不能说没有反差。来了就要有贡献，这是沈浩的朴素想法。修路——沈浩干了来小岗的第一件大事。修路的日子，沈浩天天泡在工地上，和大家一起撒石子、扛水泥、拌砂浆。村里人叹服：这个沈书记人实在，不是来图虚名的。行动往往胜过千言万语。沈浩常说，“跟老百姓面对面，不如和大家肩并肩。”3个多月后，路修好了。一算账，整整省了20万元，还加修了两条水泥岔道。全村劳动力每人挣了1000多元工钱。 不久，沈浩又干了一件大事——保护村集体财产。属于村集体的20多间房屋被几户人家强占。沈浩不怕难，敢碰硬，苦口婆心劝说不通，就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钉子户终于被拔掉了，村民们对沈浩刮目相看。熟悉沈浩的人说，他从“城里人”到“村里人”的角色转变很快：冬天，穿上村里5块钱买的老棉鞋；谁家的剩茶端起来就喝，谁家的剩饭端起来就吃；抽2块钱一包的香烟；遇见财政厅的老同事说话，也从“我们财政厅”变成了“我们小岗村”；手上长了老茧，整个人黑了，瘦了……沈浩成了全天候“村官”。他习惯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和村民平起平坐商量事儿，从不坐老板椅给人居高临下的感觉。“坐沙发，和大家交流‘零距离’，这样老百姓才会亲近你。”他住的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床头贴着村民联系电话。大门从不上锁，谁都能推门而入。“村里的大事小情、百姓疾苦他都知道。”房东说。遇到重大决策，沈浩都要和“大包干”带头人们一起商议。如今冰封开始融化了，人心开始聚拢。 沈浩带领小岗村的村民开始迈向致富的道路，2006年春节前，26户住房比较困难的农民都住进了16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当三年任职期满时，面对全村按下的挽留他的红手印，沈浩决定留下来，在小岗村他又是尽职尽责地工作三年。然而，第二个三年任期又要到了。面对老母亲需要照顾、家庭需要他担当，他还是选择留在小岗村了。他知道他还有很多要为村民办的事情。2009年11月5日沈浩因劳累过度，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论文答辩未通过后，一般学校会有二次答辩的机会，可以在一星期后再次进行答辩。因此，要准确把握自己二次答辩的时间和机会，以便及时修改自己的论文，谨记，一定要和导师保持经常联系，让导师给自己的论文做出修改意见。毕业论文答辩是一种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有鉴定的比较正规的审查论文的重要形式。为了搞好毕业论文答辩，在举行答辩会前，校方、答辩委员会、答辩者（撰写毕业论文的作者）三方都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在答辩会上，考官要极力找出来在论文中所表现的水平是真是假。而学生要证明自己的论点是正确的。
论文开题报告答辩第一次不通过，还有第二次开题答辩。
但在二次开题之前，要了解答辩导师的不通过原因与意见，并且主动与指导导师探讨沟通开题报告未通过的原因以及后续应该如何做。从导师们的角度进行修改或更改选题。
开题报告答辩不过一般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选题跑题，现实与专业的应用性不强；二是研究问题价值低；三是选题研究可行性不强。
在对论文开题报告进行更改之后，可与同学、朋友进行讨论，以简单的视觉看开题是否仍然存在问题；再主动找导师进行沟通新的开题报告，看是否需要更改，或是可以申请二次开题答辩。
论文对毕业生的压力是巨大的，毕业生在准备论文时，可不用过度焦虑，保持平稳放松的心态，平和应对在准备论文时遇到的各种问题。
好发。宜春学院学报杂志目前为月刊，年发文量在350篇左右，收稿量算是比较少的。收稿量少版面就少，审稿周期和见刊周期就长。《宜春学院学报》创刊于1979年，是由江西省教育厅主管，宜春学院主办的教育综合类学术期刊。
评价一所学校的好与坏，惟一的方法就是比较了，下面是宜春学院的最新资料，你可以拿它与其他学校进行对比。说实在的，宜春学院在本科院校中的确不怎么样，所以每年报考的人数也不多，也许是它地处赣西的缘故，抑或者是学校本身的原因。 宜春学院是2000年合并组建的一所多科性本科院校，是一所有着长期办学历史，又有着崭新发展历程的省属高等院校，是拥有800多万人口的赣西地区唯一的一所本科大学。 学校所在地——宜春市位于江西省中西部，是国家第一批生态试点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江西省双拥模范城、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学校的前身是原宜春师专、宜春医专、宜春农专和宜春市职工业余大学。宜春师专的前身是宜春大学，1958年6月10日正式成立；宜春医专的前身是南昌专区医学专科学校，1958年9月25日成立；宜春农专的前身是宜春农学院，1959年6月创办；宜春市职工业余大学创办于1979年。以上四所学校，在其悠久的办学历史中，都为国家尤其是地区经济发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合格人才。2000年1月25日，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上述四所学校合并组建宜春学院（以下简称“合并”）。学校合并之后，全校师生员工秉承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群策群力，励精图治，使学校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实现了本科教学工作水平的稳步提升。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数16000余人，拥有本部校区、北校区、西校区、继续教育校区等4个校区，总占地面积1360246.8m2（合2040亩），生均81.15㎡；教学行政用房252262.95㎡，生均15.05㎡；学生宿舍建筑总面积136217.43m2，生均8.13㎡；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9107.53万元，生均5205.49元；多媒体教室、语音教室座位数共10675个，百名学生配多媒体教室和语音教室座位数64个；校内外实习基地185个；纸质图书130.07万册，电子图书99.2万册，生均131册。教学设施、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等能满足学校目前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学校一贯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确保教师的主体地位；师资规模逐年扩大，师资结构不断优化。学校现有在职教工1358人，其中专任教师951人。专任教师中有高级职称人员297人，博士、硕士共391人，省级学科带头人、中青年骨干教师23人。学校先后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江元生教授等100多位院士、博导、教授、博士担任兼职、客座、名誉教授。学校现设有17个教学院、6个校级研究所、1个实验中心，拥有文、经、管、法、理、工、农、医、教育等9大学科门类。学校现有51个本科专业（其中包括2007年批准设置的两个专业），拥有省级重点学科5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个、省高校重点实验室1个、省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省级品牌专业3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个。经过近几年的建设和探索，学校初步形成了以文、理、医、农为主干，多学科相互渗透、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结构，形成了以本科教育为主，兼办专科（高职）教育；以普通教育为主，兼办成人教育的办学格局。学校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努力创造条件，营造氛围，促进学生在思想道德、科技文化、身心素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学校现建有127个学生社团，学生在国家级、省级各类比赛中获奖300余项。2004年以来，我校参加科技文化活动的学生达4万余人次，其中，共有240人次获国家级奖励，542人次获省级奖励。其中，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我校学生获奖情况年年有进步。2004年获省级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2005年获省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2006年获全国二等奖1项、全省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4项。2006年7月，我校学生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英语技能大赛获特等奖，并获全国5个优秀组织奖中唯一以学校名字命名的优秀组织奖。学校奉行“走出去，请进来”的开放办学思路，不断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大力推进国际化办学。2006年10月，首批88名留学生入校就读，结束了宜春没有留学生教育的历史；2006年3月、10 月，国际美容联盟协会主席拼托先生先后两次专程来校视察，签订系列合作协议，并将亚洲美容培训中心设在我校；2006年11月上旬，我校先后承办国际抗衰老中胚层疗法培训班和首次海峡两岸医学美学学术论坛，活跃了学术氛围，扩大了影响。随着办学水平和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学校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影响也不断提高。目前，我校面向全国31个省市区招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生源结构日趋合理，生源质量逐步提高。近几年来，我校的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三年都位居江西省同类地方本科院校前列。 当前，学校正抓住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中部崛起”和新一轮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为使学校各项建设迈上新台阶而努力奋斗。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师资队伍建设为重点，努力打造教学性、应用性、区域性、多科性的本科教育，使各项工作在改革中发展，在创新中前进以上回答你满意么？
别来，后悔一辈子，恶心的环境，拽逼的老师，脏乱差，还要求死多
认识脚下的土地——我看余华笔下的乡村世在世人的眼中，城市与乡村呈现的是两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喧嚣与恬静、现代与传统、繁华与落后……等都是我们在比较城市与农村区别中常见到的语汇。韦伯对中国的乡村特征也作了“中国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官员的舞台，而村落则是没有官员的自治聚落”的著名定义。的确，传统和政策等因素造就了当下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截然不同的现实境遇。中华民族对于现代化的追求已经足足跋涉了一个世纪，现代化的先驱们也从来没有忘记农村，李大钊于1919年2月在《晨报》上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特别强调：“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弊病；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的生活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因此他号召广大青年到农村去，帮助农民“脱去愚暗”，毛泽东则更要求广大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无疑，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挥之不去的一个重要命题，正因为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对时代天生敏感的文学必然也会有诸多的呈现，提到反映农村的乡土文学就不得不提到鲁迅，鲁迅在为《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导言中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家。”和李大钊、毛泽东等政治家强调农民问题一样，鲁迅看到的也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根基，作家尽管身处大都市，但仍挣脱不掉乡土的脐带，解不开乡土的情结，描述的仍是来自农村土地的人情与世故。鲁迅更是身体力行，创作了《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描述古老乡村文化传统的作品。受其影响，在鲁迅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以描写乡土为背景的作家群，他们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流派——乡土文学流派”，留下了《柚子》、《回乡时记》、《父亲的花圈》等传世之作。其后，沈从文给我们展示了梦幻般的湘西世界，赵树理的“乡村启蒙”，而“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的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至八十年代汪曾棋的苏北乡镇风情小说，高晓生的“陈奂生系列”，韩少功、阿城的“文化寻根小说”……等都将笔触指向了农村以寻找东方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际能与世界进行对话的文化资源。姑且不论这样的文化探索是否具有可行性以及现在的战果和今后可能取得的成就，但是一大批文人学者在励精图治的进行着自己理想状态的文化实践，提及到民间文化资源，范家进就指出“‘民间文化’主要是指中国下层百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与上层主流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整套关于天与人、人与人、人与自我及生与死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我们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的历史流动中，乡村确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理念、审美观、世界观与体系，当然这个体系里面渗透和参和着儒家、道家等诸多不同文化流源的脉络与痕迹，再之，近代以降，现代意义的城市在中国的出现，他们携带着西学东渐之风，商品、民主、女权等观念的输入给生长在乡村的斯民带来的启蒙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很难对民间文化作出精确的价值评判和定型，处于历史中的个体只能从个人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对民间文化做自己的理解。可以说，蔚为大观的百年中国文学被乡村磁性吸引着，它从未有脱离农村这一深厚的文化根基。余华作为以先锋小说蛮声文坛的作家，其早期的作品多以暴利和残杀为文本特征，揭示人类生存中的某种真实，如《一九八六》、《死亡叙述》等，都用阴郁晦暗的笔调展现了一幅冷酷残绝的世界，但是写作《活着》开始，余华开始对80年代先锋文学的推倒与反叛，对余华的最高评价也是从《活着》开始的，他的小说里“出现了真正了中国人”,他对于国民性的思考和描述，与鲁迅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实际上余华在关注国民性的时候显然无法将生存在乡村的中国农民置之不理，其实余华的人生也与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1985年，正逢全国文化部门实行民间文学大搜集，搞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于是余华经常被文化馆派到全县各乡村之中，负责搜集整理海盐地方的各种民间故事。这些材料搜集整理好之后，便被油印出来，按体例分门别类，最后集成图书。这项工作虽然颇为辛苦，但也为从小生活在小城镇中的余华提供了广泛接触民间生活及其精神状态的良好机会，使得他在田间地头不停的游走之中，获得了许多乡村生活的第一现场，以及民间传说中大量奇特诡异的文化素材。”，事实上我们在余华的《一个地主的死》、《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祖先》、《活着》以及《在细雨中呼喊》等文本中都看到了他对于农民的解读，可以说当这位转型后的先锋作家去认真审视与回味这片使文学“赖以生长的土壤”时, 关注脚下的土地之后，他发现了其中的精髓和奥妙，掌握了他们的心态，写出了吾国吾民的文学。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是丝毫不为过的，这个字眼对于国人来说充满着困惑与恐惧，但是和它又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苦难的主题也一直深受作家的关注，世纪之交的文坛有部分作家也热衷于苦难主题的挖掘，但是真正能展现苦难的，笔者以为还是我们的乡村世界，因为对于城市的相对发达的现代化水平，中国相当多的乡村还是停留在落后与愚昧状态中，旧社会的农村更是苦难的集中营，建国以来，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模式，乡村相对于城市来说是疾苦的，它的苦难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形而上层面来说，苦难是人人都要经受的，没有人能逃得了，生活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忍受苦难，这个角度上说，农民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了！"未知生，焉知死”，对生的执著和对死的困惑，自古以来就是哲人们悉心探究的问题。余华一直奉行“零度情感叙述”，他看来，主体对作品的随意侵入是有害的。他力图使作品具备一种客观性，在总体上保持叙述对象的原生面貌。余华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想象与情感,尽可能平实地诉说。他冷静地向读者传达的只是画面本身,而不是情绪，因此他更加注意客观而舍弃主观。余华的客观在于，他笔下鲜明有无比善良，也有卑鄙无耻，这些乡民代表着每一时代最下层的普通百姓。他们卑微地忍受苦难、卑微地挤出一点生物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最高和最低目标都是能够“活着”。《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小学教师会天才地想办法折磨学生。除了自己的生存之外，小人物活着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繁衍后代，在他们身上还根深蒂固的印记着中国传统的思维和存在模式，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他们为了子孙的卑微的奋斗也是为了有一条“根”，绝不是他们伟大到了为人类文明的延续贡献力量，最伟大的也不过是不能“绝后”以免愧对祖宗。因此在这里妇女的命运依旧如几千年来无法改变的宿命一样，她们充当了男人性和繁衍后代的工具。自“五四”运动以来，启蒙一直是先进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毕生目标，一代学人抱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决绝心态投身于这场启蒙运动中的，倾注了无数的心血。但是我们发现，启蒙仅仅还是局限在一些中心城市，城市与农村处于断裂的状态，当城市里的年轻摩登女子在为自己权益做斗争，在与封建势力做顽强抗争乃至取得一定成果的时候，放眼真正体现中国传统的农村的时候，我们惊诧的发现，传统的农村还是处于原来的生存状态，于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启蒙者是为了具体的社会文化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必须付出巨大的能量以维持主动进攻的姿态，被启蒙者对这一切全然不顾甚至全然不觉，他们只需按照固有的观念和轨道运动，在一个严密封闭的生活模式和观念模式中以逸待劳甚至是以逸代劳，他们往往连抵抗的能量也不需要付出，只需拒绝只需冷漠只需闭塞就可以稳操胜券。”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难以面对的尴尬，也是启蒙者面对中国农村无奈的历史悲剧。但是最终的恶果不是在惩罚启蒙的知识分子这个精英群体，启蒙未果最终还是要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自己来承担，他们精心培养的后代又是怎么样的呢？答案是这些“后代”似乎并不尊重祖宗，甚至连饭都不愿给。《在细雨中呼喊》中的父亲在祖父老到只能吃饭的时候便挖空心思让他早死。先是每天指桑骂槐让祖父孙有元胆战心惊不敢吃饭，后来嫌他吃得多夺去他的饭碗，再后来干脆定量，只给一小碗；孙有元将死之际父亲才突然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温柔，并高兴地满村宣传老爹终于要死了。也是这个父亲，在家人未必能塞饱肚子、但还不致挨饿的情况下将剩余的精力去睡一个老寡妇，并将家里的东西渐渐移到寡妇家中，作为“嫖资”。农民一直一代又一代演绎着相同的故事，虽然他们也在这土地上辛勤的耕耘着，但是始终还是无奈的苟延残喘的延续着。“活着”的意义本身固然只是为了活着，但是活着是那么的艰难和困苦，超越苦难的路他们找不到，在《活着》的文本中隐含着两个强烈的对比：其一，福贵由阔少爷变成佃农，后来家境一败再败。恰如其父的那个比喻：徐家是从牛变成了羊，由羊变成鹅，鹅变鸡，最后连鸡都没有了，这是一个从有到无，由富及贫的过程。于福贵个人而言,这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反差是相当巨大的。其二，福贵身边的亲人朋友一个个相继死去，而独独他仍然活着。对福贵们这些平凡人物而言，人生本来就是如此：没有伟大的人生追求，他们从来就没有逃离过生存的底线；他们虽然没有宗教、信仰等形而上的支撑，却在精神深处有着“对生命的本源性的留恋和执着”。他们一生所要做的不是与命运、苦难进行抗争、喊叫，更不是以死来证明其生的伟大；相反的，他们是无声无息地顺从、忍受，是用“生———活着”来向死亡挑战，并对死亡予以巨大的嘲弄。这死亡和活着的对比恐怕是再强烈不过了吧!最后的选择如文本中的，福贵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怡然自乐，似乎是一种宁静和平和，但是我透过这表面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对生活的无追求和绝望。福贵就是亿万中国农民中的一位，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中国农民的代名词，是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积淀的活化石，是苦难的标准文本！余华以着自己对中国国民生存状态下的深刻关注与执著探索，给我们再一次展现了传统乡村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价值理念。当然从余华的文本中也发现，余华其实对于乡村生活的了解和熟悉程度是有限的，他的生活是琐碎平凡的，他的人生状态也是普通的，余华提到了他的创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的形态，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实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的接近了真实”，他对于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内在精神的了解程度也是有限的，以及他秉承的先锋理念，因此我们看到他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多是来自对人类整体认识基础上个案处理，但是这也丝毫不影响他作品呈现给我们来自这片养育我们，生长我们土地的思考
宜春学院[1] 坐落于江西省宜春市区。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宜春大学。2000年1月，经教育部批准，宜春师专、医专、农专和宜春市职工大学合并组建为宜春学院，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综合性本科国有公办重点高校。面向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招生就业，致力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据2013年学校官网介绍，学校有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20000余人，拥有本部校区、北校区、西校区、继续教育校区、高安校区5个校区，校园占地面积150余万平方米。设有19个教学院、6个校级研究所，拥有文、经、管、法、理、工、农、医、教育、艺术等10大学科门类，有60余个本科专业。创办时间 1958年 所处城市 中国宜春 学校类型 综合大学 属性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主管部门 江西省人民政府 学校官网 2000年1月25日，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宜春师专、宜春医专、宜春农专和宜春市职工业余大学合并组建宜春学院。宜春师专宜春师专的前身是宜春大学。1958年4月，中共宜春地委、行署为了集中力量办好本地区高等学校，决定将原南昌专区师专、医专、体专、萍乡师专、宜春县办大学、丰城县办大学合并成立宜春大学。经省 委批准，宜春大学于1958年6月10日正式成立。宜春大学成立时是一所以师范为主的综合性大学，设有中 文、数理、生化、医学、体育五个专业。1962年3月，全省高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召开，决定在专区一级 保留六所师范专科学校，原来以大学称呼的改为师专。宜春大学据此撤消机械系，改名为宜春师专。 1962年6月，九江大学撤消，并入宜春师专。1964年4月，经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批准，撤消宜春师专。同 年9月，宜春师专宣告撤消。1977年10月，经省委批准，在宜春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办起了江西师范学院宜 春分院。1978年4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宜春师范专科学校重新建立。1986年6月20日，师专升格为副地级建制单位。宜春医专宜春医专的前身是南昌专区医学专科学校，1958年9月25日成立。1958年12月，南昌专署迁宜春，改 名为宜春专署，南昌专区医学专科学校亦改称宜春专区医学专科学 校园风光(12张)校，校址设在清江县樟树镇的天主堂。 1959年6月10日，宜春专区医学专科学校并入宜春大学。设立医学科。1960年2月，经上级批准，中共宜 春地委、行署决定，撤消宜春大学医学科，成立宜春专区医学专科学校，并从樟树迁往宜春，设在宜春中山西路滩下。1962年3月，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共宜春地委决定，撤消宜春专区医学专科学校。7月，江西省卫生厅决定，宜春专区医学专科学校的学生并入九江医专，10月，撤并工作全部完成，宜春专区医学专科学校宣告停办。1978年5月29日，江西省委决定，建立江西医学院宜春分院。1984年8月27日，经省政府批准，国家教委备案，将江西医学院宜春分院改为江西省宜春医学专科学校。9月14日正式挂牌。1986年6月20日，医专升格为副地级建制单位。宜春农专宜春农专的前身是宜春农学院，1959年6月创办。1960年6月，宜春地委、行署将宜春农学院由樟树 迁往宜春县西郊岐山下新校址。1962年5月，宜春农学院停办，更名为宜春专区农业干部学校。1968年 4月，宜春专区农业干部学校与中共宜春地委党校合并，成立宜春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由原校址迁 往宜春卫校办学。1975年4月，宜春地委又决定在原宜春农学院旧址组建宜春地区“五七”干校。1979年4月，“五七”干校撤消复办宜春农业干部学校。1984年8月，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宜 春农业干部学校的基础上，筹建宜春农业专科学校。1985年2月，宜春农业专科学校正式挂牌成立。 1986年6月20日升格为副地级建制单位。宜春大学宜春市职工业余大学创办于1979年，1981年9月4日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1982年8月19日经国家教育部备案成立院系设置宜春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宜春学院政法学院（马克思主 宜春学院(17张)义学院）、宜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宜春学院外国语学院、宜春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宜春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宜春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宜春学院软件服务外包学院、宜春学院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宜春学院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宜春学院生命科学与资源环境学院、宜春学院医学院、宜春学院美容医学院、宜春学院体育学院、宜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宜春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宜春学院师范教育学院。[4] 师资力量截止2011年11月，学校有在职教工140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1000余人。高级职称人员、博士、硕士占50%以上。学校先后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中国科学院院士江元生教授等100多位高级专家担任兼职、客座、名誉教授。[2] 截止2012年3月19日，学校有江西省模范教师3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5人，国家级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人，省级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1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15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37人。[5] 学科建设据2013年学校官网介绍，学校拥有省级重点学科5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天然药物学、作物学、作物遗传育种），以及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2] [6-7] 。教学建设质量工程据2013年学校官网介绍，学校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2个（生物工程等），省级特色专业8个（医学美容技术、英语、体育教育、音乐学等[8] ），国家级“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专业1个（临床医学），省级“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4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服务外包）等），国家专业综合改革试点1个，省级综合改革试点3个（英语、临床医学等），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1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个（机械专业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机电工程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9-10] ），省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等）[2]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团队、江西省药学与制药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学团队等为省级教学团队[11-12] 。办学成果2004年-2013年，学校参加科技文化活动的学生达4万余人次，其中，共有240人次获国家级奖励，542人次获省级奖励。其中，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学校学生获奖情况年年有进步。2004年获省级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2005年获省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2006年获全国二等奖1项、全省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4项。2006年7月，学校学生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英语技能大赛获特等奖，并获全国5个优秀组织奖中唯一以学校名字命名的优秀组织奖。[13] 招生就业学校面向全国31个省（市、区）招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生源结构日趋合理，生源质量逐步提高。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位居江西省同类院校前列，先后被评为“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江西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2] 对外交流2006年10月，首批88名留学生入校就读，结束了宜春没有留学生教育的历史；学校被评为“全国留学生管理先进单位”。2006年3月、10 月，国际美容联盟协会主席拼托先生先后两次专程来校视察，签订系列合作协议，并将亚洲美容培训中心设在学校。[2] 学术研究编辑科研成果据2013年学校官网介绍，学校承担了包括国家“863”高科技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在内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400余项，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500多篇，生物医药、美容医学、两系杂交水稻研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乌索酸标准样品”通过国家审定并成为江西第一个国家标准样品。科研设施截至2013年1月，学校有省级重点实验室1个（江西省天然药物活性成分研究重点实验室）、省高校重点实验室1个（省高等学校应用化学和化学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省高校工程中心1个（宜春学院锂电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高校人文基地1个（宜春学院农村社会建设研究中心）、宜春市重点实验室（中心）8个（天然药物活性成分研究实验室、电子技术实验室、应用化学实验室、植物遗传育种实验室、内分泌代谢病实验室、美容医学工程中心、锂电新能源工程中心、逆向工程工程中心）、产学研合作基地3个（机电一体化和电子技术开发基地、有机农业生产技术研发基地、江西省现代农业技术与工程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个（天然药物活性成分研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 [14-15] 。另外还建有江西宗教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宜春地方宗教文化研究所、宜春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所、虚拟现实技术研究所、应用物理研究所、锂电新能源研究所、现代林业研究院、组织培养与遗传工程研究所、现代农业技术研究所等研究机构[16] [10] [17] 。学术资源学校学报《宜春学院学报》是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刊物、“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与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宜春学院学报》于2006年获评全国优秀社科学报，其“国家基金课题研究”栏目于2008年获评江西省新闻出版局与江西省教育厅“优秀栏目”称号。[18] 馆藏资源据2013年学校官网介绍，宜春学院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130余万册，电子图书近100万册，并购有“中国学术期刊CNKI”、“超星图书”、“维普”、 “EBSCO host”等数据库。馆藏有《四库全书》（7万9千余卷）、《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永乐大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医统正脉全书》、《坎贝尔骨科手术大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大英百科全书》（93年英文版）等，并初步建立了宜春地方文献库。已基本形成了以重点学科文献建设为中心，兼顾理、工、农、医、文、史、法律、经济、外语、艺术、体育等多学科文献并存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19] 学术交流2006年11月上旬，学校先后承办国际抗衰老中胚层疗法培训班和首次海峡两岸医学美学学术论坛。[2] 校园文化编辑学校标识校徽宜春学院 校徽标志的设计有两种基本方向，一是具象类的，二是抽象型的。具象的形式，假物托志，用于表达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内涵。抽象型的是通过使用抽象的图形或符号，使人产生联想来诠释所要表述的理念。该校校徽的设计同时运用这两种不同的形式，即把具体的形象融合于抽象的符号之中。具象的组合因素是：雄鹰、太阳、狂飚，它们都结合在字母“Y、C”的组合上。“Y”是数字“1”（狂飚）与“C”的复线形状（鹰的形体）的构成体。Y、C是汉语拼音YICHUN（宜春）的缩写，用于突出学校的地域性。C（鹰）的三条复线是重复、渐变构成，以反映该院学科门类多的综合性特点。狂飚（数字“1”）用了黄至红的过渡色，寓意火红的时代，火红的事业。主题图案的色彩使用红、黄、蓝三原色，对比效果强烈、鲜艳、夺目，强化了视觉识别性。[20] 校歌由全体师生员工征集作词，宜春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原宜春学院 校徽院长尹经民作曲。宜春学院校歌男：千万双翅膀从 明月山奋起迎着新世纪朝阳女：千万片征帆在 秀江竞发遨游知识的海洋齐：啊~ 该们的大学 意气昂扬谱写青春 青春乐章啊 厚德、尚能 博学、笃行宜春学院 校歌(2张)铸造美好 人生希望啊 厚德、尚能 博学、笃行铸造美好 人生希望男：伴随着时代 前进的步伐探索科学的殿堂女：伴随着校园 飞扬的旋律追求绚丽的理想齐：啊~ 该们的大学 桃李绽放播洒文明 文明馨香宜春学院 校训[20]啊 厚德、尚能 博学、笃行拥抱无限 人生辉煌啊 厚德、尚能 博学、笃行拥抱无限 人生辉煌[20] 校训厚德、尚能、博学、笃行[20] 精神忠诚 大爱 求是 创新[20] 社团组织截止至2013年3月份的统计资料显示，全校共有学生社团151宜春学院 大学精神[20]个，其中35个接受校团委指导、校学生社团联合会管理，121个挂靠各院交团总支指导、院学生社团联合分会管理。经过不断的发展，学院涌现出一批优秀社团：青年志愿者协会、红十字会、合唱团、思想政治教育协会、礼仪队、大学生心理卫生协会、青年创业者协会、足球协会、乒乓球协会、羽毛球协会、歌者协会、吉它协会、书画协会、社会实践协会、医学院科技兴趣协会、政法学院法律援助者协会、政法学院北斗辩论协会、经管学院博雅辩论协会、文传学院话剧团、美设学院蓝羽漫画社、生资学院环保协会、体育学院健美操队和理工学院无线电协会。其中社会实践协会是学院唯一与校外企业进行合作的学生社团。[21] 摘自百度百科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认识脚下的土地 ——我看余华笔下的乡村世界 文/黄岳峰在世人的眼中，城市与乡村呈现的是两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喧嚣与恬静、现代与传统、繁华与落后……等都是我们在比较城市与农村区别中常见到的语汇。韦伯对中国的乡村特征也作了“中国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官员的舞台，而村落则是没有官员的自治聚落”的著名定义。的确，传统和政策等因素造就了当下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截然不同的现实境遇。中华民族对于现代化的追求已经足足跋涉了一个世纪，现代化的先驱们也从来没有忘记农村，李大钊于1919年2月在《晨报》上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特别强调：“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弊病；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的生活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因此他号召广大青年到农村去，帮助农民“脱去愚暗”，毛泽东则更要求广大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无疑，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挥之不去的一个重要命题，正因为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对时代天生敏感的文学必然也会有诸多的呈现，提到反映农村的乡土文学就不得不提到鲁迅，鲁迅在为《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导言中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家。”和李大钊、毛泽东等政治家强调农民问题一样，鲁迅看到的也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根基，作家尽管身处大都市，但仍挣脱不掉乡土的脐带，解不开乡土的情结，描述的仍是来自农村土地的人情与世故。鲁迅更是身体力行，创作了《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描述古老乡村文化传统的作品。受其影响，在鲁迅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以描写乡土为背景的作家群，他们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流派——乡土文学流派”，留下了《柚子》、《回乡时记》、《父亲的花圈》等传世之作。其后，沈从文给我们展示了梦幻般的湘西世界，赵树理的“乡村启蒙”，而“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的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至八十年代汪曾棋的苏北乡镇风情小说，高晓生的“陈奂生系列”，韩少功、阿城的“文化寻根小说”……等都将笔触指向了农村以寻找东方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际能与世界进行对话的文化资源。姑且不论这样的文化探索是否具有可行性以及现在的战果和今后可能取得的成就，但是一大批文人学者在励精图治的进行着自己理想状态的文化实践，提及到民间文化资源，范家进就指出“‘民间文化’主要是指中国下层百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与上层主流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整套关于天与人、人与人、人与自我及生与死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我们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的历史流动中，乡村确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理念、审美观、世界观与体系，当然这个体系里面渗透和参和着儒家、道家等诸多不同文化流源的脉络与痕迹，再之，近代以降，现代意义的城市在中国的出现，他们携带着西学东渐之风，商品、民主、女权等观念的输入给生长在乡村的斯民带来的启蒙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很难对民间文化作出精确的价值评判和定型，处于历史中的个体只能从个人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对民间文化做自己的理解。可以说，蔚为大观的百年中国文学被乡村磁性吸引着，它从未有脱离农村这一深厚的文化根基。余华作为以先锋小说蛮声文坛的作家，其早期的作品多以暴利和残杀为文本特征，揭示人类生存中的某种真实，如《一九八六》、《死亡叙述》等，都用阴郁晦暗的笔调展现了一幅冷酷残绝的世界，但是写作《活着》开始，余华开始对80年代先锋文学的推倒与反叛，对余华的最高评价也是从《活着》开始的，他的小说里“出现了真正了中国人”,他对于国民性的思考和描述，与鲁迅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实际上余华在关注国民性的时候显然无法将生存在乡村的中国农民置之不理，其实余华的人生也与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1985年，正逢全国文化部门实行民间文学大搜集，搞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于是余华经常被文化馆派到全县各乡村之中，负责搜集整理海盐地方的各种民间故事。这些材料搜集整理好之后，便被油印出来，按体例分门别类，最后集成图书。这项工作虽然颇为辛苦，但也为从小生活在小城镇中的余华提供了广泛接触民间生活及其精神状态的良好机会，使得他在田间地头不停的游走之中，获得了许多乡村生活的第一现场，以及民间传说中大量奇特诡异的文化素材。”，事实上我们在余华的《一个地主的死》、《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祖先》、《活着》以及《在细雨中呼喊》等文本中都看到了他对于农民的解读，可以说当这位转型后的先锋作家去认真审视与回味这片使文学“赖以生长的土壤”时, 关注脚下的土地之后，他发现了其中的精髓和奥妙，掌握了他们的心态，写出了吾国吾民的文学。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是丝毫不为过的，这个字眼对于国人来说充满着困惑与恐惧，但是和它又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苦难的主题也一直深受作家的关注，世纪之交的文坛有部分作家也热衷于苦难主题的挖掘，但是真正能展现苦难的，笔者以为还是我们的乡村世界，因为对于城市的相对发达的现代化水平，中国相当多的乡村还是停留在落后与愚昧状态中，旧社会的农村更是苦难的集中营，建国以来，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模式，乡村相对于城市来说是疾苦的，它的苦难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形而上层面来说，苦难是人人都要经受的，没有人能逃得了，生活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忍受苦难，这个角度上说，农民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了！"未知生，焉知死”，对生的执著和对死的困惑，自古以来就是哲人们悉心探究的问题。余华一直奉行“零度情感叙述”，他看来，主体对作品的随意侵入是有害的。他力图使作品具备一种客观性，在总体上保持叙述对象的原生面貌。余华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想象与情感,尽可能平实地诉说。他冷静地向读者传达的只是画面本身,而不是情绪，因此他更加注意客观而舍弃主观。余华的客观在于，他笔下鲜明有无比善良，也有卑鄙无耻，这些乡民代表着每一时代最下层的普通百姓。他们卑微地忍受苦难、卑微地挤出一点生物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最高和最低目标都是能够“活着”。《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小学教师会天才地想办法折磨学生。除了自己的生存之外，小人物活着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繁衍后代，在他们身上还根深蒂固的印记着中国传统的思维和存在模式，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他们为了子孙的卑微的奋斗也是为了有一条“根”，绝不是他们伟大到了为人类文明的延续贡献力量，最伟大的也不过是不能“绝后”以免愧对祖宗。因此在这里妇女的命运依旧如几千年来无法改变的宿命一样，她们充当了男人性和繁衍后代的工具。自“五四”运动以来，启蒙一直是先进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毕生目标，一代学人抱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决绝心态投身于这场启蒙运动中的，倾注了无数的心血。但是我们发现，启蒙仅仅还是局限在一些中心城市，城市与农村处于断裂的状态，当城市里的年轻摩登女子在为自己权益做斗争，在与封建势力做顽强抗争乃至取得一定成果的时候，放眼真正体现中国传统的农村的时候，我们惊诧的发现，传统的农村还是处于原来的生存状态，于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启蒙者是为了具体的社会文化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必须付出巨大的能量以维持主动进攻的姿态，被启蒙者对这一切全然不顾甚至全然不觉，他们只需按照固有的观念和轨道运动，在一个严密封闭的生活模式和观念模式中以逸待劳甚至是以逸代劳，他们往往连抵抗的能量也不需要付出，只需拒绝只需冷漠只需闭塞就可以稳操胜券。”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难以面对的尴尬，也是启蒙者面对中国农村无奈的历史悲剧。但是最终的恶果不是在惩罚启蒙的知识分子这个精英群体，启蒙未果最终还是要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自己来承担，他们精心培养的后代又是怎么样的呢？答案是这些“后代”似乎并不尊重祖宗，甚至连饭都不愿给。《在细雨中呼喊》中的父亲在祖父老到只能吃饭的时候便挖空心思让他早死。先是每天指桑骂槐让祖父孙有元胆战心惊不敢吃饭，后来嫌他吃得多夺去他的饭碗，再后来干脆定量，只给一小碗；孙有元将死之际父亲才突然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温柔，并高兴地满村宣传老爹终于要死了。也是这个父亲，在家人未必能塞饱肚子、但还不致挨饿的情况下将剩余的精力去睡一个老寡妇，并将家里的东西渐渐移到寡妇家中，作为“嫖资”。农民一直一代又一代演绎着相同的故事，虽然他们也在这土地上辛勤的耕耘着，但是始终还是无奈的苟延残喘的延续着。“活着”的意义本身固然只是为了活着，但是活着是那么的艰难和困苦，超越苦难的路他们找不到，在《活着》的文本中隐含着两个强烈的对比：其一，福贵由阔少爷变成佃农，后来家境一败再败。恰如其父的那个比喻：徐家是从牛变成了羊，由羊变成鹅，鹅变鸡，最后连鸡都没有了，这是一个从有到无，由富及贫的过程。于福贵个人而言,这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反差是相当巨大的。其二，福贵身边的亲人朋友一个个相继死去，而独独他仍然活着。对福贵们这些平凡人物而言，人生本来就是如此：没有伟大的人生追求，他们从来就没有逃离过生存的底线；他们虽然没有宗教、信仰等形而上的支撑，却在精神深处有着“对生命的本源性的留恋和执着”。他们一生所要做的不是与命运、苦难进行抗争、喊叫，更不是以死来证明其生的伟大；相反的，他们是无声无息地顺从、忍受，是用“生———活着”来向死亡挑战，并对死亡予以巨大的嘲弄。这死亡和活着的对比恐怕是再强烈不过了吧!最后的选择如文本中的，福贵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怡然自乐，似乎是一种宁静和平和，但是我透过这表面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对生活的无追求和绝望。福贵就是亿万中国农民中的一位，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中国农民的代名词，是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积淀的活化石，是苦难的标准文本！余华以着自己对中国国民生存状态下的深刻关注与执著探索，给我们再一次展现了传统乡村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价值理念。当然从余华的文本中也发现，余华其实对于乡村生活的了解和熟悉程度是有限的，他的生活是琐碎平凡的，他的人生状态也是普通的，余华提到了他的创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的形态，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实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的接近了真实”，他对于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内在精神的了解程度也是有限的，以及他秉承的先锋理念，因此我们看到他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多是来自对人类整体认识基础上个案处理，但是这也丝毫不影响他作品呈现给我们来自这片养育我们，生长我们土地的思考！
认识脚下的土地——我看余华笔下的乡村世在世人的眼中，城市与乡村呈现的是两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喧嚣与恬静、现代与传统、繁华与落后……等都是我们在比较城市与农村区别中常见到的语汇。韦伯对中国的乡村特征也作了“中国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官员的舞台，而村落则是没有官员的自治聚落”的著名定义。的确，传统和政策等因素造就了当下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截然不同的现实境遇。中华民族对于现代化的追求已经足足跋涉了一个世纪，现代化的先驱们也从来没有忘记农村，李大钊于1919年2月在《晨报》上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特别强调：“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弊病；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的生活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因此他号召广大青年到农村去，帮助农民“脱去愚暗”，毛泽东则更要求广大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无疑，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挥之不去的一个重要命题，正因为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对时代天生敏感的文学必然也会有诸多的呈现，提到反映农村的乡土文学就不得不提到鲁迅，鲁迅在为《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导言中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家。”和李大钊、毛泽东等政治家强调农民问题一样，鲁迅看到的也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根基，作家尽管身处大都市，但仍挣脱不掉乡土的脐带，解不开乡土的情结，描述的仍是来自农村土地的人情与世故。鲁迅更是身体力行，创作了《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描述古老乡村文化传统的作品。受其影响，在鲁迅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以描写乡土为背景的作家群，他们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流派——乡土文学流派”，留下了《柚子》、《回乡时记》、《父亲的花圈》等传世之作。其后，沈从文给我们展示了梦幻般的湘西世界，赵树理的“乡村启蒙”，而“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的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至八十年代汪曾棋的苏北乡镇风情小说，高晓生的“陈奂生系列”，韩少功、阿城的“文化寻根小说”……等都将笔触指向了农村以寻找东方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际能与世界进行对话的文化资源。姑且不论这样的文化探索是否具有可行性以及现在的战果和今后可能取得的成就，但是一大批文人学者在励精图治的进行着自己理想状态的文化实践，提及到民间文化资源，范家进就指出“‘民间文化’主要是指中国下层百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与上层主流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整套关于天与人、人与人、人与自我及生与死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我们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的历史流动中，乡村确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理念、审美观、世界观与体系，当然这个体系里面渗透和参和着儒家、道家等诸多不同文化流源的脉络与痕迹，再之，近代以降，现代意义的城市在中国的出现，他们携带着西学东渐之风，商品、民主、女权等观念的输入给生长在乡村的斯民带来的启蒙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很难对民间文化作出精确的价值评判和定型，处于历史中的个体只能从个人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对民间文化做自己的理解。可以说，蔚为大观的百年中国文学被乡村磁性吸引着，它从未有脱离农村这一深厚的文化根基。余华作为以先锋小说蛮声文坛的作家，其早期的作品多以暴利和残杀为文本特征，揭示人类生存中的某种真实，如《一九八六》、《死亡叙述》等，都用阴郁晦暗的笔调展现了一幅冷酷残绝的世界，但是写作《活着》开始，余华开始对80年代先锋文学的推倒与反叛，对余华的最高评价也是从《活着》开始的，他的小说里“出现了真正了中国人”,他对于国民性的思考和描述，与鲁迅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实际上余华在关注国民性的时候显然无法将生存在乡村的中国农民置之不理，其实余华的人生也与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1985年，正逢全国文化部门实行民间文学大搜集，搞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于是余华经常被文化馆派到全县各乡村之中，负责搜集整理海盐地方的各种民间故事。这些材料搜集整理好之后，便被油印出来，按体例分门别类，最后集成图书。这项工作虽然颇为辛苦，但也为从小生活在小城镇中的余华提供了广泛接触民间生活及其精神状态的良好机会，使得他在田间地头不停的游走之中，获得了许多乡村生活的第一现场，以及民间传说中大量奇特诡异的文化素材。”，事实上我们在余华的《一个地主的死》、《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祖先》、《活着》以及《在细雨中呼喊》等文本中都看到了他对于农民的解读，可以说当这位转型后的先锋作家去认真审视与回味这片使文学“赖以生长的土壤”时, 关注脚下的土地之后，他发现了其中的精髓和奥妙，掌握了他们的心态，写出了吾国吾民的文学。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是丝毫不为过的，这个字眼对于国人来说充满着困惑与恐惧，但是和它又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苦难的主题也一直深受作家的关注，世纪之交的文坛有部分作家也热衷于苦难主题的挖掘，但是真正能展现苦难的，笔者以为还是我们的乡村世界，因为对于城市的相对发达的现代化水平，中国相当多的乡村还是停留在落后与愚昧状态中，旧社会的农村更是苦难的集中营，建国以来，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模式，乡村相对于城市来说是疾苦的，它的苦难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形而上层面来说，苦难是人人都要经受的，没有人能逃得了，生活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忍受苦难，这个角度上说，农民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了！"未知生，焉知死”，对生的执著和对死的困惑，自古以来就是哲人们悉心探究的问题。余华一直奉行“零度情感叙述”，他看来，主体对作品的随意侵入是有害的。他力图使作品具备一种客观性，在总体上保持叙述对象的原生面貌。余华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想象与情感,尽可能平实地诉说。他冷静地向读者传达的只是画面本身,而不是情绪，因此他更加注意客观而舍弃主观。余华的客观在于，他笔下鲜明有无比善良，也有卑鄙无耻，这些乡民代表着每一时代最下层的普通百姓。他们卑微地忍受苦难、卑微地挤出一点生物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最高和最低目标都是能够“活着”。《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小学教师会天才地想办法折磨学生。除了自己的生存之外，小人物活着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繁衍后代，在他们身上还根深蒂固的印记着中国传统的思维和存在模式，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他们为了子孙的卑微的奋斗也是为了有一条“根”，绝不是他们伟大到了为人类文明的延续贡献力量，最伟大的也不过是不能“绝后”以免愧对祖宗。因此在这里妇女的命运依旧如几千年来无法改变的宿命一样，她们充当了男人性和繁衍后代的工具。自“五四”运动以来，启蒙一直是先进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毕生目标，一代学人抱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决绝心态投身于这场启蒙运动中的，倾注了无数的心血。但是我们发现，启蒙仅仅还是局限在一些中心城市，城市与农村处于断裂的状态，当城市里的年轻摩登女子在为自己权益做斗争，在与封建势力做顽强抗争乃至取得一定成果的时候，放眼真正体现中国传统的农村的时候，我们惊诧的发现，传统的农村还是处于原来的生存状态，于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启蒙者是为了具体的社会文化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必须付出巨大的能量以维持主动进攻的姿态，被启蒙者对这一切全然不顾甚至全然不觉，他们只需按照固有的观念和轨道运动，在一个严密封闭的生活模式和观念模式中以逸待劳甚至是以逸代劳，他们往往连抵抗的能量也不需要付出，只需拒绝只需冷漠只需闭塞就可以稳操胜券。”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难以面对的尴尬，也是启蒙者面对中国农村无奈的历史悲剧。但是最终的恶果不是在惩罚启蒙的知识分子这个精英群体，启蒙未果最终还是要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自己来承担，他们精心培养的后代又是怎么样的呢？答案是这些“后代”似乎并不尊重祖宗，甚至连饭都不愿给。《在细雨中呼喊》中的父亲在祖父老到只能吃饭的时候便挖空心思让他早死。先是每天指桑骂槐让祖父孙有元胆战心惊不敢吃饭，后来嫌他吃得多夺去他的饭碗，再后来干脆定量，只给一小碗；孙有元将死之际父亲才突然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温柔，并高兴地满村宣传老爹终于要死了。也是这个父亲，在家人未必能塞饱肚子、但还不致挨饿的情况下将剩余的精力去睡一个老寡妇，并将家里的东西渐渐移到寡妇家中，作为“嫖资”。农民一直一代又一代演绎着相同的故事，虽然他们也在这土地上辛勤的耕耘着，但是始终还是无奈的苟延残喘的延续着。“活着”的意义本身固然只是为了活着，但是活着是那么的艰难和困苦，超越苦难的路他们找不到，在《活着》的文本中隐含着两个强烈的对比：其一，福贵由阔少爷变成佃农，后来家境一败再败。恰如其父的那个比喻：徐家是从牛变成了羊，由羊变成鹅，鹅变鸡，最后连鸡都没有了，这是一个从有到无，由富及贫的过程。于福贵个人而言,这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反差是相当巨大的。其二，福贵身边的亲人朋友一个个相继死去，而独独他仍然活着。对福贵们这些平凡人物而言，人生本来就是如此：没有伟大的人生追求，他们从来就没有逃离过生存的底线；他们虽然没有宗教、信仰等形而上的支撑，却在精神深处有着“对生命的本源性的留恋和执着”。他们一生所要做的不是与命运、苦难进行抗争、喊叫，更不是以死来证明其生的伟大；相反的，他们是无声无息地顺从、忍受，是用“生———活着”来向死亡挑战，并对死亡予以巨大的嘲弄。这死亡和活着的对比恐怕是再强烈不过了吧!最后的选择如文本中的，福贵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怡然自乐，似乎是一种宁静和平和，但是我透过这表面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对生活的无追求和绝望。福贵就是亿万中国农民中的一位，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中国农民的代名词，是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积淀的活化石，是苦难的标准文本！余华以着自己对中国国民生存状态下的深刻关注与执著探索，给我们再一次展现了传统乡村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价值理念。当然从余华的文本中也发现，余华其实对于乡村生活的了解和熟悉程度是有限的，他的生活是琐碎平凡的，他的人生状态也是普通的，余华提到了他的创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的形态，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实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的接近了真实”，他对于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内在精神的了解程度也是有限的，以及他秉承的先锋理念，因此我们看到他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多是来自对人类整体认识基础上个案处理，但是这也丝毫不影响他作品呈现给我们来自这片养育我们，生长我们土地的思考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别来，后悔一辈子，恶心的环境，拽逼的老师，脏乱差，还要求死多
宜春学院（Yichun University）坐落于江西省宜春市，是一所专业涵盖了文、经、管、法、理、工、农、医、教育、艺术等10大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公办本科高校。学校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宜春大学。2000年1月，经教育部批准，宜春师专、医专、农专和宜春市职工大学合并组建为宜春学院，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公办综合性重点高校，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博士后流动科研工作站单位，院士工作站单位。[1] 截至2016年8月，学校拥有本部校区和北校区，占地1364765平方米；有专任教师1042人，全日制在校学生18997人，其中，硕士研究生67人，本科生17095人，专科生1526人，外国留学生30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