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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路
1、第一段写疫情是一次大考。
2、第二段写疫情控制是关键。
3、第三段写中国疫情的防控重要性。
4、第四段写疫情防控成果。
二、论文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次危机，其程度之严重、其局面之严峻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也是一次大考，无论如何都要交出一份成绩满分的答卷。
目前，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得到进一步遏制，防疫抗疫阶段性成果进一步巩固，胜利在望，人心大振。在这样的时刻，打一场这样的人民战争、阻击战、攻坚战，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愈益引起世人瞩目并得到高度首肯和称赞，同时国家治理精细化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也愈益凸显，而且不可有丝毫轻视。
中国共产党有大担当。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果断决策、果断出击，发出了打赢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强大号令，采取了人类社会疫情防控史上最严厉、最坚决、最有效的非常之举。
扩展资料：
从疫情学到的东西：
1、人类在灾难面前是脆弱的，同时也是坚强的。
新冠疫情是残暴的，在武汉爆发期间，我国有四千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国民经济也受到了巨大冲击。而在目前，世界上已经有十九万多人由于感染新冠而死去。我国在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全民抗疫，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进入了尾声。
2、珍爱生命，注重健康。
国内疫情过后，大家都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了生命的可贵和健康的重要。只有健康地生活下去，我们人类才会有希望，才会不断地战胜各种各样的灾难，而且生活得更加幸福。
3、在重大灾难和灾害面前，所有人应当统一思想，共同面对。
我们伟大英明的党在疫情之初，就高瞻远瞩，对被疫情感染者实行隔离，国人宅家，封城武汉，最大限度地阻止了疫情的蔓延，全国人民一切行动听指挥，共同抗疫，终于取得了伟大的抗击新冠肺炎的胜利。
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曾经一直引领世界,却因清政府的腐败使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通过华夏儿女不断努力,中国逐渐站起来了。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正是持续不断地追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历史。追赶美国之路是漫长的世纪长征，是各类型发展指标先后超越美国的漫长征途。中国为何能够挑战世界头号强国？中国的制度优势何在？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中国的国家组织能力主要表现如下。第一，从基层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把中国现有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整合起来，为中国的发展所用，为人民所用。第二，坚持群众路线，立足基层，进行民主决策的能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尤其表现为其决策机制的优越性，表现为决策机制的基础是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决策要不断地接受群众和实践的检验。当今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在中央与基层群众之间运行的高效灵活的决策机制，连“历史终结论”的倡导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2009年，在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远比美国更高，尽管他一直否定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第三，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执行能力。第四，在实践中不断调适的战术能力。路线问题解决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战略问题解决之后，战术问题就成为关键。所谓战术，就是机动灵活地适应新情况、新挑战的能力。那么具体而言，中国的制度优势有以下几点。第一,规划长远。中国一党制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第二,效率高，应对及时。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第三,遏制腐败有制度优势。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党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总部在德的透明国际2008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罗斯147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选贤任能而不是民主选秀。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一党能真正代表全民。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台湾则比较独特，国民党代表主张统一的外省人，民进党则代表独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综上所述，中国制度是有很大优势的。那么，我们就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筑牢抵御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等各种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使中国又好又快地发展，争取早日超过美国。
从中国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疫情防控），中国速度（火神山，雷神山，解决国内疫情），党的集中领导和身先士卒（人民至上的理念）。
看我blog，有一些介绍呵呵
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学学年论文 范文 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 文化 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 传统文化 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 方法 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 渠道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 春节 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
太阳村商业化的社会学思考内容摘要：北京市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研究中心，于2000年12月在北京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建村，自筹资金，采取集中供养的方式，无偿替服刑人员代养代教未成年子女。笔者在进行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中，观察到太阳村商业化严重，与其公益组织的形象并不相符。追根溯源，笔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层面上，分析太阳村的商业化，并提出简要的解决办法。关键词：商业化 太阳村 社会保障制度 民间非营利组织一开始对太阳村的了解，仅限于那里收养着服刑人员子女，但当带着对这样一群弱势群体的本能的怜悯，以及对志愿服务的满腔热情来到太阳村时，眼前的景象一点点摧毁了原有的印象。大门、走道、爱心小屋，各个地方都标志着来自何处的捐赠；小礼堂里在举办商业活动，孩子们为来自各处的叔叔阿姨唱着《感恩的心》，但眼神却是茫然和空洞的；去的次数越多，太阳村的商业化就愈加让人觉得感触。为何一个出于公益而发起的事业，却要用如此商业化的模式运作？对于太阳村，在制度上和管理上还存在着怎样的问题？下面笔者将对太阳村商业化的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思考。一）太阳村现状及商业化引发的后果作为服务于这样一群特殊未成年人的组织，从社会职能的角度来看，应是进行社会救助，是具有公益性质的。但是太阳村中现实存在的一些现象，却和我们印象中的公益机构大不一样。孩子们的全部学习生活资金，需由太阳村向社会各界筹措，除了农场、枣园的收入，其它大部分资金都没有保障。除了钱款外，基本的学习用品、生活用品、衣物及药品，都是太阳村的急需物品。在笔者进行志愿服务的过程中，看到孩子们的基本生活状况是，捐什么吃什么，几乎顿顿都是太阳村自产的萝卜，其他新鲜蔬菜都很难见到，更不用说蛋类、肉类的食物，只是勉强保证吃饱，更谈不上营养均衡。由于资金条件的限制，太阳村的工作人员也是极度缺乏的。举个例子，只有三个师傅进行太阳村所有枣园的日常管理，并且还要负责两个蔬菜大棚，一天至少十二个小时的工作量，但月工资只有600元。社会各企事业单位的捐助活动大多在孩子们的上学时段，每学期基本都有40-50次，孩子们正常的双休日生活会经常被紧急集合打乱，而在秋天枣的丰收时节，一天数次表演更是常有的事。大多数情况下，捐赠总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宣传回报。太阳村的各处建筑都在明显位置标有出自何处资金捐建；行政楼的挂牌单位除了各大高校，还有进行长期捐赠的一些公司；一些单位，尤其是事业单位，他们的捐赠总有比较隆重的仪式，并伴随着各式报道宣传；一些公司或组织捐赠之后会有相关内容的讲座，例如某银行面向捐赠者的理财讲座。由于经济困难这个最突出的问题存在，对于太阳村来说，筹措资金才是第一要务，因此太阳村对于来访者是来者不拒的。捐赠者大多不会深入了解太阳村状况，就他们来访的态度来说，工作人员坦言，他们更多是从所谓自身的公益形象出发，并不是全心为了太阳村。频繁的演出让孩子们变得麻木，随处可见的商业化标签时时刻刻提醒他们，自己与别人不同。更可怕的是，孩子们接触不同的人，听各类的讲座，他们接受的可能是一些完全不同的思想，而且大多数讲座只有一讲，孩子们接受的知识不仅形成不了系统，还会彼此冲突，形成矛盾，这样对于未成年儿童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至少是弊大于利的，在他们社会化的过程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更是无法预知的。提到太阳村，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方面就是志愿服务，笔者就是以义工的身份参与太阳村活动的。虽然志愿服务是太阳村日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管理却长期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很多志愿者都还对“做什么”这样最基本的问题存在着疑问，近期一些管理制度才刚刚起步，仍存在很多的问题。还有一些志愿者对太阳村的情况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会出现浪费饭菜的现象，与孩子们交流甚至会提及关于他们家庭的敏感问题。因此志愿者队伍的素质也是太阳村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二）商业化现象的分析一方面是资金的极度缺乏，另一方面是商业化给孩子们的成长和太阳村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那么，是什么造成这样两难的现状呢？慈善，是指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民间开展的扶贫济困、帮助社会上不幸的个人和团体的社会救助活动。慈善事业是指社会成员建立在自愿即良知的基础上，所从事的一种有组织的、无偿的、对不幸无助人群的援助行为。[1]从这样的定义来看，太阳村是一个具有慈善性质的组织。但是当前我社会保障立法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社会保障立法不健全，缺少完备统一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保障法典；现有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社会保障立法的规定比较混乱，没有一个统一的独立机构进行事务管理；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覆盖范围过小，所规定的项目单一；社会保障法律的实施机制较为单薄。[2]由于现实存在的制度上的种种问题，再加上太阳村面对的是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框架下，太阳村是无法注册成一个慈善机构的，目前只能登记在工商局。根据1998年10月公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在各级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民间非营利组织，现行法律是难以进行管理的，也就是说难以享受关于民间非营利组织优惠税制和财政支持方面的法规政策。[3] 并且作为非慈善机构，按照国家规定，是禁止向社会公开募捐的。得不到政府的固定资金支持，获得社会捐赠又存在相当的困难，而太阳村的孩子大多是学龄儿童，并有相当一部分为非北京户口，单是学费、借读费就是一笔很大的花销，更不用说是其他费用。资金的缺少一方面导致了孩子们的生活质量差，另一方面也无法为员工提供优厚的待遇。月工资六百再加上高强度劳动，不用说吸引人才，让现有人员长留于此都是困难。筹措资金的任务繁重，又缺乏专业的人才或者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太阳村的管理制度可以说是比较混乱的，基本属于比较落后的家长制。而内部管理制度直接影响着志愿者的管理体制，所以志愿者队伍的混乱状况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体制客观所致。对于目前状态下的太阳村，资金意味着生存，而来者不拒和迎合态度似乎才意味着更多的资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对太阳村的商业化报以相对宽容的态度。三）解决办法既然是法律的不完善才导致了太阳村的性质难以界定，从而引发了资金困难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推进立法进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颁布全国性的社会保障法律和法规，制定有关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统一规范的基本法，修改和进一步完善民间非营利组织登记管理的专项法规体系。就目前而言，国家应从制度上对太阳村这类慈善事业给予政策上的鼓励。因为太阳村面向的是未成年人，其公益性和社会需要性是很大的，政府有足够的理由对太阳村给予特殊的照顾，依靠政府的力量为其创造更多的机会，从而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政府相关部门协助太阳村建立专项基金。政府可以通过拨出部分税收收入直接资助，也可以通过减免捐助个人或公司税款和太阳村税款的方式，间接资助太阳村。借助媒介进行宣传，募集社会上个人和企业的捐款和其他基金会的资助。招募具有管理学和社会学背景的长期志愿者，直接参与太阳村的日常工作管理，建设规范的管理制度。太阳村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资金是太阳村发展的瓶颈问题。只有解决经费困难，太阳村才能更好的发展。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注释：[1] 武新、刘华锋主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十四章补充保障，第二节慈善事业[2] 《社会保障概论》，第二章社会保障立法，第二节中国社会保障法的规体系建设[3] 王名主编：《清华发展研究报告2003：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3.2.1有关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现行法规政策及其局限性参考书目：王名主编：《清华发展研究报告2003：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王思斌主编：《社会学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2版。武新、刘华锋主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
从疫情防控，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马克思曾经说过过疫情，敲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的，信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团结人民集体抗疫情，才能取得巨大的胜利
中国制度的最突出优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相统一 ，确保民主真正可以落到实处。西方的的民主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程序民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实际上是一种对立关系，根本利益是相互矛盾的。政府按照程序做事，不违背民主程序，不需考虑普通人民的利益，只需要对资本家负责，只要完成规定的程序就算完成任务。即使这届政府做得不好，最多推翻这届政府选举新政府，而新政府依旧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英国政府竟然会提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群体防疫的方法使60%的英国人患上病毒，而获得群体免疫来抗击疫情 。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下，中国在今年的疫情大考中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论点是中国制度的优势，论据是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和取得的成果。围绕相关制度，给出对应在疫情中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果来证明这个制度的优势。
议论文写作要体现出论点、论据和论证，而且论点要鲜明、准确，论点最好放在文章的开头，用一句话，而且是判断句式，把中心论点都摆出来，同时文章内容结构要严谨，逻辑性也要强，议论文的语言必须是准确、生动、符合逻辑。
下面是一则范例：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非凡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击，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给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也考验着各国的国家治理。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过去8个多月时间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
一、抗疫斗争充分展现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中，我们党正是依靠人民形成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我们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这次抗疫斗争，再一次充分展现了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体现为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新冠肺炎病毒是一种新病毒，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没有现成答案可以参考。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
我们党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召开21次会议研究决策，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大会战，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明确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周密部署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因时因势制定重大战略策略。
我们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并提出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要求，确定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把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作为突出任务来抓。
回望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实施史无前例的严格管控，无疑是危急关头最重要的决策。作出这一决策，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需要果敢的历史担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作出这一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正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有力改变了病毒传播的危险进程，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一个政党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时的表现，最能检验其领导力。我们党在抗疫大战中所发挥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展现了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就一定能够形成强大合力，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
二、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凝聚起同心同德、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发挥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
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要经受住这场历史大考，必须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充分发挥制度优势，迅速组织动员起各方面的力量。各行各业都自觉扛起责任，国有企业、公立医院勇挑重担，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值守，各类民营企业、民办医院、慈善机构、养老院、福利院等积极出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拼搏，数百万快递员冒疫奔忙，180万名环卫工人起早贪黑，千千万万志愿者和普通人默默奉献。依靠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数量庞大、构成多元的社会群体团结凝聚起来，使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
非凡的统筹协调能力。中国是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一项非常艰巨复杂的任务，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各方面关系都要协调。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19个省区市对口帮扶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最优秀的人员、最急需的资源、最先进的设备千里驰援，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医疗资源和物资供应从紧缺向动态平衡的跨越式提升。在抗疫形势最严峻的时候，经济社会发展不少方面一度按下“暂停键”，但群众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社会秩序总体正常。我们党准确把握疫情形势变化，立足全局、着眼大局，及时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推动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产生活。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全面展开，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非凡的统筹协调能力。
三、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不仅采取了正确的防控措施，更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面落实“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54万名湖北省和武汉市医务人员同病毒短兵相接，率先打响了疫情防控遭遇战。346支国家医疗队、4万多名医务人员毅然奔赴前线，很多人在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踏上征程。人民军队医务人员牢记我军宗旨，视疫情为命令，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我们用10多天时间先后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大规模改建16座方舱医院，迅速开辟600多个集中隔离点。
我们注重科研攻关和临床救治、防控实践相协同，第一时间研发出核酸检测试剂盒，加快有效药物筛选和疫苗研发，充分发挥科技对疫情防控的支撑作用。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作为、主动担责。依靠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我们不仅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国也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四、不断发挥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严峻的斗争深刻启示我们，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我们坚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做到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努力提高面向未来的“答卷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击，我们就一定能够经受住一次次考验，不断化危为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从中国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疫情防控），中国速度（火神山，雷神山，解决国内疫情），党的集中领导和身先士卒（人民至上的理念）。
中国制度的最突出优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相统一 ，确保民主真正可以落到实处。西方的的民主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程序民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实际上是一种对立关系，根本利益是相互矛盾的。政府按照程序做事，不违背民主程序，不需考虑普通人民的利益，只需要对资本家负责，只要完成规定的程序就算完成任务。即使这届政府做得不好，最多推翻这届政府选举新政府，而新政府依旧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英国政府竟然会提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群体防疫的方法使60%的英国人患上病毒，而获得群体免疫来抗击疫情 。
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曾经一直引领世界,却因清政府的腐败使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通过华夏儿女不断努力,中国逐渐站起来了。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正是持续不断地追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历史。追赶美国之路是漫长的世纪长征，是各类型发展指标先后超越美国的漫长征途。中国为何能够挑战世界头号强国？中国的制度优势何在？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中国的国家组织能力主要表现如下。第一，从基层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把中国现有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整合起来，为中国的发展所用，为人民所用。第二，坚持群众路线，立足基层，进行民主决策的能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尤其表现为其决策机制的优越性，表现为决策机制的基础是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决策要不断地接受群众和实践的检验。当今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在中央与基层群众之间运行的高效灵活的决策机制，连“历史终结论”的倡导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2009年，在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远比美国更高，尽管他一直否定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第三，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执行能力。第四，在实践中不断调适的战术能力。路线问题解决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战略问题解决之后，战术问题就成为关键。所谓战术，就是机动灵活地适应新情况、新挑战的能力。那么具体而言，中国的制度优势有以下几点。第一,规划长远。中国一党制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第二,效率高，应对及时。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第三,遏制腐败有制度优势。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党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总部在德的透明国际2008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罗斯147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选贤任能而不是民主选秀。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一党能真正代表全民。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台湾则比较独特，国民党代表主张统一的外省人，民进党则代表独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综上所述，中国制度是有很大优势的。那么，我们就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筑牢抵御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等各种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使中国又好又快地发展，争取早日超过美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从这么两个角度来分析：第一是社会注意的优越性，第二是"特色"的优越性。
一、社会的优越性：
1、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实现了广泛的民主。人民的政治权益得到保障。
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我们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使人们的劳动合法权益得到保证。
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能够有效地组织人们进行生产建设以及处理一些突发性的事件，例如抗震救灾等等。
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提高物资的调配效率。国家能够有能力进行各地的物资调配，避免不必要的内部壁垒。
二、从特色角度讲：
1、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灵活性。能够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框，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进行必要的变革，为改革提够了足够的空间。
2、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吸收原有的制度的优点，又能借鉴西方的长处，进行不断地完善，能够不断地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
3、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因地制宜的处理民族关系，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维护祖国的统一完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才使中国人民有了制度自信的充足底气。大家应该坚决执行、维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转变为治理国家的强大效能，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扩展资料
社会主义制度优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显著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2、为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根本制度保证。“中国之治”的核心密码正在于“中国之制”。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是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制度。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辅相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述是很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从现代系统思想在社会领域的运用看，前者是侧重“内在结构”，后者是侧重“外在功能”。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在哪里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从中国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疫情防控），中国速度（火神山，雷神山，解决国内疫情），党的集中领导和身先士卒（人民至上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