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在我的印象中，自《管锥编》问世以来，钱钟书其人其作就成了个显示博雅的话题。学文的凑在一起，不知不觉就会谈起钱钟书，谈《管锥编》，谈《谈艺录》（倒很少见人提《旧文四篇》，也许因为它只是"四篇"而已），高见纷陈，崇敬之情更是形于言表。一部专门性很强的学术能如此深入人心当然令人欣慰。然而听到各层年纪的同志们放谈钱钟书和《谈艺录》，发表种种概括性极强的深刻见解时，我只有惭愧得紧，佩服得紧。记得我第一遍谈旧版《谈艺录》时，基本上不懂，极少部分经仔细琢磨略得其理。第二遍读新版时，我已读过些唐诗，于是稍明白一部分唐诗的内容。几年过去，现在我第三遍读它，竟发现所得与读第二遍相差无几。解者自解，不解者依旧不解。惶惑之余，我只能这样自慰：一种专门学问，当人人都能谈论它时，它早已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就好像前些年人人都评法批儒时，那早就不是思想史研究了一样。 钱钟书的学问，可以渊博精深四字概之。《管锥编》代表着渊博，而《谈艺录》则体现了精深。渊博在内容，精深在思致。钱钟书的学问，在我看来，不只是一通知识，也不只是一番功夫，乃是一种境界。不是王国维的那些学问境界，而是近于天台慧双修、顿渐并举而至开悟的那种境界。所以它不能仅以渊博的学养和专静的功夫来衡量，不必须加上超妙的灵悟。诚然，钱钟书的渊博和专静者都可以说举世罕俦，但这藉现代的信息处理技术、有正常的学术环境，还是可以企及的，而那种悟性就难说了。西天路上僧多少，谁个取得真经回？所以说钱钟书的学问是种境界，缘故也就在这里，不光要有看经打坐的禅定功夫，还在有慧根妙悟。不透彻这一点，读不了《谈艺录》，也不能领略它的精深，更谈不上给予适当的评价。譬如隔墙观花，眼界与钱钟书齐的，红白当前，目不瑕接，哪有心思看钱钟书？眼界不及钱钟书的，只能从旁边看着钱钟书观花；但也只能看看他的姿态而已，又焉能窥知钱钟书之所见。更不幸的是，钱钟书的姿态偏又平淡无奇，最为普通。依我看，也就是学者最朴素的本色罢了。如果要个性的话，那么就是不免炫博（如第62则论诗与读书，）时而寓谐于庄（如第16则胪列"古来薄韩者多姓王"），讥诮刻薄（如第61则谓《随园诗话》"无助诗心，却添诗胆"；第34则谓刘过七古伧野粗狺"似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钱钟书的卓绝处在于全面的具备了学者的素质－－不只是渊博的知识，缜密的思理，还有独立的学术品格。最后一点最为重要却常被人们忽视。 2.学者们为人类思想的主体，作为文化的承传者与建设者，作为价值的裁决者，其意义首先在于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己的思想。他的使命要求他在进行事实认识和价值判断时保持独立的思考。既不拾古人牙慧，也不仰今人鼻息。通观钱钟书的著述。他是无愧于学者称号的。读完《谈艺录》，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虽广征博引，备举前贤旧说，却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这我们从翻开目录就开始感觉到。自严沧浪以来，言诗秘称盛唐。无论是亦步亦趋的明七子还是反拨明人的清代诸家，尊唐崇宋已成为诗学主流，诗与代降几成定论。胡应麟说"东京后无诗矣"（《诗薮》内编卷一），鲁迅则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全集》卷十二书信集《致杨霁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612页）。以至于谈诗者概不言明清，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可以堂而皇之地结束于元化，而宣称"此诗史从诗经、楚辞叙起，一直到近代的散曲（按指元散贡），而词盛行以后的诗，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词，则概在劣作之则删去"（《导论》）。我们很难说这是不是承袭传统观念而生的成见，但这种观念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诗者，故试其技于词曲，宁有是理。钱钟书正是以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来看中国诗歌的，因此在《谈艺录》中我们看到与上述成见相反的情形：书中除少数几条论唐诗处，大多是论宋以后诗的内容，主要是清诗。这本身就体现了迥异流欲的独立精神。而具体到作家的创作与理论，更是毫不依傍前人，惟我听见是陈，大胆而卓绝的议论随处可见。这里我首先想举出他对《沧浪诗话》的评论。自古以来没有哪部诗论像《沧浪诗话》这样遭到过那么多讥诮訾毁。可是《谈艺录》通篇独给了它极高评价。第88则中通过比较严氏诗论与法国印象派诗论的相通之处，肯定了它"放诸四海，俟诸百世"的理论意义。后来作者在"订讣"中回顾道："余四十年前……撰《谈艺录》时，上痒师宿，囿于冯钝吟等知解，视沧浪蔑如也。《谈艺录》问世后，物论稍移，《沧浪诗话》颇遭拂拭，学人于自诩'单刀直入'之严仪卿，不复如李光照之自诩'一拳打蹶'矣。"（第596页）今天严羽诗论的价值渐为人重视，但在当时钱钟书的议论不啻是石破天惊，非有目空北群的过人胆识不牟能道。颇有意思的是，钱钟书如此推崇沧浪，但对沧浪诗论一脉相承的司空图《诗品》却不以为然："司空表圣《诗品》，理不胜辞；藻采洵应接不暇，意旨多梗塞难通，只宜视为佳诗，不求甚解而吟赏之。"（第371页）这样的主人放在今天，研究批评史的人必勃然而起争之。但我觉得"佳诗"说是有道理的，《诗品》的意义只在以"佳诗"扩大了中唐以来的诗境说的影响，在理论上并没多少贡献。而具象式批评的模糊性带来的消极影响更是过大于功，这种具象式的理论思维最终阻碍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走向规范化和科学性。又如明末奸臣阮大铖，人品为世所不齿，而诗有可讽，前人偶或赏之，今人的文学史斥之莫称。钱钟书则认为"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何须固执有言者必有德乎"（第161页）因此他在论述竟派衰时特地把他作为一种现象提出来讨论："阮大铖绝口不道钟谭；《戊寅诗·与杨郎秋夕论诗》大言：'胜国至本期，一望茅苇积，滔滔三百年，鸿�如未辟。'顾按其先后诸集，则洵可谓为'捉得竟陵决'者。昧良忘祖，毁所自出，亦佥壬心术流露之一端焉。"最后又提到： 五十余年前，南京国学图书馆重印《咏怀堂诗集》，陈散原、章太炎、胡步曾先生等题识以表章之，有日："以王孟意趣，而兼谢之精炼"，有日："具体储书，追踪陶谢"。诸先生或能诗或不能诗，要未了然于诗史之源流正变，遂作海行言语。如搔隔靴之痒，未奏中肯之刀。有清一代，鄙弃晚明诗文；顺康以后，于启祯家数无复见知闻知者，宜诸先生之钦其宝莫名其器也。（第422页） 陈章胡三位都是一代名家，但钱钟书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于诗史流变而致议论轻率，同时也说明了他们致误的客观原因，严正中含有宽容和尊敬，表现出一位学者因有的正直不阿的高尚品格和不卑不亢的优雅风度。读完《谈艺录》，我们不能不承认，钱钟书学问的境界首先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忠实态度和独立的思考之上的。没有这点精神而侈谈学问，只能是对学问的亵渎，学问反过来也必将给予无情的嘲弄。从古到今都有这样的学者，著作等身，显赫一时，身后却留不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一点孤直耿介，耐不住寂寞；向声背实，托飞驰之势，最终必然滑向邪道，令后人在鄙薄之余又生几分怜悯。古人说，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有第一等的人格乃有第一等的学术品格，有第一等的学术品格乃有第一等的学术！回顾中华民族的学术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学人的出处升沉、学术的隆替流变，好生令人感慨！向来被人目为浅薄的胡适，就凭他独立不羁的学术精神，后人便能从他的遗产中得到许多真金。而一些似乎精深远过之的学者却只留下些过期股票。面对一大堆古典文学研究的遗产，我愈益强烈地感到，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学术品格对于一个学者、对于我们整个学科建设是多么重要！已故广西师大中文系教授冯振（振心）先生（1897－1980），我只见到遗容，精于诗学与诸子学，早年著书多种，后来却几乎不写东西。据说是自觉不合时宜。这样一位学者，没能把毕生所得留传下来，是非常可惜的。但我佩服这种精神。既然不能言所欲言，那就保持沉默。有所不为而后能有所为。评法批儒时的那种学术繁荣不地徒致纷扰，添些拨乱反正的麻烦罢了。我的老师千帆先生常说，学者须能自甘寂寞。也许，选择学问作为终生事业就注定了要走上一条寂寞之途。如今钱钟书是名满宇内了，但他一直是在走着淡泊寂寞的路，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3.今人好谈论钱钟书的治学方法，每有洞幽烛微之论。也难怪，谁让今天是个方法论的时代呢！但我始终以为钱钟书的所成，要在一个学字，博通今古，学贯中西。四册《管锥编》早已令中外倾倒，而《谈艺录》仅以它满纸的书名号就足以令人服膺其涉猎之广。对任注山谷诗、李注荆公诗、施注遗山诗三家的订补引书数百种，特别是举前人后人之作相参证，更显出非凡的记诵能力。这种学养自然是与他们那一代人少受家学通国故、长游域外博见闻的特殊经历分不开的，今人再难有这种理想的学习条件。因为淹贯中西，他每从中西文学创作与理论中发现相同的艺术经验，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人类共能的艺术感觉和心理内容。这在论王国维诗的时间意识、李贺诗的曲喻、八股文的代言特征、以人为诗说、山谷"行布"之说、惦手相应与机乖等问题时都为我们树立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例。而在评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近代诗人时，渊博的学识同样使他能居高临下地洞见他们接受西方文化的深浅得失。对苏曼殊每以拜伦比太白仙才、雪莱比长吉鬼才，他就认为："至于拜伦之入世实践，而谓之'仙'；雪莱之凌虚蹈空，而谓之'鬼'，亦见此僧于文字海中飘零。未尝得筏登岸也。"（第50页）曼殊《本事诗》之三云："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钱钟书在"订补"中又说："窃谓'命如人可揣称工愁薄命之才子如黄钟则辈……曼殊悯刚毅杰士，以为柔脆；怜豪华公子，以为寒酸，以但丁言情与拜伦言情等类齐观，而已于二家一若师承相接，身世同悲。不免道听途说，而谬引心照神交。盖于西方诗家，只如卖花担头看桃李耳。读此等绝句，不妨赏其楚楚小有风致，若据以言曼殊于西方文学能具藻鉴，则誉彼长适所以■其短矣。"（第374页）这样的评论哪里靠什么观念或方法，纯粹靠驱使满腹书卷而已，甚至不必下许多玩味作品的功夫，见多识广自然能辨真假深浅，不受人欺。《谈艺录》里真正是下了玩索功夫、于毫芒之间参究同异得失的是像第28则论钟谭之类的文字。就是在这种地方，渊博的学养还是每在不经意处显示出来："伯敬欲为简远，每成促窘；友夏颇希隐秀，只得�格。伯敬而有才，五律可为浪仙之寒；友夏而有才，五古或近东野之瘦。"（第102页O）这段文字辨析之精，诚令人叹服，但我更欣赏的是下面小字夹注说的"然唐人律诗中最似竟陵者，非浪仙、武功，而为刘得仁、喻凫"。发现姚贾与竟陵的相似不算困难，因为他们都是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晚唐名家。而刘喻二人在唐代却是很少为人提及的小家。能注意到他们与竟陵的相近，就显出论者于唐诗涉猎之广、研读这细、体悟之深了。所以我说钱钟书的学问是最本分最老实的学问，如果更以第18则"诗用语助"而言，则甚至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学问。悟性那么高的他，总是用着最机械的归纳法。他在论古诗中用虚字的情形时指出："盖理学家用虚字，见其真率容易，故冗而腐；竟陵派用虚字，出于矫揉造作，故险而酸。一则文理通而不似诗；一则苦做而文理不通。兼酸与腐、报以文为诗之丑态者，为清高宗之六集。蒋石斋、复初斋二家集中恶诗，差足佐辅，亦虞廷庚歌之变相也。"（第78页）这一鞭辟入里的结论，并不是仅凭读几家集子加以推断，而是列举出从古代到近代125位诗人的296首诗作，由众多诗例的琐细比较中归纳出来的。这种笨拙的方法今人是不屑用的，尽管我们只能共分谢灵运谦让的那一斗才。于是今人的文章中也绝看不到这样的文字： 余于晚清诗家，推江�叔与（黄）公度如使君与操。�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无妨二人之为霸爰健笔。乾嘉以后，随园、瓯北、仲则、船山、频伽、铁云之体，汇事成风；流昨轻巧，不矜格调，用书卷而勿事僻涩，写性灵而无忌纤佻。……江�叔力矫之，同光体作者力矫之，王壬秋、邓弥之亦力矫之；均抗志希古，欲回波断流。公度独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斯尤难能罕觏矣。（第347页）能把一代诗家如数家珍似地一一道来。只有靠多读、熟读，只有这样才能胸有成竹，沿波讨源，把握住诗潮的流变。当然，这里还有个艺术鉴赏力的问题。敏锐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是学养与悟性的结合。这方面钱钟书的过人之处随时都流露出来。 4.由于涉猎有限，我无法对钱钟书诗学的深湛处一一评说，只能在自己熟悉的范围内举一两个例子。比如李贺，《谈艺录》有数条论及，显见作者是深有见于其诗的。自杜牧序李贺诗有牛鬼蛇神之目，以为"少加以理，可奴仆命骚"，后人多有曲为之辩者。钱钟书举出铫羹湖《昌谷诗注》、朱轼《笺注长吉诗》，张箦斋《涧于日记》、刘须溪《评李长吉诗》、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舒梦兰《古南余话》诸书所论，指出"姚、陈、张辈谓长吉之诗妙在乎有理而猝不能解刘、胡、舒辈谓其妙在乎无理而正不须解；二说相反，而均一反牧之'少加以理后'之说"。（第367页）他首先跳出这有理无理之争，而从杜牧之论去寻绎长吉诗。既然同时代的大诗家认为贺诗无理，那么就体现了唐人的一种目光。通过对作品的考察，他认为"牧之议长吉'少理'，即黎二樵评长世所谓'于章法不太理会'也"。这不是主观的臆测，他对《恼公》所作的那段千余字的剖析会让你信服他的见解。进而他又拈出德国人所谓"挈领之才"与"铺张之才"的分限，以为长吉才质属于铺张一路，深中贺诗肯綮。如果光谈到这一步，那么钱钟书还不足以为钱钟书，他的识见卓绝之外更在后面："余尝谓长吉文心，如短视人之目力。近则细察秋毫，远则大不能睹与薪；故忽起忽结，忽转忽断，复出傍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了，如明珠错落。与《离骚》之连犭卞荒幻，而情意贯注、神气笼罩者，固不类也。……盖长吉振衣千仞，远尘氛而超世网、其心目间离奇ㄈ诡，鲜人间咸。所谓千里绝迹，百尺无枝，古人以与太白并举，良为有以。"（第46－47页）我以为这是迄今为止李贺研究中最精辟深刻的阐述之一。它是基于先进的文学观念吗？是本着科学的研究方法吗？不，这是博学广见的艺术素养的升华，是惺惺相惜的天才之间的深刻理解，是希世独行的一种人生境界的感通！我知道，像杜甫那种每饭不忘君的诗人是容易获得统治者和统文人赏识的，苏东坡的旷达超逸也容易得到在现实的压抑中寻求精神超越的一般士人的共鸣，可是太白、昌谷，他们天才的寂寞、绝望的反抗，是世间大多数所谓学者、诗人难以理解或首肯的。我在钱钟书的学问中总看到一种超然的东西，借他一本书的书名来说就仿佛是站"在人生的边缘上"眺望人生，这使他总是具有超脱的识见，透地一层境地洞达幽邃的真谛。看他论赵孟ぽ诗："松雪诗浏亮雅适，惜肌理太松，时作枵响。七古略学东坡，乃坚致可诵。若世所传称，则其七律，刻意为雄浑健拔之体，上不足继陈简斋、元遗山，下已开明之前后七子。而笔性本柔婉，每流露于不自觉，强绕指柔作百炼刚，每令人见其矜情作态，有如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亦如龙女参禅，欲证男果。"（第96页）。赵孟ぽ性本柔弱，少刚正之气，其出处与书法风格都明白地表现出这一点。作书不悖本性，还能成柔媚一体："文以气为主，不可力强而至"，以柔弱之质而强作豪壮，自不免矫矜。这瞒得过钱钟书？正是在这种地方最显出钱钟书的目光如炬来。而"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之喻则形象而又透辟地揭示了赵孟ぽ品性、诗格之间的反差和矫张之态，不由得让人想到《谈艺录》中引及的一句古话："刻薄人善作文字！"此外如公安与竟陵有望道未见与有志未遂之别、放翁善写景而诚斋写生，黄遵宪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等议论，均自出手眼，令人不能不折服他的识见之深和悟性之高。清诗学者严迪昌说三十年前读旧刊本《谈艺录》"至作诗学成斋，几乎出蓝乱真者，七百年来，惟有江�叔。张南湖虽见佛，不如�叔之如是我闻也。世人谓《伏�堂集》出于昌黎、东野、山谷、后山，盖为彭文敬、李小湖辈未定之论所误耳"一段文字，甚觉亲 ，后读江�《伏�堂诗录》，深叹钱钟书所论的警策，"诚独具史家慧识"。《谈艺录》中这种发人所未发、鞭辟入里的论断不胜列举，王渔洋诗，同辈均推崇其天分之高不可及，后来袁枚独不以为然说"阮亭之色并非天仙化人，使人心惊。不过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属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得香，取人碎金，成其风格"。（《随园诗话》卷三）钱钟书则认为"藏拙即巧，用短即长；有可施人工之资，知善施人工之法，亦即天分"。但他马上又指出："然一不矜持，任心放笔，则譬如飞蓬乱首，狼藉阔眉，妍姿本乏，风流顿尽。"他举出邹绮《十名家诗选》所收及《观自得斋丛书》中的《渔洋山人集外诗》为例。接着他又分析了渔洋的弱点和长处： 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故余尝谓渔洋诗病在误解沧浪，而所以误解沧浪，亦正为文饰才薄。将意在言外，认为言中不必有意；将弦外余音，认为弦上无音；将有话不说，认作无话可说。……观其词藻之钩新摘隽，非依傍故事成句不能下笔，与酣放淋漓，挥毫落纸，作风雨而起云烟者，固自异撰。然读者只爱其清雅，而不甚其��，此渔洋之本领也。要之渔洋谈艺四字"典、远、谐、则"，所作诗皆可几及，已非易事。明清之交，遗老"放恣"杂驳之体，如沈椒园廷芳《隐拙轩文钞》卷四《方望溪先生传》附《自记》所云，诗若文皆然。"贪多"之竹士宅，能为馈贫之粮，"爱好"之渔洋，方为拯乱之药。功亦伟矣。（第97－98页） 钱钟书的批评眼光尖锐犀利，如伦琴射线洞穿对象的肺腑，隐痴结症，－－皆现。既能撕开锈花枕头表暴其秕糠之质；也能琢璞现玉、披沙拣金，上述论断起渔洋于九泉也不能不心悦诚服，难抗辩一词。只要我们不是仅凭世所传诵的几篇名作，而是通观渔洋全部诗作来衡量上述议论，都会同意钱钟书的意见。他没有提到渔洋的成名作《秋柳四首》实际上这组作品中已包含了渔洋诗风的基本特征，包括"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弦上无音"和"爱好"（见赵秋谷《谈龙录》）的成败得失。这个问题需要专文讨论。 5.叶燮《原诗》论诗人的素质，在刘知几论史家的才、学、识三品上加个"胆"。学者的素质同样也必须具备这四点。正直的学术品格就是胆，渊博的知识是学，超妙的感悟是识，而才则体现在思维的缜密、论析的谨严、表述的畅达。这在钱钟书可以说是集四美于一身，而机敏的谈锋、尖刻的谐谑更是他独特的魅力。综而言之，一切都是以学为基础的，钱钟书读书之勤，亲朋中流传的许多佚事可以作证。文学所的藏书，有不少登记卡片上我只见钱钟书一个名字，《烟画东堂小品》就是其中之一。而正是此书所收的《五贻上与林吉人手札》的陶澎跋语，成了他"渔洋楼阁乃在无人见时暗中筑就，而复掩其土木营造之迹，使有烟云蔽亏之观，一若化城顿现"这一诛必之论的依据。妙悟来自广泛的参学。"夫'悟'而日'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第68页）这正可以看作是钱钟书的夫子自道。与时贤相比，他给严沧浪以更高的评价，显然是深有会心于此。 学风迭代递转。汉人守章句，宁人讲义理，清人尚考据，虽各有得失，同务一个"学"字。十七年空谈主义，新时期专攻方法，却患在不学。以方法而言，钱钟书确是平淡无奇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学术笔记（《日知录》《陔余丛录》式的）和诗话（《瓯北诗话》式的）的路数（ 取材范围扩大到西籍）。打个粗俗的比方，《管锥编》是盆菜－－经加工选择的素材积累；《谈艺录》是浓缩汤料－－经概括提炼的真知灼见。前者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武库，闭着眼睛摸一篇都能据以成一专题论文。后者则是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锦囊，没出息的任拈一段都可敷衍成长篇大论，来个我注钱钟书；出息不大如我这样的也可以从中刺取一二，来个钱钟书注我。但是方法，你在哪里？读《谈艺录》我常有迷茫的感觉，就像大德上座，说得头头是道，听众却在云里雾里。盖悟入的境界，你悟得乃可印证，否则终为雾里看花。然而要证悟又谈何容易，他说钱�石如何如何，蒋心余如何如何，我没读过他们的诗，又何知深浅。正因此我才顿悟，钱钟书的学问的不二法门就是读，再读、读熟、读透。所谓"下学以臻上达"。（第99页）以他的悟性与专静，有什么深奥不可解的东西？据我粗略统计，《谈艺录》引书一千九百七十余种（不包括西籍），涉及诗人八百多人，且读而有得，决非前人诗话摘一二佳句泛下一二评语者可比。我相信不只我一个人感到奇怪和惋惜，钱钟书为什么不做些系统的研究，比如写部诗史什么的煌煌巨著，而做这种零星的、笨拙的功夫？读了三遍《谈艺录》之后，我总算明白，只有下这最笨的功夫才能臻这最上的境界！想到严沧浪示学诗者的"遍参"、"熟参"，的确不是英雄欺人。但这是一个原则，而不是一种方法。凡臻最上乘境界的学问技艺总是无迹可寻，也就是古人所谓"至法无法"。金庸笔下最出色的剑侠，剑术造极之境是"无剑"。内力到处，木棒、柳枝乃至衫袖、手臂动摇皆为兵刃。钱钟书的学问便给人这种百战不用兵刃的感觉，读他的书你只觉得渊博、精深，在那一派真气浩然的学养和悟性面前，一切理论、技巧、方法都显得苍白无力，像耐不住比拼的花拳乡腿！ 6.然而，这种境界可以景仰，却难以企及。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种极其超然的学问态度上的。从动机来说，钱钟书也许并不想做个职业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他最初谈诗是为"资吾操觚自运"，所以只着眼于"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而不斤斤于评骘高下及注解、考证。专注本文，使他对诗的理解达到很深的境地："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言语悬殊，对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冥契。"（第346）写作《谈艺录》时，正值国难当头，偷生兵罅。"忧天将压，避地无之"，于是"销愁舒愤，述往思来。论无能事之词，遣有涯之日"。（序）这是一种寄托。一种"不为无益之学，何以遣有涯之身"的无奈与自遣。所以书中每以兴会听到，信笔书之。或少年负气，一时技痒，不免有炫学之意（第346页）；或诙谐杂出，以资谈助；更多的则是以闻见折衷旧说，断结学术公案（如论韩愈、朱熹），了不似蓄意所作的专门研究。论其体例实近于陈登原的《国史旧闻》。于丧乱流离、图籍无存之际作此书，自序所谓"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确非故拟作易者而自大其体。它是忧患的产物，同时又是超越忧患、远避尘累的凭藉。建国后风云激荡，政治运动的冲击，五七干校的放遣，对一介书生来说书已成了一种奢侈。爱书如命，在干校昏暗的棚屋中将登子放在炕上，人再站在凳子上凑近灯光读书的钱钟书，学问对他还有什么更崇高或更功利的目的（如弘扬民族文化、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之类）呢？惟其如此，倒使他的学问获得了它的自足性。学问的目的回到了它本身。读书思索对他来说成了一种最愉快的人生体验，从而使学问与更高的合目的性－－人生的意义相联系起来。玩索学问也就成了玩索人生。正是这种沉静的愉悦使他的学问能够超脱于世俗的功利目的，而进入一个纯净渊深的境界。那实际上也就是他为人的境界。所以我常感到，比起学问来，我常佩服钱钟书的为人。然而也仅限于佩服而已，从未想过仿效，的确，也无法仿效，对四十岁出头就成为一级研究员的钱钟书来说，读书是满足人生的赏心乐事，学问不地是它的自然结果。因此他做学问可以说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更不管自下而上环境和学术环境迫使我们急功近利，虽是花拳绣腿，也要上去练练。一面在心底对前辈原深沉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一面却还要摆出一副义无反顾的决战架势。这不免教许多老成持重者哀叹学风日下，我无意为此争辩，只是想指出；学风从来就不是在象牙之塔里袅袅漫起的篆烟，它总是被世风所左右。不止听到一个同辈人这么说："等高级职称评上，就埋头读几年书，真正搞点实在的东西。"请注意，前提是高级职称评上。而高级职称评定，众所周知大都是一本书主义，几十篇有见解的论文，绝不如一部妙冷饭的平庸作分量重。这逼迫人去炒平庸的东西，根本别指望《谈艺录》这样的言必独到、涉笔皆新的深刻著作了。说起来，钱钟书至今还没一部所谓专著呢，全是零星笔札与论文。我想他还不屑于去写什么专著，因为系统的著作难免要重复许多旧东西！那么，只有我们这些急于评职称的人大写专著，等到职称到手，人近中年，即使雄心犹在，只怕也过不了精力充沛、思维活跃的黄金时代了。 我惟愿同辈人多读书，包括多读钱钟书，同时不要忘了福柯的话－－应该跟随少量的作者一同思考，一同工作，但是不要去写他们。
但凡重要的艺术作品，同时有几层意思，《围城》也不例外。从一个层面上说，《围城》有自传色彩。钱钟书同小说主人公方鸿渐一样，出身于中国的一个书香门第，1930年代去牛津和巴黎留学，1938年初回国。与方鸿渐不同的是，钱钟书是位成就斐然学者，中、英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得牛津大学学士学位，论文内容是17、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但同方鸿渐一样，抗战初期钱钟书在中国内地教过书，其同事是来自上海和北平的流亡学者，在西南的昆明市合力兴办一所大学。在昆明和湖南的一所大学短期教书之后，钱钟书回到上海（1941年），在上海教书、写作，直到抗战结束。 围城》第三个层面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说到当时因过推崇西方文学和美学而带来了恶果。钱钟书认为，中国的正统因此而受到侵蚀，儒家道德体系分崩离析，本来已经面临困境的中国文化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个问题上方鸿渐倒是过错可言，他的谦词是自己所知甚少，对文化事宜不好妄加评论。但方鸿渐周围的朋友同事却毫无顾虑，都是些装腔作势、自命不凡的所谓学者。《围城》的某些章节说的就是这些人自吹自擂，贻笑大方。方鸿渐旅途中遇到不少人，他们很像当时文学界和学界的某些角色。但钱钟书自己在小说前言中恳请读者不要把《围城》当作一部影射小说。钱钟书(18张)《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这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比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但两个人都没有方鸿渐的经历，倒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国留学、担任大学教授，与作品有相合之处，作者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些启示，但并不能对号入座。
创作背景：
《围城》是钱锺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杀青,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小说问世之后，颇受欢迎，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后，一度绝版30载，1980年再次重印。
据钱锺书夫人杨绛回忆，有一次，钱锺书夫妇共同去观看杨绛编写之话剧，观众好评如潮。也许是有感而发兼逞才心理，回家后，钱锺书便对夫人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听后颇为高兴，即催其快写。钱锺书因忙里偷闲写短篇小说，又担心无时间写长篇小说。
杨绛便宽慰他，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时间。其时，正值春天，钱锺书疾病缠身，用汤药调治才见好转。《围城》中对行医者的讽刺和揶揄，隐含了钱仲书在写作《围城》时闹病之窘境。在杨绛之劝慰下，钱先生抱病写作，一边著《围城》，一边润色《谈艺录》，还不时为生计发愁。
1945年11月21日，钱锺书在其35岁生日时所作之“出癖钻窗蜂来出，诗情绕树鹊难安”诗句，就反衬其分身无术，诸事繁多之忙乱状态。
正因杨绛先生之有意鼓励与大力支持，一部文学名著才在无意中诞生，杨绛乃《围城》之“第一”读者也。余谓《围城》之存世流传，与杨绛先生密不可分。
扩展资料：
《围城》内容介绍
围城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
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在船上与留学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感情。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
到达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期间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方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敌，从此与方惺惺相惜。
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后与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
在赵辛楣的帮助下，方鸿渐在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婚。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围城
中文名称: 陈天华 又名: 别号思黄 原名显宿 字星台、过庭 性别: 男 民族: 汉 生卒年: 875-1905 生平简介 生平简介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近代民主革命宣传家。1898年考入新化求实学堂。1903年春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参加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著《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宣传革命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影响甚大，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秋冬间回到长沙，与黄兴等发起组织华兴会。随后往江西策动军队，并与刘揆一等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事泄失败后逃亡日本。 1905年6月陈天华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8月东京留学生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会后撰《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一文，赞颂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之英雄也”。主张华兴会加入同盟会，被推为会章起草员。任《民报》撰述员。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12月8日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孙中山称赞其为“热心血性的革命党”。著作编为《陈天华集》。 胡适的生平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马辛）、嗣糜、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世为安徽绩溪人。其父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岁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有著作《台湾纪事两种》传世。先生一生领尽风骚，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逝世，享年72。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此乃他最大的名山事业。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
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宣布六月下旬将拍卖钱钟书及家人写给香港时任《广角镜》月刊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手稿。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两度发出申明表示强烈反对，6月3号，法院签发民事裁定，紧急叫停公开拍卖此批信件。6号，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其官网上发布撤拍公告，并明确表示，撤拍不是因为法院裁定要求公司停止拍卖，而是出于对杨绛的尊重，同时强调，该公司为举办本次拍卖会的前期活动均符合中国法律及拍卖行业的相关规定。 杨绛曾通过多种渠道表示，不同意公开发表其享有著作权的私人书信手稿公之于众。但中贸圣佳公司即将举行“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活动及相关预展和研讨活动，公开预展、公开拍卖钱钟书、杨绛、钱瑗写给香港时任《广角镜》月刊总编辑李某的书信手稿。在制止无效的情况，百岁高龄的杨绛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诉前责令停止侵犯著作权行为的申请，要求中贸圣佳公司在拍卖、预展及宣传等活动中不得实施侵害钱钟书、杨绛、钱瑗写给港人李某的涉案书信手稿著作权的行为。
侵权案。请注意：可以拍卖，签订了委托拍卖合同，不等于就是卖出去了。委托拍卖合同和货物买卖合同不同：委托拍卖合同是帮拍卖物品，不代表就是成功卖掉了；货物买卖合同才是卖掉。
侵权公告可以在附近找找有没有报社可以办理，没有的话就上支付宝办理，在支付宝搜索跑政通进行刊登。在侵权人拒绝主动赔礼道歉的情况下，法院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让侵权人承担责任，消除侵权所带来的影响，维护被侵权人的权利。对于侵权人拒不执行生效判决，不为对方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估告、登报等方式，将判决内容及有关情况公布于众。侵权通告：近期市场上出现冒充我公司名义私自XXX。是对我公司的严重侵权行为。我公司严正通告侵权方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侵权方全部承担,我公司不负任何责任。特此通告。XXX有限公司自助登报的功能，如果有登报需求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登报。想要了解更多侵权公告刊登的相关问题。跑政通一直致力于为广大登报人群提供及时、全面的刊登服务，立志让所有人享受极速登报的便利！跑政通是支付宝上一款专门解决异地生活服务的小程序，提供在线办理登报、审计、验资报告的服务，口碑值得信赖。
加速了解下有很多相关信息。
牛津大学。牛津大学是英语国家（不只是以英国为限）中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公元1167年，英王亨利二世禁止英国学生入读巴黎大学。随后，一批学识渊博的学者迁居牛津，并把这里发展成为英国经院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心。最初的科系设置有神学、法律、医学和艺术，还有一些自然哲学、伦理学等方面的课程。 大学学院、贝利奥尔学院和墨顿学院是牛津最早成立的三个学院。当时欧洲的另外两个学术中心分别是法国的巴黎大学和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这些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的建立，对当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重新发现和系统整理、研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学院附近还保留着一段牛津古城堡的城墙。13世纪初，发生在学生和小镇居民间的冲突引发了一场严重的骚乱，一部分教师和学生远赴剑桥，与在当地讲学的教士们一起重组了另外一个大学，这个依照牛津模式新建的大学就是今天著名的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是一个自治的法人团体，英国政府拨给四分之三的教育经费，但并不干涉大学的事务。作为英国思想和学术中心，牛津大学在英国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世纪末，由工业革命引发的教育革命使牛津、剑桥两校在非宗教化、非贵族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牛津各学科的研究领域有所拓展，一些新兴的自然科学开始受到重视。大学的教学重点经历了经院哲学、古典学和现代知识三大阶段。牛津大学的面貌因此焕然一新，现已发展成为拥有39所学院，1万多名在校生的综合性大学。 除了大学校徽外，牛津的30多个学院都有自己风格各异的院徽。这些学院大部分都是综合性的而非单科性的专门学院，牛津的各个学院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校方也尊重这种权力。学院负责选择招收学生，指派导师辅导学生的学业，提供住宿、膳食等基本教学和福利设施，还要安排各类体育、团体社交活动。而大学主要是统一筹划全校的讲授课程，并以图书馆、实验室、电脑设备等形式提供教学资源，组织安排考试并给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等工作。 牛津的大学教育注重训练学生搜寻和消化信息、进行独立思考，建立自己的观点并为之辩护。导师制教学促使学生对所学科目进行创造性思维，这是牛津教学体系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导师是学生所选科目的学者，他负责指导学生的学业和品行，协助学生安排学习计划，指导他如何进行深入学习。导师制相传是15世纪初创办"新学院"的温彻斯特主教威廉·威克姆所首创，新学院是牛津实行导师制的第一个学院。 牛津的办学思想是探测、挖掘和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提倡独立思考和个人创造精神的发挥。牛津人把思想的创见看得更为重要。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艾略特的《荒原》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1935年，通过英国庚款奖学金考试的钱钟书进入牛津大学，在爱克塞特学院攻读英国文学。留学期间，钱钟书和他的夫人杨绛在博德利图书馆读了大量的英文原著。在牛津的岁月，是钱钟书学术生涯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阶段。1937年，钱钟书完成了他的毕业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获得优等荣誉学位。 在资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牛津大学除了在文史哲、法律、经济等人文社会学科一直保持明显的优势之外，在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方面也保持着学科前沿的位置。牛津的生物化学系是西方同类院系中最大的一个，它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30多名教授获有院士头衔。多样化、跨学科研究是该系的一个显著特征。生化系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分子基因学、分子细胞生物化学和生物结构学方面。它的实验室里拥有核磁共振、蛋白质结晶和分解、DNA排序等设备。 2001年5月5日，牛津大学投资1500万英镑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因特网学院，主要从事因特网的研究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此外，牛津开设的工商管理课程也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塞德商学院是全欧洲发展最快最有声望的管理学院之一，学院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来自于著名的大公司。 牛津吸引了世界各地许多优秀的学生到这里留学。可以说我们学院的学生国际性很强，大概有百分之三十是美国人，百分之三十是欧洲人，差不多也有百分之三十的亚洲人，也有一些来自澳洲和南美，而这些学生也十分喜欢这种混合文化。 近年来，牛津在学科设置和教学科研方面充分体现了信息时代学术领域多角度、多边缘、资源共享的潮流和特征。牛津大学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声名远播，在阅读、实验、导师辅导等多种方法结合，尊重学习规律，调动学生学习热情，培养出了一代代堪称天之娇子的牛津精英。 曾在牛津学习和任教的罗吉尔·培根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天文学家哈雷曾获牛津硕士学位，"哈雷慧星"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包括撒切尔夫人在内的20多位英国首相以及克林顿等外国首脑等都曾求学牛津。诗人雪莱、作家格林等一批知名学者也都出自牛津。在800多年的校史中，牛津引以自豪的是拥有3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作为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在世界大学之林里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世界一流的学术研究设施、雄厚的师资队伍、近千年营造的优良传统和人文环境使这所大学和这座城市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各国学生学者前来求学和做学问。总而言之，牛津大学是一所独具特色的伟大的大学。通讯地址：University of Oxford, Wellington SquareOxford OX1 2JD,UK
但凡重要的艺术作品，同时有几层意思，《围城》也不例外。从一个层面上说，《围城》有自传色彩。钱钟书同小说主人公方鸿渐一样，出身于中国的一个书香门第，1930年代去牛津和巴黎留学，1938年初回国。与方鸿渐不同的是，钱钟书是位成就斐然学者，中、英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得牛津大学学士学位，论文内容是17、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但同方鸿渐一样，抗战初期钱钟书在中国内地教过书，其同事是来自上海和北平的流亡学者，在西南的昆明市合力兴办一所大学。在昆明和湖南的一所大学短期教书之后，钱钟书回到上海（1941年），在上海教书、写作，直到抗战结束。 围城》第三个层面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说到当时因过推崇西方文学和美学而带来了恶果。钱钟书认为，中国的正统因此而受到侵蚀，儒家道德体系分崩离析，本来已经面临困境的中国文化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个问题上方鸿渐倒是过错可言，他的谦词是自己所知甚少，对文化事宜不好妄加评论。但方鸿渐周围的朋友同事却毫无顾虑，都是些装腔作势、自命不凡的所谓学者。《围城》的某些章节说的就是这些人自吹自擂，贻笑大方。方鸿渐旅途中遇到不少人，他们很像当时文学界和学界的某些角色。但钱钟书自己在小说前言中恳请读者不要把《围城》当作一部影射小说。钱钟书(18张)《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这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比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但两个人都没有方鸿渐的经历，倒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国留学、担任大学教授，与作品有相合之处，作者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些启示，但并不能对号入座。
英国最老的大学是牛津大学。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简称牛津，是一所位于英国牛津市的世界顶级公立大学。实际创立日期仍不清楚，但有记录的授课历史可追溯到1096年，为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二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牛津大学是一所在世界上享有顶尖大学声誉、巨大影响力的知名学府。
钱钟书简介钱钟书(1910．11．21-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仁中学。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家探亲时，因沦陷而羁居上海，写了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围城》已有英、法、德、俄、日、西语译本。散文大都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书。《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与此同时，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央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执教或任职。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所著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作书目：《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1941，开明《人.兽.鬼》(短篇小说集)1946，开明《围城》(长篇小说)1947，晨光《谈艺录》(文论)1948，开明；补订本，1984，中华《管锥篇》(1-4册，文论)1979，中华；增订本，1982，中华《七缀集》(文论集)1985，上海古籍钱钟书(1910—1998)，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因他周岁“抓周”时抓得一本书，故取名“钟书”。 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在这一时期，他刻苦学习，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1933年大学毕业。1935年和作家、翻译家杨绛结婚。同年考取公费留学生资格，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一年，于1938年回国。曾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钱钟书深入研读过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著有多部享有声誉的学术著作。他的散文和小说也很出色，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冲进去了，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包围。钱钟书以他洒脱幽默的文笔，述说着一群知识分子的快乐与哀愁。他的深入骨髓的洞见、通达超脱的生存智慧足以让读者品评再三。《围城》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态图，人生的酸甜苦辣千般滋味均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钱钟书先生将自己的语言天才并入极其渊博的知识，再添加上一些讽刺主义的幽默调料，以一书而定江山。钱钟书生平年历与钱钟书主要著作年表: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的名士之家。父亲钱基博是当地的鸿儒。1916年，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曾念《毛诗》，后来由伯父教导读书。读了《西游记》、《说唐》等古典小说。1920年，入无锡东林小学。父亲为钱钟书改字“默存”，要他少说话。1923年，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接触到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1925年，返家度暑假，方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大型古文选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1927年，因桃坞中学停办，转入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辅仁中学。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因才华出众，被吴宓先生看做人中之龙。1932年春，结识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杨绛，常有诗文往来。1933年，于清华大学毕业，为照顾身体欠佳的父亲，赴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同年，与杨绛订婚。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得以到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行前与杨绛结婚，同船赴英。1937年，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后偕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1938年秋，回国任教，被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外文系破格聘为教授。1939年，因父亲需人照顾，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和《围城》的具体构思。1941年暑假，由广西乘船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至1944年基本完成了《谈艺录》的写作，并出版了《写在人生边上》。1944—1946年，在上海写作《围城》。1946年，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系研究所事宜。1950年，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钱钟书辞去教务，任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负责《毛泽东选集》英译版的定稿工作。1955—1957年，在郑振铎、何其芳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1960年，与乔冠华、叶君健参与新成立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中断。1966年，与杨绛同被树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成员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次年7月，杨绛也来到干校，同负责信件收发工作的钱钟书常得会面。1972年3月，由干校回京，潜心于《管锥编》的撰写、修改。1975年前后，海外误传其死讯，在港、台、日本等地引起了一阵悼念活动。此误传于1977年前后被澄清。1979—1980年，赴美国、日本等地访问、演讲，大受欢迎。1982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90年12月，黄蜀芹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观众中获得普遍好评，而钱钟书、杨绛在“幕后喝彩”（钱钟书语）。1991年，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钟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1993年，因健康原因不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被聘为该院顾问。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到医院祝贺他的88岁生日。同年1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写道：“钱钟书先生的风范长存。钱钟书先生永垂不朽！”逝后，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不留骨灰，亲人将其深埋于北京郊区的大地。钱钟书主要著作年表《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1937年牛津大学毕业论文）《写在人生边上》（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收《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论快乐》、《说笑》、《读伊索寓言》、《论文人》等10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再版）《人·兽·鬼》（开明书店1945年6月出版，收入《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等4篇小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再版）《围城》（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5月出版。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再版）《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出版，该书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8月出版，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1978年7月刊）《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收有《中国诗和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4篇文章）《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出版第一至第四册，后将增订部分合为第五册，近130万字，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老子王弼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种古籍经典分别进行了解读评析，引述了约4000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未刊部分尚有考论《礼记》、《庄子》、《全唐文》等十种书的札记）《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1版，全书45万字，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130种，引述西方论著500余种）《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包括《旧文四篇》和《也是集》上半部的3篇文章，共7篇被作者戏称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人民日报》1988年3月24日第8版）《钱钟书论学文选》（六卷本，由舒展编成，花城出版社1989年出版，包含有钱钟书新补手稿约20余万字的内容）《槐聚诗存》（三联书店1995年3月出版，收录了钱钟书自1934至1991年的诗作，包括还乡杂诗、秣陵杂诗等）《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为青年钱钟书与晚清民初著名诗人陈衍——字石遗——谈诗的记录）《钱钟书集》（三联书店2001年后陆续出版，包括《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槐聚诗存》等10种13册，计300多万字）《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收集了作者自编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之外的论文、随感、序跋、书评和译文等各类文字）《钱钟书手稿集 》（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收录了作者从上个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的手稿，涵盖了其读书感想和笔记，包括外文笔记）《宋诗纪事补正》（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3年出版，本书是对厉鄂的《宋诗纪事》的纠正和补充，体例大体参照《宋诗纪事》）
读《围城》是好几年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我还在高中读完之后也没感觉小说写得如何，其实后来看了钱钟书本人对《围城》的评价其实也不高，他也不知道这个小说怎么后来就火的一塌糊涂。苏文纨，这个女人怎么说呢？有女人的通病，虚伪但是家庭环境不错。另外一点要说的是，假矜持！明明想要的东西，强作镇定后来得知表妹唐晓芙和方鸿渐的事儿之后又“痛苦不堪”。唐晓芙则不同，跟表姐苏文纨比起来。唐晓芙是一个十足纯真的女孩，简单不麻烦清澈如水，少了苏文纨的世故。不消说方鸿渐会对她动心，我其实也动心了。
1长相 2 性格 3 与主人公之间所发生的事儿，她在主人公眼中形象的变化，体现其虚伪做作，心机 4 最后于曹元朗的结局 等等等等 这个女人太有说头了，很复杂也是很简单的角色
既然是人物形象，肯定离不开她特定的生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块基调定好后你在从她的语言，神态和动作描写，特写等来分析人物就比较完善。不知你是否满意此次回答。
[1] 彭小球,周叶青. 论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J].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04) . [2] 熊佳红. 浅谈讽刺手法在《围城》中的运用[J].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03) . [3] 卢小平. 浅析钱钟书小说《围城》的现实意义[J]. 西北职教, 2008,(12) . [4] 孟宪华. 浅析钱钟书《围城》的讽刺幽默性[J]. 文教资料, 2009,(03) . [5] 于宏. 嬉笑怒骂中彰显的睿智与深邃——谈《围城》的讽刺艺术[J]. 作家, 2009,(02) . [6] 王斌. 《围城》的语言艺术发微[J]. 无锡南洋学院学报, 2008,(04) . [7] 廖又琳. 浅谈《围城》的幽默与讽刺艺术[J]. 大众文艺(理论), 2009,(11) . [8] 曾建华. 论《围城》的讽刺艺术[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9,(08) . [9] 赖熹. 浅析《围城》的讽刺手法[J]. 网络财富, 2009,(03) . [10] 许敏. 试论《围城》中赵辛楣的形象塑造[J]. 蚌埠党校学报, 2006,(03) . [1] 李佳莹. 和“方鸿渐”说再见[J]. 作文大王(中学版), 2006,(09) [2] 方臻. 重读《围城》[J]. 写作, 2002,(20) [3] 王凤霞. 论方鸿渐的出走——评《围城》中女性的妒忌心理[J]. 社会科学家, 2005,(S2) [4] 李亦文. 也论方鸿渐的人格价值[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03) [5] 王晓君. 论方鸿渐生存的“被动”[J]. 科教文汇(下旬刊), 2009,(10) [6] 周伯军. 无可遁逃的人生困境——试析《围城》[J]. 中文自修, 1996,(05) [7] 丁小印. 《围城》之妙喻诠释四例[J]. 新作文(高中版), 2008,(05) [8] 水墨. 《围城》片段赏析[J]. 初中生, 2008,(08) [9] 张永辉. 论《围城》的主题与副题[J]. 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2,(01) [10] 郑春元, 石杰. 《围城》的议论艺术[J]. 许昌学院学报, 1987,(04)麻烦采纳，谢谢!
黑格尔认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与现实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儿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这是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对《围城》一书的评论，我却不那么认为。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1）“‘——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什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2）“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3）“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4）“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上述几近诙谐笑闹的笔调，其实是极高水准的幽默和严肃的综合品，寓正于反的创作，不但含蓄、有趣，而且经得起咀嚼。“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以上仅是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大于客观。不过，由于相信绝对的客观不存在，更相信鉴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人喜好，便没有文学趣味，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大堆文字堆砌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论文关键词〕钱钟书《围城》 文化 批判价值 [论文摘要〕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在其稚俗共赏、幽默风趣的语言里透视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深层意蕴，他思考、关注着人的本性，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围城》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围城》自问世以来，便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比较有争议的作品，从审美范畴的角度探寻，它没有正面描写美，通篇几乎都在作者理想的烛照下描绘丑陋、卑下、粗糙与低劣这些否定性审美范畴的东西，这些东西亦即丑。作者所描绘的丑中蓄积了审丑意蕴，观照和透视了中国 传统文化 中的弊害，鞭挞和解剖了人的精神性格的丑陋。所以，《围城》以“丑”作为创作母题，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而也为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丑”提供了契机。 丑是作为美的对立面存在的，美存在的同时丑也就产生了。然而，长期以来在高雅的美学殿堂里是没有“丑”的一席之地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建立起一座辉煌的“美”的殿堂，它不允许丑的存在。东方文化也一直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理性去节制美感的过度激化，提倡典雅的中和之美，“丑”自然也是被拒斥的。我国古代小说中多是将明君贤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高僧圣尼等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近现代小说同样以描写追求理想、美好前程、远大抱负、为国争光作为主潮。而《围城》则是背离当时主流文学的作品，所以，《围城》一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没有地位。随着研究者对于作品中的“丑”由表及里的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围城》才走人中国现代文学史。 与20世纪40年代其他现代小说家一样，钱钟书的小说以对丑恶人性的提示和批判为基本母题，客观地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状况与沉滞的气氛。这只是《围城》带有揭露和批判性的‘性活描写层面”，具有认知价值。作者自称，“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思考、关注人的本性问题，人性之丑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最终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提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在讽刺与幽默的审丑艺术的运用下，《围城》更是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容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批判 文学就其总体而言，永远是对社会生活的观照与探索，永远是对人类自下而上状态的思考与写照。五四运动以来，“批判国民性”的主题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其最终落脚点是“反封建”。《围城》的主题意蕴是多方面的，对于丑的审视已不是“反封建”，而是一种文化批判。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而又有着惊人的人生智慧的学者型作家钱钟书，超越了特定文化的局限，以一种深刻的批判眼光，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独具慧眼的评判。 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是《围城》意蕴最深刻之所在。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对西方文化的鞭挞，都是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作者笔下的“围城世界”和“围城人生”构成整个存在世界和整个人生的本体象征，极富于哲学意味。 《围城》的主要社会环境是大都市上海以及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中西文化在中国的交汇之地，主要人物是出身传统封建家庭、先受中国传统 教育 后又 留学 西洋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这种环境和人物使作者有可能更深邃、更广泛地展开他对历史文化和人生命运的探究。 《围城》是从“反英雄”角度描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分子的出路，而是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小说对于落后的传统文化的批判，已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一些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围城》深刻剖析和辛辣讽刺了中西两种文化相撞击时产生的种种畸形可笑的现象和人物，以诙谐生动的比喻揭示了“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合流所产生的荒.唐可笑性:“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象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的两方补钉，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小说嘲讽了“国粹”和“洋物”掺和在一起所产生的不伦不类的现象。城市人“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却“坐在水管烘暖的客堂念佛”，每天念10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自己。作者对此调侃地写道:“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这表面上似乎在提倡“中体西用”，实际上是对固守中国封建文化者的嘲讽。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许多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方鸿渐的父亲是个十足迂腐守旧的封建遗老，他顽固坚守传统文化和旧道德标准，视一切外来文化、新文化为洪水猛兽，必扼杀之而后快。他处处显示封建家长的威严，始终以传统观念要求和制约儿女们的言行。在这样的封建遗老治理下的家庭正如我国许多传统封建家庭一样:长幼尊卑有着森严的礼教，父母儿女却无正常的爱心，婆媳之间互相敌视，女由狸之间明争暗斗，相互都恨不得吃掉对方。《围城》借方巡翁及其家庭来思索和揭露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丑恶和腐朽，同时也让人们在主人公的悲剧人生中加深对束缚人性的传统文化的痛恨。三间大学正像一个现代封建大家庭，是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展现的一个大舞台。在这所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里，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无不趋炎附势，勾心斗角，甚至把中国古代兵书上的“敌人喘息未定，即予以迎头痛击”等兵法用来相互间斗法、争权夺势、角逐名利，并且人人都热衷“关心”他人的隐私，散布谣言，恶语伤人。 中国近代以来，海禁渐开，“西学东渐”使得社会上及知识界普遍流行着崇洋媚外的风气。张先生为了炫耀自己的“洋时髦，洋习气”，常常在说中国话时夹杂一些无谓的英文字;曹元朗之流，到国外学着写些“杂凑乌合”的所谓“现代诗”，回国后还时时炫耀自己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装点自己的门面;韩学愈冒牌子虚乌有的外国大学博士取功名。“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进爵”，这些人无非是想借“洋名”、“洋物”来获取头衔地位名气，争足面子，以示体面。这正是中国文化人人格的悲剧所在。至于连一向认为正直脱俗的方鸿渐本人也无法摆脱这种崇洋风气的左右，只好猎取洋博士头衔荣归故里，则十足是中国人“戏剧本能”的典型表现。正如美国的明恩溥所说:“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很少的触动，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剧中人物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方鸿渐心里清楚，如果他不能拿一张博士文凭回去，那么在家乡父老面前就“下不了台”。可见，小说表面上是讽刺“崇洋”的心理行为，实际上还是在挖传统文明的劣根。 西方文化的侵人并未使在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中国依然故我地被浓厚的封建传统意识笼罩着，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着墨不多的名士董斜川，曾出任捷克公使馆军事参赞，本来应该是个“英年洋气的人”，但骨子里却封建味道十足，说话‘旧气活象遗少”，捧着“同光体”的僵尸来炫耀自己，写些“泼眼空明供睡鸦，蟠胸秘怪媚潜纠”之类的晦涩难懂的旧体诗以示旧学深厚，诗才超人。他不仅瞧不起新诗和早期的改良主义龚自珍、黄遵宪的诗，而且连唐以后所有重要诗人的诗都不放在眼中，认为只有“同光体”陈三立的以晦涩出名的((散原精舍诗》，才是当时上下500年间诗歌创作的典范，并且自视颇高，面对别人虚假的恭维，竟洋洋得意地表现出“仿佛领袖受民众欢迎时的表情”。可见，封建思想文化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腐蚀和扭曲之严重，当时中国特殊社会形态下一部分知识分子精神危机之深刻。 2对西方文明的批判 《围城》中没有正面直接描写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不过，在叙事中却暗含着这种批判意识。西方人一向重视“自我”，重视“个性”，强调“精神文明”的执着与追求，强调个体生命的意志与勇气。在实现这种文明的过程中，不难看出是压抑他人的本质力量而得到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这种‘自我’是有生命的个体，而他的生命就是在于能把自己的个性显现到自己的意识和旁人的意识里，就在于能表现自己，使自己成为现象。因为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都设法实现自己，而且也确实在实现自己。 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徐志摩曾说过:“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灭绝了光彩;我的声音是象坟堆里的夜袅，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既然是一个杀尽了和谐的不和谐时代，当然诗人和作家就要唱出不和谐、反和谐的歌，写出和谐的艺术。小说《围城》中便体现出这种“否定”。 具有多维文化视野的钱钟书创制长篇小说，让读者看到中国文化之外的文化。方鸿渐刚从英、法、德“混迹”归乡后，中学的吕校长请他到学校演讲，题目便是堂而皇之的比较文化“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结果，他一点也不顾中国国情和具体场合，东拉西扯，大谈“鸦片”和“梅毒”能“引发许多文学作品”和“刺激天才”。这便是方鸿渐深受西方玩世不恭的影响，无视传统礼教、落拓不羁的个性的反映。方鸿渐明知水性杨花的鲍小姐有未婚夫，却与鲍小姐逢场作戏，两人的“感情”像热带植物一样疯长。 方鸿渐曾研究出西洋人丑得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得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说西洋人的丑是“有计划”、“有作用”，实质是具“恶意”性的丑。 留学归国的不仅仅只有方鸿渐，其他人的思想言行又如何呢?放荡不羁的鲍小姐出洋学医学会的只是逢场作戏玩弄别人感情;苏小姐是“名副其实”的洋博士，学会了国内女性不曾做过的商业的投机手段;韩学愈知道利用“洋妻”来取功名，……作者不仅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异己文化对中国的危害，而且进一步批判了西方文明。 作品最初描写的人，并非是中国人，而是在白拉日隆船上被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当船到达法国的殖民地时，这些人像狗见了家似的气势顿长，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这些法国人是不懂德文的，可他们却能与几个浪荡、轻桃、善于撒娇的犹太女人不断调情，且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 西方传统文化中同样存有让读者深思的话语。作品中运用的一些外国 典故 ，如西洋人拿胡萝卜赶驴子的 故事 ，葡萄牙人生女孩子的 谚语 ，都是作者对西方利己主义的批判。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美总是一种限定，但丑却是反限定的，是向美的普遍性提出挑战。作者所关心的不再是完美的人性，而是不完美的人性。 3对社会现实与历史文明的 反思 荣格曾经有言:“一个已经过时的诗人，常常突然又被重新发现。这种情形发生在我们的意识发展已经到达一个更高的水平，从这个高度上诗人可以告诉我们某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东西始终存在于他的作品中，但却隐藏在一种象征里。只有时代精神的更迭，才使我们揭示出它的意义。” 《围城》是钱钟书对社会现实和历史文明反思的艺术结晶。虽然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社会，但确实存在着几块在当时已畸形繁荣的现代文明的领地—上海、香港等世界性大都市，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尤其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上已相当欧化，因此堪称是真正的现代人。《围城》立足于中国的几块现代文明的土壤而又放眼世界，对整个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生进行整体反思和审美观照，揭露现代人生存危机这一主题。 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曾经留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后来又归国谋生。从伦敦、巴黎、柏林到上海、香港，从十里洋场到高等学府，他一直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然而，这种现代文明社会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充实的意义和幸福的归宿。相反的，不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没有归宿的流浪汉。这个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现代人的个人命运构成了《围城》的主要情节。正是通过他的个人命运和精神危机，作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活的病态。方鸿渐经历了现代人生旅程的四个阶段，即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这四个阶段事实上也就是人们普遍追求的四大人生支柱或四大人生价值。然而在方鸿渐这个现代人身上，这四大人生价值却相继破产以至于彻底崩溃了。方鸿渐感觉到的也正是现代人所具有的同感，“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方鸿渐这个现代人的人生历程和生存状况完全与理性主义、乐观主义的人生信仰相背离，从而把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的危机作了极为真实极为深刻的提示:现代社会虽然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却不能给人提供真正安身立命的东西—精神的信仰和存在的意义，残酷的生存竞争已将基本的人生价值打得粉碎，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一钱不值，现代人陷人了深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人生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了一个进不可取、退无出路的“围城”般的绝境。处于历史转型和文化变迁背景下的现代人却不甘随俗，有未泯灭的理想主义却不能适应现实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在各种话语的断裂、差异、冲撞、颠倒中无所适从，屡屡碰壁。主人公“人生经历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成功之收获而是失败的总和，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对最起码的人生价值的彻底幻灭”。这正是对现代文明中，人在种种异己力量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困境的提示。 《围城》是一部学者小说，这一特征决定了它的哲理性要远远大于形象性。加缪曾经说过:“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在一部好的小说里，其全部哲学都融汇在形象之中”。这话自然不可一概而论，但移用到《围城》上来确是再恰当不过了。它的寓言性结构显而易见，“被围困的城堡”也罢，“金漆的鸟笼”也罢，小说的中心意象“围城”是一个由作者明确指示的哲学命题，它既是人类爱情婚姻的明喻，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和人类生存困境的象征。在《围城》的初版序言中，钱钟书就交待说:“在这本书里，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个郑重其事的点题暗示了《围城》的思想批判意向最终是指向整个人类存在的，它的艺术概括是涵盖整个人生的—现代文明中的现代人生。在《围城》故事快结尾时，作者又有意假借孙柔嘉对方鸿渐的埋怨—“好好的讲咱们两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再次提醒读者回味他的这一思想意向和美学追求。 世间的丑恶被真实地再现，就有利于唤起世人的觉醒，加快他们摆脱异化的步伐。西方的卡夫卡为人生困境建造了一座人与人互相隔绝的“城堡”，中国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则砌起了一条充满迷惘与感伤的“雨巷”，钱钟书则营建了贮满人生困惑的迷宫似的“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