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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围城》优秀读后感范文800字（精选5篇）
当品读完一部作品后，大家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感想，不妨坐下来好好写写读后感吧。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疼，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钱钟书《围城》优秀读后感范文800字（精选5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生”“死”“爱”是文学的经典母题，其中“爱”的主题更是散发诱人的芬芳，让无数人想一探究竟。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写下关于“爱情”的永恒诺言，不惜用世界最华美最精致的语言去颂扬男女之间那缠绵悱恻、欲说还休的隐秘情感，但他们好像都事先约定一样，写下的文字如笔下的情感一样，朦胧、隐晦，让人看得见，抓不住。这时钱钟书写下的《围城》就算得上是“爱情小说”上的异类了，因为《围城》里的男女情感实在太坦白，太明朗，让读者感觉钱先生是想要打开天窗说爱情啊。
《围城》我只简单地把它当一本“爱情小说”。既然是“爱情小说”就会有男主角和女主角。可惜纵观全本，只确定方鸿渐是绝对的男主角，女主角随男主角的生活的改变也发生改变，倒不是说方鸿渐有多么花心善变而是，而是生活实在是太有意思，变化万千，不是谁想长相厮守就可以一生一世一双人。船上相识的鲍小姐，对方鸿渐倾心的苏纨文，可爱爽朗的唐晓芙，富有心计也是方鸿渐最后的选择孙柔嘉，这些在最美年华里的女孩子和方鸿渐或正式或暧昧的情感都被作者用最直接明白的语言展示在众人面前。
本该蒙着纱的情感被直接摊在世人眼前就没有那么美妙的感觉了，读者在心底默默责怪作者不该把男女爱情写的一针见血，一边又忍不住暗暗学习。
比如里面关于男女借书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论断。男女借书是恋爱的开始，男人肯给女人买化妆品、衣服、首饰都不是用心之举，借书就不一样了。一借一还就有了来往，借此可以大谈特谈，十分有利于感情的促进。这就有点像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了，白娘子在西湖上借了一把伞给同船躲雨的许公子，这就有了后面纠缠痴恋的一生。看起来钱钟书真的很懂男女情感套路，都可以具体到做一件事来开始一段感情了。
再比如孙柔嘉可能很早就爱慕方渐鸿却因为女子的矜持没有直接告知，但从她步步为营成为方鸿渐的妻子来看，这真是个有心计的女子。孙柔嘉利用舆论，让旁人都以为方鸿渐和她有着“非一般”的关系，接着用陆子潇的追求逼出方鸿渐的嫉妒心更是如愿以偿成为了爱慕之人的妻子，尽管这段婚姻最后没有给予双方幸福而是成为束缚。
无论男追女还是女追男，《围城》这本小说分析男女交往中的心理变化，都提供具体有效的实践方法，是一本为数不多的“打开天窗说爱情”的“爱情小说”。
合上书本的最后一页，还来不及遐想许多，满脑子都是方鸿渐与孙柔嘉吵架时的情景。总感觉那末了的句号，并不意味着故事的终结，而是另一段故事的开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着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那只祖传的老钟大概是因为看到太多的人情世故，感叹之余忘记了跟紧时间的脚步，所以才成了“时间落伍的计时机”吧。
初读《围城》，便被它细致，生动，诙谐幽默的语言描写给吸引住了，经典之句信手拈来——如描写陆子潇鼻子的一句：“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再如描写一位女明星的歌声：“那位女明星的娇声尖锐里含着浑浊，一大半像鼻子里哼出来的，又腻又粘，又软弱无力，跟鼻子的主产品鼻涕具有同样的品性。”等等不胜枚举，让人读起来都忍俊不禁，这也正是《围城》语言的最大特点，句句都暗含着讽刺。
《围城》讲述的是主人公方鸿渐留洋回国后与苏文纨，唐晓芙之间发生的事以及去三闾大学旅途的经过，在三闾大学当副教授的经历和后来与孙柔嘉结婚的故事。有人说，《围城》写的就是婚姻就像围城，“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也“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但在我看来，里面的围城不止一个，婚姻生活只是其中的一个，大围城套小围城，小围城里再套围城，人生就是由这些大大小小的围城组成。譬如方鸿渐的大家庭里妯娌之间明争暗斗，封建迂腐的繁文缛节，正是方鸿渐一直想要逃出来的一个围城；再譬如在三闾大学教书期间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的教授们之间的勾心斗角，更是一座到处布满机关的围城，幸而最后方鸿渐冲了出来，但是，冲出来的同时，他又步入了另一个围城——与孙柔嘉结婚。就这样无休止的出城，进程…。
由此，我不得不想到我自己，我是一个学生，我的那座城堡有是什么？是学校吧，我是城内的人，拼命地想逃出去，城外的人呢？是那些学龄前儿童，他们正无比兴奋地期待着进入这座华丽的城堡，就像十几年前的我一样。这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在扣留我们十几年后才放我们出来，不，应该说出去，然后，我们再满怀希望地步入下一个城堡——工作。
人生，城堡，我们就在这一个个城堡间，进而出，出而进，周而复始，没有止境。
方鸿渐的第二圈"围"就是给他带来多灾多难的假学位。方鸿渐到底是个知识分子，在买假的文凭之前，他也问问本心，他为本身起了最好的籍口："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贩子，要看契据。"以他本身的口气，就是"说了大话，还要讲本心。"说谎就说谎嘛，讲了本心这大话就变得不伦不类了。既然讲本心，就干脆别买学位了。既然都不讲本心了，就干脆把学位发扬光大吧 害得本身当个副传授忍气吞声的，两头不着岸。
有的报道说，方鸿渐就是作者的化身，甚至有的人还怀疑作者的博士单位是否也是虚构的。但无论如何，方鸿渐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句话是无容置疑的。但正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而且是那种带着玩世的态度处世又有点本心的知识分子，才构成了他一生的第一圈"围城"。他希望做个小人物，如许的性格，似乎就决议了他的一生。
除了方鸿渐，追了苏文纨二十年的赵新楣总也踏不进她的那一座围城，之后却仍逃不出娶妻生子的命运；方家上下逃不出封建传统思想这座围城；两任老丈人也逃不出体面的围城。总而言之，文中所有人都有本身心中的一座围城，大多也仅仅是为了一点私立大概是一个体面，这也是民国时期封建思想与崇洋思想的盲目结合所带来的弊端。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我想没有人会阻挡，是他在处理感情问题时候的玩世态度。也许从第—，圈"围城"建立时，就决议了会有第二圈围城，就决议了会有第三圈围城了。在那个到处是"小人物"的期间，做个小人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耐的。但是他照旧希望做个小人物，买文凭时，希望本身能够使家翁以为光耀门楣；买了文凭，又以为有损道德。要知道，社会上只要两种人能够混得好。
自然，七零多年前的事，如今再提似乎也是陷入了历史这座怀旧围城之中。钱钟书先生以如许幽默的语调，除了批判当时之人或顽固不化或崇洋媚外的种种行为，调侃当时老人的迂腐、留门生的傲气，揭破无谓的婆媳之争、妯娌之争、情敌之争、同事之争外，真正要分析的就是：生活本就是一座大围城，人永远逃不出无尽的压力和束缚，永远要在有形的四堵墙下过完一生。每一个人都逃不出如许的命运，只是在于你在这围墙下是否活得精彩，倘使你始终想着去冲出围城，那你永远只能独守空城，更加得到了生命中的价值。
柏拉图问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老师就让他先到到麦田里去，摘一棵全麦田里最大最金黄的麦穗来，期间只能摘一次，并且只可向前走，不能回头。柏拉图照做，结果却空手而回。
老师问他为什么摘不到？他说：因为只能摘一次，又不能走回头路，期间即使见到最大最金黄的，因为不知前面是否有更好的，所以没有摘；走到前面时，又发觉总不及之前见到的好，原来最大最金黄的麦穗早已错过了；于是我什么也没摘。
苏格拉底说，这就是“爱情”。
之后又有一天，柏拉图又问苏格拉底什么是婚姻，他的老师就叫他先到树林里，砍下一棵全树林最大最茂盛的树。期间同样只能砍一次，以及同样只可以向前走，不能回头。
柏拉图于是照着老师的说话做。这次，他带了一棵普普通通，不是很茂盛，亦不算太差的树回来。老师问他，怎么带这棵普通的树回来，他说：“有了上一次经验，当我走到大半路程还两手空空时，看到这棵树也不太差，便砍下来，免得错过了后，最后又什么也带不出来。”
苏格拉底说，这就是“婚姻”。
人生有太多个围城，仔细算起来，又何止婚姻这么一座？我们几番挣扎，兜兜转转，自命不凡，逐一看破身边事，也不过是做了各个层面上的`“城中之囚”。
夜深忽梦少年事，我们不再有心力惦念谁清澈透亮的莞尔一笑，也想不起哪一瞬间曾听见梦破碎的声音，我们抬眼发现幽暗封闭的内室遮住了窗外的清辉，我们屏住呼吸，却惊觉入耳再无风打过苍松的疏朗之声，只余下屋内老钟疲累的轻轻摆动，和身侧人令你烦闷的混沌气息。
从婚姻是“围城”，到最后感慨人生是“围城”。方鸿渐不断渴望冲出“围城”，却又不得不进入另一个“围城”。大多数人，穷尽力气一生辗转，起起伏伏颠簸无数，终究也止于“大多数人”。
有人说小说有四等境界：最下等曰“歌颂”，第二等曰“批判”，更高曰“幽默”，而独以“荒谬”为最高——《围城》正是这种“荒谬”作品。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荒谬的，万万不能较真，能看出这一层不易，化入小说中更难。因为不仅要你看出生活的荒谬，还要熟知这荒谬的生活是怎么样运作的，方能在虚构的生活中表现出荒谬来，荒谬而不做作，虚构却显真实。
一个在平淡中娓娓道来的故事，圆滑自然的进行，最终化作无奈——“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甚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读完《围城》后，心中有种沉重的感觉，一方面是有太多的人生活在那种虚伪、软弱、优柔寡断的气氛之下；另一方面有太多的人都像围城中的方鸿渐一样，终日碌碌无为，消耗家中的钱财，浪费他人的机会，欺家人的感情，可最悲哀的是他们本人却活的恬不知耻。当时太多的人活在自己封闭的区间中，躲在一边不问世事，他们只知道为了自己的饭碗而努力，却对水深火热的广大人民而无动于衷，身为读书人，作为当时中国思想最为开放、接受最先进的理论学习的一部分人，他们还如此，那其他思想还处于封建中的更广大人民还有出头之日吗？连出国留学的这些人都麻木成这样，那整个中国社会就被外国的殖民统治思想所包围一样，他们都是那个社会中悲哀的人。作为国家优秀的人，不应躲在那坚固围城下做一群麻木的人，就应该负担起自身的责任，引领时代的潮流，为周围、为社会带来一股清流。
作者在文章中提到"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婚姻是这样，工作何尝不是如此？有的人干一行爱一行，富有兢业精神，有的人频频跳槽，也难觅如意的工作，他们厌烦本职工作，老是觉得别人的工作如何如何好，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换了新的工作后发觉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如意，想起原来工作的种种好处。只恨世上没有后悔药卖，时光不能倒流。
就拿我们的工作来说吧，在网上时常看见这样的一些文章，有的人当初考编制时觉得这工作挺有面子，走上工作岗位后，有的会认为来的钱不快，看着一些同学、好友进了党政权力机关，权利带来了实惠；一些人下海经商成功，经济富裕。看着这些人别墅汽车、灯红酒绿，心里痒痒得十分难过，恨不得立马辞职跳槽去捞一把。等到真的逃出去了才知权力政机关并不是那么好混；下海经商也没那么轻易，风险大，竞争激烈，压得心里崩溃时才想起普通岗位工作的种种好处，有双休日，又不加班，工作压力不大，心理也变的轻松快乐多了，也让自己变的年轻了许多了。回头再想想有这样让你愉快的工作，还为什么要去羡慕人家呢？还有什么理由不安心自己工作呢？看着诸如此类的文章我不由的想说：同仁们，让我们好好爱自己的工作，爱我们的岗位，爱我们的事业吧。
最后借用一句话，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要学会给自己减负，给自己鼓劲，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脱离心灵的围墙，才能幸福，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回首过去的一个世纪，饱览群书、博古通今者大有人在，精通多国语言、学贯中西者不乏其人，但钱钟书是独特的。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登堂入室；渊博使他站得高，看得透，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他被学术界誉为“文化昆仑”。真正走近钱钟书时，也许你又会生出无限感慨！骨子里的狂狷有一种人外表温软，内心却十分强悍，钱钟书就是一例。儿时的他，已显出禀赋异于常人，表现在“专爱胡说乱道”“好臧否古今人物”。上小学时，父亲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事实上，直到后半生他才渐渐敛住锋芒。钱钟书之狂，在清华读书时就开始显露。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放言要“横扫清华图书馆”。从外文系毕业时，校方决定破格录取他留校，他一口拒绝了，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钱钟书对同辈学人也多有臧否。他对胡适派的文学史考证和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均深表不满；对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也大加嘲讽，说：“自从提倡幽默文学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1992年，安迪先生到钱钟书府上拜望，请教其对几位文化名人的看法，他的评价几乎全是负面的：对王国维，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陈寅恪，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很不以为然；对鲁迅，说他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阿Q正传》则应加以修剪才是。黄永玉在《北向之痛》中回忆，“四人帮”横行时，学部通知钱钟书去参加国宴，说“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一再拒绝：“我很忙，我不去！”通报者只得讨饶：“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钱立马回应：“不！不！不！我身体很好！哈！我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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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认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与现实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儿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这是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对《围城》一书的评论，我却不那么认为。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1）“‘——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什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2）“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3）“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4）“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上述几近诙谐笑闹的笔调，其实是极高水准的幽默和严肃的综合品，寓正于反的创作，不但含蓄、有趣，而且经得起咀嚼。“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以上仅是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大于客观。不过，由于相信绝对的客观不存在，更相信鉴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人喜好，便没有文学趣味，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大堆文字堆砌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论文关键词〕钱钟书《围城》 文化 批判价值 [论文摘要〕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在其稚俗共赏、幽默风趣的语言里透视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深层意蕴，他思考、关注着人的本性，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围城》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围城》自问世以来，便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比较有争议的作品，从审美范畴的角度探寻，它没有正面描写美，通篇几乎都在作者理想的烛照下描绘丑陋、卑下、粗糙与低劣这些否定性审美范畴的东西，这些东西亦即丑。作者所描绘的丑中蓄积了审丑意蕴，观照和透视了中国 传统文化 中的弊害，鞭挞和解剖了人的精神性格的丑陋。所以，《围城》以“丑”作为创作母题，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而也为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丑”提供了契机。 丑是作为美的对立面存在的，美存在的同时丑也就产生了。然而，长期以来在高雅的美学殿堂里是没有“丑”的一席之地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建立起一座辉煌的“美”的殿堂，它不允许丑的存在。东方文化也一直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理性去节制美感的过度激化，提倡典雅的中和之美，“丑”自然也是被拒斥的。我国古代小说中多是将明君贤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高僧圣尼等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近现代小说同样以描写追求理想、美好前程、远大抱负、为国争光作为主潮。而《围城》则是背离当时主流文学的作品，所以，《围城》一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没有地位。随着研究者对于作品中的“丑”由表及里的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围城》才走人中国现代文学史。 与20世纪40年代其他现代小说家一样，钱钟书的小说以对丑恶人性的提示和批判为基本母题，客观地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状况与沉滞的气氛。这只是《围城》带有揭露和批判性的‘性活描写层面”，具有认知价值。作者自称，“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思考、关注人的本性问题，人性之丑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最终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提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在讽刺与幽默的审丑艺术的运用下，《围城》更是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容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批判 文学就其总体而言，永远是对社会生活的观照与探索，永远是对人类自下而上状态的思考与写照。五四运动以来，“批判国民性”的主题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其最终落脚点是“反封建”。《围城》的主题意蕴是多方面的，对于丑的审视已不是“反封建”，而是一种文化批判。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而又有着惊人的人生智慧的学者型作家钱钟书，超越了特定文化的局限，以一种深刻的批判眼光，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独具慧眼的评判。 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是《围城》意蕴最深刻之所在。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对西方文化的鞭挞，都是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作者笔下的“围城世界”和“围城人生”构成整个存在世界和整个人生的本体象征，极富于哲学意味。 《围城》的主要社会环境是大都市上海以及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中西文化在中国的交汇之地，主要人物是出身传统封建家庭、先受中国传统 教育 后又 留学 西洋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这种环境和人物使作者有可能更深邃、更广泛地展开他对历史文化和人生命运的探究。 《围城》是从“反英雄”角度描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分子的出路，而是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小说对于落后的传统文化的批判，已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一些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围城》深刻剖析和辛辣讽刺了中西两种文化相撞击时产生的种种畸形可笑的现象和人物，以诙谐生动的比喻揭示了“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合流所产生的荒.唐可笑性:“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象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的两方补钉，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小说嘲讽了“国粹”和“洋物”掺和在一起所产生的不伦不类的现象。城市人“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却“坐在水管烘暖的客堂念佛”，每天念10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自己。作者对此调侃地写道:“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这表面上似乎在提倡“中体西用”，实际上是对固守中国封建文化者的嘲讽。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许多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方鸿渐的父亲是个十足迂腐守旧的封建遗老，他顽固坚守传统文化和旧道德标准，视一切外来文化、新文化为洪水猛兽，必扼杀之而后快。他处处显示封建家长的威严，始终以传统观念要求和制约儿女们的言行。在这样的封建遗老治理下的家庭正如我国许多传统封建家庭一样:长幼尊卑有着森严的礼教，父母儿女却无正常的爱心，婆媳之间互相敌视，女由狸之间明争暗斗，相互都恨不得吃掉对方。《围城》借方巡翁及其家庭来思索和揭露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丑恶和腐朽，同时也让人们在主人公的悲剧人生中加深对束缚人性的传统文化的痛恨。三间大学正像一个现代封建大家庭，是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展现的一个大舞台。在这所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里，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无不趋炎附势，勾心斗角，甚至把中国古代兵书上的“敌人喘息未定，即予以迎头痛击”等兵法用来相互间斗法、争权夺势、角逐名利，并且人人都热衷“关心”他人的隐私，散布谣言，恶语伤人。 中国近代以来，海禁渐开，“西学东渐”使得社会上及知识界普遍流行着崇洋媚外的风气。张先生为了炫耀自己的“洋时髦，洋习气”，常常在说中国话时夹杂一些无谓的英文字;曹元朗之流，到国外学着写些“杂凑乌合”的所谓“现代诗”，回国后还时时炫耀自己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装点自己的门面;韩学愈冒牌子虚乌有的外国大学博士取功名。“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进爵”，这些人无非是想借“洋名”、“洋物”来获取头衔地位名气，争足面子，以示体面。这正是中国文化人人格的悲剧所在。至于连一向认为正直脱俗的方鸿渐本人也无法摆脱这种崇洋风气的左右，只好猎取洋博士头衔荣归故里，则十足是中国人“戏剧本能”的典型表现。正如美国的明恩溥所说:“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很少的触动，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剧中人物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方鸿渐心里清楚，如果他不能拿一张博士文凭回去，那么在家乡父老面前就“下不了台”。可见，小说表面上是讽刺“崇洋”的心理行为，实际上还是在挖传统文明的劣根。 西方文化的侵人并未使在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中国依然故我地被浓厚的封建传统意识笼罩着，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着墨不多的名士董斜川，曾出任捷克公使馆军事参赞，本来应该是个“英年洋气的人”，但骨子里却封建味道十足，说话‘旧气活象遗少”，捧着“同光体”的僵尸来炫耀自己，写些“泼眼空明供睡鸦，蟠胸秘怪媚潜纠”之类的晦涩难懂的旧体诗以示旧学深厚，诗才超人。他不仅瞧不起新诗和早期的改良主义龚自珍、黄遵宪的诗，而且连唐以后所有重要诗人的诗都不放在眼中，认为只有“同光体”陈三立的以晦涩出名的((散原精舍诗》，才是当时上下500年间诗歌创作的典范，并且自视颇高，面对别人虚假的恭维，竟洋洋得意地表现出“仿佛领袖受民众欢迎时的表情”。可见，封建思想文化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腐蚀和扭曲之严重，当时中国特殊社会形态下一部分知识分子精神危机之深刻。 2对西方文明的批判 《围城》中没有正面直接描写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不过，在叙事中却暗含着这种批判意识。西方人一向重视“自我”，重视“个性”，强调“精神文明”的执着与追求，强调个体生命的意志与勇气。在实现这种文明的过程中，不难看出是压抑他人的本质力量而得到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这种‘自我’是有生命的个体，而他的生命就是在于能把自己的个性显现到自己的意识和旁人的意识里，就在于能表现自己，使自己成为现象。因为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都设法实现自己，而且也确实在实现自己。 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徐志摩曾说过:“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灭绝了光彩;我的声音是象坟堆里的夜袅，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既然是一个杀尽了和谐的不和谐时代，当然诗人和作家就要唱出不和谐、反和谐的歌，写出和谐的艺术。小说《围城》中便体现出这种“否定”。 具有多维文化视野的钱钟书创制长篇小说，让读者看到中国文化之外的文化。方鸿渐刚从英、法、德“混迹”归乡后，中学的吕校长请他到学校演讲，题目便是堂而皇之的比较文化“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结果，他一点也不顾中国国情和具体场合，东拉西扯，大谈“鸦片”和“梅毒”能“引发许多文学作品”和“刺激天才”。这便是方鸿渐深受西方玩世不恭的影响，无视传统礼教、落拓不羁的个性的反映。方鸿渐明知水性杨花的鲍小姐有未婚夫，却与鲍小姐逢场作戏，两人的“感情”像热带植物一样疯长。 方鸿渐曾研究出西洋人丑得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得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说西洋人的丑是“有计划”、“有作用”，实质是具“恶意”性的丑。 留学归国的不仅仅只有方鸿渐，其他人的思想言行又如何呢?放荡不羁的鲍小姐出洋学医学会的只是逢场作戏玩弄别人感情;苏小姐是“名副其实”的洋博士，学会了国内女性不曾做过的商业的投机手段;韩学愈知道利用“洋妻”来取功名，……作者不仅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异己文化对中国的危害，而且进一步批判了西方文明。 作品最初描写的人，并非是中国人，而是在白拉日隆船上被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当船到达法国的殖民地时，这些人像狗见了家似的气势顿长，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这些法国人是不懂德文的，可他们却能与几个浪荡、轻桃、善于撒娇的犹太女人不断调情，且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 西方传统文化中同样存有让读者深思的话语。作品中运用的一些外国 典故 ，如西洋人拿胡萝卜赶驴子的 故事 ，葡萄牙人生女孩子的 谚语 ，都是作者对西方利己主义的批判。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美总是一种限定，但丑却是反限定的，是向美的普遍性提出挑战。作者所关心的不再是完美的人性，而是不完美的人性。 3对社会现实与历史文明的 反思 荣格曾经有言:“一个已经过时的诗人，常常突然又被重新发现。这种情形发生在我们的意识发展已经到达一个更高的水平，从这个高度上诗人可以告诉我们某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东西始终存在于他的作品中，但却隐藏在一种象征里。只有时代精神的更迭，才使我们揭示出它的意义。” 《围城》是钱钟书对社会现实和历史文明反思的艺术结晶。虽然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社会，但确实存在着几块在当时已畸形繁荣的现代文明的领地—上海、香港等世界性大都市，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尤其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上已相当欧化，因此堪称是真正的现代人。《围城》立足于中国的几块现代文明的土壤而又放眼世界，对整个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生进行整体反思和审美观照，揭露现代人生存危机这一主题。 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曾经留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后来又归国谋生。从伦敦、巴黎、柏林到上海、香港，从十里洋场到高等学府，他一直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然而，这种现代文明社会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充实的意义和幸福的归宿。相反的，不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没有归宿的流浪汉。这个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现代人的个人命运构成了《围城》的主要情节。正是通过他的个人命运和精神危机，作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活的病态。方鸿渐经历了现代人生旅程的四个阶段，即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这四个阶段事实上也就是人们普遍追求的四大人生支柱或四大人生价值。然而在方鸿渐这个现代人身上，这四大人生价值却相继破产以至于彻底崩溃了。方鸿渐感觉到的也正是现代人所具有的同感，“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方鸿渐这个现代人的人生历程和生存状况完全与理性主义、乐观主义的人生信仰相背离，从而把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的危机作了极为真实极为深刻的提示:现代社会虽然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却不能给人提供真正安身立命的东西—精神的信仰和存在的意义，残酷的生存竞争已将基本的人生价值打得粉碎，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一钱不值，现代人陷人了深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人生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了一个进不可取、退无出路的“围城”般的绝境。处于历史转型和文化变迁背景下的现代人却不甘随俗，有未泯灭的理想主义却不能适应现实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在各种话语的断裂、差异、冲撞、颠倒中无所适从，屡屡碰壁。主人公“人生经历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成功之收获而是失败的总和，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对最起码的人生价值的彻底幻灭”。这正是对现代文明中，人在种种异己力量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困境的提示。 《围城》是一部学者小说，这一特征决定了它的哲理性要远远大于形象性。加缪曾经说过:“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在一部好的小说里，其全部哲学都融汇在形象之中”。这话自然不可一概而论，但移用到《围城》上来确是再恰当不过了。它的寓言性结构显而易见，“被围困的城堡”也罢，“金漆的鸟笼”也罢，小说的中心意象“围城”是一个由作者明确指示的哲学命题，它既是人类爱情婚姻的明喻，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和人类生存困境的象征。在《围城》的初版序言中，钱钟书就交待说:“在这本书里，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个郑重其事的点题暗示了《围城》的思想批判意向最终是指向整个人类存在的，它的艺术概括是涵盖整个人生的—现代文明中的现代人生。在《围城》故事快结尾时，作者又有意假借孙柔嘉对方鸿渐的埋怨—“好好的讲咱们两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再次提醒读者回味他的这一思想意向和美学追求。 世间的丑恶被真实地再现，就有利于唤起世人的觉醒，加快他们摆脱异化的步伐。西方的卡夫卡为人生困境建造了一座人与人互相隔绝的“城堡”，中国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则砌起了一条充满迷惘与感伤的“雨巷”，钱钟书则营建了贮满人生困惑的迷宫似的“围城”。
.在我的印象中，自《管锥编》问世以来，钱钟书其人其作就成了个显示博雅的话题。学文的凑在一起，不知不觉就会谈起钱钟书，谈《管锥编》，谈《谈艺录》（倒很少见人提《旧文四篇》，也许因为它只是"四篇"而已），高见纷陈，崇敬之情更是形于言表。一部专门性很强的学术能如此深入人心当然令人欣慰。然而听到各层年纪的同志们放谈钱钟书和《谈艺录》，发表种种概括性极强的深刻见解时，我只有惭愧得紧，佩服得紧。记得我第一遍谈旧版《谈艺录》时，基本上不懂，极少部分经仔细琢磨略得其理。第二遍读新版时，我已读过些唐诗，于是稍明白一部分唐诗的内容。几年过去，现在我第三遍读它，竟发现所得与读第二遍相差无几。解者自解，不解者依旧不解。惶惑之余，我只能这样自慰：一种专门学问，当人人都能谈论它时，它早已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就好像前些年人人都评法批儒时，那早就不是思想史研究了一样。 钱钟书的学问，可以渊博精深四字概之。《管锥编》代表着渊博，而《谈艺录》则体现了精深。渊博在内容，精深在思致。钱钟书的学问，在我看来，不只是一通知识，也不只是一番功夫，乃是一种境界。不是王国维的那些学问境界，而是近于天台慧双修、顿渐并举而至开悟的那种境界。所以它不能仅以渊博的学养和专静的功夫来衡量，不必须加上超妙的灵悟。诚然，钱钟书的渊博和专静者都可以说举世罕俦，但这藉现代的信息处理技术、有正常的学术环境，还是可以企及的，而那种悟性就难说了。西天路上僧多少，谁个取得真经回？所以说钱钟书的学问是种境界，缘故也就在这里，不光要有看经打坐的禅定功夫，还在有慧根妙悟。不透彻这一点，读不了《谈艺录》，也不能领略它的精深，更谈不上给予适当的评价。譬如隔墙观花，眼界与钱钟书齐的，红白当前，目不瑕接，哪有心思看钱钟书？眼界不及钱钟书的，只能从旁边看着钱钟书观花；但也只能看看他的姿态而已，又焉能窥知钱钟书之所见。更不幸的是，钱钟书的姿态偏又平淡无奇，最为普通。依我看，也就是学者最朴素的本色罢了。如果要个性的话，那么就是不免炫博（如第62则论诗与读书，）时而寓谐于庄（如第16则胪列"古来薄韩者多姓王"），讥诮刻薄（如第61则谓《随园诗话》"无助诗心，却添诗胆"；第34则谓刘过七古伧野粗狺"似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钱钟书的卓绝处在于全面的具备了学者的素质－－不只是渊博的知识，缜密的思理，还有独立的学术品格。最后一点最为重要却常被人们忽视。 2.学者们为人类思想的主体，作为文化的承传者与建设者，作为价值的裁决者，其意义首先在于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己的思想。他的使命要求他在进行事实认识和价值判断时保持独立的思考。既不拾古人牙慧，也不仰今人鼻息。通观钱钟书的著述。他是无愧于学者称号的。读完《谈艺录》，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虽广征博引，备举前贤旧说，却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这我们从翻开目录就开始感觉到。自严沧浪以来，言诗秘称盛唐。无论是亦步亦趋的明七子还是反拨明人的清代诸家，尊唐崇宋已成为诗学主流，诗与代降几成定论。胡应麟说"东京后无诗矣"（《诗薮》内编卷一），鲁迅则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全集》卷十二书信集《致杨霁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612页）。以至于谈诗者概不言明清，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可以堂而皇之地结束于元化，而宣称"此诗史从诗经、楚辞叙起，一直到近代的散曲（按指元散贡），而词盛行以后的诗，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词，则概在劣作之则删去"（《导论》）。我们很难说这是不是承袭传统观念而生的成见，但这种观念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诗者，故试其技于词曲，宁有是理。钱钟书正是以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来看中国诗歌的，因此在《谈艺录》中我们看到与上述成见相反的情形：书中除少数几条论唐诗处，大多是论宋以后诗的内容，主要是清诗。这本身就体现了迥异流欲的独立精神。而具体到作家的创作与理论，更是毫不依傍前人，惟我听见是陈，大胆而卓绝的议论随处可见。这里我首先想举出他对《沧浪诗话》的评论。自古以来没有哪部诗论像《沧浪诗话》这样遭到过那么多讥诮訾毁。可是《谈艺录》通篇独给了它极高评价。第88则中通过比较严氏诗论与法国印象派诗论的相通之处，肯定了它"放诸四海，俟诸百世"的理论意义。后来作者在"订讣"中回顾道："余四十年前……撰《谈艺录》时，上痒师宿，囿于冯钝吟等知解，视沧浪蔑如也。《谈艺录》问世后，物论稍移，《沧浪诗话》颇遭拂拭，学人于自诩'单刀直入'之严仪卿，不复如李光照之自诩'一拳打蹶'矣。"（第596页）今天严羽诗论的价值渐为人重视，但在当时钱钟书的议论不啻是石破天惊，非有目空北群的过人胆识不牟能道。颇有意思的是，钱钟书如此推崇沧浪，但对沧浪诗论一脉相承的司空图《诗品》却不以为然："司空表圣《诗品》，理不胜辞；藻采洵应接不暇，意旨多梗塞难通，只宜视为佳诗，不求甚解而吟赏之。"（第371页）这样的主人放在今天，研究批评史的人必勃然而起争之。但我觉得"佳诗"说是有道理的，《诗品》的意义只在以"佳诗"扩大了中唐以来的诗境说的影响，在理论上并没多少贡献。而具象式批评的模糊性带来的消极影响更是过大于功，这种具象式的理论思维最终阻碍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走向规范化和科学性。又如明末奸臣阮大铖，人品为世所不齿，而诗有可讽，前人偶或赏之，今人的文学史斥之莫称。钱钟书则认为"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何须固执有言者必有德乎"（第161页）因此他在论述竟派衰时特地把他作为一种现象提出来讨论："阮大铖绝口不道钟谭；《戊寅诗·与杨郎秋夕论诗》大言：'胜国至本期，一望茅苇积，滔滔三百年，鸿�如未辟。'顾按其先后诸集，则洵可谓为'捉得竟陵决'者。昧良忘祖，毁所自出，亦佥壬心术流露之一端焉。"最后又提到： 五十余年前，南京国学图书馆重印《咏怀堂诗集》，陈散原、章太炎、胡步曾先生等题识以表章之，有日："以王孟意趣，而兼谢之精炼"，有日："具体储书，追踪陶谢"。诸先生或能诗或不能诗，要未了然于诗史之源流正变，遂作海行言语。如搔隔靴之痒，未奏中肯之刀。有清一代，鄙弃晚明诗文；顺康以后，于启祯家数无复见知闻知者，宜诸先生之钦其宝莫名其器也。（第422页） 陈章胡三位都是一代名家，但钱钟书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于诗史流变而致议论轻率，同时也说明了他们致误的客观原因，严正中含有宽容和尊敬，表现出一位学者因有的正直不阿的高尚品格和不卑不亢的优雅风度。读完《谈艺录》，我们不能不承认，钱钟书学问的境界首先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忠实态度和独立的思考之上的。没有这点精神而侈谈学问，只能是对学问的亵渎，学问反过来也必将给予无情的嘲弄。从古到今都有这样的学者，著作等身，显赫一时，身后却留不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一点孤直耿介，耐不住寂寞；向声背实，托飞驰之势，最终必然滑向邪道，令后人在鄙薄之余又生几分怜悯。古人说，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有第一等的人格乃有第一等的学术品格，有第一等的学术品格乃有第一等的学术！回顾中华民族的学术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学人的出处升沉、学术的隆替流变，好生令人感慨！向来被人目为浅薄的胡适，就凭他独立不羁的学术精神，后人便能从他的遗产中得到许多真金。而一些似乎精深远过之的学者却只留下些过期股票。面对一大堆古典文学研究的遗产，我愈益强烈地感到，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学术品格对于一个学者、对于我们整个学科建设是多么重要！已故广西师大中文系教授冯振（振心）先生（1897－1980），我只见到遗容，精于诗学与诸子学，早年著书多种，后来却几乎不写东西。据说是自觉不合时宜。这样一位学者，没能把毕生所得留传下来，是非常可惜的。但我佩服这种精神。既然不能言所欲言，那就保持沉默。有所不为而后能有所为。评法批儒时的那种学术繁荣不地徒致纷扰，添些拨乱反正的麻烦罢了。我的老师千帆先生常说，学者须能自甘寂寞。也许，选择学问作为终生事业就注定了要走上一条寂寞之途。如今钱钟书是名满宇内了，但他一直是在走着淡泊寂寞的路，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3.今人好谈论钱钟书的治学方法，每有洞幽烛微之论。也难怪，谁让今天是个方法论的时代呢！但我始终以为钱钟书的所成，要在一个学字，博通今古，学贯中西。四册《管锥编》早已令中外倾倒，而《谈艺录》仅以它满纸的书名号就足以令人服膺其涉猎之广。对任注山谷诗、李注荆公诗、施注遗山诗三家的订补引书数百种，特别是举前人后人之作相参证，更显出非凡的记诵能力。这种学养自然是与他们那一代人少受家学通国故、长游域外博见闻的特殊经历分不开的，今人再难有这种理想的学习条件。因为淹贯中西，他每从中西文学创作与理论中发现相同的艺术经验，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人类共能的艺术感觉和心理内容。这在论王国维诗的时间意识、李贺诗的曲喻、八股文的代言特征、以人为诗说、山谷"行布"之说、惦手相应与机乖等问题时都为我们树立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例。而在评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近代诗人时，渊博的学识同样使他能居高临下地洞见他们接受西方文化的深浅得失。对苏曼殊每以拜伦比太白仙才、雪莱比长吉鬼才，他就认为："至于拜伦之入世实践，而谓之'仙'；雪莱之凌虚蹈空，而谓之'鬼'，亦见此僧于文字海中飘零。未尝得筏登岸也。"（第50页）曼殊《本事诗》之三云："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钱钟书在"订补"中又说："窃谓'命如人可揣称工愁薄命之才子如黄钟则辈……曼殊悯刚毅杰士，以为柔脆；怜豪华公子，以为寒酸，以但丁言情与拜伦言情等类齐观，而已于二家一若师承相接，身世同悲。不免道听途说，而谬引心照神交。盖于西方诗家，只如卖花担头看桃李耳。读此等绝句，不妨赏其楚楚小有风致，若据以言曼殊于西方文学能具藻鉴，则誉彼长适所以■其短矣。"（第374页）这样的评论哪里靠什么观念或方法，纯粹靠驱使满腹书卷而已，甚至不必下许多玩味作品的功夫，见多识广自然能辨真假深浅，不受人欺。《谈艺录》里真正是下了玩索功夫、于毫芒之间参究同异得失的是像第28则论钟谭之类的文字。就是在这种地方，渊博的学养还是每在不经意处显示出来："伯敬欲为简远，每成促窘；友夏颇希隐秀，只得�格。伯敬而有才，五律可为浪仙之寒；友夏而有才，五古或近东野之瘦。"（第102页O）这段文字辨析之精，诚令人叹服，但我更欣赏的是下面小字夹注说的"然唐人律诗中最似竟陵者，非浪仙、武功，而为刘得仁、喻凫"。发现姚贾与竟陵的相似不算困难，因为他们都是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晚唐名家。而刘喻二人在唐代却是很少为人提及的小家。能注意到他们与竟陵的相近，就显出论者于唐诗涉猎之广、研读这细、体悟之深了。所以我说钱钟书的学问是最本分最老实的学问，如果更以第18则"诗用语助"而言，则甚至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学问。悟性那么高的他，总是用着最机械的归纳法。他在论古诗中用虚字的情形时指出："盖理学家用虚字，见其真率容易，故冗而腐；竟陵派用虚字，出于矫揉造作，故险而酸。一则文理通而不似诗；一则苦做而文理不通。兼酸与腐、报以文为诗之丑态者，为清高宗之六集。蒋石斋、复初斋二家集中恶诗，差足佐辅，亦虞廷庚歌之变相也。"（第78页）这一鞭辟入里的结论，并不是仅凭读几家集子加以推断，而是列举出从古代到近代125位诗人的296首诗作，由众多诗例的琐细比较中归纳出来的。这种笨拙的方法今人是不屑用的，尽管我们只能共分谢灵运谦让的那一斗才。于是今人的文章中也绝看不到这样的文字： 余于晚清诗家，推江�叔与（黄）公度如使君与操。�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无妨二人之为霸爰健笔。乾嘉以后，随园、瓯北、仲则、船山、频伽、铁云之体，汇事成风；流昨轻巧，不矜格调，用书卷而勿事僻涩，写性灵而无忌纤佻。……江�叔力矫之，同光体作者力矫之，王壬秋、邓弥之亦力矫之；均抗志希古，欲回波断流。公度独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斯尤难能罕觏矣。（第347页）能把一代诗家如数家珍似地一一道来。只有靠多读、熟读，只有这样才能胸有成竹，沿波讨源，把握住诗潮的流变。当然，这里还有个艺术鉴赏力的问题。敏锐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是学养与悟性的结合。这方面钱钟书的过人之处随时都流露出来。 4.由于涉猎有限，我无法对钱钟书诗学的深湛处一一评说，只能在自己熟悉的范围内举一两个例子。比如李贺，《谈艺录》有数条论及，显见作者是深有见于其诗的。自杜牧序李贺诗有牛鬼蛇神之目，以为"少加以理，可奴仆命骚"，后人多有曲为之辩者。钱钟书举出铫羹湖《昌谷诗注》、朱轼《笺注长吉诗》，张箦斋《涧于日记》、刘须溪《评李长吉诗》、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舒梦兰《古南余话》诸书所论，指出"姚、陈、张辈谓长吉之诗妙在乎有理而猝不能解刘、胡、舒辈谓其妙在乎无理而正不须解；二说相反，而均一反牧之'少加以理后'之说"。（第367页）他首先跳出这有理无理之争，而从杜牧之论去寻绎长吉诗。既然同时代的大诗家认为贺诗无理，那么就体现了唐人的一种目光。通过对作品的考察，他认为"牧之议长吉'少理'，即黎二樵评长世所谓'于章法不太理会'也"。这不是主观的臆测，他对《恼公》所作的那段千余字的剖析会让你信服他的见解。进而他又拈出德国人所谓"挈领之才"与"铺张之才"的分限，以为长吉才质属于铺张一路，深中贺诗肯綮。如果光谈到这一步，那么钱钟书还不足以为钱钟书，他的识见卓绝之外更在后面："余尝谓长吉文心，如短视人之目力。近则细察秋毫，远则大不能睹与薪；故忽起忽结，忽转忽断，复出傍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了，如明珠错落。与《离骚》之连犭卞荒幻，而情意贯注、神气笼罩者，固不类也。……盖长吉振衣千仞，远尘氛而超世网、其心目间离奇ㄈ诡，鲜人间咸。所谓千里绝迹，百尺无枝，古人以与太白并举，良为有以。"（第46－47页）我以为这是迄今为止李贺研究中最精辟深刻的阐述之一。它是基于先进的文学观念吗？是本着科学的研究方法吗？不，这是博学广见的艺术素养的升华，是惺惺相惜的天才之间的深刻理解，是希世独行的一种人生境界的感通！我知道，像杜甫那种每饭不忘君的诗人是容易获得统治者和统文人赏识的，苏东坡的旷达超逸也容易得到在现实的压抑中寻求精神超越的一般士人的共鸣，可是太白、昌谷，他们天才的寂寞、绝望的反抗，是世间大多数所谓学者、诗人难以理解或首肯的。我在钱钟书的学问中总看到一种超然的东西，借他一本书的书名来说就仿佛是站"在人生的边缘上"眺望人生，这使他总是具有超脱的识见，透地一层境地洞达幽邃的真谛。看他论赵孟ぽ诗："松雪诗浏亮雅适，惜肌理太松，时作枵响。七古略学东坡，乃坚致可诵。若世所传称，则其七律，刻意为雄浑健拔之体，上不足继陈简斋、元遗山，下已开明之前后七子。而笔性本柔婉，每流露于不自觉，强绕指柔作百炼刚，每令人见其矜情作态，有如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亦如龙女参禅，欲证男果。"（第96页）。赵孟ぽ性本柔弱，少刚正之气，其出处与书法风格都明白地表现出这一点。作书不悖本性，还能成柔媚一体："文以气为主，不可力强而至"，以柔弱之质而强作豪壮，自不免矫矜。这瞒得过钱钟书？正是在这种地方最显出钱钟书的目光如炬来。而"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之喻则形象而又透辟地揭示了赵孟ぽ品性、诗格之间的反差和矫张之态，不由得让人想到《谈艺录》中引及的一句古话："刻薄人善作文字！"此外如公安与竟陵有望道未见与有志未遂之别、放翁善写景而诚斋写生，黄遵宪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等议论，均自出手眼，令人不能不折服他的识见之深和悟性之高。清诗学者严迪昌说三十年前读旧刊本《谈艺录》"至作诗学成斋，几乎出蓝乱真者，七百年来，惟有江�叔。张南湖虽见佛，不如�叔之如是我闻也。世人谓《伏�堂集》出于昌黎、东野、山谷、后山，盖为彭文敬、李小湖辈未定之论所误耳"一段文字，甚觉亲 ，后读江�《伏�堂诗录》，深叹钱钟书所论的警策，"诚独具史家慧识"。《谈艺录》中这种发人所未发、鞭辟入里的论断不胜列举，王渔洋诗，同辈均推崇其天分之高不可及，后来袁枚独不以为然说"阮亭之色并非天仙化人，使人心惊。不过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属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得香，取人碎金，成其风格"。（《随园诗话》卷三）钱钟书则认为"藏拙即巧，用短即长；有可施人工之资，知善施人工之法，亦即天分"。但他马上又指出："然一不矜持，任心放笔，则譬如飞蓬乱首，狼藉阔眉，妍姿本乏，风流顿尽。"他举出邹绮《十名家诗选》所收及《观自得斋丛书》中的《渔洋山人集外诗》为例。接着他又分析了渔洋的弱点和长处： 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故余尝谓渔洋诗病在误解沧浪，而所以误解沧浪，亦正为文饰才薄。将意在言外，认为言中不必有意；将弦外余音，认为弦上无音；将有话不说，认作无话可说。……观其词藻之钩新摘隽，非依傍故事成句不能下笔，与酣放淋漓，挥毫落纸，作风雨而起云烟者，固自异撰。然读者只爱其清雅，而不甚其��，此渔洋之本领也。要之渔洋谈艺四字"典、远、谐、则"，所作诗皆可几及，已非易事。明清之交，遗老"放恣"杂驳之体，如沈椒园廷芳《隐拙轩文钞》卷四《方望溪先生传》附《自记》所云，诗若文皆然。"贪多"之竹士宅，能为馈贫之粮，"爱好"之渔洋，方为拯乱之药。功亦伟矣。（第97－98页） 钱钟书的批评眼光尖锐犀利，如伦琴射线洞穿对象的肺腑，隐痴结症，－－皆现。既能撕开锈花枕头表暴其秕糠之质；也能琢璞现玉、披沙拣金，上述论断起渔洋于九泉也不能不心悦诚服，难抗辩一词。只要我们不是仅凭世所传诵的几篇名作，而是通观渔洋全部诗作来衡量上述议论，都会同意钱钟书的意见。他没有提到渔洋的成名作《秋柳四首》实际上这组作品中已包含了渔洋诗风的基本特征，包括"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弦上无音"和"爱好"（见赵秋谷《谈龙录》）的成败得失。这个问题需要专文讨论。 5.叶燮《原诗》论诗人的素质，在刘知几论史家的才、学、识三品上加个"胆"。学者的素质同样也必须具备这四点。正直的学术品格就是胆，渊博的知识是学，超妙的感悟是识，而才则体现在思维的缜密、论析的谨严、表述的畅达。这在钱钟书可以说是集四美于一身，而机敏的谈锋、尖刻的谐谑更是他独特的魅力。综而言之，一切都是以学为基础的，钱钟书读书之勤，亲朋中流传的许多佚事可以作证。文学所的藏书，有不少登记卡片上我只见钱钟书一个名字，《烟画东堂小品》就是其中之一。而正是此书所收的《五贻上与林吉人手札》的陶澎跋语，成了他"渔洋楼阁乃在无人见时暗中筑就，而复掩其土木营造之迹，使有烟云蔽亏之观，一若化城顿现"这一诛必之论的依据。妙悟来自广泛的参学。"夫'悟'而日'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第68页）这正可以看作是钱钟书的夫子自道。与时贤相比，他给严沧浪以更高的评价，显然是深有会心于此。 学风迭代递转。汉人守章句，宁人讲义理，清人尚考据，虽各有得失，同务一个"学"字。十七年空谈主义，新时期专攻方法，却患在不学。以方法而言，钱钟书确是平淡无奇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学术笔记（《日知录》《陔余丛录》式的）和诗话（《瓯北诗话》式的）的路数（ 取材范围扩大到西籍）。打个粗俗的比方，《管锥编》是盆菜－－经加工选择的素材积累；《谈艺录》是浓缩汤料－－经概括提炼的真知灼见。前者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武库，闭着眼睛摸一篇都能据以成一专题论文。后者则是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锦囊，没出息的任拈一段都可敷衍成长篇大论，来个我注钱钟书；出息不大如我这样的也可以从中刺取一二，来个钱钟书注我。但是方法，你在哪里？读《谈艺录》我常有迷茫的感觉，就像大德上座，说得头头是道，听众却在云里雾里。盖悟入的境界，你悟得乃可印证，否则终为雾里看花。然而要证悟又谈何容易，他说钱�石如何如何，蒋心余如何如何，我没读过他们的诗，又何知深浅。正因此我才顿悟，钱钟书的学问的不二法门就是读，再读、读熟、读透。所谓"下学以臻上达"。（第99页）以他的悟性与专静，有什么深奥不可解的东西？据我粗略统计，《谈艺录》引书一千九百七十余种（不包括西籍），涉及诗人八百多人，且读而有得，决非前人诗话摘一二佳句泛下一二评语者可比。我相信不只我一个人感到奇怪和惋惜，钱钟书为什么不做些系统的研究，比如写部诗史什么的煌煌巨著，而做这种零星的、笨拙的功夫？读了三遍《谈艺录》之后，我总算明白，只有下这最笨的功夫才能臻这最上的境界！想到严沧浪示学诗者的"遍参"、"熟参"，的确不是英雄欺人。但这是一个原则，而不是一种方法。凡臻最上乘境界的学问技艺总是无迹可寻，也就是古人所谓"至法无法"。金庸笔下最出色的剑侠，剑术造极之境是"无剑"。内力到处，木棒、柳枝乃至衫袖、手臂动摇皆为兵刃。钱钟书的学问便给人这种百战不用兵刃的感觉，读他的书你只觉得渊博、精深，在那一派真气浩然的学养和悟性面前，一切理论、技巧、方法都显得苍白无力，像耐不住比拼的花拳乡腿！ 6.然而，这种境界可以景仰，却难以企及。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种极其超然的学问态度上的。从动机来说，钱钟书也许并不想做个职业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他最初谈诗是为"资吾操觚自运"，所以只着眼于"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而不斤斤于评骘高下及注解、考证。专注本文，使他对诗的理解达到很深的境地："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言语悬殊，对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冥契。"（第346）写作《谈艺录》时，正值国难当头，偷生兵罅。"忧天将压，避地无之"，于是"销愁舒愤，述往思来。论无能事之词，遣有涯之日"。（序）这是一种寄托。一种"不为无益之学，何以遣有涯之身"的无奈与自遣。所以书中每以兴会听到，信笔书之。或少年负气，一时技痒，不免有炫学之意（第346页）；或诙谐杂出，以资谈助；更多的则是以闻见折衷旧说，断结学术公案（如论韩愈、朱熹），了不似蓄意所作的专门研究。论其体例实近于陈登原的《国史旧闻》。于丧乱流离、图籍无存之际作此书，自序所谓"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确非故拟作易者而自大其体。它是忧患的产物，同时又是超越忧患、远避尘累的凭藉。建国后风云激荡，政治运动的冲击，五七干校的放遣，对一介书生来说书已成了一种奢侈。爱书如命，在干校昏暗的棚屋中将登子放在炕上，人再站在凳子上凑近灯光读书的钱钟书，学问对他还有什么更崇高或更功利的目的（如弘扬民族文化、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之类）呢？惟其如此，倒使他的学问获得了它的自足性。学问的目的回到了它本身。读书思索对他来说成了一种最愉快的人生体验，从而使学问与更高的合目的性－－人生的意义相联系起来。玩索学问也就成了玩索人生。正是这种沉静的愉悦使他的学问能够超脱于世俗的功利目的，而进入一个纯净渊深的境界。那实际上也就是他为人的境界。所以我常感到，比起学问来，我常佩服钱钟书的为人。然而也仅限于佩服而已，从未想过仿效，的确，也无法仿效，对四十岁出头就成为一级研究员的钱钟书来说，读书是满足人生的赏心乐事，学问不地是它的自然结果。因此他做学问可以说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更不管自下而上环境和学术环境迫使我们急功近利，虽是花拳绣腿，也要上去练练。一面在心底对前辈原深沉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一面却还要摆出一副义无反顾的决战架势。这不免教许多老成持重者哀叹学风日下，我无意为此争辩，只是想指出；学风从来就不是在象牙之塔里袅袅漫起的篆烟，它总是被世风所左右。不止听到一个同辈人这么说："等高级职称评上，就埋头读几年书，真正搞点实在的东西。"请注意，前提是高级职称评上。而高级职称评定，众所周知大都是一本书主义，几十篇有见解的论文，绝不如一部妙冷饭的平庸作分量重。这逼迫人去炒平庸的东西，根本别指望《谈艺录》这样的言必独到、涉笔皆新的深刻著作了。说起来，钱钟书至今还没一部所谓专著呢，全是零星笔札与论文。我想他还不屑于去写什么专著，因为系统的著作难免要重复许多旧东西！那么，只有我们这些急于评职称的人大写专著，等到职称到手，人近中年，即使雄心犹在，只怕也过不了精力充沛、思维活跃的黄金时代了。 我惟愿同辈人多读书，包括多读钱钟书，同时不要忘了福柯的话－－应该跟随少量的作者一同思考，一同工作，但是不要去写他们。
但凡重要的艺术作品，同时有几层意思，《围城》也不例外。从一个层面上说，《围城》有自传色彩。钱钟书同小说主人公方鸿渐一样，出身于中国的一个书香门第，1930年代去牛津和巴黎留学，1938年初回国。与方鸿渐不同的是，钱钟书是位成就斐然学者，中、英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得牛津大学学士学位，论文内容是17、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但同方鸿渐一样，抗战初期钱钟书在中国内地教过书，其同事是来自上海和北平的流亡学者，在西南的昆明市合力兴办一所大学。在昆明和湖南的一所大学短期教书之后，钱钟书回到上海（1941年），在上海教书、写作，直到抗战结束。 围城》第三个层面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说到当时因过推崇西方文学和美学而带来了恶果。钱钟书认为，中国的正统因此而受到侵蚀，儒家道德体系分崩离析，本来已经面临困境的中国文化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个问题上方鸿渐倒是过错可言，他的谦词是自己所知甚少，对文化事宜不好妄加评论。但方鸿渐周围的朋友同事却毫无顾虑，都是些装腔作势、自命不凡的所谓学者。《围城》的某些章节说的就是这些人自吹自擂，贻笑大方。方鸿渐旅途中遇到不少人，他们很像当时文学界和学界的某些角色。但钱钟书自己在小说前言中恳请读者不要把《围城》当作一部影射小说。钱钟书(18张)《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这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比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但两个人都没有方鸿渐的经历，倒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国留学、担任大学教授，与作品有相合之处，作者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些启示，但并不能对号入座。
创作背景：
《围城》是钱锺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杀青,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小说问世之后，颇受欢迎，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后，一度绝版30载，1980年再次重印。
据钱锺书夫人杨绛回忆，有一次，钱锺书夫妇共同去观看杨绛编写之话剧，观众好评如潮。也许是有感而发兼逞才心理，回家后，钱锺书便对夫人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听后颇为高兴，即催其快写。钱锺书因忙里偷闲写短篇小说，又担心无时间写长篇小说。
杨绛便宽慰他，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时间。其时，正值春天，钱锺书疾病缠身，用汤药调治才见好转。《围城》中对行医者的讽刺和揶揄，隐含了钱仲书在写作《围城》时闹病之窘境。在杨绛之劝慰下，钱先生抱病写作，一边著《围城》，一边润色《谈艺录》，还不时为生计发愁。
1945年11月21日，钱锺书在其35岁生日时所作之“出癖钻窗蜂来出，诗情绕树鹊难安”诗句，就反衬其分身无术，诸事繁多之忙乱状态。
正因杨绛先生之有意鼓励与大力支持，一部文学名著才在无意中诞生，杨绛乃《围城》之“第一”读者也。余谓《围城》之存世流传，与杨绛先生密不可分。
扩展资料：
《围城》内容介绍
围城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
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在船上与留学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感情。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
到达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期间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方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敌，从此与方惺惺相惜。
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后与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
在赵辛楣的帮助下，方鸿渐在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婚。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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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陈天华 又名: 别号思黄 原名显宿 字星台、过庭 性别: 男 民族: 汉 生卒年: 875-1905 生平简介 生平简介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近代民主革命宣传家。1898年考入新化求实学堂。1903年春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参加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著《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宣传革命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影响甚大，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秋冬间回到长沙，与黄兴等发起组织华兴会。随后往江西策动军队，并与刘揆一等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事泄失败后逃亡日本。 1905年6月陈天华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8月东京留学生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会后撰《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一文，赞颂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之英雄也”。主张华兴会加入同盟会，被推为会章起草员。任《民报》撰述员。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12月8日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孙中山称赞其为“热心血性的革命党”。著作编为《陈天华集》。 胡适的生平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马辛）、嗣糜、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世为安徽绩溪人。其父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岁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有著作《台湾纪事两种》传世。先生一生领尽风骚，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逝世，享年72。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此乃他最大的名山事业。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a study on the art of language for teaching Chinese in prim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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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专业培养具备汉语及语言学、中国文学等方面的系统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在高校、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相关部门从事汉语言文字的教学科研、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文字管理及语言应用方面实际工作的语言学高级专门人才。
该专业侧重于在汉语和对外汉语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要求学生有较强的文字运用能力，以及广博的文、史、哲的知识基础。
眼神、手势、头语、体态、表情等。1.副语言一般由辅助语言和类语言构成。辅助语言:包括音质、音量、音调等，是言语表达技能，不是言语本身，常用辅助词语，准确表达词语的意义和所具有的情感。类语言:无固定语义的发声，如哭、笑等。可以在特定情境下表达词汇以外的思想及感情，并在课堂教学中帮助教师传递信息，活跃气氛。2.面部表情常规性基本表情语和动态表情语教师:自然大方、温和适度、宽容大度3.眼神环视和注视4.体态头语和手势5.身姿站姿坐姿6.空间距离语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摘要:语言行为是交际的主导因紊，非语言行为是语言行为的重要辅助手段。跨文化交际中，保持两者的和谙一致是交际双方都应遵循的原则。文章拟在非语言交际行为及其与语言交际行为之关系论述的基础上，阐述两者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并对于如何进免冲突、保持两者间的和谐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关锐词:语言行为;非语言行为;跨文化交际人类交际有两种渠道: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生活中，人们主要通过语言进行交际。在研究交际的过程中，人们通常只注重语言行为，而忽视了非语言行为。但是，同语言行为的交际功能相比，非语言行为具有更真实地传递信息、更准确地表达情感等功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同语言行为一样，非语言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会受文化的影响，同样的形式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亦有不同的含义，这些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引起交际双方的误解，严重影响彼此的交际。本文拟对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进行分析。一、非语盲交际1.非语言交际的界定“非语言交际(NonvethalConununieauon)指的是在一定交际环境中语言因素以外的，对输出者或接受者含有信息价值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既可人为地生成，也可由环境造就。，，[’〕广义的非语言交际包括除言语交际以外的所有交际行为。狭义的非语言交际包括那些个人发出的有可能在他人头脑中产生意义的非语言暗示的加工过程，它是一种体现非语言行为的过程，在特定的场合或语境中要么独自出现，要么与语言行为同时发生。非语言交际是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它的涵盖范围广，涉及到多个知识领域，如:人类学、心理学、跨文化交际学、社会语言学等。非语言交际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体态语(Bodyhanguage)，由人体各部分的动作来提供的交际信息，包括头部动作、面部表情、目光交流、手势、姿势、体触等。一类是场景(setting)，由个体与环境相结合来提供的交际信息，包括时间概念、空间取向、沉默等。2.非语言交际的特点非语言交际相比语言交际有着几方面的特点:首先，许多非言语行为是多义的，它们在不同文化或地区有多种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含义。如果对这种现象了解太少，一旦置身于不同文化之中，便很容易感到困惑并产生误解。其次，非语言交际具有非结构性，即:非语言交际没有正:式的结构或固定的模式，绝大多数非语言交际是无意识的，无章可循的。再者，非语言交际具有连续性。语言交际有始有终，持续的时间有限。非语言交际则不然，譬如，在激烈的讨论之后，辩论双方虽然不再开口，但是，丰富的面部表情却仍在传递着许多信息。3.非语言交际的模式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有各自的规则。人们用语言交际时所使用的词语、句子等语言符号有着传情达意的功能。非语言交际也是一个符号系统，也有其特殊的传达信息的符号特征和功能。如，人的面部表情能通过眼、眉、嘴、鼻和脸部肌肉的运动变化传达快乐、悲伤、惊奇、恐惧、愤怒、蔑视、困惑等多种情感。因而非语言交际是一种通过对非语言信号的编码和解码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非语言交际的基本模式:信息发出者(编码)—非语言信号(解码)—信息接受者如上所示，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是交际双方本身，他们在各自的文化、知识、经验、心理等背景和具体语境下发出和接受信息。化差异带来的“咫尺天涯”的感觉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避免冲突就要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可能同语言行为发生冲突的非语言行为。此外，如果为了获得某种特殊的交际效果而使用与语言行为相冲突的非语言行为，交际者应持特别审慎的态度，并要及时考虑到对方能否接受这种冲突信息，以免造成不应有的冲突。因此，研究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最为现实的意义就是要解决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问题。三、语官交际与非语言交际关系的确认二、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际，即信息的编码和译码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发出或接受。首先，应该肯定的是，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形式在跨文化交际中会毫无疑问地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当语言交际发生障碍时，非语言交际的替代、维持甚至挽救交际的作用则不可低估。众所周知，能说会写另一种语言并不意味着对这种语言的理解不会产生偏差。因为词汇的字面含义毕竟有限，而理解的决定因素与文化息息相关，文化因素又往往隐藏在词汇之后，它包含了许多非语言交际因素在内。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往往比较注意语言交际行为的正确性、合适性和可接受性，却容易忽略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的文化差异及影响，结果文化误解和冲突频频发生。虽然先进的交通和通讯手段缩短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然而这并未消除人们在心理上的隔阂。文有学者认为，在面对面的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语言行为，其他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川还有人认为90%的信息来自非语言交际，由此，非语言交际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在交际中，一个人的举止和仪态所提供的信息量往往大大超过其谈吐所提供的信息量。人们自然流露出的各种表情、手势等非语言行为所反映出的信息同语言交际相比更真实、更准确、更适宜传达隐含的示意。依赖非语言的迹象来判断对方的真实意图和想法，能更好地体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交际内容，从而使交际的质量升华。在很多语言表达不好或不屑用语言来表达的场合中，非语言交际行为能够或必须替代语言行为，使交际更精确、更具表现力。如果在跨文化交际中发生语言障碍，对非语言行为的依赖性就会更高。当然，对于非语言交际行为在整个交际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与语言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一方面要看到，脱离非语言行为的孤立的语言行为往往难以达到有效的交际目的;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非语言行为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表达明确的含义，而且一种非语言行为只有与语言行为或其他非语言行为配合，才能提供明确的信息。而脱离了语言行为，孤立地去理解或研究某一非语言行为的含义常常是难以奏效的。陈原认为:“人类进行交际活动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当然是语言，但是交际工具决不只是语言。实际上，社会交际常常混合了语言与非语言这两种工具。”在语言交际中，语言与非语言之间是主与从的关系，客观地讲，语言是交际的主体，理所当然地处于主导地位，非语言暗示是语言的有力辅助工具。对于这一主从关系的确认不应有任何的动摇。在一般情况下，非语言交际行为对语言交际行为起到的主要是强调和补充的作用。它包含六个方面:补充(Co呷lementing)，抵触(Contradic-ting)，重复(R伞ating)，调整(Re，lating)，强调(Aeeenting)，替换(substituting)。[，]首先，交际的主要意图要通过语言手段来实现，尽管非语言暗示传送的信息量很大，但对交际有实际价值的信息却是有限的，它们无论如何无法与有限的、但却系统连贯的语言表达相提并论，而非语言暗示则为交际的顺利进行提供必要的交际情景以强化和补充语言手段。其次，从交际的角度来看，两者的性质和作用大不相同。在某些方面，如准确、细腻地刻画交际者的心理活动，形象、生动地描述事物的形状、运动状态等方面，语言行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非语言暗示是影响语言交际效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能更丰富且准确地表现较为细腻的心理活动。与语言行为相比较，非语言手段有诸多优势:(l)更可靠;(2)有时更方便、更恰当。但是，当我们在肯定非语言暗示相对于语言行为有许多优势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1)非语言交际是非结构性的，往往无章可循，变通性大;(2)非语言行为较多的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容易产生歧义;(3)文化背景的不同使非语言行为的研究者们很难找到诸如音素、音节、单词、句子等清晰的分析单位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四、语盲交际与非语育交际冲突的产生在谈论语言与非语言交际的冲突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词语的常规语义和隐含语义。所谓“常规语义”主要指一个单词、词组或句子的字面含义(uteralmeaning)。该意义为一般人所普遍理解，在具体的情景中不会产生歧义。同时，常规语义还包括那些约定俗成的引申含义。例如，pig一词的字面含义是“猪”，但该词还常用来比喻“贪婪的人”。这两种含义都已被人们普遍接受，都属于常规语义。而“隐含语义”是指一个单词、词组或句子所具有的通常不为人知的含义。这种语义由于使用频率较低，交际者无法依赖语言本身来揭示其隐含语义，因而常常130需要借助非语言的手段来进行确定。某些词语的隐含语义是无限丰富的，这些无限丰富的隐含语义与该语言单位的常规语义有着或疏或密、或正或反的联系。由于隐含语义不但具有隐蔽性，而且内容多样化，因此要使非语言行为与语言的隐含语义保持一致并不总是件容易的事。隐含语义的理解如果离开非语言行为的帮助，语言与非语言的语义指向有时会发生冲突。概括起来，语言与非语言的冲突有三种结果:(l)使信息的接受者无所适从，无法断定传递的哪一个信息是真实的。(2)两者搭配，传递出一种特别的混合效果。这种混合不是两种语义的简单叠加，而是在此基础上营造出的一种特别的语义或情感氛围。(3)两者搭配，但唯有非语言行为传递的信息是真实可信的。在跨文化交际中，当目的语使用者的语言表达能力欠佳时，交际者要从对方支离破碎的言语中判断出对方的真实意图，其理解的难度可想而知。此时，非语言行为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非语言行为要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下列条件:行为本身必须是信息的载体;编码和解码的程序必须是交际双方所熟悉的;载体的形式必须是双方都承认的。如果双方用不同的载体形式(非语言行为)表达某个意义，交际就会发生障碍。例如，拇指与食指合拢，其余三指伸直，这个动作在英美文化内是“很好、没问题”的意思，在我国是“三”，但在有的拉美国家它却是狠裹的动作。[3]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的冲突并非只会对交际产生负面影响。实际上，我们时常会有意无意地利用两者的冲突关系以获得某种特殊的交际效果。例如用愉悦的面部表情去搭配包含负面意义的语句则会给人以不真诚的，或是“玩笑”的感觉。因此，交际中保持语言与非语言行为的和谐一致才是至关重要的。五、避免冲突、保持和谐1.使用一个“公共信号库”所谓“公共信号库”即交际双方知识和经验范围内的交叉重叠。只有存在这样一个信号库，发信方所要传递的内容才有被正确接受的可能。如手势“V”能正确传达“胜利”的含义是以交际双方都有这一先验信息为基础的。2.正确利用语境语境因素决定谈话的含义。谈话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具体的文化背景下，话语的生成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交际者根据对语境的认知而确定的。语境包括非语言语境、语言语境和认知语境。非语言语境包括交际场合、双方的身份、地位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及社会、文化背景等。语言语境和认知语境是指谈话的前言后语、过程及交谈者对影响交际效果诸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判断的能力。由于个体交际者的背景经历相异，必然会使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的认知和解码能力相异，最终导致交际双方认知和理解能力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要正确地推导和理解特定语境下的特定含义，就要综观语境诸要素。如果说语言交际的内容会因语境不同而变得模棱两可的话，那么非语言行为一般是情感或情绪的表露，它能丰富而准确地表现交际者的心理活动。同时，就效率而言，前者是无法与后者相媲美的。在不同语境下，对非语言信号的解码可实现情与景的完美交融。每一非语言行为都不是孤立出现的，也不一定都是有意识地要传递某一信息。因为非语言交际常常捉摸不定，难以察觉，同时，它又贯穿于整个交际过程中。非语言交际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态度、心里活动和价值观念。[’]因此，交谈双方只有对语境统一建构和把握，使话语与语境有机结合，彼此才能应对自如，交际才能有效、顺畅。正确利用语境是避免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发生冲突的另一重要前提。需要注意的是:在跨文化交际中识别非语言行为信息时要严防模式化或只看表面现象。排除非语言交际行为因文化差异带来的干扰就可以尽力避免冲突，实现语言与非语言行为的和谐沟通。3.正确理解非语言信号成功的交际仅仅依靠对语境的把握是远远不够的。在非语言行为的交际功能中，其伴随及协助语言表达这一功能尤为重要。非语言与语言行为的和谐在很多场合下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达成的，或者说，伴随语言行为出现的非语言行为很多都是习惯性的。所以说非语言信号的正确解码对于语言表达的深层含义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是正确的言语理解的重要保证。在有些场合，交际者需要有意识地使用某些与语言相和谐的非语言行为，以便使双方借助这些非语言行为确定语言行为所传递的信息是否正确。因为与语言行为相伴随的非语言行为往往不止一种，如果其中某一非语言行为背离了与语言保持和谐的原则，交际对方就可能对所接受到的信息表示疑惑不解。因此，保持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的和谐，还应保证每一非语言行为传递的信息彼此间不发生冲突。4.进免文化冲突非语言行为和语言行为一样，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性。同一国家或民族的人们非语言交际行为并非完全一样，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文化水平的人之间，非语言行为也是千差万别的。在一种文化中，与语言行为相伴随的非语言行为的语义指向是和谐一致的，但在另一种文化中，两者的语义指向却可能是冲突的。对他种文化理解的欠缺会导致对非语言行为理解的偏差。例如，中国人在表示“吃饱了”时习惯用手轻拍自己的肚子。在这里“拍肚子”表示“吃饱了”是中国文化所做的诊释;而在美国文化中，表示“吃饱了”却是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喉头，手指伸开，手心向下，意思是“已到这儿T”。[’]值得注意的是，非语言行为的差异比语言行为的差异所引起的文化冲突还要严重。非语言行为和语言行为一样，也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与非语言交际同样是密不可分的，非语言行为作为信息传递的手段也是文化的产物，是某一社会的共同习惯，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行为准则。非语言行为的形成往往都由一定的文化环境所决定。在跨文化交际中，对异文化冲突信息的认知取决于信息输人者对对方语言、非语言行为及文化的熟悉程度。因此，文化差异是导致文化误解和冲突的主要原因。文化差异在非语言交际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文化不同，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有别。相同的信息在不同的文化中会以不同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表现出来。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人们用点头来表示肯定，而在非洲某些国家，人们则用摇头来表示同意。其二，文化不同，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相同。有些手势或动作在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可使用，因而传达的信息基本相同。但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这些手势时，首先要准确理解其含义，并注意其使用场合。其三，文化不同，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部分相同。有些非语言交际手段或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使用范围。有些还具有高度的地方性，仅仅用于某些特定的文化或语言区域。例如:对亲密距离的理解，中国人和西方人亦有不同。在西方一些国家中，人们相互击掌、拥抱、亲吻面颊等是很常见的事情，但在中国，一般不会使用这种体触行为。要解决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交际的文化冲突问题，就要在理解他种文化非语言行为的含义时牢记三条原则:第一，在注意某一非语言行为表现时不能忘记:在实际交往中往往是多种非语言行为同时配合行动。第二，任何人都无法列举和描绘出每种文化的所有非语言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在跨文化交际环境中正确理解一些常见的非语言行为的信息，就可以对所需要的信息有一个概括的了解。第三，我们只有先了解本族文化的非语言行为，才能理解他种文化的非语言行为。I’1由此可见，要实现语言与非语言交际之间的和谐一致，就要充分重视非语言交际的文化冲突问题。跨文化交际成败的关键在于正确对待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根本在于文化对比研究。通过文化对比，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同点和相异点，以及交流中可能造成的误解和冲突，排除文化干扰，实现顺利、成功的跨文化交际。那么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就要学会排除文化干扰的正确、得体的方法。在了解目的语国家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与手段的含义和特点的同时，了解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所在。其次，要学会正确、得体地处理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方法。正确理解在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相结合的话语结构中的非语言行为的含义和文化特点。川
小学生...就论文?我倒!那我就说得简单些好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际交往的频繁，口才愈来愈显示出它在一个人的成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卡耐基说过：“一个人的成功，约有15%取决于知识和技术，85%取决于沟通——发表自己意见的能力和激发他人热忱的能力。”富兰克林也曾说过：“一个人的说话能力，是获得社会认同、上司赏识、下属拥戴、同事喜欢、朋友帮助的必要条件。”可见，口才对一个人的生活和事业是何等的重要。但是，口才不是天生的，演讲能力也不是与生俱来的，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作为课堂教学，主要是运用语言的形式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因此，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研究教学语言的艺术性。下面就数学教学语言艺术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和体会。 一、语言亲切，富有情感 教学语言是师生双方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感情的载体，亲切、感人的教学语言最能使学生保持积极舒畅的学习心境，最能唤起学生的热情，从而产生不可低估的力量。正如古人讲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教师在教学中，无论是讲授知识，还是对待学生，语言都应亲切，富有情感。特别是对待差生，更应做到这一点，以此维护他们的自尊心，激励他们的上进心，应细心寻找他们的“闪光点”，从而给予“表扬和鼓励”，使他们感到自己的进步，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即使错了，也用委婉的话语指出其不足。当然，表扬、激励、鼓舞都必须有的放矢，不失分寸。相反，教师如果对学生的错误过多地批评、指责、甚至讽刺、挖苦，那就会使学生失掉学习数学的信心，由厌恶数学老师到厌恶数学学科，这不能不说是教学的失败。著名数学教育家波利亚非常注意这一点，有时他一眼就看出学生的计算是错误的，但却还是喜欢以温和的态度、亲切的语调、慈样的目光和学生一行一行地查看。学生回答问题时，用“你答得很好”、“你并不比别人差”、“你也许课前忘了复习，若课前看了。我相信你是能够回答的”等，这样做到了多鼓励，少指责；多进行正面指导，少板起面孔训人，让学生在学习上有信心、，有奔头，有积极性，使他们能“亲其师而信其道。” 二、语言精练，提高效率 所谓语言精炼，就是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少说废话”，用最少的语句表达更丰富的内客。 有的教师唯恐学生“消化不良”，讲课语言繁琐罗嗦，面面俱到，其实这种做法法不利于学生掌握知识的重点和理解知识间的联系，更不利于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能力。 须知，语言精练并不是单纯地削减语言的数量，而是要提高语言的质量，这就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分化难点。如在讲解垂径分弦定理及其逆定理时，教师只需讲清扇形与等腰三角形之间的联系，任何一个扇形都对应着一个等腰三角形，这个等腰三角形的顶点是圆心，顶角是扇形的圆心角，底边是扇形的圆心角所对的弦，两腰是扇形的半径，至于垂径分弦定理及其逆定理，就可以让学生根据等腰三角形三线合一的性质自己去导出。 语言精练必须服从于教学规律，采用最优教学方法，放心大胆地让学生思考、讨论、猜想、总结，教师的语言只起到画龙点晴的作用。 三、语言生动，确保通俗 数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而高度抽象的数学内容又可以凭借十分生动具体的材料作原型、中学生的学习心理尚处于“开放期”，他们纯真、活跃，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因此，在教学中善于运用贴近学生生活的事例、简明扼要的口诀、脍炙人口的名言以及充满时代气息的语言，把教学内容讲得生动、通俗，学生就能更深刻地理解知识。 追求语言的生动、通俗，但不要出现粗俚的语言，而应该是文明、规范、高雅，蕴含着丰富知识乳汁的语言。 四、语言幽默，增加趣味性 苏联著名教育家斯维特洛夫指出：“教育家最主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助手是幽默”。在数学教学中巧妙地运用幽默，可使教师的讲课变得风趣、诙谐、睿智，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有助于学生去理解，接受和记忆新知识。如讲有理数的运算，学生往往不注意先确定符号。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幽默他说：“有理数的运算，先问一问你的得数，有没有姓？若有，它是姓‘正’，还是姓‘负’？” 这样抓住问题的要害，利用流畅幽默而风趣的语言答疑，总比直接给出标准答案好得多吧！ 当然，不是所有引人发笑的都是幽默，教学语言幽默应具有深刻智慧，能使学生在笑声中领悟教师的语言所蕴含的丰富知识。然而，幽默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不能为幽默而幽默，如果脱离教材的内容和实际需要，一味调笑逗乐，插科打浑，那只会给学生以粗俗轻薄油嘴滑舌之感。 以上所谈，仅为笔者在教学实践中的肤浅体会。当然，学无止境，教无止境，数学教师运用语言的艺术也无止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只要我们勤奋学习，积极探索，就一定能使数学教学语言更具艺术魅力。楼上那位不错嘛！抄一下哦！
黄伯荣和廖序东先生认为，短语是意义上和语法上能搭配而没有句调的一组词，所以又叫词组。短语按照结构可以分为主谓短语、动宾短语、偏正短语、中补短语、联合短语、连谓短语、兼语短语、同位短语、方位短语、量词短语、介词短语和助词短语十二类。我们认为短语一定是语法形式上能够搭配的，如定中短语，一般定语由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区别词、数量短语充当，中心语由名词充当，但是意义上不一定搭配，如：(10)湿淋淋的笑声在湿淋淋的阳光中编织着湿淋淋的梦(马瑞麟《泼水节》)“湿淋淋的笑声”在形式上可以搭配，“湿淋淋”是形容词，“笑声”是名词。而在语义上，“湿淋淋”一般和“头发、衣服”等名词搭配，“笑声”一般和“清脆、爽朗”等形容词搭配，“湿淋淋”和“笑声”在语义上是不相容的。所以我们认为骆小所先生对短语的界定更客观，“短语是词与词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组合起来的比词大的造句单位。”在上述的十二类短语中，联合短语、连谓短语、兼语短语、同位短语、方位短语、量词短语、介词短语和助词短语一般不存在语义的不容合搭配，常见于科学语言。主谓短语、动宾短语、偏正短语和中补短语中既有语义的溶合搭配，也有语义的不容合搭配，所以既存在于科学语言中，也存在于艺术语言中。1.主谓短语。(11)丧事少不了他腮帮成山包悲伤淹没了整个村庄(艾吉《笛手》)“悲伤”是名词，“淹没”是动词，在语法上可以搭配，在语义上不能搭配，属于艺术语言的范畴。2.动宾短语。(12)她轻快的脚步，踩疼我的目光。(孙少文《草原上的小姑娘》)“踩疼”和“我的目光”是动词性结构和名词性结构的搭配，语法上符合常规，语义上不相容合，属于艺术语言。3.偏正短语。(13)那支古老的歌谣从早唱到晚直到把山寨的旋律送进汗渍渍的梦乡(鸟蛮兹佳《山路》)“汗渍渍”是形容词，“梦乡”是名词，语法上可以搭配，语义上不相容，属于艺术语言的范畴。以上是定中结构，我们再来看状中结构的例子，如：(14)脚步无法企及只有用目光攀摘(密英文《心事》)“用目光”是介宾短语作状语，“攀摘”是动词，语法上可以搭配，语义上不相容合，属于艺术语言的范畴。4.动补短语。(15)花金子：不怎么，我在家偷人养汉，美得难受。(曹禺《原野》转引自冯广艺《变异修辞学》)“美”是形容词作中心语，“难受”是形容词作补语，语法上可以搭配，语义上不相容合，属于艺术语言的范畴。三骆小所先生认为，修辞格是为了增加语言的表达效果，借助特定的语境，对语言进行特殊运用、具有一定格式的言语形式。按照这个定义，修辞格并不仅是出现在句子层面，也可以出现在短语层面或句群层面。出现在短语层面的大都可以看作小句；而出现于句群层面的修辞格仅限于比喻、拟人等少数，其它的修辞格都不适用，不具有普遍性。所以，我们认为修辞格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句子层面。不运用修辞格的句子属于科学语言，而运用修辞格大多属于艺术语言。按骆小所先生的分类，修辞格有44种，如比喻、比拟、移情、易色、飞白、设问、同形等。我们认为设问、反问可以看作是用于科学言语，其它都是用于艺术语言。用于艺术语言的，我们仅举比喻、比拟和通感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