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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我们的祖先以伟大创造力，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历尽磨难，从远古到现代，从蒙昧走向文明。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走过了不寻常的文化道路，铸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中国，一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多民族国家。它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说到中国的古典文学，不得不让人想到四大名著。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有施耐庵的《水浒传》，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有吴承恩的《西游记》。读了它们，眼前似乎就闪现过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的画卷。读了《三国演义》，眼前似乎展现诸葛亮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绝世才华；读了《水浒传》脑中似乎描绘出梁山108好汉的英雄壮举；读《西游记》，眼前就会出现一个西天取经，战妖降魔的顽猴身影；读《红楼梦》，眼前闪现出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凄美爱情。读了名著它们给我的震撼太多太多了，但曾有位同学这样说：“你还读这些书这类书早过时了！”听到这句话我沉思很久，这些陶冶人们情操，提高人素养的诗歌词赋又怎么会落后呢？读诗，就会想到作者，那不受世俗礼制的诗仙李白，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谦，那情感多折叠的李清照，那发出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屈原。。。。。。李白《月下独醉》饮得是盛唐佳酿；杜甫《望岳》望的是后唐山河；苏轼《水调歌头》照的是宋代明月；陆游《示儿》含的是山河破碎的心酸。。。。。。一首诗，一幅画，一段情，每首诗的含义岂止这些。中华文明渊远流长，一脉相承，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到文明繁荣的明清社会，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数辉煌成就，也经历了无数苦难折磨，数不清的英雄豪杰，文人墨客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现在的社会在发展，在变化，但无论怎样发展都离不开我们的古代文明。从火药到打火机，从指南针到gps，从印刷术到复印机，不都是受古代发明的影响吗？马克思说过：“历史就是我们一切，它反映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不断推进文明进步的历程。今天的世界是过去的世界的继续和发展，如果割断历史，就不能全面的，正确的理解现实和展望未来。”历史是我们的过去，我们沿着一代一代人的足迹，才发展到今天高度文明的社会。我们的血液流淌的传统文明的精华，凝结着华夏儿女改造世界的不朽功业，更蕴含着博大恢宏的民族精神。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说过：“一个远离历史文明，头脑中失去这方面知识的人是贫穷的。”所以我们不仅要秉承现代文化气息，也要继承古代文化的悠久繁华，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不断进步，不断改进，这样才能走向辉煌！
内容摘要：王熙凤被称作是中国古代小说《红楼梦》塑造成功形象之一。王熙凤不但有着美丽的容貌，还有着超凡的管理才能，且心机深重、阴险歹毒，成为女性世界中一只杰出的“凤凰”。本文从王熙凤的侧面描写反映出封建贵族的罪恶本质，以及封建家族走向灭亡必然趋势的命运。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王熙凤 能力才干 阴险歹毒 随着社会的变化，不同时代对王熙凤的理解与评价各有差异。王熙凤的人物形象描述代表着时代性，基于经济市场下背景分析王熙凤的处事风格及人物性格。对王熙凤为人处世的分析，可以看出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必须以正确的态度认识，分析人物真实的性格特征，为《红楼梦》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容貌风华，恍若神妃 王熙凤人物出场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采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一语未了，只听到后院中有人笑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其装扮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作者通过直接描写人物外表，把王熙凤塑造成雍容华贵的美人，赋予了她迷人的风采，使她在众多美女的贾府突显而出。 笔者除了直接描述外，还从侧面衬托凤姐的美貌。在“见熙凤贾瑞起淫心”和“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两回中，笔者一方面突出了王熙凤的心机和手段，另一方面显现出王熙凤的光彩照人。 二、伶牙俐齿，巧言善辩 王熙凤伶牙俐齿的口才也让读者印象深刻。从她开口的与众不同，“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时时不忘。”从王熙凤话中，既有对林黛玉的恭维，又有对贾府众姐妹的关照，同时不忘讨好“老祖宗”，这一席话可谓“一石三鸟”。应了周瑞家那句话“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她呢。” “刘姥姥进荣国府”这回，王熙凤超常的巧言善辩才能及处事的应变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王熙凤对刘姥姥的来意心知肚明，刘姥姥在诉说家道艰难的时候，也不失时机地告诉刘姥姥：“不过借赖着祖父的虚名，作个穷官罢了……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王熙凤尽量的贬低自己，目的是在自身利益不损失的同时，又不至于得罪刘姥姥。简短的几句话王熙凤的表现既让刘姥姥不失颜面，又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充分展现了她异于常人的语言才能。 三、心思细腻，善于心计 在人际关系繁中复杂的家族中，处处都需要防备外人的算计，捍卫自己的地位，王熙凤可谓机关算尽。一边对“老祖宗”奉承巴结、极力讨好，一边对王夫人甜言蜜语，对周围平辈也极力拉拢关系，对待下人打压收买，对触及自身利益的人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小月不能管家的时候，王夫人委托贾探春代为管理。当王熙凤得知探春能力后，对贾府平辈赞美了一番。从中看出她缜密的心思，平时留心观察身边每一个人，在熟知每个人弱点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对付他们。在贾琏偷娶尤二姐事上，王熙凤在得知此事后，马上讯问家童打听尤二姐住处。巧言令色的将尤二姐入贾府，指使家奴到官府去告状，借机大闹宁国府。在贾母面前假装好人，瞒贾琏，将尤二姐逼死。整个过程，将她善于心计表现的淋漓尽致。 四、做事干练，争强好胜 王熙凤自幼充当男孩子教养，行事风格与那些闺阁女子自然不同。在刘姥姥进荣国府时，听说熙凤管理贾家，就对她称赞有加。在宁国府，无人敢惹焦大，王熙凤却敢说：“还不早打发了没这王法的东西！”协助管理宁国府时，对下人说：“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这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置！”不难看出她雷厉风行的作风。 笔者在表现雷厉风行时，也体现出她争强好胜的性格。宁国府办丧事她本可以不出面，但她极力主动请缨去宁国府帮忙。在铁槛寺，老尼求王熙凤帮退守备家的定礼，熙凤本不想管，可被老尼的话相激，便发起了兴致。从中不难感受到她喜欢卖弄的性格。 五、两面三刀，阴险歹毒 贾瑞起色心时，熙凤本就十分痛恨，却满脸微笑，还以语言相挑逗。对尤二姐的巧言令色，博取尤二姐的同情，让尤二姐“认她作是个极好的人”，跟随她进入大观园。另外，熙凤指使家奴到官府告状，大闹宁国府后，说此事只用五百两银子平复。在尤二姐面前，又以姐妹相称，背地里却叫丫鬟欺侮尤二姐，并不断咒骂二姐，使二姐最后被逼死。 为了得到三千两银子，熙凤与官府勾结使得张家女儿、守备儿子同时自尽;为了除掉情敌，又用借刀杀人将尤二姐活活逼死;因为贾瑞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便说贾瑞“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如此对待别人的生命，让人不寒而栗。 作品中，作者一面通过对人物形象美丽、泼辣、伶俐、歹毒的描写，赞扬女性的聪明才智，呼吁提高女性地位;另一面又表现对她善于算计，心狠手辣的厌恶之极，揭露并鞭挞了封建时期的主子的罪恶本质。单从作者给王熙凤判词中，不难看出笔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
黄蓉啊.....小龙女啊.....大把的.去金爷爷的小说里找.
弱不禁风，敏感，浅殇式微笑2010回答
在《水浒传》书中,史进这一人物形象并不是十分的突出,但这主要是由于有关他的文字篇幅较短所造成的,并不能因此而否认作者在塑造其人物形象时所做的一些艺术上的努力.本文正是希望通过对《水浒传》一书对史进形象塑造的分析,...www.wsdxs.cn/html/gudai
摘 要：把西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从宏观上分析人物形象的发展过程，可以提出一个假说，即西方文学中人物形象呈不规则的w形状的嬗变轨迹，分为个性的人、僵化的人、灵性的人、异化的人与多元和谐的人。从文学史的角度探讨了人物...www.wsdxs.cn/html/dangdai
人物形象作为形象广告片中最活跃的因子,对形象片能否成功意义重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物形象对比学术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浅谈人物形象塑造
摘 要：《荞麦记》是黄梅戏优秀传统剧目，人物形象很有特色，各有不同的性格特点，其中“王安人”这个角色是黄梅戏老旦行的看家戏，表演状态丰富，观众喜闻乐见，其人物走向从荣华富贵到乞讨求生，这一故事情节的变化，矛盾冲突的安排，通过剧中事件一串一串的反映，把王安人灵魂深处的情与恨、爱与怨、怒与悔的变化诠释在黄梅戏的舞台上，给人以极大的反思和启示。排演时，我在该剧中接受了扮演“王安人”的任务，从读剧本到分析剧本，分析人物后，我就爱上了这个人物，因为她有血有肉，有人物个性，脑子里始终思索着我该如何恰如其分地来塑造“王安人”这一舞台艺术形象，如何赋予角色之灵魂。
关键词：《荞麦记》;黄梅戏
[中图分类号]：J61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0-0-02
作为一个演员，最初接触到一个新剧本、新角色，能否激发她的创作欲，原因当然很多，如：故事情节的组织，矛盾冲突的安排，文学语言的锤炼，唱腔的情感表现等等，都会使演员产生兴趣与情绪冲动。但是，直接能够发生感情的还是人物性格以及角色在重要事件中所担负的任务。更确切地说：首先浮现在演员脑子里的是她所扮演的角色有没有戏的问题，可塑性强不强，当然考虑问题不止这些，但主要是应从塑造人物着手。
正因为《荞麦记》中“王安人”在全剧中的形象很有特色，性格描写又非常鲜明，有个性，把一个拥有百万富翁的当家主妇“刻薄”、“嫌贫爱富”的势利心态，反映得淋漓尽致，也加深了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这里我想谈一点我塑造这个人物的浅滴体会。
一、狠抓戏眼，重笔添彩
要想塑造好这个角色，首先要进入“王安人”性格的内心世界，认清她性格的鲜明性，人物的思维走向，体验她矛盾的心理，体现她表演的行为，我觉得既要突出她嫌分爱富的扭曲心理，又不能忘记她作为豪府安人的矜持庄重。在对待贫与富的态度，包括她对三个女儿的态度上，既要突出她刻薄，又要突出她的慈祥，抓住她势利心态，在性格上既要突出她的刚毅，又不忘突出她柔弱的一面。她把可憎与可爱，热烈与冷冰，欢乐与抑郁，傲慢与乖戾，善良与无奈，高贵与渺小，狂妄与乞求，灵与肉动人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性格，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我喜欢演这个人物——王安人。在排演的过程中，极力寻找王安人的生命与灵魂，努力塑造一个完整的“王安人”舞台艺术形象，同时又极力寻找人物的双重性，把握人物的核心点。
“王安人”的戏是从第三场“寿堂风波”开始，当观众看到一个慈祥的主妇手拿龙头拐杖，荣耀的上场后，寿堂的喜悦给观众带入非常和谐的氛围中，开场的摆宴渲染了五百万夫妇开门庆寿的欢乐景象，接着大姑娘带上寿桃、寿糕、金寿星、貂鼠皮袄送双亲，二姑娘带着寿糕、寿果、珍珠玛瑙还有石榴红裙送给母亲，老安人看着耀眼的贺礼，兴高采烈，赞叹不已。左一个儿子宝宝，右一个心肝宝贝，把一个贪财之心的老太太体现得很到位，在欣喜若狂之际，院公报信：“三姑娘回府”，这一报信带来骤变，造成一个极大跌宕(挡)，当见到三女儿送的荞麦馍丢到地上，连金狮犬都不瞧上一眼，一声长“叹”，埋怨自己怎么生养着这么一个没有福气的穷鬼。为了在客人面前不丢人现眼，把她打发到厨房烧火。中间的拜寿、祝酒，在喜怒交织的情景中形成了更激烈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及喜怒漩涡，于是最后用拐杖将其三姑娘母子赶出府门，连马棚都不给住，这就迸发了更大的愤慨和不可理喻的矛盾心理，把世俗的人间之情通过人物情感的表露，深层次的表现得更加鲜明，因此“以喜悦衬怨怒”、“以欢乐衬气愤”。通过“乐、怒交衬”达到“以怒衬乐”、“以乐衬怒”之效果，到后来落难时又“以悔恨衬求诉”，应该说这个人物的特点。从表演角度看，恰如其分地达到了“衬”的舞台效果，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演员对于剧情发展是清清楚楚的，哪里是高潮，哪里为高潮“铺垫”更是胸中有数的，“衬”的不够，到后来“乞求”的效果也就要受影响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起初在演出中我知道“以喜衬怒”的“衬”的作用，但确没有掌握好分寸，认人“喜”的气氛渲染越突出，“怒”的情绪就越浓郁，于是又往往在表演“喜”的阶段时，不知不觉做了过分夸张，为喜而喜，当然就会离开戏，这些都是对于“以喜衬怒”作了形式的理解，而不是从人物性格出发的结果。为了深层次的、准确地把握好这个人物的表演尺度，根据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兴趣的提高，我采取狠抓戏眼，重笔添彩，在不断演出过程中，通过踹磨，思考、摸索、体现，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二、以“衬”找戏，以“衬”托情
《荞麦记》的剧作意蕴是旧时礼教，封建意识，人伦道德的写照，又是一部讲道德，激人奋进的好作品，虽是一部讽刺体裁的剧，但确给人以极大的回味、反思和教育，震撼人心，催人奋进。在整个剧情发展中，各个人物都是贯穿于人情、生活之中，对人、情的理解，对各阶层人的认识，对人与人之间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各有不同对待方式。而“王安人”的行动贯穿线是不讲道义、不讲亲情、不看人的主流，只看一时荣耀的势利心态，此乃“王安人”的思想主脉。由于她的刻薄、势利、无义、绝情激起三女婿一家同心相连艰苦度日，坐破寒毡，磨穿铁砚，发奋攻读，最后得中头名状元，而王安人万贯家财被几场冲天大火烧得片瓦无存而沿门乞讨，这种变化带来很大的戏剧性的讽刺效果。“府门耻笑”一场戏是“王安人”的重头戏，这场戏她以演唱为主，以情为线，在演唱中有夸耀、有哀求、有懊悔、有求诉、有悔恨，用“诉苦”之例“衬”母女之情，在“衬”中找戏，在“衬”中托情，最后母儿相认。开始她跄颠上场就被三女婿的中高官而暗自庆幸称赞状元及第门前的荣耀风光，“适才经过大街上，鸣锣开道热闹洋洋……”。这段唱腔我在演唱处理上，对每句唱词极力寻找准确的感情色彩，把行云流水般的旋律和赞美夸耀，指指点点的明晰动作连成一体，显示出王安人由沿街乞讨的无奈，急切想见女儿，求女儿饶恕、收留，来突出王安人的个性，她似乎忘记以前的所作所为，在表演处理上，由于在乞讨的路上形成时空逼迫感，又有大幅度的夸赞身段和唱段的处理。首先是稳定人物心境，把乞讨的感受压抑住，用真情实感唱出心声，“以喜衬乐”、“以乐托情”，同时还要用忏悔之意“衬”自己的诚意之心，这段戏在这场整个情节流程来看，虽是重头戏之一，此时此刻，但只是个大铺垫，还未到倾注全力之时，还是“衬”的作用，所以在表演处理上留着后劲，把打重点这关。 当王三姐看见这恨惊扰母亲落入如此地步，与以往旁若两人，又喜又恼，又气又怜，一场讽刺性的明晰对白和对唱，逐渐显示了感情变化的复杂层次：王安人从竭力陈述到苦苦哀求，从万念俱灰到一线转机，直到无奈用“十月怀胎”来“诉求”。在总体讽刺性的氛围底色中，我在演唱时细腻地调节着不同声音色彩，此中所谓调节，全在于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种种具体感受，判断与反应上，如：“女儿她心慈嘴头硬，我不免数怀胎打动她心”，当唱到“心慈”在高音区中用一点装饰音然后急停顿，再轻声唱出“嘴头硬”带点忏悔之意，如果不加装饰音，不停顿，一口气唱上去，就显得无“味”，就达不到过加赞叹的艺术效果，紧接着无奈而深切地唱出“我不免数怀胎……”，大换一吃，用气声加一点泣声唱出“打动她心”。这段演唱一共是74句唱词，在旋律反复、相同的情况下，每一小段我采取不同的演唱方式，用多种演唱方法来完成人物的心声，唤起三女儿在怨恨的心情中给予同情之感，同时也用声音情感来感染观众给王安人一点怜惜之意。这段唱腔音乐旋律韵味无穷，起伏得当，情感极为深切，演唱中对“王安人”的心灵撞击很大，震撼很深，沟起她人生酸甜苦辣的追忆和养儿育女的辛酸之苦，加之懊悔之意，全部凝结在一起，促使观众形象直观地看到人物灵魂的苦痛之处及悔过之心。我体会到要唱好这段唱，首先是潜入角色之中，不是以“衬”找戏，以“衬”托情，以情带声，在平仄韵的咬字上，有的地方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柔出来唱，极力做到声断气不断，以求声情并茂，最大限度的发挥演唱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因为这原是一个势利、刻薄的老安人生活中所遭受的一个缩影，此时又是一个处在生命游丝上的孤弱老太婆极力想要振作起来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做最后(无奈)选择，也是对那些势利、刻薄者一种鞭挞。
根据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兴趣，这段戏后来在演出中特别要注意鲜明真挚的人际情感，唱腔上要体现情、声相柔的黄梅戏韵味，极力将演唱艺术与角色的个性征合二为一，相互融合，努力做到形体动作，表演神韵和声腔艺术相互兼顾达到统一，这种结合是演中对角色之间交流的理解。一个演员在表演过程中要想把角色活生生地表现在观众面前，不仅仅是演唱的功力，更重要的是通过演中对角色的理解与体现，而这种理解，体现程度主要是从人物之间的交流中和声音的表达中展现出来，以寻求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塑造人物当中，我特别感触在舞台行动中，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处喜、怒、哀、乐的表现都能够有根寻，有据可依，有感而发，对于表演分寸，我极力要求自己要准确的塑造人物，着力挖掘人物情感真实，把握人物内心的情感脉搏，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典型思想，典型行动，把她带入角色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段唱腔之中，真正体现人物的神韵。因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高度的提炼生活，用最精炼、最典型的表演方式和感人的演唱艺术去展现剧中人物的生命，给观众以生活的启迪，高品质享受。找到剧中人物的生命与灵魂，塑造的角色就不会只是一个表演情绪的躯壳，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这是把握人物形象塑造的锁匙。
以上是我在《荞麦记》一剧中扮演“王安人”的直接感受，也有间接启发，既无系统又难保正确，谬见看法，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多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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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内容摘要：“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构成了“新时期”以来的重要文学资源，近年来流行的“新革命历史小说”即在延续“革命历史小说”写作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写，它在文学观念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拓展，显现了很多区别于经典的“革命历史小说”的风格特征，形成了新的叙述模式。这种叙述模式和美学风格的转换透露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轨迹。全文电视剧“亮剑”现象 准确把握观众价值取向全文
参考：毫无疑问，电视剧《亮剑》是一部不错的作品，正如有的人所评论的，“这是一部气势恢宏、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等等；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每次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只要碰到电视台播放《亮剑》，我都会看下去，无论内容是否看过。也正是如此，每次都看不全，所以我干脆买了一套光碟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过瘾地看完。《亮剑》中有好几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比如李云龙、楚云飞、和尚、李云龙的顶头上司旅长等，毫无疑问的是，李云龙这个英雄是电视剧刻画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不过，我们仔细研究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英雄形象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这个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这种消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人物形象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并没有给英雄的形象定下什么确切的标准，但是一般来讲，英雄的形象至少应该是这样的：个头高大，身材魁梧，五官端正，气宇轩昂，英气凛然，服饰得体（即便不奢华也应该是干净整洁），尽管偶尔也有《水浒》塑造出个别类似于矮脚虎王英的英雄代表，但是这样的英雄实在是屈指可数。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却以这样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个头一般，身材说不上魁梧，面目近乎龌龊，再加上衣服很少有干净的时候，尤其是领口招牌式地肮脏，走路的时候甚至也是歪歪扭扭的，整个就是一幅邋遢的样子，至于气质什么的则更谈不上。从这个方面来看，《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二、人物语言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也没有限定英雄的语言方式，但是一般来说，英雄的语言习惯应该是“冠冕堂皇”的，充满高尚和正义，起码说是不应该说粗话的，即便是气得快要发疯，也顶多一掌劈翻桌子或者一刀砍断大树什么的，语言上向来都是收敛的，必须与英雄的形象相符。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语言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便是满嘴的粗话，动不动就是“他娘的”。除了少数时间的“克制”之外，李云龙大多时候都是骂骂咧咧的，可是也许是生性就是这么一幅臭脾气，所以即便克制，时间久了李云龙在女人面前还是会露出骂骂咧咧的本性来。从这个方面来说，《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语言习惯的消解。三、人物思想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英雄的思想往往是非常高尚的，心中装的是救死扶伤和民族大义，追求的是匡扶正义和拯救他人危难等等，很少有个人恩怨以及儿女情长的一面。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思想看上去则有点“危险”：首先，李云龙有点儿女情长。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李云龙突然被丘比特神箭射中了，而且他在“秀芹”真情的感染下并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但将秀芹紧紧地抱住，还要脱秀芹的衣服，如果不是针扎了他的脚，李云龙还真要做出出格的事情。在解放后，已经结了婚的李云龙还差一点出轨。在我们传统观念的英雄形象中，一个英雄人物是不会犯下这样的严重“错误”的。其次，李云龙有点江湖习气。在老婆秀芹被抓后，他擅自集结部队去攻打鬼子重兵防守的县城；在自己心爱的部下“和尚”被土匪杀掉之后，他暴跳如雷地带着部队去为“和尚”报仇。这样的举动在传统观念中是会大大削弱英雄的高大形象的。如果按照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形象来对照李云龙，那么《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很可能和英雄形象是挂不上钩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物形象在电视剧播出后却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甚至追捧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这与目前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自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以来，我们不但继续保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更加明确地承认并鼓励了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生活也日趋多样化。在这样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疑也会呈现宽松的状态，从而为接受李云龙这样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根本性的条件。其二，这样的人物形象更贴近于生活。“文学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这个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来源于生活的文学总要对生活作出一些修正或者虚化，也就是说，恰当的修正或者虚化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不过，在特定的年代，文学创作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者虚化或有些过度，所以文学作品和人们生活的距离也比较遥远。在如今这个年代，再过度地修正或者虚化生活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将自己与人们的联系割裂开来。《亮剑》中李云龙的人物形象则尽量减少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虚化，尽量还原人物的本来面目，因此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其三，这样的作品更尊重观众。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也自然会随之提高，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也自然会逐渐提高。人们不会再满足于程式化、样板化的文学作品，而需要多样化、富于生命力的鲜活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者适时地推出这样的作品，应该说迎合了观众欣赏水平提高的客观需要，但毋庸置疑这是尊重观众的态度。基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看上去缺陷很多的英雄人物形象以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一个现实、鲜活、饱满的形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可以说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的一种巧妙的消解，虽然在一些细节的描摹上这个人物形象依然还有些符号化，但瑕不掩瑜，谁都无法否认这个人物形象是近年来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值得人们拍手叫好。我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说，电视剧《亮剑》对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电视剧人物塑造方面甚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类似电视剧创作者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启迪和影响。
首先，我们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脱离现实、耽于幻想、行动盲目的这样一个人。他因读骑士小说入了迷而想入非非，丧失了基本的理性。他把骑士小说的描写当成现实生活，无视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代，企图以自己的游侠行为来复活过时的骑士制度，把单抢匹马打抱不平当做主持正义、改造社会的途径。他沉浸在幻想中，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感觉和判断：他把穷旅店当作城堡，把妓女当成贵妇，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在他眼里，处处有妖魔为害，事事有魔法师捣乱，因此他到处不分青红皂白，对着臆想出来的敌人横冲直撞，乱劈乱刺。结果呢？虽然他是出于善良的动机，怀着满腔的真诚，但却只能是四处碰壁，受尽嘲弄和伤害，使自己成为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最令我们为堂吉诃德感到辛酸的是他的爱情梦幻。《堂吉诃德》中写了许多的爱情故事，但这样的爱情故事没有一件是发生在堂吉诃德的身上。他梦幻中的心上人杜尔西内亚，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但我们又看到她无时不在堂吉诃德的左右――他成功时梦到她，失意时想到她，寂寞时想到她，热闹时也想到她。他可以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污辱，但他不能忍受别人对杜尔西内亚美貌的怀疑; 他在冒险途中遇到过无数个美女，但他认为没有人能和他的杜尔西内亚相比。直到最终他被击败，他还在为杜尔西内亚的美丽辩护――为此，他不惜放弃自己的荣誉和生命。堂吉诃德在最后一次返乡途中，念念不忘的不是自己已经被毁掉的名声，而是爱情给他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当然只有他想象中的杜尔西内亚给得了他。堂吉诃德没有爱情，有的只是一个爱情梦幻，至多算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他为此却受尽了磨难，尝尽了屈辱，这又是多么的可笑、可悲、可叹！其次，我们又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痛恨专制残暴，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向往自由，把保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清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许这就是他那理想化的骑士道，但他对此是如此的迷恋和执着，如此的不可思议，已完全变成偏执;而且这种偏执不是一般性的，在他心目中它已经是全部了。因偏执而行为变得疯狂，于是大家都把他当疯子，觉得他可笑。但他从不怕人们议论与讥笑，更不怕侮辱和打击，虽然四处碰壁，但却百折不悔，一片赤诚，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改变初衷。对于他来说，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说，他之所以珍重自己的生命，无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活着是为别人，为自己的弟兄，为了铲除邪恶，为了反抗魔术家和巨人等压迫人类的势力。他坚信自己的理想，愿意一片挚情地为这个理想而尽忠。再有，我们可以这样说，堂吉诃德为实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令我们折服，他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堂吉诃德敢于为主持正义、清除罪恶而忘我斗争，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敌人，他都毫不怯懦，永不退缩。他把磨坊的风车当作巨人，毫不犹豫地挺枪拍马冲过去;他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不顾一切的提矛杀去;他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纵马大加杀戳。他跟比斯盖人进行恶战，跟杨维斯人进行搏斗; 他为一个被曾经诱她的人无情抛弃的女人，而和抛弃她的人进行决斗; 他甚至敢单枪匹马面对一头凶猛的狮子而毫无畏惧之心。总之，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即使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种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是足可令人敬佩的。总结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身上既有滑稽可笑的特点，又有严肃认真的思考; 既荒谬绝伦，又崇高伟大; 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是一个可笑又可悲、可乐又可敬的具有双重性格组合的人物形象。堂吉诃德形象的主要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从两方面来看：(一)、堂吉诃德的形象彻底完成了作者赋予其的打倒骑士文学和骑士制度的使命。13世纪，骑士小说在欧洲颇为流行。到了16世纪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没有它的市场了，可是在西班牙仍然大量兜售，而且泛滥成灾。这种小说结构千篇一律，情节荒诞离奇，都是虚构一个英勇无比的骑士，经历数不清的惊险遭遇，遇上说不清的爱情纠葛，为国王、贵族去拼命，而最后总能大获全胜。宫廷和教会利用这种文学，鼓吹骑士的荣誉与骄傲，鼓励人们发扬骑士精神，维护封建统治，去建立世界霸权，而许多人也沉湎在这种小说中不能自拔。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塞万提斯亲身体会了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给西班牙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因此他憎恨骑士制度和美化这一制度的骑士文学。他要唤醒人们不再吸食这种麻醉人的鸦片，从脱离现实的梦幻中解放出来。塞万提斯曾一再宣告自己的创作动机是要“攻击骑士小说”，“要扫除骑士小说在社会上、在群众中的声望和影响”，“把骑士小说那一套扫除干净”。作者正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一典型形象，通过描写堂吉诃德的荒唐行径，以及他屡屡碰壁、事事失败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骑士的长矛、甲胄已经进了历史陈列馆，逆时代车轮而行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作者利用堂吉诃德这一形象无情地嘲笑和抨击了腐朽荒唐的骑士制度和流行的骑士小说，指出它对人的毒害，从而给骑士小说以致命的打击。实际上，它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自《堂吉诃德》问世以后，西班牙的骑士小说便销声匿迹了。(二)、堂吉诃德身上寄托了作者人文主义的理想，体现出了其时代意义。《堂吉诃德》这部小说产生在“文艺复兴”这一新旧交替的转折时代里，它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通过主人公堂吉诃德的行为、或借了他的口传达出来，也就是说，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灌注到主人公堂吉诃德身上了。1、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首先表现为反对封建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基本上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的代表作品都表现出反封建反教会的主题。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是这样。反对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实质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反对贵族特权，反对那些倒行逆施、不合时代潮流的行为。塞万提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个形象，无情地嘲弄和抨击了这些行径，扫荡了这些毒害人们的思想，加速了骑士小说的消灭。正是堂吉诃德形象的巨大成功，才取得甚至超出作者预想的效果。2、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反对专横残暴，追求自由平等。堂吉诃德同情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痛恨专制残暴，向往自由，把维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消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理想。他诅咒他的时代是“万恶的时代”，“世风日下，邪恶横行”; 他主张“一切东西都平等”，认为“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他放走苦役犯是因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奴隶未免残酷”; 他还认为人的社会地位的尊卑是暂时的，只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他尊敬妇女，主张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 他赞扬巴西琉追求爱情的勇敢和机智。这些都表达了人文主义者的心声。堂吉诃德对自由、对平等、对爱情、对司法制度，甚至对文学艺术都有新的人文主义见解。在他的荒唐行为中潜藏着高贵合理的因素，使人觉得他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这也正是读者所喜欢他，同情他的重要原因。3、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小说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世纪，封建阶级和教会别有用心地漠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他们的作品滥用梦幻、象征等神秘主义手法，歌颂上帝和天堂。由于“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人文主义作家否定了中世纪不重视活生生的现实而重视虚无的天国的荒谬。他们热爱现实生活，深入现实生活，表现现实生活。人文主义文学表现了丰富多彩的人间生活，揭示了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塞万提斯认为文学应是“人生的镜鉴”，“只是摹仿自然，自然便是它唯一的范本”。(2)《堂吉诃德》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围绕堂吉诃德的三次出游，随着他的行踪所及，以及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思，真实地反映了16至17世纪初西班牙广阔的社会生活，暴露了封建制度下各种丑恶与腐朽，表现了作者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小说出现过店老板、妓女、囚犯、公爵、闺秀、农妇、商贩、仆人、牧师、公差、理发匠和牧童等各式人物。从田野到森林，从农村到城市，从客店到城堡，从陆地到海岛，我们可以饱览西班牙的城乡风光和人民的风俗习惯。作家把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进行对比：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豪华奢侈，贵族子弟倚仗权势，强占民女; 另一方面是千千万万的农民衣不蔽体，食不裹腹，从而批判了迫害人的封建制度。《堂吉诃德》通过具体，生动的描绘，真实地反映了西班牙王国已经百孔千疮，不可救药的政治局面。堂吉诃德游侠冒险的思想基础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希望出现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但现实社会却是“多灾多难的时世”。所以他立志改变这种丑恶的现实，决心“解救一切苦难，经历一切危险”，于是我们见到了这个充满人文主义理想的堂吉诃德。四、最后，谈谈关于对堂吉诃德形象的不同认识与理解的问题。堂吉诃德的性格是如此的复杂，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对他可能有各不相同的理解。《堂吉诃德》刚出版时，人们只把它看作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一个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它最早受到重视是在17世纪的英国，英国小说家菲尔丁强调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他指出，这个人物虽然可笑，但同时又叫人同情和尊敬；到了18世纪，法国人则把这个西班牙骑士改装成一位有理性、讲道德的法国绅士。到了19世纪，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堂吉诃德又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既可笑又可悲。（3） 一些文学大师对《堂吉诃德》的评价也不尽相同。英国的拜伦慨叹堂吉诃德成了笑柄；法国的夏多布里昂看到的是堂吉诃德的伤感；德国的希雷格尔把堂吉诃德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而海涅对堂吉诃德精神则“伤心落泪”和“震惊倾倒”。（4）这里让我们来看看近一个世纪以来“堂吉诃德”在中国的一些遭遇。20世纪初，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把堂吉诃德带进中国，不久，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有关同仁就指鲁迅为中国的堂吉诃德。于是，引发了关于“中国的堂吉诃德”的争论。堂吉诃德成了左翼作家讨论中国革命之目标与任务的一个切入点。鲁迅曾公开辩诬，并藉西欧、俄罗斯等外国作家的解读，谓哈姆雷特“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堂吉诃德则“毫无烦闷，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鲁迅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后记”中说，“堂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糊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
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他认为是忠义之烈也，忠义里面也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对宋江的第一个角度的理解： 《水浒传》第18回宋江刚出场的时候，就对他有一个全面的介绍。他是世代务农，世世代代种地，守一些田园过活。自幼攻读经史，受到传统的文化教养。更主要的一点就是他所从事的职业。他在县衙里边当一个押司。所以从他的家境出身以及所受的文化教养和所从事的职业，我们可以判断，他的家境出身使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他的职业养成他处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的习惯，也培养了他喜欢玩弄权术的手段。这是我们对宋江的第一个角度的理解。 对宋江的第二个角度的理解： 第二，宋江到底是仗义的英雄？还是国家的忠臣？我们可以从他上梁山之前和上梁山之后的几件事来分析一下。上梁山之前，他为了自己的心腹兄弟，私放晁盖。并且为了怕事情暴露，杀死阎婆惜。从这些事情上来说，我们可以说宋江是一个仗义的英雄。那么上梁山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义军的首领，他领导梁山兄弟的几次战役，都充分显示了他的指挥和组织才能。而在受招安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忠臣。他把梁山的堂名由原来的“替天行道”改为“顺天护国”，这是一个国家的忠臣才有的行为。所以说无论我们以怎样的主观情感对宋江或褒或贬，或爱或恨，都不能否认他是中国古典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
选题依据：《霍小玉传》是著名作家阿城的代表作之一，作品通过叙述女主人公霍小玉的生平经历，揭示出社会的种种不公和压迫，强烈地表现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悲惨命运。因此，选题为《霍小玉传女主人公的悲剧色彩分析》，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创新性：1. 分析女主人公霍小玉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深刻地挖掘出其悲剧色彩的根源。2. 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准确地把握女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和道德困境。3. 运用当代文化研究理论，探讨《霍小玉传》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不足：1. 研究角度可能过于狭窄，忽略了其他角色的重要性，没有充分挖掘作品的多元性。2. 文献调查比较单一，需要更多的阅读材料来支持分析和论证。3. 对于部分细节和情节的解读和分析可能存在主观性，需要更多的客观证据来支持。建议：1. 扩大研究视野，关注其他角色的重要性，充分挖掘作品的多元性。2. 增加文献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收集更多的阅读材料来支持分析和论证。3. 采用更为客观严谨的方法，提高对细节和情节的解读和分析的客观性。综上，本论文选题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研究角度独特，但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有了理想执着努力，但却认不清现实 近乎执迷且鲁莽的人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同时。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再被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之下，丧失了自身的意义，而是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主动性，充满了进取精神，她们在爱情婚姻的追求上表现得大胆热烈，毫不顾及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敢于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忠贞不渝地去爱，直到实现与所爱的人的幸福结合。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敢爱敢恨的狐妇
《武孝廉》中的狐妇在石某病时救了石某，也不嫌弃他的落魄嫁给他，并且帮助他走上仕途，但石某不知恩图报，百般侮辱、谋害狐妇，狐妇在得知石某要杀死自己后决然收回自己赠给石某的丸药，让石某旧病复法而亡。作者让那些负心汉一个个没有好下场，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这些被侮辱女性的同情，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的鞭笞。不难看出，这些被侮辱的女性她们虽然普遍命运悲惨，都是为男子所遗弃所侮辱，但是她们都有坚决的反抗精神，最终都惩罚了那些负心汉。
（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乔女在丈夫穆生死后，志不二嫁。后来孟生不嫌其“黑丑”，欲要迎娶，乔女不嫁，然而她却认为孟生不嫌自己丑陋，是自己的知己，所以孟生死后，她为了酬报知己挺身而出，急其家难，抚其遗孤，撑其门户，增殖其产，自己却廉洁自守贫贱以终，表现出“士为知己而死”的美德。仇大娘则是在娘家面临破产时，挺身而出担起重担使家庭得以重新振兴。作者在这里着重肯定的是传统女性那种善于治家的天性。不畏困难、勇挑重担是她们所共有的美德。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特点。主要是为报父仇。更为特别的是她为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更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但敢于主动追求爱情，而且当爱情遭到背叛时能果断采取行动，毅然离开曾爱过的人，去寻找新的真正的爱情。《云翠仙》中的云翠仙母女为梁有才的苦苦追求和百般表白所打动，应允了他的
求婚。但后来张有才见利忘义，密谋背叛云翠仙。对此，云翠仙怒斥他的卑鄙行径，愤然离去。《阿霞》中的女主人公则在看到自己所爱的景生薄情寡义时，立刻断绝了与他的联系，同郑生结为姻缘。
不同环境与背景下的聊斋女性人物
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社会生活中，她们机智勇敢地同恶势力做斗争，谈笑嬉闹之间却敌兵，她们的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因此，环境对女性人物的性格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婴宁为例：先从自然环境来说，婴宁这种纯净自然的性格是在一种纯粹自然的环境中形成的。婴宁就在这个处处是烂漫的山花的世界里长大。从古到今，花从来都是一种美好、高洁的象征，从她出场“拈梅花一枝”到最后，作者都把她置于花的海洋，在花的世界中所养成的爱花性情，如花的品格，这就揭示出了女主人公之所以具有憨直无邪、活泼开朗的天性的原因，这显然跟那个未经世俗熏染过的特定典型环境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自然环境在人物性格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婴宁》中，婴宁未入世前与她最亲密的是鬼母和婢女小荣，社会关系单纯而朴素。她们都是源于自然，不属于那个秽浊的现实社会，她们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对于自己的爱情，她们选择敢爱敢恨，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她们的思想中没有男尊女卑，女人不是天生受男人控制的，她们和传统的依附男人的女人截然不同。她们有主见，既主动热情又敢于追求爱情。而且独立不羁，拿的起放的下，进退自如。
而另一方面，黑暗社会，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张。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年多都毫无结果。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终于报仇雪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度审美化了。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现鬼的善与美。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有着聪明才智与善良的心。
狐女小翠是一个性格塑造得很成功的狐女形象。她最引人瞩目的特点便是“善谑”。 同时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她那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开朗性格在王太常仔细端详下露出的嫣然微笑中，在同母亲分别对“殊不悲恋”的表现中，就已有所露。在她身上，永远也找不到一丝愁苦的痕迹，永远也看不见半点忧伤的影子。同痴儿元丰一起生活，小翠是“殊欢笑，不为嫌。”她把自己的别院变成了一个游戏场，终日和元丰以及丫头们一起嬉戏。“刺步作圆，蹋蹴为笑”，“涂公子作花面如鬼”，以及扮古人，玩的名目既多，花样也新奇别致，整天奔逐笑闹，弹琴跳舞，不但闹得全家皆知，最后连邻里也知道。这个“善谑”的特点表现在小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王给谏与王待御政治斗争的环境中，王给谏越是寻隙中伤小翠的公公王待御，她的玩笑开得也就愈大，以致最后王待御时而无可奈何地概叹“余祸不远矣”，时而“惊颜如土”，大哭“指日赤吾族矣！”通过这种反衬，小翠“善谑”的主要性格特征更加鲜明耀眼了。但是小翠并不是单纯的“善谑”，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善谑”中透露着小翠的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在整个事件中，小翠的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计策本身的仔细周密，使仇敌自投罗网，还表现在她知道王给谏要害王太常，与元丰成礼后，就开始准备，把元丰的痴疾这一生理弱点变成有利条件。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了小翠的足智多谋。
还有《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的鬼仙。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帮助。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新置配。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出”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看。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黑暗，蒲松龄举业一再受挫的不幸，昔日友情的冷淡，现实中可望不可及的真实、自主的人生、情感，世态炎凉深沉凝重的体验，如此种种压抑郁积于蒲松龄胸中，作者只能将它们埋藏于意识的深处，最终借助于文学创作来得以表现和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聊斋志异》就是蒲松龄所体验过的情绪情感的形象载体，其笔下的术形象中都涵纳着作者蒲松龄的“真”性情。从《聊斋志异》全书来看，虽是儿女情长、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在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多半有着更美的品性。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上下卷．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2]清·蒲松龄著:刘跃宵主编．《聊斋志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马瑞芳:《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东方出版社.2017年．
[4]朱一主:《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周先慎:《明清小说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6]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7]姜维枫:《聊斋志异女性形象浅议》．
《聊斋志异·青凤》中的人物形象光彩照人，其中青凤美丽聪慧、情理兼备、知恩图报，是一个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狐女形象；书生耿去病狂放不羁、执着痴情，富有狭义心肠；狐叟则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但同时他又具有长者风范；而孝儿是一个恪守孝道、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一、青凤形象
1、美丽聪慧
青凤在文中正式出场较晚，但作者对她的描写却极为传神。耿去病夜闯旷废已久的宅第，与狐叟一家相遇，相谈甚欢。当谈到狐叟先祖的谱系时，狐叟遂命孝儿“请阿母及青凤来”，让她们也来听祖上的功德，于是青凤出场了。作者通过耿生的眼睛来描写青凤的美丽，“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以至于让耿生一见倾心，“瞻顾女郎，停睇不转”，不能忘情。从狐叟口中得知，青凤“颇惠，所闻见辄记不忘”，如此美丽聪慧的女子，难怪耿生会念念不忘。
2、情礼兼备
《聊斋志异》中青凤与其他狐女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封建礼教的遵从。青凤自小由叔父抚养长大，叔父对她十分严格，处处以封建礼教的标准要求她，为了恪守封建礼教，她在面对所爱时内心是矛盾而犹豫的，所以青凤与耿生的感情一波三折。两人初次见面时，耿去病对青凤一见钟情，目不转睛，青凤则“俯其首”，一副娇羞之态。后来耿生故意用脚轻压她的脚，“女急敛足，亦无愠怒”，说明青凤对耿生并无憎意，只是封建礼教的思想枷锁让她羞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在狐叟一家搬走前夕，青凤按捺不住相思之情，只身来见耿去病，她小心翼翼，迈着细碎的脚步。看到耿生后，她又“骇而却退，遽阖双扉”，这一系列动作描写将青凤迫切希望见到耿生却又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刻画的真实可感。幽会中的青凤羞涩、半推半就，对待爱情的态度充满矛盾与纠结，这正是情礼之争在她身上的具体体现。青凤告诉耿生“过此一夕，即相思无用矣”，依依惜别之情可见一斑。后来二人在幽会中被叔父撞见，青凤“羞惧无以自容，俯首倚床，拈带不语”，在叔父的责骂声中“低头急去”。此时的青凤不像一个无拘无束的狐女，更像一个知书达理、恪守封建礼教却又无比痴情的大家闺秀。
3、知恩图报
青凤同时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形象。青凤与耿去病幽会时被狐叟撞见，狐叟丝毫不姑息叔侄之情，认为两人私会伤风败俗，青凤回房中后，其叔父依然“诃诟万端”。但当狐叟有难时，青凤不计前嫌，全力以赴要救出叔父。孝儿前来耿去病处求援，耿去病故意不同意。后来耿生将这件事告诉青凤，青凤大惊失色，曰：“果救之否？”随后青凤为叔父开脱，说自己从小被叔父抚养长大，养育之恩不能忘怀；另外，之前叔父责骂自己也是家范使然，不是叔父的个人意志。当耿去病救下狐叟后，青凤不计前嫌，将黑狐抱在怀中三天三夜，狐叟方才苏醒。狐叟苏醒后，青凤恳求耿生将原来的宅第借给他们，以成全自己回报叔父养育之恩的心意，这些都表现了青凤知恩图报的善良本性。
二、耿去病形象
1、狂放不羁
《青凤》中的耿去病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书生。他的叔叔一家不堪诸多怪异惊扰搬离旧宅，
耿去病却嘱咐看守老翁看到或听到怪异之事就奔来相告，这种不惧邪祟的勇气表现出他的狂放不羁。闯入旧宅后，狐叟一家正在饮酒，耿去病大胆闯入，并笑说自己是不速之客。结识狐叟一家并对青凤一见钟情时，耿去病更是动手动脚，当众调戏青凤。后来竟至“神志飞扬，不能自主”，口出诳语说：“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
后来，耿去病见到偷偷与他私会的青凤狂喜不已，青凤把门关上时，耿生跪在门前恳求她，说只希望捏一下她的手。青凤开门后，耿生便抱住青凤并让她坐在自己膝盖上，这一系列描写都表现出耿去病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
2、执着痴情
耿去病在对待爱情上又是一个执着痴情的人物形象。初次结识青凤，耿去病坠入情网不可自拔，老媪发现他喝醉后愈发狂傲就领着青凤离开，耿去病“而心萦萦，不能忘情于青凤也”。在爱情的驱使下，他甚至搬到旧宅中居住，只为再次遇到青凤。后来狐叟为了让耿生知难而退，幻化成厉鬼相吓，耿生却染指研磨自涂，将自己也涂黑与之对视，使厉鬼惭愧而去。之所以不避险恶，正是因为耿去病对爱情的执着痴情。
当耿去病与青凤幽会被狐叟撞见，狐叟对青凤严厉责骂时，耿去病心如刀割，大声曰：“罪在小生，与青凤何与？倘宥凤也，刀锯铁钺，小生愿身受之！”正是源于对青凤的痴情，耿去病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自己，生怕青凤受到一丝委屈。
3、富有侠义心肠
耿去病富有侠义心肠，清明节扫墓归途中，他见到两只狐狸被一犬逼逐，一只逃走，另外一只“依依哀啼”。耿去病“怜之，启裳襟，提抱以归”，这一细节足见耿去病极富同情心和侠义心肠，并没有因为狐狸是异类而放弃它们。同样，当得知所救狐狸就是青凤时，耿去病也没有因为青凤是狐女而憎恶她，反而“如获异宝”。
后来狐叟有难，孝儿请求耿去病救自己的父亲，耿生表面不同意，实际还是不计前嫌，救下了狐叟。
三、狐叟形象
1、严苛的封建家长
《青凤》中的狐叟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形象，他代替青凤的父亲行使家长的职权，对青凤管教甚严。青凤明知耿去病的??成钋椋?却不敢接受，原因在于“叔闺训严，不敢奉命”。当狐叟发现耿去病与青凤的深情厚谊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成全青凤的爱情而是怕青凤与耿去病的私情有辱门户，所以化作厉鬼恐吓耿生，好让他知难而退。不料耿生在爱情的驱使下却对这险恶处境无动于衷，后来狐叟不得不举家搬迁。在搬迁前夕，狐叟撞见青凤与耿去病幽会，便严厉苛责青凤，怒骂：“贱辈辱吾门户！不速去，鞭挞且从其后”！狐叟的所作所为正是封建家长的专横做派。
2、长者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冥顽不化的狐叟在被耿去病救下性命之后，了解到耿去病对青凤的痴情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耿去病“惭谢前愆”，冰释前嫌。后来就像一家父子一样，再也没有猜忌，和和美美地和谐共处。遵守封建伦理的狐叟也非蛮横无理之人，而是展现出了长者风范。
四、孝儿形象
作者对孝儿着墨不多，却将其形象塑造的真实鲜活。耿去病私闯旧宅，惊到狐叟一家，狐叟与耿去病谈话间招来孝儿，“孝儿亦倜傥”，与耿去病一见如故。后来，冰释前嫌后孝儿还经常到耿生书房谈笑喝酒，其乐融融。后来还当了耿去病儿子的老师，“循循善教，有师范焉”。可见孝儿在文中就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除此之外，孝儿又是一个恪守孝道的理想化人物。当自己的父亲遭遇横祸时，孝儿找到耿去病，伏地不起，悲怆欲绝，希望耿生能伸出援手拯救他的父亲。耿去病佯装不救时，孝儿“哭失声，掩面而去。”
正是这些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共同书写了狐女青凤和书生耿去病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形象的演绎，青凤和耿去病在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上，由矛盾彷徨最终上升到对爱情坚定不移的相守。
历史背景与成长经历：考察所研究人物的出生地、家庭背景、教育经历等历史背景以及他/她的成长过程和身份变迁。性格特点与心理特征：重点分析人物的性格、价值观、内部动力和行为表现等方面，解析人物所体现的心理特征、特有的人格、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等。影响与历史评价：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考察人物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和政治地位，同时分析历史评价和争议，了解人物被贬或被褒的原因和历史意义。客观事实和文化表现：重视素材的收集整理，从物质、手稿、遗物、历史文献、影像资料等方面描摹人物形象的客观表现，分析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符号、文化特质、空间与时间的分布规律等。心理解读与文学符号：在分析人物性格与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对外部现象背后的心理动力和潜在含义进行解读，从文学符号、艺术手法、视觉效果等方面深入剖析人物形象的象征意义，揭示作品创作者的意图与目的等。当然，为了更好地体现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逻辑性，一级标题应该既具体明确，又要与文章内容和研究目的相渗透。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鲁迅评价它说：“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屈，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换之状，如在眼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锁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以理想主义的笔触塑造了一批敢于藐视封建礼教法规，按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的血肉丰满的女性艺术形象，憨直任性的婴宁，活活泼机智的小翠，多情狭义的秋荣、小谢，温柔拘谨的青凤，绰约可爱的聂小倩，意绪风流的林四娘，等等。《婴宁》的女主人公就是其中之一。《婴宁》写的是狐女婴宁与王子服真诚相爱，并终于结成美满婚姻的动人故事。表达了封建社会中青年人追求坚贞，纯洁爱情的美好向往，也揭露和鞭挞了封建制度对人性的压迫。对婴宁的形象，作者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称其为“我婴宁“，成功的人物形象的刻画，确立的《婴宁》在《聊斋志异》中的艺术代表地位。
少女婴宁是一个狐狸精与人所生的狐女，从一开始就受到封建社会的摒弃，但她一出场，就是笑容伴着鲜花，“捻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完全没有被遗弃孤儿那种愁容，此后，作者反复用笑容对婴宁进行了细腻深入的刻画，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的可爱动人形象。
婴宁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便是与鲜花相伴。她的少女时所居住的山村，处处是花，到王子服家之后，爱花成癖，甚至不惜当掉金钗四处购置良种，在房前屋后都种满了花。鲜花在小说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以大自然中美丽的鲜花来象征婴宁的的美丽和纯洁，以花衬人，以人比花，将婴宁花一样的容貌和内心表现的淋漓尽致。此外，王子服和婴宁的爱情一是由于花而引起的，园中的对话更是围绕花来进行。是花引起了王子服勇敢的追求，使他得以接近婴宁并最终实现完美结合。
众所周知，在封建礼教重重压迫之下，女子有所谓“三从四德”，“行不露趾，笑不露齿”，然而婴宁却蔑视这些礼教的清规戒律。在我看来，她的蔑视完全是由于“不知者无畏”。这和她从小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婴宁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般与世隔绝的山林里，那里“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村落，下山入村，见舍宇无多，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这里是一个没有受到世俗气息污染的的人间仙境，一切都是那么纯净，充满生机，朝气勃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养育了一个纯真美丽的婴宁。当她在上元郊游中，见到注视自己的王子服，不仅敢笑，而且还笑着打趣他，说他“目灼灼似贼”，正是反应了婴宁的天真可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当王子服独自到山中找到婴宁时，她丝毫没有少女的矜持，先是从门不时的露出脸来偷看，见了面也是谈笑自若，毫无顾忌。当养母拍婢女叫她与王子服见面时，“户外嗤嗤笑不已”，进门后还用手捂着嘴，笑不能止，当王子服作自我介绍时，她又开始了笑。这段描写，婴宁虽没有说话，却通过笑表现了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与王子服之前已经见过面，此时又来自我介绍，自然可笑，同时她的笑声也包含了她对即将获得的爱情所感到的欢心。当她第一次见到王子服那含情默默的眼神，聪明的狐女便知道了王子服的情意，当王子服找
到婴宁家，却找不出相间的理由，坐卧徘徊时，他的这种深情和执着，婴宁怎么会不知道，当她的带一个青年如此的垂爱，怎能不由衷的痴笑几声呢。
婴宁的爱笑是故事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人物形象塑造的神来之笔。她“笑容可掬”地出场；与王子服二次相见时，人未到而“户外嗤嗤，笑不可遏”；入内则“尤掩其口，笑不可遏”；受母斥责仍“忍笑而立”，转眼间又笑得“不可仰视”；甚至于无所顾忌地与向自己求婚的王子服在树林中嬉笑，并在树头“狂笑欲望”；见到婆母“犹浓笑不顾”， “才一展拜，翻然遽入，放声大笑”。举行婚礼时，则“笑极不能俯仰”。爱笑尽显出婴宁的天真烂漫，憨态可掬，也尽显作者对人物的偏爱，因为在作者笔下，这笑归根结底是“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
当人们“使华妆行新妇礼”的时候，她仍然憨笑，使场面出现了尴尬，当王子服一家多她的身世感到怀疑的时候，她只是“孜孜憨笑”，王子服一家无可奈何。她的笑不仅使她自己感到快乐，她还把这样的快乐到给周围的人，每当母亲有忧愁的时候，她一笑即可化解，她就像个天使，有她在的地方，就有快乐。为此，她很受人们欢迎。然而，当她以恶作剧的方式惩罚了好色之徒“西人子”之后，没有人对好色之徒进行谴责，而是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了婴宁的身上，在母亲的叱声厉责中，婴宁发誓再也不笑了。
笑，是婴宁唯一的资本，当这一基本的权利被残忍的扼杀之后，我们不能不为之痛惜。前面大段的喜剧式的描写已经让人们渐渐喜欢上了婴宁的笑容，可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却让人真的有些承受不了。当她对着王生哭泣，讲述自己的悲惨身世，并希望王生把抚养自己成长的鬼母与秦氏合葬式，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多么善良，知恩图报的美丽形象啊，她的一举一动，不仅突出了她性格中深沉的内容，也给她纯真可爱的品质增添了亮色，使她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她的笑，正是人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而作者却把它撕破了给大家看，婴宁的笑被扼杀了，可作者却让人们在“小婴宁”身上看到了希望，然而，“小婴宁”的命运恐怕也是不容乐观的吧。
婴宁形象的成功刻画，与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和环境渲染不可分。小说篇幅不长，要在如此篇幅中将人物写得血肉丰满，生气贯注，栩栩如生，作者高度凝练出神入化的细节捕捉功力堪称一绝。只是在轻轻几笔之间，婴宁的性格神态，爱花﹑爱笑就跃然纸上。尤其是多处写到婴宁的笑，均各具情态，有“笑容可掬”，也有“含笑拈花而入”；有“户外隐有”的笑声，也有入内不可遏制的笑；有“狂笑欲望”，也有“笑极不能俯仰”等，这一连串对笑的描写，笔墨简洁，点到即止，却又毫不重复，充满情趣，声态并作，使人物形象饱满逼真，出神入化。而“昧爽省问”与“操女红”之描写，看似随笔带过，全似 漫不经意，实际上却匠心独运，有丰富的蕴涵，点划之间已使人物性格走向复合化，更加饱满。
作者在环境氛围的渲染上也不惜笔墨，如王子服为寻觅婴宁，伶仃独步，望南山而行，以王子服的视角，移步换形地对小里落及周围环境层层点染，氛围烘托已足，则令主人公婴宁出场。整个氛围诗意盎然。环境之清幽脱俗，人物之超凡美洁，宛如一幅风景画轴，缓缓展开，妙笔天成，人与美景融为一体。
一、憨笑如痴
古代小说里，哭得最美的是谁？红楼千金小姐林黛玉，什么情况下都能哭，哭得花瓣为她落地，小鸟飞走不忍听。笑得最美的是谁？聊斋狐女婴宁也。《婴宁》全文四千字，涉及到“笑”的竟然达到四十多处。“婴宁爱笑，无拘无束地笑，无法无天地笑，连结婚拜堂她都能笑得不能行礼”含笑、隐笑、嗤笑、可笑、纵笑、复笑、狂笑、微笑、忍笑、憨笑如此爱笑的婴宁，真是笑得摇曳多姿，美不胜收。
婴宁是笑着出场的，“梅花一枝，荣华绝代，笑容可掬”，使书生“注目不移，竟忘顾忌”，而婴宁看到书生的呆状，笑吟吟说了句“个儿郎，目灼灼似贼”，这一笑，笑出了书生的情思，笑出了少女的纯真。然而这只是婴宁笑之诸多美好的一个序幕，其奇特的笑便是她独特性格的美好展现。再次出现的时候，“执杏花一枝”，“含笑站花而入”，等鬼母唤婴宁出来见王子服时更是“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到门口时“嗤笑不已”，进门后“尤掩其口，笑不可遏”，被鬼母斥责后“忍笑而立”，当王子服问“妹子年几何矣”后，婴宁再也忍不住“复笑，不可仰视”。在后园中，婴宁在树上看见王子服，“狂笑欲堕”，直到“失手而堕，笑乃止”；王子服扶之，婴宁于是再次大笑，“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后来婴宁随王子服回家，“但闻室中嗤嗤皆婴宁笑声，”及至王母入室，婴宁“犹浓笑不顾”最后连举行婚礼时也“笑极不能俯仰”，致使婚礼不能正常进行下去。作者不厌其烦地巧妙地写出了他在不同场合的无拘无束呵纯真笑语，无不感染着众多读者，她的笑声可以解忧——“每值母忧怒，女至一笑即解”；可以去哭——“奴婢小过，恐遭鞭楚，辄求诣母共话，罪婢投见恒得免”；可博爱人——“邻女少—妇，争承迎之”；可增其媚——“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
在那个封建社会里，女人只能“向帘儿底下， 听人笑语”，只能笑而不能露齿，笑不出声，否则就是有悖纲常，有失检点，不正经。而婴宁，她面对陌生男子，毫无羞怯地笑，自由自在地笑，任何场合都可以笑，真是任性而为，一切封建礼教对她都不过是春风吹马耳。她生活在“乱山合杳、空翠爽肌、寂无人行、只有鸟道”的深山里，她没受过封建礼教的毒害，没受过世俗社会的污染，她像野花一样烂漫，山泉一样清澈，山鸟一样灵秀。她是古代文学女性形象中笑得最烂漫、最恣肆、最优美的一个，她是天真烂漫、是真性情的化身。
二、爱花成癖
花自古以来便是女性美好的象征，如莲花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梅花之“香自苦寒来”这些美好的品质和节操都是人们对美好现象的向往或希冀。古今文人皆爱用花来描写女性，如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李白的“荷花羞于颜”。而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也让花自始至终的陪伴在狐女婴宁身边，让花决定了她的命运，用花的灿烂来特写她纯真烂漫的性格。
婴宁爱花，无论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花的世界。在婴宁初露面，“捻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此处也是以梅花之高洁淡雅来突出婴宁的风华绝代。以至于王子服“注目不移，竟忘顾忌”。而后婴宁“遗花地上，笑语自去”，在这里，婴宁似乎是无意丢花，却是以花作为她与王生爱情的信物，交给了王生。
而王子服“拾花怆然，神魂丧失，至家藏花枕底，不语亦不食。”可见婴宁在王子服心中已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得他无法释怀。而王子服往寻于山中，偶见婴宁时，她正“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随后“含笑捻花而入”，当王生与婴宁第一次单独相处时，也需是“穿花小步”而婴宁正于树头之上，而后王生与之交谈，又因婴宁之痴憨，只能说出“我非爱花，爱捻花之人耳”之语，也可见王生对婴宁的喜爱至深。而她所住的地方“门前皆柳树，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豆棚花架满庭中”，就连室内也有“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至舍后，又有“细草铺毡，杨花糁径、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此处，作者以浓墨重彩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婴宁居住的环境优美，庭院中花枝繁华盛放的景象，这也正是为了从侧面体现婴宁爱花至深的性格，体现她与孩童般活泼灵秀，天真烂漫的心灵。试想若无婴宁爱花成痴的性格，她位于幽僻山村的家中，又怎么会有如此繁花似锦的景象。而这一描写，也与下文中婴宁的举动遥相呼应，更加生动的体现婴宁爱花成痴的性格特征。
婴宁随王子服来到王家，始终保持着她纯真美好的心灵，她不仅让她的笑声留在王家，更是把她爱花种花的习性带到的王家。她 “爱花成癖，物色遍戚党，窃典金钗，购佳种，数月，阶砌藩溷，无非花者”。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花已经是婴宁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爱花，她可以四处物色，不遗余力；为了爱花，她不惜冒着为人责骂的危险，典当随身的金钗；而后，因为爱花，她更是能够亲力亲为，悉心照料培育，使得王家随处可见花的踪影。而婴宁爱花，还体现在她经常攀登王家院后靠近西邻的木香架，“摘供簪玩”，即使是王母的呵斥，也没有能够改变她的做法。可见，在婴宁的心中，对花的喜爱，对美好事物的纯真向往的情感，始终没有因为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
三、聪慧狡黠
天真无邪，爱笑美丽又聪明狡黠的婴宁，是生活中可以遇到的，却又打着鲜明的现实烙印。不容这样的她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上存在，被束缚在封建制度中。婆母嫌她“太憨生”，接着又因为墙脚的恶作剧惩罚了西邻之子险些被逮对质公堂，当时母亲责备她说“疯癫成这样，要知道乐极生悲。幸好县官神明，没有受到牵连；要是碰上糊涂的官员定会把你推倒公堂上去质对，那我儿子还有什么面目见亲戚相邻？”经婆母的这番封建礼教的训诫，婴宁“矢不复笑” 哪怕故意逗她，也始终不笑，不过她也从来没有愁容。
从此天真烂漫爱笑的理想性格就这样被封建礼教所封—杀。这个墙脚下的恶作剧，写出了婴宁既天真又狡猾。虽然狡黠是婴宁的陋处，但同时也是婴宁的真处。天真是因为婴宁出生于幽谷，受育于鬼狐，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长幼之序，不用进退之仪，不知封建礼教。用笑声蔑视、笑声动摇一切封建礼教的束缚。婴宁从天真烂漫的笑到最后经过一场无知的恶作剧变的“矢复不笑”。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是一种可悲，笑是婴宁唯一的资本，当这一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残忍的扼杀，我们不能不为之痛惜。作者在前面大段的喜剧式的描写已经让人们渐渐喜欢上了婴宁的笑容后，又突如其来的打击真让人有些承受不了。这正是蒲松龄作者笔下的理想性格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导致的变化，同时，也阐明了当时女性的悲哀。
婴宁性格中现实的一面最终代替了理想性的一面，虽不免让读者感到惋惜，但却把封建社会残酷的生活规律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个女性地位卑下的封建社会国度里，我们也看到了作者蒲松龄他对女性真性情的肯定和赞扬。亦憨亦黠的性格，写狐写人，表达了作者对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的大胆追求。
婴宁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性格上具有“亦憨亦黠”的特点，作者写狐目的是为了写人。婴宁是人和狐的和身。在她的身上既有人性，也有狐性，因为她与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感情丰富：时而大笑，时而哀哭，时而憨语，时而伤感，时而任性。她比谁都勤劳，她比谁都孝顺。作者这样对美的构想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美的渴望、美的向往和颂歌，同时也折射出现实与愿望之间遥不可及。
当她对着王生哭泣，讲述自己的悲惨身世，并希望王生把抚养自己成长的鬼母与秦氏合葬式，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多么善良，知恩图报的美丽形象啊，她的一举一动，不仅突出了她性格中深沉的内容，也给她纯真可爱的品质增添了亮色，使她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她的`笑，正是人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而作者却把它撕破了给大家看，婴宁的笑被扼杀了，可作者却让人们在“小婴宁”身上看到了希望，然而，“小婴宁”的命运恐怕也是不容乐观的。
参考文献：（罗超潜）
［1］作者：蒲松龄．《聊斋志异选》．出版地：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间：2003年
［2］作者∶蒲松龄（风梳柳编译）．《白话聊斋之狐仙故事》．出版地∶九洲图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0年．
［3］作者∶马瑞芳．《马瑞芳讲聊斋》．出版地∶中华书局．出版时间：2017年．
婴宁是聊斋先生最钟爱的人物，也是最成功的人物。
谚曰：“马上看将军，花间瞧美人。” 崔护写：“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李白写“云想衣裳花想容”，“荷花羞玉颜”以花写美人格外传神，婴宁和花息息相关。她一露面，“拈梅花一枝”。再出场，“执杏花一朵”。她惦记的是：“视碧桃开未？”索性，她像野小子一样爬到树上折花！ 她做了媳妇，不置私房，“爱花成癖，物色遍戚党，窃典金钗，购佳种。数月，阶砌藩溷，无非花者。”花，操纵着婴宁的行动，花，甚至决定着婴宁的命运。她遇见王子服，王子服对她“注目不移，竟忘顾忌”，她竟大大方方地“遗花地上，笑语自去”。花是她留下的爱情信物，王子服保存得都枯萎了，婴宁却天真地问：“枯矣，何留之？”故意以花捉弄王子服。她还爬上王家垣墙折木香，“摘供簪玩”，惹了一场“西人子”暴卒的横祸。花与婴宁姑娘始终休戚相共。婴宁自己呢？是远离尘嚣、只有鸟道的深山中，自由开放的一朵鲜花，是超凡脱俗的仙葩，是王母娘娘御花园中和露种的天上碧桃，谪到污浊不堪的人间了。
婴宁爱笑，无拘无束地笑、无法无天地笑。连结婚拜堂时她都“笑极，不能俯仰”。婴宁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笑得最开心、最恣肆的姑娘，她几乎把封建时代少女不敢笑、不能笑、不愿笑的一切条条框框全打破了。那些少女只能够“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只能笑不露齿，否则就有悖纲常、有失检点、不正经，而婴宁呢？她面对陌生男子，毫无羞涩地、自由自在地笑：“笑不可遏”，“忍笑而立”，“复笑，不可仰视”，“大笑”，“笑声始纵”，“狂笑欲堕”，“笑又作，倚树不能行”。……她真是任性而为，一切封建礼教的繁文缛节对于她均如东风吹马耳。她是人间真性情的化身。现实生活中，能不能有这样自由的女性？在腥风血雨遍布闺阁的封建社会，能允许婴宁们存在吗？婴宁，只不过是一种自由的象征，一种生命力的象征，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一种芳草美人的比喻！ 这位幻想中的自由女神不仅使得封建时代受制于君权、夫权的女性更显得悲惨，更显得无助，而且，她自己也终于一个觔斗从自由飞翔的天空，栽到荆天棘地的地面。婴宁用巧计惩罚了西人子，连县官都宽恕了这种也许过头的恶作剧，婴宁的婆母却结结实实地训斥道：“‘憨狂尔尔，早知过喜而伏忧也。邑令神明，幸不牵累。设鹘突官宰，必逮妇女质今堂，我儿何颜见戚里？’女正色，矢不复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须有时。’而女由是不复笑。” 婴宁的婆母仍然允许她笑，“但须有时”，要按照三从四德规范去笑，要在封建伦理允许的范围内笑，要在强大的封建阴影中强颜欢笑！ 于是，笑姑娘从此不再笑，就是故意逗她笑，她也不笑。一个如此纯洁的少女，来到如此肮脏的社会，哭还哭不及呢，哪儿笑得出？
蒲松龄自称，“我婴宁”似山中名为“笑矣乎”的香草，远胜于那些作态之“解语花”。婴宁这位天真烂漫的狐女，她不像太液池牡丹那样娇嫩，那样华丽。她山花般明媚，山花似鲜艳，山花一样的性情。这位摆脱了封建羁绊，了无脂粉气、富贵气的姑娘，是怎样长成的？随着留仙诗化笔触，人们进入一个“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的地方。原来，她住在绝顶人来少、山光悦鸟性的深山，没有人事纷繁，只有山月松风； 没有尔虞我诈，只有绿竹红花；没有驷马驰途，只有鸟飞之路，这个远离了天荆地棘人世的所在，桃李繁茂，丝柳绿竹生机勃勃，像婴宁的盎然生命力；空气澄净，粉壁光洁，裀藉几榻，罔不洁泽，像婴宁那样纯洁；片片飞堕的红花，探进房内的海棠，像婴宁那样活泼；草舍茅庐，豆棚瓜架，朴素无华，像婴宁那样天然而去雕饰。寂无人行的青山，花木四合的草舍，野鸟飞鸣的柳竹，探出枝朵的海棠，似乎都在说：我也是一个婴宁，我也是婴宁的一部分！
顾恺之画谢鲲，置之岩中。蒲留仙则把他喜爱的“我婴宁”置于谷静岩深处，丛花修竹中，和野鸟共存。培根曾下过如此定义：“艺术是人和大自然相乘。” 《婴宁》的人物与自然环境可谓契合得天衣无缝。
灵活飞动的人物语言给《婴宁》的艺术形象带来神采。婴宁说的第一句话是：“个儿郎，目灼灼似贼！”这是对“注目不移，竟忘顾忌”的王子服而言。开口解颐，幽默生动。此处的“贼”字并非一般意义的小偷，而是对那种眼睛雪亮者的形容，是哂笑，却非怒骂。“贼”字在淄川口语中，常被用于关系亲密或熟不拘礼者之间做昵称，如有的老妇人称自己的孙辈人“小狼贼”。婴宁此语“西边日出东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情）”，流露了她对王子服的好感，也展示了她那种想说就说、不拘礼法的为人。婴宁再次对王子服说话，是在其后园：“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意？’曰：‘以示相爱不忘也。……’女曰，‘此大细事！ 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妹子痴耶？’女曰：‘何便是痴？’生曰：‘我非爱花，爱捻花之人耳。’女曰：‘葭莩之情，爱何待言。’ 生曰：‘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在灼灼其华的桃树下，一对青年男女作爱情剖白。男的诚恳地述说自己因对捻花女“凝思成疾”，“幸垂怜悯”。女的却似惘然不解，认为他保存花就是想多要花，还要“折一巨捆”送他。男的真诚地声明他希望“夫妻之爱”，女的却傻呵呵地回答“我不惯与生人睡”。表面看去，婴宁迹近于傻大姐，有人据此说她“憨绝”，男主人公也说“妹子痴耶”，其实，都中了作家之障眼法。“异史氏曰” 曾自己透露： “观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 ……其黠孰甚焉。”婴宁之惠机正是隐藏于“憨绝”之中。她装作不懂王子服痴情，正是为了让王子服把爱情表达得更热切、更赤诚。有哪位怀春少女不喜爱绵绵情话？她根据操纵王子服的需要随时改变二人的关系，当她要用送一大捆花捉弄他时，说“至戚何所靳惜”，近极了； 当她听到王子服直述情爱时，又说“葭莩之情，爱何待言”，又远得很，真是远近亲疏随心所欲。在芳华鲜美的桃树下对话的男女相映成趣，一个“绝惠”而真痴，一个假痴而黠甚，真真“可爱深红映浅红”（杜甫语）矣。
另一段极显人物个性的对话，是婴宁把王子服的“夜共枕席”的文绉绉话语，变成一句大白话向老母和盘托出：“大哥欲我共寝。”王子服因之大窘，向婴宁进行“此背人语”的教育，婴宁回答：“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王子服又落入婴宁彀中，在那儿认真地启蒙，其实，婴宁比王子服更清楚：老母是个聋媪！“幸媪不闻，犹絮絮究诘”。十四入泮的聪明人王子服始终没发现自己心上人的小诡计，婚后还“以憨痴，恐漏泄房中隐事”，殊不知，婴宁决不是不通人事的书痴郎玉柱，“女殊密秘，不肯道一语”。这才是“憨痴”者的庐山真面目。那些“岂得背老母”的话，不过是她的善谐谑个性的巧妙显露耳。当然，如果婴宁始终用这种似乎游戏人生的态度说话，她这个艺术形象便缺少了层次和底蕴，所以我们在小说结尾看到这位嬉不知愁的笑姑娘“对生零涕”，一板一眼地、掷地有声地讲出了一番坦露心曲的话：“妾本狐产，母临去以妾托鬼母，……妾又无兄弟，所恃者惟君。”她要求王子服迁葬母尸，语辞哀婉恳切，与前判若两人。然而，正是这段似乎与人物形象相悖的话，最后完成了婴宁性格。揭示婴宁憨笑的本质乃“我婴宁殆隐于笑者矣”。以花写婴宁，以笑写婴宁，以痴语写惠绝之婴宁，以庄重慎密之语为一向活泼恣肆之婴宁做结语，留仙真是笔如游龙，穷态极妍。
蒲留仙在《画壁》 中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幻由人生。” 点评家们十分重视这四个字。冯镇峦曰“幻由人生一语，该括一部昙花记。”但明伦曰：“妙谛可参。”“幻由人生”一语，已是不解之解，且是真解，且是妙解，“幻由人生”的涵义就是：只要你热切地期待，真诚地翘盼，你所挚爱、热望、追求的一切，便会蓦然出现，你心上的人儿便会飘然而至。“幻由人生”是作家蒲留仙创造的艺术哲学，是他植根于理想主义的构思模式。“幻由人生”可以看做是打开某些聊斋迷宫的钥匙，看做某些聊斋故事的真谛妙解。《婴宁》就是幻由人生的范本：王子服路遇捻花女，凝思成疾，他的朋友吴生以“当代访之”、“成事在我” 来他，其实根本不曾去查问，数日后又胡诌捻花女“即君姨妹行，今尚待聘”，且居于“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余里”，王子服信以为真，竟“怀梅袖中”向南山探访。吴生的话本来就是对王子服“绐之”，按此说求访，岂非水中捞月？然而，王子服不仅找到了捻花女婴宁，她还确是他的姨妹，他们还打破内戚之嫌成了亲！ 一切，都是按照王子服的愿望，真是地地道道的“幻由人生”。
世界是何等地小啊。王子服在茫茫人海寻找一个仅见一面、姓名不知的少女，岂非大海捞针？却偏偏如愿以偿。蒲松龄真是创造偶然性的高手。然而这偶然又以必然为依据。细剖《婴宁》布局，可见作家细针密线、用心良苦。吴生王子服说捻花女乃其表妹，王子服进深山查访，再遇婴宁，却“念无以阶进”。聋媪好心地留他吃饭，刚刚说过：“姓名尚自不知何亲可探！”马上又在言谈中主动认亲：“尊堂，我妹子。”“老身姓秦”，并介绍女儿是“庶产，渠母改醮，遗我鞠养。”真是变出意外，奇诡迷离。但是，王子服携婴宁归家后，作家又让吴生来解开了婴宁身世之谜：“秦家姑去世后，姑丈鳏居，祟于狐，病瘠死。狐生女名婴宁，……”真是交待得清清楚楚。最后又由婴宁自述身世，且与王子服一起，到“荒烟错楚中”，寻得聋媪“肤发犹存”之尸，葬入秦氏墓。整个情节实幻相依，无一漏笔、脱笔。而尤为可贵的是：《婴宁》是情节淡化的小说，婴宁其人，才是小说最具魅力处。
一级标题的写法非常重要，因为它将为论文的内容提供一个总体概括。一级标题应紧贴文章的核心主题，并且要能清楚地展示出文章的重点、主旨和视角。举例来说，如果你要写一篇关于《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的人物形象的文章，你可以用“罗密欧：一个充满渴望和执着的英雄”作为一级标题，这样能清楚地表明文章的主题是关于这位英雄的渴望和执着。另一个例子是，如果你要写一篇关于《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人物形象的文章，你可以用“哈姆雷特：一个充满矛盾和深刻思考的人物”作为一级标题，这样能清楚地表明文章的主题是关于这个人物的矛盾和深刻思考。以上就是一级标题的写法的示例，我们可以看到，一级标题应该直接、准确地表明文章的主题和重点，而不是模糊、抽象或过于宽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