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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台湾人民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民族精神。从台湾人民吃力学习国语的精神可以体现出。我们一定要努力学好我们的知识，将来报效国家 句子分析 面对困难，许多人带着放大镜，但和困难搏斗一番后，你会觉得，困难不过如此. 面对困难.总是产生了心理上无形的压力.只是究其表面的困难与否,被它的外表所吓倒.许多人不愿一试.只是一味躲避.知难而退. 但是如果你有战胜勇气的信心,并且付诸以行动.终将克服困难.战胜困难. 此时回眸.困难就不过如此 写作背景 在台湾“光复”以后，本课文的作者在台湾找到了在轮船上的工作。 有次，轮船停在了台湾的高雄港口。作者不去市区，而选择了走向郊外，作者在郊外不知道走了有多远，发现了一所小学，白色的围墙，门外栽着一排树。 作者走进校园，显然很安静，他走近一间教室，走到窗外，见到了一位年轻的教室正在教孩子学习文字。他在黑板上很吃力地写到：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接着，他又用不太标准的国语一遍又一遍地读。我被着动人的情景吸引住了。他从后门走进教室，坐在最后的一排，根着老师一起大声地读着。 最后，老师和同学非得要带作者去他们学校的小礼堂去参观。 到了后，老师对作者说：“这里，以前是画着日本人的画，现在‘光复’后，就挂上中国人的画。”作者听后在墙壁上看了看画，上面有孔子，诸葛亮，郑成功，还有孙中山。 作者在那一瞬间，眼眶不觉湿润了。 我想在作者心里，这个郊外里的乡村学校永远在他心里或者在中国人的心里，永远都是一片神圣的学校和礼堂或者是神圣的土地。 说不定今后又有一天，碰巧轮船又停留在了高雄港口，那作者又可以再次去那个学校跟那位教师沟通和去参观一下小礼堂，说不定下次还会又增加许多中国历代伟人的画啊。我想作者也一定想天天到那所学校，跟着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和年轻的老师一起学习中国人的文字和国语，作者也应该是这样盼望的吧。 作者最后眼眶湿润了，那就应该表示作者是爱国才会眼眶湿润的
台湾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地处东经119°18′03〃至124°34′30〃，北纬20°45′ 宝岛台湾25〃至25°56′30〃之间。面积3.6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岛(面积3.58万平方公里)、澎湖列岛、绿岛、钓鱼岛、兰屿、彭佳屿、赤尾屿。 在行政区划上，台湾省全省原本共辖基隆、新竹、台中、嘉义、台南5个省辖市，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花莲、澎湖16个县。后来台湾当局于1967年将台北市定为“行政院院辖市”。之后，在1979年又将高雄设为行政院院辖市。此外，还设有所谓“福建省政府”，辖金门、连江（马祖）2个县。名称由来 在有据可查的史料上，“台湾”这一名称的出现不过300多年。但是史书证明两岸人民对台湾宝岛早有称呼，历史上对台湾的称呼有近十个，不同的称呼却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台湾宝岛的关心和期待。 在古老的中国出现国家机器时，就把中国划分为九州管理，记载这一史实的是中国最早的史书之一《尚书·禹贡篇》。九州中的扬州管辖范围北至淮河，东面至海。书中的“岛夷卉服”就是指台湾。康熙33年（1642年）高拱乾主修的《台湾府志》中表示，夏商时期的扬州包括台湾。日本学者尾崎秀真也认为“岛夷”就是台湾最早的名称。“岛夷”，台湾的第一个名称。 人们对海的知识逐渐增加，从水中走出来的人类开始把大海为人所用。春秋战国时，近海交通有所发展，因此出现许多关于海上的传说，其中方士徐福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之药的传说流传至今。《史纪·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徐福上书中所称的海上有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后人认为“瀛洲”即为台湾。徐福没有回来，但是两岸的来往在以后的岁月中越来越多。 作为专门的历史地理书籍记载台湾的是在《前汉书》。进入汉代，关于台湾的记载开始多起来。在《前汉书·地理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在会稽海外有“东鯷人”，分为20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后来许多学者认为“东鯷”应该指的就是台湾。在《后汉书·东夷列传》中，更是把台湾分为三部分，“东鯷”即为北台湾，“夷州”为中台湾，“澶州”为南台湾。在三百年前的荷兰人连少挺（Linschoten）所绘的台湾地图中，也把台湾分为三个岛。把台湾分成三部分，说明对台湾的认识在加深。 直接描述台湾情况的是在三国时期。三国鼎立时期，东吴位于江南，管辖范围包括会稽和东南沿海地区。东吴和海外的关系较为密切。《三国志》中谈及在孙权黄龙2年（230年）派军队出海远征夷洲。不少学者认为“夷洲”就是台湾。三国东吴临海郡太守沈莹可以称之为最早的台湾学者，在他的《临海水土志》对当时被称为“夷洲”的台湾情况有着专门记载，只是此书已经流失，主要内容记载在《太平御览》之中。从所记内容来看，这是当时最完整的关于台湾的文字资料。当然也有人说此时的“夷洲”就是广东或海南某地，但是从方位、气候、地形、古迹、物产、习俗等方面考证，应该是指台湾。通过《临海水土志》，使得远离台湾海峡的许多内地人，知道了尽管是有限的、但是极为难得的台湾的具体情况。 颇有大志的隋炀帝，施政并无多少值得夸耀的纪录，但对外对内征战却有特殊的喜好，当然也对早有前朝前代所关注的台湾起兵。据《隋书·东夷传》所载，隋炀帝曾于大业6年（610年）发动远征琉求之战。“琉求”是何处？历来争议较大。但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琉求”即为台湾，而非日本琉球。不管如何，隋代对台湾已经相当了解。在《宋史·外国列传》中则明确记载，琉求国在泉州之东，有海岛称“澎湖”，烟火相望。赵汝适的《诸蕃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当然所记内容不详细。 对于台湾的名称，有不少人进行过研究。台湾政治名人连战出生于当地世家，他的祖父即为著名历史学家连横。连横在代表作《台湾通史》中说，“台湾原名‘埋冤’，为漳泉人所号。”因为明代时期的闽南人历尽艰辛到达台湾后，因水土不服和劳累困苦，病死者众多，死后连尸骨都无法运回故乡，“故以‘埋冤’名之。”因为“埋冤”不吉利，而闽南话“埋冤”又与“台湾”同音，所以易名为“台湾”。这种分析不无道理，因为移民确实有过令人难以忘怀的痛苦经历。 但是，连横先生的结论也有牵强附会之处，因为同音的字很多，为什么用“台湾”代替“埋冤”？“埋冤”不吉利，“台湾”吉利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台湾”名称的由来并非如此。 台南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地区，因此对台湾的称呼最初起于对台南地区的称呼。最初在台南一带居住的拉雅族，在介绍台湾时称为“Tayan ”或“Tai－An”，荷兰人拼为“Taioan”，从大陆来的移民则读作“Tai-Oan”。因此，由于读音不同，在台南一带称为“台员”、“大员”、“大圆”、“大湾”、“大冤”。以后由闽南话的“台员”转音为“台湾”，所指地区也由台南一地扩及整个台湾地区。自明代起，“台湾”之名正式流行。 在明代闽人周婴所著《远游篇·东蕃记》中，以“台员”称台湾。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在朝廷公文中出现“台湾”。清代张眉的《瀛濡百咏》一书指出：周婴把台湾称为“台员”，“这是闽南语所造成的错误，从此台湾之名始进入中土。”“台湾”名称由此而来，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1]历史概要 封建社会兴盛起来后，中原的王朝与台湾之间有着许多来往。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极大推动了人类文化的传播，当然也记下了中华儿女共同开拓台湾、建设台湾、保卫台湾的辛勤和牺牲，也记下两岸来往的史实。 第一次远征台湾发生在公元230年。三国时期吴国君主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水军一万到达被他们称为“夷洲”的台湾，这是历史上有书为证的中国王朝第一次与台湾的联系。他们的台湾之行历时一年，最后因为疾病流行，水土不服，官兵死伤十之八九，最后则带着数千名台湾居民回到大陆。事实上，这类军事远征并非是杀人越货，而是封建王朝确立和巩固统治范围的常用手段。 带回来的台湾人，介绍了许多台湾的情况。几十年后，吴国临海郡太守沈莹根据从台湾返回的吴国官兵和带来的台湾居民介绍的情况，在公元264至280年间写下《临海水土志》（见《太平御览》第780卷 ）一书。他称这片海上的土地是“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还介绍了当地的物产、人民、风情、工具、古迹等，其中的“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则证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台湾为越国的版图。 书中地描述让人们对当时的台湾有了形象的认识：夷州在临海郡东南2000里，当地气候炎热，没有霜雪，草木四季常青，四面是山，土地肥沃，种植五谷，多产鱼肉，纺织细布，冶炼铜铁。居民为在高炎热气候中保存食物，把鱼肉卤在在大陶罐中，不仅自己当作佳肴，还用来招待客人。男女婚嫁乃由父母决定，女孩子出嫁后都要打掉上面的门牙。居民分为不同部落，各有自己的土地和首领。首领召集民众时，用木棍敲击中间掏空的木头，声音可传四、五里远，居民听见后纷纷赶来。打仗时将敌人的头砍下来，挂在院中的大木杵上，几年都不摘下来，以彰显自己的战功。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较为完整记载台湾风情的文字，中原人对台湾有了肯定、明确的认识。 到隋代，隋炀帝在大业3年（607年）先后派出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等人两次前往当时被称为“流求”的台湾，因语言不通，第一次带回一名台湾人，第二次带回一些布甲。大业6年（610年），隋炀帝又派出武贲郎将陈稜及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万余人，从广东义安（潮州）起航，前往台湾，当地人以为这是中原的商船，这说明当时大陆商人经常前往经商，也说明台湾人已经熟悉经商贸易。只是陈稜与当地酋长谈判不顺利，刀枪相向，并带了数千名当地居民返回大陆。在台湾中部地区的彰化市，有一条街名叫“陈稜街”，它就是为了纪念这位隋朝将领的。 经过三国到隋唐的长时期的演变，闽粤一带向台湾的移民也逐渐增加，到宋代时已经出现较多的往来和经济活动，为便于管理，开始在台澎地区设立管理机构，澎湖已列入福建晋江县版图，这在台湾开发史上是第一次。台澎地区正式纳入宋代版图，尽管在后来的千年中，朝代更迭，皇者变换，但是台湾归属从来没有改变过。 中华少数民族第一次控制中原的是元朝。元朝控制中原地区后，按照惯例需要进军没有到达过的疆土，故于至元28年（1291年）10月，派出海船副万户杨祥为宣抚使，与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兵部员外郎阮鉴率兵6000余人进军台湾。由于语言不通和航海知识不足，无功而返。到公元1335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巡检司，级别不高，属九品。“职巡逻，专捕获”，捕捉罪犯，兼办盐课，但这是中央政府派驻台澎地区的第一个行政执法机构。自此以后，中央王朝开始派员管理台澎地区。 元朝有一位旅行家，名叫汪大渊，他到过许多地方游历，在至正年间搭商船到台湾和澎湖，后写出《岛夷志略》。书中说台湾：“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土润田沃，宜稼穑。气候渐暖，地产沙金，黍子、硫磺、黄腊、鹿豹……海外诸国，盖始于此。”从人们可以到台湾旅行及两岸商业活动中，可以看出当时台湾和大陆的来往已经很多，已经成为互补性的经济活动和日常性的社会往来。 郑成功明朝的海禁政策，导致东南沿海海盗盛行，为保卫沿海地区不受海盗侵扰，明朝朝廷在基隆、淡水二港派驻军队，防止海盗利用台澎地区作为搔扰东南沿海的基地，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在岛内驻扎军队，保卫海防。高雄凤山有特产“三宝姜”，就是明代郑和下西洋到达台湾时留下的，这是中原到达台湾的第一支大规模的商队。为保卫台湾，在以后的岁月中，先后出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皇帝统一台湾等重大军事活动。 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在台湾本土内正式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管辖，后改为2府8县4厅。清政府对台湾地区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统治机构、制度，进行有效管理。 西方殖民者东侵以来，美国、日本、法国等列强先后在台湾进行军事挑衅，加剧了中国边疆领土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上层在如何治理台湾的态度和方式开始出现变化，由“防内变为主”改为“防御外侵为主”，清朝督办南洋海防事务的福建船政大臣、后任钦差大臣的沈葆桢、福建巡抚丁日昌等人，把台湾称为“七省藩篱”、“南北洋关键”、“中国第一门户”，一再反复强调台湾地位的重要性。他们还多次上奏折，建议在台湾设立行省，以加强吏政，有效管理孤悬海外的台澎地区，巩固海防。 在台湾设省的建议在当时的边疆危机下，有了实现的可能。这一建议最早是丁日昌在1874年间提出来的。第二年11月沈葆桢提出，在闽浙总督名下设立“福建巡抚”，“冬春驻台湾，夏秋驻福州”。1876年春新任巡抚丁日昌无法按期驻台湾，奏请朝廷另派重臣常驻台湾，改设“台湾巡抚”，这样实行3年的“冬春驻台”改为台湾单设巡抚。 刘铭传直到1884年6月，清朝才派出直隶提督刘铭传加封巡抚衔，督办台湾政务和防务。不管影视作品把他说成什么样子，刘铭传确实是一个有作有为的官员。 刘铭传到任不久，正逢中法战争爆发，从总体上看军事上没有失败的中国，在政治上再次惨败，面对危机，加强台湾防务尤为必要。闽浙总督杨昌浚、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于7月再次上书，要求在福建台湾两地“巡抚分驻”、“建省分治”。光绪11年（1885年）10月12日，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在下旨创建海军的同时，下旨同意诏请左宗棠的奏请，福建政务由闽浙总督兼管，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正式下诏在台湾建省。到1888年正式实现闽台分治，台湾单独设省，由原来的2府8县4厅增为3府11县4厅1直隶州，后又增设南雅厅。首任福建台湾巡抚为刘铭传。正是这位巡抚，打开了台湾的近代经济发展之门。 历史沿着应该有的轨迹走到现在，在“巡检司”设立、充满风雨的550年之后，台湾成为清朝的第20个行省。台湾省建制的建立，对外主要是为了巩固东南海防，防御外国列强的侵略，加强军事防务；对内则开始近代工业化过程，开矿、邮政、交通、垦荒、教育事业等相继发展起来。从此，台湾社会进入了大规模开发时期。 正是历史上两岸的来往，联结起两岸人民的心灵，台湾与大陆不可分离。大海向我们诉说的大陆在台湾的这么多“第一”，不仅仅是时间先后的意义，而是包含着多少先行者的勇气，开拓者的艰辛，奋斗者的牺牲；包含着多少台湾对中原腹地的向往，多少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的关怀。同样也告诉我们，正是在这种延绵千年的交往中，中华文化浸透了台湾；台湾同胞则在连续持久的中华文化的环境中，也成为这一令世界感到惊奇、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中华文化的创造群之一。因此，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沉淀。[2]旅游景点旅游资源 其地貌复杂，处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又有喀斯特地貌与海蚀地貌，故多山水胜境、火山群与温泉群。西海岸沙滩平缓，多海水浴场，而东海岸断崖陡峭，奇石怪岩。森林茂密，动植物资源丰富，更有‘蝴蝶王国‘之称。清代即有‘八景十二胜‘之说，包括：阿里山云海、双潭秋月、玉山积云、清水断崖、澎湖渔火、大屯春色、鲁谷幽峡、安平夕照和草山、新店、大溪、五指山、八卦山、虎头埤、狮头山、太平山、大里筒、旗山及雾社。文物资源丰富，或与反抗荷兰、日本侵略者有关，或为台湾与大陆关系的历史见证。如赤嵌楼、安平古堡、明延平郡王祠、指南宫凌霄宝殿、云林北港妈祖庙、台北与台南孔庙等。高山族人口达30余万，又分为阿美、泰雅、排湾、赛夏、布农、曹、鲁凯、卑南、雅美等9个族群。雅美族的甩发舞与雕船本领，阿美族的对位唱法与多姿的舞蹈，排湾族的刺绣与雕刻，布农族的‘打耳祭‘与‘成年祭‘大典，赛夏族的‘矮灵祭‘与佩铃叮咚的舞蹈，泰雅族的绣衣与播种节，卑南族的‘刹猴祭‘与‘狩猎祭‘等，是那样五彩缤纷。为发展旅游业，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桃园县兴建‘小人国‘，更丰富了旅游资源。风味肴馔 类似闽、粤，但加以变化而有台湾特色：佐料常用沙茶、咖喱、花生酱等，甜味更重，多用清汤炖煮。风味小吃品种极多。台北新店碧溪潭香鱼，基隆豆签羹、‘甜不辣‘，桃园石门沙锅鱼头，台中菜根香原汁牛肉，新竹‘贡丸‘，嘉义‘四臣汤‘和香菇鱼翅羹，台南‘棺材板‘（油炸包馅面食），高雄六合夜市贝类海鲜及‘山河肉‘（大山鼠肉）等，都使人垂涎欲滴。地方文艺 闽语区有褒歌、采茶歌，粤语区有客家山歌，较通俗。而南管则较‘雅‘。剧戏多承闽、粤，有梨园戏、高甲戏、粤戏、皮影戏等。高山族文艺绚丽多姿。[3]地理人文地理位置 台湾海峡呈东北向西南走向，北通东海，南接南海，长约200海里，宽约70至221海里，平均宽度约108海里，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国际海上交通要道。它东临太平洋，东北邻琉球群岛，相隔约600公里；南界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隔约300公里；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最窄处为130公里。 台湾岛由于台湾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是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不光中国东海和南海之间往返的船只从这里通过，从欧洲、非洲、南亚和大洋洲到中国东部沿海的船只也从这里通过。从大西洋、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到日本海的船只一般也经过这里。人口统计 据台湾有关方面统计，截止1998年8月，台湾省人口为2181万多人，加金门、马祖人口，总数为2186万多人；人口年增长率约为7.31%。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平原，东部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4%。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为568.83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第一大城市台北市的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1万人。 台湾居民中，汉族约占总人口的98%；少数民族占2%，约38万人。根据语言、风俗的不同，台湾少数民族分为阿美、泰雅、排湾、布农、卑南、鲁凯、曹、雅美和赛夏等9族，分居全省各地。地貌特征 台湾岛多山，高山和丘陵面积占全部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台湾山系与台湾岛的东北——西南走向平行，竖卧于台湾岛中部偏东位置，形成本岛东部多山脉、中部多丘陵、西部多平原的地形特征。台湾岛有五大山脉、四大平原、三大盆地、分别是中央山脉、雪山山脉、玉山山脉、阿里山山脉和台东山脉，宜兰平原、嘉南平原、屏东平原和台东纵谷平原，台北盆地、台中盆地和埔里盆地。中央山脉纵贯南北，玉山海拔3952米，是我国东部最高峰。台湾岛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和火山带上，地壳不稳，是一个多震的地区。气候类型 台湾气候冬季温暖，夏季炎热，雨量充沛，夏秋多台风和暴雨。由于北回归线穿过台湾岛中部，台湾北部为亚热带气候，南部属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高山除外）为22℃，年降水量多在2000毫米 以上。自然资源 台湾虽然自产能源只有少量煤、天然气，金属矿产也较少，金、银、铜、铁等主要储藏于北部火山岩地区及中央山脉，但是台湾却有丰富的水力、森林、渔业资源。 淡水资源 充沛的雨量给岛上的河流发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独流入海的大小河川达608条，且水势湍急，多瀑布，水力资源极为丰富。其中长度超过100公里以上的河流有浊水溪（186.4公里）、高屏溪（170.9公里）、淡水河（158.7公里），大甲溪（140.3公里）、曾文溪（138.5公里）、乌溪（116.8公里）。 耕地资源 台湾农耕面积约占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盛产稻米，一年有二至三熟，米质好，产量高 日月潭；主要经济作物是蔗糖和茶。蔬菜品种超过90种，栽种面积仅次于稻谷。台湾素有“水果王国”美称，水果种类繁多。花卉产值也相当可观。 森林资源 台湾森林面积约占全境面积的52%，台北的太平山、台中的八仙山和嘉义的阿里山是著名的三大林区，木材储量多达3.26亿立方米，树木种类近4000种，其中尤以台湾杉、红桧、樟、楠等名贵木材闻名于世，樟树提取物更居世界之冠，樟脑和樟油产量约占世界总量的70%。 渔业资源 台湾四面环海，海岸线总长达1600公里，因地处寒暖流交界，渔业资源丰富。东部沿海岸峻水深，渔期终年不绝；西部海底为大陆架的延伸，较为平坦，底栖鱼和贝类丰富，近海渔业、养殖业都比较发达。远洋渔业也较发达。经济发展 台湾六十年代起注重发展工业，已形成以加工外销为主的海岛型工商经济。工业有纺织、电子、制糖、塑胶、电力等，开辟有高雄、台中、楠梓等加工出口区。北起基隆，南至高雄 台湾回归祖国纪念币有电气化铁路和高速公路，海上和空中航线可达世界五大洲。 台湾的旅游业也相当发达，宝岛名胜有日月潭、阿里山、阳明山、北投温泉、台南赤嵌楼、北港妈祖庙等。 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其地理位置优越且有良好的深水港湾，自古有“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之称。自宋代以来厦门与台湾同属一个行政单位，大陆移民始从厦门移往台湾。相似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与生活习性沟通了厦门与台湾人民密切关系与往来，正如《台湾府志》所载：“台郡与厦门如鸟之两翼，土俗谓厦即台，台即厦”。台湾人民70％的祖籍地源于闽南地区，两地人民情同手足故乡情。这种特定的地理与历史渊源关系使厦门成为与台湾各项交流交往的中转站和交通要道，更是经贸交往的集中地。历史沿革远古～16世纪 远古时代，台湾与大陆相连，后来因地壳运动，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峡，出现台湾岛。 吴王孙权曾派1万官兵到达台湾台湾早期住民中，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移居而来的。1971年和1974年，两次在台南县左镇乡发现了迄今为止台湾最早的人类化石，被命名为“左镇人”。考古学家认为，“左镇人”是在3万年前从大陆到台湾的，与福建考古发现的“清流人”、“东山人”同属中国旧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有着共同的起源，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性。台湾早期住民中，还有少部属于尼格利陀人种的矮黑人和属于琉球人种的琅峤人。上述台湾早期住民是现今台湾少数民族的祖先。 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当时三国吴王孙权派1万官兵到达“夷洲”（台湾），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隋唐时期（公元589—618年）称台湾为“流求”。隋王朝曾三次出师台湾。据史籍记载，610年（隋大业六年）汉族人民开始移居澎湖地区。到宋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汉族人民在澎湖地区已有相当数量。汉人开拓澎湖以后，开始向台湾发展，带去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公元12世纪中叶，宋朝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戌守。元朝也曾派兵前往台湾。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明朝后期开拓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战乱和灾荒的年代，明朝政府的福建当局和郑芝龙集团曾经有组织地移民台湾。荷西殖民时期 16世纪，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迅速发展，开始把触角伸向东方。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 郑成功收复台湾乘明末农民起义和东北满族势力日益强大，明政府处境艰难之时，侵入台湾。不久，西班牙人侵占了台湾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后于1642年被荷兰人赶走，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殖民者实行强制统治，把土地据为已有，强迫人民缴纳各种租税，掠夺台湾的米、糖，把其收购到的中国生丝、糖和瓷器经台湾转口运往各国，牟取高额利润。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反抗。1652年9月，农民领袖郭怀一领导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次武装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它表明荷兰的殖民统治已经出现危机。郑氏执政时期 1644年，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清朝政权。1661年4月，郑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2.5万将士及数百艘战舰，由金门进军台湾。郑成功在进军台湾时，向荷兰殖民者表示，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台湾和澎湖这两个“岛屿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他们自古以来占有和耕种这一土地”，荷兰“自应把它归还原主。”经过激烈战斗和围困，1662年2月，郑成功迫使荷兰总督揆一签字投降。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中国领土台湾，成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受到广大人民的敬仰。清政府统治时期 1684年，清政府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至1811年，台湾人口已达190万，其中多数是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移民大量开垦荒地，使台湾成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域，并向大陆提供大量稻米和蔗糖，由大陆输入的日用消费品和建筑材料等，使台湾的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个时期，台湾与福建、广东的来往十分密切，中华文化更加全面地传入台湾。 由于西方列强向中国边疆侵逼，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军进攻台湾，遭刘铭传率军重创，到1885年6月《中法新约》签定，法军被迫撤出台湾。 中法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加强海防，于1885年将台湾划为单一行省，台湾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积极推行自强新政，清理田赋，增加财政收入，购买轮船，架设电报线，设立邮电总局，建造铁路；购买军舰，增设炮台，设立机器局自造武器；成立煤务局，安装新式采煤机器；设立兴市公司，建街造路；创立西学堂、电报学堂，培养建设人才。刘铭传把众多新式事业集中于一省，使台湾成为当时中国的先进省份之一。日本统治时期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于4月17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出后，举国同愤，反对割台；台湾全省“哭声震天”，鸣锣罢市。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率军民反抗日本的侵占，坚持了5个多月的战斗，历经大小百余仗，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终遭失败。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 台湾人民从未屈服日本的殖民统治，在日据初期，以农民为主体的抗日武装进行了长达20年的斗争。后来，文化协会、民众党、共产党等还组织领导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抵抗运动。 庆祝台湾光复1937年7月日本制造“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参加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台湾的光复作出了贡献。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2月9日，中国政府发出《中国对日宣战布告》，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主权回归 1945年8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英勇的抗日战争，终于收复了台湾。台湾同胞欢天喜地，庆祝回归祖国。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4]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曾被西班牙、荷兰、日本先后占领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归中国的版图。194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的状态。50多年来，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台湾岛是中国的第一大岛，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台湾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是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
小人无错,君子常过,君子反求诸己小人总认为自己没有过错,君子常常反省自己过失,而且君子往往在自己方面找原因.这是意译.诸在这是兼词,之于的意思.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诸”是“之于”的合音.碰到困难,君子力求自己解决,小人总想依赖别人.具有君子品行的人,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要靠自己去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求助于别人.而不具备君子品行的人,遇事总是习惯于求助于别人,而不是靠自己的去解决.
不去追求外在的物质，而去追逐自身的发展
反求诸己，意思是要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各个事情都不顺利，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有道德修养的人（君子）也经常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意思是：任何行为如果没有效果，都应该回过头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身端正做对了，天下的人才会归服他。
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第四节》
原文：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译文：
孟子说：“爱别人却得不到亲近，就应该回过头来考虑自己的仁爱程度；治理百姓却没有治理好，就应该回过头来考虑自己的智慧。用社会行为规范来要求别人却得不到回应，就应该回过头来考虑自己是否对这个规范恭敬。
任何行为如果没有效果，都应该回过头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身端正做对了，天下的人才会归服他。《诗经》上说：‘长久地配合天命，为自己寻找更多的幸福。’”
扩展资料：
解释
从个人品质说，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凡事多作自我批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从治理国家政治说，是正己以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儒家政治，强调从自身做起，从身边事做起，所以，多与个人品质紧紧连在一起。
而自我批评则是其手段之一，其相关论述，在《论语》和《孟子》中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当然，古往今来，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又的确是太少了，所以仍然有强调的必要。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本论文为您写中国姓氏起源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中国姓氏起源、流变和姓氏学概述〔摘要〕中国姓氏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即母系氏族社会，先有姓。至父系氏族社会始有氏。此后至春秋时代，氏尊而姓微。战国时代姓与氏通用而不分贵贱。秦汉及以后，姓氏合二为一或并言。具体的姓氏来源成千上万。迄今姓氏有两万余个，按逻辑归纳有17类，其分布以中国为主，遍及世界193个国家。历代因门阀与赋税的需要，皆重姓氏学。姓氏学研究发轫于春秋（以《世本》为代表），兴起于两汉，继起于东晋南北朝（以南朝梁和北朝北魏为代表），兴盛于唐宋，复兴于明，鼎盛于清，全盛于当代（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始）。《中国姓氏起源考与历史名人》一书具有四个特点和两大价值。值做到一读。〔关键词〕姓氏起源流变姓氏学姓氏辨类四个特点两大价值接到衡阳胡秀华先生送来的《中国姓氏起源考与历史名人》书稿将近一年了，我迟迟未敢下笔作序。这部书洋洋260余万言，是胡先生十几年心血的结晶，我如随意涂鸦，将有损本书的光彩。因此，当时我便建议他去请何光岳先生作序，他说是何光岳先生特别推荐来请我的。本书不但部头大，书中参考与征引书目多达150余种，需要稽核查证；本书对500个姓氏进行了概说与探源，并于每个姓氏后都编有名人传记，他所运用的资料覆盖了二十六史和历代的方志及私家着述，吾非博闻强志之人，许多地方都逼使我重温旧典。功课做完之后，尽管才疏学浅，我还做到写几句话以就教于读者诸君。一、姓氏起源、流变与姓氏学关于我国姓氏起源，古今许多姓氏研究的专书都有探讨。但其中存在一些问题，或纵不能达远古，或中不能明朝代，或源不能识类别，或横不能见联系，总之是不成系统，不够完善。胡秀华先生的这本书，于单个姓氏探源考订用心良苦，限于他本书的体例，也未便从总体上付诸系统的论述。我遂借弁言之机，对姓氏起源与流变，乃至姓氏学的情况，做一总体的鸟瞰。或略补姓氏研究之缺，亦祈于读者有所裨益。世界万事万物各有其本源与发展，但在地球上，如果没有人类对它们的关注，便都不会有文献历史。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说，没有人就没有历史。文献历史，是通过文献记述的人及其与人相关联的事物的本源与发展。人是人类区别于低级动物的总称，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其个性特征，但如果每一个具体的人没有一个专属于他的符号，便无法进入集体的劳动与生活，也无法进入文献历史，因此，姓名便应运而生。人类是先有姓而后有氏然后而有名字的。人的姓氏是随着从古猿到猿人，到智人（古人），到新人（现代人）的进化的需要而产生的。亚洲南部与非洲北部相邻地区的古猿，在适应自然界的变化的生存发展中，大约在七八百万年前有部分幸运者便变成了猿人。他们是“正在形成中的人”，是能够“拿棍棒的猿群”。这一时期，恩格斯称其为人类的童年，即“蒙昧低级阶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描述他们“过着群团的生活，实行杂乱的，没有任何家族，在这里只有母权能够起某种作用。”（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云南省禄丰新生代上新世地层中发现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距今约八百万年。说明中国也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在早更新世三百万年至中更新世二十至三十万年前，猿人为了生存，在劳动中改变了自身本质，已进化为直立人，即“完全形成的人”。这时的猿人能用火，制造劳动工具，血缘同辈通婚，它是人类蒙昧中级阶段。猿人从能够拿棍棒进化到直立行走、形成血缘家族，经历了漫长的七百七十多万年，考古学称之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在《贺新郎》词中曾这样描述这一时期：“人猿相揖别，有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距今约二三十万年以前或稍后的更新世中期后一段时间，直立人已进化到智人（古人）阶段。血缘家族公社已发展到母系氏族公社阶段。陕西大荔人头骨化石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在距今约五万年前，早期智人已发展到晚期智人阶段。这一时期母系氏族公社有了较大发展，由于地域和劳动形式的不同，人类不同肤色和种族也已形成。这一时期，广西柳江人、山西峙峪人、周口店山顶洞人、四川资阳人、内蒙古萨拉乌苏人（河套人）、广西来宾麒麟山人、山东新泰人、辽宁建平人、云南丽江人、台湾左旗人等，都有化石出土。从早期智人到距今一万年前的二三十万年间，智人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劳动工具做到到改进，而且有了半地穴式的简陋房屋。考古学将这二三十万年称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夏以前，姓与氏是两回事，它们并没有同时产生，而是先有姓后有氏。姓与氏的贵贱，也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母系氏族早中期，有姓无氏，姓是女人的尊荣，以“老祖母”为中芯，形成大小不同的氏族公社，男人是既没有姓也没有氏的。《国语·周语》云：“姓者生也，以此为祖”。“姓”字的象形字，是“女”在上而“生”在下，是女人撑开双腿，刚生出一个小孩的状态。“姓”字本身，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至母系氏族中后期，男人始有氏，但姓贵而氏贱。是所谓“男子称氏，妇人称姓。”（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至父系氏族时期，男女的地位反过来了，表现在姓氏上，则氏为贵，姓为轻。当时的庶民奴隶是既无氏也无姓的，他们只有名字。即“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而无氏”。（同上）那一段漫长时期的通婚状况是“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同上）历史发展到大禹时代，建立了中国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它完成了由部落大联盟共主（酋长）的选举制度到君主世袭制度的蜕变，王权与男权一次达到顶峰时期。所有的官爵、土地、人民都是君王的，所有的达官贵人的姓氏也全由君王赐予。所谓“胙之土而命之氏”（《左传·隐公八年》），就是这个意思。“胙土命氏”对姓氏发展的贡献，是开启了中国以官为氏、以国为氏、以地为氏、君王和主人赐氏的先河。夏、商、周三代历经约14个世纪（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辞海》所附三代的世系表），48位王者，但一直沿袭着“胙土命氏”（或曰“胙土分封”）的制度。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带来了姓氏的稳定和发展。它的发展特征主要表现为，一、父系“氏”的不断强盛和母系“姓”的逐渐衰微。到了周代，姓氏已开始混淆，而以男子的氏为贵。如《仪礼·士昏礼》云：“祝告称妇女之姓，曰：‘某氏来妇。’”前说称道妇女之专用“姓”，而祝告时却称的是妇女之父亲男性专用的“氏”。这为以后的姓、氏合一奠定了基础。春秋时的“赵太后”等，则是直接以她曾经依附的男性的氏为称谓了。二、君王所赐氏的氏族做到到迅速发展。除了王族之氏和王族尊崇的古来姓族外，其他的一切官名、地名、国氏、族氏，皆为君王所赐。三、以国为氏、以地为氏的支裔氏族日益增长。如夏之后封于杞，杞又分出娄、楼、鲍等支裔。如商封子族于宋，宋又分出戴、微、衍、边、向、起、合、宣、牛、皇甫、司徒、萧、穆、完、乐、正等等支族。周分封亲族诸侯80余国，各诸侯的支裔繁衍达2000余氏，人口几占中国之半。中国姓氏起源论文范文结：关于中国姓氏起源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中国姓氏起源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1、中国近代史论文3000字2、中国校外教育杂志社3、中国社会科学期刊4、中国现代医学杂志5、中国畜牧杂志6、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论文
县志初稿的编写要坚持存真求实，科学客观；体现时代特征，突出地方特色；以类系事，横排纵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体现规律，述而不论；以事系人，生不立传；详略得当，重点突出；重视经济，注重人文，更要重视资料的收集。在资料收集齐全之后，要反复熟悉资料，反复熟悉篇目。做到胸有成竹，先编什么，后写什么，编写中应注意哪些问题：一、文体：地方志的文体，采用规范化的语体文。文字表述要科学，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避免文学描写，词藻堆砌。避免文言文、白话文夹杂，比如：“简而言之，地方志者，地方之全史也。”二、体裁：方志体裁是记述体裁，古人所说：“述而不作”，“不作”就是不作直接评论，寓观点于叙事之中。上届编修《中江县志?人物传》中共列45人，其中有专家、学者、廉吏、革命烈士、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能工巧匠……但也有劣迹昭彰的谢百城、曾望尧、吴贯之、刘庆刚等4人，详记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寓“惩恶扬善”于《人物传》中。再如《谢百城传》：写了他先期加入中国同盟会，继又参加中华革命党，后又在靖国军石青阳部作顾问，任过蒋介石总司令部咨议、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秘书、中央立法委员会委员。解放战争开始，谢与阎锡山研究攻守策略，刘邓大军进入川东，谢回中江召开8次参议会，与当时的县长彭心明、县党部书记曾望尧等，组织4个临时警察中队，购买电台、枪支，全县分9个临时游击区，9个指挥所，抵抗解放中江。中江解放后，潜逃成都，后逮捕归案，依法处决。通篇找不出评论的语言。但读者读后就能看出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特别在此文最后用“依法处决”4字，画龙点睛地给他客观地作出了评论。三、行文：行文就是组织文字表达意思。如何表达，概括地说，就是严谨、朴实、简洁、流畅、准确等五个方面。1、严谨：严就是严密，谨就是谨慎，严谨就是尊重客观实事，实事求是。对历史事实不作任意拔高，也不作故意贬低，更不能笔下生花。要按照事实本身的逻辑去展开，恰当记述人物和事件。其次，一部志书，人、地、物名、时间和数据是大量的，最容易发生错乱，因此要认真核对，做到有凭有据，准确无误。再次，语句要鲜明易懂，不宜用语句含混、数量不清的含糊词语，例如：“面貌一新”、“圆满结束”、“逐渐恢复”等。臆测性的词，也不可用，如：大概、可能、估计、极其、特别、差不多、最、很等。更不能用笼统的时间概念词，如：近来、近期、以前、很早、目前、至今、曾经、早些时候、当时等。简称用语第一次要写全称，夹注简称。如：“三反”、“三支两军”、“三中全会”、“三个代表”、“生资公司”、“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就是“三反”的全称。支工、支农、支商、军管、军训是“三支两军”的全称。不先写全称，年深日久，后人无法看懂，不知所云。用语要贴切，表达要准确，方志语言的严密，虽不象写论文那样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但必须准确地反映和表述客观事物的逻辑联系。方志要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用语必须概念明确，毫不含糊。张冠李戴、偷换概念、歧义丛生，这是必须努力避免的。2、朴实：朴实是志书语言风格的基本要求，语言要朴实无华，淳美自然，在行文中要摒弃浮辞，不堆砌词藻，不故弄玄虚，不用描写、夸张、渲染等修辞手法。如：河北省新编《井陉县志》叙述聂荣臻救日本姑娘的故事，全文是：“一九四O年八月二十二日，聂荣臻司令员派洪河槽民兵李北堂，将在西王舍救出的2名日本小姑娘（一九八O年得知是美穗子姐妹）送往井陉车站转交日军。”全文共64字，把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经过和结果交待得清清楚楚，无一点描写和夸张。方志学家提出，不要偏尚文辞，不要妆点名胜，不要浮记功绩，不要文史混淆，不要舞文弄墨。地方志不同于文学作品，它完全用事实说话，靠资料翔实可信而发挥功能，不能象文学作品那样使用描写、夸张、双关等修辞手法。也不能象写论说文那样使用设问、反问等手法。在地方志中滥用修辞，将会失去地方的语言特色，影响志书的科学性效果。3、简洁：志书语言要科学，做到不该说的，一句也不要多，该说的，一句也不要少。句无冗句，章无赘言，不枝不蔓，不转弯抹角，做到要言不烦，文约事丰。文贵精、不贵多。一九八三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时指出：“地方志应做到详细，同时也应做到简略。所谓详细，指它所应讲的方面都讲到了。所谓简略，就是指每个方面的说明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精炼，要惜墨如金。”举个例子：有两个人同是给远方的弟弟打电报，说是他的父亲病了，要他弟弟迅速回家的事。一个写的电文是：“父亲的病很重，你快快回来”。另一个写的电文是：“父病重速返。”意思都一样，一个写了11个字，一个只写了5个字，字多的比字少的多花一倍多的钱。这就说明文字简洁的重要，同时也说明，文字表述必须经过提炼，犹如矿石经过冶炼捶打，才能制成各种器物一样。用文字来表达命意，经过炼意、炼词才能成为文章。对于收集的资料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经过核实提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炼的语言要做到“词达而已矣”。于事无补的冗词赘句，要舍得忍疼割爱。志书的行文要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意尽则止，不要啰唆。围绕主题，不枝不蔓，多用短句，少用关联词语。例如：“如果、那么、之所以、……因为等等。多用短句，同时也要做到长短句的平衡。总之，文字要简洁，要精雕细刻，在炼字、炼词、炼句上狠下功夫。4、流畅：志书语言的流畅，是指志书语言的连贯性，读起来很通畅，段与段之间意思要连贯。在每一段落中，句与句，词组与词组相互连接，一脉相承，前后贯通。志书最常见的段落、层次有三种关系：①递进关系；②并列关系；③时间先后关系。重点理顺各段落内部词句之间的条理性、逻辑性。通俗地说，即一段话里哪句先说，那句后说，不要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前言不答后语。志书的语言流畅，要尽量避免使用拗口的词，选词造句要顾及音律，让人读起来琅琅上口，音调和谐，看起来舒服，听起来悦耳，一个节奏上下贯通，左右合拍，音调和谐，富于变化性，又有节奏感。5、准确：准确用语是志书的生命，含糊不得。行文中一律用第三人称，不得使用我省、我市、我县、我区、我乡或本省、本市、本县、本区、本乡，一律要用全称。区域性概念的名词也要准确运用，如：“全市”、“市区”，全市包括城区、远郊区和所辖县（市）。市区包括城区和近郊区，不包括远郊区的所辖县(市)。忌滥用形容词、副词、能愿动词、判断词和假设文词。不使用因为、由于、只要、只有等因果复句和条件复句。也不宜使用希望、望、能、能够、可能、会、应、应该等能愿动词。再如“解放前”、“解放后”的用法都属于概念不清，解放后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语意含混、交待不清的词要尽量避免，如：“有人认为”、“多数人认为”、“由于种种原因”等。还有一些词语是集合名词。如“组织上”、“上级”、“贫下中农”等。志书行文要是什么组织就是写该组织的全称，是哪级就写哪级，是哪级领导就写哪级领导。不能笼统的说某人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应该写清楚，是贫农就是贫农，下中农就是下中农。对概念不清楚的时间代名词，要避免使用。如“今年”、“明年”、“明天”、“本月”、“上月”、“最近”、“过去”等。还有如：“七、八年”、“三四天”、“三年多”、“五年前”、“三天以后”等。四、书写：文稿书写要整洁，内容要完整，用字要准确。1、文字书写，一律用规范的简化汉字。层次清楚、标题醒目，全书的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篇与篇、章与章、节与节是并列关系。篇辖章，章辖节，节辖目，均以事命题，标明顺序号码。篇、章、节冠以第一、第二、第三与标题同占一行，居中书写。序码与标题之间适当空格。节以下的目是否要加序号，根据内容来确定。2、数字书写，阿拉伯数字可按照统计局统计使用的数字和单位。必须使用汉字数字的一律使用汉字书写。定型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语作为语素的数字，如“一律”、“一方面”、“十滴水”、“三叶虫”、“四季豆”、“星期三”、“四氧化三铁”、“八国联军”、“一二O师”、“四书五经”、“五四运动”、“九三学社”、“十月革命”、“十一五规划”、“五路一桥”、“七上八下”、“第三季度”、“第四方面军”、“十七届一中全会”等。非公历记年一律使用汉字数字，但要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如清咸丰十年九月二日（公元1860年11月2日），民国五年（1917年）等。表示月日简称，表示事件节日的，如“五四运动”、“七七事变”、“六一儿童节”、“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3、引文注释：在文中注释的称夹注。在页末注释的称脚注。脚注一般来用①②③……标注符号。在文中引文要注明出处，如：《农业合作社问题》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3页。又如周恩来：《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见（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9页—44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等。4、标题：地方志的标题，力求简明准确，以事命题，避免雷同，标题以名词或词组，或短语构成。①不写教科书式的标题；②不写通讯报道式的标题；③不写工作总结式的标题；④不写章回小说式的标题，不写广告或指示性的标题。标题是纲，纲举目张。五、十忌1、忌写新闻报道式：新闻是对当前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的报道，要求迅速及时，言简意明，以事实说话。它包括消息、通讯、新闻特写等，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多数以倒叙的方法，先述结果、后叙事实。通讯比消息更详细、形象，报道生活中的典型，表现方法除叙述外还可描写、议论和抒情，而方志则要按时序叙述，最忌描写议论、抒情等手法。因此志书不能采用新闻文体的三段式（导语—主体—结尾）。2、忌写汇报总结式：志书行文切忌写成工作汇报或工作总结。工作总结是一种应用文体，一般要介绍基本情况，简述工作过程，列出成绩和取得的成绩的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概括经验教训，提出努力的方向等。方志也要反映经验教训，但记述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都寓于事实的记述之中，让读者去归纳。3、忌文学描写：有一部县志的《文化志》对当地一座新建的公园这样写道：公园……以“春”字作为全园主题，展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春回大地之意，定园名“留春苑”。……人们扶老携幼涌向新园。“留春榭”倒映在云影波光中，与湖面上的荷花灯交相辉映；湖心有“集翠亭”，沿岸有“闰泽亭”、“寄畅亭”……。“梅岭”、“桃峰”傍城垣逶迤起伏，巧夺天工……。这完全是一篇散文，格调与志体不合，文中的“春回大地”、“云影波光”、“交相辉映”、“逶迤起伏 ”、“巧夺天工”，完全是流金溢彩的语言，反转掩盖了“留春园”的真实面目，志书是用朴素语言，白描记述。4、忌穿靴戴帽：志书的行文，不穿靴、不戴帽。我们常见的工作报告，一开头就先戴帽子一大堆。如：在中央、省、市的领导下，在某某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在某某的支持下，然后报告相关内容，结尾总是穿一套靴子：“我们在某某旗帜下，取得新的胜利”或“我们的目标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高举某某旗帜，奋勇前进”等等。5、忌记流水帐：志书是著述，不是帐薄，是通过编纂史料，把断限内的事物揉合在一起。一方面采用记述方法，以时序为主线，能看出事物的演变过程及其来龙去脉；一方面记述重点，突出规律，防止挂帐式的记述。有个县的县志，在《政治篇?公安》章中有个条目叫“严打”斗争。该条目从续志的上限至下限，逐年记述春秋两次战役中的若干次专项治理，出了多少警力，打掉多少犯罪团伙，抓获多少各类犯罪嫌疑人，缴获非法枪支、管制刀具、收缴毒品和赃款、赃物的数量，年年作流水帐式的记载。读起来千篇一律，毫无重点，犹如嚼蜡，惹人心烦。6、忌画蛇添足：志书的原则是“述而不论”表明观点不靠议论，而是靠史事说话，更不能引证马列、毛泽东著作，引证名人言论或科学上的定理、定律来做论据。要对客观状况的是非功过、得失、兴衰、经验、教训等寓褒贬于记述之中，通过大量确凿的事实，让读者从中得出结论。7、忌空发议论：志稿的编撰，力戒夹叙夹议，空洞无物。如某县的《人口志》中有这段记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在大规模开展计划生育以前，并未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加之，“重男轻女”、“传宗接待”、“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旧观念的影响，对县内开展计划生育，对控制人口增长，极为不利。”这种记述纯属议论性的语言，空洞无物。用各地的共性来代替本地特色，离开本地特色之本而不着边际的空发议论，是志书的大忌。8、忌以志代教：志书不是教科书，不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如某县志《文化志》在记述“民歌”一节中有这么一段记述：“……民歌，一般是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用以表达思想感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演唱者用它抒发情怀，减轻疲劳，丰富和活跃劳动情趣和气氛。民歌大体分为山歌、小调和号子三类。山歌有高腔和平腔之分，节奏自由，音调悠长，音程跳度大，较多使用延长音，高亢婉转，豪放粗犷。小调流行城镇乡场……。”这么一大段文字完全是传授民歌知识，近于音乐学院的讲义，缺乏史料性，更没有地方性。有的志书，在记述具体事物时，先要作一番名词解释。如《土壤》记述黄壤土，是石灰岩、砂岩、页岩、变质岩和第四代砾石层粘土等，经冰水堆积，在亚热带气候下发育而成。又如：检察院是国家法院的监督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把志书当成教科书，当成名词解释的词典，根本不是志书记述具体史事的内容。9、忌溢美拔高：志书语言，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不拔高，不溢美。如有的志书记述产品，爱用国内首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经济实用、具有多种功能，远销多少国家和地区。记地区离不了“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记人物则从小如何如何，死后还“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记领导爱讲“事必躬亲”，说领导讲话时必加“重要”二字，如此等等。10、忌故弄玄虚，有的志稿，往往引经据典，空谈原委，看似高深，洋洋洒洒，实则全是水分。某县《政法志》中写，“警察”则追溯到“源于姬周司市之职”；写“司法”则从商君立法说起。写公路先写“周道如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是越时而书违反修志章法。县志编写除上述之外，修志者还要加强自身的文学修养，学点逻辑学、语法、修辞。逻辑学管的是对不对，语法管的是通不通，修辞管的是好不好。用好标点符号也很重要，标点符号用不好，也是会影响志书质量的。
1. 《秦安县志》中提到，龚川村位于秦安县北部，距县城约20公里。该村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就有了建制，当时称为“龙泉村”，后来改称“龚川村”。该村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等农作物。2. 《秦安县志·乡镇志》中详细介绍了龚川村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人口、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该村总面积为19.7平方公里，辖7个自然村，总人口约3000余人。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小麦、油菜等作物，还养殖牛、羊、猪等畜禽。3. 《秦安县志·村志》中则详细介绍了龚川村的村情概况、自然资源、村级组织、经济收入、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的情况。该村目前共有村级组织7个，村民自治委员会23人，村民小组82个。经济收入以农业为主，人均年收入约5000元左右。村内设有小学、卫生室等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和卫生医疗水平较高。以上仅为部分内容，具体可参考相关县志资料。
大家都知道，不论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每一个城市还是已经成为文化遗产的古老城堡，它们都是有着一定历史的，很多朝代的人都喜欢将一个城市的来龙去脉记载下来，供给后人翻阅了解，而这一记载了城市的今生前世的笔录就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县志。那么怎么挖掘一个城市背后的故事呢？县志都记录了些什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翻阅史册，且重点翻阅当时当代的县志，因为县志一般都会将当时的地理、人文以及经济和环境等进行详细地记载。
每一个城市都是有着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的，且随着文字和笔墨纸砚的出现，人们渐渐地学会了将很多东西都用纸和笔记载下来。一个城市发展的来龙去脉就更不用说了，这一般都是有当地的官府负责，他们会将这个城市的很多东西都详细地记载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一个城市背后的故事，可以认真地查阅有关资料，特别是县志。
一个城市的县志一般都会包含有这个城市的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等。如果是正规的县志的话，它一般都会将当时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记载在里面；文化也是一个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了文化就等于人失去了灵魂变成了行尸走肉，所以人们会将一个城市的文化发展状况记录下来供给后人查阅。
除此之晚，政治自古以来就是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的东西，一个朝代的兴衰都与政治有着巨大的关系，所以人们就会将一个城市的政治发展历程记载下来，为后人提供经验。其实要想了解一个城市背后的故事，除了查阅这个城市的县志以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咨询上了年纪的老人或者通过自己考古研究发现。
秦安县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南部，龚川村位于秦安县境内，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古镇。
十大元帅十大将名单（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将萧 克 李 达 张宗逊 李克农 王 震许世友 邓 华 彭绍辉 张爱萍 杨成武韩先楚 李 涛 傅秋涛 王 平 吕正*傅 钟 萧 华 甘泗淇 宋任穷 赖传珠洪学智 周士第 郭天民 周纯全 杨至诚陈再道 陈奇涵 王宏坤 苏振华 刘亚楼刘 震 陈锡联 韦国清 陈士榘 陈伯钧锺期光 宋时轮 朱良才 董其武 唐 亮叶 飞 杨得志 王新亭 黄永胜 李天佑陈明仁 贺炳炎 阎红彦 谢富治 陶峙岳乌兰夫 周 桓 杨 勇 李志民 赵尔陆王建安 李聚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将徐立清 肖向荣 张经武 张 震 刘志坚 阎揆要 钟赤兵 唐天际谭希林 莫文骅 刘道生 陶 勇 吴法宪 成 钧 程世才 李天焕廖汉生 郭化若 唐延杰 张南生 杜义德 王必成 王近山 万 毅王 诤 孙 毅 朱 明 王宗槐 蔡顺礼 邱会作 张令彬 饶正锡倪志亮 梁必业 李作鹏 赵启民 方 强 罗舜初 王秉璋 罗元发聂风智 曹里怀 周赤萍 邱创成 匡裕民 向仲华 谭家述 李寿轩崔田民 欧阳毅 冼恒汉 王恩茂 张国华 肖望东 丁秋生 赖 毅旷任农 林维先 周贯五 刘先胜 刘培善 彭嘉庆 黄火星 刘兴元文年生 詹才芳 梁兴初 吴克华 毕占云 陈正湘 彭明治 姚 哲杜 平 甘渭汉 曾思玉 郑维山 聂鹤亭 王尚荣 苏 静 刘少文刘西元 孔石泉 袁子钦 傅连璋 韩振纪 李 耀 邓逸凡 汤 平余秋里 陈庆先 刘 忠 孙继先 张 藩 徐斌洲 韦 杰 滕海清庄 田 刘浩天 杨秀山 周希汉 顿星云 周仁杰 康志强 方正平饶守坤 王辉球 常乾坤 曾国华 朱辉照 余立金 吴富善 黄志勇胡奇才 周 彪 彭 林 刘昌毅 韩练成 张贤约 郭 鹏 刘金轩张达志 赛福鼎 钟汉华 秦基伟 孔从周 范朝利 谭冠三 李成芳陈 康 张才千 张翼翔 覃 健 鲍先志 皮定钧 周志坚 张祖谅廖容标 刘 飞 梁从学 钱 钧 张仁初 饶子健 陈仁麒 杨国夫晏福生 吴瑞林 杨梅生 田维扬 欧阳文 张池明 刘转连 孔庆德谭甫仁 何德全 徐深吉 韩 伟 袁升平 王道邦 王紫峰 赵 榕肖新槐 吴信泉 周玉成 曾泽生 温玉成 曾绍山 陈先瑞 旷伏兆李雪三 谢有法 张天云 卢 胜 黄新庭 吴先恩阿沛*阿旺晋美 朵噶*彭饶错杰中国人民解放军 少将解 方 陈 沂 童陆生 詹化雨 刘其人 张 瑞 彭富九 李 信 曹广化魏传统 孙仪之 傅家选 喻缦云 姜齐贤 钱信忠 贾若喻 王光华 王永浚曹丹辉 李钟奇 叶楚屏 王文轩 叶运高 李兆炳 黄 远 吴 涛 马文波陈外欧 刘显宜 张松平 范子瑜 严 俊 戴正华 官乃泉 黄曹龙 阎捷三殷希彭 曾育生 陈远波 黄新友 张平凯 吉 合 胡备文 钱 江 陈福初陈铁君 王兰麟 洪 水 刘少卿 周 维 刘绍文 安 东 黄有凤 李 基况玉纯 游胜华 王兆相 贺盛桂 王兴纲 车敏瞧 张逊之 何济林 潘世徵罗亦经 徐光华 黎东汉 幸元林 汪东兴 周子祯 张文舟 何克希 徐文烈戴润生 陶汉章 谢振华 谢立全 林 浩 刘居英 刘有龙 谢 良 雷绍康罗若遐 方升普 刘永源 王绍南 袁 渊 谭知耕 余克勤 仲曦东 谭佑铭张驾伍 周志刚 刘子云 沈启贤 吴嘉民 李汛山 吴华夺 李开湘 李 治张书祥 高存信 周世忠 陈海涵 刘清明 方 正 刘 昂 李光辉 钟明彪唐 凯 唐 铎 胡正平 陈金钰 郑大林 张崇文 胡定千 曹光琳 李 真李 毅 郭 奇 张日清 李良汉 钟发宗 徐其孝 林 遵 胡华居 金忠藩贺振新 段苏权 谷文善 薛少卿 漆远渥 王集成 李中权 张廷发 何廷一石忠汉 朱虚之 沙 克 黄炜华 杨焕民 吴林焕 何振亚 傅传作 王德贵杨尚儒 刘锦平 李世安 粟在山 韦祖珍 裴志耕 刘 放 王平水 李 平梁达三 陈 钦 谢 斌 高厚良 关盛志 李 丰 邓东哲 蔡 永 肖 前方子翼 李长日韦 朱云谦 吴宗先 刘懋功 王云霖 周 彬 李庆柳 余 非赵正洪 黄连秋 黄玉昆 张百春 李 勃 陈 浩 罗维道 刘福胜 余 明李振声 罗野岗 陈 熙 安志敏 朱火华 刘鹤孔 王学清 曾 征 黄仁庭黄玉庭 袁学凯 兴 中 方 槐 张雍耿 乔信明 谢锡玉 曾克林 易耀彩郑国仲 张学思 王政柱 袁也烈 彭德清 赵一萍 张汉丞 马 龙 曾 生段德彰 卢仁灿 桂绍彬 雷永通 张 雄 高志荣 马忠全 蔡长风 肖学林黄忠诚 刘华清 苏启胜 朱 军 刘中华 梅嘉生 何 辉 谢甫生 吴 西魏天录 刘 义 黄忠学 丁世芳 王效明 傅继泽 张元培 齐 勇 邓龙翔邱子明 宋景华 江勇为 胥治中 阙中一 邓兆祥 罗 斌 苏 进 陈锐霆贾 陶 封永顺 张贻祥 涂锡道 管松涛 廖成美 王文介 朱 光 廖运周颜东山 王振祥 罗 通 程世清 林 彬 邓家泰 宋庆生 王 胜 孙 三李迎希 徐德* 赵东寰 唐哲明 唐健伯 廖述云 陈华堂 王智涛 谷景生张西三 孙超群 林接彪 李赤然 潘寿才 刘秉彦 樊哲祥 蔡爱卿 黄径琛张希才 曹传赞 李 贞 龙福才 刘 鹏 黎化南 孔令甫 何辉燕 闵学胜张吉厚 朱绍田 袁 光 郭维城 徐 斌 陈 力 邓少东 查国桢 罗华生吴 烈 李逸民 熊伯涛 方国华 邹国厚 盛治华 罗文坊 王明贵 杜国平陈 波 梁玉振 刘辉山 张廷桢 蔡炳臣 陈伯禄 白寿康 郭炳坤 张希钦曾 涤 苏 鳌 杨嘉瑞 程悦长 夏耀堂 王再兴 左 齐 李 铨 郭宝珊史可全 闵鸿友 孙 光 马尔果甫．伊斯卡果夫 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吴习智 徐国珍 朱声达 高朗亭 甘祖昌 罗 章 侯世奎 颜金生 张开基祖农．太也甫夫 曹达诺夫．扎依尔 高维嵩 李建良 牛书申钟生溢孙润华李书茂 熊 晃 李书全 曾光明 黄正清 慕生忠 李夫克 黄立清 鲁瑞林金如柏 李文清 王启明 陈明义 查玉升 何维忠 郭林祥 杨尚高 胡荣贵王贵德 石新安 范 明 王其梅 陈鹤桥 黎锡福 汪乃贵 熊 奎 何光宇胥光义 张 和 吴荣正 肖新春 余述生 刘振国 卢南樵 孔骏彪 周长庚周学义 涂则生 金绍山 张 忠 何德庆 崔建功 吴 忠 汪家道 李 觉张培荣 金世柏 丁荣昌 鲁加汉 马琮璜 何以祥 段焕竞 邱 蔚 朱绍清廖海光 刘 涌 曾如清 廖政国 黎有章 刘永生 李继开 陈美藻 张震东常玉清 胡大荣 赵 俊 肖永银 张秀龙 熊应堂 张钅至 秀 詹大南 陈 宏姚运良 李水清 周纯麟 谢胜坤 龙 潜 欧阳平 李世炎 刘文学 李耀文汤光恢 谢云晖 王六生 何志远 张闯初 符确坚 何柱成 刘毓标 李景瑞万振西 刘健挺 程业棠 谢 锐 宋 文 曾旭清 李 元 郭金林 王文模李辉高 宋献章 严 光 童炎生 唐健如 贺光华 熊兆仁 周文在 李德生黄朝天 王健青 陈士法 孙端夫 徐体山 邓仕俊 王诚汉 马 辉 陈 奇傅绍甫 李 发 阮贤榜 匡 斌 尤太忠 王 直 秦化龙 杨汉林 资 凤罗湘涛 喻新华 张文碧 李曼村 陈德先 汪少川 彭胜标 罗应怀 熊 飞彭显伦 张潮夫 王若杰 王义勋 郭卓辛 邱相田 龙飞虎 朱耀华 陈忠梅李国厚 余光茂 谭友夫 张新华 张宗胜 熊 挺 张春森 曹思明 周明国何敬之 姚醒吾 刘贤权 龙书金 韩东山 袁克服 潘振武 贺东生 张广才钟 伟 吴自立 肖元礼 邓克明 卢绍武 叶长庚 刘子奇 李福泽 雷 震马白山 黄一平 余成斌 覃士冕 张国传 周发田 江燮元 李化民 欧致富魏 镇 刘新权 方国安 王全国 叶 明 谢镗忠 廖冠贤 李丙令 陈 德陈发洪 王振乾 李俭珠 孙克骥 胡继成 杨树根 郭成柱 吴诚忠 王远芬田厚仪 罗仁全 祝世凤 叶健民 李道之 姜茂生 向守志 覃国翰 赵兰田王东保 陈文彪 彭龙飞 刘玉堂 张汝光 陈挽澜 黄荣海 李士才 胡登高谭文帮 林忠照 钟文法 陈志彬 张太生 宋维轼 彭清云 方国南 兰 桥魏洪亮 董洪国 傅春早 肖远久 何能彬 任昌辉 颜德明 杨大易 余品轩陈宗坤 邱国光 汤 池 高体乾 齐丁根 曾敬烦 丁武选 程儒珍 郑效峰邹善芳 汪洪清 刘兴隆 倪南山 卜万科 罗 云 黄胜明 江腾蛟 黄德魁甘思河 潘 峰 傅崇碧 肖思明 叶青山 王奇才 龙道权 帅 荣 裴周玉黄振棠 李人林 曾 美 石志东 孟庆山 杜文达 索立波 张世珍 成少甫康健民 张正光 黄作珍 王之平 徐绍华 王耀南 于权伸 钟元辉 白志文刘华香 赵文进 彭寿生 刘德海 林 伟 曾 威 刘 彬 方之中 马卫华曾保堂 黄光霞 杨植亭 廷 懋 陈宜贵 钟炳昌 廖鼎琳 刘 昌 翁祥初肖永正 王英高 范忠祥 蔡长元 钟辉琨 张英辉 郑三生 杨根生 曹玉清曾宪池 卢 克 马泽迎 杨永松 苏 鲁 陶国清 韩卫民 杨世明 王才贵孔 飞 李佐玉 王 谦 贺晋年 罗成德 唐子安 江拥辉 张开荆 贺 健贺庆积 谭友林 吴 岱 邱先通 钟人仿 刘 何 邹 衍 张竭诚 邓 岳谢正荣 徐国夫 江 文 刘亨云 宋承志 赵 杰 王良太 王力生 赵承金伍瑞卿 龙开富 李资平 张济民 曾祥煌 袁佩爵 李伯秋 曹文彬 李少元陈美福 张海棠 陈信忠 罗坤山 孙文采 苏焕清 黄思沛 叶荫庭 邱会魁唐青山 罗桂华 王 屏 姚国民 黄惠良 李荆璞 王蕴瑞 黄文明 张明远胡炳云 肖应棠 肖文玖 潘 焱 丁 盛 钟国楚 陈仿仁 陈云开 谢 明李呈瑞 梁仁芥 赵冠英 赵章成 谭善和 徐国贤 杨俊生 吴泳湘 周长胜肖全福 曾雍雅 宋玉琳 贺大增 李 震 吴保山 何运洪 李致远 谢福林丁莱夫 丁先国 董永清 况开田 刘禄长 汪克明 王明坤 张树芝 张云龙陈仁洪 李家益 赵国泰 吴瑞山 欧阳家祥 张万春 熊作坊 赖春风蒋克诚舒 行 廖鼎祥 范阳春 谢家祥 杨中行 张梓桢 彭 盛 严庆堤 吴融峰李彬山 刘 春 余积德 官宗礼 严 政 陈茂辉 张秀川 任 荣 唐金龙吴子杰 游好扬 赖光勋 李木生 徐其海 黎 光 贺吉祥 张步峰 樊学文汪 易 李布德
最后一场战争的结束时间是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8年12月上旬至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一百万人，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第三个战略性进攻战役，也是战略决战的最后一个大战役。
扩展资料：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28日，日首相铃木表示对公告不予理会，期望通过苏联的斡旋，谋求在对日本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争。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各投下了1颗原子弹，引起日本国内巨大恐慌。
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苏百万大军迅速攻入中国东北。中国军队亦向日军发起全面反攻。8月14日上午，日本最高首脑在日本皇宫防空室举行御前会议，讨论无条件投降的诏书问题。
日本天皇裕仁考虑国内外形势和“彼我双方的国力战力”，表示如果继续战争，“无论国体或是国家的将来都会消失，就是母子都会丢掉”。决定发出停战诏书。同日，日本天皇发布了由国务大臣副署的《停战诏书》。
15日晨7时，中、苏、美、英4国在各首都同时宣布日本投降。蒋介石并为此发表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指出“正义必然战胜强权”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并主张人民“不念旧恶”，不要对日本人民进行报复。
中国抗战8年，军队、平民伤亡2100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亿美元 。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解放战争 （中国现代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1、洪学智（1913.02.02-2006.11.20），时任中央军委委员。
2、刘华清（1916.10-2011.01.14），时任中央军委委员。
3、秦基伟（1914.11-1997.02.02），时任中央军委委员。
4、赵南起（1927.04-2018.06.17），时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
5、徐信（1921.03-2005.11.18），时任副总参谋长。
6、郭林祥（1914.09.18-2010.4.25），时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
7、尤太忠（1918.12-1998.07.24），时任中央军委纪委第二书记。
8、王诚汉（1917.12-2009.11.20），时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9、张震（1914.10.5-2015.09.03），时任国防大学校长。
10、李德生（1916-2011.05.08），时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
11、刘振华（1921.07-2018.07.11），时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12、向守志（1917.11-2017.09.02），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扩展资料：
截止到2015年7月31日，中国现役上将的人数达到38名。其中包括29位陆军上将、4位空军上将、3位海军上将和2位武警上将。
解放军的军衔制度，于1988年10月1日再度正式实行。从1988年9月14日举行第1批上将军衔的授予仪式开始，到2014年7月11日新一批4位上将军衔的晋升仪式为止，经历27个年头。其间，先后有152名高级将领分21批荣获了上将军衔称号，其中山东籍居首。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上将
渡江战争是1949年5月结束，在北平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