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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会计职能由传统会计出纳转换为财务会计与管理分析职能相结合，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数据更为全面，会计更多的职能体现为数据分析，战略分析，以及，管理决策辅助，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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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合并会计的三大变更论文
确定购买法是企业合并惟一可使用的方法
变更一：APB第16号意见书中允许同时采用购买法和联营法，并对联营法的使用提出了12项限制性条件，规定只有完全符合这12项条件的企业合并才能采用该方法编制合并报表。在新修订的141号准则中，则取消了联营法，明确购买法是惟一可以使用的方法。
购买法和联营法作为企业合并会计处理的两种方法在美国相伴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美国是最早采用联营法的国家，从几十年的实践来看，联营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的并购浪潮，但由于其通常能报告较高的收益，在实务中往往被滥用。尽管APB早在1970年发布的第16号意见书中对联营法的使用提出了12项限制性条件，然而在生效后的30年里，联营法的实施空间仍然很大，而且它与购买法的并用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一方面，允许购买法和联营法的同时存在，导致这一领域已经成为美国证券监管委员会工作所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仅仅为了判断特定企业合并是否符合使用联营法的标准就耗费了大量的审查资源。另一方面，不同的企业合并，甚至是同一企业的合并，由于合并方式的不同，有可能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结果造成当年和今后几年合并报表之间的重大差异，严重影响了报表信息的可比性，不利于报表使用者对报表进行比较分析。此外，公司管理层也认为，相似的并购实际上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策划而选用有利于合并方的会计处理方法，而会计处理结果的巨大差异会影响企业在并购市场中的实力，不利于企业并购的公平竞争。
将其他无形资产从商誉中分离出来
变更二：APB第16号意见书规定只有当被并企业无形资产是可分离、可辨认和可确指时才被确认为无形资产。而FASB第141号认为无形资产只要符合以下两个标准之一，就应把它从购买商誉(购买成本与所取得被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中分离出来，单独确认为一项资产。一是一项无形资产产生于合约规定的权利或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无论这项无形资产是否可交换或是否可与被并企业的其他权利与义务相分离);二是如果一项无形资产并不是产生于合约及法律的权利，但它可以与被并企业的资产相分离，即可以单独出售、交换、转移、注册或租用。为了能正确确认这些无形资产，准则还在附录中列举了一系列符合标准的无形资产，以供参考。
FASB对于这一款的修订旨在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更为有用的信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无形资产已成为企业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经济资源。在收购与兼并中，被并企业往往存在大量的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涉及的金额也越来越大。虽然商誉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无形资产，但它与其他无形资产在性质特征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它是惟一不可辨认、不可确指的资产，其会计处理也非常独特。因此，在“一揽子”并购中，将被并企业的其他无形资产从购买商誉中分离出来，并在报表中单独披露，可以加强报表信息的相关性和可理解性，有利于报表使用者的投资决策。
明确商誉不需摊销但要对其进行减值重估
变更三：APB第17号意见书认为商誉是可消耗的资产，并要求在不超过40年的期限内摊销。而在FASB第142号中，商誉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消耗的资产，不具有明确的使用期，因而不需要摊销，但每年至少对商誉进行减值重估。在以往的规定中，也曾涉及到商誉的减值重估问题，但从未系统地提出减值的评价方法。因此对于商誉的减损会计缺乏一致性和可比性。而该准则提供了详细的.测试规则，要求通过两个步骤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第一步，在合并当日确定能够独立产生未来现金流量的资产整体，即报告单元(reporting unit)，将商誉分配到一个或多个报告单元中去;第二步，在会计年度末对报告单元的整体资产进行评估，从而确定商誉减值的数额。
在并购中采用购买法往往要确认大额的购买商誉，而商誉的后续处理将直接引起企业资产与利润相关项目的变动，因此对于商誉的会计处理方法便成为美国在准则制定过程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促成FASB修改的原因从理论上讲是由于商誉对于企业的未来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规定期限内对商誉进行摊销，并不一定符合企业的具体情况。同时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有关商誉国际会计论文发表摊销的信息并不会对报表使用者的决策产生多大影响，不具备相关性。因此，FASB认为对商誉不摊销，而每年进行减值重估，是相对科学、合理的处理方法。此外，根据相关的报道，实际上FASB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迫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金融和高科技企业管理层的强烈反对，对于商誉的处理方法也体现了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
以后可能一些重复的事就不会由人工完成，解放劳动力
不仅仅是对会计行业，科技的发展将会对很多行业产生影响，将会极大的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人工智能是科技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意味着自动化和信息化将进一步提升。回顾会计行业的发展历程，其实也经历了由人工记账到会计电算化的发展，各类财务软件也越来越“先进”，其实就是越来越智能，很多需要人工处理的工作，系统可以自动实现了，我觉得作为一名财务人员，这是因该值得高兴的事情。我们都会觉得，财务人员，特别是基层的财务，工作量很大，到了月末月初的时候，往往还会加班加点，即便是这样辛苦，最终出报表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各种数据问题，如报表不平、往来账没有核对一致等。就算是再认真、再努力的同事也会因为某个时刻疏忽而导致账务出问题。另一方面，尽管大家都兢兢业业的工作，但是我们的收入却还是涨不上去。我们财务的加班程度几乎不次于程序员，付出的努力也相差无几，但是人家的收入却是我们的好几倍，财务工作在很多人看来是性价比最低的职业。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多财务处理的工作可以通过系统自动实现，那么财务人员就不必那么辛苦加班了，只要了解系统怎么使用，到时候在键盘上操作几下就可以轻松处理大量账务，每天可以按时下班，就算收入还是那么多，至少工作强度大大减少了，岂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设想一下，如果有两家公司招聘财务，一家公司有系统处理账务，一家公司没有系统，都是人工处理账务，两者开出的薪酬待遇差不多，你会选哪家？所以，在我看来，我们财务人员应该欢迎会计行业早一点实现人工智能的应用，解放生产力，至少让繁琐的、低性价比的财务工作变成一个性价比中等的职业吧。不过话说回来，既然人工智能可以自动处理一些财务工作，未来一家公司的财务部门人员结构必然会发生变化。这里的变化并不一定是说人员数量减少。有很多会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会让很多财务，特别是基层财务人员失业，公司的财务人员会减少。其实，在我看来，人工智能在财务会计行业的应用，只会替代标准化并重复性的工作。比如企业每天都会给员工订餐，都会产生费用的支出，这个交易的特点是每天都重复，每次交易的金额都不大，每次发生的费用都会计入同一个会计科目，那么这个订餐相关的财务处理就可以自动化，就不需要人工去处理了。相反，财务工作中那些非标准的、非重复的工作，依然要人工处理，而且这样的交易还挺多。比如发工资，看起来也是重复的、标准的，但是人员工资的计算就比较复杂，要考虑很多种因素，比如考勤、绩效，还有某些特殊情况，需要跟本人核实等，这些都要人工处理。会计工作中最繁琐、最耗人力的环节就是核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审核凭证、记账、出财务报表。就目前来说这些工作中，可能只有记账这一项还可以考虑自动化，其他的项目就比较难。五花八门的会计凭证、发票，这些很难标准化，让系统自动去审核。有的时候，没有发票，找的某些替代性的发票，那么系统就更难以判断了。这里也可以归纳一下，财务工作中需要职业判断的部分，很难被人工智能取代。因为职业判断比较主观，不同的人，经历不同，学识不同，经验不同，对同一个交易可能就有不同的判断结果。
这篇论文是如何成功智能技术对这个对产业影响不会很大吧，评估职能现在是越来越普及了。
整篇论文是可以人工智能技术对会计行业的影响有很大。
研究领域： 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 教育经历： 祖籍江西新干，1964年生于陕西西安。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本科。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获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 工作履历： 1989年8月至1991年8月，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变压器厂职员。1997年1月至1999年7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师。1999年7月至2002年12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2000年1月至5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访问副教授。2002年4月至6月，日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访问教授。2003年7月－10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访问教授。2007年8月至2008年1月，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2002年8月至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2006年11月到2011年4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2003年11月-2010年1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2008年至2012年，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2010年至今，担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11月21日，接替周其仁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主要兼职：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5年4月22日，当选2015年度长江学者。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2006－2010），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2005 －），康奈尔大学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季刊》主编（200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Agricultural Economics 副主编（2007－2010），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07－，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中国金融学》（2003－，四川大学主办）、《公共管理评论》（2003－，清华大学主办）、《世界经济文汇》（2005－，复旦大学主办）、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ves（2006－，希伯来大学主办） 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研究分会（2006－，副会长：2007－），留美经济学会 (1993－，1998-1999年度理事，出版委员会成员，2004－)，美国经济学会（1997－），英国皇家经济学会（2006－），国际比较经济学会（2003－），欧美同学会 （1997－）。 匿名评委：Agricultural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Urban studies, 经济研究，世界经济，教育部社会科学项目（2005），社会科学基金会（2002），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1），英国Economic &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2000), 中国软科学学会 (1999)。 教授课程： 经济学原理；演化博弈和制度分析；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商业数学与博弈论初步；中国经济：1949-1999；高级微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与计算机应用初步。 主要荣誉： 论文《结构转型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获第二届“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11年3月。专著《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获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2009年2月。论文《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研究——来自全国、江苏省与广东省的证据》获第一届“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最高奖，2008年11月。《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度中国青年领袖，2008年5月。北京大学第十五届“挑战杯”――五四青年科学奖竞赛“优秀指导教师”，2007年6月。GDN第8届年会“Reforms, Public Services and Poverty” 一等奖（和沈艳合作），2007年1月15日，北京。Fellow, India-China Institute, The New School, 2006-2008. 第二届“农村发展研究奖”，论文奖，2006年。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2006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2006年。北京大学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秀奖，2005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2005年。北京大学第八届文科优秀著作二等奖，2002年9月。北京市2001-05年度“跨世纪百人工程”。北京大学2001年度岗松奖教金，2001年4月。北京大学第七届文科优秀论文二等奖，2000年9月。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赴美交流奖学金，2000年1月-5月。世界银行Robert McNamara研究奖学金，2000-2001。霍英东青年教师研究奖学金，教育部，2000-2002。归国奖学金，福特基金会，1997－1998。Gamma Sigma Delta，世界农业荣誉协会，1995。MEO奖学金， 威斯康星大学，1995年春季。孙逸仙中西部奖学金，1995年。五四科学论文奖，北京大学，1985。2015年6月，姚洋、钟宁桦合著的《中国企业中的工会与工人的福利》（Unions and Workers’Welfare in Chinese Firms）获得第十六届（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学术著作： 姚洋、高梦滔（主编）：《健康、村庄治理和农村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Yang Yao and Linda Yueh (editors),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orld Scientific, 2006. 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顾昕、高梦滔、姚洋：《诊断与处方：直面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林毅夫、姚洋（主编）：《中国的奇迹：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Garnaut, Ross, Ligang Song, Stoyan Tenev, and Yang Yao.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 World Bank, 2005. 汪丁丁、韦森、姚洋：《制度经济学三人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译著：姚洋（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姚洋：《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姚洋：《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刘一皋、王晓毅、姚洋：《村庄内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Yang Yao and Xiaolu Wang,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1. 姚洋（校者）：《充分理由》（Daniel Bromley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赖平耀、姚洋、邢予青（译者）：《民主制度的经济理论》（Anthony Downs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姚洋（校者）：《博弈与信息》（Eric Rasmusen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姚洋（校者）：《博弈论》（Tirole and Fudenberg著），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 课题项目：2008年3月－2009年3月：“中国制度转型的特点和经验”，教育部。2007年7月－2008年1月：“中国地区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背景报告。2007年5月－2008年5月：“中国出口产品技术提升研究”，主要实施人之一，北京市－北京大学共建项目。2006年6月－2006年12月：“村庄选举及其影响”，主要实施人之一，Brown大学和斯坦福大学。2006年4月－2006年12月：“中国私营部门的发展和可持续性”，主要实施人，IFC。2005年7月－2005年9月：“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调查”，主要实施人，FIAS、IFC、MIGA。2005年9月－2007年8月：“中国工业集聚研究”，参与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5年1月－2007年12月：“土地制度和城市化的关系”，参与人，教育部重大课题项目。2004年9月－2006年8月：“中国增长方式转变研究”，主要实施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2004年9月－2006年8月：“中国转型研究”，主要实施人，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2004年2月－2005年6月：“大病风险对农户的影响”，主要实施人之一，世界银行。2002年7月－2003年7月：“中国农村医疗体系改革”，主要实施人。 2002年7月－2002年12月：“国有企业改制研究”，主要实施人之一，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资助。2001年3月-2001年8月：“产权改革中的效率和平等：中国的例子”，与Michael Carter, Klaus Deininger, Juergen Voegele合作，世界银行。2000年5月-2001年4月：“中国政府改革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世界银行McNamara项目资助。2000年1月-2000年12月：“东亚技术发展”，中国项目负责人，世界银行。2000年1月-2002年1月: “中国土地制度的变迁与绩效”, 负责人, 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会资助。1999年6月-2000年3月：“中国私营部门研究”，主要实施人之一，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资助。1999年7月-2000年9月：“农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与中国村庄的经济和社会变迁”，项目负责人，与王晓毅、刘一皋合作，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中国公共政策资助项目。1999年7月-1999年12月：“贵州土地长期租赁的效率和公平问题”，项目负责人，世界银行资助。1998年9月-2001年9月：“中国财政体制研究”，参与者，负责乡及乡以下的财政研究。项目总负责人为吴敬琏。福特基金会资助。1998年6月–1999年1月：“中国农村工业化”，项目负责人，与林毅夫合作，世界银行资助。1998年3月－1998年12月：“中国小企业的技术与效率”，项目负责人，与王岳平合作，世界银行资助。1998年1月－1998年7月：“城市化对中国环境的影响”，项目负责人，日本联合国大学资助。1997年1月－1998年1月：“土地制度、土地市场与中国农业绩效”，项目负责人，与Michael Carter和刘守英合作，世界银行资助。
政治:由封建制转为半封建半奴隶制,是历史的倒退经济:中国经济全面衰弱,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文化:文化空前专制,中国科举制彻底腐朽外交:闭关锁国,中国不只没有前进反而倒退260年科技:中国科技开始全面落后西方思想:奴化思想,扼杀明朝开明思想
从经济上讲：元朝是全面健康发展的商业社会，外贸收入占有相当高的国民收入比例。中国事实上在宋代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元代，资本主义事实上已经开始进入了“原始积累”的“羊吃人”阶段，也就是商业、手工业，开始向传统的农业抢饭吃的阶段。在元代，商人很容易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成员，整个商人阶级受到尊重，商业文明被极高的推崇。商业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一个顶峰。这是在宋的基础上的正常发展的结果。宋帝国也是一个以商业为发展导向的产业，不过宋的商业规模并不如元强大，因为毕竟元是在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出来的。然而到了明朝则先后切断了陆上丝绸之中和海上丝绸之路。商业被彻底打击。中国几千年来作为积极的商业帝国的地位，从此不再。中国与外界不存在正规合法有序和积极的商业关系。只能保持一种类似于先秦时期的“朝贡”模式。可以说，明朝使中国的对外商业模式倒退了几千年，一下子打回到了秦始皇他爷爷的时代。而商人想要掌握政权，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即使是商人的儿子，张居正，一度成为了大明帝国有史以来空前绝后最优秀的宰相，但是他也不敢于去维护商业集团的利益，而反而更加的保护地主阶级的权益。因为明代的商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张居正之所以要当官，就是要摆脱商人家族的卑下的社会地位。张居正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在。在这样的格局下，作为不能掌握政权的一个阶层，商人，是永远没有政治前途的。因此，也是绝对没有任何发展起资本主义的机会的。可以说，明朝没有给资本 主义留任何生存的机会，只有死路一条。而进入清代，连这种秦始皇他爷爷的水平也没有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完全成为了小农自给自足型的。清朝连死路都没有留给资本主义，因为根本就没生出来过，清朝从建国以来，就从来没有什么商业化的事情发生过。既无生，何谈死？从政治上讲：元朝的皇权相当有限，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制衡，皇帝要通过宰相来管理国家，宰相又要受到地位平等的监察机构的限制。而且地位有相当高的自治权力，中央不能过份干涉地位权限。进入明代，起初干脆取消宰相制度，后来作为一种妥协，将宰相权以非正式的方式移交给“皇帝的老师兼秘书”——大学士代理。而后，又渐渐的将执政的权力交在“皇帝的家奴兼玩伴”太监代理。而皇帝对太监的控制力量是极其强大的。可以说，明代的皇权，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尤其是太祖、成祖时期，是皇权最高胀的时期。到了清代，干脆连大学士和太监也没有了。真正的乾纲独断。大臣只有承政听旨的份儿，完全没有任何决策资格。从文化上讲：元朝具有极发达的文化，不仅继续并发展了“辽宋夏金大理吐蕃蒙古”等唐朝以后中国各王朝的各种文化，并且积极主动的吸纳来自西方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元朝皇帝曾经多次写信至罗马天主教教皇，请求派出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这在整个中国封建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直到民国以后至今，中国人才开始以尊重的态度主动的学习西方文化，在这之前，只有元朝有过主动的向西方学习的姿态，而我们如果注意到，元这种姿态是在元朝处于世界第一强国的时候表示出来的，就更感到难能可贵了。一个王朝，在自己很强大的时候，积极主动的虚心去向比自己相对落后和弱小的民族学习文化，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到了明代，从建国之初，帝国开始很不情愿接受西方文化，明初的时候，帝国对完全没有威胁性可言的境内的基督徒进行了灭绝性的大屠杀。这其中其实很多人是中国人，当然多数是外国人。到了明末的时候，西方人再次出现在帝国的视线之内，士大夫们立即起来极力的攻击西方学者和传教士，是“居心不良”者。然而，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当时的西方根本想不到对中国有任何“不利的企图”，他们想都不敢想。直到帝国因为战争，——建州兵变，女真人谋求东北独立，这才勉为其难的接受了西方人在武器制造方面的先进技术。顺带着，也接受了西方的很多文化和思想。因此明末甚至提出了反对帝制的思想，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而到了清朝，即使帝国已经离死不远了，帝国的统治者不得不借助西方的学者来当自己的先生的时候。仍给了西方学者一个限制“只许教学问，不许传教！，不许传播西方的思想。”所以可以说，到了清代，中国彻底没有一点对于文化的追求的态度，完全处于一种自高自大的极端民族自负主义情结当中了。所以总的说，由元至明，是一个历史性的倒退，从明到清，又是一个历史性的倒退。而之前的中国历史，从秦汉到宋元，不管是统一还是分裂，社会文明都是在发展中的。元朝是一个转折，元朝本身仍是在发展辽、宋、夏、金文明，但是发展的速度已经大不如从前了。而元以后，进入了欠发达阶段，社会的发展速度已经相当的缓慢。进入明朝以后，社会在主体上，已经不再发展，只有在帝国的边缘地区，和非主流领域，还有一点形式上的发展。进入清朝以后，连边缘地区和形式上的发展，也没有了，整个帝国就像一具僵尸一样。
摘要：当每一位政治学研究者都努力使自己的研究能对政治知识有所贡献，或者说产生学术增量的时候，政治学自然就不断向前发展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善于盘活“知识存量”，譬如对走在我们前头的学者的知识贡献不甚了解，我们就有可能进行重复的难以形成学术增量的研究。《李景鹏文集》对中国近30 年经济政治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解读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文集作者提倡并身体力行：把政治生活看成“力的作用场所”加以考察，使政治学研究能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相关的学科打通，把“应然”的研究和“实然”的研究、思辨的研究和实证的研究、静态的研究和动态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吸收市场经济新观念以优化我国政治学研究工作，等等，很值得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学习借鉴。 关键词：李景鹏文集；转型研究；知识增量；研究方法 一 近几年本人一直在思考中国经济市场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问题，也试图应用西方政治学理论，譬如亨廷顿等人的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对“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将如何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进行描述。但是，当笔者读了近50 万字的《李景鹏文集》以及作者2002 年以后的系列文章后，发现原先自以为比较成熟也有一定独立见解的那些想法，在李景鹏教授的文集中早已有充满智慧的、条理清晰、说理透彻的论述。在笔者看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一个靠一代代政治学研究者不断进行政治学知识产出和积累的过程，中国政治学这座大厦的建设和修缮需要不断有人为它添砖加瓦。在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知识积累过程中，年轻学者在经常关注西方政治学者的理论创新与方法改进的同时，对国内学者所做的研究及取得的成果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我们的同胞尤其是那些从事政治学研究几十年之久的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面前，我们同样应该心存敬畏，用心研读，批判继承。有一种说法大概意思是要知往哪去，必须先搞清楚目前的方位在哪，我们要推动中国政治学更快发展，就必须知道走在我们前面的人是如何一步步把它往前推进的。我们总是以引用西方政治学名著中的句子、段落，借用他们最新的研究方法为荣，却对西方学者做学问、写论文时所表现出的重视知识积累的良好习惯没有足够的重视。西方学者一般都知道，要产生“学术增量”就必须清楚“学术存量”，他们追求的是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够对该领域的知识积累有所贡献，因此，在开始某一项研究工作之前，他们会尽可能获得有关知识存量的百分之百的了解，以避免做重复研究。我们的情况则是，过分追求“文章数量”，白纸黑字，只要发表了就是“成果”，至于是不是能形成“学术增量”，似乎并不重要。其结果是，每年在各种各样刊物发表的文章确实数量可观，但学术水平并没有因此大幅提高。有感于此，读《李景鹏文集》使笔者放弃写“中国经济市场化与政治发展”之类文章的初衷，觉得写一篇“读后感”更有意义。 如果说“中国政治学缺乏解释力”的批评具有一定针对性的话，那么，在笔者看来《， 李景鹏文集》给读者展现的则是一个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富有现实解释力的老一辈政治学研究者的风范。文集中的文章很少堆积西方政治学新名词、术语，也极少引用西方某个著名政治学家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这不等于说他没有学习、吸收、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与分析方法。他不是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而是把有参考价值的理论著作彻底咀嚼、消化、吸收，转化成自己的思想营养、理论知识，应用这些理论知识，采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去分析改革实践、洞察社会变迁过程，并用自己朴素而准确的文字、清晰的逻辑推演对所观察到的经济、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与规律进行深入浅出的说理，使其研究成果完全体现一个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和一位学问高深的学者的理论素养。因此，希望通过本文能让更多的读者分享《李景鹏文集》。 李景鹏教授所做的中国“转型研究”属于规范研究范畴，但笔者发现其理论推演所得出的很多结论与国外一些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具有惊人相似的一面。譬如近来仔细阅读丹麦学者奥勒·诺格德著的《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发现奥勒·诺格德以1989 年到1998 年期间二十个原苏东国家作为实证对象，在“两个层次上”、“从两个角度”运用了比较方法进行“转型分析”，其得出的许多结论，与“文集”作者对“中国转型期问题的政治学思考”所获得的洞见非常相似。尽管诺格德主要不是研究中国的转型问题，但这种结论上的相似性可以增强我们对“文集”作者主要用“规范研究”方法所得结论的信念，让我们年轻学者认识到“规范研究”的价值，确信规范研究同样能获得真理性认识，从而自觉接受规范研究方法训练，不断提高规范研究能力。正如中山大学的任剑涛教授在一个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上所指出的，应该“寻求规范研究的方法尊严”，规范研究不应该在实证研究方法面前溃不成军，规范研究应该象实证研究那样有一套严谨的方法陈述，要努力建构规范方法。并指出，建构规范方法是件难度很大的工作，而规范研究成果要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承认就需要历经学术共同体长期检验，必须具有知识推进意义并存在进一步争辩的余地，而且解释范式也必须经得起检验，因此规范研究实际上对研究者的个人素质有很高的要求，譬如必须具有思想性、知识积累、对触及问题的认同感、领悟性、敏感性和穿透力。笔者读《李景鹏文集》常常被作者对其所研究问题的认同感、领悟性、敏感性和穿透力所震撼，切实体会到作者具有很高的规范研究能力，但至今仍然是只能有所感知而不能言传，感觉“文集”读起来很有同感、很受启迪，可方法远远没有学到。也许成功的研究者还需要进一步贡献自己的智慧，在“建构规范方法”方面做些工作，真正成为还在“黑暗中摸索”的初级研究者的引路人。希望通过本文引发更多学者透过“文集”感悟规范研究的奥妙。 二 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研究中国转型的落脚点自然放在“政治转型”，而一个国家的政治是与其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其它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当读者翻看《李景鹏文集》的目录，会发现两个“似怪非怪”的现象：第一个是，文集的目录根本找不到“转型研究”这类字眼； 第二个是“， 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府与市场”、“利益结构”这些本属于经济学研究者常涉及的问题，在文集的目录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结构”、“政治腐败”、“社会团体”之类的术语具有大致相同的出现频率。为什么说这两种现象“似怪其实不怪”呢？ 因为一个国家的转型是个整体推进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对其进行观察、思考、研究，必须有多视角、宽领域的眼光和多学科综合全面的知识，因此，一个真正全身心投入这方面研究，并长期坚守这一研究阵地，扎扎实实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人，是不会在其所写的文章标题中使用“转型研究”字样的。 因为在他(她) 心里，假如把“转型研究”看成奔流入海的河流，那么，不同领域、从不同的分析视角进行各个具体问题研究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将是也只能是汇入“转型研究河流”的涓涓细流。至于“文集”目录所反映出的“经济关怀”，本人的理解是作者抓住了“经济——政治”这对主要矛盾，试图描绘出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过程中，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如何引起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一步步实现转型。由于文集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比较广，下面只能有所选择的介绍文集作者解读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思想观点。 (一) 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阶初始条件” 什么是社会转型？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对于转型研究首先必须弄清楚转型的起因或者说转型的背景这一点，却不难达成共识。这好比研究股票市场的专家要对已经跌到低谷的某一只股票将会在哪个点上开始回升进行分析，也就是要预测曲线的“拐点”在哪里的时候，必须对原来这只股票的走势是怎样形成的有一个全面准确的分析判断一样，对中国转型的分析必须建基于对发生转型前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状况的深刻认识之上。“每一位曾经在以往‘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生活过的人，可能都有着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对于我们所见所闻，在谙熟习常的感觉之中，模模糊糊地察觉到了它的某种不正常”。《中国转型期问题的政治学思考——〈李景鹏文集〉》的作者把“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作为中国选择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从而启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人类的活动只有在客观的历史发展为其准备了可能性的条件时， 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是发生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也不是发生在七十年代初，而是发生在七十年代末，这是因为只是到了这时，历史才为我们提供了改革开放的机遇，而我们又正好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遇。” 作者从思想解放、体制外经济因素的发展、对计划经济弊端的切身体验和对市场经济的接纳、对人治的厌恶和对法治的期待、对经济民主和思想政治文化自由的追求、对社会秩序的珍视和对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憧憬等十个方面来分析文革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对于形成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历史机遇所起的作用。总之，“若忽视了文革的客观结果对造成我国现代化机遇所产生的影响，就不能说是对我国现代化机遇的全面的把握”。这就是文集作者对始于上世纪7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的分析。 (二) 对转型过程各种相关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动态分析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经济体制变革与国家“政治控制” 方式的转变相互促进，两方面的改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作为政治学研究者，其使命在于：一方面是随时检视现有政治控制方式中有哪些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将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哪些有利的条件、积累哪些方面的压力并以怎样的方式转化成政治发展的动力进行理性的分析并发出预警信号。《李景鹏文集》所记录的正是作者尽一个政治学者的职责，几十年跟踪观察我国的改革历程，不断进行理论思考所得的真知灼见。特别是作者对处于变动中的各种“结构”的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的解释和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源泉的揭示，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指出，政治结构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族群结构、阶层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和政治结构，其中的政治结构又可以分为政治主体结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文化结构等。因此，“在研究政治结构的时候，不但需要将政治结构的各方面的内容都涉及到，而且还要与社会结构中的有关方面的内容联系起来，才能达到深入的分析和透彻的了解”。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正因为作者有这样一种认识，因此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始终抓住经济市场化所引起的各种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利益结构”、“ 阶层结构”的变化，分析预测政治结构将会相应发生的变化，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既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又富有超前意识。 1、对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互动关系的动态考察 前面已经讲过，文集作者是抓住“经济——政治”这对主要矛盾进行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因此，我们很自然先要知道作者是怎么看待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之间的关系。国内外都有人评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的改革是单条腿走路。那么，李景鹏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 “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呢”？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 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第五，对某种具体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但是，当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便会陷入矛盾之中：这就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愿望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单单有愿望是不够的。要想使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能够向前发展，不能靠愿望，而要靠动力。因此，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乃是弄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寻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契机的根本性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从道理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首先应该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其次是来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层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政治改革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说，从来都具有被迫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便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即如果不改革，则会冒更大的风险和丧失更大的利益，这样，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形势之下，改革便有可能被迫地实现。因此我们就需要研究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如何才会发生？ 是什么样的形势和力量才会推动这种情况发生？“在目前，当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动力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探索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将会如何具体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要求。而当这种要求遇到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又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这种社会后果又会怎样地影响领导者的决策选择？ 当领导者做出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选择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如何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等等。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都是些发人深省的非常需要政治学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作出回答的问题。 2、对社会利益结构变化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的分析预测 文集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重视利益分析，利益分析在《李景鹏文集》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在文集作者看来，“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它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若发生重大的变化，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便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而引起震荡”。“利益结构在实际过程中是社会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中介，离开了利益结构这个中介，其联系和转化都不可能”。 因此，作者不厌其烦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并进而阐述这种变化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已经产生和即将产生的影响。作者从很多方面进行十分详尽的分析，在此不加以罗列，仅举其中的两点，一是作者关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观点，作者指出：“一方面由于利益单元的缩小和畸形的利益竞争，使人们产生对政治的冷漠和对政府的疏离，这就会降低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从而延缓政治改革，特别是民主的发展。 这种情况不利于促进政治建设，特别是不利于反腐败，也不利于改进社会风气和提高人民的政治素质，但对于保持政治稳定有某些好处。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群体利益意识有可能逐渐发展，就可能为未来的民主发展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改变民主的发展缺乏社会基础的状况。它预示着到一定时期，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有一个较大的并且强有力的发展。”另外，作者关于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对政治权威的影响的见解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指出，“利益关系的变化及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果，特别是人们对于整体利益的疏离，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对政治权威崇拜的状况，而迅速地使政治权威世俗化。这种状况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会，使我们的政治有可能向着更现代化的道路发展，但短时说来，又会对加强政治管理造成一定的困难。”“利益结构作为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特别是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之间的中介，对政治结构的影响是极大的。” 3、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要求和中国的现实出发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趋势以及使其健康发展的对策选择 作者首先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政府职能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发展、政治控制形式的变化、政治腐败的社会后果等所有这些变化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接着分析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总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既关系到市场经济能否顺利地发展，又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会生活自主化(即市民社会) 的发展。” 再接着，作者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落实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并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我国现实状况出发提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应然关系”，在进入“实然关系”的分析时又把问题转化为“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不平衡问题，在把比较抽象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一步步拉回现实的社会以后，作者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第一是增强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即是使政府在提供市场运行规则、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规则并有效实施这些规则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第二是坚决杜绝行政权力对市场的非法的和不适当的介入或垄断，彻底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政事’分开。第三是坚定不移地创造各种条件来发展社会自主力量，使其向着社会自治和制约政府的方向逐渐地成长起来。”这是作者1999 年发表的见解，太发人深省了。 41 论证中国社会团体向利益集团转变的必然性和艰巨性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李景鹏教授关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以及发展趋势的分析与预测分布于文集、《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和2002 年以来发表的文章中，因此，在介绍他这方面的理论观点时， 不能仅限于《李景鹏文集》。“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的发展和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大变化，人们追求的目标就变得多样化起来。与此相联系，人们所参与的社会组织也多样化了。于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便在社会上迅速地发展起来。这种情况对于政治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便成为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了”。 “我国目前的社团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大类：行业性的、专业性的、学术性的、公益性的、联谊性的。然而在所有的社团中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则是行业性的社团。因为行业性的社团是在经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是与社会生产和社会流通密切地联系着的，因而都是一些具有利益群体性质的社团。而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在学术上一般称为利益集团。虽然目前中国的这些具有利益群体性质的社团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利益集团，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利益集团的特征。因此我们对这些社团的研究就不能回避利益集团的问题，就不能不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进行，否则就无法深入”。 前面所说的“文集”的大部分研究属规范研究范畴的意思仅仅是指其结论的获得主要是靠理论推演，而不是靠统计推断。可是，当我们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的时候，并没有排除进行理论推演的人在得出结论前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甚至接触大量的数据资料的可能性。仔细读过“文集”的人，可能会发现一种现象：在作者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并没有出现很多的数据、图表，但却能让读者仿如进入到其所分析的社会现象的真实场景中，感同身受的理解、接受其分析的各种经济政治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什么道理呢？ 根据笔者的了解，道理就在于“文集”作者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而是时时刻刻捕捉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新气息、新动向。例如上述关于中国社会团体的发展状况、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的分析与预测，实际上是建立在“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社会团体研究中心”(李景鹏教授是该中心的主要负责人) 所开展的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一定范围的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在这当中，善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素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往深处考虑，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政治结构完全能够容纳利益集团现象了，那么这种状况与我国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的发展又会有什么联系呢？ 它是否会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某种影响呢？ 如果会产生影响，那么其程度又会如何呢？ 等等。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将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值得人们关注”。体现的就是作者立足现实预测未来的能力。 三 《李景鹏文集》对中国近30 年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转型的跟踪、观察、分析研究是相当全面而深入的，远不是以上几点所能概括。椐本人学习所得，文集作者至少还从市场发展对政府职能的转变的要求、政府权力结构的变迁对政府机构改革的影响、社会转型期政治腐败的蔓延及其对社会控制系统的挑战、城市社区和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对基层民主的推动等方面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整体变革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但一个人的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譬如说，本来，中国近三十年的高速现代化或者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转型是由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共同推动的，但是文集作者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对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影响进行必要的分析。又譬如，“文集”基本上没有涉及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发挥问题，也许作者觉得近三十年的中国政党制度与1979 年以前三十年的政党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差别，或者是别的什么缘故，总之，“文集”没有分析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政党制度功能发挥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政党制度功能的健全对中国社会顺利实现转型有什么影响。当然，这也许有点吹毛求疵之嫌，因为一个成功的研究者必定是懂得把力往哪儿使的有明确主攻方向的智者，不可能是东打一枪西放一炮的“路路通”。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到此打住，下面转入对文集作者之所以能对中国社会转型作出不同凡响的解读的原因思考。 应该说，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只找到部分答案。早在1990 年，“文集”作者在谈到“政党政治与政治学的研究”时就说过一段可以让我们找到作者之所以能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作出十分令人信服的解释的一个原因：“政治生活的规律也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规律一样都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规律并非由什么超人的力量所主宰，而是每一个参加政治生活的人的意志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总的结果。因此，探究政治生活的规律，就不应该仅仅从书本上的原则出发，而应当主要依靠具体地分析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复杂交错的相互作用的状况。在这种具体分析和描述的基础上，再借助于逻辑的工具去细心地探求，并将结论拿到实践中反复印证和检验，这样才能找到规律。因此，作为出发点，我们必须把政治生活看作是各种政治力量的一种相互作用的场所，或简称‘力的作用场’。”为什么要把这么长的一段话都摘录下来？ 没读过《李景鹏文集》的人也许很难体会其中的道理，而对笔者来说，从“文集”中找到这样一段话之时便是笔者解开“文集”作者为什么能对中国转型作出别具一格的解读的奥秘之时，因此，有种窃喜之感。 另外，“文集”还有一处引起笔者注意。在1998 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也是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建系十周年纪念之喜庆日子里，作为在北大执教已超过四十年也是与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共同走过最初的十年岁月的老教授发出这样一种期盼之声——“愿未来十年更美好”， 为政治学未来的发展“祈求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 希望在政治学研究中改变过去那种人自为战的局面”，“希望政治学界各种学术组织的活动能够更多地集中于学术的发展，而较少的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还“希望政治学研究能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的学科打通，积极吸取来自其他学科的营养”。“在方法论方面，希望能把应然的研究和实然的研究、思辨的研究和实证的研究、静态的研究和动态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利于研究的深入”。读着作者这几个“希望”，笔者更是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更值得一提的是，“文集”作者在2000 年临近退休的岁月，全面总结了自己对如何吸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逐步被人们所接受的新观念以改造我国的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观点。作者指出，市场行为的核心是“交易”，从交易的本质所产生的市场经济的观念有互惠观念、过程观念、契约观念、世俗化观念和追求增量创新的观念。是否将这些观念引入政治学研究，情况完全不一样。如果政治学能吸收以上新观念，将会变得更加注重对利益调节和政治交易的研究、将会从注重“零和博弈”转向注重“正和博弈”、从注重统治和管理转向注重参与、从注重政治行为转向注重制度创新、从注重“存量变迁”转向注重“增量变迁”。太深刻了，非常值得回味。
传统储运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的成功关键本文分析了我国传统储运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的现状与不足，提出了物流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种类和发展形态，分析了国内外物流企业资源整合的研究状况，提出了基于核心竞争能力的物流企业资源整合是传统储运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的成功关键，论述了基于整合的物流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具体判断过程、阶段性目标和主要原则。关键词:核心竞争能力；物流企业；资源整合；转型； 1、传统物资储运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的现状分析 传统储运业正向现代物流业转化积极推进。由传统运输?储运及批发贸易企业转变形成的物流企业依托原有的物流业务基础和在客户?设施?经营网络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不断拓展和延伸其物流服务，不断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化。 我国的物流企业正面临着飞速发展时期，分析我国的物流企业的来源，大多数是从传统的储运企业发展而来，如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托运人、财务和信息咨询公司、港口码头铁路、电子分销商等七种[1]。这些从传统的储运业务转型为现代物流企业的过程中，往往重视形式而缺乏核心的改造或者改造不彻底，留于形式。例如，文献2指出用物流理念改造传统货运，创办快递服务，开展直销配送，建立专业物流公司，创建规范物流园区，加大投入，谋划未来。也有的学者指出，变革体制，适时转型的观点，提出加大信息化，改造流程，改变观念等手段来促进转型[3][4]。也有学者指出，完善物流配送功能，以传统储运为基础，建立多种形式的物流、配送中心，加强横向联合，开发各自物流资源等手段以促进转型[5]。 诸多的学术文章和企业实例表明，多数的企业在转型的过程中往往重视表面理念，缺乏实际运作，重视资产技术投入，忽视资源整合。一些企业仅仅是打着物流的旗帜，干着其他的活动，一哄而散的现象随处可见。甚至有很多企业把物流的牌子换上了，却不知道如何具体的运作，甚至还是以传统的模式和方法去理解物流和操作物流。2、物流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2.1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研究现状分析 随着企业理论、资源观理论的不断发展及其与企业战略理论的不断结合，20世纪九十年代初，理论界提出了基于核心竞争能力的的竞争优势理论。企业中长期发展和竞争优势依赖于企业自身构建、培育和拥有特殊的资源和能力，这已经是当今各国战略管理专家、学者的共识。西方战略学家普拉哈拉德（C.K.Prahald）和哈麦尔（Gary hamal）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首次正式论述了企业核心能力及其在工商管理实践中的应用之后，世界各国对核心竞争能力的定义特征和范围等作了诸多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6]。哈麦尔（GARY HAMEL）和普拉哈拉德（C.K. RAHALAD）于1994年又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未来的竞争》，提出未来的企业竞争必须形成核心竞争能力，提出了企业竞争战略杠杠作用和延展策略[7]。关于核心竞争能力的文献，文献8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以资源为基础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企业培育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在于构筑与众不同的核心能力；企业在制定持续发展战略时，应该考察自己是否拥有独特的资源与知识，以及这些能否为企业带来独特的价值。以技能为基础的企业认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是培养独特的、无法模范的先进技术，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来源于长期积累的技能的有机融合。组织基础论则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培养独特的组织模式以及相互协调，流程分析论则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能使企业发挥最大效率的业务流程。动态能力理论则综合了以上的观点，强调了组织的学习的重要性。 一些学者归纳出判断某项资源或者能力是否是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六大标准：稀有性、难以模仿性、持久性、获利性、替代性、优越性[9]。 2.2物流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运用核心竞争能力来评价一个物流企业的运作水平，保障能力。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具有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基本特征，但对实际的企业而言，确实很难评价一个物流企业与别的企业相比有更优的核心竞争能力。在物流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研究中，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来界定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于忠元提论述了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三个误区，即物流企业核心竞争力不等于物流设施的优势；核心竞争力必须经过长期的积累才能形成核心竞争；核心竞争力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需要锻造磨练[10]。郝聚民提出了物流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三种形态，即物流管理能力、物流运作能力和物流规划能力[1]。张明等提出了物流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不足，但是都未能分析具体的核心竞争能力的表现[11]。
1、国内研究：近年来，随着家电行业的快速发展，家电企业数字化转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研究了家电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实施方案，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家电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和建议，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2、国外研究：国外家电企业也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但转型的实现方式与国内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企业的技术支持、产品迭代、渠道营销等方面。国外研究者也分析了家电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施经验，为企业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建议。
可可在哪啊。还在天津不？
网上可以查到很多资料不过我想你如果要写出有血有肉的东西我建议你亲自去安塞去考察一次
安塞腰鼓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民间大型舞蹈艺术形式，具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独具魅力的安塞腰鼓像掀起在黄土地上的狂飚，展示出西北黄土高原农民朴素而豪放的性格，张扬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在香港，在中国的各地展现风采，并为世界瞩目。豪迈粗犷的动作变化，刚劲奔放的雄浑舞姿，充分体现着陕北高原民众憨厚朴实、悍勇威猛的个性。早在1986年，安塞腰鼓就荣膺首届中国民间舞蹈大赛最高荣誉大奖，近年来，它先后在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香港回归庆典等大型活动中表演，并赴日本进行表演。安塞腰鼓表演可由几人或上千人一同进行，磅礴的气势，精湛的表现力令人陶醉，被称为“天下第一鼓”。1996年，安塞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腰鼓之乡”。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安塞腰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安塞腰鼓是安塞三绝之一。[编辑本段]二、安塞腰鼓的表演“腰鼓”是陕北各地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鼓舞形式，尤以延安地区的安塞县、榆林地区的横山、米脂、榆林等地最为盛行，是陕西民间舞蹈中具有较大影响的舞种之一。陕北腰鼓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悠久的发展历史。在一些主要流传地区，几乎是村村有鼓队，家家有鼓手。而且世代传承，经久不衰。正由于它流传的时间长、范围广，参加的人数多，所以，舞蹈的基本形式和动律虽然大致相同，但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表演风格和习俗。安塞腰鼓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安塞腰鼓由来已久，本是古代军旅以增军中士气及传递情报所用，这里是用来表达胜利的欢呼和丰收的喜悦。颇密的击鼓声，强悍的步伐，变幻的阵势，雄壮的呐喊，尽现男子阳刚之美，在国际上极富盛名。安塞腰鼓多采用集体表演形式，鼓手（称“挎鼓子”或“踢鼓子”）少则数十人，多时可达百余人。队伍包括拉花女角、伞头、蛮婆、蛮汉等角色，和“跑驴’、“水船”，等各种小场节目组成浩浩荡荡的民间舞队。在表演上强调整体效果，要求动作的整齐统一和队形变化的规范性，主要通过鼓手们豪迈粗犷的舞姿和刚劲有力的击鼓技巧，充分展现生息在黄土高原上的男子汉们的阳刚之美。安塞腰鼓有完整的表演程式和活动习俗。过去，多在喜庆节日和庙会中演出，每年的春节至元宵节，是集中的活动时间。活动开始前，要由庙会会长（由各村推举产生）先组织祭祀活动，称为“谒庙”：舞队在伞头的带领下，敲起锣鼓，吹着唢呐，有时还要抬着整猪整羊和其他供品前去寺庙烧香敬神，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并在庙内广场踢打一阵，意在娱神。“谒庙”结束，正月初八九后，腰鼓队便开始了挨门拜年活动，俗称“沿门子”。当地有这样一句谚语：“锣鼓唢呐直响哩，屁股底下棍撬哩！”群众也都坐不住了。这时，腰鼓队按村中情况依次走串各家，在主家院中、窑前表演一阵，伞头根据各家情况，触景生情演唱几段吉利秧歌，以表贺年之意。主家则认为腰鼓队进院入户敲敲打打、跳跳唱唱，可以消灾免难、四季平安。这可能是古“乡人傩”的习俗遗风。有时两队腰鼓在途中相遇，一般都由伞头互唱秧歌，共贺新年，让道而行，但有时也会出现互不让道的情况，此刻就要竞技赛艺，争个高低。两队锣鼓大作，唢呐声、腰鼓声，好似春雷滚动。鼓手们尽情击打、跳跃，如疯似狂，打至高潮，鼓乐暂息，由双方伞头出场对歌，这也是竞赛技艺的一个方面。直至有一队阵角先乱，动作不齐，鼓点、队形也都统一不到一块或对歌对答不上时，就算输了，于是主动让道，让胜者先走。“沿门子”结束后，邻村之间的腰鼓队还要互相拜年，彼此互访，进行交流演出，这和陕北秧歌一样，称之为“搭彩门”。正月十五时，各村腰鼓队云集广场，开始了互比互赛活动。各路鼓手各显身手，互比高低，成为一年里腰鼓表演的高潮。这不仅活跃了农村春节文娱活动，还通过彼此观摩、切磋技艺、推动了腰鼓的普及和提高。当晚还要举行“转灯”（也称“转九曲”），几乎是人人争游，阖家同转。届时鼓乐齐鸣，灯光闪烁，腰鼓队在前引导，众人随后，呈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腰鼓队的活动常延续到正月十七、十八，祭罢土地神后方告结束。此后，老乡们就安心去准备春耕生产了。腰鼓的表演形式可大致分为“路鼓”和“场地鼓”。“路鼓”是腰鼓队在行进中边走边舞的一种表演形式，前由两名伞头领队，后随由挎鼓子和拉花组成的舞队乙-伞头身后紧随的一位挎鼓子，称“头路鼓子”，他必然是技艺精湛的击鼓能手，全队的动作变换和节奏急缓，统由他来指挥。队伍的后部，是扮成蛮婆、蛮汉的丑角，也有的扮成孙悟空、猪八戒等唐僧取经中的人物，随意扭动，逗笑取乐，以增添节庆的欢乐气氛。“路鼓”由于在行进中表演，一般动作简单，幅度较小，多做“十字步”、“走路步”、“马步缠腰”等动作。常用的队形有“单过街”、“双过街”、“单龙摆尾”、“双龙摆尾”等。“场地鼓”是指腰鼓队到达表演地点，打开场子后的表演形式。开始时由伞头挥伞号令，顿时鼓乐齐鸣，众舞者随伞头翩翩起舞。这一段叫“踩大场”，表演节奏缓慢，目的是打开场地，拉开队伍，稳住观众情绪。第二段载歌载舞，表演节奏渐快，动作幅度较大，队形变化繁多。常用的队形有“神楼”、“古庙”、“神前挂金牌”、“富贵不断头”、“和尚游门”等。到引出“太阳弧”图案后，伞头站到场中央领唱秧歌，唱词视场合和对象而定，“谒庙”时，有拜庙祭文，一般演出有向观众拜年问好的，也有喜庆丰收和祝愿吉祥等内容。伞头唱时，众舞者在场边慢步转圈，并重复接唱每段的最后一句，俗称“接后音”。唱完后，伞头退出场地，由挎鼓子和拉花入场表演，走出各种复杂多变的队形。此刻不受时间的限制，舞者尽情表现各自的技艺绝招，情绪热烈，起伏跌宕，使表演达到高潮。近年来安塞腰鼓为了突出挎鼓子的技巧，表演“场地鼓”时由挎鼓子在场内单独表演。众鼓手在头路鼓子的指挥下，精神振奋，击鼓狂舞，此时只见鼓槌挥舞，彩绸翻飞，鼓声如雷，震撼大地，声势逼人，极富感染力。这一段结束后，再穿插表演其它形式的小场节目，如“跑驴”、“水船”、“高跷”、“二鬼打架”、“大头和尚”等。节目形式的多少，视各村的人才和条件而定。小场节目结束后，再接着表演一段大场腰鼓。此刻锣鼓敲得快，唢呐吹得紧，击鼓更激烈，情绪更欢快，使整场表演在强烈的气氛和高昂的情绪中结束。安塞腰鼓依据不同的风格韵律原有文、武之分，“文腰鼓”轻松愉快、潇洒活泼，动作幅度小，类似秧歌的风格；“武腰鼓”则欢快激烈、粗犷奔放，并有较大的踢打、跳跃和旋转动作，尤其是鼓手的腾空飞跃技巧，给人们以英武、激越的感觉。目前，文、武腰鼓逐渐结合形成新的风格，而以安塞的西河口乡与真武洞两地最有特色。它们生动地反映了当地群众憨厚、淳朴的气质和性格特征。特别在表演中，又有机地揉合了民间武术和秧歌舞动作，有弛有张、活而不乱，进退有序、气势磅礴、浑厚有力。群众赞之为“式子慷慨码子硬”。[编辑本段]三、历史发展安塞腰鼓源远流长，寻根溯源，还得从鼓说起。鼓是精神的象征，舞是力量的表现，鼓舞结合开舞蹈文化之先河。如果说《尚书.益稷》中“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记述了原始社会人们敲打着石器，模仿兽类的形象跳图腾之舞的话，那么《易.系辞》中“鼓之舞之以尽神”则说明鼓的出现，使舞蹈得到飞跃，成为农耕舞蹈文化的开端，是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艺术形式。击鼓助战用于战争，预示战争的开始。鼓，不仅用于战争，而且成为民间舞蹈中不可缺少的打击乐器。春秋战国后，以鼓为击乐伴奏的民间舞蹈就更为繁多，甚至以鼓命名的舞蹈也渐已出现。山东沂南汉画中的《百戏图》较完整地记录了“百戏”演出的盛况。其中伴奏的乐器有钟、磐、鼓等打击乐器。在样式华丽的建鼓旁，一人着宽袍大袖衣，侧身向鼓，双臂高扬，正欲击鼓，舞姿健美。安塞腰鼓源远流长，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据有关资料记载，远古时代黄河流域各部落的男性，常用一中空之树杆包以羊皮，携于腰间，击之以驱赶野兽。后来，又用于报警和作战。到春秋战国时达到鼎盛，且以秦国为最。安塞腰鼓的形式与发展，和当地的历史地理环境及民情习俗是分不开的。安塞位于陕西省延安地区的北部，地域辽阔，沟壑纵横，延河在境内蜿蜒流过，属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历史上就是军事重镇，素有“上郡咽喉”、“北门锁钥”之称，为抵御外族入侵的边防要塞之一。当地群众传说，早在秦、汉时期，腰鼓就被驻防将士视同刀枪、弓箭一样不可少的装备。遇到敌人突袭，就击鼓报警，传递讯息；两军对阵交锋，以击鼓助威；征战取得胜利，士卒又击鼓庆贺。以后各代多用刁：边塞守卫，击之以报警号令和助战。到了宋代，多用于边关。今天的安塞县，就是当年北宋与西夏国(今宁夏)的边界，为安定边塞方设“安塞县”。“安塞腰鼓”也因以得名，历千年而不衰，并且成为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民间艺术。据调查，安塞县12万人口中，约有1万户人家有腰鼓，会舞弄者达五六万之众，随着时间的流逝，腰鼓从军事用途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民众祈求神灵、祝愿丰收、欢度春节时的一种民俗性舞蹈，从而使腰鼓具有更大的群众性，但在击鼓的风格和表演上，继续保留着某些秦汉将士的勃勃英姿。1942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起的新秧歌运动，使安塞腰鼓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得到了发展，成为亿万军民欢庆胜利、庆祝解放的一种象征，并被誉为“胜利腰鼓”，遍及中华大地，载入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辉史册。1951年，安塞腰鼓参加了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由安塞冯家营村的艾秀山等民间艺人向中国青年文工团传授了腰鼓技艺，在布达佩斯举办的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上演出后，荣获特等奖，从而使安塞腰鼓扬名海内外。1981年，在与安塞县比邻的延安市梁村乡王庄村一处叫“墓陵塌”的小山坡上，群众在耕地时发现一座古墓。其中出土了形制、人物造型相同的两块腰鼓画像砖，均系翻模成型后烧制的。经延安地区文物考古专家鉴定，系宋代造物。画像砖上所塑造的打鼓者，腰挎细腰鼓、侧身、头向左后扬起，左脚着地，右腿前跨蹬出，双手一高一低作挥槌击鼓状；左侧一人为敲镲者，双脚跳起，吸左腿，眼看左侧，双手在胸前做打镲状。击鼓者赤膊，穿灯笼裤，腰系彩带，飘至前下方。尤其是打鼓者的动作和形象，颇似当今安塞腰鼓中“马步蹬腿”的第四拍和“前进步”的第二拍动作。腰鼓画像砖的画面清晰，造型美观，生动地表现了我国宋代陕北地区的腰鼓表演，对研究陕北腰鼓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翔实的文物资料。[编辑本段]五、苏教版语文课文作者：刘成章一群茂腾腾的后生。他们的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得就像那片高粱。咝溜溜的南风吹动了高粱叶子，也吹动了他们的衣衫。他们的神情沉稳而安静。紧贴在他们身体一侧的腰鼓，呆呆地，似乎从来不曾响过。但是：看！——一捶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击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哇！——安塞腰鼓！这腰鼓，使冰冷的空气立即变得燥热了，使恬静的阳光立即变得飞溅了，使困倦的世界立即变得亢奋了。好一个安塞腰鼓！百十个腰鼓发出的沉重响声，碰撞在四野长着酸枣树的山崖上，山崖蓦然变成牛皮鼓面了，只听见隆隆，隆隆，隆隆。百十个腰鼓发出的沉重响声，碰撞在忘却了一切杂念的观众的心上，观众的心也蓦然变成牛皮鼓面了，也是隆隆，隆隆，隆隆。好一个安塞腰鼓！后生们的胳膊、腿、全身，有力地搏击着，急速地搏击着，大起大落地搏击着。它使你从来没有如此鲜明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活跃和强盛。它使你惊异于那农民衣着包裹着的躯体，那消化着红豆角老南瓜的躯体，居然可以释放出那么奇伟磅礴的能量！黄土高原哪，你生养了这些元气淋漓的后生。也只有你，才能承受如此惊心动魄的搏击！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每一个舞姿都是光与影的匆匆变幻。每一个舞姿都使人战栗在浓烈的艺术享受中，使人叹为观止。好一个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的安塞腰鼓！愈捶愈烈！痛苦和欢乐，现实和梦幻，摆脱和追求，都在这舞姿和鼓点中，交织！旋转！凝聚！升华！人，成了茫茫一片；声，成了茫茫一片……当它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她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编辑本段]五、人教版教参一、整体把握这是一篇歌颂激荡的生命和磅礴的力量的文章。“一群茂腾腾的后生”，“朴实得就像那片高粱”，在“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哇——安塞腰鼓”！“后生”，年轻的生命，如日中天，光辉耀眼，“茂腾腾”地沸腾着生命的热烈；年轻的生命“朴实”、不做作、不招摇、不浮耀，像“高粱”一样无华而茁壮，自然健康；这样的生命，是原始的、未经人工雕饰的、没有半点污染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完完全全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奔腾踊跃于“黄土高原上”，古老的沟壑纵横的土地，承载着这样年轻热烈完美的生命，“安塞腰鼓”给予他们宣泄的方式。充溢着生命力量的“后生”们，“神情沉稳而安静”，生命在积蓄激情，等待爆发。果然，他们“一捶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生命的热情一旦被释放出来，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得住力量的喷涌。来了：“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人已经不是概念上的“人”，而成了单纯的生命的载体、力量的载体，只有宣泄宣泄再宣泄，喷射喷射再喷射，人与生命合一与力量合一。“这腰鼓，使冰冷的空气立即变得燥热了，使恬静的阳光立即变得飞溅了，使困倦的世界立即变得亢奋了”，这些旋转的生命喷涌出的火热的力量灼热了周围的一切。生命如雷霆万钧，如山崩地裂压顶而来，使一切都变得渺小，天地间只有生命的能量呼啸不已，“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这样的生命，这样的力量，又有谁想束缚，又有谁能羁绊呢？生命化成“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的那么一股劲”——伟大、雄浑、激昂、粗犷，也许有点狂野甚至具有一定的破坏力，但它是真正的、原始的、自然的生命的流露，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力量更可贵、更激动人心、更让人叹为观止呢？——“后生们的胳膊、腿、全身，有力地搏击着，疾速地搏击着，大起大落地搏击着”，他们的动作不会像舞台上的舞蹈那么精致整齐富有韵律，但是他们的力量却扑面而来，“震撼着你，烧灼着你，威逼着你”，“它使你从来没有如此鲜明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活跃和强盛”，使人不能相信人“居然可以释放出那么奇伟磅礴的能量”。面对这样的生命、这样的力量，人们会怎样呢？——或许有人觉得这样的生命太赤裸裸、太霸道、太蛮横，但是它会打破人们身上层层坚硬的外壳，让生命宣泄在天地间，而不必计较功名利禄，不必患得患失，不必苍白憔悴，让人“遗落了一切冗杂”，“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像力”，使人明白人之所以为人，生命之所以为生命。作者把这样生命的宣泄、力量的喷发赋予了“黄土高原”“安塞腰鼓”，是有其深刻含义的。“黄土高原啊，你生养了这些元气淋漓的后生；也只有你，才能承受如此惊心动魄的搏击！”相比作者对黄土高原的赞美，对水乡江南，却觉得“多水的江南是易碎的玻璃，在那儿，打不得这样的腰鼓”，然后再次感慨“除了黄土高原，哪里再有这么厚这么厚的土层啊！”作者为什么对黄土高原情有独钟？在作者看来，黄土高原的人“朴实”“沉稳”“安静”，他们还保存着生命的“元气”，相比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少了些浮躁，缺了些世故。厚土蕴藏着原始的生命，积蓄着骚动的力量，而多水的江南，已经流逝了许多许多，改变了许多许多。这篇文章，内容和形式取得了完美的统一。全文共30个自然段，多用短句来表现内容。如“一群茂腾腾的后生”，简洁地表现了年轻生命的热烈奔放；“忘情了，没命了”，有力地表现了生命沸腾、力量喷涌不可遏止的情景；其他如“落日照大旗”“只听见隆隆，隆隆，隆隆”，“愈捶愈烈”等句，无不铿锵激昂。本文大量运用排比，有句内部、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排比，不仅交错出现，而且一连许多，如“使人想起……”“愈捶愈烈”，都是一连用三个排比句，犹如江河一泻千里，不可遏止。许多排比对偶工整，如“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一段，气势昂扬；还有的排比层层递进，如“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震撼着你，烧灼着你，威逼着你”等，排山倒海般让人透不过气来。课文自始至终，一直保持着快速的节奏。一个排比接一个排比，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不让人有半分喘息的机会。快节奏使得内容表达得更热烈、更激荡，充分表现了生命和力量喷薄而出的神韵。二、问题研究1．这篇文章想要表达什么？关于这篇文章的主旨，有多种见解：歌颂生命中奔腾的力量。这股力量，由西北汉子热情奔放的腰鼓表现出来；表现要冲破束缚、阻碍的强烈渴望。贫瘠的黄土地、困倦的生活，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物质上、精神上受到太多的压抑、羁绊。安塞腰鼓，表现了挣脱、冲破、撞开这一切因袭重负的力量；歌颂阳刚之美。“一群”“朴实得就像那片高粱”的“茂腾腾的后生”，他们“释放出那么奇伟磅礴的能量”，表现了一种独特的美；人就应该这样痛快淋漓地生活、表现。“遗落了一切冗杂”，打破人们身上层层坚硬的外壳，而不必计较功名利禄，不必患得患失，不必苍白憔悴。2．西北现在好像成了贫困落后的代名词，作者为什么这样歌颂西北汉子？西北，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曾有过秦、汉、唐的强盛，拥有雄睨世界的辉煌文明。在今天，凝重的土地，贫困的生活，西北好像落伍了。作者为什么这样深情地歌颂这片土地？歌颂什么？——“消化着红豆角角老南瓜的躯体”，并没有因生活的贫苦和封闭而丧失希望，复生的生命能量就在这沉重的躯壳内奔突，终有一天会喷发的。这里的人们是有希望的，这里的土地是有希望的。落后是暂时的，只要生命还在期盼“搏击”，重生之日并不遥远。围绕这一话题，可以作相应的问题探讨。练习说明一、这篇文章运用大量短句，来营造激越的气氛。反复朗读全文，注意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联系，读出文章的气势。此题意在让学生体会文章内容和形式统一的特点。朗读时要注意文章中排比（句与句、段与段），要感情激昂。二、联系上下文，品味语句，回答括号中的问题。1．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是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劲”要“挣脱”“冲破”“撞开”什么？是什么“束缚”“羁绊”“闭塞”了“那么一股劲”？）2．它使你惊异于那农民衣着包裹着的躯体，那消化着红豆角角老南瓜的躯体，居然可以释放出那么奇伟磅礴的能量！（过着贫困生活的农民，哪里来的那么强大的力量？）3．多水的江南是易碎的玻璃，在那儿，打不得这样的腰鼓。（为什么“多水的江南”打不得这样的腰鼓？）4．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为什么听到这样的“鸡啼”？）此题意在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感力和洞察力。1．“那么一股劲”要打破人们身上层层坚硬的外壳，让生命宣泄在天地间，让人“遗落了一切冗杂”，“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像力”，使人明白人之所以为人，生命之所以为生命。2．他们有着自然、健康的生命，是原始的、未经人工雕饰的、没有半点污染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完完全全的生命。这是他们力量的源泉。3．江南流水更多地表现柔媚的风格，而安塞腰鼓需要承载这样原始、粗犷的生命力量的“厚土”。4．当鼓声停止后，人们仍沉浸在激情中，好像炽热后的沉寂，这时以“鸡啼”反衬寂静（也可认为这是实写）。三、本文大量使用了排比和反复的修辞方法，语言气势充沛，节奏鲜明，感情强烈。排比，是把结构相同或相似、语气一致、意思密切关联的一组句子或词语排列起来，以增强语势，加深感情。例如“痛苦和欢乐，生活和梦幻，摆脱和追求，都在这舞姿和鼓点中，交织！旋转！凝聚！奔突！辐射！翻飞！升华！”反复，是为了突出某个意思，强调某种感情，特意重复某个词语或句子。在本文中，它常常是与排比结合起来使用的。例如“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试从课文中找出一段单用排比的和一段综合运用排比和反复的文字，仔细体会它们的表达效果。此题意在让学生了解一些语言知识，并能运用。可以先给学生讲一讲排比和反复的修辞方法，再让学生自己在课文中找例句。教学建议一、课文有关生命和力量的主旨，学生理解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在这方面不要过分要求学生，主要指导他们读出这篇文章的气势即可。二、作者说“多水的江南是易碎的玻璃”“打不得这样的腰鼓”，并不是对江南和西北作一个评判。江南有江南的风格，西北有西北的特点。在这里不要作无谓的争论。三、有条件的话，运用有关安塞腰鼓的视觉材料进行辅助教学，以使学生加深认识。四、有兴趣的话，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进行扩展学习。历史可以从周朝开始西北地区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来引申到现实；现实可以和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做各方面的比较。从这两方面指导学生探讨一下黄土高原的希望与复生。有关资料一、作者简介刘成章，1937年生，陕西省延安市人。1961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已出版六种散文集，其中《羊想云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主要作品著有散文集《黄土情》、《刘成章散文选》、《纤丽的阳光》、《刘成章散文集》、《羊想云彩》等。获奖情况《转九曲》获首届《散文》评奖一等奖，《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获首届《散文选刊》评奖优秀作品奖，《山峁》获《人民日报》燕舞散文征文二等奖，《朱脂赋》获《光明日报》共和国在我心中散文征文优秀作品奖，《奇崛的一群》获《中国作家》力象杯优秀散文奖，《穷山恶石间的生命》获韩愈杯散文大赛二等奖，散文集《羊想云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刘成章散文集》获陕西省双五文学奖特别奖等。
一、周密思考，慎重落笔论文提纲论文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正式动笔之前，要对文章进行通盘思考，检查一下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已完全就绪。首先，要明确主题。主题是文章的统帅，动笔之前必须想得到十分清楚。清人刘熙载说：“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可以一言蔽之。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所谓主脑者是也。”(《艺概》)作者要想一想，自己文章的主题能否用一句话来概括。主题不明，是绝对不能动手写文的。其次，是理清思路。思路是人订]思想前进的脉络、轨道，是结构的内在依据。动笔之前，对怎样提出问题，怎样分析问题，怎样解决问题，以及使用哪些材料等，都要想清楚。第三，立定格局。所谓“格局”，就是全文的间架、大纲、轮廓。在动笔之前先把它想好“立定”，如全文分几部分，各有哪些层次，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哪里该详，哪里该略，从头至尾都应有个大致的设想。第四，把需要的材料准备好，将各种事实、数据、引文等找来放在手头，以免到用时再去寻找，打断思路。第五，安排好写作时间、地点。写作要有相对集中的时间，比较安静的环境，才能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完成毕业论文写作任务。古人说：“袖手于前，方能疾书于后。”鲁迅也曾说，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写起来就会很快。有的人不重视写作前的准备，对所写的对象只有一点粗浅的认识就急于动笔，在写作过程中“边施工边设计”，弄得次序颠倒，手忙脚乱，或做或掇，时断时续，结果反而进展缓慢。所以，在起草之前要周密思考，慎重落笔。二、一气呵成，不重“小节”在动笔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下笔之后，则要坚持不懈地一口气写下去，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拿出初稿。这是许多文章家的写作诀窍。有的人写文章喜欢咬文嚼字，边写边琢磨词句，遇到想不起的字也要停下来查半天字典。这样写法，很容易把思路打断。其实，初稿不妨粗一些，材料或文字方面存在某些缺陷，只要无关大局。暂时不必去改动它，等到全部初稿写成后，再来加工不迟。鲁迅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致叶紫》的信中说：先前那样十步九回头的作文法，是很不对的，这就是在不断的不相信自己——结果一定做不成。以后应该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创作的途中，一面炼字，真要把感兴打断的。我翻译时，倘想不到适当的字，就把这些字空起来，仍旧译下去，这字待稍暇时再想。否则，能因为一个字，停到大半天。这是鲁迅的经验之谈，对我们写毕业论文也极有启发。三、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北宋大文学家苏拭在谈到他的散文写作时说：“吾文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在乎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干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地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说》)苏拭是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作文如行云流水，有神出鬼没之妙，旁人不可企及。但他总结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则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行于所当行”，要求作者在写作时，该说的一定要说清楚，不惜笔墨。如一篇文章的有关背景，一段事情的来龙去脉，一种事物的性质特征等，如果是读者所不熟悉的，就应该在文章中讲清楚，交代明白，不能任意苟简，而使文意受到损害，以致出现不周密、不翔实的缺陷。“止于所不能不止”，就是说，不该写的，一字也不可多写，要“惜墨如金”。如果情之所至，任意挥洒，不加节制，也不肯割爱，势必造成枝蔓横生，冗长拖杏，甚至出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