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这个论文可以先在网上找找文献参考参考呀~要是还没思路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下（世界经济探索）里面的文献 ~找下自己的写作灵感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第一篇 《生活中的经济学》序经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西方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时代，在我国则可追溯到孔夫子那里。但如果以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作为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则经济学至今也不过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什么是经济学呢？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如经济学探讨生产什么物品，如何生产这些物品和为谁生产这些物品。在名著《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写道：“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我在《管理经济学》一书中从公平与效率、生产与分配的角度出发，指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如何公平分配国民财富，以满足个人或社会目的的一门社会科学。”种种说法归结起来，总离不开这样一种思考，即经济学是使有限的资源被用于最合理的方面以便增加社会总的财富，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这种对经济学的理解，大致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人或社会的目的或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而经济资源在绝对量上来说是有限的，稀缺的。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工农业的调整发展，污染的日益严重，森林和地下水等可再生的资源及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日渐匮乏，甚至就连以往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和江河之水也因污染而变得稀缺起来。第二，稀缺资源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但一旦用于某一用途就不能再用于其他用途。因此，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都牵涉到选择问题。在这里，效率意味着一国经济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要的物品和劳务，而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经济资源应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第三，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可通过“机会均等”或“结果均等”等制度来寻求公平分配方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机会均等的公正游戏规则，将实现由竞争带来的繁荣。在短暂的200多年中，经济学按照科学的规范建立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逻辑系统。一组初始概念，一套公理体系，精确的定义，严密的逻辑，以至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很少有人能够读懂经济学论文，特别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数学功底，人们不要指望能看懂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的论文。经济学已成为人类社会的“阳春白雪”而难以普撒寻常巷陌人家。世纪之交，经济改革成为全球性流行思潮。而随着原计划经济国家大幅度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一思潮日益成为广泛的社会行动。学习、研究、传授和应用经济学则成了这一社会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学人认真钻研经济学、大胆实践经济学、不遗余力地传播经济学，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经济管理人才，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跨世纪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内近百所大学开设经济管理专业，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各级各类的研究机构对经济理论的潜心研究和深入探讨，极大地丰富了经济理论宝库，为我国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漫步街头巷尾的大小书肆，以经济命名的“大全”、“读本”、“丛书”挤满书架，大有泛滥成灾之势，然而对这些出版物中所述种种，即便是著作者本人，心中也是不大有把握的。人们在百忙之中，选中几本去读以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更上一层楼，可读后常大失所望。用抽象理论来阐述简单事实的做法往往是著作者为评定职称而加重砝码。这类书籍文章通常是写给学者们和校园里的莘莘学子看的，而不是写给大众百姓看的。即使硬着头皮耐心地看过了，对实际工作和生活也毫无帮助，除了花费时间几乎别无所获。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学术研究，但更需要对社会公众的启蒙教育和应用。纵观世界各国，国民的经济学素养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志。揭开经济学的神秘面纱，让经济学从经济学家的书斋里走出来，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迫切需要。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说过“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但如何广泛传播经济学，使和寡的高曲成为流行的音符？这是我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时常常浮现在大脑里的一个问题。在我评上教授职称之后，这一问题更是困扰着我，影响着我。特别是在我主持主讲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被评为江苏省级一类优秀课程之后，我产生了撰写一本通俗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冲动。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来不及陶醉于烫金的证书之中，顾不上多呼吸几口悠闲的空气，便准备投入紧张的“业余”创作工作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了这项工程的规划设计，试图结合身边的事例，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普及现代经济学思想理论和方法等基础知识。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经济学的眼光，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观察和思考，而并非象教课书那样做系统的灌输。为了使我的研究生能将所接触和学习到的理论应用于实际，而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自我欣赏，并成为经济学的精神贵族，在制订出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写作大纲之后，我便安排他（她）们进行写作内容的研讨和初稿的执笔。在初稿的基础上我进行了修改、统稿和定稿，并将其命名为《生活中的经济学》。本书由许长新、刘俊等编著，参加编著的还有宋敏、郝琳、徐杏、王甲、庄惠娟、赵国蓉、尚静、金雯飞、张自斌、张孟硕。他（她）们的具体工作在相关篇章的后面都有明确的执笔者署名。好友张军来电邀我将本书在中国知识经济出版社出版，考虑到普及经济知识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方面，于是我欣然应约。本书定稿之时，日历已悄然指向1999年元旦，我也有了一定的解脱感。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得到多方面的协助与支持，谢意难以言表。由于初次涉足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写作，书中定有多处缺陷，但我们希望能给读者多一些回味，少一些遗憾。当读者在百忙之中静下心来，读过本书以后，掩卷回首反思，但愿能豁然开朗：“哦，这就是经济学。”第二篇 家庭是微观经济活动的综合体, 既有消费的职能, 又有储 蓄、投资和获取收人的职能。作为消费者, 家庭行为的基本目的是咖的最大化, 用最少的花费获取最大数量的享乐与满足作为劳动者, 家庭又追求收人最大化, 是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大的报酬作为投资者, 家庭必须考虑如何将扣除消费后的收人剩余用在能生更多钱的地方。家庭可增值收人又是由前期收人水平决定的。除了劳动报酬、资产收人外, 家庭总收人的形成, 还有一个来源, 这就是转移收人, 它包括亲友的赠金, 父母留下的遗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一部份收人占家庭总收人的份额也在逐渐提高。家庭收入最大化的主要行为有两个一是充分利用家庭劳动的时间资源, 用劳动换取收人, 劳动支出越多, 家庭收人越大。二是将消费后的剩余进行投资, 实现家底资产增值。这是指工薪家庭, 如果家庭同时又是一个企业, 如城市个体工商户或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 那么家庭收人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利润。但这时的家庭已经是集生产与消费于一身了。如果成了家庭企业, 就有了一个经济学中利润最大化的问题了。人们为了家庭生活水平的更加美好, 总是千方百计挣钱, 争取更多的收人, 这就是经济学中收人最大化原理的自觉应用。对于家庭的正常运行而言,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的。一家几口, 衣食住行, 样样离不开钱。你要买辆漂亮的小轿车, 你要培养孩子上大学, 你要交朋结友, 你要游山玩水, 没有钱是不可想象的。家庭收人最大化的第一个措施是夫妻双方都能找到一份薪水比较高的工作, 也就是说首先要力争劳动报酬最大化。在目前情况下, 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劳动报酬的差异是很大的, 同样辛勤工作一年, 其收人大不一样, 进行岗位收人比较与选择对于家庭收人的多少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影响家庭收人的最大化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资产收人。它包括房屋的租金、银行的存款利息, 购买证券所得到的分红等。资产收人的多少取决于资产规模, 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在应用经济学原理, 包括衣食住行、学习工作、教儿育女, 交朋结友、游山玩水方方面面, 如果运用得当, 人们的幸福指数将大幅提升。人们在购物时常常货比三家, 比质量, 比价格, 这就是经济学中价值规律的自觉应用。人们在比较中看哪一件物品更为适合, 更为合算。家庭主妇每天到菜市场上去买菜, 除了注意品种搭配, 营养结构多样化以外, 首先问的是多少钱一斤, 并讨价还价, 尽盆降到最低, 再就是仔细看秤, 看是否短斤少两, 当然对于质量问题是绝不会放过的, 有问题的食品是肯定不买的, 禽流感发生, 不买鸡鸭鹅, 聪明的主妇, 往往是等到下午去买菜, 等到季节变换时去购买衣服, 因为这时价格总是较便宜一些。如果是 购买比较昂贵的物品, 比如小轿车、电视机、电脑甚至商品房之类, 人们会更加慎重, 往往要请专家内行参谋, 进行成本核算, 更加注重质, 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人们在进行投资时, 总是要考虑投资回报和安全系数, 这就是经济学中投人产出原理的自觉应用。有的人不妙股, 不当股民, 或是因为没有钱妙, 或是因为对股市行情不熟悉, 或是认为炒股有风险, 把钱存放银行更为安全可靠。有的人人股合伙办企业, 首先考虑的是有多少利益回报, 同是要考虑的是投资项目有没有市场前景, 合伙人有没有诚信。不少人投资上当受编主要是被高回报或迷惑, 没有识别的本本。人们把手头多余的钱用来买国债、买保险, 是认为买国债与买保险比银行存欲利息多, 划得来。有的人用手头多余的钱用来买彩票, 如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 目的是为了中奖, 原本就知道回报高风险大。有的 人甚至违法参与赌博, 愿望还是赌燕。人们往往十分注意和重视儿女的教育, 舍得教育投资, 这就是经济学中竞争法则的自觉应用。在重视教育的国家,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挣钱多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据美国学者对美国、 英国、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关于教育与收人关系的调查, 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教育程度越高, 早年薪水增长越快, 并且通常是开始的薪水就越高二是教育程度越高, 达到最大工薪的年岁越晚, 并且退休收人越高。在我国, 不但教育投资的私人报酬率还相对较低, 而且还存在“ 脑体倒挂”现象。在有的地方和行业, 大学生和中学毕业生的收人没有多少差别。为何还有那么多的人想读大学读研呢除了中国家庭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影响, 想让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外, 主要原因还是人们对未来教育投资报酬率有看高的预期。认为今后中国今后劳动者之间的收人差别将首先产生于教育程度的差别。现在中国摘的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 而竞争归根结底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们盼望自己的儿女能有出息, 必须加大教育投资, 这对家庭大有好处, 对国家也大有好处。国家提出“科教兴国” , 湖南提出“教育强省” , 可见教育的本质意义。
请你在百度搜作文论坛再行查找
第一篇 《生活中的经济学》序经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西方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时代，在我国则可追溯到孔夫子那里。但如果以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作为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则经济学至今也不过只有200多年的历史更多内容详见博望。什么是经济学呢？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如经济学探讨生产什么物品，如何生产这些物品和为谁生产这些物品。在名著《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写道：“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我在《管理经济学》一书中从公平与效率、生产与分配的角度出发，指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如何公平分配国民财富，以满足个人或社会目的的一门社会科学。”种种说法归结起来，总离不开这样一种思考，即经济学是使有限的资源被用于最合理的方面以便增加社会总的财富，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这种对经济学的理解，大致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人或社会的目的或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而经济资源在绝对量上来说是有限的，稀缺的。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工农业的调整发展，污染的日益严重，森林和地下水等可再生的资源及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日渐匮乏，甚至就连以往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和江河之水也因污染而变得稀缺起来。第二，稀缺资源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但一旦用于某一用途就不能再用于其他用途。因此，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都牵涉到选择问题。在这里，效率意味着一国经济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要的物品和劳务，而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经济资源应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第三，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可通过“机会均等”或“结果均等”等制度来寻求公平分配方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机会均等的公正游戏规则，将实现由竞争带来的繁荣。在短暂的200多年中，经济学按照科学的规范建立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逻辑系统。一组初始概念，一套公理体系，精确的定义，严密的逻辑，以至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很少有人能够读懂经济学论文，特别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数学功底，人们不要指望能看懂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的论文。经济学已成为人类社会的“阳春白雪”而难以普撒寻常巷陌人家。世纪之交，经济改革成为全球性流行思潮。而随着原计划经济国家大幅度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一思潮日益成为广泛的社会行动。学习、研究、传授和应用经济学则成了这一社会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学人认真钻研经济学、大胆实践经济学、不遗余力地传播经济学，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经济管理人才，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跨世纪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内近百所大学开设经济管理专业，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各级各类的研究机构对经济理论的潜心研究和深入探讨，极大地丰富了经济理论宝库，为我国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漫步街头巷尾的大小书肆，以经济命名的“大全”、“读本”、“丛书”挤满书架，大有泛滥成灾之势，然而对这些出版物中所述种种，即便是著作者本人，心中也是不大有把握的。人们在百忙之中，选中几本去读以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更上一层楼，可读后常大失所望。用抽象理论来阐述简单事实的做法往往是著作者为评定职称而加重砝码。这类书籍文章通常是写给学者们和校园里的莘莘学子看的，而不是写给大众百姓看的。即使硬着头皮耐心地看过了，对实际工作和生活也毫无帮助，除了花费时间几乎别无所获。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学术研究，但更需要对社会公众的启蒙教育和应用。纵观世界各国，国民的经济学素养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志。揭开经济学的神秘面纱，让经济学从经济学家的书斋里走出来，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迫切需要。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说过“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但如何广泛传播经济学，使和寡的高曲成为流行的音符？这是我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时常常浮现在大脑里的一个问题。在我评上教授职称之后，这一问题更是困扰着我，影响着我。特别是在我主持主讲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被评为江苏省级一类优秀课程之后，我产生了撰写一本通俗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冲动。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来不及陶醉于烫金的证书之中，顾不上多呼吸几口悠闲的空气，便准备投入紧张的“业余”创作工作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了这项工程的规划设计，试图结合身边的事例，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普及现代经济学思想理论和方法等基础知识。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经济学的眼光，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观察和思考，而并非象教课书那样做系统的灌输。为了使我的研究生能将所接触和学习到的理论应用于实际，而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自我欣赏，并成为经济学的精神贵族，在制订出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写作大纲之后，我便安排他（她）们进行写作内容的研讨和初稿的执笔。在初稿的基础上我进行了修改、统稿和定稿，并将其命名为《生活中的经济学》。本书由许长新、刘俊等编著，参加编著的还有宋敏、郝琳、徐杏、王甲、庄惠娟、赵国蓉、尚静、金雯飞、张自斌、张孟硕。他（她）们的具体工作在相关篇章的后面都有明确的执笔者署名。好友张军来电邀我将本书在中国知识经济出版社出版，考虑到普及经济知识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方面，于是我欣然应约。本书定稿之时，日历已悄然指向1999年元旦，我也有了一定的解脱感。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得到多方面的协助与支持，谢意难以言表。由于初次涉足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写作，书中定有多处缺陷，但我们希望能给读者多一些回味，少一些遗憾。当读者在百忙之中静下心来，读过本书以后，掩卷回首反思，但愿能豁然开朗：“哦，这就是经济学。”
供给需求曲线，可以看看高鸿业版的宏观及微观经济学，也可以看看国外曼昆版的经济学。
您好，我这有一篇，希望对你有帮助寻找经济决策的政治基础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当中，始终存在两种分歧极大的观点：一种观点深信政府可以纠正市场缺陷，这一观点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已因国家债务失控、各种政府调节手段最终使经济窒息而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另一批经济学家则始终对政府纠正市场缺陷的能力表示深刻的怀疑。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 M ·布坎南和其他几位开拓者，以他们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革新了经济学分析政府行为的工具。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奠定在一个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这些公职担任者在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这种思想的主要推论是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纠正市场错误，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这一学说攻击了势力强大的两大学术集团所珍视的理论：一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只要采用“福利经济学”的处方就可以实现公众利益，而一批政治学家则认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为公众谋得利益。简言之，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人类行为的上述两个方面重新纳入单一的模式，该模式指出，社会行为模式的特点，是在经济市场或在政治市场活动的人采用不同方式处理人类决定的过程。一切传统模式都把经济决定视为制度的内在变化，而把政治决定视为外部因素，人们拒绝就这些外因的规律及其生产进行探讨。该模式指出：承担政治决定的结果的人应该就是选择决策者的人。这番话奠定了整个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从此将经济学引入一个全新的境界。首先，布坎南指出“经济人”与国家理论的困境：经济学以“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为唯一的工具，而作为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则以国家代表社会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这两个学科的分离，使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做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话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理论一遇上“经济人”这一现实问题便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为此，布坎南指出“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是利己主义和狭隘个人利益所驱使的经济人，另一方面是超凡入圣的国家这一逻辑虚构中摆脱出来，将调查市场经济的缺陷与过失的方法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这样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经济人——当人们必须在若干取舍面前进行选择时，他们将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法。这背后始终包含着人们对这一选择的费用和收益的计算，不管这一费用是明晰的还是模糊的。而将这一前提用于对微观经济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时，就会发现它所导致的后果大相径庭。布坎南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对政府行为的分析。�9�0�9�0�9�0�9�0h鮽??????/p>在这一基础上，布坎南将政府的模式归纳为三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第一种被称之为慈善的专普摺Ｕ庵终��陨缁崂�嫖�约豪�妫�⑶野牙�孀畲蠡���慈�褡畲蟾＠�魑�约旱恼�吣勘辏��彼�挚梢员３忠恢志�缘娜ㄍ��皇苋魏卧际�２伎材先衔��庵帜Ｊ街淮嬖谟诠娣毒�美砺壑�校�捎谒�懦�苏�我蛩厝绻�惭≡竦淖饔茫��杂美捶治鑫鞣焦�艺��木�眯形��诶砺凵媳厝皇腔拿�模�质抵幸惨欢ㄒ允О芏�嬷铡?/p> 第二种模式被布坎南譬喻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在这一种模式下，政府的目标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官员的生活和权力需求等，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政权就属于这种模式。对此布坎南分析，尽管这是政府权力膨胀的一种极端形式，但它至少说明有必要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给予法律上的约束与监督。第三种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布坎南假定全体社会成员都通过选票的形式参与政治决策，而政府的经济行为则直接受到民主投票的制约，于是政府决策的取向往往受制于公共选择这一决定性的因素。根据“经济人”这一出发点，布坎南认为，在这种民主模式中，甚至那种“巨物”也比慈善的专制者更具有现实意义。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正处在民主模式和巨物模式之间。布坎南关于政府模式的划分，为以后的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之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构造了一整套论述官僚主义的普遍理论，将政治学的经济分析引向深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 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仪式中客观地总结了这位杰出经济学家的成就：“布坎南的工作填补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缺少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为经济学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如果说经济学在他之前高高飘扬着哈耶克、缪尔达尔等几面具有里程碑意义、为经醚б�厝死喙鼗车奈按笃熘模�敲丛谒�砗螅�乱淮��醚Ъ以谒�墓�惭≡窭砺壑�希��荚擞镁�梅治龅墓ぞ撸�蛘�窝А⑸缁嵫А⒗�费У攘煊蜃鞒隽艘庖逶洞蟮纳畈憔蚪�Ｔ诓坏?30 年的时间内，布坎南的理论追随者中，有不少已成为日益显赫的“制度经济学”之代表人物。 199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更是用历史学的眼光透穿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阵痛的根源所在。我国近几年来由于在改革中遇到诸多难题，经济学界中的年轻一代已开始将眼光投向崛起才十多年的制度经济学，殷切希望将这一学派的理论精髓用之于中国的改革实践。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加强自身的建设工作，立足于本地区的经济特点发展自己的特色经济。也就说看本地区有什么自己的优势项目没有，继续加强本地区的优势项目建设，稳中求进，才是最好的，我感觉！在这基础上发展高科技项目建设，就是长远的发展，把目光看的更远点，发展高科技的项目。只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用均衡原理来描述谷贱伤农现代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宏观、中观、微观多个层次，分析方式也已经由最初的定性分析过度到定量分析。初学《宏微观经济学》教程，密密麻麻的数学模型和推导让我这样的初学经济学的非专业人士望而却步。其实经济学来自生活，经济学的原理渗透了日常生活、生产的每个角落，经济学原理能够在生活中广泛地运用。人类的每一种行为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运用着经济学的法则。比如商品的价格问题,就和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企业生产成本、盈利问题紧密相关。 价格的变动会引起需求量的变动。但是，不同的商品，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是不同的。有的商品价格变动幅度大，而需求量变动幅度小；有的商品价格变动幅度小，而需求量变动幅度大。而“谷贱伤农是我国流传已久的一种说法，它描述的是这么一种经济现象：在丰收的年份，农民的收入却反而减少了。这种似乎难以理解的现象，可以用弹性原理加以解释。”弹性理论正是要说明价格的变动比率和需求量的变动比率之间的关系。需求价格弹性是指某商品的需求量（对企业来说是销售量）变动率与其价格变动率之比。它反映了商品需求量对其价格变动反应的灵敏程度。需求量变动率与价格变动率的比值就是需求价格弹性的弹性系数。即 需求价格弹性的弹性系数＝需求量变动的比率÷价格变动的比率 即需求价格弹性的计算公式为：Ed=(△Q÷Q)╱(△P÷P) =[（Q2—Q1）╱Q1]÷[（P2—P1）╱P1] 它所表明的是：当价格上升百分之一时，需求量所减少的百分数，或者当价格下降百分之一时，需求量所增加的百分数。当│Ed │＜1时，称需求是缺乏弹性的。此时，需求量变动的幅度小于价格变动的幅度；当│Ed │＞1时，称需求是富有弹性的，此时，需求量变动的幅度大于价格变动的幅度。 某种商品的价格变动时，它的需求弹性的大小与价格变动所引起总收益的变动情况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总收益等于价格乘销售量，价格的变动引起了需求量的变动，从而就引起了销售量的变动。不同商品的需求弹性是不同的，所以价格变动引起的销售量的变动是不同的，总收益的变动也就不同。 如果某商品的需求是富有弹性的，则当该商品价格下降时，需求量增加的幅度大于价格下降的幅度，从而总收益会增加；当商品价格上升时，需求量减少的幅度大于价格上升的幅度，从而总收益会减少。例如：某种商品的价格每公斤2元，销售量为1000公斤，该种商品需求弹性系数为2.5。如果该商品降价至每公斤1.8元，总收益情况如何变化？ 已知：P1=2 Q1=1000 Ed=2.5 P2=1.8，设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为X。 则由Ed=[（Q2—Q1）÷Q1]÷[（P2—P1）÷P1] 2.5=X×2.0÷（1.8—2.0） 得X=0.25，即价格下降后销售量增加25%，所以Q2=1000×（1+0.25）=1250公斤。 总收益情况：TR1=P1×Q1=2×1000=2000元 TR2=P2×Q2=1.8×1250=2250元 TR2—TR1=250元。 所以降价后商品的总收益增加了250元。这就是富有弹性的商品“薄利多销”的原因所在。 如果某商品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则情况相反。如香烟的需求曲线缺乏弹性，因为上了瘾的烟客不会在乎价格的高低，所以价格的高低对香烟需求量的影响较小。再如：中国有句古语叫“谷贱伤农”，意思是丰收了，由于粮价的下跌，农民的收入减少。其原因就在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也就是说，人们不因为粮食便宜而多吃粮食，由于丰收了而造成粮价下跌，并不会使需求量同比例的增加，从而总收益减少，农民蒙受损失。不仅如此，粮食是生活必需品，需求收入弹性也小，也就是说，人们收入提高了并不因此而增加粮食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时期出现把粮食和农产品毁掉的作法，究其原因也在于粮食这种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降价不会增加需求量的大幅度的增加，只会减少总收益，所以资本家把这些农产品毁掉反而会减少损失。 相信随着学习的深入，将会学习到更多类似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应用了的经济学规律，并且我们可以应用这些规律解析其中的深层原因
第一篇 《生活中的经济学》序经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西方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时代，在我国则可追溯到孔夫子那里。但如果以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作为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则经济学至今也不过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什么是经济学呢？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如经济学探讨生产什么物品，如何生产这些物品和为谁生产这些物品。在名著《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写道：“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我在《管理经济学》一书中从公平与效率、生产与分配的角度出发，指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如何公平分配国民财富，以满足个人或社会目的的一门社会科学。”种种说法归结起来，总离不开这样一种思考，即经济学是使有限的资源被用于最合理的方面以便增加社会总的财富，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这种对经济学的理解，大致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人或社会的目的或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而经济资源在绝对量上来说是有限的，稀缺的。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工农业的调整发展，污染的日益严重，森林和地下水等可再生的资源及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日渐匮乏，甚至就连以往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和江河之水也因污染而变得稀缺起来。第二，稀缺资源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但一旦用于某一用途就不能再用于其他用途。因此，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都牵涉到选择问题。在这里，效率意味着一国经济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要的物品和劳务，而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经济资源应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第三，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可通过“机会均等”或“结果均等”等制度来寻求公平分配方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机会均等的公正游戏规则，将实现由竞争带来的繁荣。在短暂的200多年中，经济学按照科学的规范建立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逻辑系统。一组初始概念，一套公理体系，精确的定义，严密的逻辑，以至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很少有人能够读懂经济学论文，特别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数学功底，人们不要指望能看懂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的论文。经济学已成为人类社会的“阳春白雪”而难以普撒寻常巷陌人家。世纪之交，经济改革成为全球性流行思潮。而随着原计划经济国家大幅度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一思潮日益成为广泛的社会行动。学习、研究、传授和应用经济学则成了这一社会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学人认真钻研经济学、大胆实践经济学、不遗余力地传播经济学，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经济管理人才，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跨世纪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内近百所大学开设经济管理专业，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各级各类的研究机构对经济理论的潜心研究和深入探讨，极大地丰富了经济理论宝库，为我国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漫步街头巷尾的大小书肆，以经济命名的“大全”、“读本”、“丛书”挤满书架，大有泛滥成灾之势，然而对这些出版物中所述种种，即便是著作者本人，心中也是不大有把握的。人们在百忙之中，选中几本去读以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更上一层楼，可读后常大失所望。用抽象理论来阐述简单事实的做法往往是著作者为评定职称而加重砝码。这类书籍文章通常是写给学者们和校园里的莘莘学子看的，而不是写给大众百姓看的。即使硬着头皮耐心地看过了，对实际工作和生活也毫无帮助，除了花费时间几乎别无所获。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学术研究，但更需要对社会公众的启蒙教育和应用。纵观世界各国，国民的经济学素养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志。揭开经济学的神秘面纱，让经济学从经济学家的书斋里走出来，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迫切需要。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说过“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但如何广泛传播经济学，使和寡的高曲成为流行的音符？这是我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时常常浮现在大脑里的一个问题。在我评上教授职称之后，这一问题更是困扰着我，影响着我。特别是在我主持主讲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被评为江苏省级一类优秀课程之后，我产生了撰写一本通俗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冲动。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来不及陶醉于烫金的证书之中，顾不上多呼吸几口悠闲的空气，便准备投入紧张的“业余”创作工作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了这项工程的规划设计，试图结合身边的事例，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普及现代经济学思想理论和方法等基础知识。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经济学的眼光，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观察和思考，而并非象教课书那样做系统的灌输。为了使我的研究生能将所接触和学习到的理论应用于实际，而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自我欣赏，并成为经济学的精神贵族，在制订出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写作大纲之后，我便安排他（她）们进行写作内容的研讨和初稿的执笔。在初稿的基础上我进行了修改、统稿和定稿，并将其命名为《生活中的经济学》。本书由许长新、刘俊等编著，参加编著的还有宋敏、郝琳、徐杏、王甲、庄惠娟、赵国蓉、尚静、金雯飞、张自斌、张孟硕。他（她）们的具体工作在相关篇章的后面都有明确的执笔者署名。好友张军来电邀我将本书在中国知识经济出版社出版，考虑到普及经济知识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方面，于是我欣然应约。本书定稿之时，日历已悄然指向1999年元旦，我也有了一定的解脱感。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得到多方面的协助与支持，谢意难以言表。由于初次涉足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写作，书中定有多处缺陷，但我们希望能给读者多一些回味，少一些遗憾。当读者在百忙之中静下心来，读过本书以后，掩卷回首反思，但愿能豁然开朗：“哦，这就是经济学。”第二篇 家庭是微观经济活动的综合体, 既有消费的职能, 又有储 蓄、投资和获取收人的职能。作为消费者, 家庭行为的基本目的是咖的最大化, 用最少的花费获取最大数量的享乐与满足作为劳动者, 家庭又追求收人最大化, 是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大的报酬作为投资者, 家庭必须考虑如何将扣除消费后的收人剩余用在能生更多钱的地方。家庭可增值收人又是由前期收人水平决定的。除了劳动报酬、资产收人外, 家庭总收人的形成, 还有一个来源, 这就是转移收人, 它包括亲友的赠金, 父母留下的遗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一部份收人占家庭总收人的份额也在逐渐提高。家庭收入最大化的主要行为有两个一是充分利用家庭劳动的时间资源, 用劳动换取收人, 劳动支出越多, 家庭收人越大。二是将消费后的剩余进行投资, 实现家底资产增值。这是指工薪家庭, 如果家庭同时又是一个企业, 如城市个体工商户或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 那么家庭收人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利润。但这时的家庭已经是集生产与消费于一身了。如果成了家庭企业, 就有了一个经济学中利润最大化的问题了。人们为了家庭生活水平的更加美好, 总是千方百计挣钱, 争取更多的收人, 这就是经济学中收人最大化原理的自觉应用。对于家庭的正常运行而言,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的。一家几口, 衣食住行, 样样离不开钱。你要买辆漂亮的小轿车, 你要培养孩子上大学, 你要交朋结友, 你要游山玩水, 没有钱是不可想象的。家庭收人最大化的第一个措施是夫妻双方都能找到一份薪水比较高的工作, 也就是说首先要力争劳动报酬最大化。在目前情况下, 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劳动报酬的差异是很大的, 同样辛勤工作一年, 其收人大不一样, 进行岗位收人比较与选择对于家庭收人的多少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影响家庭收人的最大化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资产收人。它包括房屋的租金、银行的存款利息, 购买证券所得到的分红等。资产收人的多少取决于资产规模, 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在应用经济学原理, 包括衣食住行、学习工作、教儿育女, 交朋结友、游山玩水方方面面, 如果运用得当, 人们的幸福指数将大幅提升。人们在购物时常常货比三家, 比质量, 比价格, 这就是经济学中价值规律的自觉应用。人们在比较中看哪一件物品更为适合, 更为合算。家庭主妇每天到菜市场上去买菜, 除了注意品种搭配, 营养结构多样化以外, 首先问的是多少钱一斤, 并讨价还价, 尽盆降到最低, 再就是仔细看秤, 看是否短斤少两, 当然对于质量问题是绝不会放过的, 有问题的食品是肯定不买的, 禽流感发生, 不买鸡鸭鹅, 聪明的主妇, 往往是等到下午去买菜, 等到季节变换时去购买衣服, 因为这时价格总是较便宜一些。如果是 购买比较昂贵的物品, 比如小轿车、电视机、电脑甚至商品房之类, 人们会更加慎重, 往往要请专家内行参谋, 进行成本核算, 更加注重质, 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人们在进行投资时, 总是要考虑投资回报和安全系数, 这就是经济学中投人产出原理的自觉应用。有的人不妙股, 不当股民, 或是因为没有钱妙, 或是因为对股市行情不熟悉, 或是认为炒股有风险, 把钱存放银行更为安全可靠。有的人人股合伙办企业, 首先考虑的是有多少利益回报, 同是要考虑的是投资项目有没有市场前景, 合伙人有没有诚信。不少人投资上当受编主要是被高回报或迷惑, 没有识别的本本。人们把手头多余的钱用来买国债、买保险, 是认为买国债与买保险比银行存欲利息多, 划得来。有的人用手头多余的钱用来买彩票, 如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 目的是为了中奖, 原本就知道回报高风险大。有的 人甚至违法参与赌博, 愿望还是赌燕。人们往往十分注意和重视儿女的教育, 舍得教育投资, 这就是经济学中竞争法则的自觉应用。在重视教育的国家,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挣钱多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据美国学者对美国、 英国、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关于教育与收人关系的调查, 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教育程度越高, 早年薪水增长越快, 并且通常是开始的薪水就越高二是教育程度越高, 达到最大工薪的年岁越晚, 并且退休收人越高。在我国, 不但教育投资的私人报酬率还相对较低, 而且还存在“ 脑体倒挂”现象。在有的地方和行业, 大学生和中学毕业生的收人没有多少差别。为何还有那么多的人想读大学读研呢除了中国家庭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影响, 想让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外, 主要原因还是人们对未来教育投资报酬率有看高的预期。认为今后中国今后劳动者之间的收人差别将首先产生于教育程度的差别。现在中国摘的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 而竞争归根结底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们盼望自己的儿女能有出息, 必须加大教育投资, 这对家庭大有好处, 对国家也大有好处。国家提出“科教兴国” , 湖南提出“教育强省” , 可见教育的本质意义。
您好，我这有一篇，希望对你有帮助寻找经济决策的政治基础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当中，始终存在两种分歧极大的观点：一种观点深信政府可以纠正市场缺陷，这一观点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已因国家债务失控、各种政府调节手段最终使经济窒息而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另一批经济学家则始终对政府纠正市场缺陷的能力表示深刻的怀疑。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 M ·布坎南和其他几位开拓者，以他们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革新了经济学分析政府行为的工具。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奠定在一个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这些公职担任者在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这种思想的主要推论是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纠正市场错误，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这一学说攻击了势力强大的两大学术集团所珍视的理论：一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只要采用“福利经济学”的处方就可以实现公众利益，而一批政治学家则认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为公众谋得利益。简言之，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人类行为的上述两个方面重新纳入单一的模式，该模式指出，社会行为模式的特点，是在经济市场或在政治市场活动的人采用不同方式处理人类决定的过程。一切传统模式都把经济决定视为制度的内在变化，而把政治决定视为外部因素，人们拒绝就这些外因的规律及其生产进行探讨。该模式指出：承担政治决定的结果的人应该就是选择决策者的人。这番话奠定了整个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从此将经济学引入一个全新的境界。首先，布坎南指出“经济人”与国家理论的困境：经济学以“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为唯一的工具，而作为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则以国家代表社会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这两个学科的分离，使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做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话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理论一遇上“经济人”这一现实问题便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为此，布坎南指出“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是利己主义和狭隘个人利益所驱使的经济人，另一方面是超凡入圣的国家这一逻辑虚构中摆脱出来，将调查市场经济的缺陷与过失的方法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这样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经济人——当人们必须在若干取舍面前进行选择时，他们将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法。这背后始终包含着人们对这一选择的费用和收益的计算，不管这一费用是明晰的还是模糊的。而将这一前提用于对微观经济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时，就会发现它所导致的后果大相径庭。布坎南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对政府行为的分析。�9�0�9�0�9�0�9�0h鮽??????/p>在这一基础上，布坎南将政府的模式归纳为三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第一种被称之为慈善的专普摺Ｕ庵终��陨缁崂�嫖�约豪�妫�⑶野牙�孀畲蠡���慈�褡畲蟾＠�魑�约旱恼�吣勘辏��彼�挚梢员３忠恢志�缘娜ㄍ��皇苋魏卧际�２伎材先衔��庵帜Ｊ街淮嬖谟诠娣毒�美砺壑�校�捎谒�懦�苏�我蛩厝绻�惭≡竦淖饔茫��杂美捶治鑫鞣焦�艺��木�眯形��诶砺凵媳厝皇腔拿�模�质抵幸惨欢ㄒ允О芏�嬷铡?/p> 第二种模式被布坎南譬喻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在这一种模式下，政府的目标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官员的生活和权力需求等，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政权就属于这种模式。对此布坎南分析，尽管这是政府权力膨胀的一种极端形式，但它至少说明有必要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给予法律上的约束与监督。第三种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布坎南假定全体社会成员都通过选票的形式参与政治决策，而政府的经济行为则直接受到民主投票的制约，于是政府决策的取向往往受制于公共选择这一决定性的因素。根据“经济人”这一出发点，布坎南认为，在这种民主模式中，甚至那种“巨物”也比慈善的专制者更具有现实意义。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正处在民主模式和巨物模式之间。布坎南关于政府模式的划分，为以后的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之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构造了一整套论述官僚主义的普遍理论，将政治学的经济分析引向深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 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仪式中客观地总结了这位杰出经济学家的成就：“布坎南的工作填补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缺少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为经济学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如果说经济学在他之前高高飘扬着哈耶克、缪尔达尔等几面具有里程碑意义、为经醚б�厝死喙鼗车奈按笃熘模�敲丛谒�砗螅�乱淮��醚Ъ以谒�墓�惭≡窭砺壑�希��荚擞镁�梅治龅墓ぞ撸�蛘�窝А⑸缁嵫А⒗�费У攘煊蜃鞒隽艘庖逶洞蟮纳畈憔蚪�Ｔ诓坏?30 年的时间内，布坎南的理论追随者中，有不少已成为日益显赫的“制度经济学”之代表人物。 199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更是用历史学的眼光透穿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阵痛的根源所在。我国近几年来由于在改革中遇到诸多难题，经济学界中的年轻一代已开始将眼光投向崛起才十多年的制度经济学，殷切希望将这一学派的理论精髓用之于中国的改革实践。
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客观趋势和法律要求，昭示着法律文明的进步。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经济法的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信用卡被盗冒用的民事法律责任
一、国外相关规定与我国信用卡冒用民事责任的立法及实践
(一)国外相关立法
1.美国的相关规定
在西方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注重保护持卡人也就是消费者的利益已经成为银行卡方面的国际规则。在美国，有关信用卡冒用风险责任承担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消费者信用保护法》、《诚实信贷法》这两部法案中。《消费者信用保护法》规定：发卡人应该采取措施识别信用卡的使用人是经过授权的，信用卡的发卡人对信用卡是否经授权使用负举证责任;随后的《诚实信贷法》进一步规定消费者或持卡人对未经授权的信用卡消费最多承担五十美元的责任(包括信用卡被偷、被盗、被伪造)。总的看来，这两部法案的相关规定将冒用风险主要转移给发卡机构来承担，而严格限制了持卡人或消费者承担风险的情形，体现了对弱势一方利益的保护。
(1)“未经授权划拨的责任归属”的规定。
“未经授权划拨”(把所有英文符号改成中文)的定义是：美国《诚实信贷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将偷窃或捡拾信用卡后使用的行为称作“未经授权划拨”.所谓未经授权的划拨是指由信用卡持卡人(消费者)以外的未获发动实际授权的人所发动的，从该消费者账户划出资金而该消费者并未从该划拨受益的电子资金划拨。
美国法律规定，消费者对用丢失的或被窃的信用卡发动的交易，包括消费者自己被迫进行的划拨，是未经授权的划拨，适用对未经授权划拨的责任限制。
未经授权划拨的责任限制：《电子资金划拨法》与E条例及其官方人员注释规定，只要持卡人以合理的方式向机构发出了通知，其责任将受到限制。并将持卡人对未经授权的划拨的承担的责任分为三个等级：五十美元，五百美元和无限责任。
未经授权划拨责任限制原则的起源：该法所确立的持卡人责任限制之原则，起源于1976年第一国民城市银行诉莫拉克案。在此案中，法院根据联邦法、州法律和判例，判决被告对这五百美元未经授权的支出只承担五十美元的责任。
未经划拨责任原则的适用：美国的《电子资金划拨法》和E条例还规定：“无论持卡人存在多么明显的疏忽都不影响对其适用责任限制”.在 Russenvs First American Bank-Michigan一案中，法院就持这一观点。该案中，消费者疏忽地将他的ATM卡个人密码写在与卡放在一起的纸上，并将卡与密码交给他女儿，后来他女儿丢失了两者，并因此造成了未经授权划拨的损失。美国法院判决认为：这种疏忽对消费者是否应对卡与密码的发现者启动的而未经授权的划拨承担责任，是无关紧要的，消费者不承担因此疏忽造成的损失。
尽管这种规定容易引发持卡人的道德风险，持卡人可能会谎称某项交易未经其授权而从中牟取不当利益。但是美国的法律作出这种规定的基础是相信绝大多数的持卡人是诚实的，当然这种信任有着庞大的征信体制作为基础。法律同时认为发卡银行在发行信用卡之前就应该意识到信用卡的风险，并且有义务在发卡之前对申请人的信用情况进行调查，信用卡应该发给讲信用的人。况且，刑法上关于信用卡欺诈的罪名也能有效的克服这种道德风险的发生。
(2)“举证责任”的规定
美国国会通过的《消费者信用保护法》规定，信用卡的发卡人对信用卡是否经授权使用负举证责任。《诚实信贷法》则规定发卡机构若要求持卡人承担至多五十美元的责任，还存在进一步的证明义务，即必须证明未经授权使用信用卡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其它要件，具体有：持卡人已经接受了信用卡;发卡人就潜在责任向持卡人发出过说明通知;发卡人向持卡人提供了在信用卡丢失或者被盗时向发卡人发通知方法的说明;未经授权使用发生在持卡人己经将丢失、被窃或其它事件通知信用卡发行者以前;信用卡发行者已经提供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识别一张信用卡的使用者是未经授权的。
这种举证责任的倒置使得处于弱势的持卡人避免了因为举证不能而承担冒用风险的情形，而对于拥有强大技术支持和先进设备的发卡机构来说，这也没有加重其负担反倒有助于其积极采取措施维护持卡人用卡的安全。
(3)“消费者承担全部责任”的规定
美国的发卡机构一般与持卡人约定，在下述情况下，持卡人即使在挂失后仍应承担风险责任：第三人冒用为持卡人允许或故意将信用卡交其使用者;持卡人故意将使用自动化设备预借现金办法或进行其它交易之交易密码或其他辨识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告知第三人者;持卡人与第三人或特约商店伪造虚构不实交易行为或共谋欺诈者等。上述例外条款的规定，不可谓不周全，而且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强调了持卡人在保管和使用信用卡时的审慎义务。
2.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
(1)英国的有关规定。英国同行业公会制定的，要求银行会员共同遵守的《银行营运规则》规定，除非发卡银行证明持卡人存在欺诈或者没有合理谨慎使用各种银行卡，则信用卡丢失或者被盗后，对于持卡人挂失之前的损失，持卡人承担责任最多为五十英磅。
(2)韩国的有关规定。韩国《与信专门金融业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发卡机构应当自接到持卡人挂失请时起给持卡人带来的所有损失负责。
(3)澳大利亚的有关规定。澳大利亚《电子资金划拨指导法》对未经授权划拨消费者的责任也作了规定：在账户持有人不存在欺诈和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对未授权划拨只承担一百五十元或账户中的余额或账户机构被通知接入方法发生滥用、遗失或被窃，或是作为接入方法组成部分的密码的安全性受到破坏时己发生的实际损失。
(二)我国信用卡被盗冒用的现行立法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调整信用卡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有：民商法部门中的《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合同法》、《担保法》中的少数条款;经济法部门中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的一些相关规定。而专业调整信用卡法律关系及实践操作的只有部门规章，主要包括：1999年03月01日起施行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发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2005年10月26日由央行发布实施的《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以及央行于2001年07月09日发布实施的《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于2006年01月26日公布并于03月01日正式实施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其中都仅有少数条文对于信用卡的冒用责任做出了规定。
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也没有行政法规，只有人民银行的部门规章—《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对信用卡冒用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该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发卡银行应当向持卡人提供银行卡挂失服务，应当设立二十四小时挂失服务电话，提供电话和书面两种方式，书面挂失为正式挂失方式。并在章程或有关协议中明确发卡银行和与持卡人之间的挂失责任”,按照这条规定，当持卡人丢失信用卡后，发卡银行的“义务”是向持卡人提供挂失服务。但是，就在这个关于发卡银行的“义务”的条款中，中国人民银行授予了发卡银行可以在章程或者协议中，自行制定信用卡冒用责任条款的权利。因此，目前关于信用卡冒用及挂失的法律责任，主要来源于我国各商业银行的规定及实践。
(三)我国商业银行的规定及实践
工商银行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电子银行章程》规定，信用卡正式挂失前的损失由客户自理。其在银行业首次提出，因客户未尽到风险防范义务而导致的损失，银行将不承担责任。
中国银行规定，信用卡必须通过电话挂失方能即时生效。中国银行的中银信用卡、中银都市卡、中银VISA奥运信用卡实行挂失零风险措施。信用卡遭遇丢失或被盗后，只需致电二十四小时客户服务热线，办妥挂失后即无需承担挂失后的风险。
广发银行去年率先推出了国内首创的挂失前四十八小时失卡保障计划，这项挂失前四十八小时失卡保障功能可以有效地降低未能及时发现信用卡遗失而造成的损失，更全面地保护了信用卡持卡人的利益和用卡安全，但是这项保障措施不包括ATM机、网上支付等须使用密码的交易。
招商银行于2006年4月推出“失卡万全保障”功能，比广发行仅晚了一个月，即挂失前四十八小时内发生的盗用损失，将由银行承担。其中，普通卡每人每年最高赔偿额为一万元，金卡为一万五千元，白金卡按照客户的信用额度为全包。
《交通银行太平洋个人贷记卡领用合约》规定，持卡人遗忘密码或遗失太平洋卡的，特殊情况下，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损失由持卡人承担，如密码重置前使用密码进行的各项交易等。此外，由银行承担挂失之后的冒用风险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领用协议》规定，遇信用卡遗失或被窃，持卡人应立即办理挂失，挂失生效后，发生的非持卡人有意所为而造成的债务和损失不再由持卡人承担。总结以上各个银行关于信用卡挂失的规定与实践，可以看出，我国各个银行关于信用卡冒用责任的规定包括以下两种情况：挂失之后，信用卡被冒用的风险由银行承担，除非出现免责的情形;挂失之前，绝大多数银行规定信用卡被冒用的责任由持卡人承担，目前只有极少数银行，如广发行和招商银行承担了挂失后四十八小时内，信用卡被冒用的部分甚至全部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发生了持卡人与发卡银行关于银行卡丢失或被盗的责任纠纷，法院也基本上支持银行方面的主张，判决消费者承担挂失前所发生的全部损失。
二、我国现行立法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国现行立法规定
本文认为我国关于信用卡法律责任的现行立法存在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界定冒用风险的标准过于简单
我国法律对信用卡挂失的风险责任承担的有关规定，以是否办理挂失作为衡量持卡人是否承担责任的决定因素，将信用卡遗失风险的分担义务由法律义务变为合同义务，对持卡人限额没有任何规定，扩大了银行要求持卡人承担责任的可能性。风险责任前提的简单化使得立法无法对复杂的风险发生情况做出有意义的划分，无法根据信用卡遗失情况及持卡人、发卡行过错程度的不同，对各方当事人的责任进行细分。
(二)对持卡人规定的责任过重
发卡行根据持卡人的申请核发信用卡后，持卡人就拥有了对信用卡的绝对控制权，应当履行妥善保管信用卡的义务。在由于持卡人的过错造成失卡并产生冒用损失的情况下，持卡人应当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信用卡一旦丢失就必然会发生损失，失卡并不是损失的充分条件，因为信用卡消费不同于现金消费，它在时间、空间上的不连续性要求信用卡交易中持卡人、发卡行、特约商户三方主体的紧密配合。在持卡人失卡的情况下，只要发卡行和特约商户能够完全履行自己相应的义务，不法分子通常很难达到冒用的目的。因此，信用卡挂失前的冒用风险应当根据持卡人、发卡行和特约商户在形成冒用风险中的过错类型和程度在三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而不是把这种冒用风险全部强加于持卡人来独自承担。然而，从目前我国各发卡行信用卡章程和领用信用卡协议中的规定看，大部分发卡行仍规定信用卡挂失前的损失由持卡人自己承担，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
(三)对银行规定的责任过轻
从《银行卡管理办法》的体系上看，信用卡冒用的相关责任被规定在第五十二条发卡银行的义务当中，而如前所述，该条规定其实是在授予发卡银行极大的权利，将权利规定在义务中，这显然是种立法上的矛盾，从而也导致也各大银行纷纷在各自的章程或者协议中，扩大持卡人的责任范围，减轻银行在其中的责任。
从法理上看，将两个在经济实力上极为悬殊的主体其中弱小一方的责任交给强大一方来规定，结果肯定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必然对持卡人的权益造成很大的损害。虽然发卡银行和持卡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合同关系，通常由合同法来调整。但发卡银行与消费者(即持卡人)的关系实质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两者之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上，而且还表现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拥有法律赋予的特权即行业垄断权。这显然违反了民法上的公平原则，使得持卡人承担过多的风险，持卡人可能要承担不是因为其过失所导致的损失，这一点亦违反了过失责任原则。
另外，从信用卡被冒用的表现形式和原因来分析，不难发现信用卡被冒用的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首先是技术层面，发卡机构、特约商户的防伪防盗设备和技术相比现今高科技高智能的犯罪仍然存在不少漏洞;再者是人为层面，主要表现在发卡机构和特约商户的工作人员业务素质不高，程序操作不规范，持卡人没有谨慎的保管信用卡。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明显把冒用的情形简单化，甚至将银行自身由于技术问题产生的冒用风险完全转嫁给无任何过错的持卡人，是十分不合理的。
三、完善我国信用卡冒用民事责任的立法建议
由于中国目前支持信用卡挂失风险运作的基础—信用机制尚未健全。因此中国要想在信用卡领域取得成功，既不能照搬欧美的模式，也不能照抄台湾的经验，而是要根据中国的民族传统习惯，借鉴国际上好的立法技术，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形成自己的模式，才能使信用卡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很好的保护。
(一)尽早出台《信用卡条例》
2005年04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公安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商务部、税务总局、银监会、外汇局共同发布的《关于促进银行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起草《银行卡条例》的构想。虽然这意味着在将来的立法规划中，银行信用卡业务还是将和借记卡等其他银行卡业务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立法调整，但这毕竟是信用卡专立法中的一大进步。《银行卡条例》构想的提出，把规制信用卡业务的主要法律依据从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上升到了国务院制定并公布的行政规范，使之在法律效力上高于其他有关信用卡的规章和政策，在调整信用卡业务的专门法律法规体系中初步形成一个核心，立法层次的提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该行政法规在内容上超越金融机构狭隘的部门利益，对信用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予公平的法律保护。同时也应完善信用卡配套法律法规，颁布信用卡格式合同范本，加强对信用卡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二)明确挂失后冒用的损失由银行承担
挂失后信用卡仍出现被冒用，主要原因是在挂失人挂失与发卡银行向各特约商家发放止付名单之间往往存在一个时间差。而时间差的存在则是技术手段不够先进、存在缺陷所致。银行发行信用卡、开办信用卡业务，应当考虑到可能发生的风险，理应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提供相应的健全的技术支持，将风险降低以至消除，这是银行的义务。同时，解决挂失后冒用风险的可能性在于银行技术与业务水平的提高，惟有银行才能有效防止风险发生。而作为信用卡持卡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挂失后冒用的损失应当由银行来承担。
(三)明确挂失前二十四小时冒用的损失承担
在信用卡脱离持卡人控制和挂失止付之间，往往存在一个时间差，而冒用人往往利用这个时间差，侵犯持卡人的财产所有权。因此，对这个时间段的冒用责任做出具体的规定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笔者认为，二十四小时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时间段，如果规定的时间过长，比如广东发展银行的四十八小时甚至更长，会容易导致持卡人怠于挂失，可能导致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规定二十四小时内的责任归属，一方面可以督促持卡人及时履行挂失的义务，另一方面也能够很好地保护持卡人的利益。笔者认为在这二十四小时中，持卡人应当承担限额的责任，特约商户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其余的责任由银行承担。
1.持卡人承担责任的条件与责任限额
持卡人对于信用卡件具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当由于持卡人自身疏忽导致信用卡落入他人之手而任意取现或透支时，对此后果持卡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从原则上讲，持卡人应对挂失前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对于合法持卡人失卡后、挂失前的责任承担问题，由其承担部分的责任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其未能履行保管义务，且若挂失前的责任由发卡行或特约商户全数承担的话，无疑会诱发消费者的道德风险，增加金融消费领域中的不稳定因素。
2.明确举证责任由银行承担
笔者认为对信用卡冒用责任的承担最公平的解决方式是：采纳过失责任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金融机构承担举证责任;持卡人仅对其重大过失承担责任限额内的责任，其他损失的责任由金融机构承担，金融机构可就此向保险机构投保转移风险，且成本比持卡人低很多。
由此造成银行的损失可以向保险机构转移。这是指发卡机构通过向保险公司投保，在发生风险损失时，由保险公司补偿，从而避免或减少实际损失的一种形式。保险作为一种风险管理策略，在金融风险管理中已有很久的历史，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过后，美国就开始了存款保险制度。现在信用卡风险管理中运用也越来越多，是分散风险、补偿损失的一种重要手段。发卡机构可以把开展信用卡业务的一些难以预料的意外损失，通过少量的保险费的支出而获得及时、满意的补偿，从而降低或减少风险，这对发卡行来说是非常经济的。
另外，在电子资金划拨中记录银行与客户之间交易的凭借是交易数据，与传统银行业务交易记录的纸质单据相比其具有两个特点：其一，交易数据都储存在银行的服务器中，交易过程的记录完全由银行制作和掌握，银行在交易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客户手中不掌握任何交易数据的备份;其二，电子数据易于篡改，被投机者利用的可能性极大。这种交易行为的特殊性，使得“谁主张谁举证”这一民事诉讼举证原则不能适用于银行与客户之间产生的电子银行业务纠纷。为了避免这种由于发卡银行掌握所有原始证据材料，而持卡人不掌握，却还要求持卡人进行举证的不合理做法，我国立法应当在损失分担规则中明确银行的举证责任义务。
(四)明确银行应当承担的责任
立法应当明确银行的责任：对信用卡承担实质审查义务，否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对身份证件承担形式审查义务，否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发卡机构在信用卡被冒用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须承担该责任，甚至主要责任。这一点对发卡机构来说的并不是不公正的。从发卡行与持卡人的信用卡合约来看，发卡机构不仅是发行信用卡的机构，而且在发卡后更有保障持卡人安全用卡的义务。从技术层面来看，发卡机构拥有先进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才，能够较好防御的信用卡被冒用的风险。反过来看，将冒用风险主要转移给发卡机构，也有利于其加强安全技术，加快设备的更新，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再从规避风险的便捷性看，经济实力雄厚发卡机构可以通过引入保险机制，将冒用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以有效减低银行和客户双方的损失。
1.银行应对信用卡承担实质审查义务，否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银行对于信用卡真实性的审查应是一种实质审查，而不是形式审查，银行对自己签发的信用卡应尽到绝对的审查义务。如果允许银行对信用卡的审查仅尽形式审查义务，让银行以已尽形式审查义务而免除其在真实信用卡下付款付息的义务，对存款人来说殊为不公。因此，从银行与存款人利益平衡的角度有必要让银行承担起对银行卡的实质审查义务。
《中国工商银行异地通存通兑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柜员审查所受理卡是否为已开通异地通存通兑业务行的牡丹灵通卡，卡片是否打测、剪角、损坏、涂改，是否有样卡字样”.从此表述看，工商银行规定其仅对牡丹灵通卡进行形式审查。银行的这种观点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柜台人员只能凭肉眼和工作经验对卡片和身份证件的材质、样式、颜色等进行一般的形式上的审查，对于其他只能由精密仪器才能鉴别出来的细微差别，银行则无法承担鉴别责任”.该种观点也成为银行方面一贯主张的观点。
但是，从信用卡合同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出发，我们有必要对此种认定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信用卡由银行签发，证明信用卡合同关系的存在，其真实性为合同法一般原则所要求。对信用卡真实性的鉴别是确定信用卡合同关系真实性的前提之一，也为下一步银行鉴别持卡人身份奠定了基础。假的信用卡并不能代表真实的信用卡合同关系。银行对信用卡真实性的鉴别是其履行付款义务的第一个前提条件，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条件。以假信用卡对外付款的行为不应该消灭银行依据真实的信用卡合同关系所应负的付款付息义务。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银行对于信用卡真实性的审查应是一种实质审查，而不是形式审查，银行对自己签发的信用卡应尽到绝对的审查义务。
2.银行应对身份证件承担形式审查义务，否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要求银行对身份证件承担实质的审查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是不现实的，其原因在于：向金融机构提供真实有效的证件，是法律对开立账户当事人提出的要求，《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六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另外，从银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角度来看，金融机构对当事人提供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也仅能作形式上的审查而无可能进行实质性审查，因为金融机构本身就不是证件真实性与否的鉴定机关，也无权作出鉴定结论。
身份的确认是一个重要的环节，银行履行付款及付息义务以此为前提。一些学者认为，银行对身份证件应承担实质审查之责。他们认为，“在银行与持卡人之间，银行作为商法领域的商人，有专业上相对强大的鉴定识别能力、业务风险防范与承担能力，而持卡人在这些方面则要相对弱些。更何况在被冒领过程中，持卡人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银行作为参与者，应当有更多的积极作为义务”,“银行不能以自己不能辩明身份证的真伪而将错误支付的后果转嫁到持卡人身上。银行只有针对出现的问题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加强工作人员的责任心，确保对持卡人款项的正确支付，保证持卡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只有这样才能维护银行信誉，促进自身发展。”
但是笔者认为，银行既不是身份证的发证机关，也不是具有专业鉴定职能的鉴定部门，客观上并不具备判断身份证件真伪的专门技能和人员。银行若对挂失当事人的身份证等进行实质性审查，验明正身，也于法无据，挂失人与发证机关均无配合协助的法定义务，同时也缺乏必备的设施、专业的技能和有效的途径，而最终无法实现。
>>>下页带来更多的经济法的论文范文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作为现代性法的经济法，要充分发挥出法的实践功能，必须建立在对其根本性特征的深刻认识与理解之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法的动态性和政策性入手，整合为经济法之区别于民商法、行政法之显著特征之经济法的相对软性，详细阐述其成因、内容及对经济法实践的意义。所谓经济法的相对软性，主要是指，在经济生活急剧变化的今天，由于受到经济变化的影响，经济立法变动较快，法律规范与经济政策之间的界限不甚明显，较之传统稳健的具有大陆法色彩的其他成文法，显得较为灵活和多变，并且在经济执法或司法中显示出非严格性，所以借助国际法中“软”的概念，取其不稳定、不强硬之意，对经济法法律规范本身的特点进行一些描述。 一、 经济法的动态性 （一） 经济法动态性之界定 法律之稳定性作为法之价值体现，一直以来为学者青睐有加，人们可以凭法而对自己的生活有预期，进而确定自己之行为模式，成为法之社会功能的重要表现。但从本质上说，所有的法律都不是绝对稳定的，因为“稳定性和确定性本身却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法律还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而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基于调整对象之多变性，更需适时适度的作出变动，体现出独有之特征。 首先，“市场失灵”的理论给经济法提供介入市场的理论基础。“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有差异；又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因而使干预范围之确定变得相当复杂而有动态性，国民经济的各领域都可能成为国家干预之对象，只是在不同阶段实际受干预的领域不尽相同。 其次，既使市场良性有序的运转，也并非意味市场即静止不变的，而处于运动发展之中，因而国家不必时刻对某种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经济法的主体范围会发生变动呈现出一定之动态性。 再次，从经济法之发展趋势来看，深受经济学理论之基础性影响，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大萧条，凯恩斯革命，大滞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思想通过经济政策渗透至经济之法，基于经济学理论之百家争鸣及统治者之选择使用，经济法也呈现出方向性之变动。 故经济法的动态性可界定为：经济法不可一成不变，为了实现国家干预经济之职能，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之变化而变化。 有些学者在界定动态性概念之后，特将动态性与不确定性，模糊性作比，认为 “动态性是具一定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不确定性则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而且“法的模糊性也是法的一种不确定性，是法的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然而在法哲学之法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之观念上我们已知道：我国虽继受前苏联之“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说”，但社会生活之实际、客观规律仍是法之生命源泉，脱离了经济基础与人们内心对公平正义之认同，法律的社会功效是会大打折扣，甚至于沦为“恶法”的。故在谈论法之动态性时，就已经包含了法之客观性之基础问题的认同，无需再强调之。 （二）经济法动态性之成因 1.经济法的外部条件决定之 首先，“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虽然不具有统一的智力，它却解决着一种当今最大的计算机也无能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但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调节和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即市场失灵。表现在： （1） 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它在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公共产品具有强烈的“外溢性”，诸如市场主体可以不付代价地得到外部之经济效益，或由于外部之损害而得不到应有之补偿。而且诸如国防、消防、科教文卫等公共产品，市场机制不能完全提供。 （2） 市场竞争的失灵。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往往导致垄断，而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就会破坏市场机制，排斥竞争，导致效率降低。 （3） 市场不能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场交易原则的平等自愿和等价有偿，但由于经济个体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收入水平必然会有差异，且价格随供求波动，市场的自发调节易引起收入差距扩大，使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即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大因素。 （4） 市场调节本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价值规律对市场的调节实际上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信息反馈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 （5） 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市场价格的滞后和偏差使信息具有稀缺性，尤其是交易双方不对称的信息分布，会引发主体的投机主义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以及商品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 （6） 存在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最典型例子。在市场体制中，每个市场主体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没有一个主体在主观上为市场的宏观效率负责。也就是说，市场是一个没有“大脑和心脏”的机体，因此运行过程中方向的迷失在所难免。 市场失灵是在市场发育过程中逐步显现的，随着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市场成熟度的变化而波动，从而呈现出“动态性”。故对此进行干预的经济法也必然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主要为调整的手段具有综合多变的特征。 其次，“政府失败”的存在。主张运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干预经济的各种经济理论，基于一种认识：即政府比单个经济主体掌握更多的信息，在某种意义上是说政府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单一主体，故而可以有效消除单个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中的试行错误。但上世纪70年代“大滞涨”之事实表明，与市场机制的运作失灵一样，政府也存在失灵。其根本原因在于强调政府对经济实施高强度干预的主张，过于夸大了政府的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下，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准确收集信息，并由于政府自身的偏好，异化的政府可能不能形成与整个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社会偏好。因而政府事实上很难做到能够在最合适的时机、以最适当的强度实施对经济的干预。而且，即使作为理论概念的政府能作到这一点，也难以保证具体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政府意志之忠实贯彻，这将带来巨大的成本。 故应有谨慎认识政府作用之基础上，承认政府对经济之干预，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既能使这种干预的成本最小，又能有效弥补市场机制本身的不足。即存在一潜在边界，政府不能越界行事。反映到经济上，表现为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之不固定性：当市场出现失灵时，需要将原本不属于经济法调整的对象纳入调整范围，表现为一定之扩张性。当市场失灵因国家干预而得到弥补后，由于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政府就要收回“干预之手”，经济法之调整范围因而收缩，表现出一定之回复性。 2 经济法的自身品格决定之 首先，经济法的动态性是由经济法宗旨决定的。经济法的宗旨是“政府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保障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为实现此宗旨，经济法将其着眼点放在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即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上，而不像民商法之着眼于价值规律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上。而且从时间上看，市场机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社会和市场中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则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多变性。故针对这些变动因素的国家干预也必然具有多变性。 其次，经济法的动态性也是由经济法性质决定的。现在多数学者对经济法之界定为社会法性质，以期弥补无法纯粹将之纳入公法、私法之困境。但由乌尔比安对公私法之界定并佐之以史尚宽先生关于现代公私法之观点：公法调整政治关系以及国家应当实现的目的，有关国家的稳定；而私法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利益确定条件和限度，涉及个人福利。可以认为经济法带有强烈的公法性质，其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都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存在。与行政法之“有限政府”的控权法不同，经济法之授权法性质又给予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途径以较大的空间，时时与民商法等私法耦合，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变动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这类纯粹的私法。因为作为私法的民商可以以主体之相互合意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排除法律、政府的积极介入，民商法之调整手段可具有原则性统领意义，具体由各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丰富之，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而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权利和义务的运用不允许随意变通，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旧的经济法的不适应，不能由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靠合意去克服，而只能通过经济法的变动去克服。 （三） 经济法动态性之内容 1.变动性 如前所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调整范围、调控主体等一系列方面随经济社会之变动而变动，故此不加以赘述。 2.扩张性与回复性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基于弥补行政法之介入经济生活之无能力，有限政府“限权”之功能而为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操作运用而“授权”，是国家运用公权力对私权利之干预。一方面，在市场失灵时，对那些在市场正常时不应由其干预之经济关系进行干预，触及市民社会内部运作，这是对民商法的缺陷的弥补，是必要之“扩张”；另一方面，作为常态的宏观调控，经济法赋予调控主体的国家经济管理职能，保证其宏观调控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但只要是权力就具有扩张性，具有管理扩大化的倾向，这也是动态性之表现。 但在我国之特殊国情之下，“有限政府”之观念尚未完全建立或深入人心， “官本位”统治长达二千多年，国家运用起经济法之扩张性功能时得心应手，市民社会也长于依赖国家之干预，对防范来自国家之越权侵害缺乏怵惕之心，甚至认为理所当然。因而强调经济法之回复性就更为重要，也即保持政府干预之“度”的问题。 对于第一方面的扩张性，应从经济法对调控时间、调控力度、调控手段之明确和程序性规定来防范公权之界越。而对于第二方面的常态扩张性，就应从“控权法”角度理解经济法，转变“政府管一切”的观念，附责任于权力之后，启动权力即意味着责任之“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高悬，以达到经济法的回复性。 3.相对稳定性 任何法律若失去稳定性，必难以实现其指引行为的社会功能。“一个完全不具稳定性的法律制度，只能是一系列仅为了对付一时性变故而制定的特定措施。它会缺乏逻辑上的自恰性和连续性。”经济法具有动态性，但也是一个个相对稳定且具有延续性继承性的经济法律制度才构成了经济法发展的历史。
认识经济法论文2000字篇2 论经济法中社会中间层的地位和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中涌现出了一批不同于政府与企业的组织，这些组织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以及市场之间相互联系起到中介作用，它就是社会中间层，其产生得益于物质生产关系的变动，已经逐渐受到了尊重与理解。 一、社会中间层是作为经济法主体的适格性 经济法主体区别于民法主体以及行政法主体。根据角色理论，同一主体，由于受不同的法律规制，因而其角色可能会不同。中间层根据其角色的不同可以分为民法上的主体也可以分为行政法上的主体，也可以分为经济法上的主体。但根据社会中间层的双重属性可以得知其划分为民法主体或者行政法主体是有理论上的缺陷的，因此我们把社会中间层定义为经济法上的主体。 1、社会中间层的产生与经济法的兴起具有相似性 经济法是在政府失灵以及市场失灵“双重失灵”的背景下产生的，这种“失灵”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不稳定、微观经济低效率、社会分配不公。而社会中间层也产生于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导致对于一些问题无法及时处理的情况下，其产生主要用于解决“双重失灵”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这种产生的背景也完全符合经济法所追求的平衡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经济增长、保障效率与公平、协调经济发展的目标，因此二者具有相似性。 2、两者都注重追寻社会公共利益 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主要价值观念，以社会本位作为其基本立场和归宿。社会中间层作为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的群体，具有很强的公正公平性。两者都注重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主要目标，均具有很强的社会正义性。 3、经济法与社会中间层都具有缓冲作用，都发挥着媒介作用 经济法是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伴随着政府与市民社会的联系加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不断完善，传统的私法以及公法对众多的主体已经无法进行调整，因此作为第三种法域的经济法即应运而生，经济法的出现更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更能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市民社会、市场与市场之间起到良好的“润滑剂”的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也起到了缓冲作用。 二、社会中间层的类型化分析 1、经济管理主体 经济管理主体，主要是指依据宪法和行政法设立，由宪法和行政法明确其性质、职能、任务、隶属关系等，承担决策、协调、执行、监督等国民经济管理职能的组织或机构。该类主体是管理性与经济性的结合，不仅其管理对象具有强烈的经济性，而且其管理手段也具有强烈的经济性。当然，经济管理中不应当排除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 2、社会中间层 社会中间层是指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主体，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主要团体。主要包括：行业中介性组织、特殊资格的企业以及其他中介组织，这些组织根据法律的规定以及特定机关的授权，享有一定的经济权限，并在权限范围内进行协调与管理。 3、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是指经营者、劳动者以及消费者等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参加者。市场主体是国民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国家的经济管理活动最终通过他们的行为最终得以实现。 三、社会中间层的功能分析 1、分离于政府的功能 (1)公共服务功能。社会中间层主体种类繁多，提供的服务也是多种多样。就其存在的活动空间而言，他们的公共服务主要分布在经济鉴证、环境保护、权益保护、社区服务、经济中介等领域。其基本职能主要是：资产评估、消费者权益保护、社区服务、经济中介等方面。以美国加工商协会为例，其功能主要表现为：它承担着教育培训、科研、食品检验、产业规划、法律咨询、国际合作、商业保险、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大量工作，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使其受到很好地发展。 社会中间层的这些职能与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职能还是有所不同的，最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其自发性，社会中间层会自发组织社会活动项目以保障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是一种民间的自发性组织或者社会团体。但是其保护的利益却没有政府社会保障的范围广。 (2)社会保障功能。社会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资源，保证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公民能够维持生存，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同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增进公共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社会中间层提供社会保障的对象主要是：红十字会、慈善组织等。 2、独立于市场的功能 (1)对市场的监督功能。社会中间层可以在交易的过程中对交易相对人的资格、交易标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对交易的价格、真实性进行审查。 (2)自律功能。社会中间层是相对于政府与市场主体而言的，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具有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它可以通过颁布内部章程来约束内部成员，此种自律性的行为不受其他任何成员的干涉。但是这种自律性必须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违背法律的行为是不受法律所承认的。 3、调节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特有功能 (1)沟通协调功能。社会中间层的最突出的额特性就在于其协调性。政府与市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主体，一方的急剧膨胀会导致另一方的权益受损，因此需要社会中间层进行介入，以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具体表现为：社会中间层主体将政府制定或出台的政策、法律传达给社会主体，使其更好地贯彻国家的政策或法律意图，规范自己的行为、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社会中间层主体也应当将其掌握的大量的市场信息反映给政府，使其制定出更符合市场规律与需求的经济政策。此外，社会中间层的作用还体现在调节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2)保护恢复功能。社会中间层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保护单独个体的利益，尤其是保护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恢复其被侵害的权益，社会中间层可以利用其相对有利的地位以及专业化的知识水平来组合优势资源，去帮助更多的弱势人体。 (3)预防功能。为预防市场失灵，国家需要有效的介入到市场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但是过多的政府干预，会阻碍市场发展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因此社会中间层必须要保障国家干预的适度性与有效性，预防过度干预带来的恶果。 (4)补充完善功能。对于国家以及市场难以进行调节的领域，社会中间层应该积极明确自身任务，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健全做出最大的贡献。 四、结语 社会中间层作为经济法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中间层作为新生力量，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我们在研究其具体内容以及运行机制的同时，也要注意在法理、学科等角度突出其重要地位，以此来获得更多的重视。我们要通过更多的途径来发挥其积极作用，减少消极作用，为社会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猜你喜欢： 1. 有关经济法方面的论文发表 2. 关于经济法方面的参考论文范文 3. 经济法的论文参考 4. 有关于经济法的免费论文
卓砚论文发表网
正当各界都热烈关注我国“三农”问题，并为突围“三农”困扰、忧虑时，我们有没有想到马克思？有没有想到向“穷人的经济学”第一本经典——《资本论》请教？诚然，《资本论》不是包治社会经济疾病的百科全书，也不是具体教人们发财的致富手册，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却可以引导穷人走出困境，奔向小康，步入富裕的金光大道。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在我联系解决中国三农问题重温《资本论》时，获得了许多新的启发。在此我愿与经济管理者与各位同仁分享，更欢迎各位同仁与网友的批评。马克思在对重农主义的扬弃中，对农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见解，至今，这些被长期尘封的理论观点依然熠熠闪光。它对于理解当前我们的科学发展观与解决三农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如何认识农业的地位？它永远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在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农业问题始终都是他的关注点。农业是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他的视野：一是他在考察经济关系演变历史时对农业所有制问题进行了分析；二是他在涉及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时，对农业的基础作用进行了分析；三是他在分析资本原始积累、资本形态转化时，对农业及其地租进行了分析。从抽象的意义来看，马克思在历史的与逻辑的双重方法论上，对农业产业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给予了定位。马克思在论述地租问题时，强调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他说过：“作为农业（它是基础）”。“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他还曾指出：“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而且对于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之变成独立劳动部门，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自然基础。”[i] 他甚至还将农业部门作为社会生产劳动的必要部门来看待。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他指出，“农业的一定发展阶段，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资本发展的基础。” 事实上，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纵向即产业演进、分化角度与国民经济的横向双重角度强调都认为，农业是基础。这一高屋建瓴的视野，至今仍然具有认识论上的至高点。所谓农业是“资本发展的基础”，强调的是资本造就的市场经济，必须以农业发展具有足够的生产力为基础，必须以农业本身的高度发展为支撑。今天我们解读这段话，我以为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农业，没有富裕的农村，也就没有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必须从农业抓起。回首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国策，也正是这一理论的实践。现代工业化的进程，决不应该是对农业的轻视与抛弃，而应该是将这一基础产业提升为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新高度。对待农业，我认为我们需要心灵的敬重。农业对于中国，还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农业在不同国度其经济功能大体一致，但土地对于中国来讲，人均土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 多一点，意味着占世界七分之一的土地养活着超过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土地，在这里主要担负民众的食物来源。也就是说，土地的食物供应比重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于人均土地多的国家来说，它可以有经济作物功能，有加工业原材料功能，有观赏、旅游、休闲功能，也可能有休耕功能。对于我国人均耕地仅为1.59亩来说，必须牢记它主要是为中国人提供口粮的功能。那种克隆国外土地使用结构，效仿人均土地多的国家在城市建设，特别是房地产上的豪华占地的模式，注定是行不通的，短视地以经济权利执意运行，日后付出的历史代价将是沉重的，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下面的名言务必不要忘记：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报复。可喜的是中央历来都十分重视农业问题。书记抓农业，是党历来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所谓“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成为重视农业的关键词，而赋予了时代涵义。§ 如何认识农业的前景？它永远是朝阳产业、日不落产业、常青产业长期以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农业是日益衰落的夕阳产业。这一观点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我国农业发展，必须予以摈弃。农业，是人类整个经济发展的起始点。中国哲人讲，民以食为天。在衣食住行中，食是根本，因为它关乎人的生命维系。农业的起始基础，不会因为产业发展与分化，不会因为工业革命与新技术革命而消失或者削弱。无论世事沧桑变化，人类对于农产品的需求永远不会变，人类对于农业的依赖永远不会变。在发达国家，农业在国 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降低，农业人口减少到15％以下，这丝毫不说明农业本身的衰落与产业光芒的暗淡。相反，它正说明当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使得这个产业青春焕发。在美英日德这样发达国家中，只占全国就业人数百分之几的劳动者为全社会提供着农副产品，甚至还有出口剩余，这究竟是农业夕阳化的证据，还是农业朝阳化的证据？这个结论是异常明白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农业从来都没有被认为是农业一个夕阳产业。他在批评马尔萨斯农业收入递减论时，满怀激情地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明创造为根基，强调农业不仅不会衰落，反而会因科技的进步而获得提升。后来百余年农业发展的实践，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当年的预言。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他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农业本质特点：可持续的再生性。他指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 农业的可持续再生性特点，源于农业的经济过程与农作物生命周期的更新过程同步。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生产与生物生命更新同步进行、交织一起，生命的繁衍与再生生生不息带动农业经济生产过程的可持续地再生。这样，农业再生产过程的能源取自于大自然，还原于大自然，形成是一个完美的环环相扣、共生共养、循环往返的可持续过程。正因为农业的经济过程和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同步，因此农业最先得益于自然力的大规模利用，大大早于工业。“这个生产率，这个作为出发前提的生产率阶段，必定首先存在于农业劳动中，因而表现为自然的赐予，自然的生产力。在这里，在农业中，自然力的协助——通过运用和开发自动发生作用的自然力来提高人的劳动力，从一开始就具有广大的规模。在工业中，自然力的这种大规模的利用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出现的。”[ii] 显然，自然生产力是可重复的，是再生的，而且社会成本与经济成本都十分低，迄今在大规模利用自然力的方面，农业开发空间还很大。既然农业的经济过程和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同步中，我们必须在农业生产中更为尊循自然，按照自规律科学地进行农业生产与开发，而不能以蔑视自然，违背自然，甚至以破坏自然的手段来发展农业。这使我们重新认识农业给予了一个新思维：农业决不是夕阳产业，它是永远的常青产业，是万世不变的朝阳产业。 所谓农业夕阳产业论，我以为这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伪概念。国内外发展经济学诸多学者陈陈相因，几乎是不假思索，未经论证地以讹传讹，实在是对农业的一种亵渎。所谓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首先应该从重新认识农业，认识农民是这一朝阳产业的守望者这一崭新观念出发，方才可能进入突围三农问题的正确路径。§ 如何认识农民？承认其劳动力所有权是农民的天赋权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前提，是资本能够在市场上买到劳动力。而劳动力可以为劳动者自由支配，是以劳动者获得自由为前提的。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农民获得自由支配属于自己所有的劳动力和劳动条件，“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形式。”. 丰裕的劳动力，来源于广大获得自由的农民。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农民转变为工人，是因为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在中国，则来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我们知道，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首先是解放了农民，使过去如同植物一样被置于土地上而不能自由流动的农民，变为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自由择业的劳动者。这一点是通过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而实现的。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又能自主支配自身的劳动力，自主地开展经营活动，从而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这一过程中，农民自身的劳动力获得承认。如果说天赋**，劳动力所有权才是最核心的天赋权利，它是劳动权的核心。承认劳动力所有权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为我国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它直接为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网络经济时代，由于智力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作用提升，劳动力所有权，获得与资本所有权共享新经济成果同等权利。但是，作为一般的农民工，他们的劳动力所有权并没有获得尊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这种天赋权利被资本极大地漠视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对农民工的种种歧视行为，压低报酬与克扣工薪，恶劣的工作环境等等，都是对劳动力所有权的蔑视。特别要指出的是，现今的户籍制度，仍然是加在农民工身上的一个桎梏，一个不平等身份歧视。平等的公民权利，已经成为农民工进城工作与定居生活的重大障碍。北京市一个政协委员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案妄图为农民工进城居住制订“准入制度”，消息传出，立即在互联网上遭到潮水般地反击，可见民愤之激！在北京，几乎有1/3的流动人口，因而最近又有人建言，要求将外来人口挡在城外，提高雇佣外地人的成本，减少雇佣外地人的机会，家政服务及餐饮服务应由北京市下岗人员承担，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提高生活成本，实行住宿限制，没有达到要求的居民个人房屋不能随意出租，从 而限制低收入外地人进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6〕北京尚且如此，农民工在其它城市的公民待遇可见一斑。§ 如何认识农业的深度开发？追求级差地租ⅱ，是农业深度开发的重点与方向马克思关于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含扩大再生产理论、关于级差地租ⅰ与级差地租ⅱ的论述，不仅为农业产业化发展与农业增值发展提供了战略思路，同时也为城镇房地产业的持续开发提供了战略思路。
请你在百度搜作文论坛再行查找
略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模式的转变 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模式，就是指政府在调节和控制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所形成的特定关系。主要包括政府经济职能、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和政府宏观调控关系三个方面。三者内在逻辑关系是：政府经济职能是基础，它决定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也就是说，政府管什么，决定了它采取什么性质的措施(施用什么性质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又最终决定政府宏观调控关系的性质，即不同性质的政府经济调控行为导致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建立的关系类型不同；不向类型(性质)的政府宏观调控关系又反过来影响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和政府经济职能的实现程度。这样三者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形成二个动态的宏观调控模式。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深入，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转变；政府宏观调控关系的转变。本文试图从这三方面对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模式的转变问题进行探讨。 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模式有效运行的条件之一就是解决它将对“什么”发挥作用，即宏观调控的对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由计划经济时以对微观经济为中心的调控转变为以对宏观经济为中心的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这种转变具有以下特点： 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恰当性。我国政府经济职能不是原来计划经济时期那种完全抛弃市场的作用，政府垄断性的调控，而是市场和政府职责合理分工，二者职能互补。市场和政府都是配置社会资源的工具，凡是市场配置资源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效率、竞争力、活力等市场都发挥作用。同时，由于市场又不是万能的，凡是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应充分行使其职能，主要表现为：(1)市场机制既无法控制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又无法控制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通货膨胀等同题。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一；(2)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成本高、效益低等特点，这使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失灵。这样，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二；(3)经济活动产生的“消极外部性”，即对他人产生不利影响，将部分成本强加于他人而无需支付代价，如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等。仅靠市场机制无法吸引企业自觉控制污染，消除消极的外部性。政府应责无旁贷承担排除经济外部性的职能，这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三：(4)人所共知，虽然市场机制能有效解决效率问题，但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调节社会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四。(5)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在于法律规范的保障。因此，建立法律体系，维护市场秩序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五。这五项基本政府经济职能是政府与市场相互配合、协调互补的产物，表明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恰当性。 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科学性。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性，人们遵循其规律就会成功。否则，就会遭到惩罚。掌握经济规律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对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一点已为中外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我们完全忽视市场的作用，一味强调政府的作用，政府的经济职能无所不包，其结果使我国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后，我们逐步突破计划经济的樊篱，实行市场经济，转换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二者协调作用，使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健康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世人瞩目。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初期，一些国家接受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把政府仅仅置于“守夜人”的地位，弱化政府经济职能，完全让市场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其结果造成了20世纪 30年代“最深刻、最持久、最广泛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于是，各国纷纷抛弃自由放任思想，而接受凯恩斯的经济干预思想，政府由“守夜人”转变为积极“干预者”，强化政府职能，经济活动由政府来调节，削弱市场机制的作用，其结果再一次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滞胀”。为此，各国纷纷总结经验，积极探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采取了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混合型”经济模式，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协调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综上所述，中外政府在探求政府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即合理确定政府经济职能时，都因没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职责关系而产生失误，这充分证明了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