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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创立者。恩格斯与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的关系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另一方面,恩格斯又是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的理解者。作为理解者与被理解者的关系,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既有基本一致的地方,也会有所差别,不能简单地把恩格斯看作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在理解新旧唯物主义的差别时,具有不同的视野,马克思从对思维和存在现实关系的理解方式的角度来理解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而恩格斯主要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新旧唯物主义的差别。揭示这种差别,不应是导致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对立论,而应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的本质。【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扬州225009 (孙荣);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苏州215006(王金福)【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视野;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分类号】：A811【DOI】：cnki:ISSN:1000-8659.0.2004-07-008【正文快照】：一、“恩格斯不是马克思”:挑战一种解释学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理解方式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从前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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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① 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成为了中国的“太上皇”，是中国近代社会一切灾难的总根源。 ② 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 ③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但仍是中国社会主要的经济基础。④ 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 ⑤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并且支持封建势力，连年的战乱不断，造成中国实际上长期不统一，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极端不平衡。 ⑥ 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前者是最主要的矛盾。 4、近代中国人民的两大历史任务： ①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② 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二）近代中国人民寻求国家、民族出路的斗争 ——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历史意义有：① 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 ；②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③ 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④ 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2、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① 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过于强大 ；②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 ；③ 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④ 没有发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 ；⑤ 领导其进行的中国同盟会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三）新、旧民主革命的异同及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 ：1、异同：共性：基本动力一致；基本对象一致；根本性质一致。不同点：领导力量不同（是根本的不同——革命的领导权是区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指导思想不同；前途不同；世界历史意义不同。 2、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 ① “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仍然需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② 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阶级。 ③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 ④ 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国际环境。 ⑤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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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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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可以从两个角度写：1：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主权丧落，被动挨打；2：打开国门，近代化之路，西学东渐，逐渐并入资本主义轨道。
消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阻碍作用，这是主要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的主权逐步丧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逐步确立，使中国近代化发展最终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治等方面完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附庸。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导致中国资金大量外流，加剧了中短缺；帝国主义国家贷款给中国军阀官僚，造成军阀混战，中国局势动荡不宁，使中国的经济建设缺乏和平安正常进行。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工厂，开采矿产，修筑铁路，利用特权，与中国民族企业争夺市场，民族企业。中国近代化趋势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下发展艰难。 2 、积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推动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使中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逐步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的先进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经营管理方法和科技人员，从而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条件和可能；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又推动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力宣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在实践上积极努力，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国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进程.以上是经济的影响. 简要概述就是:经济上，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时期结束,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开始进入半封建社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 政治:其实政治上很简单 随着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 阶级上: 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中国无产阶级先于中国资产阶级产生。这时的阶级关系可以说已经稳定在了这一层面,因为过去的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消亡了. 社会矛盾: 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了首要的第一的矛盾,人们并不甘心受外强欺负,所以社会矛盾的两个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本国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还有一点就是意识形态的改变, 因为过去的中国闭关锁国,致使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当然无论在经济,政治体系还是其他方面都明显存在很大差距的,所以西方列强的入侵也使的 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注目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新思潮萌发，冲击了封建思想. 其实西方列强的入侵主要从鸦片战争开始,所以以上很多借鉴的是鸦片战争的材料,你自己整理下.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产生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一、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理论问题那么如何用理论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去看待这个历史问题？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论断呢？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殖民主义的历史。15世纪，西方冒险家远渡重洋的环球旅行和随之而来的征服、掠夺，揭开了近代殖民扩张的序幕，宣告了殖民主义的产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海盗式的土地、财物掠夺、欺诈性的贸易和奴隶贩卖等方式，从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攫取巨额财富。而在西方实现工业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要求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推动了西方列强向世界急剧扩张，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殖民主义者运用各种手段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其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投资场所。而在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瓜分世界的狂潮出现，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世界的更完整的体系。可见，殖民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压迫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血与火的历史”。我们再来读读马克思的几段话，领会其精神和内涵。第一，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关系的角度。英国侵略印度的目的是把印度变成其殖民地，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观动机也是要掠夺、压迫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完全是由他们“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而决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帮助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它在实现其利益和目的的过程中不得不带来的客观效果，如瓦解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并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并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第二，从正义和非正义、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角度。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及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它们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贩卖人口，发动战争，运用各种手段掠夺、屠杀、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这些都是极其野蛮的、可耻的、不道德的罪行。马克思在著作中愤怒揭露和谴责了殖民主义的这些侵略罪行。因此决不能因其有“双重使命”的客观效果而替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美化甚至评功摆好。
殖民应该不叫主义吧。。。在半殖民地时期的民族革命
文章劈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比喻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毛泽东批评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毛泽东还指出调查的方法和目的：“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
重要指导意义：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跨越岁月的长河，无数的实践证明，求真务实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哲学命题，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强大武器，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应该锤炼的政治品格。
该文章结构：
该文章共分七部分，即：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调查的技术。文章论述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道理，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文章认为，要纠正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进一步指出，我们以前调查存在的缺点，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文章还指明了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本”的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
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号召“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文章最后对如何做好调查，提出了七点具体办法。
（一）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蕴含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所谓实事求是，也就是从客观事物的本质去研究和探讨其中所固有的规律性。它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按照这条认识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就必须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此，要做到实事求是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根本的途径就是必须从实际出发，向认识的对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才能把握事物的规律，作为人们行动的向导。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实事求是的过程，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即是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毛泽东强调尊重事实，尊重规律，就是把“实事”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和根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根本立场；“是”就是指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而承认事物是按照自己所固有的规律永无止境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求”就是去研究、去探索，通过科学研究和各种实践活动，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然后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从而达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方法。总之，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详细地占有的材料进行分析、比较，然后加以综合性的处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可见，实事求是原则简洁明晰地表达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实事求是原则的根据，又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因此，实事求是原则涵盖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原则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努力探讨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以便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革命就能胜利，就能发展；反之，革命就要遭到挫折，就要失败。这是我们党几十年的革命经验总结出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成果，并概括为实事求是这个基本原则进而把它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同步性的特征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都是建立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们之间具有同步性的特征。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是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而汲取深刻的教训中萌发出来的。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耳闻目睹帝国主义侵华的铁证。中国人民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挣扎，那时他就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立志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伟大理想，他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理解，逐步地认识到只有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才能找到解放中华民族的正确道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当时，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大批有识之士不顾个人的安危，奋起抗争，孙中山先生就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提出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结果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西方行之有效而拿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呢？人们都感到困惑。唯有毛泽东洞察秋毫，独树一帜，卓越的远见，发现这些设想存在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就是不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他认为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把希望寄托在什么“救世主”、什么“洋人”的支持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他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必须依靠“民众大联合”进行革命。这是他从我国革命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因此，他从湖南师范毕业以后，走上社会就更加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他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注：《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363页。）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的情形，是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为了研究解决中国和世界存在的各种社会实际问题，他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在会章中，他提出要把实际问题的研究和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把社会的实践活动和资料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以理论联系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来指导工作，以上这些主张是他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轮廓。这对以后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实事求是原则及方法的形成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正是因为毛泽东非常重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所以，他才对国内外各种思想、学说进行调查和研究，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能够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理论武器。确立了他坚定的信念，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毛泽东早年这些卓越建树与众不同的认识，表现在他涉足社会就具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并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我国的客观实际中去，从而为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奠定了浓厚的思想基础。同时也点明了二者具有同步性的特征。（三）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渊源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同时，他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里。前者体现同一哲学思想的继续，后者则说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辛亥革命前，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求真精神基本上是学习、运用，其实践中的求真精神当然不可能上升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但是随着中国革命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他开始涉猎中国的诸子百家。他饱读经史，深受熏陶，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批判、改造，剔出糟粕，吸收精华。因此，他能具有雄厚的思想基础，开创了我国哲学思想的新篇章，奏出美妙动听的实事求是歌曲。成为震撼中国和世界的著名哲学大师。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基础上，然后加以筛选地吸收其精华，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求真精神，他更是心领神会，造诣颇高，达到了运用自如和更高层次的境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固然，在马克思一生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态度也常见于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著作中，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显然，马克思关于实事求是的表述远不止这些，但从现有的资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发展每一重大的成就，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实事求是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与其他各种思想的撞击过程中，才逐渐显示出真理的火花，他深深地认识到固守传统的观点，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中国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务实精神，而且逐渐开始与我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掌握、运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有“的”放“矢”地把中西求真务实精神融为一体。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这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而且也说明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渊源。（四）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年代，毛泽东在同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实事求是原则的雏形。30年代，毛泽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揭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祸害根源。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51页。）“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54～55页。）这是在党内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后来，他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先后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其中深刻地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方法，指出了教条主义者是典型的代表，进而揭露了“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134页。 ）并指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于矛盾之中，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则还有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并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懂得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后来他在撰写《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275 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他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划清了马列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线，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从而为实事求是原则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40年代，尤其是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不仅旗帜鲜明地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且还强调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同时把主观主义视为党内的思想大敌必须加以反对。他在撰写《〈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用》及《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中，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进行了反复强调和深刻的系统的阐述。坚持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使实事求是原则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实事求是原则更加完备和系统化，并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50年代，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同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波浪式的发展过程。建国初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顺利地完成“一化三改造”后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毛泽东与党中央曾多次强调和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反复号召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可以说《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最杰出的经典著作。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推动下，使实事求是原则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蔚然成风，发扬光大，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实事求是原则的确立，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发展。然而从反右斗争到三年的自然灾害及以后的这一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和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忽视了或没有进行认真的如实的调查研究工作，致使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而对许多问题作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使党在指导方针上产生了某些重大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才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使我国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日新月异，蒸蒸日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实事求是原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双重的渊源和同步性的特征，都是毛泽东在认识和解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根本问题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他在同党内主观主义作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蕴含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反对本本主义》为反对当时红军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而写下的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重要著作。 在当时我党先后出现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革命形成或革命性质、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等问题上，都犯了“左倾”错误，是中国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错误，几乎使党和革命沿入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坚决抵制了国际国内教条主义的次错误倾向，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创造性地解决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特点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问题，对当时革命形势指导意义重大。《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⑥在此基础上当时全党大兴调查之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不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中国革命的前途就会被断送。要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最好的办法是在全党加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使全党同志都懂得，调查研究正是理论与实际相沟通的桥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⑦“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的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做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要做这件事，第一是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仰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⑧这些观点鲜明地对教条主义进行否定，指引着中国革命朝向正确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