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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 摘 要:根据三峡考古中发现的巴文化遗存、遗物资料,论述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的关系,并强调加强二者结合的研究,以及考古学在巴文化研究中的地位等。关键词:三峡; 考古; 巴文化始于本世纪初的三峡考古,发现和发掘了大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遗物,从200多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到“长阳人”,再到新石器时代及进入阶级社会后,不同时代都发现了不同的文化遗存和遗物。在这些文化遗存、遗物中,有不少内容与巴文化有关(或者说带有巴文化因素)。从已有的考古资料获悉,三峡地区出土了不少新石器时代以前的动物化石和人骨、牙齿等标本,我们不敢妄加断定它就是巴文化的始祖或源头,或与巴文化有直接关系,但它说明在很早以前就有人类(或早期人科)在三峡活动则是无疑的。同时,根据学术界多年来对巴文化的研究,巴文化有诸多问题(如起源问题等),尚存在争议。那么,我们对三峡新石器时代以前的遗存、遗物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分析其与巴文化究竟有无关系,或许能对巴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予以澄清。到了新石器时代,从三峡地区目前发现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看,不仅它们自身有一定的因袭、继承关系,而且更与巴文化的关系密切。我们以这几种文化的个性特征(质地、颜色、形状、纹饰等)看,不但这几种文化之间有诸多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成分,而且与后来夏商时期被人们所公认的巴文化遗存、遗物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比如,圜底器类,早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的城背溪文化时期就普遍流行了,在宜昌路家河遗址堆积层中出土圜底器多达上千件,这类器物在后来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直到商周的巴文化遗址中都沿袭了下来,以致于圜底器夏商时期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又如,尖底器类,在鄂西的大溪文化中就有发现,后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存中,也常出现这类器物。在枝江关庙山、宜昌清水滩等大溪文化遗存中都出土有尖底器,在相当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宜都红花套、宜昌中堡岛、白庙等遗址堆积层中,也出土有尖底器。到夏商时期,这类底器在巴人遗存中更是比比皆是,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到了夏商时期,三峡地区的巴文化遗存、遗物就更多了,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川东的涪陵小田溪、陈家坝子,忠县洽甘井沟,巫山大昌坝、双堰塘、江东嘴、云阳李家坝等;鄂西有秭归鲢鱼山、朝天嘴、杨泗庙、宜昌路家河、中堡岛、三斗坪、前坪、白庙子、下岸溪、葛洲坝、江南的望洲坪、宜都的红花套、毛溪套、向家沱、石板巷子、长阳的香炉石……等,其中,仅在鄂西地区就达数十处之多。在相邻地区的湖南石门、桑植、澧县、泸溪、麻阳、龙山、辰溪、岳阳等地,均发现这类遗存。在这些遗存中,遗物以石器、陶器为主,石器有石片、石锛、石凿、石斧、石镟等,常见的石片可能用于宰、割、剥皮或刮鱼鳞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器形主要有圜底器、灯座形器、尖底器、三足器等,如:圜底釜、平底罐、鼓肩罐、圈足豆、细长柄豆、花边口沿口器、尖底杯、三足规鬲、三足禾皿、鸟首形器把、大口尊、器盖、器座等。陶器的纹饰主要有绳纹、弦纹、方格纹、蓝纹、划纺、米粒状纹、太阳纹、贝纹、S形纹、云雷纹、泥饼纹、焦叶纹等。夏商时期巴文化遗存遗物的这些特点与前面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特点有不少相似之处是不言而喻的。说明三峡地区的不少原始文化遗存遗物与夏商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巴人遗存遗物,是一个不同时期自身发展先后的继承和递变关系,夏商时代的巴人文化遗存是由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遗存直接发展而来的。巴被秦灭以后,巴人后裔土家族也继承了不少前人的文化因子,在其器物上保留了不少前人的文化特点。例如,至今三峡地区仍能找到土家族(目前已不仅限于土家族了)使用的圜底罐(民间俗称鼎罐或鼎锅),笔者认为这很可能与新石器时代的圜底器有关。可见,三峡地区具有独立地方特点的属于巴文化范畴的考古学文化,至少始于七、八千年前的城背溪文化,以后一直沿袭下来,并发展为以后的土家物质文化所继承,由此亦可见巴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巴人历史之悠久。通过考古工作,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的考古发现与发掘,我们在前述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中就找到了巴文化的物质文化因素,而在此之前(即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三峡考古学文化中是否存在巴文化的因素,目前尚不敢作肯定的回答,有待于以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但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就有一支巴人在三峡地区活动着,并创造了拥有其自身文化特点的石器文化和陶器文化则是有根据的。这相对于过去不少人认为巴人主要在夏商或战国秦汉时期才在三峡频繁出现的时间观点已大大提前。在三峡地区出土的巴文化遗存遗物中，表现巴文化与楚文化交融的遗物亦不少，如在湖北巴东西瀼口、官渡口等地的战国墓遗存中，或者巴式柳叶剑、钺与楚文化的鼎、敦、壶共出一墓，或者巴墓与楚墓共处一墓地，月其中有的陶器组合是楚族的礼器组合。M8出土有巴人的柳叶形剑和楚人的鸟嘴状戈。80年代，在秭归清理的两座墓中，都是巴人的虎钮钅享于、雨钟、铜征、柳叶剑和楚式陶鼎、敦壶及铜剑、铜刻刀同出。在重庆涪陵小田溪的巴人墓葬里出土的成套编钟，是仿楚式编钟铸造的。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开县余家坝墓地试掘一座墓里，随葬品有巴式铜鍪和全套的巴式青铜兵器，也有带楚文化风格的陶豆，这是川东地区继涪陵小田溪之后又一处重要的巴人墓地。在同年试掘的云阳李家坝遗址，在其I区的“春秋时代地层中出有楚式鬲和矮巴豆”，其Ⅱ区“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一处最大巴人墓葬群”。这些巴、楚遗物同出于一个遗址或墓葬的现象，反映了两个民族文化交往和两种文化的交流，这对研究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在三峡地区，巴文化与中原文化等其它文化也多有交流，如在三峡出土的鼓腹罐、三足鬶、盉、大口尊等，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纹饰特点，都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有相似之处，正是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果。巴人和巴文化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落户于三峡，是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生产习惯、生活习俗等息息相关的。首先是因为三峡丰富的水和渔猎资源给他们提供了生活的便利。巴人早期居住的特点是濒水而居，以鱼类为主要生活来源，故在选举首领时，也是以浮舟、掷剑的水平高低来决定其当选与否，可见巴人与水、与鱼、与船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正因为如此，巴人才在三峡地区定居了下来。同时，也正因为三峡有着丰富的水资源，才给这里的交通航运事业创造了条件，也使得这里自古以来就成为交通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其次，巴人强悍的民族性格和勇武的精神情操也是其能够留守的重要因素。在三峡出土的兵器不少,如戈、矛、剑、钺等,反映了巴人强悍、劲勇的民族精神。同时,三峡还出土了不少钅享于,编钟等乐器,又反映出巴人开朗、豁达的性格和艺术修养。在这种精神作用下,巴人濒水而居,据险守关,在这里开发、进取、发展,从而长期稳居于此,巴文化也因此在这里源远流长。总之,我们应重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的结合,这不仅对早期巴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巴文化及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都有作用,而且对后来的土家文化研究也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研究土家文化,就必须研究巴文化,而研究巴文化,又不得不研究其源头,深究其源头,又不得不与考古学发生联系。所以,考古学将在巴文化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字数：3558字
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以及四川省石柱、秀山、酉阳、黔江等县，与汉、苗等族杂居。土家族爱群居，爱住吊脚木楼。建房都是一村村，一寨寨的，很少单家独户。所建房屋多为木结构，小青瓦，花格窗，司檐悬空，木栏扶手，走马转角，古香古色。一般居家都有小庭院，院前有篱笆，院后有竹林，青石板铺路，刨木板装壁，松明照亮，一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宁静生活。男女多经对歌相爱结婚。有“哭嫁习惯”习惯。女子在出嫁前7-20天开始哭，哭嫁歌有“女哭娘”、“姐哭妹”、“骂媒人”等。开始是轻歌唱，越接近嫁期越悲伤。直到哭的口干舌噪，两眼红肿。他们把是否善于哭嫁作为衡量女子才德的标准。土司制度前，土家族实行火葬。土司制度时期至今实行土葬，葬礼由土老司主持操办，土老司祭祀亡人时，将天窗口的纺车倒纺三下，念经送亡人过天桥上天廷。然后假扮亡人，围绕“哈哈台”转圈出门，死者子女跟随土老司哭丧，土老司唱丧歌，吹牛角，顿时火炮连天，哭唱哀鸣，极为悲痛，历时几天几夜。然后将装好遗体的棺木抬上山埋葬。改土归流至民国时期，土家族丧葬由道士主持，停尸三、五、七日后，由道士根据主人家境做不同等级的道场，有“小十王”、“大十王”、“隔夜素堂”、“一竖桅”、“二竖桅”、“七竖桅”等名称。一般道场都履行下柳床、开路、荐亡、交牲、上熟、散花辞解、解灯、打烧棺、辞灵、扫堂等具体操作程序。死者亲属披麻戴孝，跟随道士行丧礼，还请人唱孝歌，以哀吊亡人。新中国成立后，土老司、道士停止活动，以开追悼会唱丧歌代替道场。土家族爱唱山歌，山歌有情歌、哭嫁歌、摆手歌、劳动歌、盘歌等。 “摆手舞”是流行的古老的集体舞，包括狩猎、军事、农事、宴会等方面的70多个动作。是与祭祀祖先、乞求丰收相联系的。不论什么盛大的聚会，都要跳的。“摆手”选阴历单日开始，持续的天数也是单数。一般三天、五天、七天。一般在农历正月初九或三月初三，参加的人数有上万人。节奏鲜明、动作优美、朴素、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史诗、山歌最为著名。 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方面，刺绣、编织比较有名，土花铺盖尤为著名。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受汉族影响较多，但也保留有自己的特点。湘西的“金色桐油”，鄂西的“坝漆”，都是饮誉中外的名产。 “西兰卡普”是土家族民族工艺中的一朵奇葩。又称“打花铺盖”，它是一种土家锦。以其独特的工艺和美妙的构图被列为中国五大织锦之列。土家族文学以叙事诗、山歌及跳摆手舞时所唱之摆手歌等最为著名。摆手歌有大摆手歌和小摆手歌之分，大摆手歌具有史诗性质;小摆手歌多为苦歌、恋歌,系抒情性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山乡风味。长篇叙事诗《锦鸡》是四句头民歌的组合体，用男女对唱方式表现，它以爱情故事为主线，反映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
土家族的传统文化 土家族人民勤恳耕山，善于渔猎，并在冬春季节“赶杖”(围猎)。主食包谷、稻米，土家族地区最普及的风味食品是糯米粑粑、米炕腊肉和唐馓。在服饰方面，女装为短衣大袖，右衽开襟，滚镶2～3层花边，原着8幅罗裙，后改为镶边筒裤;男装为对襟短衫，头缠2～3米长的青丝帕。很多地方土家族的服饰与汉族差不多。只有在隆重集会和节日，或偏僻山村，能见到土家族传统服饰。在住宅建筑方面，土家山乡的吊脚楼最为有特色。这是一种干栏式结构，楼下喂养牲畜或堆放杂物，楼上作姑娘们的闺房，是织布、绣花、绩麻、做鞋之所。这种设计，既克服了山区地势不平的限制，又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空间;既通风，又防潮;既安全，又卫生。土家族在古代曾流行过姑家女儿必嫁舅家(称为还“骨种”)的交错从表优先婚姻。还有兄亡弟收嫂，弟亡兄纳弟媳的收继婚。男女原多对歌相爱结婚。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婚姻逐步受到财产的限制和父母的约束，直至建国前，盛行封建买卖婚姻。建国后，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多了起来，但在农村父母包办婚姻依然存在。过去多行火葬，送葬时请土老师(巫师)念经，道士开路。后来受汉族的影响，实行土葬。在节庆方面，以过四月八、六月六和土家年为主要节日。最隆重的是过土家年，俗称过“赶年”，即赶在汉族过年的前一天进行，大年为腊月二十九，小年为腊月二十八。住房多依山建筑，一般是长方形，三间，中为堂屋。房屋建筑材料，有的以木架屋，房顶盖瓦;有的编竹为墙，茅草为顶。饮食以玉米、小米、荞子为主，喜吃酸菜和辣椒。服饰：男子用青蓝色或白色的土布帕子缠头，喜穿对襟短衫，多纽扣;妇女穿无领开左襟大褂，袖子短肥，下着八幅罗裙，裙上绣有花纹、图案，有的穿裤，裤脚有两三条花边;老人着大襟衣。婚俗独特的地方，就是哭嫁，哭的时间长，在离开娘家的前半个月就开始哭嫁，《哭嫁歌》的内容，包括哭爹娘、哭哥嫂、哭姐妹、哭祖先、骂媒人等，多是诉说离别之情。有一人独哭，有母亲、姐妹同哭。丧葬：行土葬。节日有赶年、四月八、六月六、大端午、七月十五等。赶年，比汉族提前一天过年，月大过二十九，月小过二十八。礼仪与禁忌：土家族人有团结互助、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一家有事，大家帮忙。逢年过节到土家族人家里作客，热情的主人便会拿出几个雪白的糍粑去烤，烤得两面金黄开花的时候，几吹几拍，往里面灌白糖或蜂蜜，双手捧给客人。但在一些偏僻的山区，主人将烤好的糍粑送到客人手中后，客人不得吹拍火灰，要接过糍粑就咬，这时主人就会重新抢回去，吹打拍净，蘸上糖给客人吃，尔后接二连三地烤好、拍净、蘸糖，递给客人。如果不懂规矩，接过来就只管吹拍，那你吃完一个没糖的就别想再吃了，主人还认为你对土家族人不尊重。节日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不能扛锄、穿蓑衣、担空水桶进屋;不能用脚踏火坑及三脚架;在室内不能吹口哨;客人不能和少-妇坐在一条长凳上。。风俗习惯指个人或集体的传统风尚、礼节、习性。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风俗由于一种历 史形成的，它对社会成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风俗是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和相辅部分。主要包括民族风俗、节日习俗、传统礼仪等等。
土家族概况 土家族是湘、鄂、渝、黔毗连地带的一支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云贵高原东端余脉的大娄山、武陵山及大巴山麓的10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主要分布于湘鄂川黔毗连的武陵山地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土家族人口数为8028133人，仅次于壮、满、回、苗、维吾尔族，在全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排第六位，在湖南省264万、湖北省227万，重庆市约150万，贵州省143万，还有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土家族。 土家族主要居住在湖南、湖北、贵州三省及重庆市的50个县市（区），目前在25个县区实行区域自治，其中两个自治州（共辖16个县市），5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县，4个土家族自治县，40个土家族乡，41个土家族联合自治乡。他们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所辖的8县市：龙山县、永顺县、保靖县、花垣县、古丈县、吉首市、凤凰县、泸溪县；张家界市的桑植县、慈利县、永定区、武陵源区；常德市的石门县、桃源县；怀化市的沅陵县、芷江、溆浦县、麻阳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的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巴东、宣恩、咸丰、鹤峰、来凤县；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二个土家族自治县,杂居区有兴山县、宜昌县、秭归县、枝城市等县市。重庆市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酉阳、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2000年改为黔江开发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杂居区有巫山、巫溪、云阳、奉节、万县、涪陵等县市；贵州省的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杂居区有德江、江口、石阡、恩南县、铜仁市及松桃苗族自治县。 土家族以“比兹卡”为族称（本地人的意思），系氐羌族群。土家族语言属藏语系藏缅语族，比较接近于彝语支的一支独立语言，土家族仅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文字。使用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无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现在绝大多数人通用汉语；沿酉水(源自湖北鹤峰，注入湖南沅水)流域约20万人仍使用土家语，有的也兼通汉语。 土家族基本特点为：“有独立的语言，传统的节日，古朴的歌舞、精美的工艺、奇特的乐奏、哭唱的婚丧、特殊的信仰、自尊的禁忌、顽强的民族意识和悠久的历史遗迹”等，1957年1月3日被中央正式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 土家族族源，尚无定论，目前处于诸说并存，其主要来源仍有以下几说：一说是古代巴人后裔。认为土家族的自称与历史上巴人活动的有些地名读音相近，巴人崇虎与土家族相同，巴人的一些姓氏与土家族的一些姓氏相同等等。二说是土著先民的后裔。认为最早定居湘西的先民是土家族的主要来源之一。从龙山里耶、大庸古人堤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证明，湘西很早就有古人类活动，很多土家语地名至今犹存，说明这些地方最早应该是土家族先民开辟和居住的。三说是唐代中叶由贵州迁入的乌蛮的一部分。认为贵州境内称为“比跻”或“比际”的人与土家族自称相同，而中唐以后，“越嶲”一带乌蛮入侵贵州，征服了当地一部分土著，就是白罗罗称谓的起源，一部分与他们长期斗争，最后被迫迁入湘西和云南，而土家族与彝族在语言、信仰、歌舞方面有相似之处，进而认为土家族是乌蛮的一支。四说是来自江西彭氏的后裔。认为唐末五代初年，由彭王咸率领的江西彭氏子孙及百艺工匠入主湘西后，披荆斩棘，开拓疆土，统治湘西，在此繁衍生息起了巨大作用。以上诸说虽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认识是统一的，这就是发展到唐代末五代后，土家族已逐步形成为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开始形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 土家族居住的湘鄂渝黔毗邻地区，以武陵东脉和清江流域为中心，西抵贵州梵净山和乌江，东接彝陵和江汉，北界巫山长江，南控兰澧芷沅，方圆约10万平方公里。这里属山区丘陵地带，海拔多在1000-1500米之间，境内山峦重叠，山势险峻，沟壑纵横，溪河密布。武陵山脉横贯其间，三峡巫山绵延北部。河流主要有酉水、澧水、清江、乌江。整个地区，峰巅山峦挟持河谷平坝，自云贵高原向东倾斜延伸。这里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茂密，山地辽阔，年平均气温为13.5至17.5摄氏度。平均降雨量1200-1500毫米之间，适宜于农作物和果木的生长，具有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良好条件。主要农作物有稻谷、玉米、小米、高粱、黄豆、绿豆、红薯、大麦、小麦、豌豆、马铃薯等，经济作物有甜菜、芝麻、烟叶、生漆、乌柏、倍子、棉花、油桐、油茶、茶叶等；其中桐油、茶叶是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在土家人的生活中占重要地位。林木中的松、杉、楠、柏十分丰富。桑植县还保留着稀有的孑遗树种珙桐群落，为世界所罕见。 土家族地区的药材十分丰富，著名的有杜仲、天麻、木瓜、银共、茯苓、黄连、当归、木香等；特产有柑桔、板栗、猕猴桃；矿藏有汞、铅、锌、铜、镍、钼、钡、磷、煤、锰、铁、紫砂陶等，另外如湘鄂西娃娃鱼、梵净山的金丝猴、壶瓶山的白猴与飞鼠等均有科研价值和观赏价值。 土家族地区有神奇的山水风光，这是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就山而言，这里有张家界、武陵山、梵净山、巫山、桑植天平山、石门壶瓶山、利川星斗山、长阳武当山、龙山八面山等，其中号称“奇峰三千、秀水八百”的张家界，群峰挺秀，古原苍莽，周围百里，翠屏环列，宛如蓬莱仙境。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后，每年接待中外游客180万人次。就水而言，除上述几条主要河流外，还有数千条溪流密布，如正在开发的猛洞河、茅岩河等，都是神奇幽境，长川泻碧的自然景观，蕴涵着旅游的巨大潜力。猛洞河青山绿水，滩浪起伏，每年游客尝试“天下第一漂”者达数十万人。土家族地区山高地洼，溶洞十分众多壮观，现已开发的龙山火岩溶洞、利川腾龙洞、酉阳大、二酉洞、索溪峪黄龙洞、桑植九天洞等张家界森林公园，洞内千姿百态，世人称绝。 土家族地区还有不少名胜古迹值得赞赏，如永顺的溪州铜柱、永顺老司城 、咸丰唐崖土司城、五峰土汉疆界碑、长阳武落钟离山、永顺不二门、酉阳桃花源等等。不少名胜古迹记录着土家族的历史与文化，谱写着中华文明。土家族地区的物产资源和山水风光乃是土家族民族心性潜移默化的基因，这些奇丽的山川自然造就了土家人民心灵的美丽和性格的坚忍顽强。 土家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善于吸收先进文化的民族。历史上由于接触汉族较早，受汉文化影响较大，这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同时，在反封建压迫、反对外国侵略、保卫祖国领土的斗争中，土家族人民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唐末农民起义后，“溪州蛮酋”相继而起，溪州彭士愁自署刺史后，势力日趋强大，割据地区不断扩大，除管辖上、中、下溪州外，还管辖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安、远、新、洽等20个州地，不断与楚争雄，多次进犯楚地。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秋，彭士愁举兵攻打辰州、澧州时，楚王派兵反击，经过数次战斗，彭士愁节节败退，后经过谈判，双方缔结盟约，铸铜柱立于溪州会溪。溪州之战后张家界人事局，彭虽在军事上失利，但其政治地位和管辖地域却得到了楚的确认。楚王马希范仍授彭士愁为溪州刺史，继续管辖溪、锦、奖州，使其取得合法地位和领地，为彭氏在湘西维系八百余年统治奠定了基础。这使土家族地区在政治上获得长期的稳定，在经济上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五代时，土家族地区以农业为主，并喜渔猎，不事商贾。生产时，耕作粗放，伐木烧畲，火耕水薅，不施肥，不灌溉，农业产量极低。这时已有阶级分化，封建领主是最大的统治阶级。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广大农民则沦为农奴，受到封建领主的压迫剥削。 唐宋时期，土家族地区手工业和副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除采茶、取蜡、炼朱砂水银、采药较为突出张家界图片，这些手工产品，多作贡品，供统治者向朝廷纳贡之用，并取得朝廷可观的“回赐”，即不少的食盐、丝绸、服饰以及金银货币等，这种官方贸易形式使上下统治者受益不少，农民一无所得。但这种“贡赐”关系，客观上又保持了地区政治稳定，促进各地经济技术的交流。明末清初，土家族农民大量使用从汉族地区输入的各种先进农具，如铁犁、铁耙、铁镰等，还学会了制造使用“蜈蚣车”、“冲筒”、“水磨”、“水碓”、“水碾”等。在汉族地区经济影响下，土家族地区出现了土地买卖，封建领主经济逐步向封建地主经济转化。但由于汉族商人和农民的大量迁入，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广大农民不但受各种形式的地租剥削，还受到各种差役和苛捐杂税的剥削，生活苦不堪言。 清雍正年间，在土家族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是一次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变革，废除了土司制度，实行流官制度，客观上推动了土家族地区政治、经济的大发展。在政治上，打破了元明以“蛮不出境，汉不入洞”的禁令，这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各民族的相互交往；在经济上，随着土司剥削制度的废除，广大农民摆脱了封建领主的人生依附关系，成为自由农民，并拥有自己开垦的土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汉族农民和商人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特别是百艺工匠人员进入土家地区后，使一些城镇逐步建立和壮大，促进了土家地区手工业的起步和发展，如纺织、木雕、刻画、铸造、金工和采矿等。“改土归流”后，土家地区的商业贸易空前活跃，货畅出流，购销两旺，各州、府、县及交通要道集镇已成为百货营集的重要市场。有的产品，如盐业已设专店，分销川盐和淮盐。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土家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相应改善。 土家族在近现代爱国斗争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鸦片战争时，清朝副将鹤峰土家族陈连升与其子陈鹏，率领600多名楚兵与从海路来犯的侵略军奋战，不幸以身殉国。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之时，湘西轮州土家罗荣光任总兵，他严词拒绝敌军的胁迫，身先士卒，在激战中牺牲。温朝钟、黄玉山等人曾组织“川鄂湘黔铁血联英会”，发动起义震撼清廷。至今，土家农民薅草唱的田歌仍在歌颂他们的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土家与苗、汉等各族人民一起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少年英雄李庆成，带领土家儿童搞新文化运动，不幸被捕牺牲。1937-1945年间，不少土家儿女随红军北上抗日，在川鄂边区的游击战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土家族是一个勇敢，富于爱国传统的民族。
土家族 tujia zu Tujia ethnic minority group 人口为8028133人。 民族概况 土家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湘鄂川黔毗连的武陵山地区。即湖南省西部的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古丈等县；湖北省西部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利川、恩施、巴东、建始、五峰、长阳等市县；四川省的酉阳、秀山、黔江、石柱、彭水等县。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土家族人口数为8028133。使用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无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现在绝大多数人通用汉语；沿酉水(源自湖北鹤峰，注入湖南沅水)流域约20万人仍使用土家语，有的也兼通汉语。 土家族，史籍中称谓较多。秦汉时，以其崇拜白虎被称为“廪君种”，或以使用武器特征称为“板楣蛮”，或以其人呼“赋”为“赛”而称为“责人”；属巴郡南郡蛮”和“武陵蛮”的一种。次后，多以地域命族，被称为“溪蛮”，“楼中蛮”，“巴建蛮”，“信州蛮”，“阳蛮”等。宋代，出现了区别于武陵地区其他族别而专指土家的“土民”、“土蛮”、“土兵”等名称。以后，随着汉人大量迁入，“土家”作为族称开始出现。 土家族的来源，目前说法不一。一说来源于秦灭巴后，定居于湘鄂川黔边的巴人；二说根据湘西龙山、泸溪、大庸等县市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和土家语地名，认为土家族主要来源于湘西土著，与进入的巴人、汉人融合而成；三说根据《复溪州铜柱记》有关记载和土家族与彝语相近以及土家与云南部分彝族风俗相同等现象，认为来源于唐中叶的乌蛮。 泰灭巴以后，生活在武陵境内的巴人，以火耕水耨、渔猎山伐为业，繁衍生息。其首领依靠其同种或同姓的种姓血缘关系进行统治，维持内部关系。西汉末年，“武陵夷”田疆起兵反抗王莽篡权。以后“零阳蛮”、“漤中蛮”、“巫蛮”和“澧中蛮”都起兵反抗压榨。三国时，蜀汉与孙吴长期争夺夔、峡和武陵地区，土家族成为他们相互争夺的重要对象。蜀吴的长期争夺，使武陵地区各族人民难以安生。这以后的南北朝和隋朝，武陵地区各部势力迅速发展，经常处于各自雄踞一方，中央控制松弛，战争频任，社会动荡。唐朝开始，中央采取羁縻州县制度，任命归顺的地方首领以州县官职，治理其地，并准其世代承袭，使土家族日趋稳定，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渐加强。土家族人民在抗击外敌入侵、支援红军长征。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 社会经济 土家族是较早从事农耕的民族。土家族由于自己的生产技术低，生产工具落后、产量低，于是他们向汉族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从而提高土家族的生产力水平，加速社会经济的进步。唐、宋间，由于实行羁縻州县制度，社会比较稳定，土汉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仍处于不习牛耕的刀耕火种阶段，而兼事渔猎。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领主，除奴役土民外，还不时驱使“土兵”至邻近汉区掳掠人口、财物。元至清康熙年间，建立土司制度。土司的统治客观上曾使土家族的活动地域更加稳定，民族特点得以保持。但这时地主经济开始出现。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封建领主经济解体，地主经济迅速发展。土司时“蛮不出境，汉不入洞”的禁令被打破，大批汉族农民和商人迁入，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但是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商品和鸦片于咸丰末年大量销往土家族地区，土布、土靛、蜡染等传统工艺产品逐渐失去销路，受到沉重打击。帝国主义者廉价大量收购桐油、茶叶、木材、药材等土特产品，刺激了桐、茶种植业和榨油、木竹加工业的发展，城镇商业和集市贸易日渐兴旺。各业行会组织开始出现。辛亥革命后，土家族地区兵灾频繁，农村经济陷于破产，商业停滞，民不聊生，直到解放前夕，土家族地区的经济仍然十分落后。 解放后，党和国家制定和落实民族政策。把土家人定为单一民族。并于1957年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3年又成立了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1983、1984年成立了酉阳、秀山、石柱、黔江、彭水五个自治县。土家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武陵山地区的土家族人民已经基本解决温饱，正在向脱贫致富之路迈进。 文化艺术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土家族绚丽多彩的文化和独有的风俗习惯。《张古老制天地》、《梅山打虎》、《洪水登天》等民间故事，流传至今。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以长篇叙事诗《绵鸡》最为著名。民族民间音乐品种繁多。声乐有劳动号子、山歌、神歌等。器乐有打击乐、吹奏乐等。音乐界把打击乐“打溜子”誉为“土家族的交响乐”，通常用四件乐器演奏，强烈的节奏、快速的旋律、变幻的音响，令人倾倒。“打溜子”也是“标题音乐”，曲牌有《八哥洗澡》、《喜鹊闹梅》、《火车进山》、《马过桥》、《牛擦痒》等固定名目，传统曲牌多达200多套。土家族的戏剧有茅古斯、阴花歌、傩戏、南戏、酉戏等多种。土家族的傩戏，可以称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贵州铜仁土家族地区，是我国保存傩戏最完整、演出傩戏最多的一个傩文化圈，国内外专家都十分关注。传统的摆手舞、八宝铜铃舞、跳丧舞古朴刚健，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西朗卡铺”(土家铺盖)是土家姑娘精织的特有手工艺品，织工精巧，色彩绚丽，有100多种图案，这和摆手舞一起被称作土家族人民的艺术之花。 风俗习惯与重要节日 土家族人民勤恳耕山，善于渔猎，并在冬春季节“赶杖”(围猎)。主食包谷、稻米，土家族地区最普及的风味食品是糯米粑粑、米炕腊肉和唐馓。在服饰方面，女装为短衣大袖，右衽开襟，滚镶2～3层花边，原着8幅罗裙，后改为镶边筒裤；男装为对襟短衫，头缠2～3米长的青丝帕。很多地方土家族的服饰与汉族差不多。只有在隆重集会和节日，或偏僻山村，能见到土家族传统服饰。在住宅建筑方面，土家山乡的吊脚楼最为有特色。这是一种干栏式结构，楼下喂养牲畜或堆放杂物，楼上作姑娘们的闺房，是织布、绣花、绩麻、做鞋之所。这种设计，既克服了山区地势不平的限制，又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空间；既通风，又防潮；既安全，又卫生。 土家族在古代曾流行过姑家女儿必嫁舅家(称为还“骨种”)的交错从表优先婚姻。还有兄亡弟收嫂，弟亡兄纳弟媳的收继婚。男女原多对歌相爱结婚。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婚姻逐步受到财产的限制和父母的约束，直至建国前，盛行封建买卖婚姻。建国后，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多了起来，但在农村父母包办婚姻依然存在。过去多行火葬，送葬时请土老师（巫师)念经，道士开路。后来受汉族的影响，实行土葬。 在节庆方面，以过四月八、六月六和土家年为主要节日。最隆重的是过土家年，俗称过“赶年”，即赶在汉族过年的前一天进行，大年为腊月二十九，小年为腊月二十八。 宗教信仰 土家族崇拜祖先，信仰多神。 （摘自《民族工作大全》千里原主编） 国家民委网站
历史上，土家族先民被称为“蛮”或“夷”。宋代以前，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 。
宋代以后，土家族就单独被称为“土丁”、“土人”、“土民”或“土蛮”等 。改土归流后，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土”、“客”、“苗”往往对举，以对武陵地区的土家、汉、苗三族进行区分。
“土家”作为族称，是在较晚时期出现的。民国时期的《咸丰县志》将土司后裔的“支庶之家”称为“土家”，而将当地汉族移民称为“客家”。
土家族的建筑：
土家族的传统民居主要有茅草屋、土砖瓦屋、木架板壁屋、吊脚楼四种类型，除此之外还有石板屋和岩洞。
民居结构分为正屋、厢房和司檐：正屋大多为三间，中间一间为堂屋，前面有“吞口”；在正屋两头前面并与正屋垂直的两间为厢房；正屋后面的为司檐，也称拖檐。家庭富裕的建成四合屋，四合屋的前面称门楼子，中间为天井。
土家族的住所一般为一正两厢，也有一正一厢的，其中厢房为吊脚楼。吊脚楼的地基低于正屋的地基，在其地基上竖立十几根木柱，木柱上铺木板（楼板），以木板为壁，一般二至三层。吊脚楼的前面有阳台，两边有走廊。
阳台和走廊排柱悬空，悬柱的末端有圆锥形雕饰，名为吊进瓜。阳台和走廊的栏杆多由木条组成，富裕之家在栏杆上雕龙画凤，在窗子和门上精雕细刻。
阳台的屋檐为飞檐翅角，其遮檐用长条木板钉封檐口。鄂西土家族的吊脚楼因前有阳台、两边有走廊，互成转角之势，故名转角吊脚楼。吊脚楼集建筑、绘画、雕刻艺术于一体，是土家族建筑雕刻艺术的杰出代表。
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以及四川省石柱、秀山、酉阳、黔江等县，与汉、苗等族杂居。土家族爱群居，爱住吊脚木楼。建房都是一村村，一寨寨的，很少单家独户。所建房屋多为木结构，小青瓦，花格窗，司檐悬空，木栏扶手，走马转角，古香古色。一般居家都有小庭院，院前有篱笆，院后有竹林，青石板铺路，刨木板装壁，松明照亮，一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宁静生活。男女多经对歌相爱结婚。有“哭嫁习惯”习惯。女子在出嫁前7-20天开始哭，哭嫁歌有“女哭娘”、“姐哭妹”、“骂媒人”等。开始是轻歌唱，越接近嫁期越悲伤。直到哭的口干舌噪，两眼红肿。他们把是否善于哭嫁作为衡量女子才德的标准。土司制度前，土家族实行火葬。土司制度时期至今实行土葬，葬礼由土老司主持操办，土老司祭祀亡人时，将天窗口的纺车倒纺三下，念经送亡人过天桥上天廷。然后假扮亡人，围绕“哈哈台”转圈出门，死者子女跟随土老司哭丧，土老司唱丧歌，吹牛角，顿时火炮连天，哭唱哀鸣，极为悲痛，历时几天几夜。然后将装好遗体的棺木抬上山埋葬。改土归流至民国时期，土家族丧葬由道士主持，停尸三、五、七日后，由道士根据主人家境做不同等级的道场，有“小十王”、“大十王”、“隔夜素堂”、“一竖桅”、“二竖桅”、“七竖桅”等名称。一般道场都履行下柳床、开路、荐亡、交牲、上熟、散花辞解、解灯、打烧棺、辞灵、扫堂等具体操作程序。死者亲属披麻戴孝，跟随道士行丧礼，还请人唱孝歌，以哀吊亡人。新中国成立后，土老司、道士停止活动，以开追悼会唱丧歌代替道场。土家族爱唱山歌，山歌有情歌、哭嫁歌、摆手歌、劳动歌、盘歌等。 “摆手舞”是流行的古老的集体舞，包括狩猎、军事、农事、宴会等方面的70多个动作。是与祭祀祖先、乞求丰收相联系的。不论什么盛大的聚会，都要跳的。“摆手”选阴历单日开始，持续的天数也是单数。一般三天、五天、七天。一般在农历正月初九或三月初三，参加的人数有上万人。节奏鲜明、动作优美、朴素、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史诗、山歌最为著名。 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方面，刺绣、编织比较有名，土花铺盖尤为著名。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受汉族影响较多，但也保留有自己的特点。湘西的“金色桐油”，鄂西的“坝漆”，都是饮誉中外的名产。 “西兰卡普”是土家族民族工艺中的一朵奇葩。又称“打花铺盖”，它是一种土家锦。以其独特的工艺和美妙的构图被列为中国五大织锦之列。土家族文学以叙事诗、山歌及跳摆手舞时所唱之摆手歌等最为著名。摆手歌有大摆手歌和小摆手歌之分，大摆手歌具有史诗性质;小摆手歌多为苦歌、恋歌,系抒情性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山乡风味。长篇叙事诗《锦鸡》是四句头民歌的组合体，用男女对唱方式表现，它以爱情故事为主线，反映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
我就是土家族的！土家族最出名的当然就是摆手舞和吊脚楼咯！土家族老从喜欢在头上缠头巾。还有就是土家族的人比较喜欢吃腌制的酸菜！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腌制酸菜的。
土家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带的武陵山区。湖南省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县，张家界市的慈利、桑植等县，常德市的石门等县。
湖北省主要分布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建始、巴东、恩施、利川等县市，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重庆市主要分布在渝东南的黔江、酉阳、石柱、秀山、彭水等区县；贵州省主要分布在黔东北的沿河、印江、思南、江口、德江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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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主要从事农业。织绣艺术是土家族妇女的传统工艺。土家族的传统工艺还有雕刻、绘画、剪纸、蜡染等。土家织锦又称“西兰卡普”，是中国三大名锦之一。
土家族爱唱山歌，山歌有情歌、哭嫁歌、摆手歌、劳动歌、盘歌等。传统舞蹈有“摆手舞”、“八宝铜铃舞”及歌舞“茅古斯”。乐器有唢呐、木叶、“咚咚喹”、“打家伙”等。
礼仪主要有：见面要互相问侯，家有来客，必盛情款待。若有是逢年节到土家人家里做客，主人还会拿出雪白的糍粑去烤，待烤得两面金黄开花时，吹拍干净，往里灌白糖或蜂蜜，双手捧给客人。
有的地方给客人吃糍粑还有些讲究，即把烤好的糍粑给客人后，客人不得吹拍火灰，要接过就咬，这时主人会抢回去吹打拍净，蘸上糖再给客人。
土家族节日：土家族民间非常重视传统节日，自年始至年终，可谓月月有节。正腊月间的年节（过赶年）、元宵节，二月社日、花朝节，三月寒食节、清明节，四月初八牛王节，五月端午节，六月初六向王节，七月乞巧节、女儿会、月半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初九重阳节，十月初一“寒衣节”等等，都是较为重大的节日。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土家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土家族
石柱、秀山、酉阳、 黔江属于重庆，谢谢！
现有人口5704223人， 主要聚居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此外，四川省的石柱、秀山、酉阳、 黔江等县也有分布。 土家族地区，山岗缠绕，物产 丰饶。有着雄奇的自然风光和浓郁 的民族风情，吸引着中外游人。其 中张家界是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 园，已成为新兴的旅游胜地。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为 “土生土长的人”。2 0 0 0 多年 前，他们定居于今天的湘西、鄂西一带，与其他少数民 族一起，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宋代以后， 土家族单独被称为“土丁”、“土民”等。新中国成立 以后，根据土家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土家族。 土家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大多 数人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很早就开始使用汉语、汉文 。只有湘西的龙山、永顺、古丈等县的少部分地区仍通 用土家语。 土家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 受汉族影响较多，但也保留有自己的特点。湘西的“金 色桐油”，鄂西的“坝漆”，都是饮誉中外的名产。 白虎崇拜 白虎在土家人的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土家 族自称是“白虎之后”。相传，远古的时候，土家族的 祖先巴务相被推为五姓部落的酋领，称为“廪君”。廪 君率领部落成员乘土船沿河而行，行至盐阳，杀死凶残 的盐水神女，定居下来。人民安居乐业，自然廪君也深 受人们的爱戴。后来廪君逝世，他的灵魂化为白虎升天 。从此土家族便以白虎为祖神，时时处处不忘敬奉。每 家的神龛上常年供奉一只木雕的白虎。结婚时，男方正 堂大方桌上要铺虎毯，象征祭祀虎祖。 除了进行宗教式的虔诚敬祭，土家人的生活中也随 处可见白虎的影子。古代土家族先民作战时所持的（钅 享）钎、戈、剑上面，都铸镂有虎头形或镂刻有虎形花 纹。如今小孩穿虎头鞋，戴虎头帽，盖“猫脚”花衾被 ；门顶雕白虎、门环铸虎头。其意用虎的雄见来驱恶镇 邪，希翼得到平安幸福。 “毛古斯”舞 “毛古斯”，土语为“拔步长”，是老公公的意思 。它是土家族纪念祖先，开拓荒野，捕鱼狩猎等创世业 迹的一种古老舞蹈。形式风格，异常古朴、别致。每逢 过年节跳摆手，都要跳这种古老的舞蹈。 跳演“毛古斯”，需十五六人组成，为首的祖辈叫 “拔步长”，其他的是小辈儿孙。这样就组合成一个家 庭。无论辈份高低，浑身都得用稻草、茅草、树叶包扎 ，甚至脸面也用稻草树叶遮盖住，头上还要扎五条大棕 叶瓣子，四根稍弯，分向四面下垂。跳演至《接亲》时 ，特别要用稻草扎根男性生殖器，夹在两腿中。观看跳 演的人，没有谁认为是“丑事”，却觉得这样装扮才真 实。 “毛古斯”舞，从动作到内容，都别具一格。演出 自始至终，讲土话、唱土歌，形态滑稽，诙诣有趣。碎 步进退，曲膝抖身，左跳右摆，浑身颤动。摇头耸肩， 茅草刷刷作响，全是模仿古人的粗犷的仪态。 跳“毛古斯”的形式，相当自由，不受内容的限制 。可歌可舞，可做游戏，玩杂耍，翻跟斗，打秋千。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有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
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带的武陵山区。湖南省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县，张家界市的慈利、桑植等县，常德市的石门等县；
湖北省主要分布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建始、巴东、恩施、利川等县市，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重庆市主要分布在渝东南的黔江、酉阳、石柱、秀山、彭水等区县。
族称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密基卡”或“贝锦卡”，意为“土生土长的人”。
历史上，土家族先民被称为“蛮”或“夷”。宋代以前，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 。宋代以后，土家族就单独被称为“土民”或“土蛮”等 。改土归流后，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土”、“客”、“苗”往往对举，以对武陵地区的土家、汉、苗三族进行区分。
“土家”作为族称，是在较晚时期出现的。民国时期的《咸丰县志》将土司后裔的“支庶之家”称为“土家”，而将当地汉族移民称为“客家”
土家族资料 【简介】族名 “土家”在当地汉语中是本地人的意思。土家族人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 1956年才被识别为单一民族，1990年统计人口为570.422万人,2007年为802万人。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以及四川省石柱、秀山、酉阳、黔江等县，与汉、苗等族杂居。 土家族织锦以其色彩斑斓、织工精巧闻名于世。有自己的语言。【服饰】土家族女装为短衣大袖，左袄开襟，滚镶2～3层花边，镶边筒裤；男装为对襟短衫。“过赶年”，即提前l～2天过年，是其重要节日。土家族男子穿琵琶襟上衣，缠青丝头帕。妇女着左襟大褂，滚两三道花边，衣袖比较宽大，下着镶边筒裤或八幅罗裙，喜欢佩戴各种金、银、玉质饰物。 【民居】土家族爱群居，爱住吊脚木楼。建房都是一村村，一寨寨的，很少单家独户。所建房屋多为木结构，小青瓦，花格窗，司檐悬空，木栏扶手，走马转角，古香古色。一般居家都有小庭院，院前有篱笆，院后有竹林，青石板铺路，刨木板装壁，松明照亮，一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宁静生活。【习俗】男女多经对歌相爱结婚。有“哭嫁习惯”习惯。女子在出嫁前7~20天开始哭，哭嫁歌有“女哭娘”、“姐哭妹”、“骂媒人”等。开始是轻歌唱，越接近嫁期越悲伤。直到哭的口干舌噪，两眼红肿。他们把是否善于哭嫁作为衡量女子才德的标准。土司制度前，土家族实行火葬。土司制度时期至今实行土葬，葬礼由土老司主持操办，土老司祭祀亡人时，将天窗口的纺车倒纺三下，念经送亡人过天桥上天廷。然后假扮亡人，围绕“哈哈台”转圈出门，死者子女跟随土老司哭丧，土老司唱丧歌，吹牛角，顿时火炮连天，哭唱哀鸣，极为悲痛，历时几天几夜。然后将装好遗体的棺木抬上山埋葬。改土归流至民国时期，土家族丧葬由道士主持，停尸三、五、七日后，由道士根据主人家境做不同等级的道场，有“小十王”、“大十王”、“隔夜素堂”、“一竖桅”、“二竖桅”、“七竖桅”等名称。一般道场都履行下柳床、开路、荐亡、交牲、上熟、散花辞解、解灯、打烧棺、辞灵、扫堂等具体操作程序。死者亲属披麻戴孝，跟随道士行丧礼，还请人唱孝歌，以哀悼亡人。新中国成立后，土老司、道士停止活动，以开追悼会唱丧歌代替道场。【饮食习惯】土家族平时每日三餐，闲时一般吃两餐；春夏农忙、劳动强度较大时吃四餐。如插秧季节，早晨要加一顿“过早”，“过早”大都是糯米做的汤圆或绿豆粉一类的小吃。据说“过早”餐吃汤圆有五谷丰登、吉祥如意之意。土家族还喜食油茶汤。 日常主食除米饭外，以苞谷饭最为常见。有时也吃豆饭，粑粑和团馓也是土家族季节性的主食，有的甚至一直吃到栽秧时，过去红苕在许多地区一直被当成主食，现仍是一些地区入冬后的常备食品。 土家族菜肴以酸辣为其主要特点。民间家家都有酸菜缸，用以腌泡酸菜，几乎餐餐不离酸菜。豆制品也很常见，如豆腐、豆豉、豆叶皮、豆腐乳等。尤其喜食合渣，即将黄豆磨细，浆渣不分，煮沸澄清，加菜叶煮熟即可食用。民间常把豆饭、苞谷饭加合渣汤一起食用。 土家族的饮酒，特别是在节日或待客时，酒必不可少。其中常见的是用糯米、高粱酿制的甜酒和咂酒，度数不高，味道纯正。 典型食品：土家族人最爱吃粑粑（糍粑）腊肉、油茶等食品，还有合菜；团馓；绿豆粉（米粉）；油炸粑。 吊脚楼【特点】 最基本的特点是正屋建在实地上，厢房除一边靠在实地和正房相连，其余三边皆悬空，靠柱子支撑。吊脚楼有很多好处，高悬地面既通风干燥，又能防毒蛇、野兽，楼板下还可放杂物。吊楼还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优雅的“丝檐”和宽绰的“走栏”使吊脚楼自成一格。这类吊脚楼比“栏干”较成功地摆脱了原始性，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被称为巴楚文化的“活化石”。 人还在屋前屋后栽花种草，各种果树，但是，前不栽桑，后不种桃，因与“丧”“逃”谐音，不吉利。 【结构】 依山的吊角楼，在平地上用木柱撑起分上下两层，节约土地，造价较廉；上层通风、干燥、防潮，是居室；下层是猪牛栏圈或用来堆放杂物。房屋规模一般人家为一栋4排扇3间屋或6排扇5间屋，中等人家5柱2骑、5柱4骑，大户人家则7柱4骑、四合天井大院。4排扇3间屋结构者，中间为堂屋，左右两边称为饶间，作居住、做饭之用。饶间以中柱为界分为两半，前面作火炕，后面作卧室。吊脚楼上有绕楼的曲廊，曲廊还配有栏杆。 有的吊脚楼为三层建筑，除了屋顶盖瓦以外，上上下下全部用杉木建造。屋柱用大杉木凿眼，柱与柱之间用大小不一的杉木斜穿直套连在一起，尽管不用一个铁钉也十分坚固。房子四周还有吊楼，楼檐翘角上翻如展翼欲飞。房子四壁用杉木板开槽密镶，讲究的里里外外都涂上桐油又干净又亮堂。 底层不宜住人，是用来饲养家禽，放置农具和重物的。 第二层是饮食起居的地方，内设卧室，外人一般都不入内。卧室的外面是堂屋，那里设有火塘，一家人就围着火塘吃饭，这里宽敞方便。由于有窗，所以明亮，光线充足通风也好，家人多在此做手工活和休息，也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堂屋的另一侧有一道与其相连的宽宽的走廊，廊外设有半人高的栏杆，内有一大排长凳，家人常居于此休息，节日期间妈妈也是在此打扮女儿。 第三层透风干燥，十分宽敞，除作居室外，还隔出小间用作储粮和存物。 【形式】 吊脚楼的形式多种多样，其类型有以下几种： 单吊式，这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有人称之为"一头吊"或"钥匙头"。它的特点是，只正屋一边的厢房伸出悬空，下面用木柱相撑。双吊式，又称为"双头吊"或"撮箕口"，它是单吊式的发展，即在正房的两头皆有吊出的厢房。单吊式和双吊式并不以地域的不同而形成，主要看经济条件和家庭需要而定，单吊式和双吊式常常共处一地。 四合水式，这种形式的吊脚楼又是在双吊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将正屋两头厢房吊脚楼部分的上部连成一体，形成一个四合院。两厢房的楼下即为大门，这种四合院进大门后还必须上几步石阶，才能进到正屋。 二屋吊式，这种形式是在单吊和双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在一般吊脚楼上再加一层。单吊双吊均适用。平地起吊式，这种形式的吊脚楼也是在单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单吊、双吊皆有。它的主要特征是，建在平坝中，按地形本不需要吊脚，却偏偏将厢房抬起，用木柱支撑。支撑用木柱所落地面和正屋地面平齐，使厢房高于正屋。【土家族吊脚楼】到了张家界，都想看看土家吊脚楼。由于历代朝廷对土家族实行屯兵镇压政策，把土家人赶进了深山老林，其生存条件十分恶劣，《旧唐书》说：“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蛩腹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是为干栏。”加上少田少地，上家人只好在悬崖陡坡上修吊脚楼。 土家吊脚楼多为木质结构，早先土司王严禁土民差瓦，只许益杉皮、茅草，叫“只许买马，不准差瓦”。一直到清代雍正十三年“改上归流”后才兴盖瓦。一般为横排四扇三间，三柱六骑或五柱六骑，中间为堂屋，供历代祖先神龛，是家族祭祀的核心。根据地形，楼分半截吊、半边吊、双手推车两翼吊、吊钥匙头、曲尺吊、临水吊、跨峡过洞吊，富足人家雕梁画栋，檐角高翘，石级盘绕，大有空中楼阁的诗画之意境。
土家族饮酒习俗一、咂酒的表现形态咂酒，就是用糯米或玉米、高粱、小麦等酿成的甜酒，装在坛子中储藏一年或数年，然后用凉水或热水冲泡，以竹吮吸，用以在宴会上招待佳宾，或在劳动中驱散疲劳。土家族地区的很多方志都有关于咂酒的记载，为我们认识其表现形态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光绪《长乐县志》卷十六详细记载了土司以咂酒款待宾客的情形：“土司有亲宾宴会，以吃咂酒抹坛为敬。咂酒抹坛者，谓前客以竿吸酒，以巾拭竿，请他客也。酒以糯米酿成，封于坛中。款客则取置堂荣正中，沃以沸令满，以细竹通节为竿，插透坛底。每一坛设桌一，桌上位及两旁，则各置箸一，而不设坐。客至以次列坐。左右毕，主人呼长妇开坛肃客。妇出，正容端肃，随取沸汤一碗，于坛侧就竿一吸毕，注水于坛，不歉不溢谓之恰好。每客一吸，主人一注水。前客吸过赴桌，再举箸，而后客来，彼此不以为歉也。凡吸歉溢皆罚再吸，故酒虽薄亦多醉。”同治《恩施县志》则记述了民间咂酒的情形：“俗以曲孽和杂粮于坛中，久之成酒，饮时开坛以沸汤，置竹管其中，曰‘咂篁’;先以一人吸‘咂篁’，曰‘开坛’;然后彼此轮吸。初吸时味甚浓厚，频添沸汤，则味亦渐淡。”同治《咸丰县志》载：“乡俗以冬初，煮高粱酿瓮中，次年夏，灌以热水，插竹管于瓮口，客到分吸之曰咂酒”。可见，土家族咂酒有土司咂酒和民间咂酒两种基本形态，前者主要是土司或豪门大姓在宴会上招待宾客，后者主要是民间百姓在劳动中驱散疲劳或在家中招待客人，制作工艺基本相同，饮用礼仪具有明显的区别。家族饮酒习俗二、咂酒的历史渊源土家族咂酒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至迟在唐代已经形成，盛行于土司时期，至今在民间仍有遗存。一些有关咂酒的诗文和民间传说，为我们研究咂酒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早在唐宪宗元和年间，白居易赴忠州任刺史路过三峡时就作了一首描写土家咂酒宴会场面的诗，题为《巴氏春宴》：“巫峡中心郡，巴城四面风。蛮歌声坎坎，巴女舞蹲蹲。薰草铺坐席，藤枝注酒樽。这说明土家族咂酒最迟在唐代即已形成，是古代巴人饮酒习俗的一种遗风，还可追溯更远。从有关文献记载看，尽管土家族酿酒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咂酒与蜀中咂酒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方舆胜览》注释“闲拈蕉叶题诗咏，闷取藤枝引酒尝”时说：“蜀地多山，多种黍为酒。民家亦饮粟酒。地产藤枝，长十余丈，其大如指，中空可吸，谓之引藤。屈其端置醅中，注之如晷漏，本夷俗所尚，土人效之耳”。在历史上，巴蜀毗邻而居，文化交往十分频繁，加之后来土家族地区与四川汉族地区也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土家族咂酒源于古代蜀中酿法的记载比较可信。另从民间传说可知，土家族咂酒形成于明代土家族土兵赴东南沿海抗倭的战事。据传说，土家族人为让自己的子弟兵按时奔赴东南抗倭前线，将酒坛置于道旁，内插竹管，每过一兵咂一口，循序渐进，以此传成习俗。
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渝东、鄂西、湘西的巴人，汉魏时期演变为“五溪蛮”；五溪蛮分布生活于武陵山区的酉、辰、巫、武、沅五溪地带，生存绵延千年至宋代，民族特征稳定.
这支以巴人后裔为主体的五溪蛮融合少数民族和部份汉族，经历漫长的岁月，逐步形成了土家族。
土家族在中国五十多个民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土家族有802.81多万人，集中散居在湘鄂渝黔四省市毗邻的武陵山区和湖北宜都以上的长江沿岸。
其中主要在湘西的保靖、永顺、桑植、永定、古丈、凤凰等县区，鄂西的长阳、五峰、恩施、利川、来凤、鹤峰、咸丰等县市，渝东的石柱、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县区，黔东北的印江、德江，沿河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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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世居毗连湘、鄂、渝、黔的武陵山地区。土家族人自称为"Bifzivkar"，汉族对“毕兹卡”的称呼为“土家族”。
2、土家族有四个支系：毕兹卡、孟兹、廪卡、南客；北支土家族，分布于湖南省湘西州、张家界市，湖北省恩施州、宜昌市，重庆市渝东南，贵州省黔东北，自称“毕兹卡”、“毕基卡”、“密基卡”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土家族
岭南嫁女之日，新人盛饰庙坐，少女亦盛饰夹辅之，迭相歌和，含情凄婉，各致殷勤，名日“送老”，言将别年少之伴，送之偕老也。其歌也，静江人倚《苏幕遮》为声，钦人倚《人月圆》，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凡送老皆在深夜，乡党男子群往观之，或于稠人中发歌，以调女伴，女伴知其谓谁，亦歌以答之，颇穷中其家之隐匿，往往以此致争，亦或以此心许。到了清代，一些地方志中出现了关于哭嫁歌的记载。如嘉庆年问湖南的《宁远县治》卷二，记下了该省南部五个州县哭嫁歌的流行情况：宁俗：于嫁女前一夕，具酒馔，集妇女歌唱。歌阕，母女及诸故伯姊，环向而哭，循叠相继，达署乃止。此风不知始于何时，而道、宁、永、江、新五州，如出一辙。清末光绪年间，广西《迁江县志》卷三有：婚嫁，女家于前三日，请亲友妇女，终夜唱歌，谓之“离别歌”，言其别父母兄弟之情也。又谓之“送老歌”，言其姑表姊妹，送之偕老也。民国初年以后，关于哭嫁歌的记载多了起来，如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刘万章的《广州旧婚俗》、王兴瑞、岑家梧的《琼崖岛民俗志》、黄占梅等主修的《桂平县志》，以及解放后的各种风俗志、婚俗志、地方志都有相关的内容。“从哭嫁歌文本内容来看，涉及封建社会生活较多，应该是这个时期才真正成熟并习以为俗的。近代，哭嫁之俗尤甚，有“不哭不发，越哭越发”之说。民国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婚姻家庭制度随之变革，哭嫁歌亦失去生存的土壤，渐趋消亡。在现代社会，仅在交通闭塞、落后贫困的某些边远地区尚有残留现象。湘鄂川渝黔土家族聚居区处在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的交接地带，“连山叠岭和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难攻，历史的节拍比外围地区舒缓。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文化沉积带。古代的许多文化事象，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或濒临绝迹了，在这个地方却尚有遗踪可寻。”哭嫁歌便是其中一例。直至今天，在偏远的山村，也还有姑娘在出嫁时哭嫁。虽然哭嫁之俗在本地曾盛行，至今尚存哭嫁遗俗，但有关土家族哭嫁歌的文献材料却很少，现可见的最早的是清乾隆时期著名土家族诗人彭秋潭（1748～1808）记载说：“十姊妹歌，恋亲恩，伤别离，歌为曼声，甚哀，泪随声下，是‘竹枝’遗意也。”还有一首竹枝词：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宁乡地近巫山峡，犹似巴娘唱竹枝。土家族新娘如果在出嫁时不哭，则表示对父母不孝顺，毫无依恋。在土家族流传着“会哭不会唱，姑娘没人望”的传说。唱哭嫁歌成了衡量女子德行的一个标准。所以，土家姑娘如果不会哭嫁，会被人耻笑。年代久远，相沿成俗，哭嫁歌就是历代姑娘们集体创作的文学珍品。土家族哭嫁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及明《思南府志》载，在秦汉以后即有土家族人在此开垦耕耘、繁衍生息。古时，土家族的婚姻比较自由，只要男女双方愿意，并征得族中土老师的准许，便可订亲、婚娶。随着封建礼教的发展，土家族的自由婚姻和其它民族一样，也逐渐被包办婚姻所替代，讲求“父母之命、媒约之言”，“门当户对”等条件。与此同时，土家族姑娘对包办婚姻不满而衍生的哭嫁现象就逐步表现出来并发展成内容丰富的文化现象。直至解放后，包办婚姻的现象才得到基本遏制。不管婚恋形式如何发展，土家族姑娘在出嫁前亦喜亦悲的挥泪恸哭却亘古不变。即使在民族交往频繁，文化渗透迅猛的今天，土家族姑娘在出嫁前也要向前来贺庆的亲朋好友献上一曲曲悲欢离合的哭嫁歌。
民间美术是一个多义的概念，是以农民为主的劳动者的艺术，它是劳动群众自己创作，并在他们当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朴素的、自由的艺术形式。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民间美术方面的论文精选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民间美术方面的论文精选篇1 论民间美术在美术教育中的价值 一直以来,民间美术在我国美术教育中便占有一席之地。当下,在视觉艺术多元化的时代艺术语境中,民间美术在美术教育中愈加受到重视。 将民间美术引入高校美术教育,对于双方来说是互惠互利的,民间美术因学校教育的继承,可以避免在传承上断裂的命运,并且能够不断向前蓬勃发展;学校美术教育因为有民间美术的加入能增加新的活力,丰富教学内容,民间美术所蕴涵的拙朴的造型、古朴的色彩、文化内涵、传统艺术观念等,对学校美术教学有着借鉴与启示作用。通过对民间美术的学习,学生能提高想象力、敏锐的观察力,开拓创造思维,加强传统文化的熏陶,丰富情感,形成独特的审美观,进而创作出具有个人风格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1.传统文化修养的提高 美术教育的目标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丰富人的情感,完善人的生命感受,而且能作为重要的协作因素,帮助完成人的德育、智育和体育。美术教育对人的精神的陶冶、提升,本身就是德育所追求的目标。可以说美育与德育密不可分。美术教育肩负着审美教育之重任,审美性是美术教育最基本的性质。很多美术教育家一直致力于将民族的东西带入当代美术课堂。如董希文先生在教学中便坚持不懈地贯彻油画民族化,引导学生广泛地研究古今各种优秀艺术遗产和中国民间艺术,以开拓学生眼界、培养全面的艺术修养。在美术教育中引进民间美术可以避免美术教育中过于侧重技巧、美术技法、关注操作程式,忽略审美教育对学生精神层面陶冶与启迪的弊端。 对我国民间美术的重新认识,是推动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探求美术教育工作中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平衡、全球化背景下美术教育发展之关键所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美术教育资源,以新世纪的视角对中国民间美术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最终形成一种具有时代内涵,又不失传统底蕴的中国的现代美术文化建构。林风眠曾说:“一个民族的文化,一定是固有的文化为基础,我们有5000年文化,每个时代都有其很好的时代感的创造,我们要保存我们固有的、很好的东西,吸收外面的东西。”[1]传统文化是美术教育、美术创作的宝贵资源,将其转化为多元的美术教育资源,可以使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拓展视野,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美术教育的目的。 民间美术是劳动群众为了满足自身与社会生活需要而创造的艺术,它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形态,代表着民族文化群体的中国本原宇宙观、美学观、感情气质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其独特造型与审美方法,产生出质朴淳厚的美感,其中所蕴藏着的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老一辈民间艺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物质水平较为低下,可在艺术作品中却总是抒发一种积极向上、健康勃发的情怀。民间美术作品中所包含着的真、善、美,给精神以满足,有助于净化心灵,无形中给人们的生活和创作态度带来有益影响,使人们提高艺术鉴赏力和形成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 2.创造思维的开拓 在美术教学中,民间美术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目标。真正的目的是通过美术教育,使人在创造过程中变得更富于创造力。可以民间美术作为美育的媒介,帮助学生寻找艺术的切入点。 有些美术院校聘请当地民间艺人进行实践指导,通过艺人的授课掌握其所运用的造型、色彩、花纹等各具特色的塑造型技巧,以及造型轮廓形式和材料工艺特点,使学生的视觉感官得到积极的刺激,增强观察事物的敏锐性、理解性和选择性,提高学生的整体感知能力,找到美的共性,从而获得自身审美情感的丰富和成熟。在学习过程中寻求创作灵感、拓展视野、提高审美情趣,从而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 1986年,中央美术学院设立了民间美术系,将乡间艺术的研究与教学引进我国最高美术学府。并于当年组织了一次民间美术教学,邀请六位农民艺术家走上美术学院的讲台传授民间艺术,在教学总结会上,同学们纷纷说:“画出了几年来画不出来的东西,学到了以往课堂教学中难以学到的内容。”而教师们也认为:“找到了自己多少年来苦苦求索的艺术真谛。这是一次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的教学。”[2] 3.民间美术在美术教育中的地位 对中国传统美术来说,多元化的层次决不是简单并列的,而是在民间美术的根基上发展起来的。民间美术是一切美术的基础,既是艺术之源,又是艺术之流。因此,“中国民间美术的造型规律及其创作方法,完全应该与其他美术规律和创作方法并驾齐驱地存在于中国的美术学府里,只有这样,中国的美术教育才是名副其实的、以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完整的面貌独立于世”。[3] 优秀艺术皆根植于自己所生长的土地,只有认清自己的根在哪里,从根本上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性,才能传承和弘扬民族艺术。当下有些青年艺术者不屑于民间美术,认为这些来自乡间的东西是粗俗的,土得掉渣,盲目崇尚西方所谓的一些主义或是样式,殊不知只有积累丰厚的传统文化涵养,才能创造出高品位的艺术作品。在借鉴别国优秀艺术形式的同时,更要明白我国的传统,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民间美术中的营养,把丰富多彩的民间美术元素、民族文化精神融汇于现代艺术,才能创作出具有影响力的艺术作品。 近些年,教育界越来越重视艺术教育在培养和提高学生全面素质中的重要作用。美术教育除要求学生熟悉和掌握基本的表现法则和造型规律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善于捕捉对描写对象的内心感受,指导学生在充分理解对象、把握对象的基础上满怀激情地把对象概括而生动地表现出来,注重把自己的感受、意志融入作品中,准确地表现自己的个性与风格。 这些民族化的特色在民间美术样式上都有着深刻及鲜活的表达。在艺术界,在目前这种风格与形式大爆发与大融合的情形之下,通过对民间艺术中所蕴含的民族心理特质、传统美学观念及独特造型方法的剖析与学习,美术教育可以摆脱原有美术教学体系中机械论与虚无论的缺憾,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灵性与自然的精华,造就出时代精神与文化底蕴交相辉映的审美教育风格。最终这种审美教育所形成的人格力量将渗透到个人的精神生活的潜意识层次,并跨越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形成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结语 当代美术教育应立足并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把发展民族传统精神、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主导性工作。优秀艺术作品无不根植于深厚的民族土壤之中,民族精神是艺术创作的灵魂,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注入民间美术教育意识,思考中国美术发展战略,提高和强化全民族艺术素质培养的前瞻性,奠定学生的价值观念、文化修养、行为规范,使其树立民族情感,为传承国家传统文化精粹,保障社会团结统一、进步发展而开展有意义的实质性工作,这也是当今乃至今后基础美术教育教学的方向。 民间美术方面的论文精选篇2 浅谈民间美术的发展 【摘 要】中国的民间美术遍布农村。在那里，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与民间美术有着亲密的关系。他们或者是创造者，或者是享用者，无不置身其中。而民间美术的审美形态和形式种类丰富多彩，其文化内涵深远丰厚，与远古的原始文化艺术观念遥相呼应，并且两者有着渊源嬗变的血缘关系。他的许多造型、图式可以上溯到华夏民族的起源与中国文明的源头。因此，它具有鲜明的民俗学、民族学、历史考古和文化人类学的价值。 【关键词】民间美术 装饰 艺术 民间美术是一个多义的概念，是以农民为主的劳动者的艺术，它是劳动群众自己创作，并在他们当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朴素的、自由的艺术形式。民间美术，可以说是民族艺术中最具民族特色和本土精神的一部分。民间美术的作者是人民群众和民间匠师，其中绝大 多数是在劳动生产的业余时间制作的，或作为副业生产， 又主要为自己使用、欣赏，因此表现了他们的心理、愿 望、信仰和道德观念。 民间美术和民俗活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伴随民俗活动而发展的。在民间的节日庆典、 婚丧嫁娶、生子祝寿、迎神赛会等活动中，民间美术创作也最为活跃。如中国春节前后用年画、剪纸、春联装 饰环境,为孩子赶制服装,社火花会的戏具，庆贺元宵节 的花灯纸扎;端午节悬挂的天师符，钟馗像、五毒服装 饰件及龙舟彩船;中元节的荷花灯、中秋节的月饼花模、 泥塑兔儿爷;结婚用的嫁衣、喜花、喜帐;祝贺幼儿百天和生日用的虎头帽、虎头鞋、长命锁、长命衣。少数 民族民俗节日中的歌舞集会中的服饰布置也用丰富的美 术品点缀。 藏族供神的酥油花，傣族泼水节男女互赠的 花荷包等。民间美术分布于全国各地区，由于中国地域 广阔，民族众多，在地理条件、风俗、感情、气质等互 有差异，又在民间美术中形成了丰富的品类和多采的风 格，这些美术品有的供生活使用(如灯具、食器、家具)， 有的用于装饰和美化环境(如年画、窗花)，具有实用价 值和审美价值统一的特点;民间美术的制作材料大都是 普通的木、布、纸、竹、土，然而制作技巧高超、构 思奇巧、很少自然主义的模拟物象，而是善于大胆想像和夸张表现强烈的感情，又常用于人们熟悉的寓意谐音的手法通过优美的形象表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具有积极乐观的态度，艺术上刚健清新活泼淳朴，带有鲜 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由此可见，民间美术正是沿着人类本源艺术一直发展延续到今天的。 中国的民间美术虽然丰富多彩，形式多样，但它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的特性，这些特性从则面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种： 1.积极向上性。 中国的民间艺术是一种“乐感文化”，是一种欢乐的艺术，与西方的“罪感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以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为出发点的大部分西方文化，认为生活目的只是为了赎罪，以获得原谅从而获得新生。这种思想观念在他们的艺术作品里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中国，几千年来，以个体农业为基础而生存的庶民阶层，他们摆脱不了天灾人祸、饥寒和贫穷，他们只能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慰籍中求生，他们祈祷万物有灵，祈求生命和生殖繁衍，幻想着喜庆和吉祥。其哲学观念是轮回的――“今天不好，明天会好”，“今生修好，来世有报”，他们总是对将来、对来世充满着希望。因此，他们的美术作品大多不表现现实生活的艰苦，而极力去表现理想中所期待的美好。 2.象征性。 劳动者是最先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抽象创作的原动力，原始美术和民间美术成为抽象艺术的先导。 民间艺人在形象的塑造上，多因时、因地、因材制宜，不假虚饰，以抽象性的手法表现出物象自然、质朴的本来面貌。抛开现实形象的细节，用极简单的线条概括抽象现实形象：在织绵刺绣和桃花这类民间美术种类中，除少数具象图案外，大部分都是点、线、面组成的几何形图案。这种抽象造型能力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彩陶的表面有圆点、三角、旋涡、波折、齿纹、鱼纹、蛙等多种纹样，抛开现实本身的各种细节和不规则因素，用极简单的线条概括抽象现实的形象。把各种动物、植物、抽象为几何图案，不但要仔细观察。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集中概括，夸张变形，而且还要饱含浓厚的文化内涵和古老的造型意识;云南沧源文化和古老的造型意识具有的抽象、象征含义。汉族的民间服饰，日用品装饰上也可以看到概括的抽象几何图形，如百家衣、百纳幛。 这种以菱形的碎布拼制而成，以色彩的拼接和几何状的结构，完整呈现出某种动物、植物造型，色调鲜艳和谐;生殖崇拜的华中树、鱼人、鸡头鱼、双鱼，气氛热烈喜庆。民间美术概括性表现在程式化造型。如“十斤狮子九斤头，一斤尾巴掉后头”的画诀，表现出大胆取舍，夸张、提炼其本质，舍弃、弱化细枝末节，并夸张画中的内容：贵州民间泥玩中，野猪的造型十分奇特，头部和嘴占了大半位置，躯干几乎被省略了，却将野猪的生猛表现得鲜活生动。河北武强木版年画为突出门神的勇武，尽量横向夸张，把人体比例缩减为四个头长，形成方厚如山的气度，而仕女则被刻画得格外清秀，细腰削肩极尽婀娜之态。民间木刻版画在处理大场面时，以简略的笔画表现出多种物象。在戏剧表演中，几个兵卒就是千军万马，版画中几组细浅排列的草就是一片草地，这种造型上的省略手法存在合理性，言未尽而意已明。 3.教育性。 讲到教育性我们就要重点提到它的道德教化功能，可以说中国的民间美术在中国几千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间美术以其特有的亲和力，把思想理性内容融入艺术形象中，以其特有的方式寓教于乐，对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人生价值、是非观念、审美情趣等以启迪和教育，有着重要的欣赏、审美和教育的意义，这也是其自身存在价值及相对独立发展的内驱力。在民间美术作品中，旨在表彰宣扬先烈事迹、忠孝贤良、圣贤风范以及侠义行为等题材占很大的比重，它往往把民间传说、历史典故、小说或戏曲人物等作为表现主题，借助审美力量和娱玩方式宣道施教，是宣扬信仰观念和道德思想的物化形式，这方面的作品在皖南徽派建筑中的木雕、砖雕及石雕中比比皆是，如：“岳母刺字”、“八仙过海”、“水泊梁山”、“武松打虎”等。 猜你喜欢： 1. 艺术方面的论文优秀范文 2. 民间美术特征浅析论文 3. 谈谈民间美术 美术研究学术毕业论文 4. 对当代中国民间美术的认识和思考论文 5. 艺术方面的论文
尽管中国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但是我们却也能发现它们之间一些微妙的联系。首先，流行歌曲脱胎于民歌。也可以这样理解：民歌是过去的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就是今天的民歌。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丽君演唱的一些歌曲则是由民间小调为素材创作的歌曲。而在其他的流行歌曲中也有相当的体现。由此可以我们知道，民族音乐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民族艺术的精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力量、智慧和追求，是流行歌曲用之不竭的源泉，流行歌曲只有扎根在民族音乐的土壤里才能获得更为顽强的生命力。其次，民歌借流行歌曲元素焕发生机。民族音乐元素越来越被流行歌手所重视，当周杰伦、陶喆、王力宏的流行音乐里开始引用民族元素，当腾格尔红遍大江南北，.当“女子十二乐坊”倾倒海外的时候，一些人发出“民族音乐迎来了春天”的欢呼。也就是说，流行音乐用现在的配器手法和演唱方式从另一方面来表现民歌，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并喜爱古老民族，也使传统民歌的古老生命力焕发生机。很难说中国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必然，也很难给中国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关系一个完整的和正确的定位。中国民族音乐存在了数千年，随着历史的变迁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意识形态不断的发生变化，民族音乐也随着发生变化和发展，而且一直都在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反应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用音乐这个特殊的方式记载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文背景。可以文说，中国的民族音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特点比较鲜明的体系。而中国的流行音乐尤其是所谓的“新潮音乐”则可以说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的派生物，众多音乐人可以借助这种音乐的形式来表现生活和情感，有时也显得很切近人们的生活和情感世界。从当前来看，我国的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长期来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一种相互争斗、相互排斥的状态，而随着各自的生存空间的扩展需要，它们又不可避免的走到了一起，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已经慢慢建。立起来。 Baidu文库当今，中国的流行音乐开始与国际接轨，港、台、内地三地的流行音乐差异日益缩小，在这个时期，古今的碰撞、中外的结合都汇集到一起。但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的流行音乐从商业上看是繁荣的，但是从文化上看，是贫穷的。而少数民族音乐元素与流行音乐的结合更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如何把民族的真正变为世界的、把民族音乐元素巧妙地与流行音乐相结合，还需要广大的音乐人不断尝试、共同努力、共同探索，使我国民族化的流行音乐作品在世界乐坛上独树一帜
浅论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趋势民族民间舞蹈是各族劳动人民群众劳动生活的写照，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古老的表达人们喜怒哀乐内心世界和歌颂美好生活的重要文化艺术，所以有人把舞蹈称为艺术之母。不论如何表述，也不论从哪个角度审视，从舞蹈原始狭义的祭祀、婚丧嫁娶仪礼，发展到现今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都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息息相关。回顾历史，哪个朝代的鼎盛时期不是文化艺术的盛世呢？新中国成立以来，舞蹈艺术的发展同样符合波浪式前进的规律，盛世文化的大潮已经向我们涌来，文艺舞台表现出空前的活跃。今天汇演，明日比赛，到处莺歌燕舞，洋溢着一片繁荣景象，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难得的幸事。作为一名舞蹈教育工作者，在兴奋之余，又不得不冷静下来———冷静审视舞台，冷静思考舞蹈。特别是看到一些内容平平、演技平平、动作拼砌，甚至张冠李戴，将历史篡改得面目皆非的作品进入舞台的时候，研究舞蹈、论证舞蹈的心情更加迫切，更加期待通过努力揭示出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方向。尽管能力有所不及，责任感仍促使我做了粗浅的探索。下面从三个方面论述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趋势。一、现代民族民间舞蹈中闪存着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镶嵌着鲜活的现代审美观念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古老文明，56个民族为我们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全球经济概念与我们越来越近，西方文化随之蜂拥而入，中西文化交汇，民族文化大融合，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人们的生活节奏、思维理念、信仰爱好、审美需求、情感方式都发生了全然不同的变化，本民族的民俗特征也在悄然变化。如蒙古族不再是骑骏马穿长袍，除牧区外，大多数蒙古族群众远离了马背生活，融入了现代的社会文明，除了重大节日，很难在形式上从人群中指认出谁是何种民族。又如历史上以打猎为生的众多民族，由于国家对动物资源的保护措施逐步完善，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也不得不发生变化，狩猎文化也逐步成为历史。但民族犹存，其本民族现代的生活方式、文化特征，能不说是本民族的特征吗？所以，历史文化要逐渐面对时代的审美变迁，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思维的磨合与冲撞，也必然迫使民族民间舞改变传统的既成模式，创作思维、结构方式、舞蹈语言的表达，以一种新的审美原则和艺术原则展现出来。我们注意到，现代民族民间舞蹈在风格上不再沉迷于风格化、原始化，而是追求个性化、多样化；在造型上，不再以圆形线条和对称形为最美，而是喜欢错落有致的对比和不对称美；在肢体语言上，也打破了程式化的动作线条，追求棱角分明，充分利用时间、空间的变化，动作新颖而别致。如今在电视上看到民族民间舞蹈，舞蹈服饰与历史上民族舞蹈服饰相比，做工、面料、式样、质地、色彩等都更趋于现代人的服饰审美要求；音响灯光等现代技术的运用，使传统艺术更符合现代人的视听需求；代表民族舞蹈特征的某些符号也加载了现代人的审美视角。现代民族民间舞蹈都凝聚了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镶嵌了鲜活的现代审美观念，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加令人喜闻摘要：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人们审美观的渐变，具有民族瑰宝之称的民族民间舞蹈艺术如何发展，发展趋势怎样？本文从一名舞蹈教学工作者的角度，通过社会调研，分别以“现代民族民间舞蹈中闪存着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镶嵌着鲜活的现代审美观念”“、朴素的原生态舞蹈融入多姿多彩的现代舞蹈技法”和“不朽的经典传承与现代民族民间舞并存”三个方面，论述了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趋势。关键词：民族民间舞蹈；厚重；朴素；不朽中图分类号：J7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08）05B-008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