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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改革是政府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对政府体系的结构、功能以及行为进行调整和变革的过程。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是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的动力。30年的政府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政府管理价值的重新确认和公共性的回归、政府职能日趋合理、政府治理结构日趋理性、政府运行机制逐步完善等方面。未来中国政府改革也面临着重建行政文化、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能和结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和发展有效府际关系和管理、提升政府能力、建设法治政府等艰巨的任务和挑战。[关键词] 社会变革；政府改革；成就与挑战17 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曾经讲过，一个缺乏能保证秩序的、有效的政府的社会，人的生活将是孤独、贪婪、残忍和短寿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曾从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对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马克思在分析亚洲的经济发展时指出：“我们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1 ] ( P763) 在他们看来，如果政府及其权力能按照合乎规律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它和经济发展之间便没有冲突，经济发展便加速。反之，政府权力也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引起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从政府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形式的不同，而是在于政府治理程度，特别是政府能力大小或高低的不同。“有些国家的政府拥有一致性、一体性、合法性、组织性、高效和稳定的特点，而另一些国家的政府则缺乏这些特点”。[2 ] ( P1) 的确，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发展过程的经验表明，政府治理的能力及其有效性同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学者齐斯曼(J1 Zysman) 比较英、法、德、日、美诸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后认为，政府能力越强的国家，应付经济震荡的能力就越强，宏观调控的能力就越强，故而经济表现就越佳。[ 3 ]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 G1Myrdal) 也指出：“尽管程度不同，所有不发达国家都属于软政权”。[ 4 ] 他同时认为，软政权的表现主要是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的规章与指令，以及普遍存在腐败。许多研究发展行政的学者更是认为，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行政的因素而非经济的因素。的确，对于所有社会而言，始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与挑战是如何创建一个有效的政府体系，以支持、促进社会的发展、繁荣和进步。有效的政府治理体系是一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政府不再是传统的保守主义眼里的所谓的“必要的恶”，而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之一。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同意这样一个命题：政府的性质、能力和绩效，是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全世界都在重新考虑政府以及政府自身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建立一个与变化着的时代相适应的新政府体系，并使之更具能力、更具有效性，成为发展的推动力量，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的任务和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次转型可谓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这场革命，波及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经过这场革命的洗礼，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没有哪一个国家尝试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尽管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一样，在过去的30 年中，中国政府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不仅体现在政府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方面，更体现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改革与创新政府，建立一个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有效治理体系，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始终是中国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政府改革与创新既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与变化的动力之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主旨在于研究和探讨以下问题： (1) 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是什么？ (2) 30 年中国政府改革的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 (3) 中国政府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是什么？ (4)未来中国政府改革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什么？一、中国政府改革的契机和动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5 ] ( P257)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 ] ( P617 - 618) 中国政府改革与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体制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的变化。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由经济体制变革引起的社会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国理论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突出表现在发展生产力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总结20 多年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科学发展观。二是经济体制的变化。经过20 多年的改革，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转型，这种转型对整个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是社会形态的变化。整个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变。四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五是政治体制的变化。政治体制朝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上述方面的变革与发展，为政府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中国政府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中，面临和承受着全方位的、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经济领域，政府始终面临着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稳定、充分就业、收入公正分配等艰巨任务。与此同时，政府还肩负着经济体制改革创新的艰巨任务。这就是说，政府既要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也要成为新经济体制的设计者、改革的推动者。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经济体制的改革，都要求政府扮演发展与改革推动者的角色。在政治领域，政府始终面临着维护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增强政治合法性，聚合和分配各种利益等艰巨任务。在社会领域，政府也承担着创建新的社会管理体制，确保13 亿民众生活保障的艰巨任务，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压力。与此同时，民众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断增大。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国需要一个有能力、有效率的政府。政府体制是连接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的关键。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的，中国的问题多多少少与政治和政府体制有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体制障碍，根本在于政府体制的不完善。1978 年以来，中国虽然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但始终存在着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资盲目扩张与经济过热、重复建设严重、收入差距扩大与分配不公、就业压力大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且得不到有效解决，关键在于相关的体制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政府所处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角色，决定了政府改革在中国全面改革过程中的特殊制约作用，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体制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取得进展和成效。如果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割断政府与企业的行政关系，切实解决政企不分和政资不分的问题；要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就必须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就要把资源配置权交给市场，减少政府的干预，减少政府对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的管制；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有促进技术进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要强化公共服务，就必须改革财政体制；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就必须实行政社分开，还权或者放权于民；要实现法治国家，就必须实现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中国的政府改革，就其基本任务而言，就是要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建立确保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要破除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适应的障碍，建立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体制；要破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因素，建立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要破除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不相适应的东西，建立适应民主政治发展的政府体制。总之，政府改革就是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政府体制，这是政府改革的直接动因所在。二、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30 年的基本成就1978 年以来，适应经济体制和社会的变化，中国政府在价值理念、职能调整、理顺关系、机构优化、完善机制、活化人力、依法行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改革与创新，实现了向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的初步转变。(一) 政府管理价值的再确认与公共性的回归政府治理的过程，既是社会目的的执行过程，也是社会目的和价值的创新过程。中国政府改革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趋于理性化的过程，是形式的合理性与价值的合理性的有机结合。政府价值的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指形式的合理性具有优先性。因为政府管理的价值不仅影响着政府的合法性，也影响着政府行为的合理性。中国政府改革30 年，最重要的是政府对其自身价值的重新思考和确认。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单纯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到科学发展观，从物化的思考和选择到以人为本观点的确立，从强调政府是一个权力中心到强调政府是一个公共服务中心，从强调强势国家的治理到强调社会的参与与协同治理，从政府行为的秘密性到公开性，从依靠人治到重视法治，等等，都体现出对政府管理价值的重新思考和确认。在我看来，最大的变化在于中国政府的“公共性”的回归和立国价值( regim value) 的捍卫和落实。概括起来，对立国价值的捍卫和“公共性”的回归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认识到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性尊严的重要性，并致力于不断提升和改善公民的权益。(2) 认识到政府管理不仅是追求秩序、经济和效率，更重要的是促进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3) 认识到政府不仅是一个管理的中心，更是一个服务的中心，政府的核心职能和职责在于提供公共的产品和服务。(4) 认识到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建立在政府、社会、企业共同参与治理的基础之上。(5) 认识到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委托人，理应承担更大的公共责任。诚然，公共价值的实现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重要的是公共性的价值得到了重新的确认、选择，并在具体的公共行动和公共政策中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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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论文 范文 一：执行型下的软制度建设
一、执行型政府与行政执行力
(二)行政执行力的构成
有效的执行力是由许多要素和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行政执行力不是单个的力，而是由诸多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合力。而其中忠诚力、理解力、 领导力 、控制力是构成行政执行力的基本要素。忠诚力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因对党和国家、上级政府以及自身工作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热爱而产生的强大执行力。忠诚力是一种由信念产生的强大力量，会唤起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道德责任，从而把人的无意识的行为转变成为自动的、自觉的执行行为，是执行的最大动力。理解力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准确把握国家的法律法规精神和深刻领会上级部门的政策意图的能力。正确理解法律法规及政策本身的内涵是政府部门高效执行的开端，只有做到“吃透法律”“摸透政策”，才能确保依法行政和高效执行。领导力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模范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协调各类资源和各方利益关系，确保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效贯彻落实的能力。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落实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统一部署和协调指挥，具有强大领导力的政府部门能够紧密结合当地执行环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排除法律和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阻力和障碍，成为执行活动的“大脑中枢”。控制力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常变不居的法律和政策执行环境中应对执行变化、纠正执行偏差、确保法律公正和政策落实的能力。这种控制力表现为对法律法规推行过程的把控和政策执行效果的监督，确保国家对社会的依法治理，维护法律的公正公平，体现法律的威严和公信力。行政执行力不是以上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这些基本构成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力。同时，政府的行政执行力还受到执行环境、政策资源、制度约束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在这些外在的影响因素中，制度约束因其普遍的约束力和影响力，成为了影响行政执行力的关键因素。
(三)制度因素对行政执行力的影响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制度有关，执行型政府的执行行为亦然。执行型政府能否依法行政、有效履行政府职能，与其自身的制度约束力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影响行政执行力的制度约束角度来看，执行型政府的制度约束由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规章条例等刚制度约束和价值理念、政府 文化 、伦理道德、心理约束等软制度约束组成，同时受社会环境变迁因素的影响。正是具有强制性、权威性和规范性特征的刚制度与具有广泛性、自发性、持续性特征的软制度在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中有机结合和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对执行型政府执行力的强有力约束和驱动效应。
二、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约束的现存问题
执行型政府在推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由于传统的“管制”理念的影响，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利益主体结构、需求结构和利益实现途径的日趋复杂化，“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遭遇多种复杂因素的阻力。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约束作为国家治理中德治的主要抓手，其现状不容乐观，产生了以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内在软制度建设缺失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末端治理。执行型政府作为国家改革方略和政策的最终实施者，在贯彻法律法规时往往通过制定政府 规章制度 等来要求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予以落实。这种用刚制度来推动刚制度实施的方式过于简单直接，忽视了相应的内在软制度的建设。使执行型政府在依法行政的道路上疲于应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难在执行型政府内部达成广泛共识。没有了“改革进取”“自我超越”等软制度精神的强烈召唤，执行型政府的内在改革也会动力不足，使法律和政策执行停留在表面，行政执行力的提升难以实现。
(二)软制度与刚制度相互分离
良好的制度体系必须由刚制度和软制度相互支撑、相互补充而成。刚制度只有植入软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因地制宜地与之深度融合，才能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同样，软制度也必须依靠刚制度的强制力才能有效发挥其约束作用。一旦两者分离，制度约束的效力将大幅削减。然而部分执行型政府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没能深刻理解刚制度与软制度的相互关系，更多地偏重于规章制度等刚制度的建设，而忽略了其与软制度的协同，致使软制度建设滞后于刚制度的发展步伐。与此同时，部分执行型政府尽管大力推行软制度建设，却没有为这些软制度配套相应的监督机制和奖惩 措施 ，导致其仅仅停留在 口号 上，没有真正落实在行动中，在公共治理中出现治理不力、社会互动不足、法律和政策执行阻力重重等后果。
(三)软制度建设脱离社会
环境好的制度必须“落地生根”，才能“开花结果”，软制度的实施尤其如此。然而执行型政府在开展软制度建设时，由于对其特性缺乏深刻把握，很容易将刚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制度移植” 方法 运用到软制度建设当中，直接复制和引用其他政府部门的软制度规范，忽略了政府部门自身的基础和组织内部各个体的认同情况。由于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能差别和内部文化差异，这些外来的软制度很难真正得到政府执行人员的深度认同，他们依然按照原有的执行理念和行为规范开展工作，使外来的软制度成为了形式上的制度符号，没有实际效用，造成了软制度的“仪式化”。
三、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构成
执行型政府作为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的核心主体，其行政执行力的提升需要有力的制度支撑。其中，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作为各项刚制度的有效补充和行政执行力的深层次柔性调适机制，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
(一)“执行导向”的价值理念
执行型政府的价值理念是执行型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政府行政所持有的一种较稳定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观念体系。它是政府执行活动和政府人员行动的指南。“执行导向”的价值理念，则是政府执行活动的先导。执行型价值理念的培养，能够促进政府人员以执行为天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执行责任感，提升执行刚度，从而提高行政执行力。
(二)“崇尚服务”的政府文化
文化根植于社会和组织之中，是一种潜在的无形力量，其影响是全面、巨大且持久的。而弥漫于政府组织内部的政府文化，往往能以强大的影响力引导政府执行者的思想意识和执行行为，并将其崇尚的各种价值观念、信念及行为规范逐步演变成为执行者自觉的执行思维和行动习惯。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我国目前政府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这种以“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为导向的政府治理模式更加强调政府对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的执行，更加重视政府应有的“服务职能”，使“服务而非管制”“掌舵而非划桨”的理念成为执行型政府的政府文化核心。
(三)“令行禁止”的心理约束
心理约束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依据内心自发形成善恶好坏标准从而自觉遵守某些准则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超脱于外力的，而且一旦形成将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令行禁止”的心理约束一旦内化为行政主体的内在信念与行为模式，就会产生长期的自我约束力，使执行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自觉做到党和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坚定贯彻到底，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自觉远离。“令行禁止”的心理约束为行政执行力提升提供了法律法规之外的隐形保障，是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的内核之一。
(四)“乐于奉献”的内在激励机制
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组织和个人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而相比外在的制度激励机制而言，内在的自我激励机制更能激发人的工作动机和潜能。执行型政府的执行活动面临着上级、协作部门、执行对象等多方面的压力，且由于利益因素的干扰和社会互动不足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执行过程往往充满阻力，存在诸多挑战。乐于奉献的精神能够激起执行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唤醒不畏艰难、直面困难的执行意志，不断克服执行难题，勇于实现执行目标。
四、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建设的实现路径
良好的社会治理是法治与德治的密切结合，只有在法治的框架下强化以软制度为基础的道德教化，才能确保符合道德精神的良法和体现公共利益的政策的产生，并使这些良法和善政依靠具有高尚道德的行政执行者在公序良俗的社会环境中推行。因此，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建设的实现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实现道德教化、通往社会善治的路径。
(一)弘扬政府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
政府治理理念从根本上革新了政府部门的行政价值取向，为政府部门塑造了全新的政府形象，也为创新社会管理、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聚集着新的能量。它蕴含的服务型政府、依法治国、参与管理和以人为本等核心价值理念，为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建设标明了航向，对执行型政府强化执行力有着强大的指引作用。服务型政府理念意味着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由原来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转变为现在的“服务供给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执行型政府需要坚持“顾客导向”的服务型政府理念，力求为“顾客”提供更具人文关怀的高效、高品质的服务，并积极对“顾客需求”做出快速回应，使执行型政府的行政执行力在服务性和回应性中得到不断提升。“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的基本特征，也是提高政府行政执行能力的关键环节。执行型政府在强化软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把法治理念和依法行政的原则渗透到每一个执行环节和执行过程。现代的政府治理是多向互动的治理模式，因此执行型政府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要有效吸纳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以此激发社会公众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意识，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全力配合政策落实，从而促进国家的战略规划和改革蓝图在基层“落地生根”。“以人为本”是政府治理的根本目的，也是现代治理型政府、执行型政府区别于传统的统治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及管理型政府的重要标志。因此执行型政府必须将以人为本的核心治理理念浸润到每一个政府部门及其政策执行过程当中，大力弘扬民本作风，自觉摒弃和抵制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才能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促进行政执行力的提升。
(二)引导驻存改革演化中的先进文化
政府改革和管理创新是近年来我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层层推进的改革为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改革演化过程中先进文化的引导驻存，将为执行型政府营造浓厚的执行氛围，打造崇尚服务、令行禁止和乐于奉献的高效执行型政府。社会软制度层面的规范和价值观等强化了正式制度，并使这些正式制度被社会所接受和支持而得以延续。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正式制度的发展和演化，是正式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政府机关文化对执行型政府的工作效率、执行效果等有着重要的影响。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建设，关键在于塑造先进的执行型文化，使之在执行型政府中引起广泛共鸣，凝聚团体共识，并随着内外部环境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发展，确保其始终处于引领执行型政府发展、促进执行力提升的先进地位。
(三)培育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实施机制
完善的制度不一定必然导致完美的结果，还必须配套相应的制度实施机制才能产生现实效力，因此执行型政府软制度效力的充分发挥，除了不断完善软制度本身之外，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培育和健全软制度的实施机制。第一，建立软制度落实的引导激励机制。“制度本身是无生命的存在，它的活力必须由人赋予”。由此可见，执行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制度落实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软制度实施的效果。在日常的政府工作中，执行型政府需要对所属人员进行执行理念和执行精神的正面 教育 引导，并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服务意识、自觉做到令行禁止和充满奉献精神的执行组织和个人给予薪酬和职务的提升，进行荣誉和称号的授予，同时通过公开表彰先进典型、宣传报道先进 事迹 等形式对这些行为进行正强化，不断巩固效果，扩大影响。第二，强化领导干部的示范效应。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不仅体现了社会道德和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建设的主题，而且是影响其成效的关键因素。因此领导干部要主动做出表率，自觉做到依法行政、无私奉献，带头践行各种先进的执行理念以及体现这些理念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用实际行动感化和号召全体执行人员树立良好的执行意识，促进各项软制度的有效落实。第三，健全软制度落实的监督机制。软制度的非强制性特征决定了其实施主要依靠社会成员的自我心理约束和自律行为。但仅依靠软制度内在的感召力和约束力来发挥其效力是远远不够的，执行型政府必须建立健全软制度落实的监督机制，对执行型政府中的官本位、以权谋私、执行不力、松散懈怠等不良作风进行坚决查处，并通过政务平台、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等多种途径将这些现象公之于众，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使执行型政府中的不端行为无处藏身，进而促进执行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之间形成人人敬畏软制度、各个落实软制度的良好风尚。
(四)发挥软制度与刚制度的协同效应
一项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完善与否，还取决于和其他制度的协同与融合的程度，这是我国在社会治理中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原因。若要最大化发挥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的效力，必须促进软制度与刚制度有效协同，通过这两种制度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与相互融合，使软制度在协同体系下凸显作用。第一，要发挥两种制度在协同过程中的互补效应。软制度与刚制度因各自的特点不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也不一样。因此在执行型政府强化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对于刚制度尚不健全的领域，必须加强相关软制度的引导和约束;同样，对于软制度制约乏力的领域，必须强化刚制度的支撑和依托作用。两种制度相互补充，才能有效减少制度约束的盲区，对执行型政府形成全方位的制度覆盖和无缝隙的制度约束。第二，要增强两种制度在协同过程中的互促效应。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与刚制度本质上的一致性和互通性决定了它们可以相互借鉴和相互促进。一方面，执行型政府软制度中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和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是执行型政府各项刚制度建立的基础和依据，同时软制度可以推动刚制度之间争议的解决，增强刚制度的合理性。因此执行型政府在制定行政法规和各级规章制度时，应坚持以执行导向、崇尚服务、令行禁止、乐于奉献等先进的执行型理念为指导。另一方面，刚制度所具有的强制性特征能为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的实施提供支撑，降低软制度实施的阻力，增强软制度实施的效果。第三，要促进两种制度在协同过程中的互融效应。执行型政府刚制度与软制度的互相融合是指二者通过一系列彼此相互适应和协调的有效制度变迁，最终达到彼此共生、相互促进的一个帕累托改进。执行型政府需要适时地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执行环境的变化，动态地调整和改变刚制度与软制度的内容和形式，使二者之间更具恰适性和耦合性，从而实现共生互进的良性循环。
管理学论文范文二：城市经济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一、社会保障中的内容
1.社会 保险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当中最为关键的部分，社会保险的概念是指以国家为主体，由法律法规规定的专门机构负责实施，运用社会力量，通过立法手段向劳动者及其雇主筹措资金建立专项基金，以保证在劳动者失去劳动收入后获得一定程度的收入补偿。社会保险的种类有许多，主要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
2.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的对象是社会上低收入者与弱势群体，通过直接给予这部分群体经济上的支持，以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社会救助的形式同样都许多：包括住房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贫困救助制度等等。
3.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最高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面向社会全体公民，提供良好的，免费的服务。社会福利从实质上说应该是一种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一种津贴。
4.社会优抚
社会优抚针对的对象比较特殊，对象大多是国家或社会上那些现役军人，残疾军人，退役军人，烈士等。社会抚恤的本身就是一项较为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针对的对象十分狭隘，享受社会优抚待遇的对象是为整个国家及社会有所付出，牺牲的，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社会优抚的待遇往往是比较高级别的。
5.社会互助
社会互助更加能体现一座城市在社会保障上的“温度”，因为社会互助是针对那些有生活困难社会成员，并由公民自愿帮扶形成的一项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指的是社会组织和成员自愿组织和参与的活动。他是一种自愿的、非营利性的，其资金来源主要是社会的捐款、自愿捐款，政府救助资金来源是税收和其他方面的支持。社会互助的主要形式有：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组织;慈善救济的民间公益组织;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自发组成的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等。
二、社会保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1.维持社会稳定，为城市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一个完整，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维持社会稳定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让居民充分享受更有安全感的城市生活，居民在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满足感后，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犯罪率。整个城市呈现出安定和谐的局面，在这样的整体环境中，将能够更好地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土壤”。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取向在于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公平，让社会能够安定有序。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的责任是将公平与互济为主题，更好地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现代社会中，随着现代民主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更加注重自身的权益，人们内心的自由与平等的意识不断增强，这就对社会公平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不仅仅关注公平本身，开始更加关注整个社会公平的进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正好契合广大群众内心的需求，符合每一个社会人的内心价值取向，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每一个人的生活保证在一个规定好了的标准之中，能够有效地消除存在于整个社会当中的极端情绪，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能够有效地缓和社会上的矛盾，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的阶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好社会基本结构的稳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价值将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可以理解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必须是和生产力同样的以制度为保证的尊重。
2.促进城市居民消费，拉动城市经济快速增长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近年来，随着出口锐减，投资下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只剩下消费这一项。因此促进城市居民消费，对拉动内需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国在制定经济政策中明确指出将扩大内需作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要想让社会群众大胆放心地消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解决广大社会群体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享受相对应的有保障服务。这就需要一套完整的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提高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吸引人口定居
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思想是为了让社会群体的生活质量控制在一个设定好的标准之上，在满足了这些群体的生活方面的需求后，整个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将会大大提升，这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打个比方，广大群众更加愿意到大城市去生活，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大城市能够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社会福利，由此，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来到这些大城市，这些流动人口的到来对于整个城市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这些人口带来的生产力，城市的经济发展与城市的整体建设不可能这么快完成的。
4.缩小城市居民收入差距
上文论述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给予广大群众最直接的公平与正义，让全体社会群众能够享受到一个规定好了的标准之上的生活。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内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这些收入差距的存在让整个社会结构十分不稳定，为了避免出现不想出现的局面，必须要有一套完整有效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去缩小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尽管社会保障制度在缩小城市收入差距上的能力与税收相比十分薄弱，但是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缩小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础上为广大社会群众提供一系列的最低保障的生活服务，这是不能通过税收做到的。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
1.采取多种社会保障筹资模式，尽力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缺乏为了更好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社会保障制度投入的资金足够大，但是如果社会保障需要的资金全部由政府掏腰包，政府在财政支出上的压力会十分的大，因此，政府应当广开社会保障资金的财源，大力鼓动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包括企业以及公益组织充分地参与到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活动中来，尽可能地减少财政支出压力，尽可能地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的缺乏，尽可能地让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稳定在一个高标准的水平之上。政府部门应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利用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填补空洞的社保基金账户，逐步减少社保基金运营的风险。我国商业保险是落后于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的，因此，未来所有的系统设计应考虑到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协调、相互促进，确保商业保险补充社会保险缺乏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可以争取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贷款、援助，建立教育、卫生保健、职业培训等社会保障项目，甚至可以将国际保险基金引入国内市场，通过多 渠道 融资发展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2.实现多层次社会保障，加强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必须从多个方面展开。同时社会保障的制度应当讲求高效率，即通过最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来实现最大化的社会保障效果。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立必须经过严谨的论证分析，规范的试点调研才能广泛地展开，考虑到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整体社会结构的稳定作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严谨、科学。社会保障制度具有资源再分配的功能，社会保障提供的福利必须是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能够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社会保障水平的确定应根据国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社会资源供应能力、政府的财政平衡等多方面的因素来考虑。
3.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加强基金监管，实现保值增值
实现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必须依赖于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要保障社会保障资金的稳定投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设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基金。但是由于社会保险基金在投资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为了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稳定投入，这就决定了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操作必须是高质量，高标准的，同时需要一套完整有效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来帮助基金的保值增值，只有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才能确保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区间内社会保障的力度和效果能够有效控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也十分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险基金来剪短基金的整体运作，才能全面地控制社会保险资金的流动与运作，也能够从源头上避免出现社会保险基金流失的情况。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思考摘要：本文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概念、特征、职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构建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原则和方向。 关键词：公共服务；职能；建立方向一、公共服务型政府概念的界定及特征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指按照公众的意愿和偏好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以回应公民和社会的需要为政府职能定位，建设依法、有效、透明、负责和公正的政府，其根本的目标是公众满意。因此，公共服务型政府既不是简单地强调服务态度的转变，即所谓“微笑服务”，也不仅仅是把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而是强调这种对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按照公民的意愿提供的，追求的根本目标是公民满意。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效率、公正、责任、规范、透明、合法等无疑都是现代政府的特征，也是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谋求合法性的政府必须倡扬的价值和目标。但现代政府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对其角色的基本设定，即按照公众的意愿和偏好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回应公众的要求。这也是服务型政府区别于其他类型政府，如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的基点。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主要职能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应具备以下主要职能：提供制度供给服务。作为秩序化的代表的政府，必须为人们和社会提供社会秩序的制度供给，也就是要为社会制定一个权威的、人人必须遵守的制度框架或者制度模式。制度供给的内容非常多。如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财产权制度、财政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服务型政府最好和最大的服务就是良好的制度供给。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服务。服务型政府制定公共政策要从公共性的角度出发，为解决社会稳定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制定政策。如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义务教育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等。政府在基本制度已经确立以后，其主要的服务就是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服务。提供公共产品。从理论上讲，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决定了不能通过市场解决，而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的提供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尽可能在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让社会组织来提供，但是政府要做好组织工作。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时的劳务行为的总称。实际上，它是解决政府如何提供制度供给，如何采取和制定公共政策以及如何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服务行政理念的指导下，在服务程序、态度、效率等方面为当事人提供热情、快捷和周到的服务，而不是冷漠的官僚主义者。三、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原则分权原则：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要遵循科学分权原则。首先是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合理分权，使权利科学定位并准确归位；其次是权力下放，科学分解职能，扩大地方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的自主治理权；再次是通过制度和体制创新使社会公众切实享有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参与权和管理权。法治原则：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法治政府，是有序的政府。政府要依法行政，无论是服务的政策、手段，还是服务的程序都要法治化。法治原则要求政府建立健全适合现代服务行政要求的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实体法，依法重构和规范行政审批制度。责任原则：服务就是履行责任。责任原则要求政府建立一套完整而有制约机制的服务行政责任体系，使社会公众能够有效监督政府，真正实行民主行政和责任行政。服务行政责任体系应当由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沮会等方面的责任制度构成。效能原则：效能是效率、成绩、功能的统一体，效能最大化是现代管理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的。科学的发展观更加注重政府的服务功能，因此，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要追求可以量化的服务成效，更要追求能够使经济、社会、自然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服务功能。竞争原则：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为运作平台的，竞争型政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政府与市场、社会公众之间的竞争关系，要求还权于市场和社会公众，还利于民；另一方面表现为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要求引入企业经营管理理念，服务、推动并参与竞争，政府通过竞争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四、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方向根据政府服务职能的定位，构建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模式必须做到如下几点：（一）公共服务职能的顾客导向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顾客提供服务。在新公共管理中，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有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顾客”或“客户”。企业家式的政府应该是能够提供较高服务效率的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服务应该以顾客要求或市场为导向。只有顾客驱动的政府，才能提供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并促进政府服务质量的提高。在传统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下，政府常常以行政计划替代公众意愿，以精英设计替代公众参与，忽视公众的需求和偏好，公众的影响较为有限，这就直接导致了大多数公共组织弄不清谁是它们的顾客或服务对象，而且服务水平低劣。以顾客或市场为服务导向，就是公共服务提供从政府本位、官本位向社会本位、民本位转变的思路选择，也是政府与社会之间正确关系的体现。其主要途径有：一是扩大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度。政府提供什么公共服务、怎样提供，应当事先听取公众的意见，以公众意愿作为第一价值取向，并建立有关了解民意、公共参与决策的渠道、规则和程序；二是政府公共服务如何应当以社会的评价为主，以服务对象的评价为主，加大公众意见在评估中的作用。（二）公共服务职能的市场化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来提高政府服务的效能，是现代政府服务模式转换的一个流行趋势，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国内外经验表明，公共服务在生产和提供上是可分的；在付费和使用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并不意味着它们只能由政府直接提供，通过重新设计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分工，适用“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可以较为公正高效地来加以提供。因此，应当扩大市场竞争的领域。在这里，竞争至少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公对私的竞争，即让公营组织和私营组织都来提供公共服务，从而促使其竞争；二是私对私的竞争，即政府要求私营企业彼此竞争，以提供一些公共服务；三是公对公的竞争，即政府促使自己内部组织之间进行竞争，以达到良好的服务效果。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化的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公共工程建设领域，凡是属于经营性或竞争性的项目，应当通过公共招标、内部竞争、合同外包等市场方式营造市场竞争机制，不能事先假定公营部门就一定比民营部门强，或者民营部门就一定比公营部门强，关键是要有公正规范的竞争机制。第二，除了义务教育、基础科研、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必须由政府提供的最基本公共服务外，在教育、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领域，也应当营造竞争环境，利用竞争机制产生的压力促使服务提供主体不断改进服务质量。（三）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化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化，主要是指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职能，大量地转移给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即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完全由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提供转变为政府利用社会的力量由社会自治和半自治组织以及私营企业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一些私营部门、独立机构、社会自治和半自治组织等组织都将成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者，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展开竞争。政府通过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利用和管理，实现公共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化是以顾客为中心的管理模式（顾客导向），公共服务的提供不再由政府独自承担，政府不再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机构，许多非政府机构加入到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队伍中来，政府可以部分甚至完全地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于公共服务的客体来讲，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化意味着把对公共服务的内容、方式及其评价的选择权交给了公众，这样就会迫使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不得不把公众作为顾客，树立顾客意识，当服务不被顾客接受时，他们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市场份额。（四）公共财政体制的结构调整所谓公共财政，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它主要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弥补“市场失效”缺陷。从公共支出的领域来看，政府公共服务可分为经济性公共服务和社会性公共服务两部分。经济性公共服务是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而直接进行各种投资；社会性公共服务是指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应逐步加大公共支出结构中社会性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社会性公共服务的地位与作用。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应建立公共收入制度，逐步增加全社会的公共财政收入总额；另一方面应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和优化政府公共服务结构，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重点增加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逐步实现由生产投资型公共财政向公共服务型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坚持“以人为本”，普遍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及经济环境。（五）公共保障机制的建立与优化公共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为了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保证和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对社会成员在面临生、老、病、死、伤、困等各种生活境况时给予一定物质帮助和福利服务的社会制度。其本质是社会财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再分配，并具备明显的国家性、强制性、再分配性和基本保障性。其目的是为改革、发展和稳定创造条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需要建立并优化公共保障机制，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政府协助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应扮演市场活动中的客体，理应为微观市场主体提供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客体服务、服从于市场主体，这是规律。然而，过去我们的政府在区域经济的发展方面能量很大，常常决定着一些微观市场主体的兴盛与衰败，权力色彩浓厚，而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要求政府更多地提供服务，矫正主客体错位的现象，保障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六）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构建当今世界的公共突发事件类型多、范围广。从公共卫生、网络攻击到恐怖袭击，从交通安全到生产事故，影响人身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卫生、金融、政治、经济等公共突发事件时有发生，损失惨重，影响巨大。政府应急能力的建设并不是某一个具体部门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投入问题，而是由政府应急职能、应急体制、应急投入等构成的一个系统，并且其基本的统筹次序应该是“确定应急职能范围、构成应急体制框架、安排应急投入资源”，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整体应急处理能力达到最大化。政府应急职能的界定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危机管理的划分和主要内容应该是准确的；二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在体系中的职能分工应是相对独立、相互信任、相互协调的；三是服务于职能发挥的基本资源储备、信息体系建设应是配套的。（七）更新行政文化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的灵魂。在现阶段，主要是在各级政府和公务员队伍中深入开展执行文化的学习，大力推进政府执行文化建设，强化执行意识，改进执行方式，加大执行力度。大胆借鉴企业管理和私人部门的成功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企业家的思维方式和优秀企业的管理理念，牢固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观念，用“企业家政府”的精神代替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增加政府为社会、为企业服务的主动性和时效性，把顾客满意，取得最佳绩效作为衡量自身工作的准则。同时在公共管理部门中强化效率观念，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控制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八）提高公务员素质公务员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人员载体，其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范围和质量。在公务员队伍建设上要注重综合性与专业性的结合，改变过去单一的人才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深化公务员培训的教学改革，使政府工作人员既掌握最新的政府治理理念和发展动态，又熟稔现代行政技术与方法，全面增强公务员的服务意识、创新观念和执行能力，建立一支学习型的高素质公务员队伍。
近年来，国内外各类突发事件频繁发生，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做好应急管理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应急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而信息社会的突出特点就是信息爆炸、知识倍增，知识不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权威性和垄断性，人也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从学校学到终身受用的知识。
关键词：多媒体技术;应急管理
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转折期，也正处在公共突发事件的高发频发期。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朱瑞博在《突发事件处置与危机 领导力 提升研究》一书中就提到“：准确认识和把握公共危机管理特征，提升领导者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科学有效地进行危机管理，是摆在我国各级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对各级政府而言，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是执政能力大小的直接体现。”[1]因此，作为培养培训党员干部的党校、行政学院，如何开展应急管理课程教学助推干部学员能力素质提升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共成都市委党校通过细致深入的调研分析，在系统 总结 公共突发事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助推应急管理课程教学。
一、多媒体技术对应急管理课程教学的意义
多媒体技术是网络化、智能化、标准化、能够多领域融合且虚拟现实的一种高新技术手段，是利用计算机对文本、图形、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多种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建立逻辑关系和人机交互作用的技术。这种技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都展现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运用多媒体技术教学，成都市委党校“处理突发事件专题班”认为：多媒体技术的运用，真正使得学员成为了应急管理教学课堂的主体。主要体现在：一是这种新兴的教学方式，以学员提出问题作为教学的开始。学员处于行政生活终端，处置突发事件中存在的难点以及若干棘手问题，他们有切身的体认。因此，利用多媒体技术，整合应急管理中的各类书籍、信息、文献、录像等资料，丰富教学内容，让学员自己提出问题。这样，不仅使学员引起了共鸣，而且还使大家的思路集中，进而把问题引向实际、引向具体。二是这种新兴的教学方式，以学员的讨论推进教学过程。讨论过程中，播放一些典型案例的视频资料，以增强现场感。同时，围绕课程主题就各个案例的得失成败，分组讨论，交流分析，各抒己见，在不同观点的比较乃至于彼此之间的争锋中，将思考引向深入。三是这种新兴的教学方式，以学员之间的互动来盘活日常积累的工作 经验 。由于有了先进的多媒体技术的支持，学员的观点能够即时地在教室屏幕中呈现出来，学员阐发不同观点的画面，也在教室的另一屏幕同步展示，学员的参与热情、角色意识较快地焕发出来，平时积存心底深处的智慧与潜能，在不同意见的对峙、诘问中得以激活。学员代表作交流发言，不同屏幕同时以文字展示各小组讨论的基本结论和视频播放发言人的发言。最后，对照各小组的结论性主张，对危机应急管理中各种焦点问题进行梳理，以期达到对《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基本法理的认知和把握。
二、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推动应急管理课程教学水平提升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媒体通论：人体的延伸》一书中提出，媒体是人体的延伸，如电视是眼睛的延伸，话筒是嘴的延伸，音响是耳朵的延伸。因此多媒体技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它超越了一般的机器媒体。[2]那么，如何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推动应急管理课程教学水平提升呢?
(一)优化应急管理课程教学硬件环境
利用多媒体技术助推教学的成功开展，完备的“硬件环境”是重点“。硬件环境”即利用多媒体技术所需基础设施的布局和营造，包括基本的技术手段，如现代信息技术支撑的计算机及网络、投影、录音录像、跟踪监控与回放等。认知规律告诉我们，认知总是以感知为前提，只有切身感知，才能被人们更好地认知。基于此，校院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模拟、创设情景，图文声并茂，充分调动学员的多种感官，使其身临其境，寓教于乐，寓学于做，加快学员理解、吸收，切实提高其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优化应急管理课程教学软件环境
人是应急管理课程教学的主体，应急管理课程教学的成功开展，人的素质是关键。“软件环境”里的人主要包括主持教师、学员、教辅人员和一线专业人士。只有四者相互配合，才能在拥有较为完备的“硬件环境”下，真正发挥出应急管理课程教学的最大效益。主持教师作为课堂的引导者和组织者，从很大程度上而言，他们的知识水平、驾驭案例讨论的能力都极大地影响着课堂的最后效果。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中，教师对课堂和所讲授的知识具有完全的控制权。教师会按自己事先备好的课程知识进行讲授，学生只是被动地听取知识，课堂上的突发情况较少，基本都在教师先前的课堂计划之中。而在利用多媒体技术的应急管理课程教学中，教师对课堂的控制性大大减弱。在案例讨论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学生可能会围绕案例提出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还可能会出现争执，甚至偏离讨论的中心话题等，这就需要教师具有驾驭案例讨论的能力，保证讨论能够实现既有教学目的。
(三)利用非线性编辑等多媒体技术自主开发应急管理课程
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助推应急管理课程教学，其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那就是立足时代前沿， 创新思维 ，以开放的视野全力打造生动形象的应急管理课程。当今世界是一个复合的视觉时代。随着科技的不断更新，蕴含高科技含量的产物越来越爆炸性的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在现代人的生活中，科技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作为培养干部学员的党校、行政学院，要结合实际，真正提高应急管理培训效益，就需要打造切合时代要求，符合干部学员需要的高质量多媒体应急管理课程。打造高质量多媒体应急管理课程是成都市委党校自主开发应急管理课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学校充分利用PR、VEGAS、AE等非线性编辑软件，在系统梳理应急管理信息、文献、录像等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多媒体技术手段，自主开发、打造视听、声画同步的视觉艺术产物——应急管理视频教程。这种方式利用多种感官交互或同时产生多重刺激来传递信息，一方面为学员创造了更加生动形象的教学环境，模拟制造出了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真实性和亲切感;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学员的 想象力 ，使得学员的感官与想象力相互配合，产生前所未有的思维空间与创造资源，更加利于教师开展启发式教学和学员进行探索式的自主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学员在应对突发状况时的灵活应变和处理能力。
三、多媒体技术与应急管理课程教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而信息社会的突出特点就是信息爆炸、知识倍增，知识不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权威性和垄断性，人也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从学校学到终身受用的知识。因此，作为党校、行政学院，在未来的应急管理课程教学方面，教学的焦点就必须由“教”转向“学”，由“结果”转向“课程”，由“知识”转向“能力”，以学员获取信息、创造知识为衡量尺度。在未来的多媒体技术与应急管理课程教学中，多媒体技术所能包容、整合的信息量和可提供的教学资源是任何教材、教师都无法比拟的。因此，在未来，应急管理课程在教学中必将更多的应用多媒体技术整合文字、声音、图形等信息，同时，充分利用多媒体 网络技术 ，仿真应急处置训练环境，在网络技术的配合下，使学员置身于身临其境的环境，充分刺激学生的眼、耳、手、鼻等器官，锻炼学员获取信息的感官功能，促进其记忆、思考和探讨，从而提高其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获取知识和更新知识的能力。因此，应急管理课程教学能否高效有力地开展就与多媒体技术能否充分有效地利用息息相关。鉴于这一情形，作为培养培训干部的党校、行政学院就必然要在培养学生认知、选择和理解信息能力以及运用信息创造新思想和新知识的能力的基础上，更多运用先进技术，模拟、仿真现实环境，自主开发应急管理教学课程，在软、硬件基础设施完善的条件下，创新思维，开拓内容全面、思想深入，并且极具操作性和感染力的应急管理教学课程，真正做到创新学员思想，切实有效培养其在面临突发状况下的应急应变和灵活思辨能力。
参考文献
1、突发公共事件分类、分级与分期:应急体制的管理基础薛澜,钟开斌中国行政管理2005-02-01
2、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科学问题的思考和建议范维澄;中国科学基金2007-03-30
摘要：各种灾害都是突然发生的,对应急处置要求很急,对处置 措施 要求很高。因此,只有通过实战演练来熟悉预案的程序,才能在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情况下,确保各项应急处置工作有序、有效地进行,提高协同作战的能力。
关键词：图书馆;应急管理
一、我国图书馆应急管理教育的现状
由于我国关于图书馆应急管理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起点较低,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尤其在应急管理的教育培训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缺陷。
(一)应急管理的教育意识淡薄
危机意识是应急管理的起点,也是建立危机预防培训机制的基本前提。在我国,不论是政府官员、图书馆工作人员、还是社会公众的危机管理意识还很淡薄。根据网上初步调查,我国只有极少数图书馆制定了防灾应急预案。如首都师范大学于2004年11月制定的《图书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新疆 财经 学院图书馆灭火应急疏散预案》等。但这些预案的规定都过于简单化,缺乏可操作性,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灾难情况少有预见,没有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可见,这样的预案根本无法实施应急教育,应急教育普遍被淡化了。这样的预案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必然会使防灾救灾工作大打折扣,容易在危机出现时导致措施无力,从而造成很多机会丧失,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二)应急管理的教育常设机构缺乏
一直以来,图书馆应对危机的通常做法是当危机来临并造成一定的灾难后,决策机关紧急宣布成立一个临时性机构,选派得力干部依托有关职能部门组成救灾办公室、抗灾指挥部等,风风火火地紧抓一阵子,待危机过后就撤销解散,人员各自回归原单位,以后再遇到大的危机事件,就如法再次炮制一遍,循环往复,但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常设的综合性公共危机管理组织。应急管理组织机构的缺失,造成图书馆应急管理培训工作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战略性和延续性,因而也往往无法为图书馆长期的应急管理工作提供经验指导[2]。
(三)应急处理的基本常识、技能缺乏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掌握必要的应对危机的技能是减少人员伤亡和降低财产损失的重要环节。然而,目前我国图书馆馆员应对危机的技能却十分有限,许多人甚至连最基本的安全常识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在危机状态下如何正确地实施自救和疏散读者,并及时抢救宝贵文献资料了。实施应急教育,必须要以科学的教材作为支撑。我国目前可供使用的公共危机教育教材十分稀少,而且内容大多过时、陈旧,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如,防火教育,只告诉人们遇到浓烟时,要用湿毛巾等捂住口鼻,以避免烟雾侵害。其实现代建筑大部分都使用了化学合成的建筑材料,如果遇火燃烧,会释放出有毒气体,仅靠湿毛巾是挡不住毒气的,最可行的办法是使用防毒口罩,并且提前确认安全出口[3]。此外,不论是在教育部门还是在行政机构,目前我国几乎没有专门负责应急教育的部门,专业的公共危机教育人员更是少之又少。这就使图书馆馆员的应急教育显得更加棘手而又重要。
二、完善图书馆应急教育培训的建议
突发事件的显著特点是事发突然、破坏力极强。如果没有充分准备,很难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极易对图书馆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增强防范意识,树立危机管理意识,建立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已引起很多图书馆的重视,但仅靠应急预案是远远不够的。要做到反应迅速、指挥得力、全馆一盘棋,需要加强应急教育培训作后盾和保障。
(一)设立应急管理的常设机构
应急管理在现代图书馆是一项长期而急迫的工作,应从制度上成立对突发性事件进行预测、监控和训练的机构。该部门的职责在于:一是建立、健全统一的突发事件管理指挥系统,对图书馆应急机构与职责、人员、技术、装备、设施、物资、救援行动及指挥与协调等方面预先作出具体安排,变被动性应付危机为主动性反危机;二是编制图书馆应急预案。针对有可能对图书馆造成威胁的重大灾害和突发事件,为保证迅速、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与救援行动,降低事故损失而预先制定应急方案;三是建立应急管理教育和训练系统,对广大图书馆馆员和读者进行应急管理教育和危机应对模拟训练,增强应对危机和自我保护能力;四是修订绩效考评体系,在制度上为工作人员有效的应急管理业绩和处理危机的培训成绩提供正向激励。
(二)树立科学的危机教育培训理念
要树立正确的危机教育培训理念,可以通过以下途径:第一,领导高度重视。开展突发事件应急教育工作,除国家立法,有关主管部门规定之外,领导首先要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从思想上重视应急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从行动上进行落实。要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事实证明,只有领导层真正重视了这项工作,才能促使这项工作不流于形式,并形成长效机制,发生突发事件时才能使损失减少到最低。第二,积极开展危机教育。通过危机意识教育、危机防范教育、危机处理教育、危机案例教育等多种 方法 来帮助馆员树立危机意识,掌握危机管理技能,使馆员具备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
(三)加强应对突发事件的基本技能培训
从大量的突发事件案例来看,由于我国图书馆馆员及广大读者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技能,以至于一些原本可以避免或减少的伤害反而扩大,造成了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实证明,如果每位馆员及读者本身拥有自救和施救能力,就可以大幅度地降低突发事件带来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因此,我们要大力培养求助、求生、自救以及施救技能,为从容应对各种危机创造条件。
1•学习应急预案
编制完善、适用的图书馆防灾应急预案公布后,要采用多种形式组织图书馆员工认真学习,要让应急预案从文件柜中走出来,不仅要走进大家的文件夹,更要走进全体工作人员的头脑中、意识里。要利用各种形式和宣传手段,普及防灾知识和应急预案。例如在馆内醒目位置悬挂警示指示标牌,张贴清晰简单的馆内平面图;在图书馆网站的首页醒目位置公布图书馆应急预案,让读者可随时查看。这都是简单可行、收效显著的方法。
2•开展案例教育
为了使大家在思想上充分重视,可选择一些公共场所的突发事例和历史事件进行案例教育。对于图书馆来说,公共场所以及图书馆领域曾经发生过的每一次事件,都是前车之鉴,一定要深刻 反思 并引以为戒。比如2007年7月,云南省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的自动灭火设备发生异常,大量二氧化碳气体突然喷发,十多名读者和二十多名图书馆工作人员出现中毒症状[4]。如何才能避免这种突发事件的发生,而一旦出现此类事件如何进行妥当的处置,不仅要进行讨论学习,还要请专业人员辅导,从而寻找最佳处理方案,为此类事故的处理提供解决的依据。
3•应急手段培训
要开展各种应急措施和应对能力的学习与培训,使大家掌握一些处理应急事件的常识和方法。每个馆员都要熟悉馆舍布局,电源控制地点,安全疏散的设施、 渠道 、顺序、方法等;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如何及时报警,及时疏散读者;还要掌握一些逃生自救的原则和手段,如电器电路的切断、外伤急救的包扎止血、人工急救、消毒隔离和消防器材、化学药品的使用方法等等。仅在馆内进行学习还是不够的,还要走出去,到专业的实训基地进行学习。如2000年11月,全国第一家消防防灾教育馆———湖南消防防灾教育馆正式开馆。整个教育馆通过实物展览、现场演示、亲身体验等参观模拟活动,寓教于乐,寓教于实,使消防宣传教育更加形象化和具体化[5]。到这类专业的教育机构学习,会学习到更加全面的防灾知识,弥补馆内学习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4•应急素质教育
要在馆内开展应急素质教育。面对突发事件,惊慌失措或盲目指挥,只能导致局面更加混乱,后果更加严重。训练有素、有预案可循的员工能够做到临危不乱、沉着应对、措施得当,从而降低损失、减少伤亡。要教育党团员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教育全体员工发扬团队精神,同舟共济,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5•开展应急演练
各种灾害都是突然发生的,对应急处置要求很急,对处置措施要求很高。因此,只有通过实战演练来熟悉预案的程序,才能在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情况下,确保各项应急处置工作有序、有效地进行,提高协同作战的能力。应急处置靠的是指挥员的临场指挥和应急工作人员的战斗力。只有通过开展经常性的实战演练,才能使各级指挥员和应急工作人员熟知应急预案的规定和要求,熟知应急处置基本程序、步骤和方法,不断提高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从而更加扎实地做好应急工作。最重要的是,对已经成型的预案进行模拟演练,可以检查预案的正确性、程序的科学性,最后根据演习结果分析预案存在的不足,并予以改进和完善。尽管有许多突发的灾害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但如果我们能够防患于未然,加强应急预案制定和演练工作,培养馆员和读者在紧急情况下沉着应对、自救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就有可能减少或避免危害。各级图书馆应当始终把应急预案的制定和落实摆在安全防范的重要位置,为读者构筑一道坚固的生命之墙。
参考文献
1、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中国行政管理2005-01-01
2、国外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现状及经验启示邹逸江;灾害学2008-03-20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知识产权制度已经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在知识产权的利用方面,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公共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公共管理论文题目，希望大家喜欢!
1. 基层电子政务发展的过程研究
2. 城市景观环境和谐发展的政策研究
3. 行政伦理的反腐功能析要
4. 再造理论与城市社区再造的基本构想
5. 构建现代农村社区商业网络的思考
6. 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探究和谐社区的创建
7. 社区组织角色、职能定位与和谐社区建设
8.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区群众文化建设
9.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政府管理模式及其转型
10.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新探
11. 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居民自治问题初探
12. 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与城市社区自治
13. 论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角色归类及自治功能
14. 社区财务模式的设计及其选择研究
15.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模式的构建路径研究
16. 公共事业规制与竞争制度模式
17. 浅谈事业单位薪酬管理体制改革
18. 浅析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其改进建议
19.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大众文化活动组织管理
20.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社会分层
21. 行业型网络传媒及其经营管理
22. 中小城市文化事业机构与社区文化建设的互动发展
23.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途径研究
24. 公用事业单位应对危机事件的管理策略研究
25. 人本管理理论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26. 当前我国社区治安管理问题探讨
27. 互联网在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28.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探讨
29.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探讨
30. 试论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
31. 试论公共事业单位的信息资源管理
32. 中外公益性组织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33. 中介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及发展策略研究
34. 公共事业单位的品牌管理研究
35. 地方政府改善公共关系探析
36. 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对管理核心问题的分析
37. 公共事业管理中政府失灵现象研究
38. 公共事业管理的现状及前景展望
39. 城市交通管理的民众参与研究
40. 城市居民公共意识调查研究
41. 城市社区经营问题研究
42. 公共管理部门执行力建设研究
43. 区域公共利益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研究
44. 文化公共管理与现代文化产业组织运作
45. 事业单位的流程再造及其组织变革
46. 自我管理团队及其在事业单位中的应用
47. 公共政策评估中的问题及对策
48. 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
49. 公共政策执行梗塞问题研究
50. 公共政策的多源流框架研究
51. 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就业状况与影响因素分析
52. 社区居民自治：现代城市治理模式的基础
53. 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与社会工作介入
54. 论知识型员工的忠诚度管理
55. 城市“低保”政策过程中的社会排斥
56. 社会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
57. 城市社区公共文化发展问题研究
58. 试论行政不作为及其危害
59. 59.行政补偿概念刍议
60. 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
61. 我国地方政策制定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62. 浅谈“政府上网”
63. 论选人用人方式的创新
64. 关于建立行政机关激励竞争机制的对策研究
65. 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及应采取的措施
66. 简论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方向及其保障
67. 经济欠发达地区县乡机构改革难点及对策探析
68. 西部开发中的政府职能定位研究
69. 城市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
70. 政府行为失范及其约束机制建立
71. 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信用的关系分析
72. 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73. 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与市场化改进
74. 非盈利性组织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75. 论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
76. 政府财政教育投入比较分析
77. 第三部门发展与政府改革
78. 试析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人本原则
79. 试论激励机制在中国公务员制度中的确立与作用
80.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人才管理思考
81.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82. 当代行政领导者的创新能力研究
83.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研究
84. 村民“自治”问题研究
85. 浅析企业团体意识的培育
86. 行政领导的方法与艺术
87. 电子政府的内涵及对行政发展的影响
88. 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与地位研究
89. 地方政府竞争及地方保护主义研究
90. 信息在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的利用研究
91.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薪酬研究
92. 第三部门(NGO)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93. 公共伦理对于构建廉洁政府的意义
94. 试论农村公共品供给与新农村的建设
95. 试论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创新
96. 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分析
97.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98.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政府部门绩效评估体系构建
99. 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100. 浅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101.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或宪政主义)去向的理论渊源和发展 102. 政治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机制
103. 当前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研究
104. 税费改革对乡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影响研究
105. 权力腐败中的59现象研究
106. 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07.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108. 居民小区中的物业管理问题探析
109.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新型社区管理
110. 浅谈集体上访的原因及对策
111. 乡镇机构改革的难点与对策
112. 我国村级管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113. 浅谈政府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114. 浅谈入世背景下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115. 干部交流难的原因及对策
116. 当前人力资源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分析
117. 浅论我国公共事业发展现状及其对策
118. 浅析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
119. 浅谈儒家道德观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120. 浅析企业服务品牌的创建问题
121. 浅析以人为本的高校教师管理
122. 浅析儒家思想对高校人事管理的启迪
123. 浅析我国中小民营企业人力资源流失问题
124. 浅论加强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
125. 试论电子政务的实施对推进政府作风建设的影响
126. 浅析我国政府的信用建设
127. 浅谈如何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塑造企业文化
128. 社会保障与构建和谐社会
129. 浅析福建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130. 浅析企业绩效考核中的问题及对策
一、绩效考核与管理(丰俊功)
1、政府绩效管理
平衡记分卡在地方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平衡记分卡在XX市政府XX部门绩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平衡记分卡在党政部门绩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平衡记分卡在XX市政府XX部门党政管理部门中的应用研究
2、公务员绩效考核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研究
XX市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XX市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研究
XX部门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XX部门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研究
XX市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XX部门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XX部门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研究
XX市XX部门公务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XX市XX部门公务员量化绩效考核研究
XX市公务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XX市公务员量化绩效考核研究
XX市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研究
XX市XX部门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研究
XX市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XX市XX部门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XX市政府公务员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中国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中国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中国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3、市政学
XX市户籍制度改革研究(选取有户籍制度改革有特色的城市) XX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研究
4、电子政务
XX市政府网站绩效考核研究
电子政务在XX市XX部门中的应用研究
政府采购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研究
二、行政与政策(于海艳)
1、危机管理
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预警机制研究
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政府应急管理机制
2、户籍制度改革
3、行政垄断
4、行政机构改革
地方政府与市场化改革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改革
第三部门发展与政府改革
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变革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研究
5、行政职能转变
中国入世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
服务型政府
乡镇政府经济职能探讨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职能研究
6、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7、当代中国公民参政研究
互联网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
8、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公共政策选择
三、政治、制度、社区、非政府(韩丽雯)
1、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问题
2、 中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问题
3、 服务型政府的监督机制问题
4、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
5、 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
6、 当代中国的党政关系
7、 当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探讨
8、 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9、 当代中国“条条”与“块块”的关系问题
10、 当代中国政府的大部体制的问题
11、 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12、 政治民主建设问题
13、 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问题
14、 非政府组织的法规建设探讨
15、 非政府组织存在的理论基础探讨
16、 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功能探讨
17、 非政府组织的内部管理探讨
18、 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
19、 城市社区管理的理论基础
20、 城市社区管理的模式探讨
21、 城市社区管理的法律保障问题
22、 非政府组织与社区发展问题
23、 建立和完善我国NGO组织监督机制(以汶川地震为例)
24、 简析非政府组织(NGO)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作用
四、社会学、社保、社会调查、社会工作(王静)
1、社会保障类：
理论类---公平还是效率：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理性选择与思考
中国古代社会福利制度研究
农村类---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当代中国的农村养老问题
农民工社会保险(养老、工伤、医疗等)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与城市社区社会保障政策的反差分析
农民工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建设(可运用社会排斥理论)
农民工就业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研究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五保”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农村扶贫问题研究
城市类-当代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与社会救助政策研究
当前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分析
完善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衔接问题研究
城镇人口结构性失业的突出矛盾及治理体系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建设的实证分析
就业失业类-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社会保障促进研究
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障的制度选择
非全日制就业(或灵活就业、自谋职业)的社会保险政策建议
国外失业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社会治理失业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失业预警系统与就业对策研究
转型时期结构性失业的救济及职业培训政策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与失业保险制度并轨对我国就业形势的影响 其他--银色浪潮的冲击下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
养老保险的制度转制成本及其化解
对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架构的思考
我国军人的社会保险制度建设
灾害救助研究(以汶川地震为例)
商业保险消费心理研究
商业保险需求群体的实证分析
2、社会现象类：
基于网络社会下的青少年“文化反哺”现象研究
探析和谐社会理念下的社会流动机制建设
网络民意与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
论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
3、社区类：
社区矫正中的政府角色与社会力量
社区矫正在矫正青少年罪犯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社区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落实及有关对策
从建设市民社会的载体看社区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中社区的角色地位
4、应用实务类：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
当前大学生网络素养实证研究;
民办高校学生多元评价体系的实施;
民办高校贫困大学生群体状况调查
民办高校贫困生救助体系状况调查
广告对当代大学生消费结构观的影响;
大学生宿舍文化(或流行文化)现象调查;
人力资本与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研究
大学生就业中的歧视(性别、地区、学校等)及其应对问题
当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养老院老人生活状况调查
我国社会志愿者制度的现状分析
某社会问题的现状,原因,对策分析
某城市社会中介组织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我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城中村：农村城市化的困境与出路
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理念、问题及建议
试论和谐社区理念下政府与社区关系的重构
中国社会分层研究
中国社会流动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控制问题研究
5、社会理论研究
当代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形成和分化
当代中国弱势群体分析
社会舆论与社会风向对当代中国社会政策选择的影响
传统孝文化与家庭代际和谐
五、(多俊岗)
六、(刘亮、黄春梅、陈国杰、蔡敏)
1、行政伦理
2、行政文化
3、社会信用研究(包括信用理论、信用机制、信用制度、信用评价内容)
七、行政法、公务员(胡海春)
1、 论我国公务员的考试选拔机制
2、 公务员监督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3、 国家公务员保障机制研究
4、 论我国公务员保险制度发展的方向
5、 对完善公务员廉政制度建设的思考
6、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完善
7、 公务员聘用制度研究
8、 中国公务员职务晋升制度的不足和对策
9、 公务员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10、 西方文官制度研究
11、 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特点研究
12、 公务员保障机制研究
13、 公务员制度与行政效率
14、 论国家公务员收入的规范化
15、 建立健全公务员培训机制
16、 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意义
17、 论中国公务员考核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18、 论中国公务员的退出机制
19、 论公务员回避制度研究
20、 完善我国公务员的选任制度
21、 健全国家公务员的监督制度
22、 中西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
23、 试比较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与近代公务员制度之异同.
24、 公务员管理研究
25、 浅析公务员的高薪养廉问题
26、 行政法制
27、 依法行政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的若干撰写指南
适应对象：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及MPA
Copyright©bydepartmentofpublicadministration,CSU
我写过得一些论文西方土地征用制度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从中国古代俸禄制度论现在的“高薪养廉”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家族企业管理的影响政治领导与大国兴衰 — 浅议威权主义对日本社会进程的影响中国历次修宪反映出的问题和建议中印医保比较看我国农村医保改革方向从国企裁员论政府精简效果不佳的原因和相应建议浅析卢森堡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提纲或原文再短信我吧
1、以行政角度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社会问题2、浅谈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关系3、行政管理现代化评价系统初探4、依法保护我国环境问题的几点探讨5、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及其目标确定原则6、浅谈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7、提升政府公共行政职能适应社会快速发展8、关于社会发展中的行政道德问题的思考9、基层领导干部的素质要求之浅见10、当前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问题的几点探讨11、谈我市党政机关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的思路对策12、试论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13、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相关问题思考14、城市化建设中的信访问题及其对策措施15、论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16、牢记为民服务宗旨 树立良好政府形象17、浅谈市场经济社会的民主建设18、浅谈加快我市农村人口非农化的几点政策措施19、服务行政--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20、浅谈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的关系(本回答来源于学术堂)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公共政策体系不完善的一种真实反映。这种现象是我国公共政策主体功能没有完全发挥所致，由此导致了政令不通、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的产生。本文通过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深入分析，结合我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对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探究，并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确保公共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关键词】表现 成因 治理对策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界定何谓政策领导力?具体来看，所谓政策，一般是指政党、政府或集团为实现既定路线、目标和任务而用以调动或约束社会力量的策略原则与行动准则。而领导力就是指领导者个人(或领导团体)为实现领导者自己及其追随者的共同目标，而通过说服或榜样作用激励某个群体的过程。在笔者看来，政策领导力就是在政策的指导、调节、管理和控制下，能使人们自觉调整行为，符合政策要求，达到预期政策目标的一种强大引领力。政策领导力是一种强大的引领力，具体包括：影响力、执行力和效力。影响力是指领导者按照政策的要求，以其身份和个性特征，有效地影响并改变被领导者的心理和行为，同时对组织产生长远影响的能力。影响力是政策领导力的基础。只在强大的影响力的作用下，人们才有可能按照政策的要求，执行相关活动，实现组织目标。执行力是指政策执行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运用各种政策资源，经解释实施服务宣传等行动方式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现实效果，从而使既定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能力。执行力是政策领导力的核心。如果没有执行，政策将成一纸空谈。只有把政策落到实处，政策领导力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效力是指领导者实施领导的行为能力，工作状态和在对领导活动发挥有利作用时所获取的有效成果的能力。效力是政策领导力的保证，它是衡量领导力发挥程度的重要尺度，是推动政策改进的重要力量。影响力、执行力和效力三者密不可分，它们贯穿于政策领导力运行的全过程。在这三力的共同作用下，政策领导力才能实现良性运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本质来说是把上级政策肢解、曲解为我所用，实现狭隘的地方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私利，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政策变通，是对原政策的背离。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表现目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在现实中情况各异，具体表现为对中央关于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替换性”执行、“选择性”执行、“附加性”执行、“象征性”执行、“欺性”执行、“对抗性”执行等六种情况。一是“替换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表面上出台了贯彻上级政策的措施，实际上却实施相违背的方案，使上级政策落空。比如，为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国家多次推出各种举措，但面对频频亮起的红灯，一些地方政府不是想着如何降温，而是采用多种手法，对宏观调控政策“拆招卸力”，企图蒙混过关。有的是采取“混淆视听法”，对同一个城市房价，这个部门说升了，那个部门说降了，利用不同的统计口径，寻找能证明自己调控成果的“政绩”，大肆宣传;有的是选择性发布数据，对社会发布一些无关紧要的调控数据，至于城市存量土地、开发商手里究竟囤积了多少土地、究竟有多少逾期未开发等对房地产走势至关重要的数据，则秘而不宣;有的是采取“以空对实”法，中央调控政策越来越明确、细致，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实施细则”反而操作性不强，没有检查考核标准。宏观调控的落实在一些地方成了会议对会议、政策对政策、文件对文件的过程。二是“选择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上级政策时，着眼于为我所用，对政策精神和内容故意曲解，选择政策中对本地方、本部门甚至执行者本人有利的部分来执行，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煤矿生产政策时，注重对煤矿开采带来的经济效益，注重煤矿经济带来的政绩，注重煤矿经济对当地财政的贡献，对这部分政策的执行很到位。但同时，煤矿生产政策中要求地方政府合理利用矿产资源，防止滥采滥挖，保护环境，注重对人员的安全培训等方面由于经济效益不明显，就得不到执行者的重视，一些地方甚至不管不问，致使资源枯竭，矿难不止，影响了国家安宁、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心稳定。三是“象征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在执行上级政策过程中，“不求神似、只求形似”，表面上是对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实际上却对上级政策搞“变通”，“先上车、后买票”，甚至置若罔闻，上了车也不买票，造成既成事实。比如，国家安全生产法要求所有的煤矿都必须证照齐全，要求各地监管部门严格证照的审批，加大检查力度，杜绝无照开采。可是许多发生矿难的煤矿事后查明都属于证照不全、无照经营或者一证多井，或者是本应关闭的矿井却以资源整合的名义保留，煤矿企业甚至以矿井整合代替资源整合。这说明当地政府各监管部门没有很好履行检查监督职责，甚至和矿主一起弄虚作假，共同应付上级的检查。无数血淋淋的教训表明，对执行上级安全生产监管政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令不行、禁不止，是导致矿难频发的罪魁祸首。四是“附加性”执行上级政策。地方政府或部门，根据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出台“红头文件”，本应细化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定，使之在执行过程中更具可操作性，更好地服务百姓。但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红头文件”却是与中央政策相违背的“土政策”，掺杂着一己之私。某市政府曾发文规定，依法注册且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法定代表人或年纳税500万元以上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就可以享受“超国民待遇”：车辆违规不用受罚、子女上学可自由择校、娱乐场所消费不受公安机关检查;某市政府办公室2006年以一纸“红头文件”为一个酒类品牌促销，要求以后全市的公务招待都用该品牌，完成任务的单位按10%奖励，未完成的则将遭通报批评……五是“欺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政府打着发展保护支柱产业的旗号，表面上口口声声要加大监管力度，暗地里却为不法矿主和环评不达标企业“开绿灯”、发放“通行证”，充当代理人，纵容不法煤矿和污染企业生产经营，导致国家政令“严不起来、落实不下去”，出现“肠梗阻”现象。尽管近些年来党和政府付出很大努力，三令五申要求关闭不合要求的小煤矿，但有些地方干部的阳奉阴违使这一计划的执行大打折扣。2006年11月25日，发生在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昌源煤矿的瓦斯爆炸就暴露了地方政府的监督问题。这是一个已经被煤矿监察局和云南省政府发布公告予以关闭的矿井，却被偷梁换柱，以置换名义保留下来，并且继续生产，以致酿成特别重大事故。六是“对抗性”执行上级政策。也有一些地方对上级政策公然置之不理，我行我素，拒绝执行国家政策法规。比如，江苏某钢铁有限公司于2002年在常州市建设大型钢铁联合项目过程中，当地政府及地方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明目张胆地越权审批项目，对企业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公司未取得环保部门批复环境影响报告书擅自开工建设，违反土地管理法，未取得合法土地征地批准文件即动工建设。又比如，2003年到2006年，某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违法批准征收集体土地14877亩，用于某高校园区建设。有关部门报经国务院同意责令该市纠正土地违法行为后，该市不但不进行整改，还公然扩大违法征占土地。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原因分析(一)行政决策体制不科学,导致政策制定出现问题。从总体上看,我国行政决策体制已经具有完整的框架,但是科学化程度还不高,政策制定缺乏科学性和可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科学的决策体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在实践中,作为决策中枢系统的各级党委、政府及人大的决策权力、职责及范围的划分仍不甚明确,关系仍未完全理顺,人大和政府的决策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而各级政府已经建立起来的由信息、参谋、决断和监督组成的决策体系还没有真正发挥其分工合作、密切配合、科学决策的作用。行政决策不重视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造成信息闭塞,即使获得一些信息,也不准确、真实、及时。各级各类党政部门的决策研究机构的权威地位不够高、职能发挥不全,充当秘书班子而不研究决策的现象严重,而体制外或民间的政策研究、咨询组织发育缓慢,数量少、功能弱,未能真正在政府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1] 。2 、行政决策程序不规范。目前中国的行政决策尚未建立起严谨的程序和完整的规范,不少政府部门和基层行政决策往往不经过扎实的调查、认真的分析、充分的讨论和缜密的论证,由行政首长“拍着脑袋作决定,拍着胸脯表决心,拍着屁股推责任”,缺乏决策民主。因此,主观决策、重复决策、错误决策时有发生[2]。3、行政决策缺乏科学的手段和技术。由于依赖传统的经验决策方式,一些地方及部门领导人忽视吸收与社会同步发展的科学决策理论和技术,不愿意学习和运用先进的现代决策理论、决策手段和决策技术,造成其决策方法简单,决策手段贫乏,阻碍和影响了决策的科学化水平[3]。4 、科学的决策责任制度缺失。行政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偏差行为很大程度上源于责任心的淡化,而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决策责任制度。一是决策权力与决策责任相分离,决策成败与决策者个人的荣辱得失、升迁降免缺乏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二是决策责任主体不明确,所谓“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往往产生“责任扩散效应”,决策失误后无人承担实际责任;三是对决策失误责任追究不严格,每每以“缴学费”作为“护身符”,逃避责任追究[3]。(二)行政执行体制缺陷成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滋生土壤。执行是使既定的决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动态过程。合理的执行机制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政府的执行机制缺陷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关键原因。1、政策执行中某些具体环节的“偏差”导致政策执行不力。政策执行环节中的任何失误或不周都会影响政策的正确执行。从现实表现来看,政策执行环节上的“偏差”经常反映在以下几方面:(1)政策宣传的缺陷。进行政策宣传以取得政策对象对政策的支持是顺利实施政策的重要保证。在政策执行中,有些人不重视政策宣传,或者宣传出现失误。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政策的传播渠道不通畅,缺乏一定的信息反馈机制,使公共政策在宣传过程中受阻和歪曲,严重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政策宣传有时出现“矛盾”的现象,这样会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对象就政策产生误解,最终使政策执行者无所适从。(2)政策执行的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使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信息交流严重阻塞。政策执行缺乏信息反馈机制,政策执行盲目性大,政策评估缺少依据,政策效果难以认定。因此,政策执行过程中信息渠道不畅,信息沟通失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在所难免[4]。(3)指挥不力,缺乏协调。指挥是实施政策的重要环节。指挥不力的现象表现为:第一,软弱无力。指某些政策执行者所下命令没有权威性,导致不执行或消极执行政策的结果。第二,政出多门,多头指挥。指挥要求集中统一,即一个下级只能接受一位上级的命令。上面多头多脑,下面必然会手足无措。第三,缺乏协调配合。一般政策都是多目标的,必须依靠各个部门、各个执行人员协同完成。缺乏协调的政策执行,就会降低执行政策的整体效应[5]。(4)政策执行的评估机制欠缺。良好的政策评估制度能够优化政策运行过程,从而防止政策执行梗阻和促进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目前,我国的政策评估机制并不科学。一方面表现为评估的动机不良,要么借评估作为炫耀工作绩效、沽名钓誉的手段,要么借评估来掩盖政策执行失误和推卸责任。另一方面,缺少正确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政策评估倾向于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分析,用定性结论取代定量结论,评估结果难以作为政策执行的考核依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难以及时认定。2、政府执行力的弱化。政府执行力一般指政府组织为达成既定目标,依法使用、调度和控制各种公共资源,贯彻执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上级指示、决定、决议,实现战略目标和任务的能力。政府执行力是一种“合力”,政府执行力各要素的优化组合是形成高效执行力的关键。执行力弱,就难以确保政令畅通,就会出现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政府执行力的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政策本身存在漏洞。影响政府执行力的前提因素在于政策本身的科学与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产生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有漏洞可钻。一是政策缺乏合理性。政策本身缺乏合理性首先表现在政策针对性不强。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政策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没有针对性的政策在执行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本身缺乏合理性的第二种表现是政策目标缺乏合理性。有些目标定得过高,政策执行容易受到现实条件和政策资源的制约,这也会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6](P172)。二是政策缺乏明晰性。政策缺乏明晰性主要表现为政策目标错误或者模糊不清、政策内容混乱、政策活动主体的职权责任与活动期限界定不科学。政策表述得含糊不清,就可能给政策执行者带来对政策目标和内容的理解上的困难,可能会给执行者扭曲或曲解政策提供可乘之机。三是政策缺乏协调性。从现实政策来看,政策缺乏协调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政策体系不配套。新旧政策缺乏连续性,政策层次相互脱节,政策间目标、内容和效应相互冲突等等。这一方面给政策执行带来了困难,同时也给执行者寻找“对策”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二,政出多门。部门林立、机构繁多,造成政策打架和相互矛盾的现象,这使得政策执行机关和执行人员莫衷一是,也为钻政策的空子提供了可乘之机[6](P175)。四是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常常是领导换届,政策也换样,人存政举、人走政息、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政策缺乏基本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2)执行主体的利益需求和能力缺陷导致偏差。一是执行主体的利益需求产生行为偏差。政策执行主体的自身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影响着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成本---收益预期较低,或者比较利益的相对剥夺,一些政策执行主体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附加上一些原政策目标中所没有的内容,搞“土政策”。特别是当公共政策本身与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冲突的时候,一些政策执行者就会寻找政策替代,或者对原政策内容有意曲解、肆意变通甚至“软拖硬抗”,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造成政策目标无法实现和公共政策执行失败[6](P187)。二是执行主体的认知缺陷。政策执行主体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执行的成效。执行主体对公共政策认识不够、理解不清,就难以正确、全面地执行。政策在传达过程中,语言运用不当或晦涩难懂也造成了政策执行主体在政策认知上的梗阻[6]。三是执行主体素质不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执行人员并不熟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规律,缺乏应有的政府管理新知识。其次,他们的思维方式与现代化社会的要求也有较大差距。由于他们长期接受传统思想的教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僵化的思维模式,这些都会妨碍执行人员准确执行政策[7]。最后是政策执行主体的职业道德素质因素。政策执行者在执行政策的具体过程中,一般具有对于政策“初始的解释权”,如果政策执行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在思想上形成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本位主义,那么他们在政策执行中不可避免地会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方式来趋利避害[8]。(3)执行资源的匮乏。政策执行所需的资源是否充分具备,是政策执行是否顺畅的关键。执行资源包括政策资源、人力资源、财政资源、信息资源等。一是政策资源包括完成政策所需花费的各种成本和条件。政策是资源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但在用足用好政策资源上,各地却存在着差距。有些地方政府政策贯彻不到位,落实不彻底,白白浪费了政策这一宝贵的资源。有些地方政府在宣传政策时“缺斤少两”,马虎应付,或发个文件,或召集个会议,就算完成任务,流于形式,浮在表面。二是人力资源是指高素质的政策执行人员,政策执行者的素质要求侧重于专业管理方面的知识技能和实践经验,要求具有较强的政策理解能力,有步骤地推行政策实施。在我国,虽然行政机关人员臃肿的现象十分严重,但是优秀的高素质的公务员却很缺乏。三是财政资源是政策执行者政策执行活动中的各项经费,以保障政策执行的必要开支。在我国处于政治、经济、文化欠发达的社会转型时期,执行经费的缺乏始终是阻碍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四是信息资源包括执行人员应熟悉的政策内容、执行方法及其他相关事项。畅通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必要条件。由于我国政府机构的设置不合理,运转不规范、不协调等问题,加上政府机关办公设备不同程度的落后、陈旧,政策执行者的信息渠道不畅通,信息来源匮乏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存在。这就使得政策执行者无法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也无法对政策执行过程实施必要的控制,从而造成政策执行中的失误或困难。(4)执行文化的缺乏。地方政府作为执行机构,要构建灵活高效的执行文化。唯有积极培育政府执行文化,才能不断强化政府执行观念和意识,提高政府的执行能力和水平。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就缺少这种“迅速反应,马上行动”的执行文化,办事拖沓,互相推诿,对中央的政策执行不力,随意变通。(三)碎片化的行政监督体制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一套体系。但同时,行政监督体制还存在一系列的缺陷,使得行政机关在具体运作中出现了很多政出多门、政令不畅现象,为行政执行机关和人员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从当前我国行政监督现状来看,监督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行政监督体系整体功能不强,缺乏监督合力。在监督实践中,由于政府机关内外各种监督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各种监督主体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不够明确,不够具体等问题,彼此又缺乏联系和沟通,工作中往往各自为战,尚未形成一个严密有序、分工合理、协调互动、运行高效的有机整体。因此,监督工作中难免存在“交叉带”和“空白带”,造成有的问题多方插手,有的事情各监督部门互相推诿、扯皮,出现无人监督状况。这就削弱了监督的整体效能,导致了监督机制弱化,缺乏监督合力[9]。2、行政监督法规不完善,监督缺乏可操作性。行政监督是一种法制监督,从总体上讲,行政监督法制化程度低。一是一些重要的监督法律法规空缺。如新闻机构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监督所必须的《新闻法》和《举报法》等还未出台,使监督活动缺乏法律依据;二是既有的监督规则措词笼统,很不具体,缺乏清晰明确的标准和可供操作的细则,使监督主体难以准确裁量和及时查纠被监督对象的越轨违法行为[10]。3 、专门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必要的独立性。在当前的内部行政监督体制中,有行政监督权的专门机构如监察部门,大都设置在政府机关内部。在领导体制上,这些部门受双重领导,既受同级行政机关的领导,又受上级业务部门的领导,这样专职监督机构受到的控制比较多[11]。4 、权力机关地位不高,缺乏监督力。从法理上说,权力机关的独立性最强,其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应是最具权威的,但实际上,目前人大监督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监督工作仍然是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突出表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强度不够;手段不配套,深度不够;监督措施不得力;监督制约方面的法规不完善。5、行政监督偏重于追惩性监督,忽视了预防性和过程性监督行政监督活动应是一项经常性、连续性的活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把监督工作的重点放在“纠偏于既遂”上,忽视了行政非法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过程中的控制。由于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不完善,造成行政偏差出现过多[12]。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治理对策(一)加强政策执行中的思想文化建设。人是一切社会活动中主体，政策的执行落实要靠人来完成，其包括政策执行者和政策目标指向群体。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思想意识的支撑，“思想意识是一套逻辑相联系的价值观和信念，它提供了一幅简单化的关于世界的图画，并起到指导人们行动的作用。”价值观和信念这种内化了的制约机制在某中程度上比其他制约方式更有效，因为道德意识制约调节的是“理性经济人”内心思想，进而影响其行为和方式，它的作用带有根本性。正因为如此，强化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思想意识教育就是要加强二者道德操守的修养，使政策执行参与者内心深处具有明辨是非的道德意识，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违规行为产生一种内在的厌恶感，避免政策执行因为“理性经济人”的逐利动机而走样。加强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的思想意识教育具体来说就要二者分别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政绩观。首先承认追求个人合理利益的正当性，但同时要认识到利益是一个矛盾体，包含了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的追求要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前提，在冲突的条件下，以公共利益为优先选择。在煤矿安全生产中，保护合法合理利润，取缔非法收益。使煤矿企业深刻认识到其不仅仅是经济实体，本身还具有维护工人生命安全，进行资源合理开发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要求，积极配合执行国家的安全生产政策;各级政府部门要破除狭隘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树立大局观念，认识到煤矿安全生产关系到社会稳定、家庭幸福，关系到政府的现象;各级官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贯彻到政策执行过程的始终，自觉抵制政策执行中的干扰因素。(二)完善权力制约体系。权力寻租而导致腐败是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惩治权力腐败行为是遏制地方“对策”行为最核心的措施。人类社会实践说明权力具有腐蚀性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所以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由于历史和认识上的原因，我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集权体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具有优越性，但过分的集权，不利于权力的互相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不能作为政策有效执行的保障，甚至成为政策执行的腐蚀剂。现阶段，完善权力制约机制首先要合理分权。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同级政府中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使之法律化。在职责明确情况下，加强中央对地方政策执行的监督，改变地方政府执行政策变通随意的行为;明确划分政府各部门之间权责范围，理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完善人大对行政执行权监督的实施细则。对政策系统决策、执行、监督部门之间进行必要的划分，使之互相监督，尤其是要提高监督部门的独立性，保障政策执行监控有力。在政策领域中，对权力进行制约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用权力来保障政策的有效执行，减少执行中的“对策”行为。只有权力的互相制约，才能根本上消除权力寻租的空间。治理官煤勾结，权力制约是关键，要建立健全一整套的官员任免考核管理、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和权力监督等制度，对权力寻租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腐败成本，使权力寻租腐败者“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规范权力运作，使得官员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根本上保证政策的实施。(三)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出现固然有政策执行主体自身行为上的原因，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政策本身存在问题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诱发因素。“好制度可以让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方面”合理完备的政策，本身就减少政策执行主体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减少违反政策所带来的违规收益，同时，加大了政策违规的心理成本和被发现的几率，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获得的净收益趋向为零，甚至为负，消除“对策行为”产生的收益动机。合理的公共政策需要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来保证。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各种社会危机、自然危机频发，同时国际联系的加强也使我们受到一些国际性危机的影响，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拥有资源优势的政府理应成为应对公共危机的主体。地方政府因其在应对危机时位置的前沿性，其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水平直接影响到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整体能力，因而研究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显得愈发重要。 本文写作目标是基于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对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现状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结合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途径。 具体来说， 本文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 通过阐述当前公共危机管理的背景， 来说明研究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意义。介绍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对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相关概念进行内涵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从而为接下来的现状分析及解决途径的寻求打下理论性基础。第三部分，叙述我国当前的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现状。在肯定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建设成绩的同时，提出了在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第四部分，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显现出来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最终归纳为环境、法规政策、机构设置、运行机制、理念等几个方面的原因，并针对各个原因展开具体的分析。第五部分，在第四部分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改进的措施，主要包括完善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法规、健全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机构、优化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运行机制、转变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主体管理理念等内容。危机是指在社会生活中突然发生的、严重危及社会秩序、给社会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学术界一般多采用美国学者罗森塔尔(UrielRosenthal)对危机的定义:“危机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①(P24)国内学者也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危机给出了定义,比如将危机界定为:“社会遭遇严重天灾、疫情,或出现大规模混乱、暴动、武装冲突、战争等,社会秩序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安全遭受直接威胁的非正常状态”。②灾难性事件和社会性事件突然发生并对公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及生命财产造成威胁,这就构成了突发性的公共危机。所谓公共危机就是指在政府管理国家事务中,突然发生的如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对社会公共生活与社会秩序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③包括各种自然灾害、严重事故、恐怖行为及群体性骚乱、重大政治、经济事件以及公众人物丑闻等可以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和严重后果的事件。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便是回应各种公共危机挑战的过程,而所有的这些公共危机事件的爆发都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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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源流分析何炜本文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对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加以了分析，认为西方的政府职能理论是在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之后产生的，并随着国家向社会的扩展过程发展起来。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立足于市场的缺陷和社会的不自足性，希望通过政府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发挥来弥补这些缺陷与不足；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面对着国家干预逐步加强的趋势，从个人自由和市场效率出发，强调对政府作用施以必要的限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则向人们展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拓展之间的关系。最后，在上述分析比较的基础上，说明了西方政府职能理论对我国政府职能研究和实践的参考意义。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十分重视对政府职能问题的研究，他们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结合各自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形成了众多纷繁复杂的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学说。纵观历史，大多数的西方政府职能理论都是沿着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两条线索独立发展并交叉作用的，它们构成了西方学术界的主流；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理论思潮，也在政府职能问题上提出了独到见解。对于这三种西方主要的政府职能理论进行必要的整理工作，无疑将会有助于我国目前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理论与实践。一、现代政府职能理论产生的历史前提政府职能一般是指政府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及其限度。当人类社会出现第一个国家的时候，政府职能也就随之产生了。（注：在政治学理论中，“国家”与“政府”是层次不同的两个概念。但在本文中，政府是作为国家的主要代表出现的，因而我们不在“国家职能”与“政府职能”之间进行刻意的区分。）然而，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作为系统地界定政府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学说，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充分发展，市民社会逐步成熟之后才真正出现的。换言之，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是现代西方政府职能理论产生的历史前提。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之前，西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国家——社会紧密一体的关系模式。具体地讲，从社会中生成的国家，由于掌握着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源，从而在与社会其他部分的联系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甚至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笼罩和控制。譬如，在古希腊时期，城邦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就是合二为一的，与城邦利益相脱离的社会利益即便存在，在伦理和法律上也是不能允许的；西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二种关系模式是国家——社会相互分立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家与社会的联系是极为有限的：国家固然无法有效地控制社会，社会却也没能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支持和影响。西欧封建时期的情况大致便是如此。（注：以上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论述，参见唐士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44页。）在以上的两种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中，有关政府职能的系统理论是很难形成的。这主要是因为，政府职能问题，首先是政府应该管什么的问题，在上述的历史时期，通常不是通过理论的形式，而是通过实践的形式来加以解决的。换句话说，无论是在国家与社会紧密一体还是两者相互分立的情况下，都缺乏对政府职能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客观需要。以国家——社会融为一体的情况为例，既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自主性和主导性力量，那么它对社会的管理及其管理的限度主要是依靠其自身的资源状况以及客观条件来决定的。政府与社会领域之间，实际上只存在着政府愿不愿意行使职能，能不能够行使职能的问题，并不存在政府应不应该行使职能的问题。同样的道理，虽然西欧封建国家与社会是分立的，但由于社会力量仍然比较羸弱，它们与国家之间缺乏经常性的联系，因为对政府职能问题加以理论研究的要求依然不很强烈。当然，在西方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一些思想家提出了有关政府或国家职能的零散观点，比如古希腊与中世纪哲学家对于政府职权划分的论述等等，但在总体上，这些观点并不涉及政府职能理论的基本内容（即政府在社会中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形式上也缺少必要的论证，尚不足以称之为完整的政府职能理论。西欧封建社会晚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在欧洲的一些城市中，最先出现一种外在于政治领域的社会生活领域，一般被人们叫作“市民社会”。最初的市民社会代表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之外萌发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它在本质上与封建国家是相互对立的。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后，国家与社会在形式上依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们认为这种分离状态有利于防止国家对公民权利领域的肆意干涉；另一方面，应当指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对立都是相对的，它们之间往往存在着频繁且深刻的内在联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黑格尔根据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这也就是说，市民社会实际上构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基础，矗立于其上的国家机器体现和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国家一样都应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导致了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出现。在这种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中，国家与社会之间有着一种既相互分离，又相互作用的密切联系。也正是在这种国家——社会的关系模式中，人们不得不对国家与政府管理社会的应然的权限加以理论上的思考，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研究因而也具有了现实的意义。大约在17、18世纪，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形成，西欧开始出现早期的政府职能理论。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西方主要的政府职能理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中，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侧重于对政府社会管理权力的限制，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侧重于发挥政府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则更多地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服务、相互支持的功能。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由于经济领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和丰富内涵，特别是因为市场作为社会联系的主要方式的性质，政府经济职能问题成为了西方政府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二、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前面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市民社会都是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本质上看，它们与原有的封建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但在西方历史上，资产阶级曾经依靠封建君主的政治势力，为其自身利益的发展创造条件。这种资产阶级与封建君主的联合，导致了西欧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出现，它在思想上的反映则是17、18世纪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的重商主义思潮。归纳起来，重商主义思想包括以下三点基本内容：第一，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金银等贵重金属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形态，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货币的多寡应被视为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标准；第二，财富的源泉，除了开采金银矿外，就是对外贸易。只有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积极开展对外贸易流通，才能使财富增加，国家富强；第三，重商主义极力主张政府对国家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领域实行干预，制订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符合扩大出口和货币输入的要求。在这方面，美国政治家汉密尔顿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在1791年《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详细提出了重商主义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他认为，政府不但应该“拿出公款来弥补个人财力的不足”，在对外经济竞争中实行保护性关税、财政补贴等手段，而且必须采取发放政府奖金、技师监督等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注：〔美〕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参见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三联书店，1989年，第79—82页。）很显然，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中已经初步地涉及到政府职能的内容，认为政府应当对社会经济活动施加必要影响以增进国家财富。重商主义包含着一种早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府职能理论，尽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系统地阐述，但却反映了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政治力量促进自然经济解体和资本原始积累的愿望。到了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同样表达了通过国家广泛介入，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在黑格尔看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国家代表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它是整个社会进程中唯一真正的道义力量；由于市民社会中容易出现经济安排与道德规范的不自足状态，国家应当干预市民社会的事务，目的在于保护和促进由国家界定的人民普遍利益或排解市民社会自发产生的非正式和不公平现象。（注：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1页。）黑格尔关于“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学说架构，肯定了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涉及了国家干预的正当性问题。后来，这种关于国家至上的思想在20世纪的欧洲最终导致出了法西斯极权的恶果。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在宏观经济理论上的突破，在西方思想界掀起了一场革命。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由此一举占据了西方理论界的主导地位。这个时期的国家干预主义，与早期的重商主义相比，无论是在理论体系还是政策要求方面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凯恩斯在批判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垄断资本主义在19世纪后期的发展，以及本世纪20、30年代震撼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构成了凯恩斯革命的现实背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缺陷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充分地暴露出来。以此为契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历史的新阶段，重提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凯恩斯指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由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是受到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纯粹依靠市场调节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导致社会供求的均衡，从而引发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经济危机也就由此产生。他认为，只有通过政府明智、积极的政策，把自由放任的自动均衡，改造成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的移动均衡，使资本主义成为“可调节的”的资本主义，这样才可以避免危机；实行“国家调节”，是现行的经济形态免于全面毁灭的唯一的切实途径。因此，政府应当通过宏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来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鼓励消费，引导需求，以此克服市场缺陷所带来的种种经济困难；在增加有效需求，实现高就业率的过程中，政府甚至可以执行“举债支出”的赤字政策。凯恩斯以后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秉承了凯氏的思路，在分析市场不足的基础上，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把“市场失效”当成了一个正式的经济分析概念使用并对其产生原因进行系统的阐述，认为外部影响、公共产品、垄断以及收入不公等现象的存在是导致政府对社会经济领域进行积极干预的因素。在这个方面，比较典型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从市场失灵的概念出发，把政府经济职能归纳为确立法律框架、改善经济效率、促进收入公平以及支持宏观经济稳定等四个方面。（注：〔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552页。）如果从时间上看，政治学家对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的研究并不晚于凯恩斯，但在理论影响力方面，它们则远远比不上凯氏的宏观经济理论。早在19世纪晚期，以格林、霍布豪斯为代表的英国思想家就已经察觉到政府干预社会生活的必要性。他们指出，国家在涉及公共利益的地方进行干预，能够为每个公民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多的社会条件和更有利的社会环境，这同个人的自由并不冲突。费边社会主义的思想家认为，要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博爱和平等的根本价值，就必须在经济上给予人们以最低标准的保证；政府不但要承担起维持全面收入的职能，还要广泛介入到社会生活中，解决公民的教育、医疗等问题。费边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后来成为了现代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到了战后70年代，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发表了著作《正义论》，他在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讨论到政府职能的有关问题。罗尔斯指出，“作为公平的正义”奉行的是一种最大限度改善最少受益者地位的原则。政府应通过各种手段来保证具有类似天赋和动机的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受培养的机会；在经济活动和职业的自由选择中，政府应当通过对公司和私人团体活动的管理，来防止对较好地位的垄断性限制；最后，政府还应当确保一种社会最低受惠值。罗尔斯把政府分成了配给、稳定、分配和转让等四个部门，并指出，“这些划分不等于政府的通常组织机构划分，而应被理解为政府机构的不同功能”。（注：〔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66页。）罗尔斯的以上论述可以看作是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对国家干预主义政府职能理论的一种概括。三、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在西方，与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相对立的就是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它的思想源头，可以归结到17、18世纪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关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如果给予比较完整的理解，实际上也包含了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两个方面。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家们关于政府职能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们所坚持的“有限政府”论的学说中。这种学说一般以为，国家是人类在由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转化的过程中经过人民内部的契约活动而产生的社会共同体。政府的权力是人们为了保证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权利不受非法伤害而自愿让渡给政府的。既然政府的权力是人们赋予的，那么它在实施时也就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主张政府实行不干涉政策，给予个人和企业最大限度的自由放任，并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国家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当集中在保障个人最大程度的自由及其私有财产权等方面。一些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如洛克、孟德斯鸠等人，都曾经有过减少干预、提倡自由贸易制度的论述。18世纪50至70年代，欧洲出现了以法国人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经济学派。重农主义提出了“自然秩序”的观念，认为与国家干涉相比，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财富的增长。此后，亚当·斯密创造性地吸收了重农学派的观点，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自由放任政策的合理性。亚当·斯密的整个理论学说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基础的，他认为人是理性的，在经济活动中总是为自己打算，并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自由竞争的市场恰恰是能够符合人类利己本性的自然秩序。因此，在市场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个人的经济行为可以自动达成社会利益的实现，“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这个利益协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斯密写到，“（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7页。）在亚当·斯密那里，市场是富有效率的，并且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政府不应当以自己的干涉行动来破坏自由市场机制的运行。据此，他明确地给政府职能下了具体的限定：（1）保护国家安全，使其不受外来侵犯；（2）保护社会上的个人安全，使其不受他人的侵害和压迫；（3）建设和维护某些私人无力办或不愿办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简单地说，政府在社会中仅仅扮演“守夜人”和“警察”的角色。亚当·斯密所确立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经过后代经济学家的不断发展，逐步演变为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但从政府职能理论的角度来看，它们都强调自由放任的制度，反对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过分干预。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由于受到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冲击，经济自由主义一度消沉下去。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在战后60、70年代再度在学界中兴起。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现象以及福利国家暴露的问题，使得人们对于凯恩斯理论以及其他的国家干预学说产生了怀疑。一批西方学者重新回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领域的行为进行多角度的反思。他们一般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其中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尤其引人注目。例如，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被人们认为西方最保守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多本著作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看法。弗里德曼指出，西方国家干预的实践并不成功，它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正是国家的干预活动阻碍了市场的健康发展，导致了西方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各种福利措施造成极大的浪费，降低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干预的过程中还包含着对公民个人自由的限制。因此，政府的干预必须减少而不是增多，它的主要职能在于“防御外来敌人的侵略，确保我们的每一个同胞不受其他人的强迫，调节我们内部的纠纷，以及使我们能一致同意我们应遵循的准则”。（注：〔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自由选择：个人声明》，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页。）又例如，以詹姆士·布坎南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政府失效”的概念，并以此作为分析国家干预行为的基础。他们指出，由于人们在政治活动中同样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加上政党政治的竞争性特点，政府与政治本身也具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和不足。因而，政府对于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干预，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市场的失效；相反，美国经济出现的高额赤字，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向人们证明，“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理由”（注：〔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译者前言”，第3页。），政府干预的范围应该尽可能地缩小。除了经济学家外，一些学者也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强烈地抨击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强调政府职权的不断扩大将会损害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美国的罗伯特·诺齐克就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他认为，个人权利是不可侵犯的，“最弱意义的国家”体现了全部的正义；国家职能应当仅限于“防止暴力、盗窃、欺诈及保证契约履行”等方面；任何企图超越最弱国家的政治行为都将因为侵犯公民不做某些事情的权利而得不到道德上的证明。（注：〔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页。）不难看出，诺齐克所要求的同样是一个“守夜人”或“警察”式的国家。由上述可见，现代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是在西方国家职能事实上已经极大扩展的情况下产生的，它们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传统，针对政府干预的弊端，主张把政府职能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职能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府职能的观点，散见于经典作家的国家学说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重点强调了国家的阶级镇压职能，同时也提及到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府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3页。）这表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乃至于它的扩大实际上都体现了维持政治统治的需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一种重要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潮。一些学者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路，揭示了西方国家政府职能扩展的现象与资产阶级统治之间的联系。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现代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觉察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职能扩大化的趋向，认为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哈贝马斯曾经就这个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国家机关执行着经济体系的许多职能。这些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通过总体计划，国家调节整个经济周期；创造和改善利用过剩积累资本的条件”（注：转引自陈振明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4页。）；从效果上看，这些扩大了的经济职能减缓了经济危机，潜伏了阶级冲突，从而切实地保障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当然，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大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危机虽然因为政府的干预而得到缓解，但同时也造就了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新的“合法性”危机。对国家意识形态职能的重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府职能理论的一个特色。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葛兰西、阿尔都塞等都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地通过自己的思想文化职能干预社会生活；国家广泛地介入意识、文化和教育行业，传播有利于稳定现状的各种消息与观点；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机器，宣传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影响大众，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反映了西方政府职能的变化趋势，它的一些结论颇有见地，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五、评价与启示西方的政府职能理论在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之后产生，并随着国家向社会的扩展过程发展起来。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立足于市场的缺陷和社会的不自足性，希望通过政府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发挥来弥补这些缺陷与不足；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面对着国家干预逐步加强的趋势，从个人自由和市场效率出发，强调对政府作用施以必要的限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则向人们展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拓展之间的关系。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是西方思想界的主流学说。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发展，可以看作是这两种学说消长变化的历史。就理论本身而言，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无疑是相互对立的，但同时又具有互补的因素。因此，这两大理论之间的对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政治统治者们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提供依据。在这种意义上，对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评价似乎不应仅仅言及理论内容，而应更多地考虑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其功效。事实上，在当代西方，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社会、市场和政府都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与不足。两种主要的政府职能理论之间也开始出现了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倾向：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依然强调维护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也不再绝对地排斥国家干预，而是要求将这种干涉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理解以上的结论，对于我国当前政府职能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权力正在从一些社会领域中逐步地撤出。与此相适应，学界中也出现了批判所谓“全能政府”，要求政府减少干预行为的理论倾向，一部分学者甚至把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当成了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模式。这种理论倾向应该说有其自身的道理，因为在市场逐渐代替政府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必将呈现出总量递减的趋势。然而，从目标模式的角度，提倡“小政府、大社会”显然是不适宜的。一方面，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由于受到其自身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制约，很难遵循自由主义政府职能理论的基本思路。作为市场发育和社会发展主要推动者的中国政府将肯定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小政府；另一方面，即便是西方国家，也已经部分地放弃了对“小政府”的追求，容忍了行政权力扩大的趋势。因此，简单地用西方某一时期的某种理论观点来指导我国的具体实践，在理论上是不全面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总之，西方政府职能理论只不过为我们理论与实践工作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至于我国如何在政府干预和社会自主性之间寻求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仍然期待着政府职能理论领域更加具体、深入的探索。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一：《略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在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地提出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实践证明，这种结合是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的。通过对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概念界定，阐明“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需要;并指出了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途径。 关键词：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谐社会;辩证统一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党中央在借鉴和 总结 中外历史 经验 ，并结合我国社会实际提出的治国方略。对于“德治”和“法治”的探讨已有千年的历史，但是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种治国方略结合起来是中国治国理论的一次创举，二者的结合有利于促进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概念界定 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紧密结合，首先必须要正确地理解和界定二者的概念。对于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提法很多人抱以怀疑态度，特别是以德治国的提出，认为是对封建“人治”落后思想的继承。殊不知，中国历史上儒家和法家对于德治和法治的争论是建立在封建君主专制基础之上的，是探索“人治”的治国 方法 ，而当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时提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已经摆脱了封建君主专制的背景，是在民主基础上的德法之治。 中国现阶段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有着区别于任何时代的深刻内涵，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 文化 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所谓“以德治国”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 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关系 以德治国属于思想范畴，依法治国属于政治范畴，二者在治理国家的手段和方式上不尽相同，依法治国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它要求任何人和组织不得逾越法律，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所有违背法律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是外在的“他律”。以德治国则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等无形的力量的维系，通过说服、劝导、感化、教化等形式来指引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通过内心的引导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以德治国是内在的“自律”，通过自律从而实现真正“治本”的目的。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相互区别决定了它们能够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互统一决定了它们能够相互一致，相互促进[1]。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1.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道德基础。道德先于法律产生，德治是法治的源头，绝大多数的法律都是从道德中提炼出来的，法律是道德的升华。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提供道德基础，体现在法治的各个阶段。首先，在立法阶段，道德为立法确定了方向和指导思想，为良法的制定提供了标准和出发点;其次，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需要执法者和司法者具有良好的道德标准，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按照法律的要求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同时，道德的评价作用为执法和司法工作提供了舆论监督，有利于执法和司法公正严明;最后，在守法阶段，道德为公民守法做好道德和思想基础，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加强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从而使公民从心底愿意服从法律的制约，自觉守法。 2.依法治国是以德治国的法律保障。在维护社会稳定、经济有序和文化繁荣等方面，仅仅依靠以德治国是无法实现的，特别是对于严重违法行为和缺乏道德观念的人来说，依法治国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是特别必要和关键的。正所谓“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律通过对严重违反道德而触及法律底线的违法者进行严惩和对合法权益的保障，培养公民遵纪守法的习惯，同时也提升了公民的思想道德素养，保障以德治国的顺利实施。 3.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法律具有局限性和滞后性，无法调节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且法律制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对社会出现的新问题不能及时调整，而道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弥补法律空白。同时，由于道德的任意性和无强制性的特点，使道德在受到破坏时无法自助救济，这就需要法律的强制力和权威的保障。可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依法治国需要以德治国的补充，以德治国需要依法治国的保障，只有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结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法治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2];德治目标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2]可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和谐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 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形成了多元化的道德体系，而由于法制建设还需继续完善，很多方面未能纳到法律调整的范围内，在这个阶段提出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分必要的，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结合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谐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1.社会主义政治和谐需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二者的结合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为政治和谐奠定了制度基础。政治和谐首先要求政治民主，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是民主政治实现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为政治民主提供了实现途径，以德治国为政治和谐做好监督、评价和宣传，使民主政治深入人心。同时，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为和谐政治的建立培养优秀的领导干部，用道德提高其德行素质，用法律来规范其言行。 2.社会主义经济和谐需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保驾护航，同时也需要道德的规范制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成绩背后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中国市场经济尚需进一步完善，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过对我国的“分化”和“西化”，很多人经不起利益的诱惑和考验，出现见利忘义、坑蒙拐、权钱交易等现象，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蔓延，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用法律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惩罚违法乱纪行为，用道德净化人们的心灵，提高其道德水平，以抵御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不良思想，从而建设一个公平、诚信、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3.社会主义文化和谐需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文化建设一直是我党工作的重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离不开和谐文化。刘云山同志指出:“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培育和谐精神，倡导和谐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2]可见，思想道德建设是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谐文化建设需要依靠以德治国来实现，同时，和谐文化建设也需要依法治国为其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只有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才能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和谐文化建设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以思想道德修养和民主法治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得到显著提高。 4.生态和谐需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自工业革命以来，各国为了发展，以生态破坏为代价，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自然灾害增多，如今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需要全球各国共同应对的一大难题。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态和谐自然必不可少。要实现生态和谐首先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将生态保护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畴之内，在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内行事，对违反法律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和组织依法追究;其次，发挥政府的政策指导作用，引导公民进行生态和谐建设;再次，注重公民的生态道德 教育 和宣传，建立公民生态理念，为生态和谐打好基础。 四、如何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完美结合 综上所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而如何才能将二者更好地结合起来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1.要实现二者的完美结合首先要正确认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内涵，将其与封建“人治”背景下的“德治”和“法治”区别开来，只有这样才能破除人们长久以来对于以德治国思想的误解，使人们自觉地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2.发挥党员干部作用，使其成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的推动者。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赋予人民以国家主人的地位，人民是治理国家的主体，而作为具体实施权力的党员干部是从人民中选出来的一些优秀代表，代替人民治理国家行使权力，党员干部是人民的楷模，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民众，只有他们自觉地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并成为促成二者结合的推动者，才能在全社会形成人人遵纪守法、崇尚道德的好风气。 3.要发挥舆论和教育的作用，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广泛宣传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理念，加强公民的法制和道德教育，让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让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既需要法治的保障，也需要德治的支持，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刘镇江，唐昌宏，易景生.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哲学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01，(4)：20. [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浅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摘 要]我国应当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关系重大。法治和德治相比应居于主要地位，德治作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对促进法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关键词]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法治;德治;关系 在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后我国应当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关系重大。法治和德治相比应居于主要地位德治作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对促进法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 (一)法治的内涵 以法治为特点的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纵观人类发展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活动封闭、保守，伦理规范是社会通行规则，政治生活则趋于专制独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有“德治”，但这种“德治”实际上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放大，本质为人治。法治则截然相反，它根源于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文化生活发展的内在需要。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带来的经济发展使人有了成为独立平等的权利主体的要求。反映到政治等上层建筑上，民主、正义、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取代把血缘情感、伦理规则等观念绝对化的伦理体系，体现在法律之中。正如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和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义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段话以“良法”与“普遍服从”两个特定概念的链接，建立了法治的基本内涵。 (二)德治的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同家的德治与中外历史曾存在上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需要明确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界限。传统“德治”的核心，是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寄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上。其重大缺陷是是统治者拥有最大权力而不受任何制度制约，本质上是“人治”理念。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当权力不受任何强制力约束时，一定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与社会不平等。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寄希望于从思想方面遏制权力的变异，但这种方法无法从政治制度上解决权力缺乏制约的问题。这一历史教训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有现实意义。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的教训时就深刻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丁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邓小平十分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今天的“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理方法，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统一性;而传统德治则行人治之实，与民主、法制皆不兼容。两者的社会基础、性质、特点是完全不同。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德治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治理的手段上法治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保证社会生活有序运行和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德治则更多地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通过说服、劝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两者虽然形态各异但内容上相互渗透目的上也一致相同，因而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 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三、在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时要防止几种片面认识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意义，在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江泽民同志讲话是在阐述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重要性时，使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概念的。很显然，“依法治国”、“法治”，使用的是其狭义的概念，即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而“以德治国”、“德治”，本质上即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并重，法治与德治并举，是对我们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也是我们正确认识和领会以德治国重要思想，正确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的出发点。依法治国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立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和根本途径，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借鉴别国成功经验基础上作出的睿智的抉择。我国宪法也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对此加以了确认。治国方略层面上的以德治国即德治，也即传统社会的人治，法治与人治是截然对立不能并存的，这是已达成的共识。 从治国手段上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齐用，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并重，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不可偏废。邓小平同志早就强调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我国的奋斗目标是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以德治国，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两者缺一不可。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保障着以德治国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事业为依法治国提供良好的思想道德环境，并推动依法治国顺利进行，加快依法治国的进程。 总之，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正确处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我们正确认识、认真贯彻这一重要思想的基础，也是有待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研究探索的重要课题。 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三：《试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高职院校法制教育》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工作，可以培养学生的法治理念，促进我国法制建设事业的发展。本文主要分析了在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开展法制教育面临的问题，并研究了开展法制教育工作的策略与实践。 一、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高职院校的学生正处于容易冲动的时期，价值观、人生观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只有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学生因一时冲动犯下严重的错误，甚至做出违法犯罪行为。很多高职学生由于高考失误，具有较强的心理失落感，一旦受到外界刺激或社会人员的引诱，极易误入歧途。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大多数高职学生的法律观念薄弱，遇到问题喜欢拉帮结派、意气用事。在高职院校开展大学生法制教育工作，可以普及 法律知识 ，培养学生的法治理念，减少校园内的犯罪率。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让学生在接受法制教育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并养成较好的 逻辑思维 和 理性思维 能力。除此之外，高职院校学生属于国家培养的专业性人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建设者，只有让他们认识到法制教育的重要性，才能让他们承担起推进依法治国的重任。 二、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课程体系不科学 在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工作，主要是在课内完成的。大多数高职院校都设置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但是，教师在课堂上往往比较重视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容易忽视同样重要的法律基础课程，导致高校法制教育的缺失。同时，很多高职院校为这门课程安排的课时是一周两节，甚至有的学校只安排了一节课，导致教师的上课时间不够。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教师不得不选择压缩课程或者直接忽视法律基础部分内容。 (二)重视度不高 虽然教育部鼓励高职院校开设法治课程，但是仍然有部分高职院校对法制教育的重视度不够，尤其是技术类学校，过分注重专业课教学，忽视了法制教育。学校的不重视直接导致高校教师和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忽视。同时，由于高职类院校学生的市场竞争力不强，在就业时面临着重重困难，很多高职院校将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就业率上，鼓励学生考证、实习等，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忽视了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三)缺乏优秀专业教师 大部分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教师负责学生的法制教育工作。但是，法制教育需要对法律知识比较了解的、专业的法律教师。这就导致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部分教师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在讲课时，只会引用法律条文、国家领导人讲话，课程内容枯燥乏味、缺乏新意，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也影响了学生们对法治的认知。 三、依法治国背景下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的可行性 措施 (一)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法制教育作用 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课程，课程中主要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个方面的内容。要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法制教育作用，学校应从理念上重视这一课程，适当增加课时量，为教师提供足够的时间。同时，教师要适当减少思想道德教育在课程中所占比例，增加法制教育比例，将道德教育作为法制教育的基石，在培养学生三观的同时，树立学生的法治理念。 (二)打造专业的教师队伍 高职院校必须要打造专业的法治教师队伍，增强他们的专业素养，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目前很多高校的法治教师都缺乏专业知识，在讲课时照搬法律条文，让学生失去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同时也达不到法制教育的目的。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引进专业的法律人才，必要时可以聘请律师等专业性人才。同时，让校内的法治教师定期参与培训，并定期考核，逐渐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增强他们的教学水平。 (三)改变 教学方法 和教学内容 传统的法制教育课程过分死板，教师在讲课时，往往照本宣科，给学生宣读法律条文、政策规定、领导人讲话等，这些内容学生通过自学便可以达到很好的学习效果。因此，教师要改变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可以让学生去附近的法院旁听，让他们接触现实案例，尤其是青少年犯罪案件。同时，在授课时，教师除讲解重点法条，还需要引用真实案例，比如最近网络上的 热点 ，以及近年来受到关注的校园犯罪案件，如复旦投毒案，在授课时，可以还原案件过程，剖析林森浩的犯罪心理，让学生参与到案件的讨论之中。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并且在进行法制教育的同时，也进行了道德教育，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 (四)创建法制教育环境 要开展法制教育工作，必须在高职院校创建法制教育环境。举例来说，在政法类院校，即使是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也会受到校园环境的影响，形成较高的法律素养。而在非法律院校，学生的法律素养相对较差。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开展法制教育工作，必须创建良好的校园环境。学校可以定期与政法类院校开展交流活动，让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影响;同时，可以组建法治宣传团队，定期选择优秀学员进入团队学习并宣传法律基础知识;举办法治讲座，普及法律知识;举办法律 辩论 会，选择热点话题，展开辩论，让学生在准备及参与辩论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而旁观的学生也会受到影响;可以模拟法庭，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选择案例时要尽量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并尽量选择真实案例，这样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同时引发学生的思考，培养他们的法治理念。 (五)加强学生对国家法治的信心，加强学生对依法治国的认识 要加强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必须让学生对国家的法治充满信心，同时还要加强学生对依法治国的认识，让学生从理念上重视国家法治，并逐渐养成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将法治理念根植于自己的内心深处，并且将实现依法治国作为自己的信仰。当学生们 毕业 进入社会后，也有着较高的法律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 总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在高职院校开展大学生法制教育工作，可以提高学生的法治素养，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并推进法治建设进程，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培养合格的接班人。而开展法制教育工作，需要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法制教育作用、打造专业的教师队伍、改变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创建法制教育环境，同时，还要加强学生对国家法治的信心，加强学生对依法治国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法制教育工作，建设法治中国。 猜你喜欢： 1. 浅谈依法治国学习心得体会 2. 浅谈全面依法治国心得体会 3. 依法治国心得体会范文2000字 4. 学习依法治国心得体会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深入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一、坚持科学立法，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必要前提。迄至今天，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领域、新情况、新特点，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及时制定、修改、完善各项法律制度，使立法更加充分地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更加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二、坚持严格执法，切实做到依法行政。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法治国家对政府行政活动的基本要求。深入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必须坚持严格执法，切实做到依法行政。一是要求合法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二是要求合理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恰当行使自由裁量权，正确使用相关行政措施和手段，避免损害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三是要求程序正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尽可能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应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四是要求高效便民。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五是要求诚实守信。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六是要求权责统一。通过科学的法律和其他制度，合理规定和配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和责任，保持责任与权力的对应;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切实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三、坚持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发挥着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保障社会成员合法权益，建立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等重要作用。实现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对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要坚持司法公正。严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同时理性地权衡案件所关涉的各种社会利益，妥善把握和处理好案件所关涉的各种关系，对各类案件作出正确处理，对各种纠纷予以有效化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实现司法高效。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不断完善司法程序，切实改进司法作风，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全面提升司法活动的效率，有效应对社会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要树立司法权威。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要切实做到公正、高效、廉洁司法，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全社会要依照宪法的规定，尊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尊重司法机关作出的生效裁决。四、坚持全民守法，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社会成员知法、信法、守法、用法，是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社会基础: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模范带头遵守法律;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尤其是在享受自由和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以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与自由，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运用法律规定或法律允许的方式与手段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要广泛深入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掌握和熟悉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五、强化监督制约，构建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与机制。社会主义法治是“治官之治”和“治权之治”。要从法律上构建起“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与机制，以保证执政党的权力和立法、执法、司法等各种权力的设置和行使始终不偏离我国民主政治的正确轨道。要围绕权力运行的总体目标，进一步完善各种权力的配置，统筹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对于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以及行政机关自我约束与监督的作用，扩大公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有序参与，强化人民群众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广泛监督，同时重视和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从法律上规范各种监督行为，不断提升监督的科学性、合理性，建设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