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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 它是科学文献的一种。格式与写法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在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关于参考文献的使用方法，录著项目及格式与研究论文相同，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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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古籍校勘方法论
作者：王瑞来
豆瓣评分：9.4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份：2019-1
页数：354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宋史专家、古文献学者王瑞来先生所写关于古籍校勘的方法论之作。本书分综论、方法、辅助知识和案例四部分，凡收文八十篇，以类相从。综论部分主要讲校勘底本的选择及校勘四法及其反思；方法部分主要讲校勘原则、校勘范围、出校等问题。辅助知识篇主要讲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年代、语言文字与校勘的关系。案例部分主要讲古籍中具体问题的校勘问题。
作者简介：
王瑞来，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长期担任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史编辑工作。1990年东渡日本，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国内担任四川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还担任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以宋代为主的历史学和文献学。自197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始，30多年来单独出版有近20部中、日文版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著作，刊发论文近200篇。在文献学与校勘学方面，整理出版有《鹤林玉露》《朝野类要》《宋宰辅编年录校补》《隆平集校证》《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宋季三朝政要笺证》《范仲淹集》等古籍，并刊发有不少相关论文。主要单篇论文，2015年分别以《近世中国：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知人论世：宋代人物考述》《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文献可征：宋代史籍丛考》《仇雠相对：版本校勘学论述》为题，由山西教育出版社总名为《王瑞来学术文丛》出版。
文献学论文 具体怎么写，我也不知道！(*^__^*) 嘻嘻……没学过
·人物与书林·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纪晓平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理系 吉林长春 130117 )王凤华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117 )【摘 要】历史学家吴枫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记载了吴先生文献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1 ] ”。文章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吴枫先生的其它文献学研究成果给予了评述。【关键词】吴枫 古典文献学 辞典【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 6938 (2005) 06 - 0108 - 03 吴枫( 1926—2001) ,原名吴春城,辽宁省兴城市人,著名唐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吴枫先生1951年毕业于原东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 1953年起开始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5年编写完成了《隋唐五代史》,作为校内历史系本科生、函授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材, 195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是新中国出版较早的大学历史系教科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学界和高等院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吴枫先生也由此一举成名,走进隋唐史研究领先地位的专家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枫先生在继续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同时,将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古典文献学方面。这是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提到重要位置,需要构筑新的框架体系,需要学科理论总结,需要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和突破。吴枫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领军人物之一。1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出版“盛世修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从解放初期有关部门就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整理校勘古典文献。进入80年代以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模更为巨大,任务更为繁重。1982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吴枫教授出任所长。在此之前,吴枫先生就已承担了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任务。他根据多年的知识积累,撰写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于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吴枫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1978年9月,因指导进修教师工作需要,根据手边现有资料,写出一份讲授提要,向青年教师介绍有关古文献的知识。1980年,又先后为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历史系开设古典文献学课程,系统讲授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四部书、类书、丛书、辑佚书等专题,于是,边整理旧稿,边补充搜集若干新资料,几经修订改写,终于在年底完成了这部书稿。”[ 2 ]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不仅是一部条理清晰,文字简练的大学教科书,也成为当时社会大众读者学习古典文献的参考书,是文献学的奠基之作。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何寻找、阅读,进而研究利用,继承和总结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青年一代难以把握,又急于求解的方程。关于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书,解放前曾有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较有影响,但是,由于出版年代久远,新中国建立以后,一般读者难以找到。解放后,又很少出版系统的文献学著作。吴枫先生所著108200516《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填补了新中国文献学出版的空白点,及时地满足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要,也解决了大学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问题。在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以后,陆续有几种文献学出版物面世,而且各有长短,促使这个学科的园地更为绚丽多彩。吴枫先生的书,自然是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诚然,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并非完美无缺,其中有的地方,在今天来看仍需要补充和修订。例如,关于现存古典文献数量问题,解放前,郑鹤声先生说,今日可读之书,盖亦不下40万卷。[ 3 ]解放后60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7、8万种。[ 4 ]吴枫先生说,我们根据一些新资料,加以补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8 万种。他列举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孙殿起编《贩书偶记》与《续编》,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以及除此而外的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藏、谱牒、金石拓本等,说明目前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为8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然而,几乎是与吴枫先生同时,王树伟先生在《我国古籍知多少》一文中说:“今存世的中文古籍,总数在20万种以上。”并说,待“将来编出全国古籍总目时,会发现这一数字仍是保守的。”[ 5 ]王先生的估计很有余地。伴随人们的不断发现与总结,对中国古籍的数量估计会逐渐接近实际。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编著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补《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以外的清代著作达54880种,可以说是古典文献数量的最新补充。如果1981年王树伟先生的统计在20万种以上,那么增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录的5万余种,应该说现存古籍可能在25万种以上。[ 6 ]这个数字超过了吴枫先生当年统计数量的两倍。2 主持《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等多项文化工程吴枫先生主编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一书,于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介绍现存的中国古代主要典籍近5000种,内容包括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地理、民族、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医学、农学、科学技术、语言文字以及工具书等。其中侧重文史及综合参考类古籍。这是一部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中学教师和社会青年读者的工具书。这部辞典从选目到解题,不仅参考了前人的有关著述,而且也汲取了今人的研究成果。每一辞条都对作者、时代、著书缘起、成书时间、主要内容、文献特征、价值、影响以及版本流传等逐项解释,尤其对各书的初刻本、善本、新版本,力求标注,便于读者检索。这部古籍辞典充分汲取了前人治目录学的长处,克服古人的缺点,弥补古人的不足之处,在许多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优点。该书是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内外30余名专业人员集体的劳动成果,文字功底参差不齐实属自然。例如,“校点”,还是“点校”,用词缺乏一律,所注新版也有疏漏。然而,《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的编辑和出版,为《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自1983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不久,便决定组织人力编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计划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政法、文教、地理、民族、科技、医药、综合10个分卷编辑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 1991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 1994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吴枫先生撰写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总序》一文,转载于1994年8月6日《深圳日报》,题目为《繁衍文化的壮举》,表述了他主持编辑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豪情壮志与宏伟蓝图。吴枫先生主编的文化工程还有1992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儒学通典》、1994年出版的《中华道学通典》、1998年出版的《中华佛学通典》以及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十三经大辞典》。此外,他还主编《中华思想宝库》、《中华野史大博览》、《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著有《隋唐文献集释》等多种大部头的文献学作品。正当先生踌躇满志、丰收在望的时候,却猝死于2001 年3 月22 日。终年75岁。10卷本的《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还有一多半没有面世,这是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3 《吴枫学术文存》吴枫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勤奋努力,颇多建树的人。他的学术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华书局2002年11月出版的《吴枫学术文存》一书中。该书为国家1092005. 6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收录了吴枫教授平生所写论文,内容涉及隋唐五代史、古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基本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在全书45篇论文中,有20余篇涉及历史文献学的系统论述。他认为历史文献学工作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工程,直接影响到历史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史学工作者要从历史文献工作入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的能力,以期达到最佳的研究效果。凡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出,历史文献学在新中国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 7 ]改变了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历史学研究的副产品状态,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吴枫先生总结了新中国40年来文献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同时,他也提出学科建设的迫切任务,希望新一代学人继续努力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大的成绩。吴枫先生作为老一代文献学的巨擘,在学科建设方面开拓了道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在赞叹吴枫先生留下总计约3000余万字的巨大学术文存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他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精神,为文献学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2006年3月22日,是吴枫先生辞世5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略表哀思。【参考文献】[ 1 ]王余光等. 中国文献学理论百年概述[ J ]. 图书与情报, 1999, (3) : 13.[ 2 ]吴枫. 古典文献学[M ]. 济南:齐鲁书社, 1982.[ 3 ]郑鹤声,郑鹤春. 中国文献学概要[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5.[ 4 ]李诗. 谈谈我国古籍[N ]. 文汇报, 1961 - 01 -01.[ 5 ]王树伟. 我国古籍知多少[ J ]. 百科知识, 1981,(12).[ 6 ]纪晓平. 四库文化工程与古籍数量问题[ J ]. 周书馆杂志, 2001, (11).[ 7 ]吴枫. 吴枫学术文存[M ]. 北京: 中华书局,2002.【收稿日期: 2005 - 03 - 04;责任编辑:党燕妮】(上接第84页)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13. 43%。随后的2001 年和2002 年,“检索”频次持续减少,2002年频次最低,仅出现了362次,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7. 94%。2003年有所增加,达538次,其中“检索方法、技术”的频次明显上升,“检索功能”的频次也有较大增加。改进检索方法和技术、增强检索功能逐渐成为情报界关注的热点。3. 3 “情报方法”频次分析从1999年到2003年,“情报方法”的频次几乎是逐年上升。1999年频次仅为50次, 2000年一跃为151次, 2001年继续增加到183次, 2002年则下降为156次, 2003年增幅最大,为34. 73% ,共出现了239次。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文献计量”的频次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技术逐渐深入整个情报学科,文献计量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等新的内容。2003年“网络计量学”共出现了22次,具有较猛的发展势头。3. 4 “竞争情报”频次分析在统计中,“竞争情报”归到了“情报学”下,由于它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有必要重点分析一下。从总体上来看, 1999年到2003年“竞争情报”的出现频次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出现了58次。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竞争情报”将成为情报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参考文献】[ 1 ]周晓英. 情报学概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2 ]王欣,孟连生. 互联网上3种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比较研究[ J ]. 图书情报工作, 2002, (6).[ 3 ]杨祖国,李秋实. 中国情报学期刊论文篇名词统计与分析[ J ]. 情报科学, 2000, 18, (9).[ 4 ]安秀芬等. 期刊工作文献计量学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分析[ J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2, 13,(6).【收稿日期: 2005 - 01 - 09;责任编辑:陈笑悦】110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005. 6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百家争鸣实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各自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解 释 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另一种说法：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鸣：发表见解。指各种学术流派的自由争论互相批评。出 处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诸子百家:原指先秦时期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和各个派别，后用来对先秦至汉初各种流派的总称。诸子百家来自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百家争鸣的背景百家争鸣的阶级基础：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对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有自已的见解和主张。百家争鸣的主体：战国时期，官府文化教育的局面打破了，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士”大量出现，由于出身、政治见解和思想方法的不同，他们分别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充当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代言人，士构成了百家争鸣的主体。百家争鸣的社会基础：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政治上不统一，就无法在文化上实行专制，各国的国君及贵族、官僚为壮大自己的势力，纷纷招揽人才，养士成风。士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对而言的自由，受政府干涉较少，使得各学派有发展的机会，有发表自己主张的场所。百家争鸣发启于春秋末年，兴盛于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首先，社会大变革带来思想大解放。其次，王室的衰微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再次，社会交往的频繁、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最后，讲学风气的盛行，私学的兴起，使文化典籍广为传播，各种学说广为流传，形成了争鸣氛围。意义：在战国的大变革时期，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建立和保护新兴地主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积极意义。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P27-29：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动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过去的一切怎么看？需要人们回答。现在应该怎样生活？需要人们创造。历史的车轮要向哪里转动？需要人们预测。数不清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一句话，社会历史需要重新认识！百家争鸣便是历史变动在认识上的表现。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需要理论指导。当时每个诸侯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内政与外交两大课题，都面临着生存与死亡的抉择。……斗争不仅是物质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所以各国争着招揽人才，有的下令求贤，有的重金收买，百家的兴起正是适应了智力竞争。他们中的多数目的也很，那就是“干世主”。形成百家争鸣的再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空隙比较多，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自由驰骋。这并不是说当时有什么开明的政治制度，而是指诸侯国林立，便于知识分子在各国间迂回。“朝秦暮楚”不只是形容说客，对思想家也是适用的，著名的思想家几乎都周游列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抢着招纳智囊，知识分子的地位也较高。“礼贤下士”虽非君主的本意，而是出于需要，士人“分庭抗礼”也常常使君主恼火，但是君主为了谋求方略而不得不容忍。……他们著书立说虽然是为了“干世主”，但大多数人是企图用自己的学说改造君主，而不是一味阿谀奉承，取悦于君。从平面上看百家相争，很有点民主气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的完善和强化。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把握百家的政治归宿。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页三一至三二：古代政治思想之兴盛，实以先秦时代为最。先秦时代实为中国政治思想之发达时期。盖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百家争鸣，思想学说，罔不归宿于政治。晚周战国时代正社会经济组织，根本变动之时，牵连及于社会一切之关系，实为一空前时代。思想家受此影响，对于学术上乃为空前之建设。其发达之原因，有可得而言者：先秦时代一方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至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他方面又为各民族接触频繁之时代，原始诸夏民族思想，因政治进化最早，故发展较为完备。而儒墨两家之思想即发源于诸夏民族重实践之民族性。与此相反者，则有道家与阴阳家两派，其源则均出于东夷民族之思想，因之各种思想系统彼此竞争雄长；加之，周室既衰，其所余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其次，自春秋之末，以至战国，兼并盛行，列国之竞争最剧，相率以登进人材，扩张国势为务。其雄鸷之主，知仅恃贵族不足以豪于天下，故敬礼处士，招致客卿。自是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言论思想之自由，至是而极矣。在政治方面，贵族政治之崩坏，实为当时大势之所趋，周之一代，实贵族政治之时代也。周制以家为国，而宗法制度，实为其政治之基础。王室与诸侯之关系，赖以维系；诸侯与其境内诸侯之关系亦赖之，乃至国中一切大小团体所以相维持相固结者皆赖之，周代群治，悉以此为中心。逮至战国而社会风潮大变，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度乃根本上发生变化。因政权之聚散，而影响于学术思想者至巨，各派政治思想乃纷然并起。又西周学在王官，故贵族中人，即为知识阶级；至春秋之际，王官失守，散在四方。加以孔老讲学，平民读书之机会益多，贵族不能专知识阶级之利，思想尤易发展。钱穆：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序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界初发奇采，而其时已开士人预政之门。自秦以下，中国正式有士人政府之组织。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页五六：故就孔子之行事论，其最大之成就为根据旧闻，树立一士君子仕进致用之学术，复以此学术授之平民，而培养一以知识德能为主之新统治阶级。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虽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纵，半亦由时代之影响。敬非时机成熟，虽有至理名言，其谁能领悟而接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哀公十六年，正当春秋之末叶，由封建天下转入专制天下过渡时代之初期。周礼已废而未泯，阶级方坏而犹著。孔子身受旧社会之薰陶，又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即欲以其所发现者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然当时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传其术于平民，使其学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机会。当时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于畎亩市进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踊跃以赴之。故孔子学术之主要内容为政理与治术。其行道之方法为教学，其目的则为从政。页五七：就荡平阶级之功言，孔子不啻陈涉吴广之发难，而首享其成者反为商、韩、苏、张“异端”“邪说”之流亚。汪大华《中国政治思想史论丛》，帕米尔书店，1969年初版，1982年再版页三七：孔子教学以六艺，六艺原是士人从政干禄的本领：知书数可以为冢宰，知礼乐可以为小相，习射御可以为将士。所以，他所教出来的弟子，多有从政的技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都有哪些学派？派别创始人或者主要人物儒家孔丘道家李耳墨家墨翟法家李悝名家惠施兵家孙膑阴阳家邹衍纵横家苏秦杂家吕不韦农家许行小说家屈原除了这些以外的，就都不太著名，故人们都称做“九流”，三教九流从此而来在春秋战国数百个诸侯国家兵戎相见、弱肉强食之际，却出现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左传》、《春秋》等详尽记载当时历史的著作也相继诞生。这场“百家争鸣”的壮观场面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早了将近2000年。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1、“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2、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4、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5、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6、《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反映了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便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但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也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形成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鈃、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对“诸子百家”，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古代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的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传统百家争鸣研究对百家的划分，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对百家的具体说法上，都欠妥。百家争鸣实质上是我国古代各学派因政治思想上的分岐而展开的学术论争。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百家应划为德、礼、法、儒、孝、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百家争鸣的性质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统一中央集权制的过渡。百家争鸣始于春秋后期孔子创办私学，迄于汉武帝采纳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探索百家争鸣时不要忽略百家合流。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两千多年的思想先河。科学地认识百家争鸣，不仅对深入研究百家争鸣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重要意义。但是，传统至今理论界对百家争鸣的看法，无论是在对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上，还是在对百家争鸣的性质、起迄点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问题。本文不想对此谈新看法。百家的科学划分之我见即然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那么从政治思想出发，笔者认为，百家争鸣之百家大致可划分为儒、孝、德、礼、法、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二者的代表性文献分别是《论语》和《孟子》。孝家：其代表性文献是无名氏之《孝经》。《孝经》的中心思想是“孝政”，即“以孝治天下”。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孝经》是一般讲究伦理孝道的著作，不确。德家：原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后在西周末期至东周其内涵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东周初期，如臧哀伯有著名的《德论》（5）可证；战国时期问世的《德道经》、《庄子》是其代表性的文献。礼家：是萌芽于西周后期并在东周中前期广为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东周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子犯、曹刿、子产、晏子等都崇尚礼治，特别是子产和晏子，还分别有著名的《礼论》（6）。战国后期，以礼为思想核心的重要代表是荀子。法家：是春秋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想。最先萌芽于郑，创始人是邓析，第一个“铸刑书”的是子产（子产前期是礼家，后期转向了法家），继之是晋范宣子、赵鞅等的“铸刑鼎”。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是慎到，其代表作是《慎子》；后无名氏之《经法》亦属法家文献等。过去，理论界认为《经法》是道家著作，这是从哲学上着眼的，不确。墨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墨翟，其思想核心是“义”。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爱”，根据不充分。术家：创始人是申不害，其思想核心是术，其代表作是《申子》。过去，理论界认为申子属法家，不确。申子自己宣称其学术思想是“术”，秦汉人一直都说“申子之术”。义家：创始人是韩非。韩非的“义”与墨子的“义”区别在哪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墨子的“义”包含经济利益，如《墨子·经上》说：“义者，利也。”韩非的“义”则完全排斥利。义家的代表作有《韩非子》、《公羊春秋》等。（7）绝对平等观：创始人是许行。《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认为，国君要与人民绝对平等，“先耕后食，先织后衣”，并取消商品经济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绝对平等观。无君论：创始人是吴虑。《墨子·鲁问》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自比于舜”就是“我即国君”，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但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述，应为“无君论”。以上十家，严格说来，可归为八家。因为“孝”可并入儒家，“义”可并入术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萌芽于孔子，完善于《孝经》，《孝经》以孔子为先师，其基本思想体系又与“仁”极接近，故可认为“孝”是儒家的思想分支。“义”的创始人是韩非，过去理论界认为他是法家，或法、术、势集大成者。其实，韩非虽有法家思想，但也有术家思想，他本人认为术大于法，所以韩非思想的基本倾向应是“术”，即属申子术家。而且，韩非的“义”，原则上是对“术”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故可认为“义”是术家的思想分支。过去，理论界认为百家争鸣迄于秦统一，值得商榷。秦的统一，虽实现了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但这一过渡是失败的，未能使中国古代统一中央集权制进入稳定态。秦亡后，项羽、刘邦都先后恢复了分封制。而且，秦的“焚书坑儒”也不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汉初，思想界又重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陆贾著《新书》；贾谊、王臧、赵绾都先后试图通过“兴礼乐”来改制；晁错以“术”削藩；辕固生以儒反“黄老”；董仲舒则以“春秋大义”来呼唤“大一统”；文帝“广游学”，置《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一时间再次百花齐放，虽未有新思想的提出，但亦属百家争鸣性质。汉初百家争鸣的复起，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再次向统一中央集权制过渡的舆论准备。因此，将百家争鸣的终点定在秦统一说不过去。七、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百家合流过去，理论界在探讨百家争鸣时，大都眼于百家争鸣，很少谈及百家合流，这种研究方法亦欠妥。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组成部分。百家争鸣虽原则上是各家发表自已的看法，批评别人的意见，但也包含了对其他学派某些思想的吸收。如荀子，虽以礼为思想核心，但也重法与推崇孔子，以致有人将其当做法家，还有人将其当做儒家。就是说，百家争鸣的争鸣是有保留的克服，争鸣中有吸收，吸收是为了更好地争鸣。百家争鸣本身也说明，争鸣各家在学术上都有片面性，它们只有相互吸收，才能做到互补，并使自己的学说趋于完善。如墨子在回答程子的“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时，说：“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13）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百家争鸣在前期和中期，主要表现为争鸣，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合流。如战国后期两个官办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与秦国的“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活动，搞的基本都是百家合流。稷下学派的代表作是《管子》，其中既有德家思想，也有礼家思想，还有法家思想等，但是以“礼治”为主；吕不韦门客集团的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其中包含的学术思想更杂：德、礼、法、术、孝、义等均有，以致有人将其误为杂家。其实，这是对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缺乏认识的缘故，杂家根本就不存在。《吕氏春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德”，其余均起辅助作用。百家合流的形式，一是理论上的合流，二是实践上的合流。理论上的合流，礼、德、术等三家做得比较好。礼家，如前引《荀子》、《管子》；德家，如前引《吕氏春秋》；术家，如前引《公羊春秋》、《春秋繁露》等。儒家做得较差，但儒家将《五经》及各《传》都纳入到了其经典之中，这样内容也较丰富，基本上也包括了礼、德、术、义等思想。实践上的合流，主要指当时的统治者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同时立几种思想不同的著作为经，作为治国的主导以及辅助思想。如汉初的“黄老之治”，曾立法家的《经法》、《称》、《道原》、《十大经》和老子的《德道经》等为经；武帝时期，置《五经》博士，合《论语》、《孝经》为《七经》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上的百家合流。百家合流在百家争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争鸣只是探讨问题，合流才是向解决问题迈进，只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秦之所以没能最后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并结束百家争鸣，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焚书坑儒”来拒绝百家合流，绝对以申、商、韩的术家思想治国，致使其走向了灭亡。汉武帝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健，就是结合实际进行百家合流。如武帝：在政治思想上虽突出儒家的孝，但其余《六经》均起辅助作用；体制上的双轨制，既吸收了术家的郡县制，也未完全抛弃德、儒、礼、法、孝等家的分封制；主父偃的“推恩令”，既有儒家的仁孝思想，也包含了术家的“术”、“义”等理论；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重农重商，也未完全抛弃术家的“诈农灭商”；意识形态上，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思想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术家的思想禁锢；教育风化上，既有儒家的兴学办校，也有术家的“以吏为师”，如用“举孝廉”与“选三老”为民做表率等。这和秦代在政治上只以申、商、韩术家思想治国，体制上绝对行郡县，经济上诈农灭商，思想上搞专制，教育上“以吏为师”等截然不同。由此可见，要想解决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没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郭英德，著名作家，男，1954年10月生，福建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学术委员会委员。1996年被评为北京市“培养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人选者，2000年被评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化、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目录人物简介学术兼职参加和完成的科研项目获奖情况学术研究成果专著参加撰写编撰论文类近期研究课题人物简介 学术兼职 参加和完成的科研项目 获奖情况 学术研究成果 专著 参加撰写 编撰 论文类近期研究课题展开 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郭英德 (Guo Yingde) ，1978 年 9 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2 年7月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考上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聂石樵教授， 1985 年 7 月获硕士学位，学位论文：《元杂剧与元代社会等级结构》。 1986 年 9 月开始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导师：启功教授、邓魁英教授， 1988 年 12 月，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清文人传奇综录及研究》。 1996 年评为北京市“培养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者， 1999 年被评为国家教育部文科跨世纪优秀人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曾在日本访学数年。编辑本段学术兼职 1985 年，任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会理事。 1997 年，任北京市《水浒》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1997 年，任中日韩东方诗话学会会员。 1998 年，教育部考试中心聘为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大专起点本科班入学考试命题教师。 1998 年，任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编委。 1998 年，任江西吉安师范专科学校《吉安师专学报》编委。 1999 年，任郑州大学兼职教授。 2000 年，任《文学遗产》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编辑本段参加和完成的科研项目 参加《中国古代文人活动与文学风貌》， 198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本人撰成专著《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获得 1997 年上半年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主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 1990 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 1 万元。该项目已于 1993 年完成，撰成专著约 60 万字，其中本人撰写约 18 万字，专著已于 1995 年 10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参加《中国古代文学形象的历史文化研究》，“八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该项目已于 1998 年完成，撰成专著约 25 万字，本人撰写约 10 万字。该书获得 1998 年下半年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将于 1999 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主持《清初明遗民爱国思想研究》， 1996 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百人工程”项目。 0.8 万元。（ 1996.5 1999.12 主持《中国古籍总目提要·总集卷》， 1996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横向项目。 0.5 万元。（ 1996. 2000.12 ） 主持《中国古代文体资料笺释》， 1998 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 1.5 万元。项目批准号： 9823 。 (1998.7 2000.12) 主持《古诗词诵读精华》，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横向项目。 2.1 万元。（ 1999.2 1999.9 ） 专著《元杂剧与元代社会》，获得 1994 年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已于 1996 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辑本段获奖情况 1994 年，《明清文人传奇研究》获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届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优秀学术著作三等奖。 1995 年，《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获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学术基金《文学遗产》优秀论文提名奖。 1996 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1997 年，《向后倒退的革新——论明末清初的求实文学观念》获《湖北大学学报》 1997 年优秀论文二等奖。 1998 年，《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获首届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 1999 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编辑本段学术研究成果专著 《世俗的祭礼——中国戏曲的宗教精神》，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年。 《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1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痴情与幻梦——明清文学随想录》，北京三联书店， 1992 ；台北锦绣出版公司， 1992 年。 《明人奇情》（与过常宝合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中国古代的恶霸》（与过常宝合著），商务印书馆， 1995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9 年。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与谢思炜、尚学锋、于翠玲合著），中华书局， 1995 年。 《中国古代戏剧》（与陶庆梅合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年。 《元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长河落日——中华文学通览·清代卷》，中华书局， 1997 ；香港中华书局， 1997 年。 《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李渔》，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年。 《明清传奇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参加撰写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0 年。 《元曲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年。 《中国古代小说人物辞典》，齐鲁书社， 1991 年。 《中国古代文学名著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中华文明史》（十卷本），任中国文学史学科副主编，撰写其中元明清文学部分约 20 万字，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中国文学史》（第三册、第四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编撰 张养浩《三事忠告》（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中国学生百科全书·语文卷》（主编），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 1991 年。 《明史故事选》（编著），学苑出版社， 1991 年。 《清史故事选》（编著，署名张应），学苑出版社， 1991 年。 《中外古典名剧鉴赏辞典》（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2 年。 《文史英华·戏曲卷》（编注），湖南出版社， 1993 年。 《炎黄文化精品丛书·艺事精品》（评释），学苑出版社， 1994 年。 《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柳宗元卷》（校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唐宋八大家文集·柳宗元文》（评注），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年。 《新编千家诗》（评注），中华书局， 1999 年。 《古诗词诵读精华》（副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年。论文类 《浅谈元杂剧三国戏的艺术特征》，《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 《漫谈中国古代对戏剧审美功能的认识》，《福建戏剧》 1984 年第 3 期。 《也说“衙内”》（与长胜合作），《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1985 年第 1 期。 《明清时事剧概述》，《江苏戏剧》 1985 年第 2 期。 《明清之际时事剧的思想艺术特色》，《中州学刊》 1985 年第 2 期。 《论〈水浒传〉的思想意义》 , 《水浒争鸣》第 4 辑。 《论元杂剧的戏剧冲突》 , 《戏曲研究》第 15 辑。 《元杂剧作家身分初探》，《晋阳学刊》 1985 年第 4 期。 《福建戏史录补遗二则》，《福建戏剧》 1985 年第 5 期。 《古典戏曲脚色漫谈》，《福建戏剧》 1985 年第 6 期。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义山诗意蠡测》，《名作欣赏》 1986 年第 1 期。 《“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古代戏剧家的戏曲虚实论》，《戏曲艺术》 1986 年第 2 期。 《论元杂剧的时代精神》，《河北师范学院学报》 1986 年第 2 期。 《“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一》，《福建戏剧》 1986 年第 3 期。 《“剧场即一世界，世界只一情人”——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二》，《福建戏剧》 1986 年第 4 期。 《寄讽实无，雪耻或有——〈琵琶记〉创作意图之疑案》，《古典文学知识》 1986 年第 4 期。 《关于元杂剧兴盛的社会原因的争议》，《文史知识》 1986 年第 8 期。 《论元杂剧中的喜剧性类型形象》，《中华戏曲》第 2 辑。 《无奇不传 , 无传不奇——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三》 , 《福建戏剧》 1987 年第 1 期。 《“异物之情也有人道”——〈任氏传〉的任氏形象》，《古典文学知识》 1987 年第 1 期。 《蒋士铨〈临川梦〉传奇漫议》，《名作欣赏》 1987 年第 3 期。 《“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风筝误〉传奇的喜剧特征》，《名作欣赏》 1987 年第 4 期。 《画出潇湘水墨图——元杂剧雨景描写赏析》，《陕西电大》 1987 年第 5 期。 《论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文学遗产》 1987 年第 5 期。 《论元杂剧作家的基本思想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7 年第 6 期。 《论汤显祖文化意识的悲剧冲突》（与李真瑜合作），《戏曲研究》 1987 年 12 月。 《半世清狂，一生情种——谈沈起凤〈才人福〉中张幼于和祝希哲形象》，《古典文学知识》 1988 年第 1 期。 《“偌大乾坤无处住”——谈尤侗的〈钧天乐〉传奇》 , 《名作欣赏》 1988 年第 1 期。 《浅谈元杂剧善恶观的性质》，《语文学刊》 1988 年第 3 期。 《“才人福分从来少”——沈起凤〈才人福〉传奇的审美趣味》，《名作欣赏》 1988 年第 4 期。 《古代文学研究的两难心理与多元选择》，《文学遗产》 1988 年第 5 期。 《论明清文人传奇的理想人格范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学术之声》第 2 辑。 《论明清文人传奇的创作方法》，《戏曲研究》第 28 辑 1988 年 .12 月。 《四十年古典小说研究道路批评》，《文学遗产》 1989 年第 3 期。 《古典戏曲理想人格论》，《戏剧文学》 1989 年第 7 期。 《“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明清浪漫思潮与〈长生殿〉的“至情观”》，《文史知识》 1989 年第 7 期。 《论明清文人传奇的时代主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9 年第 5 期。 《关剧文化意蕴发微》，《戏曲研究》第 30 辑。 《论古代戏曲文学的文体特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学术之声》 1989 年第 6 辑。 《丁耀亢生平及其剧作》（与郝诗仙合作），《齐鲁学刊》 1989 年第 6 期。 《蒋士铨传奇本事考略》，《文献》 1990 年第 1 期。 《艺术精神的传承与文化精神的变异——戏曲艺术出路断想》，《戏剧文学》 1990 年第 1 期。 《蒲松龄文化心态发微》，《文史哲》 1990 年第 2 期。 《明清文人传奇的历史演进》，《文学遗产》 1990 年第 2 期。 《“最怜儿女又英雄，才是人中龙凤！”——〈儿女英雄传〉的“人情天理”观新诠》，《民族文学研究》 1990 年第 2 期。 《论〈水浒传〉作家的创作思想》，《语文学刊》 1990 年第 3 期。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明清文人传奇作家文学观念散论》，《中国文学研究》 1990 年第 3 期。 《是“风教”还是“风情”——明清文人传奇作家的文学观念散论》，《中州学刊》 1990 年第 4 期。 《抄本〈一合相〉传奇作者考》，《文献》 1990 年第 4 期。 《论明清文人传奇的忠奸斗争主题模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1990 年第 4 期。 《“等为梦境，何处生天”——〈南柯梦〉、〈邯郸梦〉荒诞意识谈》，《文史知识》 1990 年第 12 期。 《元曲与少数民族文化》（署名张应），《民族文学研究》， 1991 年第 1 期。 《贾宝玉和宋江——浅谈〈水浒传〉对〈红楼梦〉的影响》，《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1991 年第 2 期。 《论〈水浒传〉作者的创作思想》，《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1991 年第 2 期。 《佳园结构类天成——〈红楼梦〉网状艺术构思的特征》，《红楼梦学刊》 1991 年第 4 期。 《中西戏剧观念的当代形态》，《戏剧文学》 1991 年第 8 期。 《中国古书的价值》，《大学生》 1991 年第 9 期。 《浅谈元杂剧的市民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 1991 年。 《漫谈明清文学中的才子佳人》，《名作欣赏》 1992 年第 1 期。 《两宋酬和词述略》，《中国文学研究》 1992 年第 1 期。 《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与傅璇琮、谢思炜合作），《文学评论》 1992 年第 3 期。 《明代文人结社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2 年第 4 期。 《漫谈中西戏剧形象创造的审美规律》，《戏剧文学》 1992 年第 8 期。 《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文献》 1993 年第 1 期。 《书圣原是大诗人》，《跨世纪》 1993 年第 2 期。 《中西戏剧文体的本质特征》，《戏剧文学》 1993 年第 8 期。 《审美趣味的多元化走向——论明清文人传奇的丑的形象》，《中华戏曲》第 14 辑 (1993 年 8 月）。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中国文学研究》 1993 年第 4 期。 《沈璟传奇本事考略》，《文献》 1993 年第 4 期。 《近代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4 年第 4 期。 《（ 1992 年）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综述》，《中国文学年鉴（ 1993 ）》。 《元明文学史观散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5 年第 3 期。 《中国现代话剧的形成及其启示》，《戏剧文学》 1995 年第 7 期。 《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文学遗产》 1995 年第 4 期。 《中西传统戏剧观念辨异》，《戏剧文学》 1995 年第 11 期。 《桃花扇底系兴亡——〈桃花扇〉的历史意识》，《名作欣赏》 1995 年第 6 期。 《第一印象·第二视力·第三只眼（评〈宁宗一小说戏剧研究自选集〉》，《文学遗产》 1996 年第 2 期。 《刺世伤时，显微阐幽——论苏州传奇的文化内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3 期。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论纲》，《中国文化研究》 1996 年夏之卷。 《论明代的文学流派研究》，《求是学刊》 1996 年第 4 期。 《明清传奇的价值》，《文史知识》 1996 年第 8 期。 《稗官为传奇蓝本——论李渔小说戏曲的叙事技巧》，《文学遗产》 1996 年第 5 期。 《建构中国叙事学的操作规程——评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方法论》，《文学评论》 1996 年第 5 期。 《向后倒退的革新——论明末清初的求实文学观念》 , 《湖北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6 期。 《古籍校勘原则之我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6 年第 6 期。 《论清前期的正统派传奇》，《文学遗产》 1997 年第 1 期。 《情的探险——从汤显祖到曹雪芹》（与过常宝合作），《红楼梦学刊》 1997 年第 1 期。 《传奇戏曲的兴起与文化权力的下移》，《中国社会科学》 1997 年第 2 期。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品格》，《文学评论》 1997 年第 4 期。 《论明代传奇剧本体制的规范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 4 辑。 《论元明清小说戏曲中的雷同形象》，《明清小说研究》 1997 年第 4 期。 《论中国古代典籍文化的现代阐释》，《殷都学刊》 1997 年第 4 期。 《论明清传奇剧本长篇体制的演变》，《聂石樵教授七十寿辰学术纪念文集》。 《论“知人论世”的古典范式》，《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 1997 年。 《“温情与敬意”的国史学——谈钱穆的几部著作》（与李山、过常宝合作），《书品》 1998 年第 1 期。 《如何突破文学史写作的三大传统——〈明清传奇史·后记〉》，《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8 年第 1 期。 《雅与俗的扭结——明清传奇戏曲语言风格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第 2 期。 《论先秦儒家的叙事观念》，《文学评论》 1998 年第 2 期。 《学术研究范式的嬗变轨迹——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研究的谈话》（与刘勇强、竺青合作），《文学遗产》 1998 年第 2 期。 《〈宝剑记〉：忠奸剧的定型》，《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8 年第 2 期。 《〈浣纱记〉：历史剧的新篇》，《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8 年第 3 期。 《〈鸣凤记〉：时事剧的发轫》，《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8 年第 4 期。 《在感性与知性之间——评叶嘉莹的文学研究著作》（与过常宝、李山合作），《书品》 1998 年第 3 期。 《江湖奇人写真录——清初传记文选注》（与陈洁合作），《中华活页文选》， 1998 年。 《说诗说稗自风流（评陶尔夫、刘敬圻〈说诗诗稗〉）（与赵仁珪合作），《文学遗产》 1998 年第 3 期。 《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化研究》 1998 年夏之卷。 《论明清传奇剧本长篇体制的演变》，《湖北大学学报》 1998 年第 4 期。 《话剧是演给谁看的？》，《戏剧文学》 1999 年第 1 期。 《元杂剧：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奇葩》，《高校理论战线》 1999 年第 2 期。 《元明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求是学刊》 1999 年第 2 期。 《困境和出路：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历程》（与过常宝合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9 年第 2 期。 《明清小说的文化意蕴》，《高校理论战线》 1999 年第 3 期。 《悬置名著——明清小说史思辨录》，《文学评论》 1999 年第 2 期。 《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检讨历史——谈黄仁宇的几部历史著作》（与过常宝、李山合作），《书品》 1999 年第 2 期。 《挑战自我 超越极限——〈杨义文存〉读后》，《中国社会科学通讯》 1999 年 4 月 27 日。 《论戏曲角色的文化内涵》，《戏剧文学》 1999 年第 9 期。 《经典文献的诗学读法——评介杨义〈楚辞诗学〉》，《文学遗产》 1999 年第 5 期。 《论顾炎武的遗民心态》，《新国学》第一卷，巴蜀书社， 1999 。 The Cult of Passions though The Image of Beauties in Ming and Qing Literature，Ming QingYanjiu （《明清研究》） 1999 ， Napoli-Roma ， 1999 。 《元杂剧与元代文艺思潮》，《光明日报》 1985 年 7 月 16 日。 《典籍的现代阐释和文化传统》，《光明日报》 1993 年 7 月 7 日。 《蒲松龄与孩子王》，《人民政协报》 1993 年 10 月 7 日。 《艺术与淫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中国消费者报》 1995 年 1 月 7 日。 《禅宗的三重境界》，《中国消费者报》 1995 年 3 月 18 日。 《中国古典小说史的理论思考——读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人民日报》 1996 年 5 月 16 日。 《我们比王国维多走了多远——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随想》，《文艺报》 1997 年 10 月 23 日。 《正史以外的补充——简评〈珍本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丛书〉》，《中国图书商报》 1997 年 10 月 24 日。 《详备精细，益智启思——评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华读书报》 1998 年 1 月 21 日。 《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人民政协报》 1999 年 1 月 20 日第 4 版。 《元杂剧：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奇葩》，《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 1999 年 4 月 27 日；《光明日报》 1999 年 5 月 10 日。 《明清小说的文化意蕴》，《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 1999 年 5 月 4 日。 《文学史著作的读者》，《师大周报·文化增刊》 1999 年 4 月 23 日。 《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宋元明思想史纲〉、〈清代思想史纲〉读后》（与李山合作），《师大周刊》 1999 年 6 月 25 日。编辑本段近期研究课题 清初明遗民作家思想研究 中国古代文体资料汇编及中国古代文体学史论 明代文学编年史 郭英德，男，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论文文献不限定字数，古典文献学的论文就是在古籍文献的基础上进行校对、注解，还有写研究综述，他们论文研究综述就要写三万字左右。所以论文文献字数可多可少，不是文献学专业的，引用文献的话，查重能过就好。具体多少字是上限，不能确定。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 演义》的作者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明朝嘉靖元年修髯子张尚德刊刻 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该书最早的刻本，这一说法似乎已成定论。 因 此，学术界在探讨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时，自然也都是基于上述认识， 把《三国演义》作为罗贯中的个人创作，结合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对 其作出种种论述的。然而，疑问也在不断产生：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 初（有的学者推算出罗贯中大约在1329年前后创作了《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第一次刊行是在明嘉靖元年，从元末明初到明嘉靖元 年（1522）近200年间，该书不见于任何记载，它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罗贯中生当元末明初，当时既没有成熟的小说理论，也没有现成的长 篇小说可以借鉴，他是怎样的天才，能够创作出这样一部不朽的巨著？ 不过，因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明标为“罗贯中编次”， 这一说法也早已为学界所认同，尽管一些学者对此抱有疑问，因缺乏 充分的证据来推翻固有的观点，终归是疑者自疑，信者自信，传统的 看法并未被动摇。 明代孤本黄正甫刊二十卷《三国演义》要解决这一问题，考证《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显然是最为关 键的。然而，这一工作又是非常繁难的。明清以来流传至今的各种刻 本的《三国演义》，今知有30余种，这些版本或存于国内或流于海外， 都是一般学者所难以见到的，有条件接触这些版本的人实在不多。寓 居澳洲的柳存仁先生曾对海外所存《三国演义》的版本进行了较详尽 的考察，认为明刻《三国志传》系统的本子所依据的原本似应早于 《三国志通俗演义》而存在（请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 古代小说研究——台湾、香港论集》所收柳存仁文《罗贯中小说之真 伪性质》）；北京大学的周兆新先生在其所著《三国演义考评》一书 中，对国内现存的几种《三国演义》刊本进行了详细的对勘，得出了 与柳存仁先生大体相同的结论。这应当说是《三国演义》版本考证方 面一个不小的突破。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三国演义》版本的考证 下了不少工夫，英人魏安撰写了一部《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6年版），专门考证《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他共搜集 到35种版本，将其分为A、B、C、D四支，每一支又分若干分支。若从 分析版本流变方面看，魏安的工作可谓详湛而卓有成效。但他的着眼 点是要追求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原文（魏安1993年在普林斯顿 大学东亚系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即为《追求其原文：〈三国演义〉的 考证学》），所以，虽然考证精详，但结论中却有许多主观假设，反 而加固了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这一说法。同样，柳存仁和周兆新 二位先生也是在版本研究上突破了一层，却仍然认同罗贯中创作《三 国演义》这一观点。这就是说，前面所提出的疑问仍未破解。 笔者自1986年开始留意《三国演义》研究，在阅读有关文献和学 术论文的过程中，越发感到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小说 发展史乃至认识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1992年我有幸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启功先生和邓魁英先生攻 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我把博士论文题目定为《三国演义研究》， 客观上也有了考察该书版本的条件，因为国内所藏的十余种《三国演 义》版本几乎都在北京。为了得到正确的答案，我调查了北京各大图 书馆中所收藏的《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 取得了大量证据。 这期间，最关键的是在国家图书馆查到了一部明代插图孤本黄正 甫刊二十卷《三国演义》，该书在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中著录为“明天启间刻本”。从表面上看，在明刊《三国演义》各本 中，它的出现时间是较晚的，所以，一些学者虽早见过此书，却未加 留意；英人魏安更将其列在D支的删节本一类，未加考校。实际上，这 个黄正甫刊本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早期刊本，只是它的真面目被掩盖了 而已。该书的封面、序言、目录和君臣姓氏附录是明天启三年补配的， 正文部分则是早期留下来的旧版！何以见得？一是该书封面标题为 《三国演义》，正文各卷卷首则标为《新刻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全 像三国志传》，诚所谓表里不一；二是目录字体与正文有异，且有部 分目录文字与正文内相应的标题不一致。三是该书前有一篇“山人博 古生”所作的序，明言该书“不失本志原来面目，实足开斯世聋瞽心 花”。此前，没有人看出这一点，这引起了我详细考校此书的极大兴 趣。我用此书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详细对勘，从书中诗词、 注释、故事叙述、文字运用等方面获得了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个黄正 甫刊本的刊刻时间实比嘉靖本早20年以上（详见笔者为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0年出版的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所作的《前言》）。有关黄 正甫刊本的考证文章脱稿后，呈启功先生审阅，先生看后说：“文章 写得很扎实，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并对其中的个别论述提出了修 改意见。后来，我到北京图书馆将黄正甫刊本的影印件呈启功先生目 验，先生在认真审视了该书的版刻风格后，指出：“这确是明代早期 的民间坊刊本，证明你提出的证据是有说服力的。”这个黄正甫刊本 的发现，可以说使“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今所见最早刻本” 的固有观念失去了依据。同时，从该书中也获得了一些进一步探讨 《三国演义》的成书与作者问题的线索。这个在福建出现的黄正甫刊 本的刊刻时间大约应当在公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值得注 意的是，全书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该书的作者为何许人，也就是说这 个今所见最早刻本并不标为“罗贯中编次”。另，柳存仁先生在《伦 敦所见中国小说提要》中曾提到一个朱鼎臣本，他对该书的目录和题 署作了详细的著录，该本各卷卷首或无题署，或仅题作“书林梓”、 “建邑梓”，卷之十三题作“古临冲怀朱鼎臣辑”，卷之十四又题作 “羊城仲怀朱鼎臣编辑”，并题“书林梓行”。从柳存仁先生所作的 文字说明看，他认为该书也是一个早于嘉靖本的刊本，却也自始至终 不题为罗贯中撰或编次（这个版本出现得较晚，有待详考）。因此，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字样在并非最早刻本的 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出现，完全可能是书商为了鬻书 射利而贴上去的标签。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的说法根本靠不往关于罗贯中，明初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中有他的记载，该书 作者与罗贯中有交往，记载说罗贯中是“太原人”，却没有提到他叫 “罗本”（今人有说他名“本”字“贯中”，纯属附会）。只说他 “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写过三种杂剧。压根没有提到他创作《三国 志通俗演义》等小说，到了近200年以后的明中叶，他怎么竟成了一个 天才的小说家？ 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说法，是嘉靖壬午本确定的。 该本前面有一篇蒋大器的《序》，《序》云：“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 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 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谓言之凿凿。然而此说却有 两处硬伤，一是将罗贯中的籍贯“太原”误写为“东原”；二是该书 所叙史事实起自“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终于晋太康元 年（公元280年）”，前后总计113年史事。而蒋大器说该书所叙“自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晋太康元年”，这就是说该书所 叙史事只有97年。岂不是睁着两眼说混话？现在，我们发现了更早出 现的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该书前的《君臣姓氏附录》标题下有 一行文字云：“起汉灵帝戊申岁至晋世宗庚子岁止，首尾总计一百一 十三年事实。”（其他闽刻本中也有承袭这一说法的）这足以说明蒋 大器的《序》中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的说法根本 靠不往。 然而，要推翻像“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这样久已深入人心 的成说，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是不会轻易被人们接受的。明黄正甫 刊本的发现，可谓是一个铁证。此外，为了更加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笔者还考察了自元末明初到明中对近200年间小说的发展，从《永乐大 典》等有关文献中找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所谓“小说史上的200年空 白”是一种十分荒诞的说法。从罗贯中生活的那个时代出现的《三国 志平话》的内容和流传情况看，从元明时期的三国戏曲与《三国志通 俗演义》的关系来判断，结论都是相同的，即在元末明初罗贯中生活 的那个时代，三国故事还不够成熟，许多故事还没有定形，凭罗贯中 一个人的智慧，无论如何也编写不出《三国演义》中那么多精彩的故 事来。应当说，这些考察获得了大量重要的旁证，而从《三国演义》 本身，也有许多内证可以证明其成书时间实在罗贯中之后。例如“关 云长五关斩将”的描写，这故事写关羽从许昌到滑州（今滑县）去寻 找刘备。从地理上看，许昌到滑州直距离不过五百里，且是一马平川， 关羽怎么会翻山越岭跑到洛阳、汜水、荥阳，绕了个大弯子去过关斩 将呢？显然在地理描述上有错误。罗贯中是太原人，他如果写《三国 演义》，不至于造成这样的地理错误吧。 《三国演义》是“演义家”（即说书艺人）的共同创造上述论证足以说明，《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罗贯中，其成书时 间应当在明中叶。那么，这部大书是怎样创作出来的？胡适先生三十 年代曾在他所作的《三国演义序》中说：“《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 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他所说的“五百年”，应 当是从北宋到明中叶这段时间；他所说的“演义家”也应当是指如宋 人所说的“霍四九说三分”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说书艺人。《三国演 义》中的精彩故事都是经这些说书艺人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不断丰富 和完善起来的。到了明中叶，整个三国历史的系列故事已经相当完善 之后，有眼光的书商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便与某个熟悉三国故事的下 层文人联手，参阅《资治通鉴》（所谓“按鉴”）等史书，对这些三 国故事进行系统的整理（所谓“考订”），写成了这部“通俗演义” 式的“三国志传”，然后付梓刊行。启功先生曾谈到有一本《龙图耳 录》，讲包公的故事，所谓“耳录”，就是有人在书场里听说书艺人 讲说包公的故事，每次回家后把它记录下来，整理成这样一部“耳录” 的书。《三国演义》的产生亦当是如此。 《三国演义》最初的写定者应是何方人士，可以推测他当是南方 人，这从他对中原地理的无知可以证明。此外，从语言上也能看出这 一点，黄权这个人物，在黄正甫刊本中第一次出现时，被误写成了 “王权”，“王”、“黄”同音造成字误，也是南方方音所致。如果 是太原人罗贯中所写，就绝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如前所述，早期出 现的《三国志传》多由福建的书坊刊出，这个最初的写定者也许就是 福建人，或者是苏杭一带的人。他究竟是谁呢？虽不得而知，但已无 关紧要。按照胡适先生的说法，“《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 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 想家”（同上）。这就是说，《三国演义》这部不朽的巨著，实际上 是由“演义家”（即说书艺人）们共同创造出来的，所以，这最初的 写定者无论是谁都一样，他对该书的创作并无多大贡献。这就是说， 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大书，其中精彩的片段，都应当是由那些说书 艺人创作出来的。明代的长篇小说，大多都在每一段或每一回结束时， 有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是说书艺人在书场上为 了吸引听众而说的“卖关子”的话。到了这样的小说被记录下来时， 他的写定者往往连这样的话也抄录了下来。可见，是不可以把这最后 的写定者当成作者来看待的。也就是说，绝不可以把它的写定者当成 该书的作者，更没有理由把罗贯中封为天才的作家供奉在小说艺术的 殿堂中。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重新解读《三国演义》，如何解读呢？小 而言之，我们再阅读《三国演义》时，不应当把它当作一本个人创作 的小说，更不应当结合罗贯中的思想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探讨该书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应放开眼界，将此书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 来予以探讨。大而言之，我们应从探讨《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思 想意蕴、艺术成就入手，结合探讨其它几部明代出现的古典小说名著 如《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的成书过程，惟其如此， 才有可能重新认识作为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小说发展史。 冯其庸先生在审读我的论文中，感到所探讨的问题事关重大，为 了证实我的论述，冯先生亲自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这个黄正甫刊本， 而后写出评价。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先生则认为拙文有关论证“对于 推翻嘉靖壬午本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刊本的旧说，对于订正罗 贯中为《三国演义》写定之作者的成说，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 上述各位学者，当时都对难以亲见黄正甫刊本而感到遗憾。看不到黄 正甫刊本的原作，对于留意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们和广大读者来说， 无疑也是个遗憾。所幸人民大学出版社终于将这个黄正甫刊本《三国 演义》请下楼来，使世人得以一睹它的“庐山真面目”。
作者是郭英德。郭英德，著名作家，男，1954年10月生，福建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学术委员会委员。1996年被评为北京市“培养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人选者，2000年被评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化、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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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以下几位： 叶嘉莹教授 女，号迦陵。1924年6月出生于北京。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于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 樊锦诗教授 樊锦诗，女，1938年生，现任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自196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已在敦煌研究所坚持工作40余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主要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浙江杭州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长，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1988年任副研究员，1994年任研究员。1995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莫砺锋教授 男，1949年生于江苏无锡。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66年毕业于苏州高级中学，后在农村插队务农十年。1984年10月在南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等职。著有学术专著五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王兆鹏教授 男，汉族，1959年6月生于湖北鄂州。中共党员。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于武汉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至1987年在湖北大学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曾昭岷教授学习唐宋文学。1987年赴南京师范大学师从唐圭璋先生研治词学，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后回湖北大学任教。1992年破格晋升教授，1997年至1999年任湖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2000年调至武汉大学任教。现为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主编。已出版《张元干年谱》（南京出版社1989）、《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两宋词人年谱》（文津出版社1992）、《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全唐五代词》（合作。中华书局1999）等词学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00馀篇。其中《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获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曾先后主编《词学通讯》和《词学研究年鉴》。1995年获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学术兼职：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理事；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湖北省社科联学术委员；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词学研究年鉴》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主编；《中国韵文学刊》副主编；《词学》杂志编委；《中华词学》杂志编委； 洪修平教授 男，1954年生，江苏省苏州市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1981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81-1984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读研究生，师从孙叔平、王友三教授，1984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系任教。1985年考取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师从严北溟教授，1988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94-1995年受南京大学委派，先后到美国贝鲁特学院、密西根大学和哈佛大学等校访问研究并讲学一年。2000年赴德国访问讲学三个月。现为南京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和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玄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陕西老子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副主编以及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等。以教学和科研的突出成就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江苏省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称号，并入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施议对教授 男，1940年生，台湾彰化人。澳门大学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师从夏承焘、吴世昌等词学大师专攻词学。。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研究生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硕士、文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澳门大学中文学院副院长等。现为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有《宋词正体》（《施议对词学论集》第一卷）《今词达变》（《施议对词学论集》第二卷）以及《人间词话译注》等多种著作行世。 张宏生教授 男，1957年5月出生于江苏徐州，祖籍山东掖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12月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82年2月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并分别于1984年12月和1989年6月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基础学科教育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明清文学研究所所长。曾任香港浸会大学访问研究员（1996），美国哈佛燕京学社高级访问学者（1996—1997）。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词学和海外汉学等方面的研究。 赵晓岚教授 女，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宋诗词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已出版学术专著《姜夔与南宋文化》、《学者闻一多》（合著），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近年来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国家级权威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全国多种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国家八五重点项目《传世藏书·强村丛书》的整理中，任第一副主编，并参与《全唐诗》、《宋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等多部大型古籍整理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工作。目前正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辛弃疾文化析论》的研究任务。所担任的本科与研究生的教学课程，一直以来广受欢迎，多次受到嘉奖。并曾做客《百家讲坛》。 参考：
（一） 文艺学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学科起步于1959年创办的“文研班”，当时由周扬任名誉主任，何其芳、何洛为主要负责人。“文研班”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理论学术骨干，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体系做出了努力。本学科1984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2001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再度通过国家重点学科评估，2001年以来还招收、培养了6届博士后研究人员。经过几代学人的长期努力，本学科立足于自己的传统、特色和风格，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整合学术资源，以文艺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文艺思潮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四大研究方向为基础，以相关学科的比较诗学与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与审美文化两个研究方向为延伸，使整个学科通过优势互补的学术格局达到了新的水准，并在一定程度上居于领先地位。在基础研究方面，本学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将最新的理论发展纳入中国文艺学的学科建构。我们在海德格尔诗学、哲学解释学文论、神学解释学文论、精神分析文论、现象学美学与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文化理论与批评等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同时，我们也着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积极介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文艺思潮研究，并取得了较大拓展。在应用研究方面，本学科参与了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中国文化发展纲要》的起草工作，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也对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学术平台的建设方面，本学科多次举办高规格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学术交流频繁。本学科还长期主办《马列文论研究》、《问题》、《文化研究》等三种学术集刊，并主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两种学术月刊。（二）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人民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由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同志于20世纪50年代亲手创建，并由胡明扬教授长期主持。1981年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后又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形成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著名学者胡明扬、瞿霭堂、郭锦桴、陶沙、林杏光等均在此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本学科自创建以来，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语言学专门人才，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并与汉语言文字学学科一起主办学术辑刊《语言论集》、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该学科语言学理论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胡明扬《语言和语言学》、《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主编）、《格辨》（译著）、《词典学概论》、《语法和语法体系》、《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词类问题考察》（主编），郭锦桴《综合语音学》、《汉语声调语调阐要与探索》，瞿霭堂《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劲松合著），贺阳《从现代汉语介词中的欧化现象看间接语言接触》、《现代汉语DV结构的兴起及发展与印欧语言的影响》、劲松《现代汉语轻声动态研究》，骆峰《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建构》等。该学科方言与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胡明扬《北京话初探》、《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关于北京话语音、词汇的五项调查》、《北京话研究》（主编）、《海盐方言志》、《海盐方言的存现句和静态句》，谢自立《天镇方言志》，郭锦桴《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贺阳《北京牛街地区回民话中的借词》、《北京牛街回民的北京话调查》，劲松《中介语僵化的语言学意义》、《常州话前高元音的舌尖化》，吴永焕《临沂方言志》等。该学科应用语言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胡明扬《对外汉语教学基础教材的编写问题》，瞿霭堂《双语和双语研究》，李大忠《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李泉《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思考》、《基于语体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构建》，罗青松《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研究》、《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的特点和原则》，张卫国《汉语研究基本数理统计方法》、《ICON教程》、《三种意义、三类定语和三个槽位》、《定语类型和槽关系类型的对应及其对名词语义分析的作用》等。该学科目前有在职教授5人，副教授5人，讲师4人。目前承担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项（“汉语国际推广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现代汉语单音形容词句法语义研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1项（“间接语言接触的个案调查与理论研究”），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十五”科研规划项目1项（“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语体研究”）。（三）汉语言文字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是“中国语言文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学科奠基人是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1928年，吴玉章在苏联和瞿秋白、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工作，制订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新文字产生后，吴玉章等用新文字在苏联远东中国工人中进行扫盲。不久，新文字传入国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新文字的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吴玉章回国，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和新文字干部学校校长，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用新文字扫盲和提高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了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吴玉章在数十年的汉字研究和文字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汉字研究和文字改革理论，在汉字研究和文字改革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0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校属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吴玉章校长一度亲任所长，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语言文字研究所，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研究所现归属文学院。该学科已形成文字学研究、音韵学研究、词汇学研究、语法学研究四个分支方向：文字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宋永培《〈说文〉汉字体系研究法》，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汉字与历史文化》、《<说文解字>校笺》，冀小军《说甲骨文中表祈求义的“ ”字》、《“刑天”补释》，李禄兴《现代汉字学要略》、《试论现代汉字字素》。音韵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陈复华《古韵通晓》（合著）、《汉语音韵学基础》，刘广和《音韵比较研究》，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 《藏语声母演变的几个问题》，高永安《明清皖南方音研究》， 郑林啸《〈篆隶万象名义〉声系研究》。词汇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宋永培《〈说文〉与文献词义学》、《〈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古汉语词义系统研究》，韩陈其《汉语羡余现象研究》、《汉语词汇论稿》、《汉语借代义词典》，朱冠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视界》、《从中古佛典看“自己”的形成》。语法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周生亚《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古代诗歌语法》，楚永安《文言复式虚词》，殷国光《〈吕氏春秋〉词类研究》（获第七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二等奖、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上古汉语语法研究》，李林《古代汉语语法分析》（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龙国富《姚秦译经助词研究》等。该学科历年来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还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一起主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月刊和《语言论集》辑刊。（四）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在1998年以后成为独立建制，逐步开始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并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该学科包括两个研究方向：1、传世语言文学文献研究。重要成果有《<说文解字>校笺》、《<太平广记>版本考述》、《吴梅村年谱》、校注本《欧阳修全集（1-6）》、《古籍阅读基础》等。2、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内容包括文献作者、时代、内容、传承关系的研究；出土文献的校勘、标点、注释；出土文献的语言文字研究；出土文献字典、词典和字形表的编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等。重要成果有《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出土文献文字的整理》、《战国楚简遣策的物量表示法与量词》、《张家山汉简字词释读考辨》、《汉代简牍遣策的物量表示法与量词》、《张家山汉简与<说文>合证》、《吐鲁番文书〈苍颉篇〉研究》等。（五）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学科奠基人是老一代的著名学者谢无量、冯其庸等。谢无量先生的《中国大文学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史著作之一，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冯其庸先生1960年代主编的《历代文选》本来是中文系的教材，出版后风靡一时，不断再版，成为影响几代人的古代文学读本。1980年代以后，该学科先后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强。冯其庸教授的《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石头记脂本研究》、《论红楼梦思想》、《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一批红学著作享誉海内外，奠定了他作为一代红学大师的地位。朱靖华教授则成为苏轼研究界的重要一家，其《苏轼新评》、《苏轼论》、《苏东坡寓言大全诠释》等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此外，李永祜教授点校的百回本新版《水浒传》（中华书局出版）被学界誉为最好的整理本；其论文《水浒成书“嘉靖说”质疑》1987年获中国《水浒》学会优秀论文奖。吴小林教授则在唐宋散文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著有《唐宋八大家》、《柳宗元散文艺术》、《王安石传》等。2000年以来，该学科逐渐完成了学术队伍的新老交替，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中国古代文论”三个日趋成熟的研究方向，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省部级项目7项。该学科“中国古代文论”方向的标志性成果，有蔡锺翔、黄葆真、成复旺历时九年完成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该书获得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蔡钟翔、成复旺等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成复旺的《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中国艺文理论志》、《神与物游》，袁济喜的《六朝美学》、《六朝清音》（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两汉精神世界》，詹杭伦的《清代赋论研究》、《方回的唐宋诗律学》，林湘华《禅宗与宋代诗学理论》等。该学科在“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方向上的代表性成果，有李炳海的《道家与道家文学》（获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的生命意识》、《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获吉林省优秀社科一等奖）、《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冷成金的《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文学与文化的张力》、《隐士与解脱》、《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诸葛忆兵的《宋代文史考论》、《宋代宰辅制度研究》、《徽宗词坛研究》，王昕的《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述》、《漫说三言二拍》等。该学科在“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方向上的重要成果，有张国风的《<太平广记>版本考述》、《<儒林外史>试论》、《<儒林外史>及其时代》、《传统的困窘》，叶君远的《吴梅村年谱》、《吴伟业评传》、《清代诗坛第一家》、《中国古代文体丛书·诗》，王燕的《晚清小说期刊史论》等。该学科还主编学术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创立可以一直追溯到蔡仪教授1950年出版的《新文学讲话》，它是全国“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最早的一批文学史教材之一。汪金丁、林志浩两位教授为学科奠基人。1960年，由林志浩教授主编、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师参与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问世；1979年，经过修订的同名教材再次出版，同唐弢、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被当时国内大学采用最多的教材。经过两代学者的努力，至1980年代，该学科发展成为国内同专业中少数几个专业方向齐全、梯队整齐并具有影响力的学科群体。1981年，该学科获得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共招收了二十余批硕士研究生，包括来自日本、韩国的硕士研究生。2002年后，开始招收“现代文学思潮”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6年后，扩展到“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思潮”三个专业方向。1960-1980年代，该学科较有优势的研究领域是“鲁迅研究”、“文学史研究”。其中，标志性的学术成果是林志浩的《鲁迅传》、《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另外，还有赵遐秋《中国现代小说史》、《徐志摩传》、张慧珠的老舍研究、阎焕东的郭沫若研究、马德俊、王清波的中国新诗史和当代诗歌研究等等。这些成果，都为该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95年后，该学科开始进行新老队伍的交替，在任教师全部拥有文学博士学位。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该学科又增设了“海派文化与海派文学”、“中国新诗史”、“四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史问题”等研究领域，逐渐形成囊括本学科三个专业方向、且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队伍。1990年代以后，该学科又完成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其中程光炜《艾青传》、《文化的转轨》、《中国当代诗歌史》，李今《海派文化与海派文学》、《三十年代俄国文学“汉译”》等著作，是较具代表性的成果，被许多相关论文经常引用和转述；孙民乐、姚丹和张洁宇等年轻学者的著作《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的变革》、《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活动》、《荒原上的丁香》等，也引起了学界的较多关注。另外，该学科老师联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几位学者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先后被列入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十一五教材”，成为国内许多大学和多所重点大学中文系的必修课教材和考研参考书，并被日本、韩国、台湾的一些大学列为教材和参考书。王家新教授为全校学生和本系研究生开设的“中外诗歌欣赏”、“新诗的创作与研究”，成为该学科新近增加的“创造性写作”课程中的亮点之一。该学科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基金项目（含重点）4项。其中，获得省部级奖励1项，核心学术杂志“年度优秀论文奖”2项。该学科还主编学术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七）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由缪朗山、赵澧、茅于美、王金陵等老一代学者在1960年代建立，当时是国内最早培养导师制研究生的单位，并于1963年开始招收“外国文艺理论史”研究生，1981年又成为全国高校最早的三个“世界文学”硕士点之一。1996年以后开始招收“西方文艺理论”、“比较诗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方向或专业的博士生；2005年建立独立的博士点；2008年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该学科的“比较诗学与西方文论”、“比较文学与欧美文学”、“比较文化与艺术批评”等三个研究方向已经日趋成熟，并逐渐形成了一支精通外语（包括英、法、德、俄、日、希腊、拉丁等语种）、学有专攻并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队伍。该学科在任全部教师，均有在国外长期学习或从事研究的经历，其中3人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完成的学术成果中，包括英文著作2部、德文著作1部、A&HCI检索论文5篇。同时该学科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项，省部级项目9项，国际合作项目4项；获国家级奖励2项，省部级奖励6项；主办学术辑刊《基督教文化学刊》（已出版18辑并自2005年9月起被列入CSSCI核心期刊数据库）、《对话》（已出版2辑），主编学术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该学科在西方原典译介方面的标志性成果，有章安祺编订的《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四卷），赵澧、徐京安、黄晋凯等主编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意象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等“外国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章安祺、杨恒达翻译的《现代文学批评史》；以及近些年杨恒达主译的《尼采文集》，杨慧林主编的“西方文学与基督教书系”、“当代诠释学译丛”，王以培翻译的《兰波作品全集》，夏可君编译的《德里达：解构与思想的未来》、《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等。该学科在文学史与文论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赵澧、黄晋凯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章安祺、梁坤主编的《外国文学名著批评教程》，杨慧林、黄晋凯合著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获国家新闻出版署第六届外国文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梁坤《20世纪俄语作家史论》、《末世与救赎——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主题的宗教文化阐释》，范方俊《20世纪中外现代戏剧》，张秉真、章安祺、杨慧林合著的《西方文艺理论史》（获教育部第三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章安祺、黄克剑、杨慧林合著的《西方文艺理论史：从柏拉图到尼采》。在此基础上，杨慧林、章安祺、黄克剑、耿幼壮的“西方文艺理论史课程建设”于2004年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年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该学科还充分发挥跨学科研究的相对优势，分别从艺术学和宗教学的视角，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专题研究论著系列。如杨慧林《神学诠释学》、《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移动的边界》、《废墟中的记忆》，杨恒达《诗意的叛逆》，耿幼壮《视觉·躯体·文本》、《破碎的痕迹》、《书写的神话》，雷立柏《古希腊罗马与基督教》、《论基督教的大与小》，夏可君《幻像与生命》等。在专题研究方面的外文成果则有杨煦生Immanente Transzendenz: Eine Untersuchung der Transzendenz-erfahrung in der antiken chinesischen Religiositat mit Berucksichtigung des Konfuzianismus（德国 Tubingen University Press, 2004），杨慧林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Work of Yang Huilin（美国 M. E. Sharpe, Inc., 2004）、Sino-Christian Studies in China （co-edited, 美国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2006）等。（八）电影学为适应当代影视文化的新发展格局，文学院在原有文艺学学科基础上重新整合影视与新媒体艺术研究力量，于2004年12月成立了影视与新媒体艺术教研室。该学科在2007年2月正式获得电影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从2008年开始面向社会招收电影学硕士研究生。该学科拥有：教授2人、副教授2人、讲师1人。该学科是文学院最具发展潜力的专业之一，拥有一批长期从事影视和新媒体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其中潘天强、许鹏教授等都曾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中青年教师陈阳博士、孙柏博士等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并出版了自己的学术专著。科研究立足于影视基础理论和批评，在坚实的史论以及批评研究基础上，关注并追踪当代高科技传媒手段对视听艺术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关注并追踪以视听媒体为代表的新型艺术形式的传播与发展对社会文化建设的影响。研究上述文化现象的症候、特性并及时从理论的高度上给予深入的总结。该学科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本学科教师出版专著和教材有《新编西方电影简明教程》（教育部审定研究生教学用书，国家十一五重点教材），《新媒体艺术论》（国家十一五重点教材），《电视剧：文学与艺术间的行走——90年后电视剧问题研究》，《丑角的复活——西方戏剧文化的价值重估》等。参加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如：“电影电视批评理论与实践”(国家社科基金),“网络文艺的传播机制与审美特征”（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等。本学科有三个重点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一 电影史和电影理论该方向涉及电影史和电影理论两方面的知识体系，电影史包括中国电影史以及港澳台华语电影各个阶段的发展历史及当代的美学特征，外国电影史包括西方电影史以及国别电影史的各个阶段和当代电影的发展状态，东方电影史及其日本、韩国、印度、伊朗电影的研究作为空白可以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电影理论涉及电影自身的理论阐释和争论以及相关学科对电影理论的美学阐释。* 研究方向二 影视批评与制作研究 该方向一、从美学、文学、思潮、图像、受众等不同视角对电影电视批评、鉴赏作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并探讨其美学标准和审美特性。二、制作理论包括：（1）电影电视的剧作理论如文学性、原创性、叙事性、剧作构成、视像剧作的特性等。（2）影视生产的各个环节的历史和现状的理论研究，包括管理、法规、宣传、策划、生产、销售、统计等。* 研究方向三 影视与新媒体的文化形态文化形态表明该方向以影视为基础关注更高和更广义的研究层面，如意识形态、政治学、历史学、符号学、现象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影视与新媒体表明该方向的研究范围着重以影视的新的传播方式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如网络、数码技术、动漫、游戏、语言转换、双向互动等。培养一流的人才，创造一流的学术——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始终不渝的办学目标。以学生为本、德才并重，以学人为本、知行合一，以学术为本、教学与科研互动——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潜心持守的教育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将永远敞开自己，迎接天下英杰、八方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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