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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别抄了阿门
你可以试试 汇率与进出口
1.你认为，金融危机对人民币汇率的最直接影响是什么？2.美国期望人民币升值的目的是什么？3.现阶段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为什么？4.汇率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5.现阶段，我国汇率政策的目标是怎样的？6.你认为现在的汇率水平合理吗？为什么？7.请你预测一下，今后人民币汇率可能的变动趋势。
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 [2009-03-28 06:03] 摘; 要：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研究机构、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也纷纷对此发表看法。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那么，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是否适合当前的形势？如何从盯住汇率转向更为合适的汇率制度？怎样决定适合发展、体制改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从当前对汇率制度选择和世界汇率制度演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解决以上问题的途径。 本文首先对盯住汇率制度进行分析，介绍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影响因素，之后从总体上讨论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因素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最后提出当前汇率制度选择的BBC准则以及可供中国选择的几种汇率制度。一、脱离盯住汇率制度从盯住汇率制度的脱离，既可以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也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调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外汇压力”而导致的正常脱离，另一种是由经济状况恶化而导致、经济危机，从而被迫脱离盯住汇率制度。具体而言，从盯住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五种：（1）从任何盯住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2）从硬汇率盯住（hard peg）转向软汇率盯住（soft peg）；（3）从固定的盯住汇率转向水平盯住或爬行盯住；（4）从爬行盯住或水平盯住转向爬行带汇率制度；（5）在汇率带制度中扩大浮动带的范围。从盯住汇率制度向不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1）从软汇率盯住转向硬汇率盯住；（2）从任何汇率带制度转向固定的盯住汇率；（3）从爬行带转向爬行盯住或水平带汇率制度；（4）在汇率带制度中缩小浮动带的范围。对正常脱离而言，伴随着贸易开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易向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面临资本流动较大的波动性，因此日益增加的贸易开放程度也相应地增加了该国受到贸易条件（TOT）冲击的风险，而采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缓解或吸收这些冲击，抵御外来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一般是同体系的外汇系统开放和官方的外汇储备有关。银行系统的外债相对其外国资产比重的下降将促使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银行系统外债比例的下降预示着其所受到的汇率风险的减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通过汇率浮动的调节来控制汇率风险的依赖；同样，巨额的官方储备也形成了对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但是，这种正常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现象通常不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在那些长期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发生。对被迫脱离而言，在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前经常会出现如下经济迹象：真实汇率表现的货币升值、出口形势恶化、高通货膨胀率、资本流入逆转、国际储备减少、货币供给膨胀、财政巨额赤字、经常项目赤字、银行体系负债增加、利率迅速上升、TOT恶化等。由此将导致外汇市场形成贬值压力，使得一国被迫放弃盯住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亚国家就是这种被迫脱离的典型。而因升值压力所导致被迫脱离前的经济迹象正好相反：如出现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出口增长的强劲，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经常项目顺差等等。另外，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时间长短也是影响汇率制度转变的显著决定因素。时间越长，越会趋于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时间越长表明这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对经济影响越有效，所以有继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趋向。但由于市场压力也会随时间增加而增加，将有可能导致危机而被迫脱离。二、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已经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有了广泛的分析与论述，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很难达到共识。当前现有的理论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分析上，讨论侧重在经济规模、开放程度等不易随时间变化的长期经济变量上。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理论有很多。上世纪6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经济规模巨大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从70年代开始，经济冲击的本质与影响力开始被认为是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潜在因素。有些学者认为，TOT剧烈的波动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因为这可以帮助缓解真实的外部冲击。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有争论；今后，针对日益提高的国际资本流动性，有些学者提出要维持盯住汇率所需的政策要求更迫切、苛刻了。由此产生了“汇率体制中空”的假说（hollowingofthemiddlehypothesis），即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将促使一国的汇率制度向汇率体系的两极——硬汇率盯住（如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和完全自由浮动转变。对汇率制度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假说。汇率制度的选择同一国的经济体制和因素也有关。制度不规范、不稳定将更难维持盯住汇率，但适合采用货币局体制。一些转轨国家、后危机时代国家或历史上经历了高通货膨胀的国家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大多数相关研究所考虑的变量分为以下四类：最优货币区因素、资本开放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历史与制度因素。介绍如下：最优货币区因素：贸易开放程度、对外贸易的分散化程度、经济规模、人均GNP，TOT波动率、石油出口等；资本开放因素：资本控制、实际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因素：通货膨胀和官方储备；历史与制度因素：1945年以后的独立性、政治局势和转轨经济国家。Juhn和Mauro（2003）利用1999年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大、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较低、高通货膨胀、政治稳定、转轨经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控制程度较低的国家更易采用硬汇率盯住的汇率制度；资本开放和资本控制都不是影响一个国家选择浮动或盯住汇率制度的强有利因素，反而决定了对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资本控制越强的国家更易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三、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regime）在大多数的货币危机中成为主要被鞭挞的目标，危机过后，世界各国的汇率体制出现了“两极化”（bipolarview）的趋势，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都在向更为灵活或更为固定的汇率制度转变，特别是那些同国际金融市场融合更为紧密的国家。但目前众多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是复杂的。所谓“两极化”趋势，即采用硬汇率盯住（包括同另一种货币结为货币联盟和货币局体制）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两种制度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唯一的两种适合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融合的汇率制度。具有高资本流动的国家正在或者将要摒弃中间汇率制度而选择其中之一。这种观点认为，盯住汇率制度在资本流动下是不可行的，除非一国采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措施来维持盯住汇率并绝对支持它，而唯一可行的替代政策就是将汇率浮动，促使经济处于连续的市场机制之下。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官方公布汇率制度的统计来看，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两极化趋势似乎得到了证实：IMF成员国中采取官方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已经减少了一半，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增加了一倍。而且，由于许多国家都开始采取货币局制度、加入货币联盟或美元化，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中实行硬汇率盯住的国家的比重在过去10年中也增加了。但是，一个国家实际所执行的汇率制度可能不同于其官方所公布的。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宣称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上意图通过政府干预以稳定汇率。 鉴于这种官方公布与实际不符合的情况，从1999年1月开始，IMF依据实际的汇率政策，开始执行一种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新的系统区分了各种盯住汇率制度以反映各国货币当局在汇率上的自主性和责任权限。主要包括以下八种：（1）美元化和货币联盟制度； （2）货币局制度；（3）传统的固定汇率制度（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4）水平盯住汇率带制度；（5）爬行盯住汇率制度；（6）爬行汇率带制度；（7）未事先安排的有的浮动汇率制度；（8）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在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下重新分析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到，“两极化”趋势并没有真正出现。各个国家实际上更趋向于选择更为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并由此新产生出一些更易被接受的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而中间汇率制度也重新成为学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对象。四、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某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因为这种选择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通常情况下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但又保留了在极端情况下（出现基本失衡时）干预汇率的权利。有些学者为了弥补中间汇率制度在日益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下存在的本质缺陷（例如，WiUiamson，1965）就开始设计新的中间汇率体制，这样既能体现足够的汇率灵活性以避免产生经济失衡，又能保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不为提供投机机会。以上种种考虑使得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爬行盯住和宽带浮动汇率制度，随后又出现了爬行带汇率制度，Dombusch和Park（1999）将其命名为“BBC”准则（basket，bandandcrawl）。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一般而言，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更愿意采用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由此可以稳定有效汇率而不是仅仅针对单一货币的汇率。这样可以使国家免受贸易竞争力、产出以及由于其它货币汇率反复无常的变动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偏差所造成的冲击。一般所选取的货币为美元、欧元和日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适合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在对智利、哥伦比亚和以色列的汇率制度研究中（Williamson， 1996），智利和以色列都选择了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而哥伦比亚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是由其贸易模式的不同所决定的。因为哥伦比亚的贸易是由美国和其它盯住美元的国家所主导，而智利和以色列是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宽带浮动汇率制度：设定汇率在中心平价上下10%甚至15%的带状范围内自由浮动。选择宽带浮动汇率制度可以实现以下四个目的：一是宽带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可以确保政府在无法精确估计均衡汇率时不至于陷入只能维持不均衡汇率的境地；二是允许中心平价可调节，使其可以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而不必采用不连续的人为汇率调节造成市场不稳定；三是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当一国面临同世界经济周期不协调时可以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四是帮助一国应对暂时突然出现的大量资本流入，只要设定的宽带具有可信性，即使是一定程度上的可信性，对汇率的预期也将发生逆转，投机者就会对本币资产和外币资产的收益进行调整。而且，对贸易品产业的者在进行时，一般趋向于看重汇率的平价而不是其市场水平，所以，所设定的对平价的浮动偏差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投资决策。爬行汇率制度：经常被用来调节通货膨胀的偏差，但如果应用太武断，将带来破坏对外竞争力的风险（如俄罗斯的教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调节爬行汇率制度以反映出B—S（布拉萨、萨缪尔森）生产力偏差并顺利完成真实升值，由此可以维持经济均衡。最后，政府还可以在正常的平价上做微小变动以调节经济的真实偏差。相对完全固定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言，中间汇率制度可以控制经济失衡，这是两种极端的汇率体制所不能做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在高通货膨胀时将导致本币高估，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货币汇率脱离了经济基本因素而通常会导致更明显的经济失衡，比如1981年的英国先令、1985年的美元、1995年的日元和现在的欧元。在经济失衡将导致严重后果的形势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均衡汇率平价维持在一个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的水平是汇率体制选择上的重要一环，而中间汇率制度正是可以实现该目标的最合理选择。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转变的经验和教训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提出了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任何新的汇率制度的实行必须事先实行有效的政策措施以避免为将来损害汇率制度可信度负责任；二是有必要在公开汇率制度的选择结果以充分获取中间汇率制度的好处之前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建立该汇率制度的可信度。究竟怎样的中间汇率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机制最终将汇率预期稳定下来，同时又可以避免金融脆弱性可能导致的？在BBC准则所提到的三种汇率制度中，汇率带制度下的有效汇率可以使得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反复无常波动产生的影响，而盯住一篮子货币和爬行汇率制度却没有这种作用。所以，更为合适的中间汇率制度的调整是在汇率带制度中对汇率浮动带边缘的调整，有以下三种可行的方法：参考汇率、软汇率带和监测汇率带。参考汇率（referencerateproposal）：Ethier和Bloomfield（1975）提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政府应当承诺不推动其汇率偏离一个协议的均衡汇率水平。该均衡汇率水平被称为参考汇率，同Williamson（1985）提出的“基础均衡汇率”很相似。在这种汇率制度下，政府没有义务维持参考汇率，只需要不进行干预或采取其它政策影响汇率。参考汇率使得政府不会为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而导致金融危机，它只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约束汇率干预的一种方法，同中间汇率制度并不相同，因为后者需要政府确定出均衡汇率水平并加以公布。软汇率带制度（softbandorsoftmargin）：在此制度安排下，政府不承诺绝对维持汇率带的宽度。在强烈投资压力存在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利宣布汇率波动超出汇率带的规定，但同时也警告市场将在可能的情况下随时采取政策措施将汇率波动拉回到汇率带限制的范围内。 Bartolini和Prati（1997，1998）正式提出“软汇率目标区”（softtargetzone）的概念，是对软汇率带制度研究的理论贡献。他们提出，一国政府可以采用将过去和现在的汇率制度的移动平均值或者几何平均值维持在一个设定的波动范围内而不是仅仅维持当前的市场汇率水平。这样，汇率的波动可能在短期会脱离汇率波动带，但维持了在长期处于汇率波动带内的稳定。
中国汇率问题研究 摘要：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事关我国进出口形势、国内优势产业的生死存亡等，中国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国际法要求的范围内对待人民币升值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应争取遵循国际法途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争端机制内解决问题。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原因 国际法 解决途径 “人民币升值论”最早由日本政府提出，随后，以美国为首的其他西方国家不断对人民币汇率提出指控。2009 年来，西方国家压迫人民币升值的陈年旧调再次喧嚣尘上。西方国家不厌其烦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何在？ 一、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1.美国。长期以来，美国以美中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为由力促人民币升值，尽管美国明知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明显改善其国际贸易状况，但仍然不遗余力地促压人民币升值，原因在于：一是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自己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千方百计打击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最终削弱中国同美国的议价能力；二是通过促压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全球热钱引入中国，吹大中国国内资产泡沫，并在泡沫顶峰时反手做空，使中国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日本。 2.欧盟。相对于美国而言，欧盟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一直持相对温和的态度。但自2007 年初开始，欧盟的态度一度超越美国变得异常强硬。欧盟之所以突然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于人民币虽然兑美元升值，但相对于美元兑欧元的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兑欧元同样是贬值的。这一方面增加了欧盟成员国对华出口的难度，另一方面却使得中国的商品进入欧洲市场比进入美国更容易，其结果是欧中之间贸易逆差的迅速扩大。为减少贸易逆差，欧盟选择联手美国共同压迫人民币升值。 3.日本。与美国、欧盟不同，日本在中日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以2008 年商务部统计为例，截至2008 年10 月，日本一直居于中国前10 大贸易逆差来源地第3 名，仅次于我国台湾和韩国。因此日本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在于贸易差额问题，而是争夺亚洲领导权以及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 可见，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合力压迫人民币升值并乐此不彼，归根结底就是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人民币大幅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西方国家给了我们巨大的升值压力，但如果我们贸然屈服、匆忙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必将给我国经济各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第一，人民币大幅升值会抑制出口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增加出口企业成本，在世界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影响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外出口一度萎缩，此时提高人民币汇率无疑是对出口的又一沉重打击。 第二，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在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相对于发达国家以研究开发（R&D）和服务业为主来讲，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其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 第三，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影响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目前，世界经济整体环境依然并不乐观，这对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国际游资而言，具有升值预期以及进入相对安全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四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国际游资由于具有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的特点，会对金融市场造成潜的在冲击。况且，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健全、金融市场发展比较滞后，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会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直接产生影响。三、人民币汇率自主性的国际法依据 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定，国家主权具有国内最高和对外独立与平等的特性，而国家货币主权就是国家主权在处理国内外一切与货币事务相关领域的体现。传统上，主权国家可独立自主地应用本国的货币主权，原则上他国不得干涉与反对。但随着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逐渐加深，各国之间在行使本国货币主权时不仅要综合考虑本国的各种因素，还要考虑到对周边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运而生。 IMF作为限制和协调各国对外行使货币主权的专业国际组织，它规定：凡是加入IMF 的成员国就意味着该国同意授权IMF 行使原只属于各国的部分货币主权，从而使各国原有的货币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即要接受IMF 宗旨和章程的约束，承担IMF协定中相应的义务，比如在外汇安排、汇兑措施、国际收支和划拨等方面的义务。表面上看，这种让渡会使国家的货币主权遭到一定的削弱，但同时，国家在让渡自身部分货币主权的同时却又能对等地享有、获得来自他国相应的货币主权的补充。也就是说，只要这种让渡是以平等互利为前提和基础，就意味着国家不会丧失本国货币主权的自主性。对我国而言，由于我国的承诺是保证履行IMF 协定第8 条款项下的义务，即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而这一早已完全兑现。因此，当前我国所实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在已经履行了IMF 协定义务的基础上，遵照其要求进行的，西方国家根本没有理由对之加以指责和干涉。这也从根本上赋予了我国自主运用汇率制度的权利。 四、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法律化解决途径 针对西方国家无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我国政府应该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明确IMF 为人民币汇率争端解决的主要机制。近年来，西方国家因为IMF 执行措施的力度没有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强硬，试图舍弃IMF 而寻求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汇率义务本该由IMF 来衡量，不能因IMF 执行规则的力度不够，就该另起炉灶。因此，西方国家的这种打算是避轻就重，试图滥用WTO 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对此，我国政府应该表明西方国家援用WTO 的有关协议来挑战我国汇率政策的做法，是置IMF协定的规定及其管辖权于不顾，既有违于IMF 和WTO 在现有国际经济格局下的分工，也不符合WTO 本身的规定。 第二，详细研究IMF 有关货币汇率的争端解决机制。IMF 成员国关于汇率争端的磋商程序一般包括：争议成员国将投诉或争议提交IMF 理事会或IMF 执行董事会审议；成员国对IMF 或成员国之间对《IMF》条文解释产生争议，则提交IMF 执行董事会裁决；如果执行董事会所审议或裁决的投诉和争议与某一无权单独指派执行董事的成员国有关，该成员国可以派代表列席会议，执行董事会也可以对该成员国提出此种要求；与《IMF 协定》解释争议有关的成员国对于执行董事会的裁决如有不服的，可以在该裁决作出后的3 个月内要求将该争议再提交IMF 理事会作最后裁决。这些磋商程序看似简单，然而应用起来却无比复杂，因此，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详细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把握人民币汇率争端的主动权，增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自主性。 参考文献： [1]杨松.国际法与国际货币新秩序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温建东.从IMF 和WTO 规定看人民币汇率[J]. 金融研究,2004, (6) . [3] 陈斌彬. 从国际法的视角看我国当前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合法性[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 [4]方蕾.对西方关于人民币汇率指控的国际法解读[J],经济研究导刊,2006(6). [5]郑玲丽.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法思考[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8,(4).
这是2010年6月发表的一篇论文，够新了吧，紧跟时代：-----------------------正文内容-----------------------《金融危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一、 金融危机不会加剧外部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责难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显现。美国财政部长盖纳在候任期间曾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与布什政府拒绝认定我国为汇率操纵国的态度显著不同。但美国当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机、摆脱经济衰退,而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总体上有助于美国达到这一目的,起码不悖于这一目的。因此,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应不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从摆脱实体经济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国缩小贸易逆差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当前以中美贸易差额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根源于美国有较大的储蓄缺口(储蓄不足),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有较大的投资缺口(储蓄过剩)。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拥有较高储蓄率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是集体性地被迫与储蓄率较低的美国保持贸易差额关系。显然,这种失衡根源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至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鉴于美国的储蓄率在短期内难以提高, 其贸易逆差将依然存在,只不过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贸易顺差对手国顺次由日本转变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然后转变为我国而已。从摆脱金融危机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并非美国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近期,西方学术界流传着一种“祸水东引”的谬论,即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成因,我国将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这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进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国金融创新并使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大量事实表明,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之间的不匹配才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不断深入,尽管金融风险认知在同一时期也有进步,但明显滞后于实践的需要。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稳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机构内控、市场纪律和金融监管的效率下降与此均有密切关联。从这一视角看,次贷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它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维持现有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内的中美经济模式,对美国化解金融危机是有利的。当前,美国政府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同时展开行动来化解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在金融领域,美国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救助、收购金融机构有毒资产、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三种方式来稳定金融系统。美国的危机化解方案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这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在美国国债投资需求中,外国投资者的地位举足轻重。2008年,美国政府净发行国债1.47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就购买了7720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模式以人民币“软”钉住美元、我国对美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和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有助于美国筹集资金、稳定国债市场。应当说,危机加强了中美经济模式的“捆绑性”,即我国需要美国市场实现劳动力就业,美国则需要我国的资金来稳定其金融系统。破坏这一模式的稳定性,对中美双方都没有好处。二、 金融危机不会根本威胁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引起国人广泛关注。部分国内学者认为,美联储向金融体系不断注入流动性,使得美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威胁,我国外汇储备也极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加速弹性化改革。为应对危机,美国货币当局不断放松其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最初反应是,通过更积极的储备管理使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与目标水平一致。随后,为缓解定期货币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压力,美联储延长了银行再融资期限,扩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对手的范围,扩大了证券融资范围。鉴于金融市场混乱还在继续且实体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迅速调整了其货币政策立场,将联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内由5.25%下调至0-0.25%。在缺乏利率下调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实施所谓“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直接关注货币投放数量而非利率。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看,以上货币政策操作并无特别之处,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面临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出售其当前购买的国债和其他类型金融资产以收缩流动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贫富较为悬殊而又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美联储不可能为了损伤我国外汇储备价值而故意推动通货膨胀。主要是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全球在次贷危机中投放的大量流动性在危机后大部分不会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从谨慎状态转为投机状态,这为全球收缩流动性提供充裕的反应时间。我国没必要进行大的储备币种结构调整。反而,由于我国在美外汇储备数量较大,任何急切的币种结构调整很可能会因交易成本过高和外汇市场的博弈性反应而损害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例如,如果我国迅速将美元国债储备转换成欧元储备,则大量抛售很有可能会使美元国债收益率迅速上升,这将导致我国继续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贴现值下降。更何况,在当前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于首位。三、 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看,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须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首先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总目标,其次才能考虑平衡国际收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对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于投资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导致的,此轮我国经济紧缩可以归为外部需求冲击型的经济紧缩。为保持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及时有力地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汇率政策领域,我国迄今为止尚未采取大的举措。我国是否应当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这也是我国汇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全球真实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3.5%下滑为2008年的1.7%,其中,除了中东的真实GDP增长率上升了0.2%,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和亚 洲的真实GDP增长率分别下滑了1.0%、0.9%、1.8%、2.9%、0.8%、1.0%和2.9%;全球真实商品贸易增长率从2007年的6%下滑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真实商品出口增长率分别下滑了3.5%、1.5%、3.5%、1.0%、1.5%、1.0%和7.0%。全球真实GDP和真实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缩表明,在所有导致我国出口紧缩的原因中,贸易对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于首位。在人民币“软”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对日元和欧元大幅升值,间接推升了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可以讲,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危机期间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中国当前具有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动力。尽管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对于我国出口的稳定可能有不利影响,我国当前仍然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办法来摆脱经济紧缩。根本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下滑、贸易对象收入萎缩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是否一定产生足够的刺激效应,我们并无把握。相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危机中世界各国“以邻为壑”式的贬值,从来就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过好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在全面权衡之后,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这一决策在事后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制止了亚洲各国竞争性贬值的浪潮,而且使得我国国内生产获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并据以率先走出了危机的阴影。也正是在此决策的推动下,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从此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毋庸讳言,亚洲危机中我国作出的不贬值的决策,使得我国成为那次危机中最大的赢家。在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我国要格外关注出口行业是否在危机中出现转移。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我国,以使用中间产品生产最终出口产品为核心特征的垂直化专业分工贸易模式正在加速形成,外资企业在这一贸易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我国在这一贸易模式中主要是获得低端的劳动要素收入。垂直化专业分工主导我国的贸易模式,意味着我国对外贸易可能存在临界状态,一旦外部竞争环境达到抵消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程度,大量外资主导的垂直化分工贸易企业很可能突然集体性地从我国退出。相比于出口下降,危机导致我国外贸转移的威胁更需警惕,因为直接投资决策因沉淀成本巨大而不会轻易改变,出口行业的国际转移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长久性的根本损伤。
汇率均衡论汇率研究是货币金融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西方国家的汇率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丰富的成果。相比而言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却起步较晚，‘成果很少。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汇率这种经济杠杆的作用日益重要，汇率政策已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促使我们必须重视对汇率进行理论上和政策上的研究。在汇率研究范围内有不少问题可供选择，本文以汇率均衡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汇率均衡研究在西方汇率理论中仍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自然也就是一个很有“挖掘”潜力的理论课题。如果我们能用科学的方法，取得不同于西方理论但又高于西方理论的汇率均衡研究成果，将是有理论意义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为数不多的汇率研究中，尚没有发现对汇率均衡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可以说这还是一个“空白”领域。而现实是，经济发展中总存在着“均衡”运行的问题，西方国家如此，我国也是如此。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就强调经济总体和各部门之间的平衡，现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更需要重视经济的均衡运行。而经济的均衡运行是由许多方面的均衡及其相互配合组成的，汇率便是其中之一。汇率均衡是保征我国对外收支平衡的重要条件，对国内经济的其他方面也将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理论分析为前提，以中国现实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建立我们自己的汇率均衡理论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我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本文是在浏览了国内外关于汇率研究的大量文献和搜集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论述采取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分为汇率均衡一般分析（上篇）和汇率均衡特殊分析（下篇）两大部分。主要内容如下（按各章顺序）：首先，对全文的中心议题、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及有关概念作概括说明，并对西方汇率理论中关于“均衡汇率”的研究作了一般性介绍，这些构成绪论的内容。在上篇中，我们首先将汇率均衡纳人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中，建立了汇率这一经济变量与经济其他主要方面之间的均衡关系。这些均衡关系包括；汇率与价格水平的均衡、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均衡、汇率与货币供求的均衡、汇率与利率的均衡、汇率与国民收人及收入分配的均衡、汇率与财政收支的均衡、汇率与资本流动的均衡。这些内容是我们论证汇率均衡的理论基础。在阐述了汇率与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均衡关系之后。我们又将汇率均衡置于汇率政策目标下，对汇率政策进行了概括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汇率均衡既是一种理想的汇率运行状态，又是一种目标体系。它应成为汇率政策的主要目标，辅助宏观经济发展总目标的实现。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汇率均衡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对此，我们进行了3个层次的分析，包括：内部均衡与对外均衡、局部均衡与总体均衡、短期均衡与中长期均衡。汇率均衡不是一个静态概念，而是一个动态概念，其内容既会因汇率及各种经济变量的变化而不同，也会因汇率政策的调整而不同。汇率政策调整对汇率均衡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于汇率政策取向上。汇率政策取向是一个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的概念，它引致汇率均衡向着某一个由政策确定的方向变化，这个方向有时是根据客观经济变化而定的，更多的时候是政府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而作出的决策。无论如何，取向性的汇率调整可能会导致汇率均衡在现象上出现一定“偏差”。但是，如果政策取向本身是正确的，是符合经济发展目标的，这种“偏差”就是汇率均衡过程中的必要形式。在进行了宏观经济环境下和汇率政策条件下的汇率均衡分析之后，我们对有关的汇率指标作了系统性的分析。这些指标包括：购买力乎价、实际汇率、有效汇率（多边有效汇率和双边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等，还有可以估价汇率均衡程度的基本国际收支法。它们能够从不同方面分别测量汇率的真实水平或客观水平。作为量化的汇率指标，它们可以为汇率均衡程度检测、汇率政策调整提供明确的、可行的依据。在上篇的一般理论分析基础上，我们展开了人民币汇率的特殊均衡分析。这构成下篇的内容。首先，对于人民币汇率均衡的特殊前提作了简要说明。人民币汇率的特殊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汇率目标的特殊性和政策取向的特殊性，相应地，人民币汇率均衡也具有特殊的含义。对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分析，是从其历史回顾开始的。在第7章中，我们系统地介绍了人民币汇率的演变过程，同时对伴随人民币汇率历史变化的原因进行了评价和分析。人民币汇率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经济体制的许多方面都密切相关。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汇率政策与我国贸易体制、价格体制、货币供求关系、财政税收等方面表现出日益密切的相关趋势。一方面，汇率政策对于这些方面具有了更加重要的影响或制约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步步深化改革对汇率政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促使其在目标内容上、政策手段上都进行相应的变革。在论文的第9章中，我们对人民币汇率的各种指标进行了系统分析，其中包括：人民币购买力平价之评价、人民币实际汇率分析、人民币有效汇率分析、出口换汇成本分析、以及对作为“平行汇率”的贸易内部结算价、黑市汇率、外汇调剂市场汇价进行的分析。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指标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官方名义汇率所不能表现出来的许多东西，可以从不同角度展示出人民币汇率变化的真实轨迹及其存在的问题。这些分析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能为汇率政策的历史评价、汇率政策的改革调整和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检测提供现实的依据。根据上篇理论分析的思路，我们在第10章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均衡目标分析。人民币汇率均衡是我国汇率政策的目标，它与一般理论分析下的汇率均衡具有不同的内容，就其本身而言，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内容。我们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步骤划分出近期的和中长期的人民币汇率均衡目标模式。近期的均衡目标适应干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是汇率政策改革的现实选择。它取决于3个大前提：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外向型贸易发展战略，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长期的均衡目标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汇率政策目标选择，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较远期的目标方向。可以设想的是，中长期汇率均衡目标将是一个包含更多变量的、较宽的汇率目标区间，是由许多个近期目标区域构成的连续运行轨迹。在论文的最后一章，即第11章，我们就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有关问题作了探索性的分析。这些问题包括：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探讨；统一汇率形式、建立健全外汇市场；对人民币可兑换性的探讨。这是目前我国外汇体制与政策改革中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就这些方面提出的观点或建议是在本文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一定研究的基础上阐述的个人观点，也是作者希望将汇率理论研究运用于现实分析的具体体现。论文在就上述各方面进行了论证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l）汇率是宏观经济体系中重要因素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价格形式”，汇率均衡也就应体现出各个经济因素之间内在的、有机的“因果链”关系，而不只是一个汇率水平问题。由此决定了汇率均衡研究必须从汇率与各个经济因素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入手，将其纳人宏观经济体系的“大环境”中进行。（2）汇率均衡是一种理想的汇率运行状态，从汇率政策角度来研究，它就是一种目标体系。汇率政策必须以汇率均衡为目标来确定其具体内容、手段和调整方向。而作为目标体系的汇率均衡应是全面的、动态的、多层次的均衡，它既由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所决定，又因各种经济因素和政策取向的变化而不断地得到调整。（3）汇率均衡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均衡汇率，均衡汇率是量化的汇率均衡水平。由于汇率均衡是一个全面的、动态的概念，均衡汇率作为具体化了的目标模式也就不可能是一个“水平点”，而只能是一个由不同时间长度等因素决定的、宽域不同的、动态的、最佳汇率区间，这个目标区间就是汇率政策的“目标靶”，而且是一个可移动的“目标靶”。（4）对于人民币汇率来说，同样存在着汇率均衡问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的限制使得人民币汇率均衡研究在内容上、方法上都受到一些局限，对其评价也没有一致的标准。特殊的经济体制造就了汇率均衡以特殊的内容和含义。对人民币汇率均衡进行的特殊分析应着眼于目前和近期的发展，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汇率均衡已成为经济均衡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条件之一。汇率政策应该树立汇率均衡的目标体系，并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来确立其内容。为了实现人民币汇率均衡这一政策目标，改革汇率调节机制、发挥汇率的市场调节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汇率均衡仍需要政策取向的引导，但政策取向不应以主观决策为主，而应顺应经济发展规律，作出有利于市场经济改革的选择。在整个论文的构思写作过程中，作者力求对汇率均衡这一题目进行有创见性的研究。指导思想有两条：一是不走西方的路子，虽借鉴它们的一些基本理论，但重在用科学的、辩证的方法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二是将理论研究服务于现实经济生活，唯其能为我国的汇率政策和经济改革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本文在一些方面试图作突破性的研究，这些方面是：（l）将汇率纳人宏观经济体系中，确立汇率与多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均衡关系；由此得出了更为全面的汇率均衡概念。（2）指出汇率均衡与均衡汇率之间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并提出汇率均衡作为目标体系，是一个动态可调整的特定汇率区域的论点。（3）提出汇率均衡中的政策取向这一概念，对政策取向的特征、含义及其客观必要性进行了分析。（4）对于西方汇率理论中出现的一些汇率指标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深人的分析，澄清了人们观念中对这些指标模糊的或错误的认识。（5）对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指标进行了系统的应用分析，其中有些是应用国际上已有的指标模式进行的现实分析，有些则是对我国外汇体制下的特殊汇率指标进行的分析。它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人民币汇率存在的偏差和汇率体制存在的问题。（6）对当前人民币汇率改革面临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在全文论述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不少属于因个人理论水平所限或功夫不到而导致的不足或缺陷，也有一些是客观条件限制所致。这就使得文中有些地方没有得到更理想的发挥或更深人的论证。这些地方主要包括：对于汇率均衡的目标模式，本文只是着重了涵义和基本思路和刻划，而没能建立起一个全面的、理想的模型；汇率均衡理论还缺乏数量分析方法的进一步论证；对人民币汇率的各种指标分析可能由于资料和统计数据的限制而不够全面和精确；等等。另外，在涉及到汇率以外其他方面的论述时可能存在着一些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所有这些都有待于本人今后通过向前辈们学习和进一步的探索来加以修正和充实。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摘要】加入WTO以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范围和深度都大大改变，规避汇率风险成为必然，央行加大汇率波动范围，增强其灵活性，打破单一盯住美元，而是选择一些货币组成货币一篮子，并根据市场需求赋予一定的权重，建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便在国际货币波动的时候能够做相应调整。汇改两年多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人民币升值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一系列影响。 【关键词】人民币 汇率形成机制 进出口 需求弹性 马歇尔-勒纳条件 流动性陷阱 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允许市场汇率在一定范围内围绕基准汇率上下浮动。由此开始，人民币汇率生成逐渐走向市场化，1996年我国又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要求提前3年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对资本项目的外汇收支仍然实行严格管制。在此十年期间这种汇率制度对稳定我国外汇市场，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以及吸引外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国际环境看，亚洲国家在金融危机后从盯住汇率制转向了浮动汇率制，东南亚国家经济开始恢复性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已经具备增大汇率灵活性的客观条件和国际环境。于是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照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进行浮动。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汇改实施两年多以来，对进出口贸易、国际投资、国际产业分工以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货币政策及其调控机制，甚至是居民消费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我国是一个进出口贸易大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21%，汇率变化对中国的最大影响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我国的主要出口行业有纺织、服装、化工、电子机械制造业等。由于出口价格弹性的不同，人民币升值给不同行业出口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差异。由于我国是产棉大国，同时劳动力成本较低，因此，纺织品在国际上有着较强的竞争力，其出口价格弹性较低。由于服装类产品还会受到品牌、设计、质量等因素的影响，而我国产品在这些方面并不占优势，所以出口价格弹性高于纺织类产品。在化工行业方面，我国有着和纺织业相似的优势，因此，也有着较低的出口价格弹性。由于我国在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技术上不断进步，该行业竞争程度也较高，培养出了一批在国际上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同时，这类产品在技术上都比较成熟，因此，我国企业能够凭借低成本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出口价格弹性较低。可以看出，当人民币升值时，一方面，出口产品在国外市场的价格提高，销售量减少，对于出口价格弹性低的商品，出口收入将会增加，但是，对于出口价格弹性高的商品，出口收入将会减少。另一方面，出口所获外汇收入需要转换成人民币，人民币的升值会带来出口收入的汇兑损失。出口价格弹性高的商品收入减少得较多，出口价格弹性低的商品收入减少得较少。不同行业的出口额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其盈利也必然会因此而出现下降，这种不利影响对服装业和电子通讯制造业尤其显着。总的来看，由于我国的出口大部分是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中进口原材料所占的比例较高，所以虽然人民币升值使得最终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减弱，但是能购买到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这样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是有限的。 同出口一样，人民币升值对进口的影响也有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直接的影响是，汇率升值后，进口商品的价格由以外币计价转化成以人民币计价后，将会发生相同幅度的下降。间接的影响是，人民币汇率变化也会通过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引起进口量的调整。当进口价格发生变化时，根据需求价格规律，进口商品在我国市场上的需求量也必然随之调整。当需求弹性不同时，进口量增加的幅度也是不一样的。根据需求弹性理论，需求弹性越高的商品，进口价格变化引起进口量的调整就越大。总的来看，由于我国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在国内都出现了可替代的产品，而且工艺、质量等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同时，很多国外厂商开始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内，这也增加了国内产品与进口商品之间的竞争。这些都有利于降低进口商品在我国市场上的需求价格弹性。所以，窗体底端汇率升值后我国进口商品价格的下跌不会引起进口量的大幅增加，对我国的进口影响不大。但由于价格弹性的行业差异，人民币升值对于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对于生产要素进口行业，升值将会使这些行业进口成本下降，进而改善其盈利状况。我国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行业主要有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纺织业等。对于进口替代性行业，人民币升值将会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从而对国内的同类产品带来冲击，尤其是那些在技术含量、品牌以及质量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距离的产品，必将影响其价格和市场份额，从而导致盈利状况恶化，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 二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的影响也有效的调节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人民币升值后，进口的国际原材料的价格降低，有效的发展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此同时，由于人民币的升值，降低了我国的以加工为主的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对主要依赖廉价力的劳动密集性经济无疑也是一种挑战，因此，如何发展资本密集性经济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竞争力，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和进行技术改造来挖掘潜力，尽快掌握各种外汇避险工具和手段，增强自身适应汇率浮动和应对汇率变动的能力。人民币汇率升值后引起进出口价格变动导致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贸易状况发生变化，也加深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更多的石油进出口价格弹性决定，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发展的定量分析显示，我国出口价格弹性约为1，既我国出口价格相对世界出口价格每上升1%，一般贸易出口增长率下降1%，进口价格弹性约为0.4，即我国进口价格相对世界进口价格每下降1%，进口增长率提高0.4%.由于出口弹性和进口弹性之和的绝对值为1.4，大于1，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人民币升值较为有效的减少我国的贸易顺差，改善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 三 但是人民币升值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对此我们要加以正确的认识，并有效的消除因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人民币升值阻碍了我国对外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使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发生逆转。人民币持续升值会使我国长期国际竞争力受到重大损害，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会不断削弱，我国在机电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初步积累的竞争优势会受到重大损害。在我国目前出口主要依靠价格竞争力，而产业结构重大调整和非价格竞争力提高仍需假以时日的情况下，人民币持续升值的结果必然是出口严重受阻，国外产业转移的步伐大大减慢，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减缓，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地位将会受到削弱。这将会大大延迟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步伐，加重就业压力，使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进一步突出。日元升值使日本出口从战后年均增长10%以上跌落为1990～1995年年均增长0.4%，就说明本币持续升值会对出口带来重大打击。当前，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使我国具备建成全球先进制造中心的战略机遇。我们必须防止因为人民币持续升值而使这一进程发生逆转。 其次，人民币升值加重通货紧缩，使宏观调控面临种种陷阱。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作用下，世界工业制成品价格一直呈现持续走低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出现了全球性通货紧缩的态势。本来，世界性价格下降就会通过进出口渠道等对国内价格产生重大下行压力，而人民币持续升值更使国内物价雪上加霜。一是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出口产品成本走低，进而对国内价格产生一种比价效应，使关联产品价格下跌；二是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会形成输入性通货紧缩，助长使用进口投入品部门及相竞争部门的价格下跌；三是人民币汇率持续的升值预期，会对市场价格产生超前的和赶浪头式的下行压力，造成市场运行的扭曲和紊乱，使通缩压力加倍放大；四是持续强劲的本币升值压力和预期，还会通过金融和投资渠道对国内物价产生间接的、有时是非常强烈的紧缩冲击。 持续的本币升值和升值预期一旦固化，还会对消费、投资和其他经济行为带来一系列干扰，形成不良的心理预期，搞得不好会使宏观调控陷入困境。一是在我国面临有效社会需求不足这一突出矛盾情况下，使民间投资和消费更加疲软；二是使经济增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依赖日益加重，不仅政策效应会逐步降低，而且财政风险日益加大；三是伴随本币升值与通货紧缩的循环，货币政策面临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这些都会使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空间日益缩小，调控的余地愈加有限。加上，本币持续升值还会带来人们收人的虚涨和资产的虚增，极易诱发泡沫经济，刺激虚拟经济的非理性膨胀，最终给宏观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调节进出口贸易均衡发展，改善国际收支平衡，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有重要意义，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要求，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余维彬：汇率稳定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 张静、汪寿阳：人民币均衡汇率与中国外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 王海明：《21世纪北京圆桌》年度书系-北京共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4] 褚庆义、李悦，刘润石：中国经济金融热点问题聚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5] 陶冬：中国经济热点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税收影响的各层面分析 人民币汇率改革给我国的税收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分析这种不确定性并进而得出应对方法是很复杂的过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响的各个方面，通过分析各个层面的影响途径和后果，我们可以对症下药，维护我国的税收安全。 （一）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1.汇率风险与进出口贸易 进出口贸易受汇率变动影响很大。在我国实行盯住汇率体制下，以美圆结算的大部分进出口贸易基本不受影响，进出口企业对于汇率风险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国汇率基本实现市场化后，汇率更多的表现市场因素。 在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一般分析中，意味着货币贬值将改善贸易收支，反之货币升值会使贸易陷入恶化的境地。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一些经济体在汇率波动过程中，当货币贬值时却没有达到改善贸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贸易收支转向了相反的预期。在追寻这种冲突原因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汇率传递理论（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对于汇率传递程度，许多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系数进行了实证估计，发现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即汇率变动后进出口价格不同比例的发生变动，汇率传递系数不等于1.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具体在出口环节，我国出口产品主题还在于纺织品，初级加工品和部分电器设备，在大型机电项目，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标志性台阶。外国对于我国的产品需求弹性很小，在价格优势下，人民币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会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升值预期存在的情况下，更有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50年乐观的预测，这种升值力度会继续增加，幅度将会是缓慢的，在这种升值预期的长期存在下，出口环节资金周转会加快，企业会创造更多的利润。 另外在进口方面，我国长期表现为内需严重不足，利率变动对我国储蓄的影响不大，消费品市场长期处于轻度通货紧缩的态势，生产资料市场在未来10年内仍将是供应大于需求的态势，进口环节不会有很大的增长，外贸环节税收会随着进出口企业的贸易增长而增加。 汇率变动并不完全由于市场本身的变化，还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比如国际热钱和游资的干扰。我国目前处于金融改革的关键阶段，关系到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成败。由于我国金融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历史包袱，积聚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人民币市场化改革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这对我国的税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2.外汇汇兑损益风险对经济体的影响 外汇汇兑损益也是影响进出口企业和有外汇交易的企业的风险。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企业保有的自主性外汇很少，进出口企业要完成进出口交易，需要经过结汇和售汇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都存在着本币和外币的相互兑换，在汇率市场化变动的情况下，兑换中会发生汇兑损益，这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风险，同时对我国的税收造成风险。在我国近期推出远期交易后，企业可以通过掉期交易等远期交易规避这部分风险。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在资本项下逐步实现完全可兑换，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一国不可能同时达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的目标，只能同时达到其中的两个。在我国的未来的汇率制度选择中，偏向于弹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必然要求我国的资本项目下资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而事实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国际资本的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资本自由流动与我国金融风险 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是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资本自由流动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比如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炒作和游资的蓄意冲击。 自改革开放以后，涌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一直呈现增长势头。“中国在利用国际资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结构和期限，资本流入绝大部分采用国外自接投资的形式，外债增长适度，而证券投资相对少。” 国外直接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投入我国房地产行业，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再加上我国长久以来积聚的金融风险，如果被蓄意利用，将危害到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和改革的成败，也将危害到我国税收的安全。 2.国际资本流动变化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资本自由流动将大大提高我国的金融效率，在我国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有限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的。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适合国际资本进入投资的环境将越来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投资价值在未来会好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增长形象将会吸引国际资本的进入，带动我国国内市场的繁荣，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我国税收的增长。 一般说来，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货币危机、泡沫经济和银行业危机等几个方面。但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不一定必然演变为货币危机或银行业危机，这主要取决于各国货币当局的政策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于国际游资和热钱的进入，我们要加强监管，采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强风险预警，维护我国经济的稳定和税收的安全。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金融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市场，通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等影响我国的金融风险。 1.人民币汇率改革与我国金融市场风险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话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银行体系与开放的资本项目相结合是“等着发生事故”。可见人民币汇率改革后，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实行单一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金融市场基本处于封闭的状态，金融市场主要受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渠道不是特别通畅。这也是我国能够抵御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当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完全市场化后，资本市场放开后，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将融为一体，我国金融市场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金融风险将会有更广泛的传播性与传染性，影响也会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机构市场风险与我国税收安全 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主要以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正常经营管理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由于经营管理存在问题，再加上监管落后，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人民币汇率改革后，金融中介机构将会面临更多的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将会面对市场化的利率，汇率风险，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收益，另外随着金融机构逐渐趋向于混业经营，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风险，这将势必影响到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四）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产品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汇率体现的是一国货币对外的价值，物价体现是一国货币对内的价值，因而对于一个开放度有限的国家来说，物价还是主要受国内供求和内部经济因素变化的影响，随着一国开放度的不断加深，外部因素，特别是汇率因素对物价的影响才会逐步加深。 具体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影响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采用VARs（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人民币汇率贬值将给国内物价带来通货膨胀效果的结论。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以贸易额为权重的名义有效汇率变动是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名义有效汇率贬值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国内物价上升0.3个百分点。“ 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国内物价变动将导致我国产品市场价格和企业格局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五）人民币汇率改革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宏观政策方面，我们所考虑的不仅是国内市场的均衡，更综合考虑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均衡政策选择考虑内外两个市场的相互协调。
人民币升值对浙江经济的深远影响及对策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长期趋势，总的对浙江经济是有利的。央行7月21日宣布人民币升值，标志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市场化改革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很可能意味着发展和改革的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一、人民币升值的宏观背景1、人民币升值是中国生产力增强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至今，人民币汇率经历了由贬值到缓慢升值的倒U字型变化过程（见图1）。从1994年开始，人民币进入了长期缓慢升值阶段。也就是在这一年前后，中国经济出现了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重大变化。从宏观指标看，全社会物价指数开始下降；而从体制上看，非国有企业开始全面替代国有企业。人民币由贬转升表明，一方面是在长期贬值后，人民币回归到真实汇率，而在另一方面，则是生产力水平的持续上升支持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生产力增强必然导致本币走强。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双重推动下，我国经济迅猛发展。1978年至2004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4%，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名义GDP累计增长了21倍。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明显快于美国。1990—2001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6.75倍，扣除价格因素则提高了3.58倍；美国提高了1.52倍，扣除价格因素则仅提高1.29倍。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成本下降，再加上中国企业积极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商品竞争力明显增强，吸引了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商品的极大需求，而这又引发了中国外汇顺差的持续上升。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金融资本项目顺差一直呈增长态势（见图2），形成了一种双顺差状况。2004年，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累计高达6368亿美元。汇率是货币的价格，由外汇市场上本币和外币的供求关系来确定。如果外汇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超过人民币的供给，人民币就会面临升值压力，反之则面临贬值压力。我国经济十多年持续增长、累积额高达6000多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顺差，在外汇市场上形成了对人民币的巨大需求。正是在这种需求的拉动下，人民币升值成为一个必然选择。与此同时，持续十多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致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截至今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额高达7110亿美元，这虽然有国际炒家的因素，但诱因却是国力增强所引发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巨额外汇储备远远超过了基于正常需要的安全储备，并由此而进一步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持有过量的外汇储备会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也会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特别是持有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远远低于外商来华投资的收益率（差额约为10%），大量利润被外国人赚走。在这样的背景下，提高人民币币值有利于克服资源配置的扭曲。2、人民币升值不会重蹈日本覆辙一些人士喜欢引用日本的案例，来说明本币升值的不良后果。更有人把此政治化，说压本币升值是美国人搞垮一国经济的阴谋，其实这些都是缺乏说服力的。应该说，日元升值并不是当前日本经济颓势的元凶。日元升值始于1971年8月26日，日本由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转为浮动汇率制。当年12月8日，按照斯密森协定，日元从36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到308日元兑换1美元。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历了自1955年至1970年，长达15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然而这以后，即1970年至199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仍高达9.2%。从下图可以直观地看到，1970年以后，日元持续升值，而日本的年度GDP增长，却相对稳定地保持8%左右，最高年份为21.8%，最低年份为4.1%。1990年以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拿日本经济来类比中国经济，其实还忽略了中日经济的两个巨大差别。一是内需差别。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看中的也是中国巨大的市场资源。因此人民币升值后，即使出口受到一定影响，也可以通过开发国内市场来弥补总需求不足。日本是小国，内需有限，特别是日本政府长期采取保护国内农业、中小企业主利益的政策，进一步导致总体经济缺乏较强竞争力。二是要素成本差别。日本是典型的资源小国，经济快速增长导致其国内要素价格急剧上升，最典型的如职工平均现金收入快速增长。1970年，日本职工的月平均收入为7.6万日元，1990年上升到37.0万日元，上升了4.9倍，如果以美元计算，则上升了13.0倍[1]，成本上升削弱了日本商品竞争力。虽然中国的自然矿产资源并不丰富，但劳动力价格将长期具有较强竞争优势。3、人民币升值为何如此艰难2002年底以来，人民币就已经面临升值的显性压力，尤其是2004年10月央行加息后，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其实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人民币面临的也主要是升值压力。从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到开始升值，历时三年多，正反映了人民币升值一个艰难的政策抉择，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升值结果很难判断。经济运行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预期，很难做出具体的量化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币升值必将“牵一发而动全局”，万一出现不可控局面，就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因此人民币汇率调整必须全面考虑，统筹协调，慎之又慎。尤其是现阶段，国际游资大量入境豪赌人民币升值，而国内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不成熟，金融机构抵御抗风险能力较弱。在这样背景下，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幅度、方式等，更需谨慎选择，稍有差错，可能就会造成经济的巨大波动。其次是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所导致的路径依赖。人民币被低估，使得出口部门具有价格优势，形成了出口企业低汇率的路径依赖。很多出口企业依靠低价格获取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靠“跑量”赢得大量外汇，形成了巨大的既得利益。而人民币升值几乎可以肯定会给依靠低价竞争的出口企业带来较大压力，从而将打破利益分配格局，这就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因此，人民币升值必须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处理好多方面关系。二、人民币升值利大于弊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有利有弊。从宏观和长远来看，如果宏观经济政策处理较好，人民币升值利大于弊。就当前而言，人民币升值所带的不利影响，大都是短期和局部的，不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全局。1、出口额不会大幅度锐减。首先，汇率调整的国际经验证明“汇率升值必定打击出口”的观点没有经验依据。日本和德国都经历过货币大幅度升值，但这两个国家的出口不降反升（见图4、图5）。1971年“尼克松冲击”后，日元对美元汇率从360:1上升到308:1。之后日元逐渐升值，到1984年上升到231日元兑1美元，而与此同时，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则呈上升态势。以日元计算，1985年日本对美国出口总额为42.9万亿日元，比1970年增长6倍，平均每年增长12.7%。70年代是德国马克升值最快的时期，双边汇率从1970年的3.68马克兑换1美元，升值到1979年的1.73马克兑换1美元，累计升值1.13倍，而在这期间德国外贸出口额则增长了1.5倍，且一直保持较大顺差。其次，浙江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结构决定了人民币升值不会造成出口的急剧锐减。出口商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初级产品，另一类是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趋同率较高，国际市场竞争激烈。人民币升值后，初级产品出口有可能受此影响而减少。但从浙江情况看，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逐年降低，2003仅占出口总额的5.1%，因此对贸易出口的整体影响不大。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具有国际化特征，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以及机器设备等，人民币升值后，企业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成本将会降低，给企业提供了一定的降价空间，缓解了人民升值所带来的价格压力。更重要的是，工业制成品的产品差异较大，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主要是看与相关国家产品的比价关系。从我国产品近几年大幅压价竞争的情况看，我国低层次工业制成品与其它国家相比具有巨大的价格优势，即使因人民币升值而小幅提价，也不一定会高于别的国家和地区，从而不至于较大程度地影响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再次，低廉的劳动成本使得出口企业可以承受一定的升值压力。浙江是中国劳动密集产品生产的一个典范，由低工资所支撑的国际竞争力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低廉的劳动成本成为浙江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明显价格优势的主要支撑。根据2002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的计算，在17个重要样本国内，中国的单位劳动工资最低，美国工资是中国工资的50倍。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并不会被出口价格的上涨而完全抵消。人民币升值后，如果幅度不是非常大，劳动力成本依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得出口企业可以采取降价策略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压力，出口不会因人民币升值而大幅减少。最后，汇率不是影响出口的主要因素，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导致出口迅速增长的关键。从历史上看，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一直处于升值趋势，但中国出口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1994—2002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2001年前为德国马克）和日元的名义汇率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实际汇率升值幅度分别为18.5%，39.4%和62.9%，而此期间中国对美德日的年出口增长率分别为17.3%，11.5%和14.1%；浙江对美德日的年出口增长率分别为23.9%，20.7%和14.7%。这说明汇率不是左右出口的关键，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核心因素。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保持了高于美国1.5—2倍的增长速度，浙江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只要保持了劳动生产率的较快提高，出口额自然也会不断增长。2、外商直接投资不会大规模下降1994—2003年我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计290.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37.2%，外资企业已成为促进我省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引入国外先进生产技术的重要方式。人民币升值后，外商直接投资不会大幅下降，因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看好13亿人口的大市场。世界上已经不可能再找到第二个如此巨大的潜在市场。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外资公司大量进入中国，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台湾的康师傅集团进入大陆市场前只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进入祖国大陆后，巨大的内地市场使其迅速成长为中国国内最大的台资食品公司，获得了“中国面王”的美誉。二是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相当低下，以1998年制造业名义工资水平衡量，中国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1/50，日本的1/30，甚至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1/4～1/5。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长期集约化经营的农业，造就了中国农民特别善于吃苦的优良品质，以及思维与身体的灵巧性。三是相似文化传统的感召力。浙江外资企业中，港资、台资企业占了一半左右。大陆和港台地区具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高度的文化认同感是这些企业来华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民币的小幅升值并不会对这类外资引入构成重大影响。外资迅速增长的这三点主导因素都具有明显的长期性特征，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不会因为人民币对外价格水平的上升而迅速逆转。2003年“非典”肆虐的特定背景下，我省利用外资仍然取得可观成绩即可证明这一点。3、不会出现大面积失业就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很多人担心人民币升值后，会严重影响总需求，从而造成大面积的失业，影响社会稳定。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汇率调整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对就业产生影响，一是人民币升值将引起进出口相对价格的变动，进而影响出口，最终影响就业；二是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进而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继而波及到就业状况。根据前面的分析，人民币升值后，企业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都不会出现根本性逆转，因此就业也不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此外，2002年以来中国内需十分旺盛，央行从2003年年初就开始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回笼货币，7月后又采取了一些加大控制国内贷款力度的货币政策。到目前为止，内需仍然有自动扩张的倾向。人民币升值后，只要内需保持稳定增长，就可以抵消升值对外需的影响，维持总需求的稳定。在总需求保持稳定增长情况下，就业可能会在人民币升值后出现小幅波动，但不太会造成大面积失业。三、人民币升值对浙江的六大影响人民币升值是我省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有利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次汇率调整虽然只升值了2%，但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意味着汇率形成机制向市场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浙江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主体更加成熟理性，更容易抓住汇率变动所表达出来的价格信号，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一）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境外资源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增加居民福利。2003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1万元，人民币升值2%，相当于每个人增加了262元的对美国商品的购买力。这可以扩大居民对国外进口商品的购买，降低出国留学和旅游成本。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利用国外资源。资源、技术等要素制约将是浙江经济的长期问题。最近几年，浙江进口铁矿石、原油等基本资源快速增长，2004年比2003年分别增长了325%和140%。人民币升值，进口成本降低，对浙江是一个利好消息。据杭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浙江进口146.1亿美元，按照升值后的人民币汇率计算，可以节省23.4亿美元。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利用国外先进知识。人民币升值，购买力提升，国内企业能以较低费用，加大直接购买境外专利、技术和装备的力度，同时增加派遣管理、技术人员出国学习。湖州久立特殊钢有限公司，前不久签约进口一台单机压力在全球排第9位的热挤压机，价值975万欧元，人民币升值2%以后，企业将少支付225万元人民币。（二）有利于加速劳动力向第三产业流动人民币升值后，降低了企业进口成本，会形成扩大进口机器设备等高科技产品的局面；与此同时，对出口企业而言，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劳动成本的相对提高，因此会出现用境外资本货品替代国内劳动的情形，即企业扩大机器设备进口，利用新科技的高效率减少对企业工人雇佣。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升值会造成一定数量的人员失业。但这一过程将加快提高制造业的整体生产效率，提高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这就为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这样，高科技所替代下来的就业人员将会被第三产业所吸纳，形成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加快转移，从而使得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口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也符合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三）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人民币升值可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人民币升值后，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将会受到抑制，企业利润空间降低。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去，企业不得不转变竞争方式，一方面将更加关注国内市场，而不是一味追求出口，成为跨国公司的一个车间；另一方面将努力转变出口结构，增加高附加值产品所占的比重，这会迫使企业提高科技水平，形成加快转变产业结构的压力。此外，人民升值后，进口成本降低，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境外知识、技术、先进设备等，降低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本。其次，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浙江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和资源压力越来越严重，几乎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浙江主要产品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高30%以上，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低10多个百分点。2003年人均能源消费、人均年用电比“九五”末分别增长了23%和100%。一些出口产品就是在依靠高耗能、高污染生存，是国外转嫁环境压力的产物。人民币的适当升值将使低能耗高环保的高技术设备进口成本降低，进口数量增加，有效减少资源的浪费，减轻环境压力。此外，还可以通过“优胜劣汰”效用，淘汰部分能源消耗大、产品附加值低的出口企业，逐步转变向世界廉价拍卖我们珍贵资源的现象，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四）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和改善贸易环境浙江出口商品以劳动密集型、缺乏核心技术的工业制成品为主，这些产品大致占出口总额的80%以上。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主要依靠低价格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出现贸易摩擦在所难免。2002—2004年，浙江共遭遇国外“二反二保”和“337调查”案件71件，涉案企业2496家、涉案金额15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的45%、50%和60%，浙江已成为遭受反倾销、保障措施等立案调查最多的省份。从短期看，人民币升值后产品的出口价格会提高。但由于我省出口产品价格已非常低，即使适当提高价格，产品仍将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且有助于减少其它国家对中国提出产品低价倾销的诉讼。浙江部分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相当高，如果利用这种市场优势，适当提高产品价格，反而可能增加利润。人民币升值也向世界表明了我国对待汇率改革的态度，欧美等国必然会随之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减少各类贸易摩擦的次数。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调整虽然只有2%的增幅，但却说明了一个信号：人民币正在向真实汇率回归。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今后必须调整其低价竞争策略，以提高质量、款式、功能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取胜，提高其在国际分工和价值链中的位置，增加产品附加值，使出口贸易逐步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而这显然是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的。（五）有利于加速我省企业走向世界的进程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雄厚，具有典型的“藏富于民”的特征。全省存款余额2003年达1475.8亿元，从1990年算起，平均每年增长27.8%。但由于经济和金融结构的不完善，储蓄转为投资的传导机制受阻，大量剩余资本在寻找获利机会。在股市不景气的情况下，资本疯狂涌向房地产市场，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温州炒房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省并不缺少投资资金，缺乏的是投资机会。人民币升值后，可以用较少的货币购买更多的国外资源，将刺激企业发展对外投资，实行跨国经营，这样可以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而不必担心贸易壁垒的制裁。纵观国外跨国公司的发展历程，低级阶段是单纯的产品出口，高级阶段则是直接投资，实行现地生产。浙江企业要率先走向世界，也必然需要经历这一过程。人民币升值将加速这一进程的实现。（六）人民币升值的若干不利影响浙江经济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2004年浙江省外贸总额为852.3亿美元，外贸依存度到高达66%，出口依存度高达43%。对浙江这样一个出口大省而言，人民币升值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打击出口企业。对纺织业等低附加值产品冲击最大。浙江有很多出口额在200万美元以下的小纺织企业，纺织业的利润一般不足10%，而这些小企业的利润仅在3%左右，一次性升值2个百分点，对企业的打击不小。——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升值将使同量的外币折算成人民币的价值下降，就会使得外国投资者利润减少，投资自然减缓。——影响就业。我省的出口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在人民币升值，出口企业利润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很可能用压低工人工资、减少工人数量的方法来转嫁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损失。这会给就业带来一定的冲击。——扩大收入差距。人民币升值后，用美元表示的收入增加了。但只有能够购买进口高档产品的中高收入群体才能真正享受到升值的好处。此外，人民币升值后，沪深股市上扬，受益的也是有投资能力的中高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会因人民币升值而有所扩大。四、积极把握人民币升值形成的新发展阶段特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德国，本币升值都会推动本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日本经验更是表明，本币进入升值过程以后，一国经济社会起码还有2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期。人民币升值同样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有五个重要特征。一是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更高，市场对资源配置将发挥更大的基础性作用；二是中国经济竞争力上升，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走强；三是商品和劳务的低价优势开始弱化，形成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四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接轨全球经济，至少会逐渐在贸易、商品价格等方面形成内外经济一体化格局；五是浮动汇率制度导致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但只要灵活地进行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将有利于激活经济社会内部的积极因素，且增强了要素合理配置的敏感性充分把握人民币升值所形成的新发展阶段的若干重要特征，加快转变浙江经济增长方式，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政府而言，应该借人民币升值的契机，进一步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企业而言，在短期内可以利用各种金融手段来规避汇率风险，也可以采取向经销商转嫁负担等办法来降低人民币升值的损失，而从长期看，则应化压力为动力，加快技术进步，加快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1、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抓住汇率变动机遇优化资源配置机制。汇率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工具，而且也是一种价格。作为价格，汇率在市场经济中应由市场决定；作为政策工具，调整汇率是要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因此，汇率的变动能否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关键就在于市场机制是否完善，在于市场主体能否及时灵敏地能对汇率调整做出反应。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较高，当前应以产权改革为抓手，加快由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水平。只有在市场体制完善的状况下，市场竞争主体才能准确地把握汇率所传递的国内外价格信息，正确地进行成本和盈利的国际比较，从而使进出口贸易真正建立在比较利益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竞争力。当前要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进程，如减少政府对于工业用地出让的行政干预，提高工业用地的招标、挂牌和拍卖比重；加快政府改革步伐，以一个更具创新精神的政府，低成本地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良好运行；加快提升诚信水平，强化政府监管力度，维护和优化市场经济秩序。2、实施进口战略，加大利用境外先进知识等资源的力度。人民币升值给我省企业带来了出口压力，但也降低了我省利用境外先进知识等资源的成本，这对既遭遇自然矿产资源制约，又受着知识缺乏制约的浙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因此，要从“借力”发展和开放促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要像抓出口一样，研究和实施进口战略，加快引进境外先进知识，积极利用境外矿产资源。要系统地研究和加大出国留学培训、引进专利和技术装备、采购先进商品、购买能源原材料等。通过利用境外先进知识，购买矿产资源，来优化进口结构，来用好浙江的巨额外汇，加快提升浙江经济社会的知识水平，缓解浙江的资源制约，走出产业结构的路径锁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3、强化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建设，把成本上升因素转嫁给经销商。向境外经销商转嫁成本，是出口商缓解人民币升值成本压力的一个重要策略。但是单个企业势单力薄，需要在政府引导下，由非政府的行业组织牵头和出面，增强与境外经销商的价格谈判能力。行业协会也要抓住这一机遇，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事实上，我省一些企业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较高占有率，我们在价格上具有较强的谈判能力，可以要求和客户共同分担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利润损失。比如绍兴豪纳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某外商签订的出口合同中，1米（长1.5米、宽1米）“捷达化纤面料”单价比以前提高了3美分，增幅为4.3%，这就能有效地和经销商一起分担人民币升值带来成本上升压力。4、增强核心竞争力，转变外贸出口结构。企业不可能长期依靠汇率、利率等外在政策的保护实现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产品的内在竞争力，实现企业的转型发展。借助人民币升值机会，企业应合理安排好进口计划，加大先进技术和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力度，提高企业科技水平。提升企业品牌内涵，创建品牌的国际优势。进行资源整合和产品结构调整，实施多元化战略，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由产品输出到品牌输出和资本输出。5、加强对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研究。人民币汇率调整将对浙江经济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我所今后将作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也希望有关部门能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在全省组织科研力量，进行定期研讨，深入研究人民币升值趋势下的浙江经济应对之策。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税收影响的各层面分析 人民币汇率改革给我国的税收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分析这种不确定性并进而得出应对方法是很复杂的过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响的各个方面，通过分析各个层面的影响途径和后果，我们可以对症下药，维护我国的税收安全。 （一）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1.汇率风险与进出口贸易 进出口贸易受汇率变动影响很大。在我国实行盯住汇率体制下，以美圆结算的大部分进出口贸易基本不受影响，进出口企业对于汇率风险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国汇率基本实现市场化后，汇率更多的表现市场因素。 在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一般分析中，意味着货币贬值将改善贸易收支，反之货币升值会使贸易陷入恶化的境地。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一些经济体在汇率波动过程中，当货币贬值时却没有达到改善贸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贸易收支转向了相反的预期。在追寻这种冲突原因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汇率传递理论（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对于汇率传递程度，许多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系数进行了实证估计，发现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即汇率变动后进出口价格不同比例的发生变动，汇率传递系数不等于1.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具体在出口环节，我国出口产品主题还在于纺织品，初级加工品和部分电器设备，在大型机电项目，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标志性台阶。外国对于我国的产品需求弹性很小，在价格优势下，人民币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会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升值预期存在的情况下，更有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50年乐观的预测，这种升值力度会继续增加，幅度将会是缓慢的，在这种升值预期的长期存在下，出口环节资金周转会加快，企业会创造更多的利润。 另外在进口方面，我国长期表现为内需严重不足，利率变动对我国储蓄的影响不大，消费品市场长期处于轻度通货紧缩的态势，生产资料市场在未来10年内仍将是供应大于需求的态势，进口环节不会有很大的增长，外贸环节税收会随着进出口企业的贸易增长而增加。 汇率变动并不完全由于市场本身的变化，还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比如国际热钱和游资的干扰。我国目前处于金融改革的关键阶段，关系到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成败。由于我国金融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历史包袱，积聚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人民币市场化改革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这对我国的税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2.外汇汇兑损益风险对经济体的影响 外汇汇兑损益也是影响进出口企业和有外汇交易的企业的风险。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企业保有的自主性外汇很少，进出口企业要完成进出口交易，需要经过结汇和售汇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都存在着本币和外币的相互兑换，在汇率市场化变动的情况下，兑换中会发生汇兑损益，这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风险，同时对我国的税收造成风险。在我国近期推出远期交易后，企业可以通过掉期交易等远期交易规避这部分风险。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在资本项下逐步实现完全可兑换，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一国不可能同时达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的目标，只能同时达到其中的两个。在我国的未来的汇率制度选择中，偏向于弹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必然要求我国的资本项目下资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而事实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国际资本的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资本自由流动与我国金融风险 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是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资本自由流动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比如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炒作和游资的蓄意冲击。 自改革开放以后，涌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一直呈现增长势头。“中国在利用国际资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结构和期限，资本流入绝大部分采用国外自接投资的形式，外债增长适度，而证券投资相对少。” 国外直接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投入我国房地产行业，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再加上我国长久以来积聚的金融风险，如果被蓄意利用，将危害到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和改革的成败，也将危害到我国税收的安全。 2.国际资本流动变化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资本自由流动将大大提高我国的金融效率，在我国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有限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的。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适合国际资本进入投资的环境将越来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投资价值在未来会好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增长形象将会吸引国际资本的进入，带动我国国内市场的繁荣，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我国税收的增长。 一般说来，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货币危机、泡沫经济和银行业危机等几个方面。但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不一定必然演变为货币危机或银行业危机，这主要取决于各国货币当局的政策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于国际游资和热钱的进入，我们要加强监管，采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强风险预警，维护我国经济的稳定和税收的安全。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金融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市场，通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等影响我国的金融风险。 1.人民币汇率改革与我国金融市场风险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话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银行体系与开放的资本项目相结合是“等着发生事故”。可见人民币汇率改革后，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实行单一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金融市场基本处于封闭的状态，金融市场主要受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渠道不是特别通畅。这也是我国能够抵御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当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完全市场化后，资本市场放开后，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将融为一体，我国金融市场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金融风险将会有更广泛的传播性与传染性，影响也会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机构市场风险与我国税收安全 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主要以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正常经营管理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由于经营管理存在问题，再加上监管落后，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人民币汇率改革后，金融中介机构将会面临更多的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将会面对市场化的利率，汇率风险，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收益，另外随着金融机构逐渐趋向于混业经营，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风险，这将势必影响到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四）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产品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汇率体现的是一国货币对外的价值，物价体现是一国货币对内的价值，因而对于一个开放度有限的国家来说，物价还是主要受国内供求和内部经济因素变化的影响，随着一国开放度的不断加深，外部因素，特别是汇率因素对物价的影响才会逐步加深。 具体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影响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采用VARs（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人民币汇率贬值将给国内物价带来通货膨胀效果的结论。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以贸易额为权重的名义有效汇率变动是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名义有效汇率贬值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国内物价上升0.3个百分点。“ 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国内物价变动将导致我国产品市场价格和企业格局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五）人民币汇率改革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宏观政策方面，我们所考虑的不仅是国内市场的均衡，更综合考虑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均衡政策选择考虑内外两个市场的相互协调。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浙江省外贸的影响>摘要】 汇率下浮对浙江多项经济变量之影响的定量分析表明，这些变量对汇率变动反应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现实汇率弹性。汇率变动对浙江工业生产总值影响最大，对出口贸易额、进口商品价格、贸易收入顺差的影响次之，对相对贸易条件、物价水平、出日商品价格、出口贸易内部贸易条件等亦有重要影响。在过去人民币汇率高估时，汇率下浮作为一项短期金融政策在浙江是成功且卓有成效，但这只能作为一项短期政策。否则，会使外汇市场失效，引起通货膨胀等严重消极后果。有鉴于此，中央政府根据市场变化干预、调整汇率是必要的，但要极为慎重，且有利于汇率市场化。而地方政府则应灵活利用汇率变动之机遇来发展外贸。 <浅议民营出口企业外汇风险的财务规避>【摘要】 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以后,人民币不断升值,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汇率制度也由浮动汇率向市场化汇率机制过渡,人民币升值与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产生的影响已不容忽视,民营出口企业必须正视出口业务外汇风险,加强财务控制,采用各种措施,规避企业的外汇风险。 《浙江：探索出口避险新途径 》<正>日前,在第七届中国国际日用消费品博览会上,很多企业在谈合同时留意探索更有效的避险途径,部分出口企业为避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损失放弃美元结算,有的开始重点开拓内销市场。多种货币计算:非美元结算趋增宁波市环球制灯有限公司负责人说,该公司主要生产节能灯,年出口三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国市场占大部分。尽管用美元结算是一种长期的交易习惯,但今年,公司针对部分美国客户……《中行“三创新”：与浙江外贸企业共克时艰 》你要觉得有用的话给我邮箱我发给你。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涉外经济发展影响研究：以山东为例2009-8-19摘 要：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刺激我国出口、改善贸易收支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外贸结构优化促进作用明显。虽然近期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有所减缓，但由于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动能仍将存在，根据人民币汇率面临长期升值趋势（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其对贸易结构的优化促进作用也将是长期的。本文就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山东省涉外经济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并就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涉外经济发展等提出政策建议。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出口商品结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一、引言汇率作为国内货币与其它货币之间的比价，与涉外经济发展关系十分紧密，而贸易结构作为涉外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受汇率变动影响显著。从改革开放至2005年7月21日汇改前，人民币汇率基本处于贬值通道，贬值幅度在82%左右，通过汇率贬值，我国在二十世纪90年代前期基本结束了贸易收支长期逆差的局面，并完成了从资源密集型产品占主导地位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主导地位的出口商品结构转变，这也是适应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需要。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变动幅度加大，升值趋势明显。这期间由于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相对不断提高，减弱了部分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相应提高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虽然近期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有所减缓，但由于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动能仍将存在，根据“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人民币汇率面临长期升值趋势，对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促进作用也将是长期渐进的。可见，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角度出发，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二、人民币升值对涉外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机理分析汇率变动对涉外经济影响的研究一直是金融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长期以来尤其是汇改前后，学术界的目光主要集中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进出口总量、就业等总量效应的分析。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入、汇率升值步伐的加快，人们将焦点转向升值对外贸结构影响的研究上。管涛、尹祖宁（2006）等通过对汇改前后我国出口商品变动情况的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导致我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下降，从而抑制那些低附加值、低效益的产品出口，而那些高附加值、高效益的产品则因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价格的上升并不会影响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人民币的升值会激励这些产品的生产者进一步从产品的质量和技术设计方面进一步提高其竞争力。人民币的稳步、适度升值有利于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魏巍贤，2006）。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引入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这一变量进行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指商品进出口差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是用以分析行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有效工具。冯正强、杨晓霞（2007）计算了2005年7月至2006年12月我国三类商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结果显示，随着人民币汇率爬行式缓慢升值，大部分资源密集型商品的净出口减少，而劳动密集型商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净出口则在增加，竞争力不断增强，贸易结构得到优化。一般来说，出口商品结构变动取决于经济体内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的产出结构变动，而产出水平受制于贸易竞争力，若汇率变动在事实上形成了对经济体内部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价格竞争力的不同影响，那么它也一定会带来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在汇率非中性的条件下，各种产品的价格反应是不同的。而且由于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的生产成本、市场组织以及需求弹性等因素存在差异，所以汇率变动之后各种贸易产品的价格反应就会不同。在长期内，不同的价格变动将产生不同的价格压力和盈利差异，这会对社会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的产出结构，并最终决定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资源配置和产出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内通常是不能实现的，它取决于可变要素累积状况和经济结构的灵活程度，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汇率对出口商品结构的长期影响。同时，随着汇率变动，经济体内部由于各个产业或产品的投入品来源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成本变化，进而产生不同的价格压力变化。一般来说，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需要更多非进口投入，汇率变动导致其更大幅度的进出口变化，而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对进口投入的依赖性较强，因而汇率变动仅导致其较小幅度的变化。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山东省涉外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山东省对外贸易获得了迅猛发展，对外贸易额从1998年的175.4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底的1581.4亿美元，增长了9倍，其中出口额从108.6亿美元增长到931.7亿美元。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成为推动外贸发展新的增长点，机电产品出口额占比达到42%，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为充分反映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山东省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我们借助《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将贸易结构分为初级产品、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三类。通过分类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计算（见图1），可以发现山东省出口商品结构的几个显著特征：（一）以食品、饮料为代表的初级产品逐步失去竞争优势2008年，以食品、饮料为代表的初级产品在全省出口额中的占比为15.5%，较1998年下降6.9个百分点，其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0.2739，而1998年这一指数为0.4038，初级产品出口面临的压力不断加大。（二）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不断增强2008年，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0.1359，而1998年这一指数为-0.0571，近年来竞争优势不断扩大。（三）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商品结构中仍占较大比重2008年，全省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0.4501，在三类产品中竞争优势最强，其出口额占全省比重为53%，这一指数较2006年下降0.1924，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加快，竞争优势在降低。（四）从企业规模看，“强者衡强，弱者更弱”效应明显中小企业由于转嫁成本的能力有限，且本身利润空间不大，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部分竞争力较弱、依靠退税维持经营的企业出现亏损甚至破产。而对于拥有自主品牌、掌握一定定价话语权的大型企业来说，由于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提高价格等措施来应对汇率升值，因而不仅未受影响，而且市场占有率得以提高。以纺织业为例，2008年31.5%的大型企业利润额占全行业的89.2%，其平均利润率为8.4%，是全行业平均利润率4%的1.1倍，比上年同期增加1.4个百分点。为进一步分析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本文选用1998—2008年山东省进出口年度数据作为研究的样本集合，利用Eviews软件对各类商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平稳性及协整检验后，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如表1：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是三类商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Granger原因，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加快，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四、当前需要关注的几点问题及有关建议在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大环境下，推动贸易结构升级对全省对外贸易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由于山东独特的经济结构、企业缺乏竞争力、无序竞争等因素的存在，制约了汇率升值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为：（一）经济结构不合理，贸易结构转型缓慢长期以来，第二产业在山东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原材料加工型行业又占据第二产业的主导，以2008年为例，纺织、机械、食品、化工、冶金、建材六大传统行业的销售收入占第二产业销售收入的70%左右。出口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机电产品仅占出口总值的36.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也低于广东、江苏、浙江的69%、70%和43%。竞争优势不突出，结构转型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二）传统行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影响较大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的加快，其对企业的影响不断深化，尤其是对农产品、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产品附加值较低，提价存在一定困难，回旋余地较小，受影响较大。以纺织业为例，2008年全行业利润约在4%左右。部分外资企业甚至出现破产逃逸现象。虽然近期为应对出口下行风险，部分行业出口退税率有所提高，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部分行业的窘境。（三）出口企业中无序竞争、相互倾轧现象严重由于龙头企业竞争力不突出，企业无序竞争、相互倾轧现象严重，出口企业难以通过提高价格化解汇率升值带来的压力。据山东海化进出口有限公司反映，其主要出口产品纯碱属于高耗能、资源性产品，发达国家基本不生产，其产品国际需求较稳定，但由于国内同类企业相互倾轧现象严重，企业根本无法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获取更多的收益。（四）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方式亟待升级面对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因素，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对汇率条款的幅度难以把握，只能被动地接受汇率损失。目前大多数企业仍习惯采用提前结汇、延迟付汇等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下的避险操作方式，缺少自身对未来汇率走势的正确判断，在人民币汇率波动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方式亟待升级。对此我们建议：一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促进外向型经济优化升级。二是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作用。三是完善有关管理政策，避免部分传统行业过快衰退。四是加大引导力度，不断提高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参考文献：[1]戴祖祥.我国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1981-1995[J].经济研究，1997，（7）.[2]魏巍贤.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J].统计研究，1997，（5）.[3]马丹，许少强.中国贸易收支、贸易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6）.[4]管涛.汇制改革初见成效——对外贸进出口的影响评估[J].国际贸易，2006，（2）.[5]尹祖宁.弹性汇制下更应关注和维系人民币汇率稳定[J].经济学动态，2006，（6）.[6]胡均民.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结构的影响[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作者：中国人民银行山东济南分行 刘连营；中共山东威海市委党校 邓卫 来源：《金融发展研究》2009年第7期
一、人民币升值之利： （一） 人民币升值可能意味着人民币地位的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 1）中国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更加值钱，人民币一升值，老百姓手里的钱就更值钱了，中国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可以往前挪一挪。 2）中国外债压力的减轻和购买力的增强等等。 例如：谁在掏钱维持号称“全球老大”的美国政府的日常运转？想当然的回答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广大纳税人。这个回答并不全对。因为当前的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巨大，光*纳税人的贡献还不够开销，因而不得不大量举债。而最大的债主是谁？是日本和中国。中国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很大一部分买的是美国政府公债。 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强大的帝国的最大债主之一。这个事实本身显示了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去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经济实力说话的人民币自然而然也就获得了更大国际事务话语权，这是好事。 3）有利于进口产业的发展：中国石化副董事邵金扬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人民币升值，海外资产对我们来说会较便宜。”如果人民币升值5%，中国石化2003年进口的石油，以目前的价格计算，成本将减少逾1亿美元。 （二）人民币升值的前景还是越来越清晰的。 这是因为，正如1994年以前人为高估人民币币值的政策被迫放弃一样，人为低估人民币币值也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在汇率的问题上，政策干预，虽能一时起作用，但最终还是市场说了算。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经济高增长，同时推动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进程，那么，人民币升值，成为区域乃至世界货币将为时不远。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在不远的将来突然停步；中国的货币当局也一再表示，人民币将走向完全可自由兑换。 实际上，人民币的上升之旅已经开始，起点就是1994年1月1日的大幅贬值。这一年，人民币官方汇率向市场汇率并拢，由上一年的1美元兑5.80元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8.70元人民币，贬值幅度为33%。从那时起到去年末，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的情况是，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1999年以前为德国马克)和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升值分别为18.5%、39.4%和62.9%。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的结果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 虽然如此，但在当前，试图诱导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具备现实条件。 二：人民币升值之弊： （一）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表现在三个方面： 1） 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到我国外贸和出口。人民币升值，就会提高中国产品的价格，加大资本投入的成本，带来的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从而引发国内经济的不景气。 一国货币的升值，带来的是该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从而引发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有血的教训的。在1985年，为了遏制廉价日货出口狂潮，美、法、德、英的财政首脑就采取过相应的手段，迫使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从而逼迫日元升值30%。此后，从1985~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而“广场协议”被公认是引发日本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现在日本无非是想把这一悲剧转嫁到中国。 2） 还会影响到我国企业和许多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因为尽管“中 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产品，但中国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占的市场份额，主要依*中国产品价格的低廉，在竞争中并不处于主导地位，如果竞争力受到打击是很可怕的。 《中国企业家》这次调查的最大发现是：82.4%的企业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对于正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活动着的企业来说，人民币就像空气和水一样。 例如：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这位中国彩电出口大户的老总面对升值的前景忧心忡忡，他认为，中国出口的大多是技术含量低的产品，高科技产品很少。人民币如果升值，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许提高了，但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将逐步丧失。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人民币升值10%，就等于出口价格提升了10%，而中国国内制造企业好一些的利润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财政贴息，中国企业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平均3%的利润率怎么可能调节10%的升值压力？肯定会出现大面积亏损。 黄宏生以创维为例，勾划出中国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最高心理底线：“现在我们在美国市场很难有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其他世界工厂产品跟我们的价格一样低。比如来自墨西哥的彩电、欧洲土耳其的产品很便宜，我们提一美元都不可能。我们今年在美国市场希望能提高三千万美金销售，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了，那么这个计划就流产了。” 又如：与制造企业相比，那些在汇率风险最前沿的外贸企业，是变化的最强烈的感知者。对于出口型企业来说，出口的量，相对进口，要大得多。因此，黄宏生才说，人民币升值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黄方宁，向记者讲了一个因为欧元升值——也就是人民币贬值，导致亏损的例子。2003年年初，他们有一笔交易，签约时欧元和美元的汇率还是1:0.9，等到交货时，涨到了1:1.1了，他们又没有采取锁定汇率的措施，于是赔了。“即使我们有10%、20%的中间利润，也都抵不上升值的损失。只能自己补上去了。” 再如：一些原来在中国进行生产的跨国企业，可能会将投资转移到墨西哥或马来西亚，20世纪80年代，台湾也曾经历过中国现在的压力，在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40涨到1:25后，一些传统的低附加值产业，纷纷转移到东莞。同样，有专家分析，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些传统产业又会从东莞转移到像中亚、越南等更不发达的地区。本来，中国还有很多地区，比如西部，可以容纳这些产业，但因为货币的调整是针对所有企业的，可能使得中国被迫提早经历产业空洞化的过程。 3） 还会破坏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使我国的金融距爆发危机的边 缘越来越近。升值业可能葬送我国多年辛苦造就的良好投资环境，新增的海外投资则会减少，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将被大大消减，因为这种投资变得相对昂贵。另一方面，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可能增加，使我国的金融距爆发危机的边缘越来越近。 例如：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均是以高利率的货币政策，以吸纳国内资金，但其效果却适得其反，由于内部资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资流入，使资金流向出现偏差而形成资金结构上的矛盾，埋下了货币危机的隐患；同时又产生了外资流入推高了本币汇率的矛盾，触发了经济结构问题的暴露，或出现泡沫经济或出现经济滑坡，从而被迫实行本币贬值政策，直接导致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交易风险，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何为金融危机？这就好比是一户本来很穷的人家，来了一个巨富亲戚， 为他们带来了暂时的“富裕”生活，因而外人便因其阔而借给这家人巨资，不料这户人家的富亲戚突然消失，留给这户人家的只有高筑的债台，并因此导致了借其巨债的朋友。一时间危机四起。 可见，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会导致：由于内部资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 的国际游资流入，使资金流向出现偏差而形成资金结构上的矛盾，埋下了货币危机的隐患 4） 还有，升值后导致投机不可避免地盛行：由于以美元表示的国 民财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产达到高潮，一些“泡沫”进一步膨胀或造就新的“泡沫”，两极分化继续扩大，导致投机不可避免地盛行。 例如：美国许多散户投资者纷纷在当地开立人民币储蓄帐户，希冀有朝一日人民币汇率制度变化会让他们受益。当然，这些散户帐户并非是真正的人民币帐户，因为依照中国不可自由兑换的汇率体制，在海外开立人民币帐户是非法的。他们开立以人民币计价的储蓄帐户，帐户内的存款是美元，但基于人民币的现货汇率，这些帐户将因人民币兑美元现货汇率的波动而升值或贬值。 Everbank首席执行长Frank Trotter称，公司此举在一些客户中产生了很大反响。自一年多以前人民币汇率开始显示失衡迹象以来，这些客户一直在要求开立人民币计价帐户。Everbank于7月1日推出了此类新帐户，并在随后的几周内将逾650万美元投入该类帐户。 （5）此外，人民币升值之不利多多： 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物价肯定会降下来，因为进口品的价格会下降。 人民币升值增大就业压力，恶化当前就业形势：外商投资企业对吸引国内劳动力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尤其是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所以此时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影响吸引外资，而且也会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恶化。 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 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很容易受到反倾销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势并不乐观。如此时人民币升值则会是使目前这种状况更加恶化所以此时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影响吸引外资，而且也会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恶化。 三：世人在全球通货紧缩压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币。 汇率的变动与各国国内的利率水平、货币供应量、国民收入水平以及物价水平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种货币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应该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由政治说了算。 然而：盐川正十郎的提案则更像一场政治阴谋。手拿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如果是一个小孩问：这值多少？那么，这个小孩一定还幼稚到没有学会用钱。如果是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问，这值多少？那么，这就会引发一场风波。而这场风波就是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的一项提案——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 最近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讨论成为国际上一个十分关注的话题。先有日本财相在七国财长会上提出要求，后有美国财长斯诺讲话和印尼召开的亚欧会议的声明，都呼吁人民币升值，近日，美国“健全美元联盟”又提出欲通过“301条款”促使人民币升值，格林斯潘的讲话，更是让世人在全球通货紧缩压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币。可谓是官民联合、齐心协力向人民币汇率问题发难。这场由日本挑起、美国担纲主演的人民币汇率之争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 其实，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考虑，盐川正十郎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没有道理。首先，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谷，凭什么你中国却一枝独秀？中国的一枝独秀我们日本也有贡献，你看，日本从你们那里进口了多少商品。其次，人民币只有升值，日元才能够贬值，这样日本的出口产品才有竞争力。 中国经济具有廉价劳动力、高技术水平和廉价的货币3大优势，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可能干涉的，只有最后一点——人民币汇率。日本甚至想借人民币升值的“利空”阻止本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但因为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不了企业的行动，所以他们就要求人民币升值。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提高中国产品的价格，加大资本投入的成本，使他们在国内达不到的目的，通过对人民币施加压力来达到。 迫使人民币升值，是日本争夺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热，谁能成为未来亚元的主导，已变成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币的价值日趋明显，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导致日本对此忧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50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将全球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美欧方面的动机似乎更为明显，就是为了通过人民币升值消弱中国的经济实力，进而打击中国的国际影响。 人民币汇率之争本质上仍然是贸易问题之争。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美元贬值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 升值的国际压力日大。尽管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升值是必然趋势，但在没有形成中国真正的出口优势(品牌)之前，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宜进行大幅调整；即使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也应该按照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汇率进行控制，否则，就会像日本和德国那样，将自己大好的经济前景毁于一旦。
这是2010年6月发表的一篇论文，够新了吧，紧跟时代：-----------------------正文内容-----------------------《金融危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一、 金融危机不会加剧外部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责难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显现。美国财政部长盖纳在候任期间曾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与布什政府拒绝认定我国为汇率操纵国的态度显著不同。但美国当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机、摆脱经济衰退,而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总体上有助于美国达到这一目的,起码不悖于这一目的。因此,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应不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从摆脱实体经济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国缩小贸易逆差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当前以中美贸易差额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根源于美国有较大的储蓄缺口(储蓄不足),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有较大的投资缺口(储蓄过剩)。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拥有较高储蓄率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是集体性地被迫与储蓄率较低的美国保持贸易差额关系。显然,这种失衡根源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至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鉴于美国的储蓄率在短期内难以提高, 其贸易逆差将依然存在,只不过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贸易顺差对手国顺次由日本转变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然后转变为我国而已。从摆脱金融危机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并非美国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近期,西方学术界流传着一种“祸水东引”的谬论,即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成因,我国将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这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进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国金融创新并使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大量事实表明,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之间的不匹配才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不断深入,尽管金融风险认知在同一时期也有进步,但明显滞后于实践的需要。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稳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机构内控、市场纪律和金融监管的效率下降与此均有密切关联。从这一视角看,次贷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它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维持现有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内的中美经济模式,对美国化解金融危机是有利的。当前,美国政府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同时展开行动来化解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在金融领域,美国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救助、收购金融机构有毒资产、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三种方式来稳定金融系统。美国的危机化解方案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这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在美国国债投资需求中,外国投资者的地位举足轻重。2008年,美国政府净发行国债1.47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就购买了7720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模式以人民币“软”钉住美元、我国对美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和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有助于美国筹集资金、稳定国债市场。应当说,危机加强了中美经济模式的“捆绑性”,即我国需要美国市场实现劳动力就业,美国则需要我国的资金来稳定其金融系统。破坏这一模式的稳定性,对中美双方都没有好处。二、 金融危机不会根本威胁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引起国人广泛关注。部分国内学者认为,美联储向金融体系不断注入流动性,使得美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威胁,我国外汇储备也极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加速弹性化改革。为应对危机,美国货币当局不断放松其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最初反应是,通过更积极的储备管理使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与目标水平一致。随后,为缓解定期货币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压力,美联储延长了银行再融资期限,扩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对手的范围,扩大了证券融资范围。鉴于金融市场混乱还在继续且实体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迅速调整了其货币政策立场,将联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内由5.25%下调至0-0.25%。在缺乏利率下调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实施所谓“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直接关注货币投放数量而非利率。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看,以上货币政策操作并无特别之处,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面临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出售其当前购买的国债和其他类型金融资产以收缩流动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贫富较为悬殊而又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美联储不可能为了损伤我国外汇储备价值而故意推动通货膨胀。主要是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全球在次贷危机中投放的大量流动性在危机后大部分不会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从谨慎状态转为投机状态,这为全球收缩流动性提供充裕的反应时间。我国没必要进行大的储备币种结构调整。反而,由于我国在美外汇储备数量较大,任何急切的币种结构调整很可能会因交易成本过高和外汇市场的博弈性反应而损害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例如,如果我国迅速将美元国债储备转换成欧元储备,则大量抛售很有可能会使美元国债收益率迅速上升,这将导致我国继续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贴现值下降。更何况,在当前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于首位。三、 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看,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须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首先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总目标,其次才能考虑平衡国际收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对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于投资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导致的,此轮我国经济紧缩可以归为外部需求冲击型的经济紧缩。为保持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及时有力地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汇率政策领域,我国迄今为止尚未采取大的举措。我国是否应当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这也是我国汇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全球真实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3.5%下滑为2008年的1.7%,其中,除了中东的真实GDP增长率上升了0.2%,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和亚 洲的真实GDP增长率分别下滑了1.0%、0.9%、1.8%、2.9%、0.8%、1.0%和2.9%;全球真实商品贸易增长率从2007年的6%下滑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真实商品出口增长率分别下滑了3.5%、1.5%、3.5%、1.0%、1.5%、1.0%和7.0%。全球真实GDP和真实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缩表明,在所有导致我国出口紧缩的原因中,贸易对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于首位。在人民币“软”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对日元和欧元大幅升值,间接推升了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可以讲,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危机期间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中国当前具有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动力。尽管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对于我国出口的稳定可能有不利影响,我国当前仍然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办法来摆脱经济紧缩。根本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下滑、贸易对象收入萎缩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是否一定产生足够的刺激效应,我们并无把握。相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危机中世界各国“以邻为壑”式的贬值,从来就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过好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在全面权衡之后,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这一决策在事后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制止了亚洲各国竞争性贬值的浪潮,而且使得我国国内生产获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并据以率先走出了危机的阴影。也正是在此决策的推动下,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从此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毋庸讳言,亚洲危机中我国作出的不贬值的决策,使得我国成为那次危机中最大的赢家。在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我国要格外关注出口行业是否在危机中出现转移。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我国,以使用中间产品生产最终出口产品为核心特征的垂直化专业分工贸易模式正在加速形成,外资企业在这一贸易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我国在这一贸易模式中主要是获得低端的劳动要素收入。垂直化专业分工主导我国的贸易模式,意味着我国对外贸易可能存在临界状态,一旦外部竞争环境达到抵消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程度,大量外资主导的垂直化分工贸易企业很可能突然集体性地从我国退出。相比于出口下降,危机导致我国外贸转移的威胁更需警惕,因为直接投资决策因沉淀成本巨大而不会轻易改变,出口行业的国际转移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长久性的根本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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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税收影响的各层面分析 人民币汇率改革给我国的税收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分析这种不确定性并进而得出应对方法是很复杂的过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响的各个方面，通过分析各个层面的影响途径和后果，我们可以对症下药，维护我国的税收安全。 （一）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1.汇率风险与进出口贸易 进出口贸易受汇率变动影响很大。在我国实行盯住汇率体制下，以美圆结算的大部分进出口贸易基本不受影响，进出口企业对于汇率风险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国汇率基本实现市场化后，汇率更多的表现市场因素。 在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一般分析中，意味着货币贬值将改善贸易收支，反之货币升值会使贸易陷入恶化的境地。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一些经济体在汇率波动过程中，当货币贬值时却没有达到改善贸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贸易收支转向了相反的预期。在追寻这种冲突原因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汇率传递理论（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对于汇率传递程度，许多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系数进行了实证估计，发现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即汇率变动后进出口价格不同比例的发生变动，汇率传递系数不等于1.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具体在出口环节，我国出口产品主题还在于纺织品，初级加工品和部分电器设备，在大型机电项目，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标志性台阶。外国对于我国的产品需求弹性很小，在价格优势下，人民币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会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升值预期存在的情况下，更有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50年乐观的预测，这种升值力度会继续增加，幅度将会是缓慢的，在这种升值预期的长期存在下，出口环节资金周转会加快，企业会创造更多的利润。 另外在进口方面，我国长期表现为内需严重不足，利率变动对我国储蓄的影响不大，消费品市场长期处于轻度通货紧缩的态势，生产资料市场在未来10年内仍将是供应大于需求的态势，进口环节不会有很大的增长，外贸环节税收会随着进出口企业的贸易增长而增加。 汇率变动并不完全由于市场本身的变化，还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比如国际热钱和游资的干扰。我国目前处于金融改革的关键阶段，关系到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成败。由于我国金融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历史包袱，积聚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人民币市场化改革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这对我国的税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2.外汇汇兑损益风险对经济体的影响 外汇汇兑损益也是影响进出口企业和有外汇交易的企业的风险。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企业保有的自主性外汇很少，进出口企业要完成进出口交易，需要经过结汇和售汇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都存在着本币和外币的相互兑换，在汇率市场化变动的情况下，兑换中会发生汇兑损益，这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风险，同时对我国的税收造成风险。在我国近期推出远期交易后，企业可以通过掉期交易等远期交易规避这部分风险。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在资本项下逐步实现完全可兑换，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一国不可能同时达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的目标，只能同时达到其中的两个。在我国的未来的汇率制度选择中，偏向于弹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必然要求我国的资本项目下资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而事实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国际资本的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资本自由流动与我国金融风险 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是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资本自由流动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比如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炒作和游资的蓄意冲击。 自改革开放以后，涌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一直呈现增长势头。“中国在利用国际资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结构和期限，资本流入绝大部分采用国外自接投资的形式，外债增长适度，而证券投资相对少。” 国外直接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投入我国房地产行业，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再加上我国长久以来积聚的金融风险，如果被蓄意利用，将危害到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和改革的成败，也将危害到我国税收的安全。 2.国际资本流动变化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资本自由流动将大大提高我国的金融效率，在我国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有限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的。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适合国际资本进入投资的环境将越来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投资价值在未来会好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增长形象将会吸引国际资本的进入，带动我国国内市场的繁荣，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我国税收的增长。 一般说来，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货币危机、泡沫经济和银行业危机等几个方面。但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不一定必然演变为货币危机或银行业危机，这主要取决于各国货币当局的政策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于国际游资和热钱的进入，我们要加强监管，采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强风险预警，维护我国经济的稳定和税收的安全。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金融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市场，通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等影响我国的金融风险。 1.人民币汇率改革与我国金融市场风险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话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银行体系与开放的资本项目相结合是“等着发生事故”。可见人民币汇率改革后，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实行单一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金融市场基本处于封闭的状态，金融市场主要受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渠道不是特别通畅。这也是我国能够抵御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当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完全市场化后，资本市场放开后，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将融为一体，我国金融市场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金融风险将会有更广泛的传播性与传染性，影响也会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机构市场风险与我国税收安全 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主要以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正常经营管理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由于经营管理存在问题，再加上监管落后，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人民币汇率改革后，金融中介机构将会面临更多的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将会面对市场化的利率，汇率风险，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收益，另外随着金融机构逐渐趋向于混业经营，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风险，这将势必影响到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四）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产品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汇率体现的是一国货币对外的价值，物价体现是一国货币对内的价值，因而对于一个开放度有限的国家来说，物价还是主要受国内供求和内部经济因素变化的影响，随着一国开放度的不断加深，外部因素，特别是汇率因素对物价的影响才会逐步加深。 具体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影响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采用VARs（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人民币汇率贬值将给国内物价带来通货膨胀效果的结论。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以贸易额为权重的名义有效汇率变动是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名义有效汇率贬值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国内物价上升0.3个百分点。“ 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国内物价变动将导致我国产品市场价格和企业格局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五）人民币汇率改革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宏观政策方面，我们所考虑的不仅是国内市场的均衡，更综合考虑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均衡政策选择考虑内外两个市场的相互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