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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散文诗歌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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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散文诗歌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地人关系即环境伦理对文学具有深刻的构成性影响。陕西三大代表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其人其文在气质个性、创作理念、叙述主题、人物形象、文本风格等方面所凸显的种种歧异性,均可从他们所成长的不同微观文化环境,即自然地理分野与精神气候差异两方面找到原因。相反地,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学文本又证明了乡土文学文化构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并使它与都市叙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键词:自然地理;精神气候;生存文化;礼俗文化;多元文化Abstract:Environmental ethics,namely,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land,has deep formative effects on literature. Lu Yao,Chen Zhongshi and Jia Pingwa,th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Shaanxi writers,differ prominently in personality,idea of writing,narrative theme,image of literary character and textual style,which can all be accounted for from the different micro-cultural environments in which they grew up,that is,division of physical geography and difference in spiritual climate. Accordingly,various literary texts of regional features demonstrat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literary culture,which stands out as a striking contrast against the stereotypical westernized experience of urban narration.Key Words:physical geography;spiritual climate;culture of existence;customary culture;diverse culture19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于作家所属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力量,这就是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三元素”说。其中,“时代”特征,被用来从宏观的角度解释一些文学现象的“整体变化”是颇为有效的,但生活于不同微观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其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规范带有明显的歧异性,这种差别性给出生于不同地域的作家及其文本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因此,在我国也有不少评论家提倡文学创作的地域特色和文学批评的地域文化视角。比如“五四”时期,周作人便最早注意到文学的地域特征:“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有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1]在当代,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从地域文化的视野对文学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阐释,特别是由严家炎任主编,王富仁、钱理群、凌宇任副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型系列研究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以集束炸弹的形式,呈现了当代学人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所达到的较高学术水准。这样的研究方法,有人称为文学地理说,有人称为文学地缘说,还有人称为作家地理说的,但不管名号如何变化,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即关注地人关系即环境伦理对文学的构成性影响。凡此种种,均为笔者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批评实践方面的借鉴。在这个前提下,用种族、环境的不同来解释一些整体文学格局中明显带有地域色彩和独特文化内涵的文学现象及其成因,应该说是比较可靠和科学的方法。陕西境内从北向南由横贯东西的两大山脉乔山和秦岭分为三大地理板块,这三大地理板块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人文伦理,分别孕育了三位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从而也使陕西的文学地理呈现出清晰的三大板块结构。三作家中,路遥和贾平凹分别来自陕北黄土高原和陕南山区,陈忠实则是关中人。自然地理分野不仅给他们提供了迥异的山川风物、四时景致,也先天地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生理和遗传因素。但原生质的第一自然元素,给人们的精神影响只是浅表层次的,而生发于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的“第二自然”(文化景观)如风俗习尚、心理定势、思维习惯以及道德标准、审美趋向等这些意识评价性元素,才是更为根本、潜隐的制约因素。“第二自然”也被称为某一地域的“精神气质”,泰纳在《艺术哲学》中称之为“精神气候”,认为精神气候由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构成(社会环境包含“时代”因素),也即环境和气候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两个层面,笔者对此深表赞同,而这正是本文所有分析论证的出发点。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陕北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游,西部是陇东、宁夏,东部为黄河、晋西大峡谷,北接毛乌素大沙漠和蒙古草原,处于黄土高原向蒙古草原过渡地带,再加上年降水量极少,属中温带半干旱气候类型,因此,人们选择了适宜生存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处于这种过渡地带,使陕北“既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争夺的‘前沿阵地’,又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2]历史上,由于战争的作用,陕北曾出现过几次大的民族融合高潮,经考证,“对塑造陕北群体人格影响较大的民族应有三支:商周时的戎狄,秦汉、魏晋时的匈奴,唐宋时的党项羌”[3]。这种多民族的杂居和交融,使陕北文化在其构成上,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和丰富性。陕北在历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如周、秦、汉、唐时代,一直作为都城的屏障和军事要地而被统治者经略,但在战争结束失去边关作用后,统治者便无心治理与经营了。宋明以后,大规模的砍伐森林使这里的土地水土流失严重,日益荒漠化,形成了黄土高原山荒岭秃,沟壑纵横的地表特征,这种地表特征使得陕北道路崎岖,交通不便,成为封闭的块状结构,很难与外界及时沟通信息,因此“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儒家文化在这里的禁锢相对松弛。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冲突、碰撞与重组,儒家文化渗透力的相对轻浅,使这里的原初文化具有古老性、浪漫精神和诗性气质。我们从陕北剪纸和年画的用色(强烈、饱和、艳丽、明快)、安塞腰鼓的惊天动地、信天游的悠远抒情中均不难感受到这点。这种过渡地带的精神气候使陕北的民性具有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性格特征:既充满了自由、勇毅、野性、剽悍等外向型特点,又有由地缘位置所导致的保守、内向、封闭等质素。这种性格中的矛盾在路遥的个性中有突出的表现:路遥的性格中,既有理性、保守的一面,也有浪漫、奔放的特质,因此,评论界公认路遥是个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从总体上讲,路遥能够对叙事进行理性运思,但那种热烈的感情还是会时时按捺不住地胀破理性框架,流溢出来,极大地影响着路遥在文本中对爱情关系的处理和情节的设计。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让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田晓霞以及医学院大学生金秀先后爱上了煤矿工人孙少平;让金波长久地痴心等待一个只有短暂的精神关联的藏族姑娘。这些对爱情故事的设计,很难使我们轻易信服,因为它不太符合生活的真实逻辑,经不起理性的推敲,是天真的梦幻和一厢情愿,但是却充满了浪漫气息和诗性气质。再就是,路遥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以柳青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进行一定的突破,但总体上在创作手法、创作理念和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方面的保守性,是很明显的。草原文化中张扬、率性的一面,使路遥的潜意识中形成了“英雄崇拜”的情结,外化为文本中一系列坚强、阳刚、百折不挠的“硬汉”形象。这种冒险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品格,在路遥作为一个作家,为自己树立高远的文学理想,甚至以身殉梦的人生历程中也可看出。同时草原文化不像儒家文化那样歧视和压迫女性,女人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很高,也影响到路遥笔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人生》中的刘巧珍、《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都带有“母亲”这一情感和形象原型,使路遥的爱情描写包含着母性爱的文化心理内涵。追溯原因,当与游牧文化对女性的尊重与推崇有关。当然,对这一现象进行原因探寻,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比如,有人认为这种现象与儒家文化心理积淀有关:“在长期封建意识因袭之下,中国广大妇女处于重重压抑之下,尤其在爱情心理上缺乏舒展的自由,……而文学终究要受到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我国旧小说、戏曲中很少对女性性爱心理的坦率描摹,却常常以仁义道德为思想背景,表现母性的所思所爱,即为证明”[4];也有人认为这与陕北生存文化和路遥由童年不幸经历导致的特殊心理需求有关:“陕北农村贫穷落后,生存是第一需要。在陕北农民的婚姻观念中,女性应该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角色,在田间地头是一个好帮手,在家中要承担抚养孩子、做饭、缝衣服等家务活。而且由于丈夫在体力劳动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所以妻子们总是把自己的男人像娃娃一样疼爱……在路遥深层意识世界中,也多少受到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进而影响了他笔下爱情描写的整体面貌。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家庭出身、生活遭际对路遥心理的影响。路遥是一个天生情感极其丰富的人,但他心灵深处强烈的感情要求和现实的感情亏欠又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在他七岁那年,由于家里十分贫穷,孩子太多,父母无奈把他过继给延川的伯父,没能充分享受母爱、兄妹爱。……他所描写的那些充满母爱色彩的美好温馨的爱情,或许就是为了求得心灵的慰藉。”[5]也许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因为一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在此聊备一说。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的自由、随意的生活方式对陕北人的生活观念也产生了深层的影响。陕北人不像关中人那样安土恋家,而是对土地有一种叛离的心理倾向(这与陕北自魏晋以降战火连绵、灾害频仍,自然环境格外严酷,当地居民生存超常艰难这一现实处境有很大关系),这在信天游对“出走”与“寻梦”这一族群的集体冲动的反复吟唱中已得到清晰的呈现。这种“出走”与“寻梦”意识同样也在路遥的意识深处有所积淀,由此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高加林那颗欲挣脱土地而不得的痛苦心灵以及为逃离土地而不惜牺牲爱情的决绝心态;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抱着闯荡世界的雄心壮志,历尽艰难,对命运不屈地进行抗争,宁肯当揽工汉和煤矿工人,过飘泊不定的生活,承当繁重的体力劳动也不肯回家,在哥哥的砖场过较为容易的生活,也与这种族群的“出走”与“寻梦”冲动不无关系。此外,陕北的地力对陕北人的文学创作和陕北的原初文化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它孕育了陕北独特的民间艺术:信天游、唢呐、秧歌和腰鼓。这些民间艺术的共同特色是极富抒情性和力度。这些对路遥小说的民俗描写、取材习惯、甚至叙述风格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信天游的两大主题:生之艰难和爱之痛苦也是路遥小说一以贯之的两大主题;信天游的精神姿态:对生存苦难的正视和面对苦难的豁达态度也转化为路遥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文化姿态;在作品的叙述过程中,路遥常常情不自禁地站出来,对笔下所涉人事进行坦诚和毫无保留的议论,使他的叙述声音充满激情。即使在景物描写中,也不像陈忠实那样不动声色,理性客观,而是情景交融,夹叙夹议。这种粗犷奔放的风格,与陈忠实所体现出来的温柔敦厚的汉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非常鲜明的,路遥小说的雄阔大气和诚挚、浪漫,极富感染力的审美效果,均能在这些民间艺术的特质中得到相当的说明。另一方面,土地的贫瘠、气候的干旱、生活的苦焦,使陕北原初文化带有鲜明的生存文化、民间世俗文化特征,这种特征使路遥的创作无法超越对现实生存苦难的专一关注。陈忠实的出生地关中平原西起宝鸡,东迄潼关,东北有黄河、渭河蜿蜒于中部,南有秦岭山脉阻隔,位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又称渭河平原。这里土地肥沃,降雨丰沛,自然条件相当优越,适于农耕生产;从宏观地理条件来说,关中处于四关之内,东西南北分别有潼关、散关、武关和萧关,四塞强固,被山带河,一马平川,既利耕作,也便交通,因此“秦中自古帝王都”,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先后在这里建都,长期处于政治文化核心区域,农耕文化积淀深厚。在农耕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占主流地位,尤其是在帝王之都,这种主流文化具有极强的整合功能和渗透力。在漫长的历史迁延中儒家文化逐渐发育成熟,对整个民族文化都有深远的辐射性和统摄性,相当长时期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和主体而存在,带有根性文化特色,同时其宫廷式的贵族文化、官方文化、经典文化的特色也相当鲜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地域的精神气质也包括地域日常生活的格调和品质,而官方文化、贵族文化如果不能民间化、日常化,是无法传之久远的,因此,在关中地区,官方文化经过充分民间化和日常化之后,以宗法家族文化和礼俗文化的面目、乡约、族规的具现形式出现,并且渗透于关中人的深层文化心理之中,制约着他们的风俗习尚和日常生活,形成了民性之中礼让、淳朴、厚道而又不失古板、僵硬的特质。陈忠实的《白鹿原》对此进行了非常到位和详尽的描写,其中,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便是典型的宗法家族文化陶养出来的理想人格的具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乡约、族规起着无处不在的规范和威慑作用,并常常对生活于白鹿原上的人们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既保障着一方的稳定与秩序,又不时露出它残酷和戕杀人性的一面。关中文化从周秦时代开始便洋溢着一种务实、进取的精神气质。周人和秦人作为弱小部落,能够最终完成政治大业,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依凭的是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这使关中人形成了重功利、崇实效的实用型价值取向模式。北宋时哲学家张载和其弟子创立了“关学”,探讨了一些理学命题,提出了“气本论”学说。但“关学”并不以理学思辨见长,而是以其重视实际、躬行礼数的朴实学风著称,在关中民间素有“家遵东鲁百代训,世守西铭一卷书”的家训,将张载和孔子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张载在关中民间的地位之高。“关学”的广受欢迎和深刻渗透,加剧了关中文化务实、功利的特点。陈忠实自从走上文坛以来,一直致力于书写他所熟悉的关中农民及其乡土生活,面对文坛各种思潮、主义波起云涌、眩人眼目的热闹景象,不追逐时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甘于寂寞,终于写就巨著,这种稳健、成熟的创作心态,极其显著地体现了关中文化的这种务实特点。此外,在陈忠实的文学观念中,非常看重文学的社会意义,他前期的创作自不待言,就其表面看,超越了阶级和历史局限的《白鹿原》,其史诗追求、宏大叙事以及作家对本文“死后可以当枕头”这种接受效果的预期,都带有不言自明的功利性。关中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和务实的文化精神传承,使关中人形成了以农为本的“重农”和“土地崇拜”意识。“重农”意识对陈忠实影响很大,多年以来,他一直以关注农民,以书写农民的遭际、命运与心态为己任,创作题材始终没有宕开土地和生活于土地之上的农民,而“土地崇拜”在《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白嘉轩生活的目标和乐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尽量多地占有土地。为了巧妙地以劣地换取鹿子霖家的几亩水田,白嘉轩用尽心机。对土地的崇拜和相对殷实的生活,使关中人形成了安土恋家、重在守成的心理倾向,与陕北人“出走”与“寻梦”的集体冲动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心理倾向同样在《白鹿原》中有细致入微的展示。关中文化由于长期存在于政治中心区域而带有权威性和正统性,因此儒家文化对人的控制也比较有力。儒家文化的理性色彩、秩序感和对现世的关注给生活于此一地域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处世方式以极大的影响:陈忠实属于理性——感情型作家,性格特征明显地带有关中文化的印记。他不似路遥那么热烈、直率甚至一览无余,他含蓄蕴藉、内敛深沉,能够极有分寸地以理性统驭自己的感情流动,在叙述风格上,客观沉稳,全知全能。陕西民间戏曲“秦腔”,因为曲调舒朗,唱腔高亢粗放而被称为“高腔”。秦腔作为生发于秦川沃土的戏曲,最能充分体现秦人性格,其道德伦理化叙事,说教劝诫、扬善惩恶的功能模式,对陈忠实《白鹿原》中的人物塑造、情节建构均有明显影响。《白鹿原》中花费了不少笔墨写到麦收后各个村庄轮流请秦腔戏班演出的风习,文本中不仅有对秦腔曲目的熟稔介绍和人们争相观看秦腔的热烈气氛的渲染,而且白孝文观看秦腔还直接为鹿子霖策划、田小娥实施的圈套得以实现提供了绝佳的契机,由此使观看秦腔这一风习成为文本情节得以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和推动力量。秦腔中有相当部分是历史故事,对陈忠实的历史关注和历史思考也有一定的影响。贾平凹来自陕南商州山地。商州居于关中和陕南之间,属过渡地带,也是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地。纵贯商县、丹凤、商南的丹江经荆紫关流入汉水,再流入长江,属长江水系,亚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足,年均气温较高。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使商州兼具四方风脉,又别有气韵。山岭拔地而起,湾湾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分明,山川地形、朝夕阴晴变化极大。商州的山水结聚精光灵气,虽然没有关中的淳厚、朴拙和陕北的粗犷、辽远,却自有一种清奇和钟灵毓秀。山水的灵秀最能培养人的灵气,因而贾平凹在三作家中最有灵气,悟性最高。这种环境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贾平凹在三作家中想象力最为丰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在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如《高老庄》、《怀念狼》中表现最为明显,虽然有不少批评者认为这是贾平凹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学习的结果,但地缘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里很多地方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而这里的人们野性未泯,性意识比较自由、坦荡,这在贾平凹不少作品中都有体现。这种过渡地带使商州的民性既有关中人的质朴、淳厚,又比较灵活、通脱,潇洒、浪漫。正如贾平凹研究者费秉勋先生对贾平凹的性格、气质的评价:“贾平凹有着文秀温雅的南国气质,也具备关中人厚道的一面。商山丹水培育了他诗人的气质,经黑龙口流入的关中民俗也制约着他的情思。”[6]9实际上,这种婉约派词人的才情,究其地缘上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商州属南方文化圈,因此商州人更多南人的阴柔之气,男人较细弱,与北方人的刚健、质朴不同。这样的群体性格特质,折射到贾平凹身上,便是他比较擅长、也更有兴趣书写一己的喜怒哀乐,艺术感觉细腻生动,情感丰富柔婉,属主观型、表现型作家。当然,我们说,路遥是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陈忠实是理性——感情型作家,贾平凹是主观型、表现型作家,也许有些失之于简单。比如,李建军认为,陈忠实的性格特征是“宁静”[7];费秉勋认为,贾平凹的心理特征是孤独内向,性格特征是羞怯与执拗的统一:“……这样说来,他该是怯懦而少刚气的了,其实不然,他有着内在的顽强和坚韧,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他的性格是外柔内刚,并善于以柔克刚”[6]11。是的,每个人的心理和性格都是复杂的,有着多面性和多重性,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归纳都有可能流于简单,挂一漏万,我们如此评说,也同样不能避免这样的局限。贾平凹曾对川端康成作出剀切的评价,其中不乏夫子自道的况味,用来说明他自己的特点反倒是最为准确的:“拿手的是写日常生活中微妙的感情的东西,靠的是感觉,靠的是体验,而不是靠横的即知识面广赢人”[8]。且不说他那些真诚倾诉自己的人生感悟、命运遭际和心灵起伏的散文,就是极力追求客观性的小说这一文学种类,在他的笔下也成了以实写虚的载体,极具象征性、写意性、表现性和寓言性。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确如此,这种较多柔性的气质,使贾平凹的小说和前期散文以妩媚、清丽、细腻为人称道(贾平凹后期散文超越前期散文的唯美幼稚,走向憨拙大气,追求“汉唐气象”和浑然天成,与他在关中长期生活,受汉唐文学艺术精神浸润与启发有关)。商州的地形与气候特征似乎培养了人的善变。与路遥的固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陈忠实对现实主义的有限度的改进与调整不同的是,贾平凹始终活跃在当代文坛的风口浪尖,意欲穷尽一切可能地进行形式探索,他的多变,被一些批评家概括为多转移、多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尽管这种形式探索的幅度还不够大,但与路遥、陈忠实相比,还是更具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由于在铁路开通之前,商州是关中通往东与南的主要通道,贾平凹家乡的县城龙驹寨是个水旱大码头,很早沿丹江河人民就有商贸往来,因此较之关中、陕北“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百姓较有商业意识,善于经营。这种商业意识在贾平凹文化心理的根子上种下了胚胎,一旦时机适宜,就会破土而出。这也是贾平凹的《废都》之所以开中国当代文学商业化写作先河的族群文化原因所在。三省交界之地,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在商州的交汇,实质上意味着中原文化、秦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融,因而商州文化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直接导致了贾平凹文本中文化成分的驳杂。文本中多元文化的交织、并存,既给他的作品景观带来多重维度和丰富内涵,也使文本意蕴和作家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暧昧不明、游移不决,这说明贾平凹还缺乏对各种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消化,从一个超越的角度来批判、质疑、审视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自觉意识和气度。楚文化中道家的老庄思想、浪漫奇诡的屈骚传统、阴阳家的五行术数思想等对贾平凹影响极大。老庄思想对贾平凹的影响非常之大:“庄周梦蝶”的典故不仅直接化作了《废都》中主人公的名字,其颓废、虚无的心理感受更是打上了道家的思想底色。贾平凹在90年代以后,非常注意创作前心境的澄澈、空明,反复强调“虚静”、“坐忘”等养气和体道方式,并有意识地以此作为自己的审美观照方式,从中不难看出他对道家思想的浸染之深。庄子哲学中的“齐物论”使贾平凹能够以万物平等的观念来看待万事万物。在《怀念狼》中,这种平等观念化作了叙事视角的多重出入与变化,打破了人与动物、自然界之间的畛域,使得文本中人物的活动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种万物平等观念引申到哲学层次,便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伦理,与路遥、陈忠实所信奉的本质主义有明显差异。此外,道家的淡泊精神用来解释贾平凹后期创作的边缘化态势和文学观的非功利特质应该是相当有效的。楚文化中的崇巫尚鬼之风,表现在民间,便是这里迷信鬼神之风甚炽,人们普遍相信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感应,神秘文化盛行。贾平凹曾自述:“我从小就听见过和经历过相当多的奇人奇事,比如看风水、卜卦、驱鬼、祭神、出煞、通说、气功、禳治、求雨、观星、再生人呀等等,培养了我的胆怯、敏感、想入非非、不安生的性情。”[9]这种民间风习不仅培养了贾平凹的一些上述性格特点,而且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题材来源,强化了他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也直接影响到他小说的氛围与风格。这种心—物�交互感应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超常认知的思维方式,它根源于原始巫术思维,又与现代民间信仰思维的灵—实(心—物)交互感应相互联系,它使思维主体能够敏锐感受和直观把握认知对象,减略无需认识的概念、推理和判断过程。”[10]贾平凹的思维方式也有这种特色,这使他对蒲松龄“谈狐说鬼”类故事容易产生情感契合,并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文本中一再描写各种超自然现象,使文本极具神秘色彩和诡魅格调。李建军先生曾经分析过陕西三大地域板块的精神气质差异:“黄土高原型精神气质具有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纯朴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诗意感。它与陈忠实受其影响的关中平原型的精神气质不同,后者具有宽平中正的气度、沉稳舒缓的从容,但在道德上却显得僵硬板滞,缺乏必要的宽容和亲切感;它与贾平凹等陕南作家受其影响的山地型精神气质迥然相异,后者属于这样一种气质类型:轻灵、通脱、善变,但也每显迷乱、淫丽、狂放,有鬼巫气和浪子气,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价值上的稳定感和重心感。”[11]笔者以为这样的论述基本上是准确的,有助于我们更加到位地把握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其人其文的神髓。这三大地域板块造就了风格迥异的三大乡土文学作家,反过来,各具地域色彩的文学文本又证明了乡土文学其文化构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这使它与都市叙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成为乡土文学大放光芒的重要魅力源泉。[参考文献][1] 周作人.谈龙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2] 吕廷文.试论陕北古代文化的特点[J].延安教育学院学报,1997(1):1-4.[3] 杨蕤.试述陕北文化的形成[J].华夏文化,1998(2):25-27.[4] 应光耀.爱情描写中母性爱的文化心理思考[J].当代文艺探索,1987(5):65-70.[5] 贺智利.路遥小说中爱情描写的文化心理透视[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9):88-91.[6] 费秉勋.贾平凹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7] 李建军.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65.[8]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2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183.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即使后来的逐渐暗淡也并没有淹没他在现代散文创建上的巨大功绩。通过他与鲁迅在“杂文小品”上的大胆尝试与辛勤实践,使这种古已有之的文体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而对美文的倡导与创作,又给新文学开辟出了一块新土地。他的文笔朴素流畅、舒徐自如中略带幽默和轻松,读后给人一种亲切而自然的感觉。 很多学者都曾以科学的态度评价过周作人,谈他的人生态度、文学造诣与历史功绩。谁都不能否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多方面贡献,而更值得人称赞的便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他的小品文创作近千篇,这在我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堪称稀有。这使得人们提起他的名字,便和“小品文”联系在一起,深植于读者心中。 一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的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类。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每种风格又各有自身的特点,显示了他深湛的艺术造诣。 (一)浮躁凌厉 所谓浮躁凌厉的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这类注重了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这又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当时的文艺界中,很多人以满腔热情、激愤之词,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话语,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但却在字里行间、行文之处来评时政,发感慨。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展现的: 第一: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的淋漓酣畅又亦庄亦谐。在《祖先崇拜》这篇一千来字的短文里,周作人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于“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的封建伦理观念”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批判。但他的批判、反抗又自与别人不同,于挑战、评判的态度中又见中庸与平和。对于封建礼教宣扬的那一套虚伪的所谓“风纪教化”,周作人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嘲讽。如当时上海的湘沪警察厅明令禁止携带十岁上下的女孩进浴堂,理由是“有关风纪”。周作人在《风纪之柔脆》一文中写到: 与此段文字,周作人把道学家的这种荒谬与虚伪,看作是特别可笑、可恶的。而且中国人长期在这种假惺惺礼教束缚下,产生了一种更加虚伪、变态的心理,礼教之弊害及非人道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二:在讽刺军阀暴政的文章中,他所借鉴的是日本现代散文家户川秋骨的“幽默与讽刺”的写法,让被讽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却又挑不出刺儿来。属于非常含蓄的写法。因而他自己把这种讽刺的辛辣感比喻为芥末而不是辣椒,也就是说他的文笔称不上是鲁迅那样的“匕首”和“投枪”,但却显示了他人道主义者的正义感。一般情况下周作人都是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充满着一种素朴清淡、别致优雅的风采,但对于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加紧复古倒退的言行,周作人则显示了他个性中不可忽视的一面:尖锐泼辣。尤其对于礼教和妇女问题,周作人总是一改往日的淡然之态而变得格外敏感和激烈。 第三:周作人这种评论的笔触同时涉及了十分广泛的社会现象。触到了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触到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如把妇女从礼教的束缚和大男子的威压中解放出来这一思想,周作人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指出几千年的封建道德所养成的女性观是个极严重的问题,势力很大。到了宋元以后更加重了对妇女的束缚。他在《旧女性观》一文里列举了种种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污蔑不实之词,并加以精辟的点评。对一些率先觉醒,大胆追求自由、解放,进行女权运动的一些知识女性表现出极大的肯定和赞赏。周作人当时的艺术触角对现实的感应还是相当灵敏的,正因为他敏感地接受了生活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发起酵来,才能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见闻,升华为艺术创作。所创作出的檄文,态度鲜明,说理透彻,在当时的最负盛名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发表后,影响很大,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文学批判精神的典范之作。 第四:在对愚昧落后的国民性鞭挞中,由于自身的“绅士气”作怪,使他对中国国民怀有很深的偏见。因而缺乏像鲁迅那样改造国民性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的悲观情绪,因此这即便是周作人所着力的一方面,但却始终未写出一篇好文章来。 这些议论性的散文于平淡叙述中别有一种战斗力量,虽不能以寸铁杀人,却于凌厉之中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意识、盎然的战斗意气。 (二)平和冲淡 周作人前期的散文的确跳动着鲜活泼辣的节奏,但纵观全体呈现更多的是以冲淡为特色的抒情、叙述的散文小品。而当人们提及周作人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种展现他闲适怀抱的“平和”的写作特色。他的文笔不是鲁迅那样的犀利,而是把一种迥异的风格特色呈现在读者面前。若从单纯的艺术审美角度来审视,这些散文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闲适文的极至。其中,无论是从自身态度上,还是从取材上,亦或是多种写作手法上都展现了他的独有的风格,引领着当时文艺界一股清新的写作特色。 1、在自身态度上的平和冲淡 周作人以他真诚、随意的态度形成了朴实自然的作风。前期的小品文无论从取材、立意,以至行文各方面,都体现了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任意而谈、信笔而写的特点,只用平白无华的语言来造成幽隽淡远的意态。 平等、平和的态度还让他所述的对象,“兼收并蓄”,包容各家。这就形成了他散文内容“宽”而“杂”的特征,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生物还是人类,都以朋友的身份待之。如周作人在《苍蝇》一文中,曾对日本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诗歌十分推崇,因为他能“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一”。并且特意举了几首咏苍蝇诗为例。由此可见,他对于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是“疼爱有加”,把它们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去抒写。对待读者,周作人也能保持自己与读者之间人格与心理的平等,形成了其散文委婉、平和、温润的特色。 在平等、平和的基础上,周作人开拓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视野。他把散文写成可细细品味、玩味的“小品” 。不点明主旨,而把文章变成了品味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周作人在介绍他的文章经验时,经常归之为“不切题”,即尽可能的笔随人意,兴之所至地自然流泻。他解释说:“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往前去。”这不仅是行文的自然,同时也是行文的摇曳多姿与迂回、徐缓,表现一种“笔墨趣味”。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出其文章的精髓之处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后期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的态度。因而有些人便把他后期散文所表现的闲适的美也归结为一种消极性,认为他在中国最危急最黑暗的时代,用一种闲适的美来陶铸青年的灵魂,来消磨其斗志。这种在二三十年代相当流行的评论是把他在艺术上对“平和冲淡”的追求和他在政治上的脱离现实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到了今天,读者的看法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历史的前进而有所不同。这种表现性灵、情趣的闲适小品文,出于抒情言志的需求,用最平淡的讲话来包藏深刻的意味。在生活的艺术下展示悠然的心情,体现了周作人其独有的风度与幽闲的怀抱。 2、从取材上显现出的平和冲淡 其散文取材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苍蝇虱子、品茶饮酒、谈狐说鬼、评古籍、玩古董等,内容驳杂,以其趣味性和知识性来吸引人。而且写法随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娇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笔墨的夸张,意蕴深远,需要读者细细品味。《吃茶》、《谈酒》、《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名篇所写都是平平常常的事,平平常常的生活,虽无多大的思想意义,然其中另有一番情趣和哲理,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他所看中的是通过平凡的事物的描写来抒写自己的情怀,这是周作人的生活艺术在他的言志小品中的表现。这种将雅趣与野趣融合,提炼而成的闲适冲淡的艺术趣味,是周作人散文的个性和灵魂。一切都贯注着周作人的艺术趣味,一切都因艺术的精炼而冲淡平和,连“杞天之忧”也只是淡淡的忧思,连写初恋也只是淡淡的相思。这就是周作人独立于人生的“人生艺术”,一种有着鲜明风格、自我表现的言志的艺术。而在这类散文中,也展现了作者学识之丰富。试想,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没有接触到广泛的生活,怎能写出如此生趣盎然的作品。虽然后期的散文有“掉书袋”之嫌,但足可见作者的渊博学识。 熟悉周作人散文的人都会发现他散文中有一种题材最引人注目,那就是“风”和“雨”的意象,感受着“雨天”的阴沉,风雨之苦寂,这些“水”的哲学让周作人思考忧虑了一生,他的不少散文就是这种思考与忧虑的结晶,而且水的外在声、色与内在性格、气质也深刻影响了周作人其人、其文。而其散文思想的澄明,色彩、气味的清淡,情感的温润,无不联系着“水”。在某种程度上,周作人的散文已经与“水”融为一体。在他的《雨天的书》里,这带着“水气”的文章显现了作者本人的超脱和冲淡。朱光潜评价为:“在当时的散文作家中,除周作人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作得如此清淡的小品文字。”并把这种隽冷冲和的风韵归结为三个特点:清、冷、简洁。其中“冷”是他最显著的特点。文章的冷正是作者心情之冷、人生态度上的冷的写照,这是与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对各种“热”的否定,否定当时的热血与热情,预示了他日后的隐士之路。 3、与平和冲淡相辅相成的特色之笔 首先是简素的特色。美文这种极具艺术性的散文小品,被周作人概括为“真实简明”的。“真实”便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简明”则是对文字的要求。既名为小品,篇章必然大多短小简洁,在《知堂说》这篇“小品”中,全文连标点符号在内还不到一百四十字。文字不事藻饰,却确有他一向追慕的含蓄耐读的“简单味”,简素与平淡显得十分和谐。而周作人自己也曾说,他欣赏日本人“在生活上的爱好天然,崇尚简素”。这八个字也正是他自己在文学艺术上的理想。这里又有许多内容,如不求华绮,不施脂粉,本色天然.又如不夸张,不作态,不哗众取宠。又如不谈深奥理论,只说平常道理,而有平易宽阔气象。又如不求细纹密理,不用细针密线,只求大裁大剪,粗枝大叶,却又疏劲有致。凡此都是周作人主张的天然简素之美。他又把这一切概括之曰:“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 关于初恋的回忆,通常总是浓的,而周作人回忆的初恋却要说:“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如此极力淡化感情,是根于他整个的人生审美标准。此种审美标准,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其次是腴润的特色。以极短之文达到极淡之美的风格使他创作了许多出色的作品。 然而这种平淡不等于枯槁,相反地倒是要腴润,用腴润的笔将并不腴润的事物写得丰满起来。首先,在内容方面,他在作品中融进了胸襟气度的宽厚,融进了对生活的广泛兴趣和广博知识。在《雨天的书·鸟声》中即使干枯的鸟声也写得很有情致。如: “老鸹,乡间称为老鸦,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鸟。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听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有一些春气。唉,唉,听那不讨人喜欢的老乌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罢。” 这是作者的迎春望春的心使他腴润了。又如,《知堂说》区区一百五十字几乎一句一个转折,写得低徊趣味,简短而不单调。周作人文章的清淡而腴润,还表现在雍容淡雅的风神上。他善用长句子,若断若连,结构松散中最能表达委婉曲折的语气,纡徐荡漾的意境,雍容淡雅的风神。他的清淡和腴润的对立统一,是清淡而不寡淡,腴润而不肥腻的独特的风格特色。 再次是诙谐的特色。助成平淡腴润之美的,还有诙谐趣味,周作人早期的散文常常能将战斗性和谐趣统一。他写到一个抽鸦片的人,“穷得可以,只剩下一顶瓜皮帽前边还烧成一个大窟窿,乃是沉醉时把头屈下去在灯上烧的,可见其陶然之状态了。”这种诙谐使人微笑,也使人想哭。有时他出诸反语,正话反说,因此有相当浓郁的幽默味。诙谐幽默的字里行间,读者感觉到作者的智慧与技巧,体会到周作人笔下一股时隐时显、时浓时淡的苦涩味。这又正是真率自然的周作人自我心境的流露。 最后是辛辣的特色。周作人的散文固然力求和平委婉,但是决断痛快之文,尖锐泼辣之文,剑拔弩张之文,仍然不少。如那种极端诙谐的明显的反话,那甚至己超出幽默的范围,而是在痛心疾首的说话了。这种辛辣的成分异于平淡腴润的成分,调和在一起,然而并不改变平淡腴润的风味,其诀窍在于适度。就是说, 往往通篇平淡之中,间或有那么几句话、一小段,是相异至相反的风味,但马上能收回来,这就是适度。他正是极力追求这种绅士风度,虽然往往并不止于“略一回顾”,回顾之中还会说几句,甚至骂几声,但总是注意很快端正坐好,这样的绅士风度便显得不呆板,不单调,有变化,有活气。 二 (一)受日本俳句影响 周作人的美文这种简素质朴,冲和闲适的风格是与日本俳谐的影响分不开的。这些日本文化艺术给予周作人的启迪是使他的审美理想加浓了东方本色。他视日本文化为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比较、参证、印合和相互启发,有力的促进了他消融西方影响,向东方传统艺术审美理想渐进的完成。 俳句的那种“隐遁思想与洒脱趣味合成的诗境”和“禅味”,在周作人那田园诗般的“美文”中时有显现。周作人曾经说到日本俳句的三种境界:“一是高远淡雅的俳境,二是诙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而他自己显然是更倾心于融“雅趣”与“谐趣”为一体的第三种境界的。他在给人的书信中,描写香山古刹的“长闲逸豫”的情景,本意在表现寺的静和僧人的闲,却以寺院不求静,僧人不图闲的描写,使闲寂的意境达到了极至,而且又显出一种生气来。这或者可以说是此时有声胜无声吧?不禁令人想到贾岛的那句“僧敲月下门”的意趣。可以说,周作人艺术审美情趣中闲寂、苦涩、诙诡、忧郁的色调,大半是从日本文化艺术中化转而来的。 (二)与佛教文化的渊源 “苦”在佛教中被列为“四谛”之首,称为“苦谛”,是佛教的精义所在。 在周作人的文章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种苦味,他是以一种苦闷的态度去描写人生,写出那清贫寒素的生活之美。这是与佛教“苦谛”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虽然他没有直接谈到佛教文化的消极体验给他带来的苦质情绪,但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明显的,那便是他喜欢用苦来命名他的文集、居室等。在其自名为“苦雨斋”的住所里创作出《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还有文章《苦雨》等。每一个苦字的出现都蘸满了苦质成分的汁液。既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又是一种灰暗的价值评判,因此形成了他特有的清冷苦涩的风格。 周作人的这种苦质情绪的滋生有他人生诸多暗淡感受的累积,也有佛教文化的时断时连的渗入。佛教从问题出发而创立了“苦”的理论;初衷在于把人生从苦海茫茫中解脱出来。由于它是根植于人生的问题,因此它很容易变成人们观察、思索人生与现实的一种态度、观点、方法。周作人即是从“人”的角度在感受现实、认识现实。以“吃苦茶”寄寓着内心的苦味,对现实的黑暗他感到苦,对朋友的离别同样体验到一种离别之苦。纵观他的人生轨迹,苦质情绪总是时淡时浓的重压着他,以致于在这种佛教文化的影响下的消极体验,最终是一片未能消逝的阴影,影响了他后期的人生道路。 作为一个思想家型的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往往包含着文化、社会历史审美等多种价值涵量。而对于形成周作人散文艺术特色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他的审美观。他作为京派重要代表人所追求的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就是崇尚和谐、崇尚节制。他的全部散文创作体现着一个鲜明而矛盾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他向往冲淡闲适,爱好天然,崇尚简素,不喜欢强烈的感情,不喜欢夸张,尤其憎恶作态,喜欢平易宽阔,不喜欢艰深狭窄。在这些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朴、涩、重厚、清朗、诙谐、委婉、腴润等。然将这一切统驭起来的就是他的中庸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让他的两种似乎矛盾的特色统一起来。而他又多次声明自己的中庸主义并不是中国儒家的中庸主义。他心目中最高的美是古希腊的均衡节制之美,认为它是调和了智慧与美的艺术。他用“中庸”这个中国哲学范畴来表达之。在散文艺术上,毕生追求这种中庸之美。而在真正选择人生道路时,他又何尝不是追求这种中庸之美。他胸中自有强烈的愤慨,却从不以激进的方式表达之。当真正需要拿起武器针锋相对地指向敌人时,他又显得退缩了,回归到田园生活中。他自己认为“文学不是实录,而是一个梦”。周作人正是带着这种佛教、儒家思想相互渗透的人生哲学去完成他的隐逸之梦。同时,在他所描写的田园风光中体现的形式感和美感,为更多没有名士气而又闪避现实的新进作者所亲近。上文所列出的周作人散文中种种艺术特色,各种意匠经营,全都可以统一在这极复杂又极深刻的中庸之美的追求里面。他的一切成功,都是中庸之美得以实现的成功,并且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直起着巨大的影响。 结 论 作为五四时期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作家,周作人以其独特的风格特色感染了许多读者。本篇论文就是针对其散文的“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个特点进行详细的阐述。他前期杂文主要体现出了第一个特点。美文首创之后,他文笔的特点逐渐侧重平和冲淡,并以此为基础与简素、腴润、诙谐、辛辣等多种特色相交织,形成了一种清新的写作特色。 初探其散文风格,总是疑惑在他的散文中何以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统一在一起。二者是怎样的辩证关系。后对其文化心态及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因素的探究,了解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他的文艺思想中有“绅士气”与“流氓气”两种思想,形成了平和与浮躁两种不同的风格。但在其它综述中,对其作品与外国文学,特别是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的关系上介绍甚少,外国文学对他的文艺思想,文学写作的影响也只是作了概述,没有详写专论。 因此,本篇论文在这一点上做了论述,对形成其风格的多方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可见,周作人之所以会形成此种风格是与日本俳句之影响,佛教文化的渗透及自身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

【周作人】 (1885~1967)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周作人出任伪职成为汉奸是一个历史事实。 最近读了抗战前周作人的文集《谈虎集》。这个周作人与日后成为汉奸的周作人怎么也不象是同一个人。几年前,有报道说李葆华等同志出面为周作人当汉奸的历史事件辩护,认为当时周作人出任伪职是根据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意见而非本人甘当汉奸,但旋即又被有关方面否定。但从中原因,我以为并非空穴来风。读抗战前周作人的文集《谈虎集》后,我有以下观点,请大家批评指正。 首先,周作人与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烈士(中共主要创世人之一)关系密切,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确实关心与帮助过李葆华等人,并在抗战时设法把李葆华等人送到延安。 第二,周作人的思想左倾。当然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也是一个充满无政府主义思想,或者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当时的北洋军阀的报纸曾经极尽污蔑之能事,而周作人却对李大钊非常崇敬,撰写文章为李大钊辩护,矛头直指北洋军阀。(见《谈虎集》) 第三,周作人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北伐后,国民党清党时,周作人是当时反对国民党屠杀爱国青年的少有的几个著名学者。在这点上,他比蔡元培、胡适要强得多。当然比吴稚辉这类积极鼓动清党的反动文人不知强多少倍。而其兄鲁迅也不及他。虽然当时他在北平,甚至还是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他能著文抨击。(同见《谈虎集》) 第四,周作人虽然娶日本女子为妻,但在抗战前是非常反日的。当时北平的日本办的汉文《顺天时报》一直是周作人的抨击对象,认定它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一张机关报。(同见《谈虎集》)

因为文章的需要,周作人的《两株树——草木虫鱼之三》要大量引用文献资料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名气很大,确实名不虚传。他在理论上对文学有三点贡献是别人无法取代的。一是他最早准确地意识到新文学的本质,那就是“人的文学”,将新文学的“人性”与旧文学的“非人性”区别开来。二是他最自觉地意识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他的《美文》实际上表达了这个意思。因为大多数议论性的文章并不属于文学,只有那种具有艺术性质的议论性文章即美文才能算是文学,将文学与非文学作了区分。三是他自觉地意识到文学的个体性质,他在《个性的文学》指出了文学的个性特征,将千文一面的文学和独一无二的文学作了区别。三篇文章,层层递进,可以看出周作人对文学确有精密周严的考虑,这在五四时代是罕见的。

1921年,周作人发表《美文》一文,将那种以抒情叙事为主的艺术性的散文视作美文。

周作人的《俩株树—草木虫鱼之三》中的第一段表明了周作人怎样的人生观

周树人和周作人绝交直接原因是周作人的妻子。

经济纠纷一说则是主流分析。

周氏兄弟母亲鲁瑞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

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笔者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扩展资料:

举家搬到北京后,八道湾从鲁瑞改为羽太信子当家,兄弟挣钱一起花。鲁迅除了留点零用钱外,绝大部分收入都交给羽太信子。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气愤地写道:“没想到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

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

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

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

对于太太的大手大脚,“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

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周作人也曾经和羽太信子吵过,但羽太信子一旦装死,他就立马屈服软了。

苦的只能是鲁迅,兄弟两人每月600多大洋(当时这不是小数目,相当于现在的6万元)的薪水都不够用,周作人又当甩手掌柜,只好鲁迅四处借债。

鲁迅曾和许广平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

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

此景此情下,挣钱主力鲁迅对花钱主力羽太信子很不满意,有所微词在所难免。

而羽太信子对鲁迅呢?鲁迅好友、与周作人在日本有过同住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因此,鲁迅与羽太信子的矛盾冲突便不可避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鲁迅

1223年7月24日开始,鲁迅和周作人一家分开吃饭。又过了5天之后,周作人捧着一封写好的信,走到前院鲁迅的屋里,要求从此跟他断绝往来。鲁迅让他当面作出解释,可是他回过头去,慌慌张张地走了,以后就始终避不见面。

《苦雨》赏析如下:

是一篇“借物咏怀”的文章,“苦雨”很能代表当时作者的心境,借着回忆、想象以及叙述,各种各样的“雨”被搬到笔下,写得相当自如,而整篇文章始终笼罩在淡淡的哀愁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使用的是“书信体”,借着这一“私人化”文体,叙述更显得娓娓而谈。

苦雨虽是手札,但写得极为出色。对于雨的不同时间地点,所产生的那份不同的心境,作者的笔下一如那无声的雨,平缓的流露。

依旧是带着故乡的深情来描绘,特别是在北京家院中夜来听雨的那段,写得极为美妙,怡静,仿佛是听到檐下滴水的清脆叮咚声,水漫进房时的潺潺欢声,还有蛙虫的欢鸣声和小孩子的打闹声,这一切多亲切又多自然。

扩展资料:

周作人和周树人失和:

绝交始于一封周作人写给鲁迅的绝交信,信的最后两行是这样写到: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鲁迅看到信后感到莫名其妙,同时气愤至极,鲁迅在日记里记录了,甚至当时还动了手,别人误会偷看弟媳洗澡 ,后来变得恶语相向,鲁迅在那个家里实在是没法待下去了,就又花了800大洋在别处租了一个院子。从此失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苦雨

说周作人是汉奸的原因:

抗战胜利后,群众对惩处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周作人自视本人为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遂以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出狂言连带警告性地说:“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

另外,周作人还参拜“靖国神社”,被 *** 批为文化汉奸。

扩展资料:

周作人的历史成就贡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给周作人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这项任务,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经典汉语译本。包括古希腊喜剧《财神》(阿里斯托芬作)、《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全译本、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作翻译)。

2、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3、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

与周宋富诗歌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你好楼主,不知道你的论文是关于哪方面的,你看下面的题目可以不

一、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方向题目:

论加缪《鼠疫》的寓言体叙述

现代性危机下的空间战争——论《乌拉尼亚》的空间叙事艺术

论《美丽新世界》的反乌托邦思想

《等待戈多》的“无意义”解读

《苔丝》中的“吉诃德”原则

二、古代文学方向题目:

浅论唐传奇《紫钗记》对小说《霍小玉传》的继承与创新

论唐宋时期张祜诗歌的接受比较

"因人而变——宋濂散文的描写对象及其技巧

三、汉语言文字学方向题目:

“拜托”一词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甲骨文“名动合一”现象研究——以祭祀类词为例

汉字字形义与词本义问题

四、世界史方向题目:

美、法的第二次女权运动

浅谈华盛顿与拿破仑的异同

16世纪葡萄牙在东南亚的香料贸易

五、现当代文学方向题目:

论新时期文学审美的三个向度

80—90年代性叙事的三个维度

现代语境下直面女性生活状态

六、中国古代史方向题目:

明初少数民族家族汉化探析

晚清瑞安孙诒让家族学术变迁

希望可以帮助你,还望采纳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与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息息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研究本科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

《 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徐克瑜.当前文本研究中的文本细读问题[J].文艺争鸣,2009(03).

[2]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02).

[3]王卓慈.文木细读与名著选木的叠交汇通[J].黑河学刊,2005(05).

《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 文化 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 故事 ,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教育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 传统文化 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反思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__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__,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它把基督__诠释成人的自我异化,它主张人要活在当下,一种全新的观念便激发出来。从此,摆脱了自然主义态度下经验主义思想的束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超越性观念。笔者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需要以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进行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民族精神塑造,并不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张丽,李季.试论《西厢记》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现代性特征[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02):41.

[2]贾晶晶.茅盾“为人生”文艺观溯源[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4):16-18.

[3]刘勇刚.云间派文学研究[C]//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获奖成果汇编2007-2008年度.2010.

《 中国现代文学传媒发展思路 》

摘要:这些年以来,笔者对我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深入性研究,也将相关的文学现象开展了理论性的探索,通过当代传播媒体层面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不单单将报纸书籍当作研究载体,同时也将文学本体拿来探索。为此,此研究能够推动现代文学探究模式、现代文学理念等方面的发展与完善,构建一个新型的探究局面,以此能够增加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理解深度,基于文学史研究模式总结了现代“大文学”的探索思路,同时开展实践研究,并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现代传媒;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其探索深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人们对社会学的“外在探索”产生了疲倦感,那么西方的一些结构主义、语义理论等“内在探索”也随之出现,文体探索也慢慢代替了那些以政治经济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文学探索。不过通过现代文学的探索历史能够看出,方法并非是全能且唯一的。各类探索方式介绍的系列作品,假如被整合到现代文学的整体框架中,那么就会产生新问题。也可以说,当现代传媒和中国现代文学探索的理论范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探索模式,以此会全面地论述我国历代文学的理论特征,以此可以增强对理论问题的理解程度。

一、现代传媒和现代文学的常规关系

(一)媒体即为载体

对于信现代传媒而言,它属于古代传媒与传媒模式的创新发展成果,能够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明确完善的传媒模式及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媒体即为载体,现代传媒也就是现代文学之载体。无论哪一个文学作品都需要物质载体,比如古时候的竹筒、纸扇、墙壁等,均通过特定物质形式得以展现。现代文学的出现即为现代传媒的出现,没有现代报纸媒体就没有现代文学,此为学术界已达到一致的认同。不过,传播媒体的变化也会带来现代文学的变化,如马拉印刷机时期的期刊与设备印刷机的报纸,它们的出版效率与质量等有明显的差距,文学创作可否随着印刷效率与质量的增强而发生对应的改变呢?不过,此两者并非是正比例关系,文学创作的审美理念与艺术成就的大小不会受到媒体改变而出现明显的变化。

(二)媒体即为中介

现代传媒属于文字载体,也就是说,报纸期刊属于文学创作的传媒工具,相关作品是利用特点的媒体得以发展的,即,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中介。现代传媒能够将作者与读者的内在联系展现出来,同时也离不开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及其创 作文 学的整体倾向。其实,读者也不是被动性地受影响或者被指引,如果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报刊或书籍的话,读者其实属于此“共同体”构成一部分,同时根据个人想法改变这个“共同体”。但是,由于作家力量及文学创作的不断增强,作家与报刊之间的影响力会减弱,个别报刊邀请有威望的学者撰稿并未是为了发行需要,大部分是为了能够点缀门面而已。反之,编辑部在明确选题、方针方面,也需要体现出高尚品格,通过获得大众称赞的方式得到有识人士的认同。29]

(三)媒体即为语境

现代报刊而已,不单单属于载体,也属于创作作品,属于文化形态的展现内容,报刊的发展能够为文学的出现提供特点的文化氛围,明确话语模式,甚至当作文学素材融入到作品内容中来。其实,对于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而言,其语境的内联包括两点内容,其一是现代传媒具有的时尚特征,能够指导大众生活、艺术理念的改变,对全社会审美观带来一定的影响。梁启超兴建的《新小说》与《新民丛报》和其“新民”理念、《申报》等明确了不同的建报理念,均展现了报刊面对普通市民的启蒙主义思想,在此氛围中出现的现代文学,通过启蒙为关键引导方向,现代文学具有凝重感,其实这和现代报刊更注重社会、政治有一定的联系。其二现代报刊对应的传播手段,能够为现代文学的创作语境的出现构建相应的文体模式。现代报刊大多数是稳定连续出版,考虑到现代交通工具的不断完善,能够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由于此迅速交流的模式与固定持续出版的特征,能够为作家连载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也能够为作家实现一次性创作奠定基础,这和基于手抄与说唱的古典文学相比,此传播手段更能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二、现代传媒视野里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文化传播视野里我国现代文化史的构建,必须研究“现代性”和我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分析我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发展与其规律。我国现代文学和我国古典文学的关键准则的一个特殊标注即为传播手段与媒体的不同。也就是,文学出现系统的实质改革,是造成文学现代性变化的关键诱因。

(一)重读“现代性”

“现代性”属于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关键定义,不过对此定义的了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通常来看,学术界普遍提到的“现代性”定义是由西方国家演变过来的。在西方,“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当下”,大部分是被社会学家引用,属于“当代社会或文明发展的缩略语”。不过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它重点是阐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并且也体现出民族观念的现代化状况,体现出理想化、未来化的特点。这些年以来,个别研究学家也慢慢重视文学史变化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过程的现代性开展了深入性探索,并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现象。杨春时总结出“二十世纪我国文学的近代性”,此观念其实说明了“我国现代文学”的特性,是通过“现代文学”还是“近代性文学”来阐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不单单属于材料凭证的文学,也属于理论研究模式的问题。奕梅健编撰了《前工业文明和中国文学》一书,其通过我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原理与社会变化特征的层面,总结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对我国文化带来影响的相关论点。所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不单单要重视现代文学的根本特性,同时也要重视其传媒媒体与传播手段,站在时间角度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可以发现它比我国古典文学或西方文学更具有“现代性”特点。在我们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时,就要重视现代传播媒体对我国文学造成的影响。就拿报刊是载体的现代传统媒体来说,我国现代文学也属于我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异变的一部分,也就是,随着现代传播媒体的不断改革与发展,我国文学在发展阶段也出现了“断层”,一个新的文化理念与审美意识也在缓慢地形成。

(二)媒体属性和雅俗问题

对于现代文化传统媒体来说,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缠绕着我国文学数百年的理论问题,即为“雅”“俗”与我国文学的高端化与普及化的问题。这数百年来,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此产生了不一样的文学理念。“通俗文学”代表着中性含义,不过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的批驳者而言,却体现出贬义意义,此为“五四”文学特别是文学探讨会的批驳方向,也是之后被文学史家丢弃的一角。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也慢慢将目光转向了“被丢弃的一角”,一些探索文献也说明了现代文学发展的缺陷。即①,文学作品具有“通俗文学”内容;②个别学者认为,“文学母体包括两类,即‘纯’与‘俗’。由此可以看出,“通俗文学”属于我国现代文学的关键组成内容,其获得了成果即为我国现代文学的成果。不过,怎么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雅”和“俗”,也是缠绕人们的一个难题。

(三)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

通常而言,我国现代文学的理性意识属于我国文学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标识,也属于我国现代文学启蒙思维特点与显著的思想影响力的根本体现。在我们分析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文化理念的时候,必须重视现代理性和文学的内在联系。但是,对于支持现代理性的科学形态来说,它和现代传播媒体也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通过文化角度来看,基于现代文学与工业社会代表的印刷媒体,由物质理念至语言创作,再至传播的实质形态与消费模式,均展现出现代文学里显著的理性意识。和古典物质文化氛围中的理性对比来看,现代传播媒体支撑下形成的理性即为基于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理性。

三、结语

总之,随着现代传播媒体与传播模式的不断改变,也慢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从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得以释放,具备了和“世界”直接互动的特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也慢慢影响着人类形成的文化形态,它属于一种要击垮传统文化的冲击力,以此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的社会地位。同时,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欲望与引导也不断地影响着现代文学,不过新的现代理念也在不断地形成,人们在此也慢慢能够看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即便我们基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来衡量我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也无法真正地认识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理念。为此,现代传播媒体从本质上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同时也对现代文学的变化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参考文献:

[1]王平.传媒文化视野中的近代文学变革——评蒋晓丽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J].当代文坛,2008(01).

[2]徐萍.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J].齐鲁学刊,2008(06).

[3]崔文斐.现代传媒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J].青年记者,2008(33).

[4]管宁,谭雪芳.大众传媒视野下的现代文学——以现代通俗小说与 散文 文体变革为考察中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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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散文投稿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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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焉野的《刹那终成永恒》,想要更多他的诗歌可以联系我。 {爱如星辰}我把昨天和今天折成一朵玫瑰缠上彩虹的丝带和快乐的爱送给你, 我心上的美丽明珠怀着甜美的心我饮下月光的宁静在你星辰般的眼中, 我已走向幸福的未来我不要金屋银屋, 也不要长命百岁一栋茅屋, 一弯流水, 一缕月光还有你的手, 就是世间最圆满的归宿牵我的手, 把日子当珍珠一样数下去明天是甜蜜的, 就像从今往后的每一天因为有你在我身旁, 爱就会永远如星辰一般在心中自由闪烁 {你}是如何幸福的日子沐浴了孤独的心灵让微笑的月钩轻轻挂起流下甜蜜的爱意是如何美丽的言语扇动着斑斓的翅膀让双眸轻轻荡漾遇见这心灵的柔波是如何难得的幸运让悲伤熄灭, 幸福升起无论你是否相信我都要在你的耳畔轻声私语:是你 {爱汝永生}目之所及, 心之所触, 皆为爱恋, 缘于心喜心之欢喜, 爱之发狂, 只因有你, 如梦随行恋之深深, 爱之切切, 唯汝是依, 共赴天长吾生有限, 吾爱无疆, 愿吾永幸, 爱汝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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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三境论文参考文献

王国维《人间词话》作诗三境一、昨夜西凤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注:此词作者有人说法不一,或言为欧阳修)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

一是概括文章的内容,抓住以下几个要点:(1)把握论文的要素,以写事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事,写人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样的人。(2)把握关键性语句,揣摩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人,事。(3)分析层与层之间的关系,理清文章脉络,然后概括。二是弄清论文和文学作品的结构特点及表现形式。掌握以下划分段落的方式:

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论文

导语:本文运用文本细读法,结合所学的文学理论、文学史知识分析王维的诗歌作品及其深刻内涵,探究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画意美,诗意美,禅意美以及在此基础上营造出来的意境美。以下是我整理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论文的资料,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指出,王维是我国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他所创作的诗歌是盛唐时期社会文化的映射,也是诗人超然人格和艺术修养的再现,诗中融入了诗人独特审美感受以及人生哲思。

【关键词】 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美

王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诗坛繁花似锦的时代。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便是其中最清新明媚的,听落花,品泉流,凝月光,诗中听声,诗中有画。有着自己独特的意蕴和美感。

一、诗中有画: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画意美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曾评价王维的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是对王维诗画风格的高度总结。王维以一个画家的视角,对于山水田园的描绘更加形象生动。对于诗的描写更是以一种“成竹在胸”的状态,写画出山水田园景物独有的特点。同时,对诗的描写运用绘画艺术,使诗中色彩、光影的调和更加独到。他所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是别具一格,对于景物的描写如同在我们的面前铺开了一副画卷,充满着诗情画意;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幅画卷并不只是平铺在那里,而是一幅幅有声画,带领我们身居其间。

王维的诗中有画体现在诗人以画家的眼光描绘出对自然美的特殊感悟。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真实感知和意境想象,营造出优美的'意境。诗中繁和简,形和意的完美结合,借助精心结构的画面,统筹布局,表现深长的意蕴,给人以美的体验与感受。

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是他《辋川集》中的一篇,主要写幽居竹林中的感受。画面由近景到远景,整首诗读来,如同一幅画呈现在我们面前,充满层次感与画面感。让我们感悟到,诗人是以一种心远地自偏的心境抒发了心中的宁静淡然。

王维的诗中常常以光和影来表现景物的静态美,刻画细腻,善于捕捉画面瞬间的美,并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表达出来,在光影明灭间展现出一幅幽静明丽的画面。自然景物总是带着自身独有的特点,人们也总能在自然中找到与自己相似的特性,王维对于自然万物的特殊感受来源于他的细心观察以及静心体会,在光影交织之间捕捉事物独有的特点,营造出一种优美清悠的意境。

这种画面在《山居秋暝》 中就有体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空寂的山林中,秋雨初晴,夜幕渐渐降临,带来阵阵凉意。月光皎洁从松隙间穿过,洒下清辉。清凌泉水在山石上潺潺流动。竹林深处不时传来声声喧响,那是洗衣姑娘结伴而归,莲叶从中,荷花忽而摇曳,那是渔舟在其间穿行。明月的清辉在林间随风荡漾,荷花也随着渔船的慢慢靠岸在水中摇曳。诗中色彩素雅,明丽洁净;境界空明澄澈,恬静优美,余韵无穷。

王维的诗中有画还体现在光与色的调和上,诗中色彩的选择往往会影响整首诗的意境。不同的色彩能够使人有不同的感受,所包含的情感也会不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采用多样化的色彩,将自然景物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画面中,以画家的眼光对色彩进行搭配和选取,色彩明丽,意境悠远。

如《新晴野望》中“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这首诗描写的是田园风光,在初夏雨后,诗人远眺原野的景色,雨水洗刷空气中的尘埃,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味道,空中也明净如水;原野格外的开阔。雨后的河水在晴日的映照下泛着粼粼波光,越加显得雨后的清新明媚。碧绿的山峰在山脊之后挺立,平日模糊不清的峰峦也在雨水的洗刷下变的清晰了许多。放眼望去,目之所及,都像是新的一样,整首诗都散发出清新、明朗的气息,焕发出雨后原野的勃勃生机。

光和色的映照体现在色彩的选取和搭配上所形成的一种意境,不同的色彩搭配给人不同的感觉。同时也唤起人们对光的联想,画面中不再是单一的色彩,而是各种色彩加上光的调和,展现出和谐、优美的画面。

二、动静结合: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诗意美

西晋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王维的诗中不仅充满画意,同时还蕴含着浓浓的诗意。一动一静间,他总能抓住刹那的动静,以特殊的视角细致的描绘出事物独有的特色。王维诗中的物像也是诗人心灵的外化,以外物的特点来表现内心的情感,极其真切形象,又充满诗意。他所描绘的美是可以捕捉,可以欣赏,可以感知的,而不是如空中楼阁,无法触摸,无法感受的。他对自然的感悟细致敏锐,创造出静逸明秀的诗境。

如《山居秋暝》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诗人在听到竹林的喧闹声之后,知道是有浣女归来;在看到莲叶浮动之后,知道是有渔船在临近岸边。用浣女的喧响声衬托竹林的宁静;用莲叶的浮动衬托荷塘寂静。让人们看到了一幅宁静但却生机盎然的画面,秋天夜晚的山村显得格外的清新宁静。夜色朦胧之际,少了白日喧闹与暖意,秋夜带来的宁静使人感到舒心。劳作一天的人们也在此时归家,寻找心灵的安慰。这首诗中自然美与心境美得以结合,创造了一种清新宁静的意境美。

如《青溪》中,“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 “声喧”和“色静”一动一静,使人读后就像是听到了溪水撞击乱石的声音,看到那苍翠的深深树林。声响与物像结合,使青溪更加宁静秀丽,让人忍不住沉醉其间,流连忘返。

声音和物像的结合,也是诗人心灵世界的外化,诗人以物的特质表达内心的感悟。这种表达方式也是一种托物言志,用外物的特质与声响表达内心无法言说之感,具体形象,更加能够引起阅读者的共鸣,营造出声情并茂,引人联想的意境美。

三、空静灵动: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意美

王维有“诗佛”之称,他的诗中不乏有空静灵动的禅意美。他充满禅意的诗体现在运用禅的静默结合山水体验的独特审美,创造出一种不被打扰的宁静之美。他的禅意还体现在自然、真实的感悟,意蕴深长,读来让人心中释然,引人深思。

王维诗歌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同盛唐社会文化的熏陶密切相关的。王维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开元、天宝年代度过的。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社会认识对其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当时社会繁荣兴旺,文化空前发达,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其提供了稳定的创作空间。王维的人生际遇,也对其诗作有重大影响,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既在现实的世界中沉浮,也在田园山水间怡情。因此,他诗中所表现的情感便是世人对于自然、社会、乃至自我的认识。

正如唐代诗人常建在《题破山寺后禅院》所言,“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王维诗中的禅意也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自然的景物被他赋予了无限禅思。通过自然景物的衬托,营造出寂静幽深的禅意美。

王维诗中的禅思和他对禅理的参悟密不可分,诗人思想顿悟的过程就是禅悟的过程。诗人在描绘自己人生的经历时,通过环境的渲染,写出了参禅悟禅的整个过程,为读者营造了一种空静灵动之美。

王维诗中的禅思是影响他诗境的一个重要因素,诗人心中豁达淡薄,更能够对自然的景物充满感情。同时他的诗中也充满着富有哲理的思考,正是受到了空灵淡薄的佛学思想的熏陶。富有禅意的诗,气韵更加深远动人,意味深长,引人深思。

【参考文献】

[1] 杨紫寅.王维田园诗英译的风格再现[D].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2012.11.

[2] 华业.诗苑[M]. 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89-90.

[3] 霍松林.古代文论名篇详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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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报告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b.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

[5] 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

c.论文献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 [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 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6] 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A].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d.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7] 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 [N].人民日报,1998-12-25(10).

e.国际、国家标准

[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标识符号: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1999-01-12印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CAJ-CD B/T 1-1998》文献标识码(WM) Document code 置分类号之后。A——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包括综述报告)

B——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科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社科)

C——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包括领导讲话、特约评论等)

D——一般动态性信息(通讯、报道、会议活动、专访等)

E——文件、资料(包括历史资料、统计资料、机构、人物、书刊、知识介绍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论文

王维诗歌论文参考文献

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论文

导语:本文运用文本细读法,结合所学的文学理论、文学史知识分析王维的诗歌作品及其深刻内涵,探究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画意美,诗意美,禅意美以及在此基础上营造出来的意境美。以下是我整理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论文的资料,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指出,王维是我国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他所创作的诗歌是盛唐时期社会文化的映射,也是诗人超然人格和艺术修养的再现,诗中融入了诗人独特审美感受以及人生哲思。

【关键词】 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美

王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诗坛繁花似锦的时代。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便是其中最清新明媚的,听落花,品泉流,凝月光,诗中听声,诗中有画。有着自己独特的意蕴和美感。

一、诗中有画: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画意美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曾评价王维的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是对王维诗画风格的高度总结。王维以一个画家的视角,对于山水田园的描绘更加形象生动。对于诗的描写更是以一种“成竹在胸”的状态,写画出山水田园景物独有的特点。同时,对诗的描写运用绘画艺术,使诗中色彩、光影的调和更加独到。他所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是别具一格,对于景物的描写如同在我们的面前铺开了一副画卷,充满着诗情画意;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幅画卷并不只是平铺在那里,而是一幅幅有声画,带领我们身居其间。

王维的诗中有画体现在诗人以画家的眼光描绘出对自然美的特殊感悟。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真实感知和意境想象,营造出优美的'意境。诗中繁和简,形和意的完美结合,借助精心结构的画面,统筹布局,表现深长的意蕴,给人以美的体验与感受。

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是他《辋川集》中的一篇,主要写幽居竹林中的感受。画面由近景到远景,整首诗读来,如同一幅画呈现在我们面前,充满层次感与画面感。让我们感悟到,诗人是以一种心远地自偏的心境抒发了心中的宁静淡然。

王维的诗中常常以光和影来表现景物的静态美,刻画细腻,善于捕捉画面瞬间的美,并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表达出来,在光影明灭间展现出一幅幽静明丽的画面。自然景物总是带着自身独有的特点,人们也总能在自然中找到与自己相似的特性,王维对于自然万物的特殊感受来源于他的细心观察以及静心体会,在光影交织之间捕捉事物独有的特点,营造出一种优美清悠的意境。

这种画面在《山居秋暝》 中就有体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空寂的山林中,秋雨初晴,夜幕渐渐降临,带来阵阵凉意。月光皎洁从松隙间穿过,洒下清辉。清凌泉水在山石上潺潺流动。竹林深处不时传来声声喧响,那是洗衣姑娘结伴而归,莲叶从中,荷花忽而摇曳,那是渔舟在其间穿行。明月的清辉在林间随风荡漾,荷花也随着渔船的慢慢靠岸在水中摇曳。诗中色彩素雅,明丽洁净;境界空明澄澈,恬静优美,余韵无穷。

王维的诗中有画还体现在光与色的调和上,诗中色彩的选择往往会影响整首诗的意境。不同的色彩能够使人有不同的感受,所包含的情感也会不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采用多样化的色彩,将自然景物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画面中,以画家的眼光对色彩进行搭配和选取,色彩明丽,意境悠远。

如《新晴野望》中“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这首诗描写的是田园风光,在初夏雨后,诗人远眺原野的景色,雨水洗刷空气中的尘埃,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味道,空中也明净如水;原野格外的开阔。雨后的河水在晴日的映照下泛着粼粼波光,越加显得雨后的清新明媚。碧绿的山峰在山脊之后挺立,平日模糊不清的峰峦也在雨水的洗刷下变的清晰了许多。放眼望去,目之所及,都像是新的一样,整首诗都散发出清新、明朗的气息,焕发出雨后原野的勃勃生机。

光和色的映照体现在色彩的选取和搭配上所形成的一种意境,不同的色彩搭配给人不同的感觉。同时也唤起人们对光的联想,画面中不再是单一的色彩,而是各种色彩加上光的调和,展现出和谐、优美的画面。

二、动静结合: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诗意美

西晋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王维的诗中不仅充满画意,同时还蕴含着浓浓的诗意。一动一静间,他总能抓住刹那的动静,以特殊的视角细致的描绘出事物独有的特色。王维诗中的物像也是诗人心灵的外化,以外物的特点来表现内心的情感,极其真切形象,又充满诗意。他所描绘的美是可以捕捉,可以欣赏,可以感知的,而不是如空中楼阁,无法触摸,无法感受的。他对自然的感悟细致敏锐,创造出静逸明秀的诗境。

如《山居秋暝》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诗人在听到竹林的喧闹声之后,知道是有浣女归来;在看到莲叶浮动之后,知道是有渔船在临近岸边。用浣女的喧响声衬托竹林的宁静;用莲叶的浮动衬托荷塘寂静。让人们看到了一幅宁静但却生机盎然的画面,秋天夜晚的山村显得格外的清新宁静。夜色朦胧之际,少了白日喧闹与暖意,秋夜带来的宁静使人感到舒心。劳作一天的人们也在此时归家,寻找心灵的安慰。这首诗中自然美与心境美得以结合,创造了一种清新宁静的意境美。

如《青溪》中,“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 “声喧”和“色静”一动一静,使人读后就像是听到了溪水撞击乱石的声音,看到那苍翠的深深树林。声响与物像结合,使青溪更加宁静秀丽,让人忍不住沉醉其间,流连忘返。

声音和物像的结合,也是诗人心灵世界的外化,诗人以物的特质表达内心的感悟。这种表达方式也是一种托物言志,用外物的特质与声响表达内心无法言说之感,具体形象,更加能够引起阅读者的共鸣,营造出声情并茂,引人联想的意境美。

三、空静灵动: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意美

王维有“诗佛”之称,他的诗中不乏有空静灵动的禅意美。他充满禅意的诗体现在运用禅的静默结合山水体验的独特审美,创造出一种不被打扰的宁静之美。他的禅意还体现在自然、真实的感悟,意蕴深长,读来让人心中释然,引人深思。

王维诗歌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同盛唐社会文化的熏陶密切相关的。王维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开元、天宝年代度过的。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社会认识对其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当时社会繁荣兴旺,文化空前发达,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其提供了稳定的创作空间。王维的人生际遇,也对其诗作有重大影响,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既在现实的世界中沉浮,也在田园山水间怡情。因此,他诗中所表现的情感便是世人对于自然、社会、乃至自我的认识。

正如唐代诗人常建在《题破山寺后禅院》所言,“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王维诗中的禅意也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自然的景物被他赋予了无限禅思。通过自然景物的衬托,营造出寂静幽深的禅意美。

王维诗中的禅思和他对禅理的参悟密不可分,诗人思想顿悟的过程就是禅悟的过程。诗人在描绘自己人生的经历时,通过环境的渲染,写出了参禅悟禅的整个过程,为读者营造了一种空静灵动之美。

王维诗中的禅思是影响他诗境的一个重要因素,诗人心中豁达淡薄,更能够对自然的景物充满感情。同时他的诗中也充满着富有哲理的思考,正是受到了空灵淡薄的佛学思想的熏陶。富有禅意的诗,气韵更加深远动人,意味深长,引人深思。

【参考文献】

[1] 杨紫寅.王维田园诗英译的风格再现[D].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2012.11.

[2] 华业.诗苑[M]. 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89-90.

[3] 霍松林.古代文论名篇详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0-101.

鸟鸣涧 【体裁】五言绝句 作者:(唐) 王维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赏析:这首诗全春山之静。“静”被诗人强烈的感受到了。为什么呢?是由于“人闲”,也就是人静。人静缘于心静,所以觉察到桂花的坠落。 花落,月出,鸟鸣,这些“动”景,衬托出春涧的幽静。 鸟鸣涧,是一处风景极优美的地方。涧,是山涧,夹在两山间的流水。 这首诗描写的是春山夜晚异常幽静的景象。诗的大意说:在寂静没有人声的 环境里,桂花自开自落,好像可以感觉到桂花落地的声息。夜静更深的时候, 景色繁多的春山,也好似空无所有。月亮刚出,亮光一显露,惊动了树上宿 的小鸟,它们在春涧中不时地鸣叫几声。 这首诗主要写春山夜静。花落,月出,鸟鸣,都是动的,作者用的是以动 衬静的手法,收到“鸟鸣山更幽”的艺术效果。 “闲”说明周围没有人事的烦扰,说明诗人内心的闲静。有此作为前提,细微的桂花从枝上落下,才被觉察到了。诗人能发现这种“落”,或仅凭花落在衣襟上所引起的触觉,或凭声响,或凭花瓣飘坠时所发出的一丝丝芬芳。总之,“落”所能影响于人的因素是很细微的。而当这种细微的因素,竟能被从周围世界中明显地感觉出来的时候,诗人则又不禁要为这夜晚的静谧和由静谧格外显示出来的空寂而惊叹了。这里,诗人的心境和春山的环境气氛,是互相契合而又互相作用的。 写空灵闲静的环境和心境,主人公用他全部的心神去细细地啼听花落鸟鸣的天籁,他的内心宁静淡泊,但又富于幽雅情致。静到极处的自然在诗人笔下有声有色,生意盎然。月出无声,而山鸟惊飞,这是动静相衬的艺术佳境。《而庵说唐诗》:"右丞精于禅理,其诗皆合圣教。"《唐诗笺注》:"闲事闲情,妙以闲人领此闲趣。"《诗法易简录》:"鸟鸣,动机也;涧,狭境也。而先着'夜静春山空'五字于其前,然后点出鸟鸣涧来,便觉有一种空旷寂静景象,因鸟鸣而愈显者,流露于笔墨之外。一片化机,非复人力可到。" 这首诗是王维山水诗中的代表作品之一。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赏析,这首诗的精妙之处在于“动”、“静”对比衬托的诗情画意。首句“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便以声写景,巧妙地采用了通感的手法,将“花落”这一动态情景与“人闲”结合起来。花开花落,都属于天籁之音,唯有心真正闲下来,放下对世俗杂念的挚着迷恋,才能将个人的精神提升到一个“空”的境界。当时的背景是“深夜”,诗人显然无法看到桂花飘落的景致,但因为“夜静”,更因为观风景的人“心静”,所以他还是感受到了盛开的桂花从枝头脱落、飘下、着地的过程。而我们在诵读的同时也似乎进入了“香林花雨”的胜景。此处的“春山”还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白,因是“春山”,可以想见白天的喧闹的画面:春和日丽、鸟语花香、欢声笑语。而此时,夜深人静,游人离去,白天的喧闹消失殆尽,山林也空闲了下来,其实“空”的还有诗人作为禅者的心境。唯其心境洒脱,才能捕捉到到别人无法感受的情景。 末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便是以动写静,一“惊”一“鸣”,看似打破了夜的静谧,实则用声音的描述衬托山里的幽静与闲适:月亮从云层中钻了出来,静静的月光流泻下来,几只鸟儿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不时地呢喃几声,和着春天山涧小溪细细的水流声,更是将这座寂静山林的整体意境烘托在读者眼前,与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是一句古语,古来好诗都是就天成好景,用妙手记叙出来。而我们在低吟浅酌之时,脑海胸襟似乎也随着诗人的文字进入到那片清幽绝俗的画面之中。

等待一楼对“诗中有禅”的阐述。

很全面的了!!!可能很长,你看着摘抄吧!! 关于王维诗文的论文由于才力所限,一般人写诗往往不是驾驭意象,而是为意象所驾驭。也就是说诗歌的基调、意境被其中所用意象所左右。而一流的大诗人有驾驭一切意象的能力和气度,他们的诗作中有排云驭气亦有棋窗闲影,有怡红快绿亦有孤月寒星。故好诗中纵然意象纷繁,由于其强烈创作理念的贯穿、灵感的交融以及整体指向性的存在,看上去也会具有透明的质感,会使读者不自觉地把单个意象与诗歌的本体交相混融,进而忘记前者的存在。王维诗歌的天人合一的单纯,乃是众多复杂元素的复杂集合,由于这些元素都具有强烈的指向性,所以王维诗歌在整体上得以呈现出宁静致远、清澈通透的意境。由于王维的禅悦诗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所以在大部分人眼里,王维永远是那个“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王维,很容易就忘了“回首射雕处,千里暮云平”的壮阔,忘了“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的洒脱,忘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深情,忘了“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幽思,忘了“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辋川别业》)的清丽。王维的世界里有着很多殊异的景致,也许山泉和月光是其中千百年来公认为最美的,但也决不是全部。下面,我们就来浅析一下王维诗歌内容、形式的多变。下面是对《全唐诗》中收录王维的387首诗歌中,意象以及用词的一些统计,可资佐证。先看颜色。在这些诗歌中,色泽明艳的“红”共用21次,“金”共用58次,“黄”共用30次;色泽明快素净的“白”共用94次;来自植物的“青”共用73次,“绿”共用22次; 而压抑的的“黑”只有4次,“灰”则根本没有。由此可以看出:第一,王维喜欢明净的白色,这一点与同样以才力写诗的李白相类似。第二,王维的诗给人以幽静的印象,但他用夺目的“金”的次数也很多,鲜艳的红黄色亦不少。第三,王维诗歌中植物的颜色较多。值得注意的是,“青”较“绿”多,也许这可以视为一种明净光线的心理暗示(因为绿较青为深)。第四,王维对黑灰色避而不谈,这也可以视为一种暗示(王维鲜有社会批判性的诗作,他本人于政治在行动上也不像白居易、刘禹锡那样热心)。总的来说,王维诗歌中色彩比较丰富,似乎与我们平常的印象不太符合。这是因为王维诗歌的整体性很强,很多时候强烈的色差都被混融的意境所弥消,只是作为一种基础的美学元素存在,而由此生发出的美感,却始终单纯如一。再看王维诗中出现的意象。提到王维的诗,大家往往都会想起白云和明月,在这些诗中“云”出现了138次,“月”出现了55次,的确不少。植物里面,“竹”共出现了32次,“草”共出现了60次,而“花”则出现了83次。王维之诗给人以素雅之感,但是“花”的意象比“草”、“竹”的总和都多,可见王维的笔法与人们惯常中的印象有一定的相悖之处。这一点和上文中所说到的王维喜欢用鲜艳的颜色道理相同,都是用高妙的笔法点铁成金,使得艳丽夺目的事物在诗境中褪去繁华,生发出和谐静穆的诗意。王维早期诗歌中也颇有边塞题材的,但是王维似乎很讨厌兵器,竟没用一个“剑”字,用“刀”仅两处,有一次还是因为地名。另外,王维用“血”字也仅一次,更反映出了他的性格。但是不用兵器和血腥的字眼并不能说明王维诗中缺乏雄浑的意境,“云雷康屯难,江海遂飞沉”(《送韦大夫东京留守》),“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观猎》),飘渺的云在王维手中,也可以变换出雄伟的形状。还有,“马”在王维的诗中出现了53次,且诗中之马多为诗人自己的坐骑,更多为奔驰之马,也可窥得诗人心胸。有很多诗人为了制造阳刚气息和雄浑意境,会自觉不自觉带有偏激的暴力倾向和血腥味道,这一点就算大诗人李白也不能免俗。但是王维诗歌中的雄浑是一种干净的雄浑,更多是年少的时的王维对人生的一种纯真的血性向往,看不见事实上的金戈铁马、血肉横飞,只有暮云千里、黄沙雪川的背景,只有金鼓狼烟、马嘶风啸的广角视听效果。另外从诗歌的形式变化,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得窥诗人的性格特点、思想特点。比如,上官仪的诗,《全唐诗》收录19首,其中只有一首杂言(还是以五言为主)、三首七言,剩下的全是五言,而且就在这些五言诗之中,其起兴的结构、情景的交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注定只是一个小诗人。我们一想起王维,就会想起他的五律和五绝,但是仔细一想,这只是因为他的五言诗太过出色。而其实王维的七言诗同样有许多绝唱,《渭城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均是唐诗中第一等的名篇,绝不逊于专写七言诗的诗人。从来五言贵收,七言贵放,擅收者若放易笔力不济,擅放者若收易束手缚脚。而王维收则月隐星幽,放则春水纵流,潇洒天然之才,不逊太白,神工鬼斧之妙,不输老杜。而且,王维还有很多唐代所不多见的六言诗,如《田园乐七首》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犹眠”之句,有宋词之韵,而高宋词之调。诗词之境殊而不同,唐人能词者,太白、香山、温八叉而已矣。王维虽无词作,但其六言诗中的浓浓词意,亦能说明王维情感、才华的丰富性。另外王维的四言诗也写得不错,这在唐朝诗人中极其少见。众所周知,由于少数民族入侵和大迁徙等原因,汉魏前的古音到隋唐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可以说四言诗仅余文字耳。同时,唐代文坛那种兴象玲珑的气象,使得绝大部分诗人也再没有心境去写气古形削的四言诗。王维的四言诗《酬诸公见过》,开头“嗟予未丧,哀此孤生。屏居蓝田,薄地躬耕。岁晏输税,以奉粢盛。晨往东皋,草露未晞”数句,颇有《诗经》的韵致,显示出王维的对于上古诗歌精神气质的通彻。而后面的“静观素鲔,俯映白沙。山鸟群飞,日隐轻霞。登车上马,倏忽云散。雀噪荒村,鸡鸣空馆”几句,又有绝句之空灵清丽。全诗淡淡而起,层层皴染,摇曳多姿而又自然天成,最后“还复幽独”的王维式结句又将全诗归于平静,数种意境被巧妙揉合在一起,显示出了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另外,王维的诗歌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将在后文中详加分析。总之,王维诗中的静谧之美乃是一种总体上的影像,若具体到细节上,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王维的诗其实也是包罗万象。三流诗人的诗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来,因为他的诗真正流传下来的,也就那么一两首;二流诗人的诗我们也能认出来,因为他们就会写几样东西,只会用刻意的意象来制造风格;一流大诗人的诗我们也能一望而知,但是我们也说不清为什么。他的风格是万千的意象从整体上透露给读者的,看似只恒河一粒沙,其实却有三千大千世界,英才天纵,不可捉摸。其实王维诗歌内容、形式的丰富性本来应该是显性存在,但是由于人们对它的解读已经产生了思维惯性,致使显性存在被习惯思维屏蔽至视野之外,再加上历代文人的评论不断将其反复定义,最终使得显性存在成为了隐性存在,成为了被遗忘的丰富。而且,就算是在那些最为人称道的禅悦诗歌之中,其实也隐含着不为人知的密码,这些和上文那些被忽略掉的部分一起,构成了王维诗歌中的双重隐性存在。 论王维山水诗歌的审美意蕴 在王维的诗歌创作中,山水诗成就最高,也备受后世批评家关注。他的山水诗不仅在形式层面上具有以画入诗、声色并出的特点,具有独特的动静互衬、平缓悠长的节律,给人以极大的审美享受,而且诗人复杂的人生经历、丰富的心路历程更使其诗包蕴着深厚的人文内涵,潜藏着诗人独特的审美理想和生命意识。因而王维诗也成了多维视角中的焦点。其诗歌言外之意丰富而不可凑泊,意义融化在形式之中,成为独具特色的“有意味的形式”,真正完成了一个诗人在困顿、挤压、变形的异化状态下精神之诗意地复归。王维诗作为情景交融的典型体现,其清远的诗境蕴涵恰恰能造成历时性审美心理的沟通,诗人在诗中所表现的对自然生命的感悟及个体生命审美存在的方式对后人无疑有着恒久的魅力,充满无穷的生命哲思的启迪。可以说王维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贡献在于诗歌而又不局限于诗歌,他对前贤文化遗产兼收并蓄、取精用宏的博大和技巧,他融儒、庄、禅而兼综化用的机智和圆通,他引画技和音乐入诗的自觉和创意,他变宗教精神为审美精神的艺术敏感,他师法自然也师法内心的创作自由,他超越仕隐二难困境而又仕隐两全的生存智慧,他亲和山水,寄情山水的审美人生形式,都给了我们十分有意义的启发。 我在这里借用心理美学的研究方法,从形式层面——表层次——深层次——隐层次四个层面按由浅入深的逻辑顺序对王维山水诗进行新的解读,对诗人为适应和改造自已的生存状态和追求审美理想而生发和表现出来的艺术创作作深层次的分析,以探求其诗歌丰富的审美意蕴和文化价值,通过对诗人山水诗歌的再认识而达到对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王维的再认识。 我的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参考文献四大部分,共计四万八千字。其中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分析两个问题:“诗中有画”的审美表现;为什么说王维的山水诗“诗中有画”,反映了什么美学趣味和审美标准。第二章分析了诗人远离人间、回归自然的创作主题。第三章结合诗人生平和生存理念,为其山水诗分类,分析诗人复杂人生经历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及寄托在作品中的人格追求。第四章主要分析诗作中独特的生命精神,进一步解读“王维现象”的文化内涵,重新认识王维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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