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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最好是去图书馆解决 《外国文学研究》（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评论》都是较为全面的查索工具 网上资源也很丰富 可以通过google 或者是学校局域网的论文搜索查找 一般都有很多 对于海明威的“冰山理论”（Iceberg Theory）几十年来中外各国已经有很多阐述了 应该不难查找 但要出心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祝你成功海明威曾在《午后之死》中提出：“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中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了出来。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上。”[1](P79)这就是海明威著名的“冰山理论”。 对于海明威的“冰山理论”，研究者们注意到了海明威的文体风格，认为海明威早年从事新闻记者工作，练就了简约干练的文体风格，在从事小说创作后，他还是提倡简练的电报体写作风格。海明威的小说使用的是最普通的词和日常用语，摒弃了空洞词藻。而且海明威获诺贝尔奖的颁奖词就是“由于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突出表现在其近作《老人与海》中，同时也由于他对现代文体的影响”。这样一来，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也便成了关于文体学的一种理论了。在解释“冰山理论”时，人们更多地从海明威被称之为“电报体”的文体特点来论证。于是，“电报体”同“冰山理论”就常常被混淆了。 英国著名的评论家赫·欧·贝茨对海明威的评价十分独到、准确，他认为海明威是一个拿着板斧的人，力求砍去遮住读者视线的一切障碍，把并不代表大树本身的叶子砍去，给读者一个基本枝干的清爽的面目。这样可以把作者、读者和描写对象三者之间的距离缩短到最低限度，认为这种文体“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2](P132)。笔者认为，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所引起的文学革命，或者说是对小说创作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他的文体风格，而在于他大胆地把原在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隐藏在水面以下，也就是“八分之七”部分。本文主要从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创作，来谈谈海明威到底隐藏了什么。 一、海明威隐藏了人物丰富的感情世界 文学作品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表现人物的感情世界。应该说，整个一部西方文学史就是一部心灵发展史，文学家们把揭示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一直是做为第一任务来完成。到了19世纪，作家们更加关注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感波澜。作家们经常用大段的笔触来描绘人物的感情，进行心理描写。可以说，《红与黑》的主线就是于连在复辟王政时期心灵的挣扎过程；《复活》的核心也无非是表现聂赫留朵夫精神忏悔的过程；《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一部克利斯朵夫灵魂发展的历程。应该说，这是文学的一个主调。而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我们看到，这一切被降到最低限度，甚至都被省略了。在海明威的创作中，经常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人物的感情，不论是兴奋、失望、悲痛、轻蔑等，从不用过分渲染，也几乎没有心理描写，给读者以最大的感受空间。他笔下人物的内心，不是作者告诉我们的，而是读者自我感受的。这正是海明威所提倡的美学原则：“任何文学作品的作用都在于从读者身上唤起某种特定的情绪。” 海明威的作品，就是为读者提供一个特定的环境，从而唤起读者在这种环境下的“特定情绪”。所以，海明威的小说往往只表现人物的活动过程，而不去细致地展现人物的感情，最重要的感情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在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麦康伯先生同妻子一同去非洲狩猎，雇用了一个当地的白人猎人威尔逊一起打猎。在一次遭遇狮子时，麦康伯在危险时转身逃走，受到了妻子和威尔逊的嘲笑，而且妻子在晚间公然地同威尔逊偷情，使麦康伯遭受了极大的污辱，他力图要证明自己“男子汉”的力量。对于这个心理过程，作者并没有细致的心理描写，只是在三个人下一次狩猎活动中，使他的主人公突然有了一种自信。 被打伤的野牛进入到林子里了（最危险的时刻）。“咱们现在能进去撵它吗？”麦康伯热切地问。威尔逊用估量的眼光望着他。这不是个奇怪的家伙才有鬼哪，威尔逊想。昨天，他吓坏了；今天，他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他的妻子也发现了他的变化。“你变得勇敢得很，突然变得勇敢得很。”他妻子轻蔑地说，但是她的轻蔑是没有把握的。麦康伯哈哈大笑，这是非常自然的衷心大笑。“你知道我变了。”他说，“我真的变了。”“是不是迟了一点呢？”玛戈沉痛地说。因为过去多少年来她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现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弄成这个样子不是一个人的过错。“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迟。”麦康伯说。[3](P42) 作者在这里省略了麦康伯的内心经受的巨大煎熬以及整个的挣扎过程，但每一个读者，却在他妻子同威尔逊发生奸情之后，同他一起经受了煎熬和挣扎。直到麦康伯哈哈大笑——非常自然而由衷的大笑，读者才能畅快地长舒一口气。整个过程，作者没有写，但读者却真切地感受到了。 再看海明威30年代创作的一部优秀的、也是作者本人最满意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美国作家哈里在自己非常富有的妻子的陪同下来到非洲乞力马扎罗山一带狩猎，因为不小心受伤被感染，生命危在旦夕，他们在等待救援的飞机。整篇小说主要是表现哈里的回忆和内心感受，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虚实结合。作品结束前表现哈里的意识在飞翔，向着乞力马扎罗山上飞翔。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哈里是生是死，作者没有实写，也没有交待，只是表现哈里的妻子的感受： ……接着鬣狗的大声嚎叫把她吵醒了，一时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很害怕。接着她拿起手电照着另一张帆布床，哈里睡着以后，他们把床抬进来了。在蚊帐的木条下，他的身躯隐约可见，但是他似乎把那条腿伸出来了，她不忍再看这副景象。 “莫洛，”她喊道，“莫洛！莫洛！” 接着她说：“哈里，哈里！”接着她提高了嗓子，“哈里！请你醒醒，啊，哈里！” 没有回答，也听不见他的呼吸声。 帐篷外，鬣狗还在发出那种奇怪的叫声，她就是给那叫声惊醒的。但是因为她的心在怦怦地跳着，她听不见鬣狗的嚎叫声了。 其实，海明威就是要通过哈里妻子的反应暗示哈里已经死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一幅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甚至我们连哈里妻子的悲伤也没有看到。这正是海明威一贯提倡的，作者省略了读者所能感知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一对夫妻千里迢迢来到非洲，来时俩人健康快乐，而此时却只剩下哈里的妻子一个人在非洲原野，那么她的的悲伤，她的痛苦应是读者不言而喻的。但作品中，关于哈利妻子的内心感情没有丝毫的描写，那么读者感受不到吗？哈利妻子怦怦的心跳声淹没了鬣狗的嚎叫声，同时也唤起了读者对人物情绪的感知，也就是“唤起了读者特定的情绪”。这样，就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像空间和再创作的余地，甚至是许多的遗憾，但这也正是海明威小说的魅力所在。 二、海明威隐藏了作品复杂的主题思想 作为20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海明威既有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对生活的真实描写，也有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对现实的曲折反映。所以，在海明威的作品中，不仅仅隐藏了人物的丰富的感情世界，而且还隐藏了复杂的主题思想。 海明威的小说有一些主题易于把握，如上面说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还有像《印地安人营地》、《没有被斗败的人》等，主题相对鲜明；还有一类主题隐蔽，较难把握，如《雨中的猫》、《世上的光》、《白象似的群山》等，后一类作品从另一侧面体现了海明威倡导的“冰山原则”。 《雨中的猫》讲述的是，一对美国夫妇在旅馆里，同旅馆主人、侍女之间发生的几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故事。只是通过一只猫，才把这些毫不相干的人联系起来。夫妻俩在旅馆里百无聊赖，丈夫看着书，太太向窗外眺望，她看到雨中的窗下有一只猫，就想给捉进来，但没捉到，还遭到旅馆侍女的嘲笑。回房间后，开始同丈夫絮絮叨叨，想要这要那，而丈夫也终于不耐烦了。最后，旅馆老板叫侍女把猫送来了。 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人物也是非典型化的，其主题按照传统的典型化理解是无法理解的。我们的的确确无法从小说中看到一个鲜明的主题。海明威创作的独到之处就是把本应该由作者表现的思想和交待的内容，省略下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粗粗看去，海明威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只是感到是一些无聊的人们，做了一些非常无聊的事，发生了一些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从小说所反映的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来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再同海明威这个时期的主要的思想情绪相结合，我们就能体会到作品中还是在表现这一时期的一个基本主题：迷惘的思想情绪。 我们注意到，一向惜墨如金的海明威，在这篇不足3000字的小说里却用几百字进行环境描写： 旅馆里，留宿的美国客人只有两个。他们打房间里出出进进，经过楼梯时，一路上碰到的人他们都不认识。他们的房间就在面海的二楼。房间还面对公园和战争纪念碑。公园里有大棕榈树，绿色的长椅。天气好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带着画架的艺术家。艺术家们都喜欢棕榈树那种长势，喜欢面对着公园和海的旅馆的那种鲜艳的色彩。意大利人老远赶来望着战争纪念碑。纪念碑是用青铜铸成的，在雨里闪闪发光。天正下着雨。雨水从棕榈树上滴下来。石子路上有一潭潭的积水。海水夹着雨滚滚地冲过来。停在纪念碑旁边的广场上的汽车都开走了。广场对面，一个侍者站在餐馆门口望着空荡荡的广场。 这段描写，似乎同故事没有什么关系，但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环境。这个特定的环境描写，是理解小说的一把钥匙。小说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我们从公园里用青铜铸的纪念碑，以及老远赶来看战争纪念碑的意大利人身上，可以感受到战争过后特定的氛围。 而小说中，我们看到旅馆里的美国客人只有两个，他们住在面向美丽的大海的房间里，从房间里不仅可以看到大海，还可以看到公园以及公园里长势很好的大棕榈树，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让艺术家也喜欢的优美风景和鲜艳的色彩。在这一段的环境描写中，作者提供给读者的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自然环境。但是，真的就让人们这样轻松愉快吗？我们回到人类社会中，我们感受的却是另一番景像：他们打房间里“进进出出”，一路上碰到的人他们“都不认识”。这才让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孤独——真正的孤独是在人海中的孤独。 就是在这种孤独的气氛中，我们进入到了小说之中。我们看到的所有人，都是处在一种无聊情绪中。站在餐馆门口望着空荡荡广场的侍者，在窗前看着雨中的猫的太太，躺在垫得高高的两只枕头上看着书的丈夫，有一张上了年纪而迟钝的脸的旅馆主人，随时可能绷紧脸的侍女。这一系列人物之间互不相干。作品通过太太去捉雨中的猫这一事件，把几个人联系起来。但我们发现，故事中的人物之间，表面看来通过捉猫似乎有一种交往，但其实相互之间都有一种隔阂，根本无法交流。 丈夫听说太太要去捉猫，先是表示可以替她去，客气一下就又躺在“垫得高高的两只枕头”上看他的书了。旅馆主人，从“太太喜欢他”来看，他似乎还好，但他那张上了年纪而迟钝的脸上，永远是“听到任何怨言时那种非常认真的态度”，结果还都是一种职业的虚假。侍女一开始是面呈笑容，关心太太别被雨水淋湿。当她听到太太要去捉雨中的猫，感到非常好笑，继而就绷紧了脸。其实，太太并不一定非要一只猫，只是在这无聊中做一点什么事罢了。但无人理解她，她只会在这一举动中，感到自己的无聊与尴尬。无奈中，她开始絮絮叨叨，最终引起了丈夫的不满，让她“住口，找点东西来看吧”。 这部小说表现的背景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而此时的海明威对美国和欧洲青年的思想情绪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迷惘”情绪。战争初期，他们听信了什么“神圣”、“光荣”等宣传，带着青年人的激情和梦想，投入到战争当中。但是，战争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充满血腥的杀戮，他们的美好梦想被现实击得粉碎。这些青年普遍认识到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了，人生理想、伦理道德都破灭了，他们对战争厌倦，普遍出现了“迷惘”的情绪。这种“迷惘”不是因为痛恨战争而成为自觉的反战主义者，而是苦闷、无聊、空虚，不知所措。就像《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他的最基本的情绪，并不反对战争，但“我已经与此无关”了，战争中人们的勇敢、镇定、明智，“但现在不再是我的事了”。 《雨中的猫》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思想情绪，人们都处于一种冷漠中，什么事都与我无关，身边发生什么都不再是我的事。作品中太太想得到那只雨中的猫，其实是作品中唯一对生活寄予了希望的人。但是，正是因为她的希望，才使得她在迷惘的人群中，在冷漠的环境中有点格格不入。其他人都在冷漠地观察她不合拍的行为，使她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尤其是他的丈夫，对她想得到那只雨中的猫，看来并不反对，从最初他要去替太太抓猫的情节中可以看出。但问题是，捉猫事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与此无关”，太太愿意去捉，捉到捉不到，那是她的事，重要的是不要打扰我。所以当太太絮絮叨叨打扰了他时，他会喝令太太“住口”。 小说在淡淡的故事中，使我们看到了战争对人们心灵造成的极大伤害，使读者深刻地感受到了隐藏在水下八分之七的深厚内涵。 在海明威其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中，也常常有对主题的隐藏。如上面提到的《白象似的群山》，就很好地体现了“冰山原则”。小说讲述一对男女恋人在车站酒巴等火车时，两人之间的一些对话。最初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看到这一对男女青年之间并没有什么隔阂，甚至是很友好。姑娘说要喝啤酒，男人马上吩咐要两大杯；姑娘想尝尝掺了水的茴香酒，男人马上让酒保照办。在之后的对话中，我们似乎感到了男女的分歧：女人总是眺望远方，看到远处的群山像一群白象；而男人更关心的是让女人去手术。这种分歧只是在平平淡淡中发生的，好象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冲突。但是，当我们认真研究了男女隐藏了的思想感情和作者隐藏了的主题之后，就会发现这种冲突不仅不是一般意义的矛盾，简直就是人物间心灵的碰撞。女人眺望远处的群山，其实是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她一再向男人提到白象似的群山，但男人只关心尽快把女人肚里的孩子打掉，不想为这个未来到世上的孩子担责任。最终女人终于明白了，“我们本来可以尽情地欣赏这一切”，“我们本来可以舒舒服服享受生活中的一切”，但是“这世界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了。”最后，女人也醒悟了，“‘我觉得好极了，’她说：‘我又没有什么毛病罗。我觉得好极了。’”读者这个时候才真正地感受到了被作者所省略的主题，揭示战后青年对人生万念俱灰，采取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最初是在男青年的身上体现出来的，但随着女青年的“醒悟”，这种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已经被扩散了，同时主题也进一步深化。 我们只有探明了海明威文学创作中“水下的八分之七”，才能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冰山原则”，而不仅仅是把这种认识停留在对写作形式的分析上。
叙事学是对叙事文本的一种系统性研究，着眼于文本的框架结构、叙事方式，意在为科学地认识叙事文提供理论支持。通常，叙事作品被研究者划分为三个彼此因依的层面，即“文本、故事、叙事话语”。研究角度上，可以从“叙事文本”、“叙事功能”、“叙事语法”、“叙事时间”、“叙事情境”、“叙事声音”叙事学六大基本问题入手展开探讨。本文拟对六大基本问题的发展与应用做研究综述。从语言角度分析文本多见于叙事学，通过隐喻、转喻手法的应用，扩大文本内涵，引导读者去探寻意象中的言外之意，丰富作品意蕴。现实主义作品中，需要加强同客观世界的对应以建构一个“与客观经验相适应的艺术客体”，因此以转喻原则来组织文本十分常见。在文本话语的运动过程中隐喻和转喻可以表现为：横组合型隐喻，纵聚合式隐喻，横组合式转喻，纵聚合式转喻。正是种种不同类型的隐喻和转喻的组合，构成了叙事文本细致的肌理。（一）叙事功能 结构主义叙事学先驱、俄国民俗学家弗拉迪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提出了关于叙事功能的理论，其著作《民间故事形态学》（Morphologyof the Folktale, 1928）为叙事学之肇端，对后世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布雷蒙（C.Bremond）、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 1917-1992）等影响深远。他创造了一种分析民间故事的“功能·行动”模式，从俄国民间故事中归纳出31个“功能”和人物的七种“行动范围”，并认为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是故事中的基本单位，故事的功能由角色的行动构成，同一种行动可以有不同的功能，反之亦然。因此在分析叙述功能时应着重考察“行动”对故事产生的作用。如《水浒传》中，林冲曾在东京挽救了失足者李小二，被发配到沧州后竟偶遇在此成家立业的李小二并得到了他的帮助，预知了陆谦富安企图谋其性命的阴谋。在这段故事中，是“李小二”还是“王小二”、“赵小二”均无所谓，重要的是作者让他在这段情节中履行某种功能，即通过他的行为使林冲提高警惕，起到一种中介作用，林冲命运转折也于此体现，这就是李小二在小说中的功能性意义。（二）叙事语法 关于“叙事语法”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即布雷蒙的“叙事逻辑”、格雷马斯的“角色模式”和“语义方阵”及托多罗夫对叙事句法的分析。这一阶段叙事学研究已突破民间文学范围，学者们在普洛普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开拓研究方法，理论体系更加精致严密，研究成果也更为卓著。 法国著名叙事学家布雷蒙发展了普洛普的研究，引入逻辑学原理提出将“叙事序列”作为叙事的基本单位，阐明“叙事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他把“叙事序列”分为“基本序列”和“复合序列”两种。基本序列可以构建一个简单完整的故事，由“情况形成”、“采取行动”、“达到目的”三种逻辑严密、不可分割的功能构成；“复合序列”更为繁复，由“连接式”、“镶嵌式”、“两面式”构成，能适应多样化的叙事类型。连接式体现了叙事序列的前后相续，“第一序列的最后一个功能又是第二序列的第一个功能”，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和西方通俗文学如侦探推理小说通常使用这种行文模式，并逐渐在情节设置、人物设定、环境描写等方面形成一定之规，构成程式文学。镶嵌式是指“故事中套故事”，“在某一序列完成之前，在其中插入另外一个序列”。两面式即同一事物在不同的人眼中有着截然相反的定义，一件事在好人眼里可能是坏事，在坏人眼里却是好事，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则在视角转换中得以充分显露。法国叙事学家A·J·格雷马斯提出了“角色模式”和“语义方阵”两大概念，享誉叙事学界，其著作《结构语义学》（1966）被誉为法国百年来第一部语义学专著、符号学法国学派奠基之作。他拓展了普洛普“功能”说，引入语言学框架，吸收索绪尔与雅各布森的“二元对立原则”，探求故事中的二元对立关系以推演故事。他的“角色模式”（也称为“行动素模式”）即“支使者引发主角的行动，主角的行动指向一定的对象，在此过程中主角往往遭到对头的阻挠，通过助手的帮助，主角终于克服困难，获得对象，并授予承受者（主角往往也是承受者）。”当然在实际文本中，情形远比上述简化模式复杂。这套理论对于解码文学乃至影视作品意义重大。此外，“语义方阵是产生一切意义的基本细胞”，以一个基本的对立关系的语义轴为发端，引入其各自的矛盾项，并将上述二者联系起来以体现出对立、矛盾与补充的三重关系，与故事推演脉络相呼应，被誉为“格雷马斯符号学的最高成就”。保裔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叙事语法方面用功最勤、成就最大的叙事学家。1969年他在《<十日谈>的语法》中提出了“叙事学”的概念，从分析文本的语法结构入手，仿照语言学的例子，将叙事分为“语义、句法、词汇”三个层面，对“叙事句法”着力最多。“叙事句法”即“一个单一的句子”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叙事文本的结构不过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句子结构”。例如《西游记》的基本情节可以表述为：“唐僧师徒四人前往西天取经”。叙事句法的基本单位是命题和序列，命题是最基本的叙事单位，由角色（包括人物身份地位）与情节（包括人物行为）构成；序列“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故事的一系列命题组成”，一个故事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序列。此外他还提出了以叙事学语法理论为基础的“平衡——不平衡——新平衡”故事发展常见叙事模式：“典型的故事总是以四平八稳的局势开始，接着是某种力量打破了这种平衡，由此产生不平衡的局面。另一种力量进行反作用，又恢复了平衡，第二种平衡与第一种相似，但不等同。”这种叙事模式也被称为“圆形叙事”，在我国文学作品中时常可见，如《西游记》中主人公孙悟空破石而出，“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惊动玉帝，石猴乃天地精华所生，灵力过人，东胜神州安宁祥和的“平衡”状态就此打破，此后石猴拜师学艺，大闹天宫地府，被压五行山下，又随唐僧西天取经，情节在“不平衡”的状态中反复扩大、修复，当师徒四人终于取经归来，修成正果，“至此各归方位”，天下复归平静，实现了“新平衡”，全书完结。（一）叙事时间 叙事时间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一部文学作品必然涉及到两种时间：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叙事时间）。前者符合事件发生的正常逻辑，后者是我们读到的叙事顺序，出于文本需要的考量两种时间往往发生倒错，即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提出的“时间倒错”（Anachronies），它主要表现为顺序、时距、频率。“顺序”即叙述的时间顺序，“时距”是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长短的比较，有省略、概要、场景、停顿等四种情形，例如小说中常见的“时光荏苒”“多年之后”即明示省略。“频率”指“一个事件在故事中出现的次数与该事件在文本中叙述的次数之间的关系”，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即单一叙事、单一叙事的某种特殊种类（即讲述若干次发生过若干次的事）、重复叙事（即讲述若干次发生过一次的事）和概括。这种叙事策略尽管古老，但应用广泛，形态复杂，乃中外古今小说共同的基本特征，如《三国志演义》中三顾茅庐、七擒孟获等情节的多次铺叙即属“单一叙事的某种特殊种类”，再如鲁迅《祝福》中祥林嫂反复絮叨儿子阿毛的死，以此展现人物性格、烘托悲剧效果，这就是“重复叙事”的应用。（二）叙事情境 学者们根据叙述者与故事的复杂关系，提出了“叙事角度”的概念，由于“角度”一词容易产生歧见，奥地利学者斯坦策尔（K·F·Stanzel）采用“叙事情境”替换之。“一种叙事情境总是由某种叙事因素占据支配地位，构成基本特征，然后其它因素也参加进来，构成其次要特征，最后形成一个独立的整体。”（罗钢《叙事学导论》）最基本的叙事情境有：第一人称叙事情境、作者叙事情境、人物叙事情境。构成叙事情境的要素有：叙事方式、叙事人称、叙事聚焦。我国古典小说大多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而当代流行的网络小说则大多以第一人称叙事，以利感情抒发与读者形成强烈共鸣，如流潋紫《后宫·甄嬛传》。（三）叙述声音 叙述声音是叙述者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根据叙述者介入程度可分为“缺席的叙述者”、“隐蔽的叙述者”、“公开的叙述者”等类型。“缺席的叙述者”中，读者几乎无法察觉叙述声音的存在，例如《狂人日记》主体部分直接记录语言与思想，无“他认为……”之类的记述。“隐蔽的叙述”即能够“以间接的方式来表现一个人的思想言行”。“公开的叙述”是指“我们能够在文本中听到清晰的叙述声音”，这种声音有强弱之分，其中最能公开传达叙述者声音的评论，如“阐释性评论”、“判断性评论”和“自我意识评论”。参考文献 [1]梵·第根著，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63 [2]胡亚敏.叙事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托多罗夫.叙事文的结构分析[J].Novel，1969(3) [4]格雷马斯.论意义.序言[M].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9年英文版 [5]罗钢.叙事文本分析的语言学模式[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03) [6]李芳芳.经典叙事学理论之综述[J].大众文艺.2011(9) [7]张俊喜.金圣叹小说评点的叙事学研究[D].内蒙古.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
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研究 综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二、当代沈从文研究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 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一）背景研究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注释：[1]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家》 载1931年《 文学生活》1卷 1期[2]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3]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4] 李同愈 《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5] 苏雪林 《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 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6] 黄献文《 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1996 第1期[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8] 金介甫《沈从文传》 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页[9] 韩立群《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10] 谭怡楚《 沈从文情爱文学论》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11] 美 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12] 山风 《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 《名作欣赏》 1996第5期[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 《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 《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参考文献：[1]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2] 《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3]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4]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5] 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三联书店 1985年版[7] 金介甫《沈从文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9] 孙冰编《 沈从文印象》 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11] 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 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海明威与他的“冰山原则” 2002年05月24日10:21:47 网易报道 Kelseytu 盛行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迷惘的一代”文学流派公认的代表作家就是被称为美国二十世纪上半期最有才华的天才小说家厄内斯特·海明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为人，那就是：一个酷爱体育和运动的硬汉；一位世事练达的记者；一名浑身伤疤的战士；一位西班牙斗牛的狂热爱好者；一位既擅饮烈酒又讲究生活的美食家。海明威的思想十分深邃，而且观点独特，用诗人艾伦?泰特的话说，他具有“一个极其微妙的心灵和强大的选择性观察能力”。在他深奥奇特的艺术思想中，“冰山原则”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而且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了。 1932年，海明威在他的纪实性作品《午后之死》中，第一次把文学创作比做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他说：“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他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其后，有多次作过这样的比喻。海明威这种形象的比喻，引起了文学批评界的兴趣。于是，所谓“冰山原则”就成了文学批评界研究海明威创作的重要课题之一。可以说”冰山原则”是海明威对自己多年创作经验的形象总结，是他处理艺术和生活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准则。 那么，究竟什么是”冰山原则”呢？ 关于这点，西方批评家做过不少探讨。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理解的。美国艺术批评家马儿科姆指出：“你从生活中提取那些唤起了自己情绪的鲜明细节，如果你对暴行与恐怖并不闭目塞听，而按照适当的顺序准确地描述了这些细节，那么你就写出了会依旧唤起读者的情绪的东西来。这就是海明威在他早期特写中遵循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其自行限定的范围内是极其成功的。甚至在其范围以外，他也是成功的，因为他所描绘的图景表明具有一种广泛的暗示力。”英国批评家贝茨在谈到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时说：“掌握暗示的艺术，用一句话说明两件或两件以上不同事情的艺术，那就把短篇小说家要干的活儿完成了多一半。”美国批评家艾德尔对海明威的”冰山原则”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这是“回避的手法”，“甩开情绪来造成一种情绪的气氛”。 批评界展开的的多方面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冰山原则”的含义。但是，如果进一步从美学上和诗学上对”冰山原则”作深入理解，显然，上诉各家的论述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冰山原则”，海明威自己在《午后之死》中有一个解释，他写道：“如果一位散文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能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家写得真实，会强烈的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象作者写出来似的。”显而易见，作家在这里强调的是省略，主张水面下的的“八分之七”应该留给读者去感受。根据海明威的解释，可以对”冰山原则”作一个粗略的概括：所谓”冰山原则”，就是用简洁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把自身的感受和思想情绪最大限度的埋藏在形象之中，使之情感充沛却含而不露、思想深沉而隐而不晦，从而将文学的可感性与可思性巧妙的结合起来，让读者对鲜明形象的感受去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 简洁的文字、鲜明的形象、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是构成”冰山原则”的四个基本要素。具体地说，文字和形象是所谓的“八分之一”，而情感和思想是所谓的“八分之七”。前两者是具体可见的，后两者是寓于前两者之中的。文字塑造了形象，形象包含了情感，而情感之中蕴涵着思想。诚然，就一般文学作品而言，这四个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海明威的作品中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他强调了情感和思想的含蓄性。 研究海明威的”冰山原则”，首先要搞清楚水下的“八分之七”，因为这一部分是冰山的基础。如果按艾德尔的观点，海明威作品的实质性内容被作者“以明显的追求表面效果”回避掉了，那么就引出了一个尖锐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即海明威究竟是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大作家，还是浅薄的、仅限于玩弄文字技巧的末流文人？显然，海明威作品的实质性内容并不是被回避掉了，而是艾德尔没有看出来罢了。 海明威与他的“冰山原则”(二) 2002年05月24日10:21:47 网易报道 Kelseytu 我以为，首先，水面下的“八分之七”包含着海明威深刻的思想，这思想建立在多年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以及他对生活理解的程度上的。 在海明威的作品里，省略并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他曾强调说：“如果一位作家省略某一部分是因为你不知道它，那么在小说里就有破绽了”。很清楚，作家省略的东西必须是他所熟悉的，也必须是读者所能够心领神会的。这样一来，没有被省略的文字就要有典型意义，只要读者看到这些文字，便会联想到那些省略掉的内容。这就犹如高楼大厦的基石，大厦固然雄伟，但离开了基石却不能成立的。 海明威的“基石”埋藏得深厚而又牢固，这和他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涉世的第一步是亲自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红十字救护队的志愿人员，海明威对这场战争是抱有幻想的。象许多单纯幼稚的青年一样，海明威怀着“拯救世界民主”的宏大抱负走上了战场。在意大利北部的意奥战场，海明威用自己的勇敢行为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他是非战斗人员，却在战场上到处奔波，甚至受了伤。战争的残酷、统治者的虚伪和无谓的流血在战后一下子都表现出来了。海明威发现，当年的勇士不过是上当者，不仅受了伤，精神上也受到了创伤，变得迷惘消沉起来。海明威的创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在他早期的名作《永别了，武器》中，主人公亨利与巴克莱的悲剧正是这种思想的集中反映。有趣的是，他笔下的主人公几乎和他走过同样的路。对这场战争的回忆，成了海明威最痛苦的事。在《海明威，一个巨人的生与死》里，有一段是他去逝前不久说的：“我现在还记得，我对于第一次大战感到十分可怕，吓得我有十年写不出它。战争在你内心造成的创伤，愈合起来是十分缓慢的。”海明威早期作品带有强烈的反战情绪。他的高明之处是他把反战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联系起来了。他从反对战争、怀疑社会出发，树立了一种除了个人勇气和自我感觉外，别无可信的人生态度。这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海明威这一时期的作品表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抵触。尽管美国在战争中大发横财，国势日渐强盛，但是，在海明威看来，战争给人的生命和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接踵而来的又是社会的动荡不安。 一战铸成了海明威对人类社会的根本看法，也给海明威的早期作品奠定了一种灰暗、郁闷的基调。在他眼里，世界充满了暴力和邪恶，死亡不可避免的等待着每一个人。如果人们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建立起一整套生存法则，这就是：在生活中，即便你不能取胜，但也不必认输；你可以在默默的忍受中尽力活下来；在户外的体育运动中寻求欢乐，把“硬汉性格”作为生命的支柱。 海明威有句名言：“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掉，但不能被打败”。这体现了海明威主人公对待人类社会的基本态度，因此，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硬汉性格”显得深沉、有力、真实。 在读到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大两心河》很能说明上面的问题。小说的第一部分叙述了主人公尼克·亚当斯返回阔别多年的故里。这是个偏僻幽静的乡间，一年前被一场大火烧光了。但主人公仍然对这次旅行感到很激动，因为他毕竟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那条熟悉的小溪和溪中的鱼了。从表面上看，尼克这次重反故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钓鱼，不过当我们看到尼克的种种行为时，似乎感到作者在暗示尼克另有企图。尼克朝宿营的地方走去，路上不时停下来寻找鱼饵，接着他平整场地，放好地毯，拉起帆布。从尼克机械的举动中，人们可以隐约看出，他的性格颇有些变形，就像溪中的鱼儿一样。显然，尼克企图通过连续不断的动作来逃避什么。他把所有东西都抛在脑后，从而获得了快活。当一切安顿就绪又突然觉得“脑子又在思索了”，顿时又紧张起来。接着，尼克进入了梦乡。 小说第二部分叙述了尼克次日一整天都在忙碌钓鱼。一旦有大鱼上钩，他兴奋不已。一天的时光就在这不停的兴奋中消磨光了。 作品中，钓鱼至多是个表面现象。实际上，小说描写了一个精神上严重受过刺激的人的形象。从尼克·亚当斯系列小说中可以看出，这时的尼克刚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回来，战争对他的刺激太大了。和作者一样，尼克不敢想也不愿想战争的情景。“钓鱼活动”寄托了尼克“逃避”的思想。 《大两心河》的故事说明，海明威不仅具有杰出的叙述才能，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著名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曾就海明威作过这样的论断：“海明威的最优秀的散文给人以深度感。”的确，海明威的作品几乎没有就事论事之弊，它们无不给人以思考的广阔天地。 “八分之七”包含着海明威丰富的情感，这种情感往往和作者的思想相联。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白象似的群山》是海明威的著名短篇作品。故事是说一个男人带一位姑娘到马德里去做堕胎手术。这对男女在路边的车站等待开往马德里的快车。由于天气炎热，他俩不停地喝啤酒。他们一边喝啤酒一边说话，整个作品是由对话构成的。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此刻姑娘的情绪等等，都没有提到。尽管如此，从他们的言谈中，我们仍能感觉到姑娘复杂的情绪变化。对于姑娘来说，显然有什么东西就要被毁了，而这东西又是姑娘期盼已久的。文中有这么一句，姑娘说：“样样东西都是甜丝丝的像甘草。特别是一个人盼望了好久的那些东西，简直就像艾酒一样”。毫无疑问，这里是在指孕育在身的胎儿。姑娘原本指望舒舒服服享受生活，但眼下，男人改变注意了，一旦胎儿被打掉，姑娘就要面临被抛弃的危险。姑娘吓坏了。这里海明威始终没有把姑娘的感情写在明处。 海明威与他的“冰山原则”(三) 2002年05月24日10:21:47 网易报道 Kelseytu 我想海明威可能有这样一种特点，他好象不愿意让读者一下子就看懂他的作品。因为，他有这样一种观点：让读者感觉的东西应该比让读者理解的东西多一些。因此，海明威从来不企图在作品中说明自己的倾向性。从客观上讲，战争的残酷带给他的痛苦，已经到了难以用文字来表达的程度，这种痛苦使他的神经麻木起来。现在海明威唯一能做的是把他所经历体验到的一切准确地传达给读者，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充实、想象。 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二十年代末创作的重要作品。这部作品通过一对恋人在意大利战场上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明了作者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强烈愿望，但同时流露出人生无常、悲观绝望的思想情绪。《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冰山原则”创作的较为典型的长篇作品。尤其是作品的结尾部分，充分体现了省略掉的“八分之七”的力量。作者在描写亨利向凯瑟琳遗体告别时，似乎不待有任何感情色彩，但读者却感到有一股强烈而深沉的感情潜流，催人泪下。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潜在的，感情也是潜在的，它们两者互相依存，互为表里。作品的故事情结在在主人公冒雨走回旅馆之处嘎然而止，作者赋予作品的潜在感情达到了最高潮。亨利告别了战争，也告别了感情。海明威暗示读者，在细雨蒙蒙的黑里，亨利迷失了方向。他是帝国主义大战的牺牲品和受害者，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人成为了“迷惘的一代”。 作品所省略的部分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海明威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流动宴会》中说：“按照我的新理论，你可以省略任何东西，只要你了解他们。省略的部分会增强小说的力量”。无论是他的长篇还是短篇，简练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特点，并使整个作品显得气势磅礴。 那么，海明威作品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是通过什么形式体现出来的呢？这正是他的作品八分之一之所在。 首先是简洁的文字突出塑造了画面感较强的人物和场景。为了使人物形象和场景描写产生光鲜如画的效果，海明威主要采用了白描手法。在他笔下，几乎没有总体上的风景描写，都是十分准确的物体观察，对于所描写的场面也很少进行特别强调。记得课上，教授曾经强调过，海明威的描写和电影摄象机的作用颇为相似。这里我节选了小说《太阳照样升起》里的一段描写： …楼下狭窄的街道上空荡荡的。楼上阳台上却挤满了人。突然，一群人顺着街道跑下来。他们都在奔跑，挤成一团，他们沿着街道朝斗牛场的方向跑去。后面的人更多，跑得更快。接着又跑过来几个落在后面的人，他们才真是在奔跑呢。这伙人身后有一段空隙，这时几只斗牛上下摇晃着脑袋飞也似的跑过来。奔跑的人们和斗牛都在路口消失了。一个人摔倒了，滚到路边的沟里，静静地躺着。而斗牛则在他身上奔过，并不理会他。 这段描写就像一幅画一样。作者除了交待了视点在楼上之外，再没有多余的环境描写，笔墨直接用在了主要事物的描写上。 海明威与他的“冰山原则”(四) 2002年05月24日10:21:47 网易报道 Kelseytu 许多研究海明威的书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他的这种对场景和人物画面感的描写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它所显示出的形象的直接性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感性材料和手段，实质上，它是为了更好地超出自身本来的意义，与作品的情感和思想内容联系起来。从上述《太阳照样升起》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着意于画面感的描写并不是死板固定的静态场面，而是“静”中有“动”。这样写的好处是：场景为人物形象塑造可以提供直接服务，不但人物形象的鲜明性有了保证，而且其性格发展也有了充分条件。 在他的“八分之一”中，为了使作品的画面感取得准确、生动的效果，海明威还对文学语言进行了大胆革新。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离开语言这一要素，作品就无从谈起了。海明威正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给英语乃至许多其他语言的现代文学带来了巨大影响。他的语言朴素无华、准确生动、简洁明了。这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承认。具体来说，海明威是通过以下几点获得成功的： 其一，海明威很少使用形容词和副词，几乎不用各种修饰性的从句。他依靠名词的准确和动词的生动直接触及到事物的本来面目，丝毫没有矫柔造作之感。 其二，海明威把美国口语经过提炼，应用到书面文章中，给文学作品带来生气。这样做既很好地体现了人物个性，又能够清楚地揭示人物心理。 其三，海明威总是选择那些尽可能不直接影响读者，却能使读者产生联想的词语。作者不直接对事物进行判断，一切取决于读者。例如，如果写胆怯，一般的作家除了对讲话环境进行烘托性的描写外，还常常会这么写：“他声音惊恐、结结巴巴地说道”或诸如此类的句子，而海明威除了对必要的讲话环境烘托外，至多只用“他说道”这么简单的句子。有人曾对我说，这是因为海明威缺乏文学艺术表达的能力。其实这正是他的风格。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姑娘站起身来，走到车站的尽头。铁路对面，在那一边，艾布罗河两岸是农田和树木。远处在河的那一边，便是起伏的山峦。一片云影掠过粮田；透过树木，他看到了大河。 《白象似的群山》他把一切有碍于景物本身的言词统统踢在一边，几乎没有什么修饰语和形容词，让描写对象自身说话。 以上我们探讨了“八分之七”和“八分之一”的基本含义，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 水面上的“八分之一”是建立在水面下的“八分之七”的基础之上的，后者要前者直接体现，两者是互为依存的统一体。“冰山原则”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从文字塑造的形象中，可以看出作品包含的思想感情；同样，通过对作品思想感情的理解，也可以进一步认识作品那简洁的文字、鲜明形象的特殊意义。 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是海明威一生思想和艺术的总结。他的”冰山原则”在这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海明威大量使用象征、隐喻等手法，把作品主题思想高度抽象化，使其完全隐藏在水下的“八分之七”中。对老人来说，大海不像对年轻渔夫那样是一个具体的捕捞领域，而被认为是一种人格。它既体现仁慈，又体现残忍。因为它一方面养育了象老人这样许许多多以海为生的渔夫，另一方面又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在大海的深处，老人找到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大马林鱼。海的宽广足以使老人能了解和体验到那种未知的神秘领域。如果说作品深奥的寓意是从这方面体现出来的话，那么他和老人孤单一人出海打鱼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只有这样，关于大海的这样一种观念才会显得格外鲜明。或许正是这样的考虑，海明威才让老人唯一的伙伴曼诺林离开了他。 “冰山原则”的形成除了海明威自身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外，也有其历史原因。从英语文学的发展史看，到了十九世纪，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日益繁杂，书面英语变得浮华、罗唆起来，其发展趋势已经不是力求表现和描绘某个对象，而偏重于无休止地解释和探讨。英语语言的革新势在必行。作为英语文学的一个分支，美国民族文学的建立经历一个艰苦的过程。西欧文学的影响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仍未完全消失，甚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矫揉造作的文风在美国文坛上还是一种时髦。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美国不少有远见的作家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如马克·吐温、斯梯芬·克莱恩、舍伍德·安德迅等，海明威是他们的继承者，也是集大成者。他果敢地担负起了革新语言的重任，一开始登上文坛就给人以崭新的面貌。 从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文学，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文学中的主观色彩与日俱增，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自我成分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作家们无休止的解剖自己，希望读者对自己的每一段描述，甚至每个字都能够理解。在海明威看来，要得到读者的理解，首先要信任读者。换句话说，就是作品要给读者留以思考的余地。那种一览无余的写法是历史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读者欣赏趣味的变化。作者完全替代读者思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二十世纪的生活节奏远远快于十九世纪，一篇小说的优劣往往取决于是否在很短的篇幅内讲到了人们感到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这是时代的特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海明威的风格使他成了这个时代的开路先锋，他为整整一代人甚至两代人树立了楷模。 海明威擅长描写具有画面感的场景，是和他长期爱好绘画分不开的。海明威的父母是他艺术上最早的启蒙老师，曾希望把他培养成艺术家。他本人也做了不少努力。毕加索、马奈、莫奈等著名画家对他的影响不亚于马克吐温、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据我所看到的多本海明威传记中都曾写到，法国后印象派大师保罗·塞尚对海明威的影响最大。 塞尚是一位艺术风格独特的画家，他要求的是根据个人的特殊感受，改造对象的形体，使之更加单纯、坚实和引起重量感。表面上看，他的作品简单，其实，正是这种简单的形式下，包含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容。海明威在回忆录中自己也承认，他从塞尚的画中学到了如何去创作一篇“有容量”的小说。 海明威重视场景画面感的描写，还有各重要原因，就是他受过意象诗歌的影响。在这方面，他受美国著名诗人庞德的影响较大。庞德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对意象主义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诗要具体，避免抽象；形式上要允许连行，不要切成一行行；要精练，不要废字，不用修饰等等。海明威不仅在理论上这样陈述，在创作上也是这样实践的。海明威描写的事物本身总是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的措辞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甚至小孩都能一目了然。文字的浅显不等于思想内容的浅薄，关键在于作者的文字运用是否恰倒好处。 实际上，海明威博采了许多名家的长处，并将这些长处化为自己的东西。他的”冰山原则”是时代的需要，历史赋予海明威的任务是：放弃无关的素材、写作的花招、泛滥的情感，用精练的文字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冰山原则”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它开创了一代文风。随着历史的发展，海明威的那种具体的写作方式始终将会象巴尔扎克、狄更斯的写作方式一样，被后人以新的方式取代，但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冰山原则”的影响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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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过，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阿Q正传·英文版序》）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的。《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栖息的家园。不掌握语言文字，又没有在历史的语言中得到书写的百姓，当然也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被湮灭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鲁迅先生将一个没有姓名而仅仅剩代码的农民流浪汉入“传”，显然是“有乖史法的”。尽管小说的“正传”是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但这名目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相混，而真正具有了史传的含义。它的语义实际上暗示了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传”，皆是“歪传”。给阿Q这样的悲剧小人物作传，体现了鲁迅先生写作的人民性特征。鲁迅不但给小人物阿Q阿作传，而且他的创作姿态也很“不恭”。过去的中国史传，每叙述到传主，必正襟危坐，一副恭敬的姿态，语言的叙述语调也因而显得滞重呆板。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家传”更显示出祖宗崇拜和血缘家族制度的偏执个性。鲁迅先生借用史传的物质外壳，采用诙谐、戏谑的反讽语调来写阿Q，将传主置于被解剖客体的位置，从而调整了创作主体与形象主体的位置，使二者不仅以平等对视，甚至从更高角度来进行俯视，这样就消解了史传的崇拜意识，因而也使作家的文笔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游动空间。正调和反调皆相宜，就打破了传统史传僵硬的文本外壳，史传也就成为一种活泼灵动的文体了。这样史传的使用范围也被拓宽了，它不仅适用于帝王将相，也适用于贩夫走卒。在鲁迅的仿制中，文体的血缘等级性也因而被解构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戏仿是全方位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对传统的章回体的结构和大团圆的形式进行了模仿。章回体小说是中国晚近时期流传最广的一种文学叙述形式，它吸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诗词化的特征，追求一种平衡的对仗。这种章回体在近代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所大量运用，成为阻碍新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鲁迅在小说中，采用章回体分章分回的形式，来讲述阿Q的生命历程。鲁迅对章回体的模仿，并在模仿中加以拆解，既达到了借助它流传的目的又在使用中使之被解体。中国传统文学陈套，喜欢营造善有善报恶有恶的大团圆的结尾，喜欢在“皆大欢喜”中使弱者得到麻醉的欢欣；文化中喜欢奉承别人福禄寿喜，喜欢用“九”象征长寿。中国传统小说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国民“十全十美”心理的表征，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体现。在艺术上，它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的长期匮乏。鲁迅对此所进行的仿制，使读者在截然相反的结局中，在欢乐和悲哀的巨大落差中，在实际的悲哀与叙述的幸灾乐祸中，让阿Q被绑缚杀场砍头，并设计出阿Q为圆圈——画押没有画圆而遗憾的细节；尤其是结尾，他故意将悲剧性的结局写成喜剧，让读者看到如此的“大团圆”和如此的“九”是多么的可怜和可悲。此外，还有情节结构安排的巧妙和细节描写的精彩。阿Q被逮捕时的夸张的情节，阿Q向吴妈求爱以及阿Q与闲人等打架的细节，阿Q的“大团圆”结局等，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别致的意味。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都曾给予崇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阿Q正传》，以其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分析及对社会的清醒认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作者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治病救人、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阿Q从盲目的自尊自大到可悲的自轻自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里的典型性格。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欢迎革命 ，但他不了解革命，认识糊涂，精神麻木，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鲁迅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为目的，遵循现实主义原则，通过艺术描绘，深刻地指出：即便阿Q这样不觉悟的农民，也真心向往革命，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启发农民觉悟，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当时封建统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更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历史根源，小说有力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表达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劣根、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对决定本民族生死存亡的环境和内弱的无情批判精神。对于明灯，正常人要看的是它的光线，用它来照明；只有疯子才用放大镜去找到它上面的灰尘，并因此打烂它。鲁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旗帜，不要以找到旗帜上的灰尘就沾沾自喜，正常的是要抹去它的灰尘，使它更鲜明，更光辉。鲁迅精神的认识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的，那种精神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空中，呼入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活着的理由，但的确深入到我们的血液深处，影响着一代代“精神领域的后来者”。鲁迅所刻画的阿Q及其种种弱点，应当永远是我们的警钟。鲁迅那疾恶如仇的精神、战斗不息的风格、甘当孺子牛的品德，我们是永远不能丢的，丢掉了这些也就丢掉了鲁迅，也就是丢掉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读鲁迅的《阿Q正传》2007年04月19日 星期四 08:51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Q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首先当然是阿Q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Q正传》以前，阿Q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Q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仔细分析起来，阿Q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小说的第七章，一开头就讲到辛亥革命，讲到半夜里一只大船，载着城里举人老爷的财物靠上了赵太爷家的河埠头。这个细节意味深长，它是一个暗示：革命一起，城里的老爷们便要到乡下的赵太爷们那里去找依靠，这就说明了，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构成了中国各级专制的统治基础，倘若赵太爷们在未庄的权威依然如旧，那城里形形色色的举人老爷也就不会真正被推翻。未庄的情形究竟怎样呢？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时，赵太爷们着实惊慌过一阵子。当阿Q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Q”，赵白眼们也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风，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转，转到阿Q来执掌生杀大权了一样。但是，这实际上却是一种错觉，就像阿Q当天晚上在土谷词里所做的那个美妙的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幻觉。真实的情况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结起来，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龙牌，顺便发一笔革命财，偷去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一面又由假洋鬼子进城去，花四块洋钱买来一个自由党的徽章，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了。而那昨天还在洋洋自得的阿Q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骂，不准革命，依旧像从前一样被赵太爷们踩在脚底下。既然未庄是这样，城里也就可想而知。从小说的第八章开始，作者就写到城里传来的消息，说是知县大老爷，举人老爷和老把总全部换了名目，维持原状，依然是他们在执掌政权。而到第九章里，更写到阿Q被抓进城去，当作强盗枪毙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严酷的真实，除了剪辫子以外，其他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阿Q的杀头自然是一例，而那与阿Q同牢房的农民的诉说（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就更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说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后，专制势力是如何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这是鲁迅的又一个成功之处。他把未庄写成了全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阿Q的遭遇更成为了无数贫苦农民苦难命运的象征。辛亥革命似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归于破灭，随着举人老爷的重新上台，阿Q们的苦难反而愈益加重。这并不是鲁迅看问题过于阴暗，而是因为在未庄，没有人能对赵太爷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这方面，作者对阿Q式的革命的刻画是极为深刻的，当农民尚处在种种精神愚昧的重压下面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地改变他们，并进而从他们那里获取真正有力的支持的。鲁迅在写完《阿Q正传》之后说过，今后倘有革命，就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而他在《阿Q正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只要广大农村还是只有阿Q式的革命党，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阿Q支撑着赵大爷的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当革命爆发之后依然是如此。在《阿Q正传》中，对阿Q的精神病态的刻画是和对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的揭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对前一方面的刻画非常深刻，对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样令人信服。作家打算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将要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既然鲁迅是想在阿Q身上画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病态，他实际上就是把阿Q当作了一个象征。因此，象征的形式就势必会成为贯穿整部《阿Q正传》的一个基本的因素。事实上，不但阿Q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D，以及小说结尾那些叹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不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吗？既然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态，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许多远非他个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负，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现他身上的那种具有极大概括性的心理特点。这在小说对阿Q那种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的刻画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样的行为，倘若孤立地看，似乎都不太真实，显然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倘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病态，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征的意义上，而不是就这细节本身来说的。再譬如假洋鬼子这个人物，他的言行也明显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作一个象征，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许多投机的革命党。可以说，象征意味越是浓厚的人物和情节，小说在描写的时候，就越是频繁地使用夸张的手法，阿Q和假洋鬼子是这样，小D和阿Q的那一场“龙虎斗”也是如此。在以前和此后的许多作品中，鲁迅都是用写实的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可在《阿Q正传》中，他却大量使用了这种大幅度的夸张的手法，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把阿Q和未庄当作愚昧的中国人和封建农村的象征来描写的。（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作品简述《阿Q正传》是一篇中篇小说。鲁迅著。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鲁迅以巴人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分章刊载，共9章。后收进小说集《呐喊》。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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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重视写人，尤其重视写人的思想性格，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 （2）受古典散文的影响，精于艺术构思。 （3）讲究语言精练，追求简约美。 （4）受民间传说和“说话“艺术的影响，形成了讲故事的传统。 （5）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形成纪传体的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 （6）受古典诗词的影响，多在叙事中穿插诗词韵语。 （7）受古典绘画的影响，讲究传神写意，在人物塑造中追求神似。2、我国古代小说有如下特点： 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 ⑵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 ⑶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这是古代小说吸收民间口语、继承古代散文的传统而形成的又一重要特点。 ⑷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叙述是表述小说生活内容的一种方式。3、简述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哪些时代特征? ⑴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新特点，主要是市民（特别是商人）的生活的思想感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小手工业者依靠劳动发家致富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明代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繁荣情况，以及小手工业者如何依靠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的具体情景。 ⑵爱情婚姻小说中表现出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主要有两类。一类从正面表现市民阶层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新观念、新追求，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另一类是描写情与礼的矛盾，或以悲剧结局来揭露和控诉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或以喜剧结局来否定礼而肯定情，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⑶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这也可分为两类。一类直接描写恶霸压迫人民，如《灌园叟晚逢仙女》，另一类通过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揭露其凶残阴险的本性，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4、在确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范围时，应该考虑的三个小说文体的基本要素是： ⑴必须是写人的，以人为中心，比较着意于刻画人物形象； ⑵必须有故事，有情节，反映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矛盾冲突 ⑶必须有非纪实性的特征，作品在反映生活时有选择、有提炼、有虚构，在艺术上概括和集中。5、古代的史传文学和寓言故事对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它们都不是小说本身，它们和小说文体的异同主要是： ⑴寓言故事和小说都重视故事，但是寓言的目的在于说理，而小说则要通过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倾向。 ⑵史传文学和小说都重视叙事和人物描写，但史传文学要符合史实，不容夸饰、虚构，而小说则离不开夸饰和虚构。6、为什么说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真正走向成熟？ (1)传奇的作者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和山此而决定的小说新的市美特征，这是古代小说走向成熟的最重要标志。 (2)在内容上，由志怪走向现实，题材扩大，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⑶在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提高。这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种质的新变。7、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的基本特点： ⑴创作目的与唐传奇有很大的不同，是为了满足听众的文化娱乐需要。 ⑵题材内容上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听众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的。 ⑶表达根据是在口语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白话，通俗性是其最鲜明的特色。 ⑷故事性很强，有头有尾，线索清楚，生动曲折，关于布置悬念，非常引人入胜。 ⑸注意写人物，特别注意展示人物的命运。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时，多从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而且多在故事的流动发展过程中完成，很少静止的剖析性的心理描写。⑹在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开头常有“入话”，中间或结尾常穿插或引入诗词韵语。8、明清小说繁荣的三个标志是： ⑴中国古典小说的各种形式体制都已经完备成熟，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 ⑵作家辈出，名作如林。 ⑶现实主义艺术，在创作方法和具体表现手法上，都已经成熟。总的特色是丰富、细腻、深刻。9、在明清长篇小说名著中有四部代表作，它们分别属于什么小说类型？如下： ⑴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 ⑵英雄传奇小说，如《水浒传》。 ⑶神魔小说，如《西游记》；⑷人情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 ⑸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⑹公案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10、简要谈谈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传统； ⑴由于中国古典小说最初的源头来自民间，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始终同民间文学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它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 ⑵有训诫的传统，同时又强调小说要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要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 ⑶中国古典小说作家有“发愤著书”的传统。
《书屋》2019-11期 《书屋》2019年11期封面目录 书屋讲坛丨逝水飞尘话意园 盛昱是清末学者、名士、藏书大家，以风雅不羁、惜士爱才、藏弆美富名动海内，为士林称善，令誉孔彰。其意园郁华阁中，孤本异籍列架插签，琅编秘籍所积充牣，以考订金石书画收藏自娱。盛氏生前，意园之中时有戚好朋旧，诗酒雅集，谈书论艺，赏析旧籍，浮生快聚... 书屋讲坛丨故园无此声 ： 周树人是如何成为鲁迅的 （ 上 ） 从1912年至1926年，正值壮年时期的周树人，他的正式身份是教育部佥事，供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三十二岁到四十六岁的十四载“宦游时光”，留日学生周树人变成了大名鼎鼎的“鲁迅”，北大教授、白话文运动先锋、新文化干将、女高师风潮中“修我... 学界新论丨一百二十年前的“时新小说”征文活动 一般认为，中国近现代“新小说”肇始于梁启超1902年在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梁启超在此杂志上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被公认为导发中国小说从古体迈向现代的首部作品。但是，1895年，英国人傅兰雅在上海通过征文征集到的一百六十二篇“时新小说... 学界新论丨社会变迁中公共卫生的建构 公共卫生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既是近代社会关注的焦点，也逐渐成为时下学术界的重要关切。公共卫生涉及面很广，现今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大多采用社会文化史、医疗史、城市史的视角，而对公共卫生制度本身的研究较为缺乏。公共卫生是涉及医学领域的专业知识范畴，... 人物春秋丨方孔炤：文武兼备的乱世奇才 湮没无闻的名子之父、名父之子 方孔炤是谁？今天的读书人可能对他都相当陌生。但是，如果提起他的儿子、那个风流潇洒的“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人们或许会恍然大悟。 被侯外庐誉为“十七世纪罕见的百科全书派大学者”方以智，因为其明代遗民身份和曾经... 人物春秋丨曾国藩与江西官场的三次冲突 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事，烽火很快席卷江南半壁。此时，曾国藩及由他组织和率领的湘军趁势而起，于咸丰四年（1854）走出湖南，与太平军鏖战于湖北、江西、安徽等广大地区，逐渐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军。与八旗、绿营等清... 人物春秋丨欧阳予倩一次克服困难成行的义演 1921年，湖南发生全省范围的“辛酉荒灾”，先春荒后夏旱，尤其以辰溪、溆浦、芷江、麻阳、晃县、安化、新化、宁乡等地最为严重，饥民成群结队逃亡省城，甚至湖北、江苏等地，沿途倒毙者随处可见，“饿死之尸即为饿而未死之人所食，以人为食，实为千百年罕... 灯下随笔丨顾随的文学“金课” 顾随生前曾在一次讲课后感叹“惜不能有学生以笔记记之”。相比其在诗、词、曲、散文、小说、诗歌评论、佛教禅学方面公开出版的著作，顾先生或许认为形诸文字的论著不足以囊括其识照、学力、性情与胸襟。不想学生中竟有有心之人：如今名满天下的叶嘉莹教授当年... 灯下随笔丨闲暇与文明 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天，美国著名教育家弗莱克斯纳遇到了七十多岁的老绅士伊士曼，后者是举世公认的大众摄影之父、柯达公司创始人。那时，伊士曼正准备把毕生积蓄的一大部分投入到美国高等教育事业，用于推动“有用学科”的发展。 弗莱克斯纳问伊士曼：... 灯下随笔丨书斋内外琐言 养生无道 大概因为上了点年纪的关系，凡碰到讲养生的文章和资料都看一看，也有老同学老朋友发这方面的材料来供我参考的。看来看去，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养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道”，而明白这一点即是养生之道。 一般都说老年人不要多吃肉，要多吃蔬菜水果... 灯下随笔丨斯文绝续之交 柳蓉村，号蓉邨，苏州洞庭东山人。原在苏州护龙街五百六十七号闾邱坊巷口开设博古斋书坊。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大量旧家贵族汇聚上海，他们为了生计，纷纷“争贷所储书籍，以易钱米”，上海由此成为旧书交易中心。专营古籍的博古斋也开始了向上海发展的步伐，... 灯下随笔丨蒲松龄的形与影 蒲松龄的《聊斋词》，上、下两卷，收录了一百十几首词作。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四首《金缕曲》，分别以“形赠影”、“影答形”、“影赠形”、“形答影”为题，独具一格。他曾经分析过自己科场失败的原因，一是考官滥选，二是自身不争，三是命运驱使。而在聊斋先生... 灯下随笔丨面条牵出中、意两国丝路 元朝面条“由中传意”，递嬗意大利面条，是欧洲第一位游历中国并将其系统介绍给西方人的马可·波罗使然。这作为中、意两国的丝路因缘，令人赞赏。可是，有外国学者否认马可·波罗来过中国，故须先作正朔，不然本文议题则难成立。 如德国... 灯下随笔丨莫言新近短篇小说论 莫言以其短篇、中篇和长篇共同构筑起“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大江健三郎说：“如果在世界上给短篇小说排出前五名的话，莫言的应该进去。”莫言早期的短篇大致分三个阶段，1981年至1983年属于尝试期，1983年至1992年属于探索期，1998年... 灯下随笔丨民国“维特热”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德国文学家、思想家歌德早期一部杰出的散文体小说。该书以近百封长短不一的抒情书简集成的形式，写了平民出身的维特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聪明俏丽的绿蒂姑娘，尽管绿蒂已经订婚，但两人一见倾心，双双沉入感情的疾流之中。绿蒂未婚夫阿尔伯... 说长论短丨《孙子兵法》与“星球大战”计划 1991年，苏联政府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解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走过七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后正寝寿终。苏联与美国进行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导致国内经济严重畸形直至最终崩溃，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其中，美国对苏联实施的... 说长论短丨从叙事伦理看中国古典小说 在中国古典小说里，叙事伦理几乎无处不在。重新审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伦理，既是为了观照一种文学传统，也是在观察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习性，为今天的小说创作提供经验。 最早关注叙事伦理的可以追溯到明清时候的小说批评家，如金圣叹点评《水浒传》，关注到... 书屋品茗丨王昌龄寓湘赠别诗赏析 王昌龄是盛唐最杰出诗人之一，同代选家殷璠称他作“诗家天子”，时人誉他为“七绝圣手”。在七绝的创作上，王世贞赞他与李白不相上下：“七言绝句，王江宁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持此论的批判家还有叶燮，他认为王诗可与李诗一争高低：“李俊爽，王含蓄... 书屋品茗丨品读《朱寿桐论戏剧》 《朱寿桐论戏剧》是朱寿桐先生的代表著作之一，全书内容新颖，观点鲜明，条理清晰，且饱含真情。笔者读此书后，深有所感，一时间竟不知从何谈起。因心之共鸣，也因本人对戏剧的热爱，便以情为引，漫谈心得。此书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对戏剧的探索，其中包括戏剧... 域外传真丨偷盗火种 人是靠思想站起来的，个人的认知升级，社会的繁荣进步，不是因为掌握了某种技能，而是汲取了优秀的思想。 ——叔本华 一 1943年7月，纳粹占领下的立陶宛的维尔纳。 离开了维尔纳大学图书馆，施默克·卡其金斯基向家中快步走去。自从纳粹德... 域外传真丨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 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史学工作者而言，一个高瞻远瞩的方法及视野就是利器。历史学者的任务是解释历史，揭示被遮蔽的真相。《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本小书为我们揭开了全球史与跨国史作为两种史学路径的兴起、发展和未来的可能性... 域外传真丨温故“刺马案” 同治九年（1870）农历七月二十六日，清朝一代“名臣”马新贻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将以千古疑云的方式走向生命的终点。 马新贻（1821—1870），字谷山，号燕门，山东曹州（今菏泽）人。其二十七岁中进士，咸丰三年（1853），任合肥知县时随钦差... 艺术天地丨艺术人生双辉映 我与郑小娟同志相识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那时，她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担任少儿读物的美术编辑，好像还兼任了一个党支部的宣传委员。我则是在右派被“改正”后，从南县的一个中学调回长沙，分配到湖南人民出版社担任副社长。那时，王勉思同志也在湖南人民出版社... 艺术天地丨清泉冷月映古今 一 说起来叫人难以置信，有的音乐大师看不懂乐谱，更不会写谱。比如美国乐圣迈克尔·杰克逊，乐思泉涌，却没有能力拿起笔来写下曲子。幸好现代科技帮了他的忙，他每当灵感来了，想要作曲，立刻跑到录音机前，按下录音键，打开嗓门尽情唱。美妙的旋... 更多《书屋》杂志信息，请关注「越读党」杂志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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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与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息息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研究本科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
《 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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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 文化 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 故事 ，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教育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 传统文化 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反思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__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__，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它把基督__诠释成人的自我异化，它主张人要活在当下，一种全新的观念便激发出来。从此，摆脱了自然主义态度下经验主义思想的束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超越性观念。笔者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需要以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进行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民族精神塑造，并不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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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文学传媒发展思路 》
摘要：这些年以来，笔者对我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深入性研究，也将相关的文学现象开展了理论性的探索，通过当代传播媒体层面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不单单将报纸书籍当作研究载体，同时也将文学本体拿来探索。为此，此研究能够推动现代文学探究模式、现代文学理念等方面的发展与完善，构建一个新型的探究局面，以此能够增加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理解深度，基于文学史研究模式总结了现代“大文学”的探索思路，同时开展实践研究，并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现代传媒;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其探索深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人们对社会学的“外在探索”产生了疲倦感，那么西方的一些结构主义、语义理论等“内在探索”也随之出现，文体探索也慢慢代替了那些以政治经济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文学探索。不过通过现代文学的探索历史能够看出，方法并非是全能且唯一的。各类探索方式介绍的系列作品，假如被整合到现代文学的整体框架中，那么就会产生新问题。也可以说，当现代传媒和中国现代文学探索的理论范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探索模式，以此会全面地论述我国历代文学的理论特征，以此可以增强对理论问题的理解程度。
一、现代传媒和现代文学的常规关系
(一)媒体即为载体
对于信现代传媒而言，它属于古代传媒与传媒模式的创新发展成果，能够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明确完善的传媒模式及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媒体即为载体，现代传媒也就是现代文学之载体。无论哪一个文学作品都需要物质载体，比如古时候的竹筒、纸扇、墙壁等，均通过特定物质形式得以展现。现代文学的出现即为现代传媒的出现，没有现代报纸媒体就没有现代文学，此为学术界已达到一致的认同。不过，传播媒体的变化也会带来现代文学的变化，如马拉印刷机时期的期刊与设备印刷机的报纸，它们的出版效率与质量等有明显的差距，文学创作可否随着印刷效率与质量的增强而发生对应的改变呢?不过，此两者并非是正比例关系，文学创作的审美理念与艺术成就的大小不会受到媒体改变而出现明显的变化。
(二)媒体即为中介
现代传媒属于文字载体，也就是说，报纸期刊属于文学创作的传媒工具，相关作品是利用特点的媒体得以发展的，即，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中介。现代传媒能够将作者与读者的内在联系展现出来，同时也离不开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及其创 作文 学的整体倾向。其实，读者也不是被动性地受影响或者被指引，如果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报刊或书籍的话，读者其实属于此“共同体”构成一部分，同时根据个人想法改变这个“共同体”。但是，由于作家力量及文学创作的不断增强，作家与报刊之间的影响力会减弱，个别报刊邀请有威望的学者撰稿并未是为了发行需要，大部分是为了能够点缀门面而已。反之，编辑部在明确选题、方针方面，也需要体现出高尚品格，通过获得大众称赞的方式得到有识人士的认同。29]
(三)媒体即为语境
现代报刊而已，不单单属于载体，也属于创作作品，属于文化形态的展现内容，报刊的发展能够为文学的出现提供特点的文化氛围，明确话语模式，甚至当作文学素材融入到作品内容中来。其实，对于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而言，其语境的内联包括两点内容，其一是现代传媒具有的时尚特征，能够指导大众生活、艺术理念的改变，对全社会审美观带来一定的影响。梁启超兴建的《新小说》与《新民丛报》和其“新民”理念、《申报》等明确了不同的建报理念，均展现了报刊面对普通市民的启蒙主义思想，在此氛围中出现的现代文学，通过启蒙为关键引导方向，现代文学具有凝重感，其实这和现代报刊更注重社会、政治有一定的联系。其二现代报刊对应的传播手段，能够为现代文学的创作语境的出现构建相应的文体模式。现代报刊大多数是稳定连续出版，考虑到现代交通工具的不断完善，能够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由于此迅速交流的模式与固定持续出版的特征，能够为作家连载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也能够为作家实现一次性创作奠定基础，这和基于手抄与说唱的古典文学相比，此传播手段更能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二、现代传媒视野里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文化传播视野里我国现代文化史的构建，必须研究“现代性”和我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分析我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发展与其规律。我国现代文学和我国古典文学的关键准则的一个特殊标注即为传播手段与媒体的不同。也就是，文学出现系统的实质改革，是造成文学现代性变化的关键诱因。
(一)重读“现代性”
“现代性”属于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关键定义，不过对此定义的了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通常来看，学术界普遍提到的“现代性”定义是由西方国家演变过来的。在西方，“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当下”，大部分是被社会学家引用，属于“当代社会或文明发展的缩略语”。不过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它重点是阐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并且也体现出民族观念的现代化状况，体现出理想化、未来化的特点。这些年以来，个别研究学家也慢慢重视文学史变化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过程的现代性开展了深入性探索，并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现象。杨春时总结出“二十世纪我国文学的近代性”，此观念其实说明了“我国现代文学”的特性，是通过“现代文学”还是“近代性文学”来阐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不单单属于材料凭证的文学，也属于理论研究模式的问题。奕梅健编撰了《前工业文明和中国文学》一书，其通过我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原理与社会变化特征的层面，总结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对我国文化带来影响的相关论点。所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不单单要重视现代文学的根本特性，同时也要重视其传媒媒体与传播手段，站在时间角度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可以发现它比我国古典文学或西方文学更具有“现代性”特点。在我们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时，就要重视现代传播媒体对我国文学造成的影响。就拿报刊是载体的现代传统媒体来说，我国现代文学也属于我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异变的一部分，也就是，随着现代传播媒体的不断改革与发展，我国文学在发展阶段也出现了“断层”，一个新的文化理念与审美意识也在缓慢地形成。
(二)媒体属性和雅俗问题
对于现代文化传统媒体来说，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缠绕着我国文学数百年的理论问题，即为“雅”“俗”与我国文学的高端化与普及化的问题。这数百年来，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此产生了不一样的文学理念。“通俗文学”代表着中性含义，不过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的批驳者而言，却体现出贬义意义，此为“五四”文学特别是文学探讨会的批驳方向，也是之后被文学史家丢弃的一角。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也慢慢将目光转向了“被丢弃的一角”，一些探索文献也说明了现代文学发展的缺陷。即①，文学作品具有“通俗文学”内容;②个别学者认为，“文学母体包括两类，即‘纯’与‘俗’。由此可以看出，“通俗文学”属于我国现代文学的关键组成内容，其获得了成果即为我国现代文学的成果。不过，怎么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雅”和“俗”，也是缠绕人们的一个难题。
(三)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
通常而言，我国现代文学的理性意识属于我国文学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标识，也属于我国现代文学启蒙思维特点与显著的思想影响力的根本体现。在我们分析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文化理念的时候，必须重视现代理性和文学的内在联系。但是，对于支持现代理性的科学形态来说，它和现代传播媒体也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通过文化角度来看，基于现代文学与工业社会代表的印刷媒体，由物质理念至语言创作，再至传播的实质形态与消费模式，均展现出现代文学里显著的理性意识。和古典物质文化氛围中的理性对比来看，现代传播媒体支撑下形成的理性即为基于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理性。
三、结语
总之，随着现代传播媒体与传播模式的不断改变，也慢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从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得以释放，具备了和“世界”直接互动的特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也慢慢影响着人类形成的文化形态，它属于一种要击垮传统文化的冲击力，以此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的社会地位。同时，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欲望与引导也不断地影响着现代文学，不过新的现代理念也在不断地形成，人们在此也慢慢能够看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即便我们基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来衡量我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也无法真正地认识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理念。为此，现代传播媒体从本质上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同时也对现代文学的变化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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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O玻璃因其特殊性，在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电致变色和光催化方面对其透光率和导电率都有很高的要求，其综合性能常用直属FTC来评价：FTC＝T10／RS。T是薄膜的透光率，RS是薄膜的方阻值；在光学应用方面，则要求其对可见光有好的透射性和对红外有良好的反射性。对其基本要求是：①表面方阻低，②透光率高，③面积大、重量轻，④易加工、耐冲击。2.2FTO透明导电玻璃制备方法FTO透明导电玻璃的制备方法有，物理方法：溅射法、真空蒸发镀膜法、离子辅助沉积镀膜法等；化学方法：喷雾热解法、溶胶-凝胶法和化学气相沉积法等。目前适合批量生产且研发较多的有真空蒸发镀膜法、磁控溅射法、化学气相沉积法和喷雾热解等方法！［1］化学气相沉积法和真空镀膜法制备的薄膜和玻璃基板的结合强度不够，溶胶-凝胶法制备的导电薄膜电阻较高。适合于批量生产且已经形成产业的工艺，只有磁控溅射法和溶胶－凝胶法。特别是，溅射法由于具有良好的可控性和易于获得大面积均匀的薄膜。2.2.1磁控溅射法镀膜：溅射镀膜(sputtering deposition)是指用离子轰击靶材表面，使靶材的原子被轰击出来，溅射产生的原子沉积在基体表面形成薄膜。溅射镀膜有二级、三级或四级溅射、磁控溅射、射频溅射、偏压溅射、反应溅射、离子束溅射等装置。目前最常用的制备CoPt 磁性薄膜的方法是磁控溅射法。磁控溅射法是在高真空充入适量的氩气，在阴极（柱状靶或平面靶）和阳极（镀膜室壁） 之间施加几百K 直流电压，在镀膜室内产生磁控型异常辉光放电，使氩气发生电离。氩离子被阴极加速并轰击阴极靶表面，将靶材表面原子溅射出来沉积在基底表面上形成薄膜。通过更换不同材质的靶和控制不同的溅射时间，便可以获得不同材质和不同厚度的薄膜。磁控溅射法具有镀膜层与基材的结合力强、镀膜层致密、均匀等优点。2.2.2真空蒸发镀膜：真空蒸发镀膜(vacuum vapor deposition)是在工作压强低于10-2 Pa，用蒸发器加热物质使之汽化蒸发到基片，并在基片上沉积形成固态薄膜的一种工艺方法。真空蒸发的加热方式主要有电阻加热蒸发、电子束加热蒸发、高频加热蒸发和激光加热蒸发等。对于镀制透明导电氧化物薄膜而言，其真空蒸发镀膜工艺一般有三种途径：(1)直接蒸发氧化物；(2)采用反应蒸发镀，即在蒸发金属的同时通入氧气进行化学反应生成金属氧化物；(3)对蒸发金属镀膜进行氧化处理。2.2.3溶胶-凝胶法：溶胶-凝胶法(so1-gel)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能代替高温固相合成反应制备陶瓷、玻璃和许多固体薄膜材料的一种新方法。它将金属醇盐或无机盐经溶液、溶胶、凝胶而周化，再将凝胶低温处理变为氧化物的方法，是应用胶体化学原理制各无机材料的一种湿化学方法。溶胶-凝胶工艺是一种制备多元氧化物薄膜的常用方法。按工艺可分为浸涂法和旋涂法。浸涂法是将衬底浸人含有金属离子的前驱体溶液中，以均匀速度将其提拉出来，在含有水分的空气中发生水解和聚合反应，最后通过热处理形成所需薄膜；而旋涂法则是通过将前体溶液滴在衬底后旋转衬底获得湿膜。2.2.4化学气相沉积法：化学气相沉积(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CVD)是反应物质在气态条件下发生化学反应，生成固态薄膜沉积在加热的固态衬底表面，是一种重要的薄膜制各方法。CVD法所选的反应体系必须满足：(1)在沉积温度下，反应物必须有足够的蒸汽压；(2)化学反应产物除了所需的沉积物为固态外，其余必须为气态；(3)沉积物的蒸汽压应足够低，以保证能较好地吸附在具有一定温度的基体上，但此法因必须制各具有高蒸发速率的铟锡前驱物而使生产成本较高。影响化学气相沉积薄膜的工艺参数很多，包括基体温度、气压、工作气体流量和反应物及其浓度等。化学气相沉积技术的主要特点包括：设备及工艺简单、操作维护方便、灵活性强；适合在各种形状复杂的部件上沉积薄膜：由于设备简单，薄膜制备的成本也比较低。但是，薄膜的表面形貌很大程度上受到化学反应特性以及能量撒活方式的影响。2.2.5喷雾热分解法：喷雾热分解法是化学法成膜的一种，其过程与APCVD法比较相似。它是将前驱体溶液在高压载气的作用下雾化，然后输送到基片表面，在高温作用下，前驱体溶液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在基片表面上得到需要的薄膜材料。而反应副产物一般是通过气相形式排出反应腔。常用的高压载气主要有：压缩空气、氮气、氩气等等。但是由于压缩空气中常含有大量的水蒸气，所以用氮气作为载气的情形比较多。如果需要在基片表面上发生分解反应，基片温度一般在300℃以上，在玻璃上制备FTO薄膜的基片温度一般为500℃。影响最终薄膜性能的喷涂参数有：载气压力、前驱体溶液流量、基片温度、喷口与基片的距离、喷枪移动速度等等［2］。在成膜过程中基材的温度、液体的流速、压缩气体的压力以及喷嘴到基材的距离等参数均可实现精确控制［3］。3 FTO透明导电玻璃的研究现状、应用及发展趋势3.1FTO透明导电玻璃的研究现状自1907年Badeker首次报道了热氧化溅射的Cd薄膜生成半透明导电的CdO薄膜，引发了对透明导电氧化物(TCO)薄膜的研究。1950年前后出现了硬度高，化学稳定性好的SnO2基薄膜及综合光电性能优良的In2O3基薄膜，ZnO基薄膜的研究始于2O世纪80年代 。目前研究和应用较多的TCO薄膜主要有SnO2、In2O3。和ZnO基三大体系，其中以In203：Sn(ITO)，SnO2 ：F(FTO)和ZnO：Al(ZAO)最具代表性，这些薄膜具有高载流子浓度(1018～1021cm-3)和低电阻率(10-3～1O-4Ω•cm)，且可见光透射率8O％～90％，使这些薄膜已被广泛应用于平面显示、建筑和太阳光伏能源系统中。［4］ 已经商业化应用的TCO薄膜主要是In2O3Sn(ITO)和SnO2：F(FTO)2类，ITO由于其透明性好，电阻率低，易刻蚀和易低温制备等优点，一直是显示器领域中的首选TCO薄膜。FTO薄膜由于其化学稳定性好，生产设备简单，生产成本低等优点在节能视窗等建筑用大面积TCO薄膜中，具有很大的优势［5］。Sn02：F（FTO）掺杂体系是一种n型半导体材料，表现出优良的电学和光学性能，并且耐腐蚀，耐高温，成本低，化学稳定性好，是现在研究较多，应用范围较广的一类TCO薄膜。苗莉等［6］采用喷雾热解法，以NH4F、SnCl2•2H20为原料，在普通玻璃衬底上制备出了方块电阻最低达到6.2Ω/口，可见光透光率为86.95％的FTO薄膜，且薄膜晶粒均匀，表面形貌平整致密。Yadav等［7］采用喷雾热解法，制备了不同厚度的FTO薄膜，最低电阻率达到3.91 X 10-4 Ω•cm。Moholkar等［8］采用喷雾热解法，制备了不同掺F浓度的FTO薄膜，研究了氟的掺杂浓度对Sn02薄膜的光学，结构和电学性能的影响。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戴松元小组［9、10］将FTO用于染料敏化太阳电池的透明电极，并获得较高的光电转换效率。射频溅射：射频溅射的基本原理是射频辉光放电。国内外射频溅射普遍选用的射频电源频率为13．56MHz,以防止射频信号与无线电信号的相互干扰。通常直流溅射的基本过程是，从阴极发出的电子，经过电场的加速后获得足够的能量，可以使气氛气体发生电离。正离子在电场作用下撞击阴极表面，溅射出阴极表面的原子、分子到衬底表面发生吸附、凝聚，最终成膜。直流溅射不能用于绝缘体材料的薄膜制备，因为绝缘材料在受到正离子轰击时，靶材表面的正离子无法中和，使靶表面的电位逐渐升高，导致阴极靶与阳极问的电场减小，当靶表面电位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可以使气体无法电离，溅射无法进行。而射频溅射适合于任何一种类型的阻抗耦合，电极和靶材并不需要是导体，射频溅射非常适合于制备半导体、绝缘体等高熔点材料的薄膜。在靶材表面施加射频电压，当溅射处于上半周时，由于电子的质量比离子的质量小很多，故其迁移率很高，用很短时间就可以飞向靶面，中和其表面积累的正电荷，从而实现对绝缘材料的溅射，并且在靶表面又迅速积累起了大量的电子，使其表面因空间电荷而呈现负电位，导致在射频溅射正半周期，也可吸引离子轰击靶材。从而实现了在电压正、负半周期，均可溅射。磁场的作用是将电子与高密度等离子体束缚在靶材表面，可以提高溅射速度。［11］用JPGF一450型射频磁控溅射系统在玻璃衬底上制备SnO2：F薄膜，系统的本底真空度为10-3Pa．溅射所用陶瓷靶是由纯度为99.99％SnO2和NH4F，粉末经混合、球磨后压制成坯，再经1300℃烧结而成，靶中NH4F的重量比是1.78％，用纯度为99．99％ 的氩气和氧气作为工作气体，由可控阀门分别控制气体的流量。溅射过程中，控制真空室内氩气压强为1Pa，氧分压为0.5—1.5 Pa，靶与衬底间的距离为5cm．溅射功率为150W，溅射时间为25 min，衬底温度为100℃。用RIGAKU D／MAX—yA型x射线衍射(XRD)仪(CuKa辐射波长，0.154178 nm)测试样品的结构，用APHM一0190型原子力显微镜(AFM)观测样品的表面形貌，使用 rv一1900型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测量样品的吸收谱，使用激发源为325 nm的He—Cd激光器的光谱仪测量样品的室温光致发光谱，使用普通的万电表测试它的导电性（前提是尽量保持测量条件的一致性）。3.2FTO透明导电玻璃的应用FTO透明导电玻璃具有优良的光电性能，被广泛用于太阳能电池的窗口材料、低损耗光波导电材料及各种显示器和非晶硅太阳能电池中作为透明玻璃电极等，与生活息息相关。3.2.1在薄膜太阳电池上的应用太阳能电池是利用光伏效应，在半导体p-n结直接将太阳光的辐射能转化成电能的一种光电器件。TCO薄膜是太阳电池关键材料之一，可作为染料敏化太阳电池(dye-sensitized solar cells，DSCS)［12］等的透明电极，对它的要求是：具有低电阻率(方块电阻Rsh约为15Ω/□)；高阳光辐射透过率，即吸收率与反射率要尽可能低；化学和力学稳定性好的特点。在薄膜太阳电池中，透明导电膜充当电极，具有太阳能直接透射到作用区域几乎不衰减、形成p-n结温度较低、低接触电阻、可同时作为防反射薄膜等优点。3.2.2在显示器上的应用显示器件能将外界事物的光、声、电等信息，经过变换处理，以图像、图形、数码、字符等适当形式加以显示。显示技术的发展方向是平板化。在众多平板显示器中，薄膜电致发光显示由于其主动发光、全固体化、耐冲击、视角大、适用温度宽、工序简单等优点，引起广泛关注，并发展迅速。FTO薄膜具有可见光透过率高、电阻率低、较好的耐蚀性和化学稳定性，因此被广泛用作平板显示器的透明电极。3.2.3在气敏元件上的应用气体传感器是把气体的物理、化学性质变换成易处理的光、电、磁等信号的转换元件。半导体气体传感器是采用金属氧化物或金属半导体氧化物材料做成的元件，与气体相互作用时产生表面吸附或反应，引起以载流子运动为特征的电导率或伏安特性或表面电位变化。二氧化锡薄膜气敏器件具有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和恢复速度快、功耗低等特点，更重要的是容易集成。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传感器不断向智能化、微型化方向发展。［13］3.2.4在建筑幕墙玻璃及透明视窗上的应用喷雾热解法制各的FTO薄膜能用于阳光节能玻璃，对可见光高透射，但对红外光高反射，其反射率大于70％。让阳光中可见光部分透过，而红外部分和远红外反射。阳光中的可见光部分对室内采光是必需的，但可将红外部分的热能辐射反射回去，能有效调节太阳光的入射和反射。利用FTO薄膜在可见光区的高透射性和对红外光的高反射性，可作为玻璃的防雾和防冰霜薄膜。3.3 FTO透明导电玻璃的发展趋势随着LCD的商品化、彩色化、大型化和TFT的驱动或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变效率的提高，人们对透明导电氧化物（TCO）薄膜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至少需要满足如下条件：(1)导电性能好，电阻率较低；(2)可见光内透光率较高：(3)镀膜温度更接近室温，能大面积均匀地镀膜；(4)膜层加工性能好，可以进行高精度低损伤腐蚀；(5)热稳定性及耐酸、碱性优良，硬度高；(6)表面形状良好，没有针孔；(7)价格较低，可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目前，TCO薄膜已普遍达到下列水平：膜厚为500 nm的情况下电阻率在10-4 Ω•cm数量级，在可见光区透光率达80％，载流子迁移率一般达到40cm2／(v•s)。虽然TCO薄膜的性能指标可以满足当前应用需要，但随着器件性能的不断提升，对TCO薄膜提出了更高的性能要求。一些学者提出了TCO薄膜发展的一个量化的前景指标：禁带宽度>3 eV，直流电阻率～5×10-5 Ω•cm，可见光段在自由电子作用下的吸收系数<2x103 cm-1，载流子迁移率>100 cm2／(v•s)。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努力提高透明导电薄膜的透明性和导电性。SnO2：F（TFO）透明导电薄膜由于其兼备低电阻，高的可见光透过率，近红外高的反射率，优良的膜强度和化学稳定性等优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必将在平板显示器件、建筑物玻璃和气敏传感器等众多领域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利用溅射法制备FTO透明导电玻璃它的生产工艺简单，操作方便，利于控制。成本较低，原料易得，但在制备过程中NH4F加热分解放出有污染的氮氧化物和氨烟，这对以后商业化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制约。所以对原料的改进和污染的控制方面还有待开发。4 制备条件对膜结构及光电性能的影响长安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段理等做了磁控溅射制备银掺杂ZnO薄膜结构及光电性质研究实验，发表了文献［14］，并在文献14中得出了4.1——4.3的结论。4.1制备条件对膜厚的影响文献中采用射频磁控溅射法在玻璃衬底上制备了银掺杂ZnO薄膜，当薄膜淀积时间从30rain延长到90min时，薄膜的厚度几乎按照线性关系从约270nm增加到820nm，即薄膜的淀积速率大致稳定在9nm／min左右，为匀速生长。溅射功率与膜厚呈线性增长，及沉淀速率与溅射功率大致呈线性关系。4.2制备条件对膜结构的影响晶体质量随溅射功率的增大而降低，随溅射气压的增大而降低。4.3制备条件对膜光电性质的影响在固定溅射总气压的条件下，增大氧分压可以增强薄膜的紫外发光强度，增大薄膜的载流子浓度。4.4 退火对薄膜的影响退火能显著提高薄膜晶体质量，并增强薄膜的PL发光强度和导电能力，其原因是退火能使银离子完成对锌离子的替代从而形成受主。［15］5 退火后处理对膜结构与成分的影响光敏薄膜的光电、形貌性能与退火处理密切相关，退火处理优化了薄膜表面形貌、减小了光学能隙、增大了薄膜的导电率和载流子迁移率。光敏薄膜性能的优化，有利于增大聚合物太阳电池的填充因子、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对于提高其能量转换效率、改善器件光伏性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6］分别对较低氧分压反应磁控溅射制备的 薄膜进行氧化性气氛和惰性气氛退火。通过XRD和SEM 分析，发现氧化性气氛退火薄膜为表面多孔的金红石结构 ，而惰性气氛退火薄膜表面较为致密，结构分析不仅观察到金红石结构的 ，还发现了四方结构的 。XPS表面分析进一步表明，氧化性气氛退火后，薄膜成分单一，未氧化的 完全氧化成稳定的 ，而且具有稳定结构的 薄膜表面吸附水很少。相对而言，惰性气氛退火后，薄膜表面 、 和 共存，表面化学吸附氧和吸附水较明显，薄膜的稳定性降低。［17］6 FTO导电玻璃制备相关参数根据范志新等所提出的理论表达式： 带入相关数据可得到，SnO2:F（FTO）的最佳掺杂含量为2.54%［18］通过对比总结，参考大量数据，选择溅射功率：100W，溅射压力：5Pa，溅射时间：1.5h，溅射靶距：38mm［13、19］做产品。进行相关参数的选择与优化。7 参考文献1、张志海， 热解法制备氟掺杂二氧化锡导电薄膜及其性能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2、汪振东， 玻璃基TiO<,2>-SiO<,2>/SnO<,2>：F薄膜的喷雾热分解法制备和表征 武汉理工大学3、郝喜红， 喷雾热解法制备掺杂二氧化锡导电薄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4、张明福等， 透明导电氧化物薄膜研究的新进展 压电与声光5、方俊 杨万莉， n型透明导电氧化物薄膜的研究新进展 陶瓷6、苗莉等， SnO2:F导电薄膜的制备方法和性能表征 材料导报7、Yadav A A，Masumdar E U，Moholkar A V，et a1．Effect of quantity of spraying solution on the properties of spray deposited fluorine doped tin oxide thin films[J]．Physiea B：Condensed Matter，2009，404(12—13)：1874 - 1877．8、Moholkar A V，Pawar S M，Rajpure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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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论文综述范文写法如下：
1、标题
文献综述的标题一般多是在设计（论文）选题的标题后加“文献综述”字样。
2、提要或前言
此部分一般不用专设标题，而是直接作为整个文献综述的开篇部分。内容是简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如果本课题涉及到较前沿的理论，还应对该理论进行简要介绍；最后要介绍研究者搜集的资料范围及资料来源。
3、正文
这是论文文献综述的核心部分。应在归类整理的基础上，对自己搜集到的有用资料进行系统介绍。
撰写此部分时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其一、对已有成果要分类介绍，各类之间用小标题区分。
其二、既要有概括的介绍，又要有重点介绍。根据自己的分类，对各类研究先做概括介绍，然后对此类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重点介绍。
4、总结
对上述研究成果的主要特点、研究趋势及价值进行概括与评价。此部分应着重点明本课题已有的研究基础（已有成果为自己的研究奠定了怎样的基础或从中受到怎样的启发）与尚存的研究空间（本课题已有研究中存在的空白或薄弱环节）。
5、参考文献
要求列出的参考文献不少于15篇，且外文文献不少于3篇，并按论文中的参考文献的格式将作者名、文献名、文献出处、时间等信息全面标示出来。
文献综述范文的写作步骤如下： （一）选题 选题是写好文献综述的首要条件。选题要从实际出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理论或实践上有一定意义。选题来源包括：1）与自己实际工作或科研工作有关的、较为熟悉的问题；2）某护理问题的研究今年来发展较快，需要综合评价；3）从掌握的大量文献中选择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 文献综述的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入手，容易深入。 （二）搜集资料 文献资料是撰写文献综述的物质基础，选定综述的题材后要大量的搜集和阅读有关的中文和外文文献，文献越多，就越好些，综述的质量就越高。选择文献应先看近期的（近3-5年），后看远期的，在广泛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在深入复习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必须找到原文阅读，特别是有权威性的文章应细读。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应做好读书卡片或笔记，为撰写综述准备资料。 （三）整理资料 综述不是众多文献资料的堆积，而是作者在阅读了一定量的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资料的重要程度进行细读，抓住其主要观点和结论，对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先列出提纲，写出各级的大小标题，然后将观点相同的资料分别归入有关问题，并排好顺序。综述要如实反映原作者的观点，不能任意改动，但对引用的资料也要加以选择，不可能把搜集和阅读过的所有资料都写进去，应有所取舍。 （四）写作 根据写作提纲，逐项将内容展开，并注意观点与内容的一致。在写作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调整结构和补充内容。论述观点时，作者可有倾向性，但不同观点也应列出。初稿写出后，要反复修改和补充，包括内容增减、结构统一、数据核对和文字润色，综述发表前，最好请有关专家和同行审阅，力求做到主题明确、层次清楚、数据可靠、文字精练、表达准确。范文1： 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 一、引言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的不俗表现，一直令中外经济学家为之着迷，作为其背后主要支撑力量的民营企业更是倍受关注。从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假定出发，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观察、解释民营企业的成长绩效，及其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挑战了“传统智慧”（Montignola，Qian and Weingast，1993），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民营企业，进而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民营企业，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产权已基本清晰的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出发，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随着各种形式壁垒的消除，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民营企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评价斯蒂格利茨（Siglitz）等人的观点。与早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产权安排被视为外生变量，市场竞争、激励与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强调。第三部分介绍围绕产权安排提出的各种理论假说。尽管文献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从Grossman－Hart－Moore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起步的。第四部分比较分析各种关于企业改制原因的假说。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退出与企业改制内生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水平。随着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作为一般意义上企业的性质被更多地展现出来。 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效率改进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具有渐进性、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非同步性的特点。这构成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初始环境。早些时候，依照Sachs（1989）等人所设计的“大爆炸”模式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尤其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推动这种增长的竟是有惊于主流经济学（企业）定义的乡镇企业。起初国内学者曾从经济行为的逻辑性与财产所有制无关的假定出发，运用兰格（Lange）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基本没有得出什么有解释力的假说。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模型似乎也一时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所在，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存在一个严重失误，那就是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一样，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并没有对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此时的首要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这一点在不改变企业产权的情况下也能做到。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和企业“软预算约束”（Kornai，1998）的改变，致使经理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即使不进行私有化也可使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们已经观察到的，与积极推行私有化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在给予经理人员更多的利润方面走得最远（热若尔·罗兰，中译本，2002）。乡镇企业早期的成功案例表明：激励机制的改进向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激励。例如，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理人员的收益不断增加；乡村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获得企业所创造的大部分税收和利润（萧好，2000）。 沿着竞争与激励之间关系的思路，田国强（1995）通过一个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激励机制变化对乡镇企业效率的影响。他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出发，认为明晰产权通常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条件，却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很多情况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产权的明确界定。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行为主体的激励来源于占有财产和获取利润，所以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有私有产权才会产生高强度激励。为此，田国强用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尽管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但将努力程度与收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的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权并不是解释中国乡镇企业效率的最关键变量。依照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逻辑，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来使资源配置优化。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满足了激励机制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把个人的收入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企业经理和职工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等等。 可以认为，斯蒂格利淡和田国强等人的上述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早期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部环境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家进而发现，乡镇企业的决策权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业转移（Jefferson et al，1994）。正如田国强同时所强调的，乡镇集体企业作为中国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它诞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产权明晰的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小，很有可能竞争不过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企业（田国强，1995）。很显然，仅凭对竞争、激励的强调已不能更深入解释乡镇企业后来的表现。 三、产权配置与民营企业的绩效 尽管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的绩效，但我们知道，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配置对效率的改进十分重要。此前有关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不稳定状态下，市场竞争的潜在功能难以完全发挥，过分强调竞争，会形成新的扭曲。但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案例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究竟是什么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现实使经济学家们最终认识到产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发展的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更深入地分析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假说，积累了大量文献，并由此构成中国民营企业研究的主流。 Weitzman－Xu（1994）较早发展了一个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内部产权安排的模型用以解释民营企业的绩效。在模型中，乡镇企业被刻画成一种产权模糊的合作性组织。虽然乡镇企业名义上归社区全体成员所有，但其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乡镇基层政府手中。与私有产权相比，其产权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国，它却表现出了与私营企业相近的绩效（Svejnar，1990；Pitt andPutterman，1992；Dong and Putterman，1997）。Weitzman－Xu进而认为，乡镇企业的出色表现挑战了标准产权理论。根据Grossman－Hart－Moore的理论，产权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向相关主体提供激励，并解决组织内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产权的重要性与组织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异。同西方相比，中国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围（自利性动机弱，合作意识强）使得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文化作用的机制。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导致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效率，那么处于相同文化环境中且产权同样模糊的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国强，1995）。很显然，要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独特表现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应当引入新的变量。 …… 四、企业改制与政府退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1）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对私有财产的看法较之以前宽容多了，甚至在形式上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乡镇企业增速减缓，以及紧接着的大范围改制。此时，文献关注的中心开始转向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退出，“模糊产权”这一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特征，也逐渐褪色。蔡防（1995）用一个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改制的动因。他假设地方政府是委托人，乡镇企业经理则被看作代理人，企业绩效取决于对经理的激励和约束。给定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其监督效果内生于乡镇企业的数量和个体规模。在早期，企业个数少、经营规模小，加之经理的就业机会较少，企业面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尚不严重。随着地方政府所掌管的乡镇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及经理就业机会的增多，监督效果逐渐变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许经理人员以灰色收入的形式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以达到激励效果。因为经理所获得的剩余是“灰色的”，具有较高风险，作为补偿，对集体资产的侵蚀在所难免。结果乡镇企业的运作成本日益提高，以企业所有权（在地方政府和经理之间）重新配置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也由此启动。 至此，整个理论演进的逻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人们已经观察到的，随着政府的全面退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主流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标准定义。民营企业首先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其特殊性就在于被嵌入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会被更多地展示出来。解决了这一关键认识问题后，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似乎开始逐步淡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最近的文献考查表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开始由“解释问题”向“解决问题”转变。例如，姜长云（2000）对乡镇企业资本短缺问题的研究；张杰（2000）、格雷戈里和塔涅夫（2001）对民营企业融资；习题的研究；范从来等（2001）对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模式和股权结构的研究；Sun（2002）对股份合作制内部治理机制合理化问题的研究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经验与对策性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已不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产权已基本明晰的民营企业，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能否尽快成为国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很显然，只有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多元化视角才能勾勒出它未来的成长轨迹。如何预测民营企业下一步的表现？随着它的成长将会对整个改革进程施加怎样一种影响？无疑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又一大挑战。（来源：经济研究） 范文2：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展开研究。财政分权问题涉及到诸多因素，对其研究必须采用多层次的视角。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囿于财政分权的某个局部层面，尚未见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出现。财政分权，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过法律等规范化的形式，界定中央（或联邦）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范围，并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预算管理权限，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198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股财政分权的浪潮。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2个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财政分权改革（世界银行，1997）。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蓬勃兴起，涌现了大量理论文献。这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探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分权问题，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后，其财政分权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已有的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文献主要沿着下述几条线索展开： 1.对财政分权和市场化改革之间次序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制度变迁意义的财政分权改革肇始于1980年代初“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将中国的财政分权置于其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视野中考量，学者们首先对于两者之间的先后次序问题进行了研究。高培勇（2001）认为，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在改革启动初期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贾康（2000）也认为，只有先从财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入手，向地方政府放权，才能使传统的体制有所松动，为以后计划、物价、工资、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提供空间。总之，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分灶吃饭”式分权体制的实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央出于经济理性主动向地方进行放权让利的产物，其目的是缩小国家干预范围、增强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胡鞍钢和王绍光（1997）虽然也认同先行一步的财政分权对于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认为，1980年后的分权化改革并非是中央纯粹按照经济理性所做出的决策。事实上，这种“放权让利”是中国在1979和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增收和减支皆不可行的背景下，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中央被迫向地方妥协的产物。 与前述学者们的观点不同，黄佩华（1991）认为财政分权应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盲目发展经济的负面激励。按照黄佩华的观点，中国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财政分权先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且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企业缴纳的税利，这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一种负面激励：大力扩张地方工业规模，实施地区保护主义，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正是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导致了1980年代经济运行的过热。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转型国家的财政分权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时机，确定正当的顺序，即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原因在于，只有先经历市场化的改革，割断政府和企业间的非正常联系，企业才能摆脱政府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接下来再实施财政分权，就可以避免给地方政府提供“铺摊子”的负面激励，更可以有效地实现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诸多收益。杨灿明（1996）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层面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市场分割、区域间交易费用提高及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控制加强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企分开等其他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没有把分配问题与整个宏观经济协调起来；其次，也是因为分权改革一开始并没有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明确的目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间分权体制的量变。 2.对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研究。总体而言，对于1980年代初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中央向地方权力的下放，地方收入留成比例的提高，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Qian和Weingast，1996；Qian和Roland，1999）。但也有学者指出，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这种激励机制仅仅在沿海地区发挥了作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这些地区带动的。因为这些地区充分受益于外来直接投资的流入、浓厚的企业家传统以及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Young，2000；Tsai，2004）。这一方面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权与经济增长以及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两个问题上。 （1）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研究。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研究中衡量财政分权的方法存在着差别。Zhang和Zou（1998）注重于财政资源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用人均省及省以下的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并据此估计财政分权的影响。解释变量中包括了劳动力增长、投资增长以及以实际税率衡量的税收。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与他们的结论不同，林毅夫（2002）等人认为财政分权积极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林毅夫的研究注重于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政策激励的反应，使用边际留成比例衡量财政分权，选择了28个省级政府1970-199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促进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马骏（1997）同样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同的是，马骏选用的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是省级政府的平均留成比例，而非边际留成比例。乔宝云（2002）就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财政资源分配均等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取舍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使用中国1985-1998年间分省的有关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分配均等和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正面影响并不是线性的。 （2）与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关系的研究。Rajiv Lall和Bert Hofman（1994）在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时发现，实施财政分权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双重领导和条块管理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负有双重受托责任。1980年以来开始的放权让利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地方官员的受托责任也产生扭曲：对本级政府负责成为其首要目标，“条条管理”让位于“块块管理”。这种分权所带来的财政后果是，中央收入比重的逐年下滑以及中央对地方财政赤字控制能力的削弱。这些负面的财政后果进而成为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改革是维护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Montinola（1995）认为“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在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展开竞争提供激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保护改革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攫取和其他非正规资源配置能力施加了一种可信的限制。钱颖一和Weingast也持类似的观点（Qian and Weingast，1996），他们认为19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确立了一种“维护市场”的财政分权框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管理本地经济的责任，强化了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改革也有助于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钱颖一等人的观点不同，Li和Lin（1999）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改革过程中“维护市场的威权主义”的确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实现了在中央政治控制和协调下经济分权化和地方预算自主间的平衡。 3.对财政分权程度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中国的财政已经过于分权。既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设计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赵志耘和郭庆旺（2005）在研究中所选取的两类指标是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的三个衡量指标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控制指数比较小，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较小，其他两个指标——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都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已相当高。特别是第二类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指标，充分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财政高度分权的国家。 国际比较也表明相同的情况。王绍光（1994）认为分权存在底线。通过研究34个国家中央财政收支的情况，他发现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当今世界一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或支出不应低于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比重的50％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某一国家在上述四个方面全部低于这些指标的话，就可以认为超出了分权的底线。他发现，前南斯拉夫在1980年代就超过分权底线，随后即出现了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中国的上述四个方面也低于相应指标，表现为中央政府所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能力十分低下。这表明，中国的“放权让利”改革已经走过了头，超过了分权的底线，需要作出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才能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 尽管普遍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带来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楼继伟、李克平和项中新，2002），实现了提升“两个比重”的既定目标（高培勇，2004），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次重新集权化（EraDabla—Norris，2005）。但是，财政分权依然处于过度的状态。由于过度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没有改善财政资源分配的均等（乔宝云，2002）。姚洋 （2003）也认为，适度的财政分权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财政分权由于制度供给的失衡而远远超过了适度的界限，其后果是导致了各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在基层的积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等诸多问题。 4.简要评价和思考。通过对相关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文献的梳理，不难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层面的考量。从研究方法看，以往的研究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实证分析；研究视角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既有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宏观经济稳定等经济领域问题，也关乎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设计等政治、法律问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财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管理问题。对其研究和处理必须拓宽视角，不能拘泥于财政本身。第二，需要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理论框架。目前，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时，往往直接照搬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缺乏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入考量。传统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其关键性的前提，如成熟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等，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正如Bahl所言，中国财政分权所获得的“好处”不能用传统的分权优点所解释（Bahl，200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献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现行财政分权制度安排的弊端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但由于缺乏宏观层面的理论指针，这些政策建议只能是局限于财权或事权划分等方面的零敲碎打式的制度创新，尚未有能够指导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建设进程的系统化的理论出现。这一点也许正是下一步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所在。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 它是科学文献的一种。格式与写法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在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关于参考文献的使用方法，录著项目及格式与研究论文相同，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