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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来，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好像是貌合神离。
英国与欧洲大陆不仅仅是海峡相隔，而且还存在着历史形成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根据英国与欧洲大陆互不信任的历史传统。英国脱离欧盟成为必然。
英国的脱欧，不仅对欧盟，而且对英镑，对美国，对全世界，都造成了一定影响，那么，英国脱欧对美国造成哪些影响呢？
第一、英美关系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英国脱欧之后，在国际上显得形单影只。这时候英国会寻找另一个国家来力挺自己，而作为全球霸权国家的美国当然是首选，美国主导着全球经济政治格局。这样一来英国就会获得许多秘而不宣的外交的利益，所以两国关系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英国脱，将会使美欧关系发生一定的变化。
特朗普对马克龙非常的恼火。政府上台之后，并没有承诺防卫欧洲，而是不停地向北约成员国威胁欧洲的盟国提高军费。此时欧洲国家感受到了，北约盟主的中坚力量不再可靠，这有可能意味着特朗普想在防务问题上对欧洲撒手不管。
特朗普的意图可能是减少防务义务，同时也能够控制北约，而北约成员德国是一个制造业强国。如果美国不能够控制北约，那么。德国有可能会整合欧洲的国家资源，美国就会面临一个制造工业上的对手，这也特朗普振兴制造业的经济政策不相符合的。
由此看来，英国脱欧不仅对欧盟一体化遭受产生影响，同时也对美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什么英国要“脱欧”？英国是欧盟28个成员国中对欧盟怀疑态度最强烈的国家。信念上，很多英国人感觉自己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受到了拖累，认为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政治抱负。市场开放上，不少英国人认为英国向来比欧洲其他国家更依赖全球市场，让英国接受开放的全球市场比限制在欧盟市场更好一些。地缘政治上，隔着一条海峡，很多英国人完全没有欧洲人的感觉。难民、人口流动等问题让不少英国人对欧盟产生了更大的怀疑和反感。卡梅伦为什么要提出公投？卡梅伦借“脱欧公投”向欧盟要价，要以此同欧盟谈判新的契约，建立新的关系，减少更多负担，获取更多好处。卡梅伦要以此赢得民意，获取选票，并试图弥合党内裂痕。目前看，公投未能如卡梅伦所愿弥合内部分歧。为什么选在2016年6月公投？按照卡梅伦2013年提出的计划，公投在2017年年底前举行。目前，欧洲难民问题加剧令公投的留欧倾向更弱。卡梅伦认为公投事不宜迟，尤其夏季将至，这是更多难民涌入的季节，英国政府因此匆匆决定6月公投。为什么公投对英国有负面影响？无论英国选择去留，都必须与欧盟谈判新的关系契约，时间短则两三年，长则七八年。按国际货币组织预计，这将导致英国经济产出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英国脱欧公投还有衍生后果。最严重的，比如引发再一次有关苏格兰独立的全民公决。这或许意味着，苏格兰可能真的要离开英国。为什么公投对欧盟有负面影响？英国是欧洲的金融中心，金融市场讨厌不可捉摸的动荡，这次脱欧公投已经对欧洲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对欧盟最大的打击是一体化进程及其信念。脱欧公投大大助长了欧洲激进的反欧势头。瑞典最近民调显示，有半数国民认为如果英国退出欧盟，则瑞典也应该追随其退出。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也主张退出欧盟，这将冲击法国2017年总统选举。欧洲一体化正面临反欧势力的新一轮冲击。
发展速度与能源供求，是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一方面，我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现在又处在资源消耗比较多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城乡建设广泛开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资源需求量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由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矛盾突出，资源利用效率低，加之社会生活消费结构迅速升级，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壁垒等因素，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任务十分艰巨，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一、对当前我国能源结构、资源利用的效率分析1、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连续5年达到10％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长过多地依靠投资拉动和高耗能行业为主的重工业，2007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26.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7.8%。其中，煤炭消费量25.8亿吨，增长7.9%；原油3.4亿吨，增长6.3%；天然气673亿立方米，增长19.9%等，尽管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已在能源利用上取得了GDP翻两番而能源消费仅翻一番的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但能源效率低依然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我国一吨煤产生的效率仅相当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单位能耗仅能创造不到0.7美元的GDP，而世界平均水平为3.2美元，日本更是达到了10.5美元，分别是我国的4.6倍和15倍。同时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要比发达国家低15至25个百分点，我国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大概是30%，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资源回收率能达到80％左右。中国综合能源利用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使用效率若能达到先进国家水平，则相当于可节约3亿吨的石油，或相当于4.3亿吨标准煤。国际经验表明，进入到资本密集型工业化阶段后，经济增长潜力进一步提高的同时，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也必然要出现高增长，尤其是我国的工业化是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我国自2003年以来，能源矿产资源消耗占全球的30％，但在这些资源定价方面，我国还不具备主导权。2、节能和减排任务十分艰巨，环境污染居高不下：当前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0％左右，除了能源消费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外，能源在开采、炼制及供应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有害气体。截至2007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71329万千瓦，同比增长14.36%。火电达到55442万千瓦，约占总容量77.73%，同比增长14.59%；煤炭约占能源消费构成近70%，石油占23.45％，天然气仅占3%，能源资源条件决定了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期内难以转变，这也决定了中国节能减排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十五"期间，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原计划到2005年比2000年减少10％，但200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烟尘、化学需氧量等相当一部分污染物的减排量均未实现预期目标。2006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2594万吨，比2005年又增长1.8%，全年全国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1431万吨，增长1.2%，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要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要高出10倍以上，造成三分之一的国土遭受酸雨污染，每年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以上，直接威胁13亿人口和16亿耕地的安全。2007年，在监测的557个城市中，有389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含二级）标准，占监测城市数的69.8%；有152个城市为三级，占27.3%；有16个城市为劣三级，占2.9%。世界银行曾根据我国经济发展趋势预计，2020年中国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需付出经济代价达39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3、从我国资源条件和对外贸易结构分析：我国资源价格水平长期偏低，近年来一直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不仅导致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甚至是能源资源的直接出口，扩大了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政绩"和成本意识的缺失，还使我国原本稀缺的资源更加稀缺。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历年贸易顺差商品的生产中所需要的能源，即间接能源出口量，1980年至2005年年均增长14.22%，2005年达到3.3亿吨标油。扣除能源进口量，近几年我国能源净出口逐年递增，由1999年的0.77亿吨标油，增长到2005年的2.22亿吨标油，生态环境付出的巨大代价，已造成一些地方经济的慢性自杀。中国是目前世界第二位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但能源资源并不富余，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占世界的11%、1.4%和1.2%，人均占有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55%、11%和5%。其次能源资源赋存分布不均衡，开采条件较差，石油进口依存度高达到40%以上。专家测算，到2020年，我国人口按14-15亿计算，则需要26-28亿吨标准煤；到2050年，人口按15-16亿计算，则需要35-40亿吨标准煤。按专家的估计，我国煤炭剩余可采储量为900亿吨，可供开采不足百年；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为23亿吨，仅可供开采14年，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为6310亿立方米，可供开采不过32年，能源供应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这一现象在我国将长期存在。二、落实节能降耗，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十一五"期间，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指标将从2005年的1.22吨标煤/万元下降到2010年的0.98吨标煤/万元，降幅20%左右，节约能源已经被专家视为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同等重要的"第五能源"。因此，我们首先要从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入手，提高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制造水平，加快淘汰落后的工业生产技术和工艺，将能源使用效率和环境评价作为产业发展政策的重要量化指标，这是缓解中国能源紧张的长远之策。2007年我国全年共关停小火电1438万千瓦，据测算，60万千瓦的大机组和10万千瓦、5万千瓦以下的小机组，一千瓦时的发电煤耗要差100到150克标准煤。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抓紧落实"十一五"期间关停小火电机组5000万千瓦，炼钢能力5500万吨，水泥生产能力2.5亿吨的任务，鼓励实行煤电联营或煤电运一体化经营，大力开展煤炭的清洁利用，这意味着每年能节约6000万-9000万吨标准煤，并大大减少污染的排放。另据测算，如果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中工业增加值比重相应降低一个百分点，那么万元GDP能耗就可降低约1个百分点。在能源的开发上，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政府宜鼓励更多的有实力企业投资境外开采石油，积极推动国际能源合作。2、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2007年我国水电达到14526万千瓦，约占总容量20.36%，同比下降了0.53个百分点，核能发电量突破600亿千瓦时，但所占比重仍然偏小。如今太阳能、风能、沼气、地热能、海洋能等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已在发达国家大量开发，2006年全球新能源已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3.6%，如法国的核电量已占装机容量的70％。我国新能源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印度、巴西等国，以一种能源为主的单一能源供应模式已不能有效保障中国经济全面可持续的发展。我国幅员辽阔，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能源发展新路，在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同时，我国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约2.53亿千瓦，地热资源的远景储量为1353.5亿吨标准煤，探明储量为31.6亿吨标准煤，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储量更是属于世界领先地位，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折合年发电量为6.19万亿千瓦时，经济可开发年发电量约1.76万亿千瓦时，相当于世界水力资源量的12%，列世界首位，已具备了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的基础。目前新能源技术由于成本较高，进入市场的竞争力有限，因此国家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国产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推进能源结构向可再生能源调整。据专家推算，每利用一吨可再生资源，可节约原生资源120吨，少生产垃圾废水100吨，增加产值约300元，产生利润500元。3、利用价格杠杆和资源监管，调整产品出口结构：从经济成本上看，随着环境保护和对污染排放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这就使原来的外部成本，或原来是由社会承担的成本，转化成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成本，从而加大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同时随着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继步入工业化阶段，全球资源性产品将形成新一轮需求高峰，这在全球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平均、少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全球主要资源供给的情况下，将使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上涨呈现长期化趋势，资源约束将伴随我国工业化的整个进程。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将资源、环境约束纳入到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构架之中，逐步形成符合我国现实国情以及长远利益的国际分工体系，禁止能源直接出口和严格限制高能耗产品的出口，进一步加快将资源型产品的出口为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放开我国紧缺资源的物质进口配额，降低进口税率。在资源监管上，当前尤其需要建立推进我国矿产资源产权改革和生态补偿机制，让价格真实反映要素的稀缺程度，促进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体系。同时，改变能源税的计量依据，由现在的按企业产量征收改为按划分给企业的资源可采储量征收，促使企业尽量提高资源的回采率。4、2007年12月26日，我国发布了《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节能、减排决不能前松后紧，GDP的增长必须建立在确保完成节能减排指标的基础上。美国在工业化的100年中，消费了390多亿吨石油，近73亿吨钢铁和大量其他矿产品，我国从来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发达国家重化工业高速发展时期享有的廉价资源供应量和环境容量，中国已经加入多个国际环境公约，必须承担起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环境义务。今年4月1日新修订的节能法已开始实施，同时，要加快体现能源战略和政策导向的《能源法》、《循环经济法》的立法工作，制定相关的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真正把节能减排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做到依法行政和依法治企。另一方面，要尽快出台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及其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指标体系，将能源消耗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年度考核，建立和完善节能信息的发布制度，构建统一、高效的能源监督管理和问责体系。要加大舆论宣传力度，逐步推动建筑节能和交通节能，倡导资源节约型的生活方式，树立全民节能环保意识，最后，加快建立中国的能源期货市场，力争实现由能源的需求方来制定能源的期货价格，进而引导现货价格，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又好又快的协调发展。
山经的老师毛病怎么这么多啊
看来这篇不能用了
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有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到了汉朝不断扩大，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使得中国和周边国家交往密切。隋唐宋元时期采取比较开明开放的国策，同周边国家的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比如东部的日本朝鲜，东南下附属国，以及同印度西域、中亚等国的交往是外国的商品不断流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商品等流入外国，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时期；到了明清时期，大多采取海禁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同外国经济交往有所减少，但是同周边国家的交往并没有中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开昂的国策，同外国经济交往处于黄金时期，各项经济指数不断提高。加入到了东南亚经济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同欧洲国家签署了许多经济合作协议，特别是区域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的产生，把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主要成就：其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外交的重大举措。中国正式成为WTO一员，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外交政策取得极大成功，意味着中国将与占世界经济贸易额9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意味着中国的增长速度将由此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必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其二，亚太经合组织成为中国开展经济外交的重要舞台。作为一个跨区域的经济合作论坛，亚太经合组织在推动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成员国沟通与协调、寻求利益交汇点以及促进全球化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的纽带作用。其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开展经济外交的最新尝试。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将加强双方业已存在的经济合作，也将有助于扩大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其四，中国近年来在非洲、中亚以及南美地区开展的能源外交也是中国经济外交的一大亮点。中国的经济外交成就是显著的，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近年和缅甸关于石油管道的合作以及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口建设、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也不可忽视；海峡两岸已经签订ECFA，确保经济合作双赢。 中国经济外交战略是中国推动建立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诠释，是中国坚持平等互惠原则基础上拓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手段，对于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贸易自由化、吸引外资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加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交往和相互理解，拓展国际市场起到巨大的作用。有利于消除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与和平崛起的担忧，改善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也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经济影响力、展现大国国际形象。具体现状：其一，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持续增长，中国进入了一个国际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这将是中国在经济崛起中不得不面对的日益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其二，在全球资源日益短缺、中国经济又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对外能源和资源的依存度急剧增高，并因在全球资源市场缺乏国际定价权而陷入被动局面。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挑战并非偶然，在国际贸易市场与全球资源市场获得“规则制定权”对于中国来说绝对具有战略意义。中国走到了经济崛起、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要实现和平崛起，中国的经济外交还需要进一步规划与完善。
因为英国是正统白种人至上的，欧盟在他们眼中和垃圾没什么区别，等着英国完成脱欧，看看美国如何收拾欧盟的，美国虽然是独立国家，但别忘了英国是白种人的象征，美国是由白种人控制的多种族国家，白种人就算先灭掉世界上所有的有色人种，也要保护英国。因为欧盟都想和英国平起平坐，那太不给白种人面子了。英国脱欧就是因为白种人在欧盟地位越来越像有色人种，目的就是先脱离，再打欧盟，这是上流白种人策略。
我不知道欧盟好处，但是大致能浅显的觉得，比如欧洲伽利略计划，就是和北斗一样的卫星，多个国家能够在同一个方面是个共同体，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了，一些战略上能够达到和美国，和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抗衡，在国际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共同利益，就这么说吧，一个英国根本没法和美国，俄罗斯，中国，甚至日本对比。但是欧盟就不一样了，欧盟能够叫板俄罗斯，能够和美国这种超级大国平起平坐。你搞个卫星，我们联合也搞个卫星，你打我们其中一个，我们几个就打群架和你单挑，国际之间都是利益相争，欧盟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如果英国想脱欧，那也是翅膀硬了，真强脱又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国际地位下降不少，那就不好说了，所以就一而再的延迟脱欧。主要以下几点：
为什么英国要“脱欧”？英国是欧盟28个成员国中对欧盟怀疑态度最强烈的国家。信念上，很多英国人感觉自己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受到了拖累，认为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政治抱负。市场开放上，不少英国人认为英国向来比欧洲其他国家更依赖全球市场，让英国接受开放的全球市场比限制在欧盟市场更好一些。地缘政治上，隔着一条海峡，很多英国人完全没有欧洲人的感觉。难民、人口流动等问题让不少英国人对欧盟产生了更大的怀疑和反感。卡梅伦为什么要提出公投？卡梅伦借“脱欧公投”向欧盟要价，要以此同欧盟谈判新的契约，建立新的关系，减少更多负担，获取更多好处。卡梅伦要以此赢得民意，获取选票，并试图弥合党内裂痕。目前看，公投未能如卡梅伦所愿弥合内部分歧。为什么选在2016年6月公投？按照卡梅伦2013年提出的计划，公投在2017年年底前举行。目前，欧洲难民问题加剧令公投的留欧倾向更弱。卡梅伦认为公投事不宜迟，尤其夏季将至，这是更多难民涌入的季节，英国政府因此匆匆决定6月公投。为什么公投对英国有负面影响？无论英国选择去留，都必须与欧盟谈判新的关系契约，时间短则两三年，长则七八年。按国际货币组织预计，这将导致英国经济产出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英国脱欧公投还有衍生后果。最严重的，比如引发再一次有关苏格兰独立的全民公决。这或许意味着，苏格兰可能真的要离开英国。为什么公投对欧盟有负面影响？英国是欧洲的金融中心，金融市场讨厌不可捉摸的动荡，这次脱欧公投已经对欧洲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对欧盟最大的打击是一体化进程及其信念。脱欧公投大大助长了欧洲激进的反欧势头。瑞典最近民调显示，有半数国民认为如果英国退出欧盟，则瑞典也应该追随其退出。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也主张退出欧盟，这将冲击法国2017年总统选举。欧洲一体化正面临反欧势力的新一轮冲击。
原因挺多，而且复杂！欧盟也有穷国，需要其他富裕成员国救助，欧盟意图逼英国脱离美国的势力真正加入欧盟，英国感觉自己没有得到应得的利益却要济贫，还要离开美国这棵大树，所以态度消极，另一方面英国又想在欧盟像德法一样坐上主导地位，又不想废除英镑和真正担起在欧盟中的责任！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历史和政、治原因。说白了都是利益的驱使，谁也不想吃亏！英国脱欧在贸易投资就业等各个方面，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对于欧盟来说也是一样，英国脱欧会使欧盟国际地位下降，联盟内变得不稳固，长远来看对中国也存在不利因素，毕竟欧盟现在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个人感觉地球上所有的岛国都是毒瘤，都很自私恶毒，都想在陆地国家的身上多压榨点好处！既然想做主导地位，就该拿出带头人的样子，没有付出多少就梦想先得到回报，哪有那样的好事！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及相应对策 张春祥 一、经济全球化的由来及其内涵 经济全球化指的是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寻求相应的位置进行最佳的资源配置。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市场化。世界经济出现这种新的发展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其特征日益显著。“经济全球化”一词就是当时那些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和国际社会的一些权威人士针对世界经济的特征提出来的。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规模性地使用了这一词语。这一过程是从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的。此后，西方各国都纷纷实行自由汇率制度和拆除关税壁垒，放松资本进出口管制，从而为国际间的交流扫清了障碍。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一是正在快速扩大贸易自由化的范围。世贸组织正式运行以来，贸易自由化已从传统的商品领域扩大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1997年，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合计已达6.7万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将增加到16.6万亿美元。 二是投资外向化日趋凸现。1990年，国际直接投资额2430亿美元，1996年达到3600亿美元，发达国家的对外的直接投资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发展中国家对外的直接投资也在稳定增长。三是加速区域集团化的发展。现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这些区域经济集团不仅内部的商品和资本流动加快，共同大市场正在形成，而且外部的开放程度也在提高。四是正在形成生产网络化体系。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司，“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进行生产。五是加速了金融国际化。时间、地域和国界对资本流动已构不成障碍，国际金融市场年交易量500亿美元。每年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实现的融资安排在1万亿美元以上。 全球经济化的日趋发展，生产（资本）、金融、贸易等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而管理、资金控制和金融服务等活动日益集中在少数当今国际中心城市。这一经济趋势促使一些国际性大城市发展成所谓全球性城市，当今少数5～6个全球性城市掌握了全球范围80％的贸易额。这些全球性城市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全球性城市；第二个层次为区域性城市。这些城市在全球和区域范围的经济中占有支配地位并产生辐射作用时，它的中央商务区（cbd ）就成为实现经济功能一体化的驱动中枢，以跨国公司、财政、金融（货币、银行、市场、证券）等机构高聚集为主要特征。 经济全球化趋势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是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强化了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二是国际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金融工具不断创新，资金跨国交易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三是全球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加快，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四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展。就我国沿海的部分城市来讲，据报载，美国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已有24 家在上海投资；新加坡由政府牵线，在苏州设立“新加坡工业园区”；广东惠州市“八五”期间共签外资项目5175宗，实际利用外资8.6亿美元，引进东芝、索尼、日立、nec、本田、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资金与技术；近年引进雀巢、杜邦、京瓷、三星、美能达、诺基亚、三洋、金霸王、佳能等跨国公司投资，有效地推动了新技术的建立与发展。 由此可见，地理上的日益分散活动，在功能上逐渐融合为一个全球层次上的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一体化经济体系，称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或全球经济化、世界型经济）。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在经济全球化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之初，人们强调的多是积极的、有利的一方面，认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分配，有利于生产力更快提高和全球经济的普遍发展。因而全球化是具进步意义的历史大趋势，如果全球经济是平等、合理的则可使各国都从中受益。然而当今全球化有其两重性，对世界各国来说，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既可能从中获利也有可能受损。在全面认识经济全球化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利弊的基础上，各国都纷纷采取相应对策，以减少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正面影响。 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得更快了，世贸组织不断扩大，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显著加快，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同时也是各国为获得超额利润、发展本国经济、提高国际地位而进行制度安排的结果。 2.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科技创新。国际科学技术的创新，能直接带动全球生产力的提高。在全球化过程中，生产要素必然进一步突破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从而使各国的企业家能利用世界任何地方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在他们希望的任何地方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任何有需求的地方。 3.经济全球化有利于用最有利的条件进行生产和市场销售，这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最优状态。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国策，20年来的实践已证明，越是开放较早的行业其发展速度就越快，国内很多企业正是在合资中成长壮大的。利用外资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冲击，但更多的是利益，是竞争中的发展。我们要拓宽开放领域，特别是对外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的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将会增加新的外商投资热点，扭转当前外资下降趋势，并有利于提高引资质量和水平。 从以上正面影响来看，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某一国家经济运行效率无论多高，总要受到本国资源和市场的限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因素可概括为四个方面：“有利于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发展上的跨越；有利于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有利于发展优势，开拓国际市场”。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有利，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和追赶发达国家的难得机遇。1979～1997年的近20年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率就高出发达国家一倍。这种趋势今后还会持续下去。克林顿在访华前的讲话中说：“据预测，在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三倍”。由此可见，宣传经济全球化弊大于利，不但不符合事实，还会传播有害信息。而且经济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遇，但不可避免地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因素和风险。 1.对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在国际金融无体系状态下，金融市场动荡，丑闻不断，投机猖獗，风暴四起，发展中国家在扩大外资规模的同时，放松了对本国金融市场的监督，一旦国内经济出问题，发达国家的投资资本便乘虚而入，酿成金融市场的严重危机。这几年，国际市场的金融状况、商品流动状况所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问题，都会波及到我国。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后蔓延到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实际上对我国也构成了很大的冲击，整个外贸出口、利用外资都受到很大影响，1999年尚有一定好转。 2.对我国经济主权的负面影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必须遵守已有的的国际条约、协定和惯例，为获得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好处，有时被迫主动对经济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其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受制于发达国家。 3.对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接受发达国家扩散的低层次产业，就会形成与其高层次产业的垂直分工，因产业结构的单一性、纯属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会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周期的不良影响。 4.对市场占有的负面影响。伴随着跨国公司的“侵入”，市场更多地被外资所占有，国外市场已被发达国家所瓜分，发展与发达国家凭目前的经济实力分割国外市场，这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危害。 据联合国《1997年投资报告》统计，全世界已有跨国公司4.4 万个，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28万个。形成了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生产，掌握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三分之二的世界贸易与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我国部分国内市场已被跨国公司控制，轻工行业如洗涤用品、饮料等，外商投资企业在生产量、销售上占了35～50％；移动通讯设备仅美国摩托罗拉天津独资企业一家已占国内市场的90％；德国西门子在华39个合资企业中规模最大的北京国际交换机系统有限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达到32％，全国程控交换机外商占70％的市场。 5.对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而把劳动力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广大发展中国家除了继续作为原材料、初级产品的供应者外，还成为工业品的生产基地。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高新技术落后，不得不以消耗稀缺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参与国际竞争，争取“后发效应”。在全球化背景下，综合国力竞争，主要体现在争夺资源上，实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结果强化了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6.对经济制度的负面影响。有的人认为，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必须在经济制度上保持“同步”，否则无法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始终有可能被发达国家的市场体制所“兼并”。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实现各国资源最优配置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冲击和风险。其表现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弱化了各国的国家主权，使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对国内产业和市场将造成一定的冲击，并可诱发国内金融风险等。但是只要对策有方，其冲击和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三、对欧美日经济发展的透析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主要力量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对全球包括我国在内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一）欧共体经济。欧盟经济比较稳定，但欧洲的状况出乎意料。就是欧元启动时间不长，已贬值11％。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使欧洲的资金纷纷外流，对欧洲的影响很大。此情况对美有利，因为资金持有者认为美国比较安全，使资金很大程度上流向美国，并支持了美国的股票市场。但欧洲的经济还是比较稳定的。欧元启动对欧盟所以有利，是互相间的交易变成了内部交易，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对欧元以后的变化趋势，欧中央银行认为，目前欧元贬值是不可避免的，从长远看，欧元在国际上仍然是稳定的。欧盟对中国的关注，有两方面原因：人民币不贬值是好事，对他们有利；我国的外汇储备在币种上是否增加对欧元的储备。我们增加对欧元的储备，对欧元币值能起稳定作用。目前我国外汇储备80％是美元。今后要考虑扩大美元以外的其它币种的储备，但必须注重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 （二）美国经济。美国经济连续八年增长，究其原因，除国内外有利因素外，主要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最重要的基础，而制造业的进步，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在全球化大潮中对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第一，从80年代中期起由汽车业带头，学习日本的精益生产和先进的管理方法；第二，90年代初，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后，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了全面改造；第三，与技术改造相结合，通过缩编、放权和再造工程，以及横向管理等，对企业进行大改组。结果使制造业打了一个翻身仗。从制造业的复兴方面看，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 1.钢铁。在日本的竞争下，美国连年亏损。1993年仍亏损3.5 亿美元。80年代一个工人生产一吨钢10小时，90年代只要5小时。到1995 年美国为4.42小时，日、法、德、英依次是4.49、4.61、4.69、4.71小时。1994年，美国获利10亿美元。 2.汽车。在竞争中，80年代日本产量超过美国，占美国市场份额的25％以上。本田车成为美国人最喜欢的款式。80年代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进行了技术和管理改革，扭转了颓势。1992年，三大公司除通用外，均比日本提高了成本效率。生产一辆小车直接成本福特为5481美元，克莱斯勒为4841美元；日本丰田6216美元，本田6216美元，日产是6782美元，马自达6618美元。1994年，产量与收入都超过日本。 3.微电子。80年代美国从自己所创新的领域败下阵来，在全球的半导体市场份额，由1981年的53％下降到1988年的43％，同期日本由34％上升到46％。制造业前10名，美占前7家，日占后3家，1990年美只剩下一家。市场份额由74％下降到45％，日本由20％上升到48％。美国企业的奋斗加政府支持，1990年扭转了局面。1994年全球1020亿美元的半导体市场，美日分别为43％、40％。日本占领的低档记忆芯片，始终未打入尖端的微处理器市场。而顶尖公司是美国的应用原料公司。 美国制造业复兴与美国持续稳定增长的关系，使人们对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首先，不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上升而轻视制造业；其次，要十分重视高新技术的优先发展，但不能忘记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重要性。制造业是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部门，不能在发展高新技术时放弃传统制造业。美国早期用低价劳力把制造业搬到国外也不可取，应用高新技术武装制造业才是正确的。 从以上情况看，目前美国经济处于景气状态，看来在今后几年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隐患也存在，膨胀的股票市场支持了美国国内消费。持有5000美元以上股票的家庭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60％，这些家庭的消费都受股票市场的影响，股票上扬，其消费欲望就增长；一旦股市萎缩，整个消费就下来。美国自己也承认，股市至少有30％是泡沫。美国股票市场市值为1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约8万亿美元， 我国股市市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美国为1.5倍。 当然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的领域处于垄断地位。 （三）日本经济。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日本是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估计5万亿美元。 其发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目前日本经济仍未走出困境，处于萧条状态。从日本官方统计，1999年情况有所好转，但影响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银行包袱沉重。泡沫破灭后， 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约1万亿美元；二是日本的消费需求不足比我国严重的多。日本最大的居民消费是住房问题，现在房地产业处于低迷状态，对国家影响较大；三是日本的设备投资仍未增长。日本的这种状况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出口和利用外资都会产生影响。 总而言之，今后这种基本格局不会发展大的变化，如果利用得好，对我国是有利的。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更多地利用外资、资源和技术。改革开放20年，我国利用外资总规模为4000亿美金，按现在汇率计算约3万多亿元人民币。这对解决国内建设资金短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其中能源交通方面利用外资最大。与此同时，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但先进装备真正达到世界水平的不到三分之一，这些先进装备主要靠引进，自己开发的比重不足。我国矿产资源丰富，可按人口平均并不多，下世纪初，部分矿产资源严重短缺，原油就是个问题。在当前国际条件下，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解决我国资金、技术和某些资源不足问题，对我们是有利的，应抓住这个机遇。 近年来，虽然国际政治、经济不稳定因素有所增长，但和平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向往的，只要不出现大规模战争，目前的世界格局对我们是有利的。 四、我国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客观的历史趋势，它仍将不断加强。21世纪经济全球化将获得新进展。我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安全同样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如何正确选择中国的经济安全战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显得尤为紧迫。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加强 党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估计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强科技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其核心就是人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主题中有两个基本点：人类在追求生存与发展权利时，要保持其与自然相和谐的关系；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平等。这就需要极大地提高人的素质。“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见《行动纲领》），人的发展是人类最终目标，与其他方面的发展相比，应把提高人的素质放在绝对优先地位，人是发展的主体和动力，而发展又取决于人的素质。今后人类的生存发展已经不能单纯依靠土地种植和挖掘地球资源来维持，必须挖掘和利用人类自身的智慧资源。 坚持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社会经济与人口、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既不造成环境破坏，又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不仅当代人可以更好地生存、发展，而且子孙后代能更好地生存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它以节约资源，特别是要科学发现各种可利用的再生资源，使社会生产得以延续；保护环境，防止本国和跨越国界的环境恶化；控制人口，使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的承受力保持平衡，提高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综合国力方可得到不断的加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善生活质量，保持和创造美好的环境，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类世代发展。 （二）加强我国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积极引进国外先进和适用的科学技术 当今世界，知识和技术是最重要的财富，一个国家发展水平高低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主要取决于其拥有的知识和技术。国力的较量，就是知识和技术水平的较量。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步，才能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改变长期以来不合理的国际产业垂直分工格局以及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增强防御经济全球化给经济安全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的能力。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国民教育、科技投入和管理体制要协调发展，这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唯一正确策略。 （三）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我国尽快参与世界经济的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只要更加积极地走向世界，利用国际市场的有利资源，我们才能充分发挥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优势，提高综合国力，增大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安全系数。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要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外向型经济；要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平等互惠的经贸关系，开辟多元化的国际市场；要有原则地、有作为地加入各种世界性的、区域性的金融和贸易组织。当然，事关国计民生和重大经济利益的领域，我们要始终坚持中方必须掌握主导权和控制权，像电信业的控股问题，寸步不让；农业方面，我们坚持小麦、玉米、大米、棉花、糖、食用油，以及化肥等产品的专营权，确保国家有足够的宏观调控手段，避免损害亿万中国农民的利益。 （四）强化企业体制改革，组建我国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 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垄断日益加强的趋势，我国企业的未来发展必须走联合的道路，组成大型企业集团，并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积极开展国际经营，以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最终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以美国为例，本世纪初，美国有汽车制造企业200多家，现在只有3家企业。从国际上看，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世界各国的企业，跨国并购导彩纷呈，兼并与收购表现为强强联合，优优相并。1995年，日本东京银行和三菱银行合并，成立东京三菱银行，总资产达到7014亿美元；1996年，美国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两大飞机制造巨头合并，使其获得65％的世界市场份额；1997年6月， 蒂森和克虏伯两大钢铁公司合并，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以其110 亿马克的营业额和1500万吨原钢产量而居欧洲扁钢领域第一、世界第三。并购范围空前，涉及各行各业。汽车工业领域，奔驰与克莱靳勒两大汽车公司合并，福特兼并马自达公司，大众并购罗伊斯公司；1998年初，美国著名的计算机制造商康柏公司以96亿美元收购在大型计算机制造中颇具实力的数字设备公司；1999年初，美国电话设备制造商朗讯公司以203 亿美元并购美国第四大计算机网络设备制造商艾森德通讯公司，从而把计算机、通讯等高科技行业大兼并不断推向高潮。 从以上情况看，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最终也要靠强大的企业力量来支撑。因此，企业必须“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要引导企业把市场需求作为技术创新的出发和落脚点，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达到全国以至国际水平。全国所在大型企业都应建立健全技术中心，有条件的民营企业也要建立健全技术开发机构，积极开展创新活动。把国企改革和技术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提高国企的竞争力。 （五）加强利用外资管理，克服引进外资中的问题 资金不足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利用外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但利用不当也会形成国内市场流失和金融危机等不利于经济安全的问题。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引进外资工作，要统一认识，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利用外资战略；同时要牢牢控制利用外资的规模、结构和流向，以外资的技术含量作为引进外资的质量评判标准，平等互利地利用外资，绝不接受任何出让主权的条件。 （六）对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复兴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制造业是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部门，是支柱产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涉及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大问题。所以不能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而轻视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对我国的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一方面，要引进日本的精益生产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使企业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面改造，尤其是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制造业，使其恢复竞争优势；当然，这些都应与技术改造相结合，通过缩编、放权、再造工程、横向管理等对企业进行大改组，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使我国的制造业打一个翻身仗，奠定我国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 在经济加速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一切领域的资源、技术和人才都居于领先地位，即使在激烈的竞争中也应该实行优势互补，以臻共同繁荣，即双方或多方互惠互利，这也已经成为一种同竞争并存的历史趋势，以达到“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的世界经济最优状态。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关键词:文化背景;文化障碍;价值观念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也随之相互交融,进一步促进了世界范围的跨文化交际。一、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下面的案例就从多侧面体现了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康沃公司是加拿大一家生产印刷设备的公司。公司派两名商务代表到中国江苏省上海北部的一座小城与一家印刷设备公司谈判。公司总裁查理波顿和市场主任菲比瑞内斯同行。之前该公司从未向加拿大境外销售过设备,两人对中方对他们的热情款待非常高兴。李经理亲自到上海机场接机,然后行驶九十公里开到小城,安排他们住在一个新建的宾馆里。几小时后主人盛宴招待他们,并有很重要的政府官员出席宴会。这种红地毯式的接待令他们对销售前景十分乐观。第二天上午是观光。他们迫切地想开始谈判,但午饭后却让他们休息。下午一个会说英语的公司雇员来告诉他们说晚上将安排他们去看歌舞演出。第三天终于可以坐下来谈判了,进程非常缓慢。双方先概括介绍自己,加方认为这与销售毫无关系。中方提供翻译,虽然翻译的友好使加方感到很舒适,但翻译环节使沟通缓慢。中方还花大量时间谈论之前曾来过小城的加方贸易代表并问及他。波顿从未见过这位贸易代表,所以无话可说。当轮到加方进行陈述时,他们惊讶地发现竟有十个中方代表隔桌相坐。中方代表不停地微笑并点头赞许。波顿和瑞纳斯准备了充足的数据并有力地证明了五年之内他们公司产量将会翻一倍。最后二位满怀信心地返回了宾馆。第二天中方代表又增加了四人,并让他们再次解释已经陈述过的事情。他们开始觉得沮丧。中方让他们解释有关技术方面的微小细节。加方两位代表均未涉入如此高科技的技术活动,这是此设备的核心。加方代表尽其所能地解释完后,疲惫地回到了宾馆。第二天中方代表中的一员指出他们所陈述的内容与他在加拿大时生产总监工程师所说的不一致,中方抓住这一点不放。午餐时加方代表迅速向加拿大发传真索取细节和解释。下午的情景令波顿和瑞纳斯有点不安。谈判过程中一位中年女匆忙进入谈判室与中方谈判领导耳语,随后他立即起身离开。没有任何人对此做出解释。第二天加方收到了传真,谈判就昨天的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进程十分缓慢,中方很欣赏加方产品的高质量,但担心一旦产品损坏,他们不会维修。他们希望加方提供维修培训服务。加方提出如果派专人在中方工作数周或数月将会增加巨额开销,他们认为设备不会有问题并且中方完全有能力维护此设备。最终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价格。这是最艰难的阶段。中方要求打折20%。加方认为这种谈判过于粗暴,他们坚持原价格,并认为此价格非常合理,但在滚筒部件上可打3%的折扣。尽管之前加方代表听说在中国谈判会很费时间,但他们认为一周的时间是足够宽裕的。但时间飞逝,再有两天他们就要回国了。他们开始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双方达不成协议,他们需要再就什么问题做进一步讨论。最后的谈判过程中他们竭力使中方讨论未解决的关键问题,但中方似乎并不愿意这么做。第二天下午告别宴会开始之前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价格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付款方式没有解决,这是难以解决的难题,中方不能保证付款计划,因为这要由市政府最终决定。尽管如此,李经理还是微笑着提到了今后的合作,中加双方过去的友谊,以及他们从加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再次签了九个月前已经在加拿大签过的意向书。加方代表失望地回国了,但还希望双方通过传真或邮件进一步讨论销售事宜。两周后,加方惊愕地得到消息:中方已经从日本生产商手中买下了此设备。他们的设备质量上乘,价格合理,是什么使谈判失败呢?二、跨文化商务谈判中文化障碍产生的原因分析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下面就案例中谈判失败的原因逐一进行分析。(一)国人注意培养关系中国人谈判焦点不在于谈判主题,而在于建立长期合作的人际关系。因此,谈判初期双方谈论的内容涉及宽泛的议题及社交活动,直到彼此建立相互信任、增进相互了解之后才进入谈判主题。而对西方人而言,谈判焦点就在于实质性的内容,在于交易,而非人际关系。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在人际交往中是非常看重感情和人情的。一方面,这源于中国人古老文化和和谐相处、友好往来、团结共事、合作互利的精神和观念。这种处世态度和人际关系有利于交往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对商人说来则有利于交易的成功。从这方面讲,这种观念和行为有其有益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求人办事总是礼数先行、中国商人与他人谈生意之前总是先宴请对方的原因。利奈尔•戴维斯说得好:“在宴席上,人们常常谈论食品,交换一些十分正式的、表示敬意或友谊的词语。从低语境文化的视角出发,人们所谈论的事都不是与个人有关的,也不含有多少信息。人们只是在比其他场合更为精确地遵循一套礼仪规范。这包括彼此敬酒,同时使用一些与相互关系和当时场景相适宜的套话。……交谈是愉悦而轻松的,来自高语境文化的赴宴者将此情景解释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可以开始谈生意或谈完生意的地步了。”“合同属于低语境文化的文件类型。对于西方人说来,合同的含义全在于文字之中。在签署合同之前,一位西方人肯定会审读小号字体印刷部分,这意味着他会十分仔细地关注合同细节以确保没有不利的条款隐藏在用以撰写合同的专用法律术语中。一旦表示赞同,合同就将牢牢约束签约双方,即使签约之后发生了双方都未曾预料的事也不可违约。例如,假如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其中一方因此而遭受损失来自低语境文化的签约方不会把它当成更改合同的理由。这种态度对于来自高语境文化的签约方却似乎是不公平的,后者总是习惯于将情景事态的因素纳入考虑之中。假如一个西方人从合同中获得了超过他事先预料的利益,他仅仅会认为他一直是好运相随。假如他亏损了,他就会认为是自己运气不佳。”“假如签约双方有了争议,则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就会竭力通过参照合同条款来解决分歧。而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则会更有可能在精确的合同条款之外去考虑公关因素和情景因素。事实上,对于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说来,情景因素要比严密的合同条款更为重要。”(Davis, 2004:68-69)从上面这段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制观念很重的西方人与人情观念很重的中国人之间在处理彼此关系和相互纷争时的巨大差异。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在保留人情观念中有益因素的同时,正在努力摒弃那种有害的极端人情观。(二)西方人注重时间和效率西方人在历史上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科技和经济都较为发达,至今生产力水平已有了迅猛的提高,每一分钟都意味着新的产品问世、新的价值产生,由此而形成的快速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使他们深切感到“时间就是金钱”,而无休无止、尽最大可能地追逐利润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为此他们必须要节约和利用分分秒秒,去创造最大的价值,故而他们看重和珍惜时间,认真对时间进行规划安排,也十分守时。而东方人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长期的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导致其生产和生活节奏缓慢,尤其因他们相对更重视形式、礼仪,不惜在繁文缛节上花费时间,因此他们远不如西方人那么珍惜时间,守时观念相当差。约会时间、计划安排等常常随意变动。对此,萨莫瓦评论道:“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走到一起来的时候,有关时间的观念和实践的运用也颇具有重要性。大多数来自西方文化的人是依据线性空间看待时间的。我们是受时间约束的。我们的时间表和工作日程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德国人和瑞士人的时间意识甚至比我们还要强。对他们说来,火车、飞机以及一日三餐都必须始终准时。但有很多文化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是活动而非钟表决定人们的行动。” (三)中西方的价值观念不同西方人特别尊崇个人主义,这源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以及财产的私有制观念。美国学者萨莫瓦说:“来自非洲某些国家或地区、古巴以及中国的人多半会认为,企业以及生产手段应当归国家或人民集体所有。另一方面,一些出生在美国或加拿大的人从小到大都会认为,生产手段应该归于拥有唯一业主身份的个人所有,要么归拥有共同业主身份的几个人所有,要么归合股经营公司的许多人共同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赚得尽可能多的资产和钱财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奋斗目标,从而逐步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主义”理念以及行为方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个人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信条,即个人的利益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一切价值观、权利和职责都起源于个人。它强调个人的能动性、独立性、个人意愿的表达以及个人的隐私性。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个人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个人的权利、财产、隐私、事业、目标等被摆在他人、集体、乃至国家之上,绝对不可分侵犯;而集体或团队的意识则相对淡薄。集体主义,又称集体本位、集体意识或团队观念,是指看重集体利益、重视集体力量、强调集体作用、主张依靠集体、注重协作配合、提倡团结奋斗的观念。一般而言,贫穷落后的国家 (尤其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民族或种族通常都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甚至在美国文化影响下的非洲裔美国人也尊崇集体主义。据Triandis估算,全世界70%的人口生活在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文化中(Triandis, 1990:48)。这或许是由于他们都属于弱势群体,长期以来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滞后不仅造成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而且导致个人的能力与机遇的极大缩水,使得个人无论是与自然作斗争,还是谋求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都更加依赖于国家、他人或社会组织的集体力量。在中国,数千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儒教、道教以及佛教历来强调“以和为贵”、尊崇“天人合一”、注重人情亲情和团结友爱的传统,是导致中国人看重和依赖家庭、团体和社会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拥有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观念,这同样也表现为一个连续体,有些国家的人个人主义意识更强烈一些,有些国家的人则集体主义思想更浓厚一些。其中,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个人主义观念越强烈;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集体主义意识越浓厚。三、结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首先,我们应正视并承认本民族以外的种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在继续弘扬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同时,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风土人情,并虚心学习乃至接收吸纳其他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其次,深入了解、认真研究其他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找出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异同,研究跨文化交际的内在规律,掌握跨文化商务谈判的知识、技能及正确策略,恰当运用这些技能与策略,在跨文化商务谈判过程中获得成功。
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 辩论 。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 想象力 。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 措施 ，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 对子 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V.S.自由州、大州V.S.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 文章 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看了“如何写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怎么写政治论文格式 2.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 3. 历史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关于生活的政治论文怎么写 5. 初三政治论文如何写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国际组织以及不同国家的法人与个人之间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篇1 论国际法中的经济制裁 在中文中，“制裁”的基本释义是“用强力管束并惩处，使不得胡作非为”。而在英文中，sanction由法令、庄严的协定等含义发展出多种释义：一是从法律角度指为保证法律得到遵守而采取的手段，包括对于违反法律实行的各种惩罚和为了预防违法而采取的奖赏的形式;是从道德的角度指维护道德的约束力;三是从国际法或国际政治的角度指几个国家通常一致采用的一种强制性手段，迫使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停止违法活动或服从裁决，尤指采取不给贷款、限制双边贸易，或者采取武装干涉或封锁等 措施 。国际经济制裁一般是指一国或多国对另一国或多国所实行的一种经济惩罚，其实质是以制裁为手段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及 其它 目标。西方国家直言不讳地宣称，制裁是其推行外交政策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联合国有时也以通过某些决议的形式迫使会员国参与集体制裁。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其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据K·A·伊利沃特(K·A·Elliott)和G.C.哈夫波尔(G·C·Hufbauer)对1914年到1998年170件案例的分析，150多件发生在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而在9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50多件。 通观战后国际经济制裁实例，可以得出所采取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也是应用最普遍的即战略禁运。禁止向被制裁国提供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技术产品，阻止高科技及其产品进入被制裁国;而在通常没有必要进行战略禁运时，一般综合贸易禁运。对被制裁国实行进出口禁运以及资金与人员往来限制。此外还有专项贸易禁运。重点选择关于被制裁国国计民生的若干贸易项目进行禁运。被选择的项目通常是粮食和石油等。 国际经济制裁的特点 首先是强制性。在强度上经济制裁是介于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之间的一种手段。制裁方为达到目的，不会顾及被制裁方的感受。 其次是对抗性。制裁者在实施制裁的时候从不掩饰自己所要制裁的对象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这就使得制裁者与被制裁者之间处于一种公开的对抗状态。 此外还有相关性。经济制裁是使双方利益均受损失的双刃剑，而且制裁还会影响到第三国的利益。经济关系越密切，所受的损失就越大。经济制裁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大多数的制裁难以成功，因为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制裁国的公司有可能违背政府意旨而行事，而且制裁联盟的成员国也会各行其事，从而使制裁效果大打折扣。 国际制裁的核心问题是效率问题，即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最少的时间达到是对方屈服的目的。伊利沃特等对大量案例的实证分析后发现，经济制裁的成功率在不断下降，1938-1972年间，迫使对方做出让步、达到制裁预定目标的为67%，1973-1990年则下降到22%，即使在90年代，经济制裁的成功率也只有大约1/4。在影响经济制裁效率的因素中，首要的是目标国所承受的经济成本。伊利沃特的统计发现，大多数成功的案例中，制裁所造成的成本超过目标国GDP的2%，而失败的案例中这一比例不到一半。 经济制裁的所造成的损失是要由民众来承担的。一般来说，经济制裁会造成民众的损失，导致民众对政府不满，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个假设是建立在受制裁政府是民选政府的前提上的。假若被制裁的国家政权不是民选政权，那么制裁的效果值得推敲的。例如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政府控制了全部的媒体，民众得到外部消息的唯一来源就是官方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稍作煽动，民众对所遭受苦难的痛苦情绪很容易就转化为对制裁方的仇恨。这样不仅达不到发动制裁的目的，反而使受制裁国的政权更加稳固。海湾战争后，联军对伊拉克的制裁一直延续到2003年，大大地削弱了伊拉克的实力，从而为后来的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但是制裁的最初目的——希望伊拉克人自己反抗来推翻萨达姆政权—无疑是失败的。 经济制裁往往对制裁国自身也会造成很严重的损失。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为了迫使苏联撤离阿富汗，对苏联发动了粮食禁运，随后又发动了油气管道禁运。对苏联的粮食和油气管道禁运严重损害了美国农场主和工业企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利益，最后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美国后来不得不主动取消了这一制裁。当然这也和阿富汗战争的进程和国际形势的转变有关。美国七八十年代对伊朗和利比亚的资产冻结，既包括保存在美国本土的两国资产，还涉及到美国银行海外分公司及其附属机构中的资产。其实施不仅引起与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地的法律冲突，损害到该地的主权和金融界的利益，也损害了美国金融界的利益。 "从更广阔视野看，更重要和攸关美国国家利益的是，客户对美国银行服务能力的信心的丧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类顾客离开纽约或美国其他市场，到诸于伦敦这类被认为能够提供比较公平环境的外国市场"。据国际经济研究机构在1995年的 报告 称，制裁给美国公司造成的损失在150亿到190亿美元之间，并且影响到约20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其结果必然引起相关行业的不满。 至于民主国家之间，政治体制越发成熟，国家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出会受到制裁的行为，更不用说去制裁别人了。 所以，有时候，往往制裁不一定给力，直接采用军事手段，才是最有效的 方法 。随着地球上敢于公然进行独裁的国家越来越少，可以预见的是，制裁这种手段，离消失已经不远了。 国际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 一般说起来，国际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裁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权采用经济制裁。二是制裁国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有权使用经济制裁。前者系指国际经济制裁的程序性规定，后者即国际经济制裁的实质性规定。 国际上第一个涉及国际经济制裁的公约，是1919年巴黎和会结束时签订的《国际联盟盟约》。该盟约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联盟会员国不顾以仲裁解决争端的规定而从事战争者，“应即视为对于所有联盟其它会员国有战争行为。其它各会员国担任立即与之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Α之关系，禁止其人民与破坏盟约国人民财政上、商业上或个人往来”。这就是说，第一，经济制裁是针对特定的战争行为，该行为一旦发生，其它会员国实行制裁的义务即自动产生;第二制裁是全面、彻底的，是“全面的经济制裁”;第三，不仅会员国，非会员国也得参加经济制裁，因而是“全球性的经济制裁”。 然而，如此严厉的经济制裁的法律规定不久便为国联大会一项关于“经济武器”的决议所取代。这项决议提出：破坏盟约的战争行为是否存在，由各会员国自己决定;国联行政院可对此提出咨询意见，但不能作出约束性的决定。这一修改，限制了国联行政院的权力，加强了各会员国的任意性，削弱了1935年对意大利经济制裁的力量，同时，也为此后单边国际经济制裁的根据留下了伏笔。 同多边制裁和全球性制裁的法律地位相比，单边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则至今尚未明确。一方面，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一个国家决定同另一个国家建立或断绝经济、贸易往来，纯属该国内政，系该国主权的体现，外界不得干预。西方有些国际法学者还找出前面提到过的国联决议来论证单边经济制裁的合法性。他们提出，由于联合国的无能为力，促进和维持国际和平的任务已经落在各个成员国之上，而各国的主要工具就是经济制裁。 另一方面，国际上也有个趋势，主张对国际经济制裁加以限制。如联大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和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32条)就曾规定：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它种措施强迫另一个国家，以取得该国主权权利行使上之屈从，并自该国获取任何种类之利益。但是，什么是“外国不得干预的主权行为”，什么是“迫使一主权权利行使之屈从”，则各国都有自己的标准，很难达成一致的定论。 目前的习惯国际法是，一国对另一国的经济制裁只要不牵涉军事行动或武装封锁，只要不牵涉它国的司法管辖权(1984年1月美国总统里根宣布扩大对苏联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设备的禁运范围后，美国就曾同英、法、西德等西欧国家就管辖权问题发生过争执)，一般并不会引起别国的非议，当然也不会引起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92页 [2]牛津当代大辞典，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644页 [3]国际经济制裁的效率与外部性分析，武汉大学学报，第五十八卷，第三期 2005.3 [4]HAASS，R. N. Sanctioning Madness [J]. ForEign Affairs，1997，76. 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篇2 浅析国际经济法视野中的主权基金 [摘要]主权基金是一种全新的专业化、市场化的积极投资模式。从国际经济法视野来看。主权基金对于现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挥着重要作用。主权基金是国际经济法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与国际合作发展原则的充分体现，使得全球资本市场更为安全、稳定。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主权基金的兴起也将使世界经济重心从私营部门转向国有部门。因此，主权基金的良性运作与健康发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营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环境。 [关键词]主权基金国际经济法法治环境 在2009年4月的伦敦G20峰会中。西方各国一再强调中国应在主权基金领域担负起大国的责任。2009年4月18日，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在博鳌论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分论坛演讲时称，主权财富基金是现存的不合理的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从50年来的历史上看，主权财富基金在市场上没有不良记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力量。 主权基金(Sovereign Fund)又称主权财富基金，是指掌握在一国政府手中用于对外进行市场化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盈余、外汇储备盈余、自然资源出口盈余等，由政府设立专门的投资机构管理。主权基金是一种全新的专业化、市场化的积极投资模式，其投资方向不仅包括股票和其他风险性资产在内的全球性多元化资产组合，也拓展到外国房地产、私人股权投资、商品期货、对冲基金等非传统类投资类别。 主权基金的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新加坡、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巨额顺差常态化，而这些国家又不希望汇率上升过快，于是外汇储备急速膨胀;此外，以俄罗斯和海湾国家为代表的另一批新兴国家则直接受惠于全球化带来的能源需求激增，在石油价格、矿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凭借国家对资源开发权力的拥有。也积聚了大量国家财富。这些国家具有政府主导的传统，市场运作下的理财工具又不完善，于是财富大量集中在主权基金手中。目前，主权基金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一个日益活跃的参与者，其资金规模已经超过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市场影响力正不断增强。据统计，1990年全球主权基金的规模仅有约5亿美元;而2007年全球已有3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主权基金，资金规模约2.8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阿联酋阿布扎比基金规模高达9000亿美元;中国和俄罗斯拥有的主权基金规模也分别达到2000亿和1280亿美元。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双赢的角度考虑，主权财富基金的存在不应被视为一种威胁，只要各国努力规范其行为并改善其透明度和信誉，主权财富基金理应为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从国际经济法视野来看，主权基金对于现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主权基金是国际经济法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直接体现。该原则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永久主权，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而主权基金本身就是一国对经济活动的自主决定权和对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延伸，属于国家利益的范畴，一国政府对其主权基金享有完全的占有、管理和支配权。主权基金主要来源于属于国有资产的财政盈余、外汇储备和自然资源出口盈余，是国家主权财富在现代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的重要表现形式。特别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主权基金不仅是国家经济主权的象征。更是保障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进而实现国际经济格局多元化的有力武器。根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2009年4月发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局旗下的华安投资管理公司管理资产约为347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中国的另一只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1900亿美元资产排名第八。2004年，具有主权基金背景的联想集团以17.5亿美元成功收购IBM全球Pc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在中美高科技贸易中相对弱势的地位，使中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2008年6月，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宣布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中，美方也明确表态：欢迎来自中国的主权基金，并将在修改投资法时认真考虑中方的立场。 其次，主权基金的积极发展是国际经济法中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的充分体现，使得全球资本市场更为安全、稳定。由于主权基金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低风险，当资本市场面临崩溃危机时，投资者不必担心主权基金会陷入恐慌性抛售中，而且大部分主权基金并不像养老基金一样需要定期支付红利，从而避免频繁地在证券市场上套现。因此。主权基金能够成为一个长期战略投资者参与世界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这将有助于稳定国际股票和债券市场。此外，主权基金的兴起使得新兴市场国家从发达国家的债权人转变成资产所有者，使国际金融市场的权力重心发生根本性转移，全球金融市场格局将从美国一元支配格局向欧亚国家和能源输 出国 共同参与的多元体系转变，发展中国家正逐渐成为国际金融投资的强势力量，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据美国财政部统计，仅2006年以主权基金为主体的跨国投资就使得美国资产净增加1.9兆美元，为社会提供了1000万个就业机会，并对研发支出有13%的贡献。 最后，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主权基金的兴起也将使世界经济重心从私营部门转向国有部门。据美国财政部估计，当前由各国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本(外汇加上主权基金)约有7.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总产出的15%。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将面临实力更强的、由政府投资的主权基金的竞争，各国的国有资产通过优化整合以后将以更加灵活的姿态投入到国际资本市场中，这将使传统的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面临重大挑战。推动了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制度创新，美国近期酝酿修改投资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尽管主权基金的出现对国际经济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在现阶段实现主权基金的法制化仍然面临着种种困境。首先，由于上千亿美元的主权基金规模十分庞大，远远超过普通的国际投资，在债券之外的市场往往会因流动性和交易量不足而难以对其充分吸纳，使得各国现行的投资法律体系无法进行有效监管。其次，由于目前大多数国家立法缺乏对主权基金信息披露的规定，使得主权基金的运作缺乏透明度，既没有准确披露是由谁控制着这些庞大的资本。也没有定期公布投资策略和资产报表等可靠信息，而相关的国际组织也没有制定严格的信息披露标准，使得对主权基金进行信息披露 的法律规制处于事实上的缺位状态。最后，基于政治与国家安全等非商业因素的考虑，部分发达国家对主权基金背后的国家背景十分谨慎，导致主权基金缺少足够的商业性与运作独立性，容易引发投资保护主义，形成投资壁垒。近年来，美国国会腰斩迪拜港口公司收购美国港口。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未果以及华为收购3Com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HIUS)否决，都带有明显的投资保护主义色彩。 主权基金的良性运作与健康发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营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环境。目前，各国已经开始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和规范主权基金，通过立法明确主权基金的管理体制、具体运作和投资审查，提升主权基金运作的透明度。2007年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规定：在涉及主权基金投资时，授权CFlUS进行为期90天的调查。直至认定该投资不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2008年2月，在中铝收购力拓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也公布了6项法律原则，宣布将对政府控制的外国投资者加大审查力度。上述立法试图通过对主权基金加大审查力度来规范主权基金的运作，这既是一种公司治理模式，也是其保护战略资产意愿的结果。相比之下，欧盟对主权基金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开放态度。为实现投资自由化的目标，2008年2月，欧盟宣布将出台主权基金行为准则，试图通过制定全球性的自律性规范来消除法律对主权基金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限制。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建议，为保护具有战略意义的欧盟公司不被主权基金收购，欧盟应考虑实施“黄金股份”制度(即政府持有带有特定权利的股份。这种股份份额很小，通常为一股，但对公司重大战略决策拥有发言权和否决权)，使政府对一些涉及重要敏感行业的外来投资拥有否决权。欧盟准备出台主权基金自律准则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制定旨在规范主权基金的行为指南。该组织已经明确要求新加坡、挪威和阿联酋等国为其主权基金制定详尽的披露标准，并开始推广挪威立法对主权基金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规定，认为通过信息披露立法能够促使主权基金的规范运作，避免投资保护主义。 主权基金本质上是专业化的商业机构，而非政府的行政机关。套用行政模式势必压抑专业精神与商业 文化 ，导致类似于官僚组织的死板僵化，显然不利于其高效率运作。因此，应尽量避免对主权基金的行政干预，确保主权基金市场运营的自由度。例如，为了最大程度保证实现良好投资回报率的核心目标，阿联酋与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员工队伍中极少有公务员，而是竭力在国际金融市场网罗吸引招聘一流金融人才，绝大部数基金经理包括首席投资官都是外聘的专业人员。 另外，主权基金要想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员，还必须通过立法明确主权基金的商业性、专业性和独立性，打消被投资国的政治疑虑和阻挠。在投资法中，应明确主体投资应该交由外部基金，进行第三者管理，从而淡化政治色彩，建立多策略、多通道的投资组合，加强基金间的竞争。弥补主权基金自身在资源、人才、内部监控上的不足。 [参考文献] [1]吴金勇。黄继新，伦敦G2O峰会的“教堂”价值[N]，商务周刊，2009-04-20。 [2]王志刚，主权财富基金法律问题研究[J]，法学与实践。2008。(4)。 [3]杨燕，主权财富基金对世界经济的影响[J]，中共石家 庄市委党校学报，2009，(1)。 [4]IFSL：垒球主权财富基金增至3.9万亿美元[N]，经济参考报,2009-03-04。 [5]刘婷婷，沙特预建世界最大主权基金[N]，中华工商时报,2007-12-25。 猜你喜欢： 1. 国际经济法论文题目参考目录 2. 国际经济法论文题目参考 3. 国际经济法论文免费范文 4. 国际经济法毕业论文 5. 国际经济法相关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