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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启示录——考试与教育的关系郑若玲：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厦门361005 回眸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持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曾经闪耀过璀璨的光芒。在科举制消逝了近百年 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科举时代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之无处不在。在经历了盲目而激烈的批判之后，科举制又 渐渐为世人所慎思、所吸纳。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大规模的国家考试，科举以选拔优秀人才担任政府官职为鹄的 ，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从教育的角 度看，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封建时代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足见科举对教育的影 响之大。科举废除已近百年，其对教育的影响却弥漫并积淀为现实基因的一部分。探讨科举制下考试与教育的 关系，有利于我们今天的教育考试改革鉴古知今、趋利避害。 一 我国是文明发达的古国，自夏商开始便有了正式的学校教育，经历西周、东周和汉代，学校教育的规模不 断扩大，至隋科举产生之前，已初步形成一整套招生、教学、管理（包括考试）和用人的教育制度。封建统治 者越来越热衷于兴办教育和选拔人才，以实现“贤能治国”的理想，学校教育似乎踏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然而 ，令统治者们始料不及的是，一种新型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科举制之建立，却突然改变了学校教育的发 展轨道，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从此走上了命运多舛的不归路。各朝学校教育与科举制之间的轻重存废，总是遵 循着重学校轻科举——科举与学校并重——重科举轻学校的一般规律。在这种矛盾互动中，看似势均力敌，实 则有其轻重，结果是科举制取得了决定性中心地位。这种态势从唐宋两代便清晰可见。 公元618年，隋灭唐起。立国之初，百废待兴。唐高祖深知教育为兴国之本，下诏恢复隋朝衰落的学校，国 子学、太学、四门学及地方州县学校相继恢复招生。到唐太宗时期，一方面继承先祖传统，大力兴办教育，使 中央官学达到了全唐空前绝后的盛况，“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注：《通典》卷五十 三《礼典》十三《大学》。）另一方面，实行开科取士。由于没有偏废一方，唐太宗时期的学校教育与科举考 试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武则天临政后，采取了重科举的政策；在学校教育方面，却一改崇儒重道的文教政策， 代之以崇佛轻儒，并频繁地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任命一些不懂儒学的人担任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致使“学校 顿时隳废矣”。（注：《旧唐书·儒学传序》。）由于胡滥改制，加之科举不经学校，多从各地直接征召文士 到洛阳应试以及进士科举内容不以儒道为重，“重乡贡轻生徒”的社会风气已初露端倪。 到天宝年间，“重乡贡轻生徒”的社会风气愈演愈烈，学校教育的发展再次面临停滞的危险。为扭转这一 局面，励精图治的唐玄宗一方面改革科举制，作出停止乡贡、所有举子皆入中央和地方官学才许应举的决定；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建立从地方到中央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允许私人办学。此举给面临衰颓的学校 教育带来了一丝曙光。然而好景不长，安史之乱造成“重乡贡轻生徒”的故态复萌，使学校教育终难摆脱衰败 的命运。 到了宋代，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兴衰互动依然故我，但考教合一的理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与唐代 统治者所不同的是，宋代更关注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的连结。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中。 这三次大动作的改制使宋代的学校教育得以避免了唐代时的大起大落，但在兴旺中却渐渐熔入科举体系，最终 沦为其附庸。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主政参知政事，实行三舍取士，将所有太学生员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 三等，逐次考舍升级。上舍生依考试结果，“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注：《玉梅》卷一一 二《元丰太学三舍法》。）三舍取士法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系统地结合起来，大大刺激了当时的学校教育。 到徽宗时期，宰相蔡京在三舍取士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激进的改革，罢废科举14年。这期间录取的五榜进 士，皆由太学上舍取。这次为兴学校而罢科举的事件，表明学校教育在与科举考试的轻重存废斗争中取得了暂 时性胜利，但由于科举考试运行了500年之久的强大惯性及其广开仕途、公平公正等诸多为世人所称道的合理之 处，使得蔡京的以三舍考选代替科举取士的办法仍以失败告终。 以上对唐宋两代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互动关系的论证表明，考试与教育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的兴衰互动关系 。虽然科举也曾面临着衰落甚至停罢的危机，但在与学校教育的角逐中，多数时候仍处于主流地位，对学校教 育产生了强大的制约和导向作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及第入仕对于绝大多数人的利诱力实在 太大。因此，只要科举的取士功能尚存，它对学校教育的强大制约和导向便不会消亡。客观上讲，只要科举考 试能根据社会的需要及时更新考试内容，它还是能够公平地选拔出社会的栋梁之才，变“贤能治国”的理想为 现实。令人扼腕的是，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几百年一贯制地局限于儒家经典，命题范围有严格的限制，要想拉 开考生间的距离以便于区分选拔，只有钻牛角尖出偏题怪题，以致举子们在八股文这种高级的汉字游戏中耗尽 人生的智慧。发展到清末，科举已无法适应近代社会要求，成了远离社会的“外星人”，不得不在1905年退出 历史舞台。 二 科举考试在与学校教育千余年的角逐之后，终于败下阵来。科举制在考试内容与形式上步入死胡同的同时 ，也带领学校教育偏离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然而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科举制却备受赞赏，以致在19世纪 西渐欧美后，成为近现代文官制度的胚胎，也是中国政体中“受到欧洲人无条件赞美”的特别之处。现代不少 西方学者还认为科举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注：威尔·杜兰 (Will Durant)：《伏尔泰所赞扬的政府》，《世界文明史》第1卷(4)，台湾幼狮文化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 196页。）这一切都缘于科举考试的基本原则——考教分离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两个最突出的优点：公平公正和 防止作弊。 1.公平与公正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国度，重人情面子与讲裙带关系构成其独特的文化景观 。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实行的选士制度，若没有可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 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注：刘海峰：《科举长期存在的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年第4期。）最终必将走入求才的死胡同。汉代的察举制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无不由最初的唯才是 举走到最终的权贵把持便是鲜活的例证。与以往选士制度不同的是，科举制由封建王朝设科招考，士人“怀牒 自进”自由报考，采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择优录取原则。显然，它比以往的任何选士制度都更为公平与 公平。 首先从报考条件看，科举将官僚系统向全社会开放。从隋唐到清末，报考限制越来越少，清代除倡优、皂 隶之家与居父母丧者外，原则上人人旨可报考，且无须地方官举荐，可“怀牒自进”。自由报考使得一般平民 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成为官僚系统的成员，结束了魏晋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据统计，明清两代的进士平均有42.9%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注：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湖南 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页。）其次从考试的实施看，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包括订立繁杂而严密的贡院的 规制、命题与评卷程序以及作弊的惩罚措施等，使考试成绩能真实反映出应试者的水平，保证考试的公正性； 为防止权贵干预、确保平民子弟有较公平的竞争环境，大部分朝代还对主考官和朝官子弟作一些限制，如唐宋 时期礼部待郎亲族的别头试、明清时期严格的复试制度与回避制度以及清朝官、民子弟“分卷取中之法”，等 等。再次，从录取环节看，其不问家世阀阅，“一切以程度为去留”的录取原则具有明显的公正性。此外，由 于入仕和受教育机会在各地之间并不完全均等，故超越于考试技术上的公平与公正外，解额分配制之建立所体 现的区域公平性也不容忽视，尽管它隐藏着统治者更为深远的地缘政治的考虑。 严格地讲，科举所体现的公平与公正是相对的。首先，要通过科举的层层选拔，需要有“十年寒窗”的用 心攻读，而寒门子第少有受教育机会，也难以支付应考费用，与家道殷实者的竞争显然不是平等的。其次，妇 女无权应举入仕。再次，从本质来看，科举这种以大量财富和社会声望来犒劳少数中举者的制度，无法维护平 民百姓政治上的公平性。尽管如此，在特别注重人情、面子和关系的中国古代社会里，科举考试仍可谓“惊人 地大公无私”。（注：（美）费正清著，孙瑞芹，陈泽宪译：《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41页 。）其考教分离原则所体现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等精神具有超越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时代之特征。 2.防止作弊 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大规模的统一考试，科举制实行考教分离的原则。虽然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在教学内容 和标准上保持高度的一致，但在职责上却具有相对独立性。学校只管教学，并不参与科举考试的各项工作。中 央官学由尚书礼部下属的国子监统辖，而科举考试为尚书省礼部专司，乡试以上主考官由朝廷选派。这种考教 分离原则至少从职责上有效地杜绝考试作弊的可能性。 此外，为确保科举考试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应具有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中央政府还制订了从命题到录取 的一整套严密措施，主要包括：第一，“锁院”制度。考官一经任命即刻赴贡院入闱回避，断绝与外界乃至亲 友的往来，以避免发生行贿受贿、请托舞弊等事件。第二，严格的考场和考试规则，包括报名时的结保、保廪 生认保，考前的点名、搜检，考试中的巡视以及考场秩序的维护等。第三，糊名和誊录易卷制度。考生交卷后 ，由弥封官将考生所填履历、姓名等弥封糊名，然后交由誊录手将墨卷誊为朱卷，由对读生核对完毕方可送考 官批阅。第四，复试制度。为严防录取环节的舞弊行为，科举考试对所有被录取者均采取严格的复试制度。第 五，回避制度。主持考试的主要官员，其亲属要回避科考。到了清代，回避制度几乎涉及参与考试工作的所有 人员。例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规定，主考、同考、监临、临试、知贡举、提调、受卷、弥封、誊录、对 读及收掌等一切考官的子孙宗亲和近亲皆不准参加科考。在今天看来，这一系列指施中有些显得十分繁琐甚至 无理，但在弊风肆虐的当时，的确起到了防范科场舞弊、维护考试公正的巨大作用，从制度上保证了科举的高 效率与权威性。 三 无论日月如何更换，社会总在绵延不断地向前发展，而且历史总是呈现出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科举 考试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余年，是当时整个教育制度的重心和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成为最受时人关 注的焦点，并对中国封建社会各方面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千余年科举考试所形成的一些传统至今仍以潜在的形 式顽强地存留于现实之中。百年前科举考试很不光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声息已然飘渺，而当代社会却又出现 了某些与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人们再度聚集被喻为“现代科举”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整个 社会都在激愤地抨击着“片面追求升学率”，并对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群起而攻之，学术界和广大百姓也正就高 考的存废问题争论不休。假如我们能超越个人情感，以冷峻的目光审视科举，借鉴其精华、吸取其教训，也许 在高考的决策与操作上可以减少很多失误，少走很多弯路；那怕历史与现实并不完全同轨，至少能给我们的思 维以启示。 1.“片追”的阴影 “片面追求升学率”可谓近年来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谈论的热门话题，在各报章杂志往往处于十分显眼的 位置。“片追”与高考录取率有直接的关联，是伴随激烈竞争而产生的一种不正常的教育现象。它与高考如影 随行，成为笼罩在高考头上一块久久不散的乌云，“黑色七月”也因此得名。它还赋予高考以“魔力指挥棒” 的功能，使整个中学乃至小学、幼儿园阶段的教育都在这根魔棒的指挥下运转得精疲力竭，怨声载道不绝于耳 。如今，人们已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片追”在破坏正常教学秩序的表象下，更深地危及到社会风气和中国 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力，对“片追”的喊打声也愈来愈响亮。其实，“片追”这种伴随高考竞争在60年代萌发 滋生的教育现象，并不令人陌生。在中国这个考试的故乡，“片追”现象古已有之。 隋唐以后，科举制的选拔人才功能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朝廷衡量州县学的优劣和对学官的奖励标准 ，主要是根据各校的科举及第率。宋代蔡京罢科举实行三舍升贡之时，升贡率（升学率）遂成为判断各校办学 成绩好坏的主要标准，教官考课“第一项，教育有方。注谓贡士至辟雍升补推恩者多”。（注：《宋会要》“ 职官”五十九之十五。）对及第率的追求即确立了科举考试的在教育中的轴心地位。 与功名利禄直接挂钩科举制强化了官本位体制，牵引着士子们一心投身科场，两眼紧盯及第，在激烈的科 场竞争中耗费终生，豪情悲壮却令人痛惜。今天的“片追”何尝不是如此？那么，我们是否只能任由“片追” 和高考的魔棒对教学秩序越来越肆虐的破坏与指挥而无所作为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我们大有可为。一 是继续改革政治体制，淡化官本位色彩，提供多种成才途径。二是改革高考，包括改革考试的科目、内容和命 题形式等。三是改变文凭至上的教育价值观，使人们从争过高考独木桥改为走多途径发展的立交桥。 2.高考的存废 1952年建立的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与中国古代科举统一考试一脉相承。与科举考试一样，作为一种选拔人才 的制度，高考在促进人才成长、推动全民族文化的发展方面，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在数十年的运作中也出现 了很多弊端。为了改变考试对教育教学的负面影响，一些论者提出了废止高考的主张。教育界为此展开了系列 争鸣与商榷。高考这一上关国家政策、民族前途，下系民众个人命运的制度之存废与否，已成为广大师生、家 长乃至整个社会热切关注的重大问题。现时高考的存废利弊之争和历史上的数次科举存废之争何其相似！我们 不妨把视线再次投向科举。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立进士科（注：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版，第24～26页。）以来，“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考试便显现出勃勃生机，充分发挥着公平选才的积极 功能。但由于其弊端亦十分突出，历代都就科举制的存废利弊进行过争论或改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6次。（注 ：刘海峰：《科举长期存在的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这六次争论或改制都 发生在封建社会最高决策层，且都为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重复，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结果是，科举制在经历了 数次短暂的中断之后，由于人情困扰，旋罢旋复，各朝仍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科举制在历史上之所 以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科举制是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难得的一项具有公平精神的制度”。 （注：刘海峰：《科举长期存在的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而科举考试的公 平与公正，恰恰是由国家主持的统一考试来保证。 与科举制一脉相承的现代高考制度之公平精神与社会效益亦缘于统一考试，这一点已广为认同。因此无论 从科举考试的历史还是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都应坚持统一高考。尽管高考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种种弊端， 然而，与科举制一样，“立法取土，不过如是”。历史上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矛盾互动最后以兴学堂废科举 为结局，那是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合理，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今天的高考内容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 的。在处理考试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正确的做法不是废除高考，而是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其更好地促进 中学教育和教学的发展。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第一点：一定要写自己感兴趣的题目
研究生选择写论文的题目，一定要写自己在学习中有积累的东西，不要写成命题作文。作为导师，也不要硬性规定研究生非要写某一个方面、某个人物不可。
第二点：论文题目要大小适宜
不要太大。比方说一个硕士研究生，若写《论宋代的科举制度》，太大了；也不要太小，《论宋代的弥封制度》，太小了，选题一定要适当。
第三点：要寻找到足够的史料
写文章跟做饭一样，没有大米，没有食料，怎么做得好呢？
第四点：应该参考一些内容相近或者相同的他人论著
人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的，哪些可以借鉴，哪些可以补充，哪些要批判。他们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引用了哪些史料，在哪几本书里面，哪一方面，等于他们告诉你一个门径，你可以从这些书当中找到你所需要的史料。不等于说他们已经把这本书里面的史料已经用光了，或者史料都引用适当了。
第五点：撰写论文时要做到边叙边议
撰写毕业论文时，要做到边叙边议，既要有史料，又要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看法。
第六点：对写好的论文，要反复修改，也就是要反复地“磨”
不要写完一篇文章以后就再也不去看它了，你要反复地看，反复地修改，看一遍有一遍的收获，看两遍有两遍的收获。睡一觉第二天清醒了再去看，发现有些漏洞仍需要补充，有些论述还可以修改得更准确，有些问题还没讲清楚，得再改。总之，对自己的东西，要不厌其烦地进行修改，也就是“磨”，这样才能出精品。俗语说，“慢工出细活”，就是这个道理。
第七点：对所引的资料要有所考证
对本科生的论文、硕士生的论文、博士生的论文，有三个标准。对本科生的论文，你只要能够找到基本的史料就可以了；对硕士生的论文，你不仅要找到充足的史料，而且要稍稍有所鉴别；对博士生的论文，则不但要求史料要充足，而且要有考证，有鉴别。要考证史料，不要拿来就用。
第八点：要尽可能地出一些副产品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适当地写些小论文，争取在一些核心期刊上发表。你先写出一篇篇小论文来，串起来就可能是一篇博士论文。二是积累尽可能多的史料。有些史料不一定在你论文当中用，但在今后你进一步研究的时候有用，写其他论文的时候也有用。
相关注意事项
有的同学可能没经验，比较天真，会做出抄袭或者借鉴某篇论文，然后不把这个参照物列入参考文献里的这种事情，甚至觉得这样查重工具就检测不出来，自己的论文重复率就不会高。
不得不说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不仅过于低估当下查重工具，而且完全模糊了参考文献的概念和意义，其实参考文献一部分的功能就是引用，而打了引用记号的部分才是帮你降低查重工具重复度的用处。
记住参考文献一定要表明引用的是哪位作者哪篇文章第几页的内容，尊重著作且严谨，也便于给读者（导师）提供查证依据，悄咪咪说一句，很多导师看你论文的话就知道是引用的哪本了，如果他们看到你引用的不标注，或者标注的不准确，这都是扣印象分的事儿。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毕业论文
答：察举制是自汉代至隋实施的一种选官制度。
随着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的衰落，以推荐方法选官开始盛行。
汉高祖、汉文帝时期等都曾通过察举贤良的方式选官。
至汉武帝时期，由于汉朝官吏多出于任子和赀选，不利于选拔优秀人才。
汉武帝遂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实施察举制，即规定郡国岁举孝廉各一人。
孝廉科成为汉代察举最重要的科目。
除此之外，汉代的特科还有文学、方正、廉吏等科。
孝廉举至中央后，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先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然后经选拔，入地方任职或留中央任官。
西汉后期，改革察举制，按照人口比例察举孝廉，并对孝廉年龄有了规定。
西汉至东汉初，察举严格，确实起到了选拔人才之效。
但是东汉以后，政治腐败，察举制常有察举不实。
魏晋南北朝时仍然存在着察举之制，九品中正制正是在这一制度上发展起来的。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那么你了解汉朝察举制是怎么回事吗?以下是学习啦我为你整理的汉朝察举制的发展，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察举制度在选官制度的演变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等级门阀制度和血缘关系的传统封建选拔制度，相比较世袭制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
随着朝廷中央集权的强化，与民风的开化，察举制已经不能满足于国家对人才的迫切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察举制中被掩盖的弊病越发明显，已成为朝堂政局中难以弥补的疏漏。
官吏选拔制度的完善与重建迫在眉睫。
科举制萌发于南北朝时期，真正成型则在唐朝。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更加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面临着历史的淘汰。
隋文帝即位之后，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并下诏“举贤良”，到了隋殇帝时期，设置了十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第”取士。
到了唐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创立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考试的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为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为制科。
这一选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盛行了一千多年，直至近代晚清时期，慈禧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才真正意义上的退出历史舞台。
科举制度虽然是封建中央集权的产物，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思想开放，但其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是不可置否的。
汉朝察举制是我国官制发展中的一个创造性成果，与汉朝以前各朝的官吏选拔中的世袭制度相比是一大进步。
实行了300多年的两汉察举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实际情况观察，察举制度确实为汉朝选出了许多人才。
究竟什么原因令察举制度能如此成功呢?
总括而言，有以下几点：一、察举科目多，涵盖了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选拔的范围也较广，为有才干的士人提供了较多晋身仕途的机会;二、相对而言，察举制度执行严格，对举主和被举者均有赏罚，特别是举主，不得不谨慎行事，因而减少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三、最重要的是选拔与考试相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此外，汉代察举之得人，还要归功汉武帝。
在此之前，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加上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求贤若渴，于是大力推行察举制度，呈现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勃勃生机，造就了汉王朝成为当时的文明大国。
但由于汉朝选才之权集中在皇帝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员之手，人为因素对选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也是这一制度的根本弊端。
当时被举者占四分之三是现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
特别在东汉后期，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令流弊百出，察举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无遗。
察举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官制度，对于人才的种类不拘一格，但在选拔的过程中，国家对其具体实施过程是很严苛的。
常见的选官标准有：四科取士与光禄四行。
四科取士即第一科德行高妙，志杰清白;二科为学通修行，经中博士;三科则为明达法令，足以决疑，案能覆问，文中御史。
四科为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
如此才得以出任三辅令，以上四科取士是汉代察举选官的基本标准。
从中不难发现，德行高妙，志杰清白是察举人才的首要标准，西汉诸帝频繁诏举“贤良方正之士”，方正之士就是具备高尚品德的人，优良的道德修养是察举过程中反复强调的。
其次才是对被选拔之人文化素养的要求，具体就是明习经学，通晓法令，而官吏文化素养的要求就是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熟悉诏令，同时具备“能书合计”的能力，所为“能书”即不仅能够熟练的制作公文，写作文章，而且包括书法要求，这一点汉简所出土的大量文书档案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史职官吏之手，“合计”即一定的计算统计能力。
官吏的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到行政机构的计划、组织、控制、协调等管理效果，是直接体现管理价值的载体，因此这也是一条不可或缺的标准。
我们不难发现，持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曾经闪耀过璀璨的光芒。在科举制消逝了近百年 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科举时代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之无处不在。在经历了盲目而激烈的批判之后，科举制又 渐渐为世人所慎思、所吸纳。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大规模的国家考试，科举以选拔优秀人才担任政府官职为鹄的 ，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从教育的角 度看，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封建时代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足见科举对教育的影 响之大。科举废除已近百年，其对教育的影响却弥漫并积淀为现实基因的一部分。探讨科举制下考试与教育的 关系，有利于我们今天的教育考试改革鉴古知今、趋利避害。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在历史上， 中国教育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选拔“人才”。人们接受国家正规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自己能被国家权威部门选上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在封建社会，手工艺的学习好象不是正规的国家教育）。这是中国人之所以会拼命学习的根源之所在。正是由于人们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被选上，取得名誉与地位，所以，人学习的具体内容自然就是权威规范的内容与社会所认可的内容，至于学习的内容与客观实际是不是相符、在生活生产中有没有实际作用，好象学子们没有什么兴趣，在尽力争势夺利的社会环境氛围中，他们也没有时间与精力来学其它“无用”的歪门邪术。 封建社会中的科举制度实际上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国家政权与社会的稳定，这一方面主要在于科举的内容是国家所规范的内容，但更在于其选拔的人才往往都是有利于维持统治的人才，一般人往往很难发觉其中奥妙，可能绝大数封建统治者自己也没有完全明确这一科举制度对维护他们既得的优势社会地位所起的作用。因为表面上看科举制度是社会最公平的制度，因而得到了社会绝大数人的认可与支持，具有非常高的社会公认性。但实际上，却隐藏着很难为人所发觉的玄机。 实际上科举并不是公平地选拔人才。由于科举所规范的考试内容主要是考试学子学习掌握金科玉律的能力，因而科举所选拔的人往往是那些学习能力尤其是记忆力特强的人，实际上人的智商与记忆力绝不是成正比关系，记忆力仅仅是体现人智商水平的一个方面，人的智商主要在于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主要在于人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尤其在于人寻求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的创新性能力，但是，综合分析问题能力强的人尤其是自我创新能力的人，他们的记忆能力往往并不强，很多人的记忆力甚至还不如一般的人，因而一般高智商创新性能力强的人往往很难被科举所选上，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正中下怀，因为智商高的人往往最容易威胁到他们的优势地位，一方面，从统治者个人心理的角度看，一个能力远远强于自己的人在自己的手下，人自然会感到不自在，难以随便地发挥。面对这样的人，一般的统治者往往会往往存在着敬而远之的心理倾向，另一方面，从国家政权的整体看，自我创新性强的人由于综合分析能力强，因而往往容易看出社会的不足之处，他们往往更有可能成为社会革新的领头羊，这对于已经居于优势社会地位的统治者来说是最不愿看到的，因为他们的优势社会地位很可能会在革新中受到损伤甚至完全损失。因而历代统治者除非万不得以，一般情况往往都不愿任用自我创新性强的人。从个人情感的方面看，自我创新性强的人往往自我主见性比较强，往往难以学习接受别人不同的意见，尤其难以接受在自己看来明显错误愚蠢的意见，因而他们往往难以顺从从别人，有时往往只能有意识地强迫自己顺从。统治者自然也不情愿人任用这样的人，相反，那些学习记忆力强的人却明显不一样，由于他们学习掌握别人思想结果的能力强，他们自己的自主性弱，因而往往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容易顺从别人，自然，一般的统治者往往喜欢任用这样的人。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学习能强的人，虽然他们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强，但是由于他们学到的知识往往比较广，他们诡辩的能力往往非常强，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维护一定的立场，他们往往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只是他们的理由往往是听上去很有理的理由，并非是客观真实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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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日，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光绪皇帝下诏废止。但科举的影响并未从此消失，对它的是非得失，许多评论失之偏颇，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如何评价它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种制度存在一千多年，不被别的制度所取代，说明它本身的优越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当时先进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正在逐渐完备，如何选拔人才，统治者起先采取的是征辟、荐举的办法，由地方官或世家豪族向上级以至中央政府推荐人才，被推荐的往往是世家子弟。推荐的标准是门第高贵，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度，把人才分为九等进行品评，但主要根据仍是家庭出身，道德、文章、才干都是次要的。主持品评的大小中正也都是世家豪族，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因此从东晋到南北朝，北方的崔、卢、王、谢，南方的朱、张、顾、陆，这些名门大族高踞政府的要津，连皇帝老子也要退让他们三分，这种门阀政治造成贵族与平民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堵塞了平民百姓中优秀人才的晋身之路。隋朝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十年窗前勤苦读，一举成名天下知”，寒素之家的子弟也能由读书科举进入仕途，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做官权利的局面，国家选拔人才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天地，而且一个人中了举人、进士，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也鼓励了十个人、一百个人勤奋读书，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也是有好处的。唐和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巅峰的时期，也是科举制度逐步完备的时期，当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就有科举制度的一份功劳。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者起先不懂得科举的作用，后来有所认识，也加以恢复使用。明太祖朱元璋虽然自身没有多少文化，但很了解实行科举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即位之后很快开科取士。清朝统治者也是这样。经世致用含华咀英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读书人不敢谈经世致用的时间是不长的，因此，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科举考试，也大都不是脱离实际的。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文天祥中状元的那一科，考试题目有五百八十六字之多，最后几句说：“天变至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习浮，国计殚而兵力弱，荷泽未靖，边备孔棘，岂道不足以御世欤？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题目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国家的严重情况，要士子们出谋划策，化解危机。清光绪壬寅科（1902年）福建乡试（考举人），主考官是闽浙总督许应骙。这次出了三个题目：《汉唐宋开国用人论》、《勾践焦思尝胆论》、《子贡使外国论》。第一个题目评论历史，有古为今用的意义。第二个题目很有现实意义，当时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一败涂地，惨遭割地赔款的屈辱，提倡发扬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誓雪国耻，这和形势结合得多么紧密。第三个题目很有趣，也很高明。子贡是孔子学生中善于理财会做生意的，汉朝为什么不能派像子贡这样的人到匈奴做生意，进行经济交流使双方都有利，求得边境的长期安宁。接下来的会试（考进士），因为北京的贡院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还没有修好，便改在开封举行。大总裁盛宣怀出了个题目《论铁路收归国有》。这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后来还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之一。中国的科举，历来是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的。儒家从孔子开始，就是讲经世致用的。孔子思想的精髓在于《论语》，如果《论语》没有经世致用的作用，就不可能有“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说法。儒家学说是经过不断改造的，每次改造都与当时的思想政治相联系，因此说儒家学说和经世致用脱节，是片面的。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不敢评论时政，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一旦文网松懈，情况就变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的呼声高入云霄，因而出现了像龚自珍、魏源这样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家。选拔精英机制完善像李白、杜甫这样的旷世奇才，都没有考中进士，因而有人认为科举并不公正。其实，在我国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目的是让读书人通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分配他们做各级官吏，实现学而优则仕原则的精英选拔机制。首先，科举的录取率很低，除恩科而外，正科三年一次，每省乡试只取一二百人，全国的会试取三百多人，绝大多数人是要落榜的，这样的录取率，怎能做到像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其次，有人兴趣在于走“终南捷径”，不愿意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科举的路。第三，科举选拔的是做官的人才，不是培养诗人。当然，诗人文学家符合科举选拔人才条件的，也能够入选。唐宋八大家中，除苏洵以外，其他七人全是进士出身。总的来说，科举一般是公正的，但不可能完全公正。科举从隋唐起直到清末，实行一千多年，各种制度都比较完善。比如进入考场，要经过严格的搜查，搜身而外，用具（笔墨砚）也要检查，带进去的午餐干粮都要切开来看看，要夹带进入号房是很难的。收买考官也不容易，每次考试，一位主考三四位同考，只要遇到一个刚正不阿不要钱的，把你揭发出去，就要被判重罪。而且考试的文章是要公布的，称为“闱墨”，还要刊刻印书，卖给参加考试的人做范文。《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就是干这个行当的。文章不太像样，拿不出手，刊刻出来更会惹祸。朝廷对科场作弊都用重典，被处以极刑的屡见不鲜。咸丰年间大学士柏俊就因科场作弊被腰斩。鲁迅的前辈也因涉及科场案弄得倾家荡产，身陷囹圄。因此除偶尔有人铤而走险外，人们大都不敢以身试法，考试作弊的现象实属少见。科举考中的状元以及进士、举人等，在社会上大都是一时俊彦，颇能干出一番事业。清朝260多年中，举行殿试112次，中状元的有112人，其中出了不少人才。比如乾隆庚辰科状元毕沅，除官至湖广总督而外，经、史、文字学、金石学造诣都很深，并且主持编纂《续资治通鉴》220卷。咸丰丙辰状元翁同龢，官至军机大臣、尚书，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帝师，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戊戌变法时坚决支持光绪皇帝，以致被慈禧太后革职，其胆识为时人称赞和景仰。毛泽东说过，谈到中国的现代工业，不能忘记四个人。这四个人中有一个叫张謇的，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奠基者之一，此人就是光绪甲午科的状元。中状元也有靠运气的，光绪癸卯科殿试时，适值慈禧太后70大寿，进士王寿彭名字吉利（古代传说中彭祖寿高八百岁），因而中状元。乾隆甲辰、丁未、庚戌三科，屈居榜眼的王鸣盛、孙星衍、洪亮吉都是名噪一时的大学问家，而状元则不太出色，有人讥讽考官有眼无珠，说三个状元都是撞上了大运，但这毕竟是少数。其实，科举中最大的不公正是对生员的出身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上辈或本人要过饭，可以参加科举并中状元，如宋朝的吕蒙正和明朝的范际昌；可是有的职业却被视为“贱业”，如剃头的和唱戏的，子孙不能参加科考，这是毫无道理的规定，是科举制度中严重的不公正。废除科举兴利除弊科举制度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弊病。唐宋时代，限制还没有那么多。明清以后，解释儒家经典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就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明清两朝还规定，科举考试的文体为八股文，这种死板僵化的文体，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更为严重，这两项颇为世人所诟病。科举制度最致命的弱点，是清朝中后期它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一部分官僚推行洋务运动，创办了一些新式企业，如招商局、电报局等。这些企业是要用西方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来经营管理的，出身于科举的举人秀才对这些东西十分陌生，无法胜任工作。西方的学校正是培养这方面人才的，它们有小学、中学、大学，各种专门学科齐全，这显然比我们的科举制度优越。如果我们还是八股取士、策论取士，新的人才从何而来？再说，西学东渐之后，各门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知识分子茫然无知，还在整天子曰诗云，如何跟得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我国的有识之士抨击科举，提出“废科举，兴学堂”，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仅是一种主张，而且已付诸实践。1895年，北洋大臣王文韶在天津创办北洋西学堂（北洋大学前身），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后来各省也陆续创办了新式学堂。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正式废止科举，由学校取而代之，就是顺理成章、势所必然的了。至此，科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法律史博士生沈大明：中国的科举制度的特点及利与弊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要表现出三个特点：贤能治国，为我所用；标准客观，竞争公平；立法保护，稳定延续。其作用和价值主要体现在：统一了价值，延续了文化；推动了教育，培养了人才；稳定了政治，推动了发展。其负面作用表现为导致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的脱离，内容单一，文体要求走向极端等。总之，因为有科举考试，才有中国官僚体制的稳定中的延续，也因为有科举考试，才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曲折中的发展。
论科举制的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2�8；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起源隋581——清1905
学术堂整理了一部分古代文学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及其影响略论智慧的启迪:浅谈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现代价值武则天的人格与重要人际关系考论中国三大神话母题研究《聊斋志异》中的妒、悍妇群像研究《儒林外史》与科举制度研究唐传奇爱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媒介环境视域下文学创作的职业化之路--以晚清报人小说家为研究中心《淮南子》神话艺术解读唐代青楼题材小说研究近世京津词坛研究《盛京时报》小说研究明清小说与韩国汉文小说女将形象比较研究宋代出使文学研究唐前曹植接受史黄庭坚隐逸诗及其隐逸思想研究论楚辞《九歌》中的自然崇拜魏晋南北朝涉医文学研究明清小说"乡村描写"研究--以名者为中心牟氏家谱研究牟菲菲中国海洋大学陆游诗歌的地域文化研究--以绍兴、汉中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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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举制的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2�8；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不好意思，800字没那么多时间，你可以上网看看，也可以自己看历史书然后自己总结，楼主抱歉啦~~~
传统科举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兼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本差异一、从技术层面看科举：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ッ髑迨贝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代发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注释：[1] R.C.Majumdar, H.C.Raychaudhuri and K.Datta,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1978.PP.549-556 [2] W.E.Kaegi,Byzantine Empire:Bureaucracy. N.Oikonomides,Logothete.Bath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2,PP.471-475;Vol.7,P.642.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11] 《韩非子·备内》 [12] 《汉书·贾谊传》，今本贾谊《新书·时变》文略异。 [13] 关于“大共同体”、“小共同体”及个性发展（现代化）进程间的关系，详见注[10]秦晖，25-31页。
隋文帝当皇帝后，发现“九品中正制”都被玩坏了。几百年来，朝廷官员基本是根据门第、关系来推荐的，鱼龙混杂。于是，他对大臣们说：“你们推荐的人到底有没有本事，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那就通过考试来筛选吧。”这就是科举制的雏形。此时的科举是先进行推荐，然后通过考试来过滤，基本还是在小圈子里玩。南北朝时，士族族谱是选任官员的重要依据。唐朝初年，旧士族虽已没落，但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数家所谓“山东士族”，仍凭借起祖先的影响，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家族编写族谱，标榜为华夏“高门”，自诩“家风”优良，相互间通婚。唐初那些以军功起家的大臣，也把能与他们通婚视作荣耀。直到宋朝，因为书籍的大规模传播，寒门通过读书科举来提升阶层，才真正得到实现。此后千年，再也没有门阀士族产生，也没有数百年的分裂。……两汉实行州郡推荐，朝廷考试任用的察举制；经魏晋九品中正制，至隋唐演变为自由投考，差额录用的科举制，科举制更有利于提升社会文化水平。（2019·黄石）与提示信息“十年寒窗，连中三元，金榜题名”相关的制度是科举制。（2017·黄石）2017年是我国恢复高考40周年，高考制度有利于国家人才的选拔。历史学者威尔·杜兰特在《世界文明史》里评价我国古代某制度曾写道：“没有操纵的提名，没有伪君子卑鄙的争夺……没有混战或腐化的选举，没有仅凭巧言而能登人仕途的现象”。他称赞的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2012·鄂州）在我国，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有“国考”之称。这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在我国古代称为科举制。
四川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 吴月竹
【摘 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大一统”思想和儒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政治制度领域，科举制作为封建中国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在维护政权统一和文化传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正是将“大一统”思想、儒学和科举制度这三者结合起来进行梳理和研究，目的在于通过探究三者的内在关联来研讨对现实教育的启示。这一探索过程的意义在于，不仅提升了我们教育人的文化自觉力和反思力，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具理性地理解和分析当今教育的现状和问题，以期获得更加有效的教育策略。
【关键词】科举制度 大一统思想 儒学 礼 教育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在一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大一统”思想当然也不例外。
1.从地理条件到大一统思想的孕育
起源于黄河之滨的华夏先民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西方文明的摇篮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不同。他们枕河据土，丰富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使农耕自然而然地成为唯一的选项；同时为了应对恶劣自然环境和战争等生存危机，采用集体而不是个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成为先民们的必然选择。由家族、氏族到部落乃至此后国家的产生，正是他们在环境面前对集体力量需要甚至依赖的结果。龙的图腾的产生，代表了多个部落被兼并后新的统一集团及其统一的意识的建立。
在这种生存需要中，逐渐积淀出 “集体本位”的思想，标志了大一统思想在大陆文明的母体中，已完成生命的孕育。
2.大一统思想的生长与成熟
“九州”一词首先出现在《尚书•禹贡》一书中，此书第一次将中国大地分为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区域。九州的划定，确定了夏民族的活动范围和地理视野，而这种地理大视角也体现了先民们向往国家统一的心理倾向。虽然当时九个州的划定还不在政治上具备实际意义，但“九州”的概念却代表了先民们一种理想化的“大一统”的政治蓝图。
公元前221年，“六王毕，四海一”。嬴政所创立的废分封、置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立国之策，奠定了中华此后2000多年“大一统”的框架模式。比照上文不难看出，秦结束纷争而走向一统，不能否认来自文化传统深层的那个思“统”的力量；而国家政治统一的需求又强化了“大一统”思想并使之走向成熟。当然，真正走向成熟是在西汉的武帝时期。
武帝以董仲舒为喉舌，第一次借助儒学将大一统思想提高到了“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的高度，尊之为宇宙的普遍法则。至此，大一统思想最终走向成熟，成为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底色。
笔者认为，关注这两者的联系，是打开民族文化和封建政体之门的钥匙。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王纲失统，周丧其鹿，四夷交侵。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孔子继承了华夏文化传统中的大一统思想，以“礼”为核心，为乱局开出济世之方。作为一门学派，它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权力中心意识。这是孔子所认同的达到“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前提。礼乐和战争是周代最重要的国家事务，这些事务都出于天子，意味着天子不仅仅是象征统一的符号，而应该拥有掌握国家核心权力的威严，手握重器，理所当然地成为天下的中心并受诸侯众星般的拱卫。所以无论诸侯在其封地拥有怎样的自主权，都必须服从于天下共主。可见，孔子的权力中心意识可谓是“胸怀天下”的。
第二：“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礼”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追求，主张君臣、父子、夫妻必须尊卑有序，有序必有尊卑；为了维护家国及社会之序，就必须遵守良序之准则。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一生致力于恢复“礼”的秩序，这也是他及当时的儒家学派力求从政治伦理角度建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所做出的尝试。
第三：重视礼乐教化和学术传承。如果说“礼”的秩序与规则是孔子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政治蓝图的设计，那么“乐”则用一种牵动情感的方式让“礼”的规范深入人心，是让受教者发自内心地认同和践行。而在学术传承方面，孔子在结束了列国之游后便用余生整理前代经典，汇成“六经”。“六经”之成，使儒家思想主张及其传承有了书面的载体。后虽《乐经》散失，但后世儒门学者仍以“五经”为官方教材，垄断学术，为达到思想上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在孔子代表的春秋儒学的基础上，董仲舒进一步强调了“大一统”思想与儒学的紧密关系。他同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春秋》大一统”，从而使大一统思想和儒学水乳交融，成为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定势。
接下来，开始探讨科举制度与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
1.三者的定位
科举制度作为国家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制度设计上不可能不体现统治阶级“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及思想原则，而儒学便是最佳的选择。
概而言之，“大一统”思想是属于文化传统中的观念性的认识，处在思想和价值观层面；而儒学作为一派学说，它具有明确的主张和社会秩序的设计——围绕“克己复礼”而展开；科举制度则是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三者由高到低，由务虚到务实，逐步地从思想的“大一统”到学术的“大一统”，最终通过制度保障落实到现实的“大一统”。
2.三者的发展
其中，最具有主动性和推动力的当然是科举制度了。是制度，让观念落地，让学术生根。大一统思想和儒学，因为科举制度而走向丰富和繁荣；反之，两者又不断地增强了科举制度在实践中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于是，三者相得益彰，共同为服务于“大一统”政权。
科举制与之前的选官制度相比，最显而易见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使“寒士”群体通过考核获得功名和晋身上流社会的机会，而统治阶级的权力范围也从贵族门阀延伸到了广大的普通民众。权力渗透所带来的结果是思想的渗透，儒学体系中“礼”的价值追求正是通过植根于人性亲情的“孝悌”来确保发自内心的忠君。儒家文化中所推崇的纲常伦纪，海内一统的思想观念再也不仅是学术上的阳春白雪，再也不仅是政治正确的道德口号，而通过风声雨声读书声，真正为大众所理解认同。在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支撑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以儒学礼教为核心的选官制度，完成了以思想统一促进政治统一的制度创举。
3.“大一统”思想与儒学及科举制度的内在关联
综上所述，关于三者的内在关联，可概括为：“大一统”思想既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思想观念，也是具有于深厚文化积淀的政治取向；而儒学的礼的设计，回答了大一统具体是什么的问题，即按照礼的高低尊卑（金字塔式的）建构的秩序确立的规则才是最合理的；科举制度则是解决怎么样的问题，即将政治目的和教育选拔相结合（礼治和礼教一体化的政教合一），从而达到以道统促政统的目的。三者外呼内应，形神兼顾，让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伴随着民族文明史而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
四大文明古国同属“大陆农耕文明”的范畴，但今天唯有华夏文明作为仅存硕果，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别具风色。其秘密就在这三者的内在关联之中，而儒学作为内在关联及其核心思想的有效载体，在今天的教育领域，仍有着它不朽的价值。“教育即生长”是杜威最深得人心的论断之一；而生长是需要土壤的。任何离开自己民族文化土壤的教育设计，不管蓝图有多新奇、壮观，一旦落地，既不能生根，也不会发芽长叶，更不要说开花结果了。
所以，植根自己的民族文化土壤，追求生命的现代成长，是我们今天从事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用民族文化来养育民族精神，用世界的文明成果来开阔我们的视野。自信而不自闭，开放而不媚外，融通而不自失，这是现代公民精神应有的品格。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在教育领域至少有三个方面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其一是家国情怀。爱国爱家爱生养着我们的土地，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深入国人血脉的最真切而高尚的情感，这一点，连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都羡慕不已，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维护国家的强大统一和家庭幸福，传统使然，情感使然，何错之有？何乐不为？
其二是修德为公。儒学所倡导的修身，贵在修德，修的是私德，但目的指向很明确，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为公，为高尚的使命而来：让人民太平和乐。私德是起点而公德才是归宿，其中的精神成长历程，就是留给教育人的空间。我们不该缺位。
其三是秩序规范。任何一种文明的确立，都是从秩序与规范开始的。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始终将秩序的维护和规范的遵守同个体人格的修行结合在一起，最终为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服务。如此推理可知，做人的教育和个体人格的培养自然是教育事业的第一要务。
有了这样教育底蕴和前提，我们再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融入其中，做到谦恭而能独立，和合而能自由，敬长而不失平等，诚如是，我们的教育离民族性与世界性融和的原则与策略所期待的梦想肯定是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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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惠芬、金忠明编著：《中国教育简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225页
（7）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国文化史三百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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