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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风险项目规模超6000亿
当前，在经济下行压力、疫情蔓延冲击和坚定推动转型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下，个别信托公司前期积累的风险爆发，经营状况持续恶化，信托产品违约风险事件频繁发生，信托行业频频爆雷。总体来看，目前信托行业面临风险持续上升的压力，风险项目规模和数量持续上升。截至2019年末，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为5770.47亿元，较2018年末增加3548.58亿元，增幅159.71%，信托业风险项目个数为1547个，较2018年末增加675个。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为6431.03亿元，较2019年末增加660.56亿元。
分风险项目类别看，主要分为集合风险项目和单一风险项目，其中集合风险项目规模较大，2019年达到3451.8亿元，同比增长152%，占全部风险项目规模的60%。单一风险项目规模达2263.09亿元，同比增长179%，增速高于集合风险项目。
至少6家信托企业不良率超过20%
从信托项目不良率看，伴随风险资产规模的增大，信托项目不良率大幅度上升。2017年之前，信托项目不良率虽有波动，但多数时候维持在0.8%以下，2019年末则大幅上升至2.67%。
从企业层面看，不良率反映信托公司在固有资产方面的管理能力及风险负担程度。用益信托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年至少有包括华宸信托、中粮信托等在内的6家信托公司的固有资产不良率超过20%。安信信托、华宸信托、中粮信托该项指标较高，分别达到了82.40%、39.26%和35.48%;有8家信托公司在10%至20%之间;另有29家信托公司在0%至10%之间，有21家信托公司该项指标为零。
从不良资产规模看，共11家信托公司的不良资产规模超过了10亿元，另有10家信托公司的不良资产规模不到1亿元。
——更多数据请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信托行业市场前瞻与转型策略分析报告》。
行业主要上市公司：五矿资本(600390);江苏信托(002608);中航信托(600705)等
本文核心数据：中国不同资金来源信托资产规模占比;单一资金信托资产规模等
我国信托财产来源呈现“一降两升”趋势
从我国传统信托财产来源来看，主要分为单一及集合资金信托。单一资金信托的委托人通常是机构，风险较大，贷款运用型所占比例更高;集合资金信托的委托人则大多自然人，信托公司起主导作用。具体区别如下：
在信托财产来源上，2015-2021年间持续呈现“一降两升”趋势，即单一资金信托规模和占比大幅下降，集合资金信托规模和占比稳定提升，而管理财产信托规模和占比则大幅上升。到2021年底，信托来源结构已发生实质性变化。截至2021年底，单一资金信托占比较2015年下降35%，降至22%;集合资金信托占比较2015年上升19%，升至52%，成为占比最高的信托资产来源;管理财产信托占比较2015年上升17%，占比达27%。
单一资金信托产品先升后降
2015-2021年，受政策压降因素影响，全国单一资金信托资产规模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2021年底，单一资金信托规模降至4.42万亿元，比上年末下降1.72万亿元，降幅达28.00%。
集合资金信托产品保持增长趋势
集合资金信托规模近三年来保持增长态势。2021年底，集合资金信托规模增至10.59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4.13%;占比提升到51.53%，比上年末上升1.89个百分点。与2017年9.91万亿规模和37.74%占比相比，集合资金信托四年间规模总计增长了6.91%，占比总计提升了13.79个百分点，规模和占比自2019年以来在三大信托来源中均一直稳居第一，成为调整以来稳定信托业发展的主导力量。2022年第一季度，集合信托产品发行规模为3591.27亿元，较2021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49.36%。。
管理财产信托产品波动变化
2015-2021年，全国管理财产信托资产规模呈波动变化态势。2021年底，管理财产信托规模增至5.54万亿，比上年末增加了1.36万亿，增幅高达32.53%。
更多本行业研究分析详见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信托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信托业经营上行，信托业务收入仍占主导地位
2019年，我国信托业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引领下，整体经营状况良好，风险水平总体可控，高质量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进一步提升，实现了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良好开局。整体来看，2013-2019年我国信托业的经营收入呈现波动变化态势，其中2019年我国信托业实现经营收入1200.12亿元，同比增长5.2%。
从信托业的经营收入的结构来看，2019年信托业务收入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其收入达到833.82亿元，占总经营收入的69.48%。其次是投资收益部分达到277.04亿元，占总经营收入的23.08%。
信托资产规模下降幅度明显收窄，规模结构逐渐优化
由于受“资管新规”影响，近两年来我国信托资产规模有所下滑。截止2019年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受托资产规模为21.6万亿元，同比下降4.85%，其资产规模下降幅度较2018年明显收窄，进入了波动相对较小的平稳下行阶段。
按照资金来源分布来看，信托资产一般分为单一资金、集合资金以及管理财产。2019年在监管引领之下，集合资金信托的占比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达到45.93%，单一资金信托的占比逐渐下滑。综合来看，信托行业的规模结构正在向单一资金信托独大到集合资金信托逐渐赶超变化，行业结构逐渐得到优化。
按照信托功能分布来看，在日益严厉的“去通道”监管环境下，2019年信托业务结构变化也较为明显，其中2019年融资类信托占比上升至26.99%，事务管理类信托占比出现明显下降，至49.31%，而投资类信托则基本稳定。未来随着行业持续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以及日渐趋严的监管政策的推动下，我国信托资产规模结构将会得到进一步优化。
——以上数据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保险中介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房产、信托、五色土”，并称理财三宝，三大理财产品同属于固定收益类型，收益率10%是水平线，且长期稳定。而股票、基金、黄金、外汇、期货、古董，其收益率有可能超过20%，也有可能亏掉20%，价格的涨跌无常；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一般在5%左右，收益率太低，都无法成为理财之宝。理财三宝，过去10年的记录表明，安全无忧，且年收益率稳健在8%--12%区间。理财三宝之一，房产：年递增率8%以上全国房价：13年间累计上涨2.9倍，平均年上涨8.5%。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8年货币化分房，房改开始，当年，全国商品房住宅平均价格1854元/平方米，2011年全国商品房平均价格为5381元/平方米。 上海房价指数：11年累计上涨2.58倍，平均年上涨9.2%。根据上海市二手房指数办公室发布的月度指数数据，2012年8月，二手房指数为2584点，2001年11月为基点1000点。当然，由于调控政策，最近几年，中国的房产增值很少，但放在50年的历史长河中，就可以发现房产是稳健增值的。中国有句古话说的好“有土斯有财”。理财三宝之二，信托：年收益率8%-12% 根据美国全国不动产投资信托协会（NAREIT）的测算，1972至2010年的38年间，全球不动产指数的平均年化股息(分红再投资)收益率为8.3%。中国信托，2002年7月，第一个信托产品发行，至2012年，已经发行10年。在近日发布的《中国信托业发展报告(2012)》中统计，其中75%的投资人，在最近三年中，信托产品年化收益率超过了9%，其中50%的投资人，其金融资产总额超过千万。理财三宝之三，五色土：年收益率10%-12%五色土，是指房地产五类物权支持的、大额可转押资产。单笔五色土50万至5000万，期限1月至1年。（其中，房地产的五类物权是指：所有权、用益权、抵押权、占有权、质押权）。五色土，自2003年开始出现，至今已经稳健运行近10年。一年到期时，如果出现逾期，五色土可以迅速转押变现。
哈哈，哥们是要写论文。真实情况是，国情不同！
1. 《谈国际商事仲裁协议》，载《法律与社会》，1996年第1期。2. 《国际冒牌货贸易的法律问题》，载《经济与法》，1996年第8期，第22-25页。3. 《论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地位》，载《宁波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112～120页。据该文修改成文的论文《论世界贸易组织的几个法律问题》，于1996年11月获华东政法学院“第三届韬奋学术节”优秀论文一等奖。4. 《论大陆架划界争议中的公平原则》，载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学报《法学研究生》杂志，总第16期，第32～35页。5. 《浅谈国际贸易中冒牌货之法律问题》，载黑龙江省法学所主办《法学与实践》杂志，1996年第6期（总第72期），第15～18页。6. 《美国商业银行法的新发展》，载上海市法学会主办《上海法学研究》杂志，1996年第6期（总第89期）“外国法制”专栏，第45～47页。7. 《国际保理及其在国际贸易中应用的法律问题》，载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学报《法学研究生》杂志，第19期（1996年冬季号），第54～60页。8. 《证券纠纷案件的新特点》，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7月22日。9. 《国外投资银行业：发展特点及其借鉴》，载国家对外经贸合作部主办《国际经济合作》杂志，1997年第2期（总第134期）“国际金融”专栏，第48～51页。10. 《“其士”内幕交易案审结，香港证监会以败诉告终》，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7月25日。11. 《海外官司获胜，国内债务难偿——海虹控股有关公告的情况分析》，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7月31日第1版。12. 《基础已经奠定，架构已经形成——析我国会计师从事证券业务有关法规》，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3日。13. 《透支纠纷是非曲直可断定》，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6日。14. 《品牌不能乱喊价，无形资产评估必须依法进行》，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10日。15. 《陈年老帐怎么算，解放前“老股票权益申领须依法行事》，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15日。16. 《国有股权管理的配套法规》，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0日，第1版。17. 《规范国有股东行为，推动股份公司发展》，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1日，第1版。18. 《亦喜亦忧谈质押——关于上市公司法人股股权质押的法律思考》，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1日。19. 《谈香港加快处理内幕交易案》，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3日。20. 《国有股权益不容侵害》，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9日。21. 《连环纠纷尚未了，质押担保接踵来——析让人眼花缭乱的法人股“运作”》，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日。22. 《法律意识增强，行为更须规范——中国上市公司中报述评》，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16日23. 《遵守自律规范，推动市场发展——谈〈全国保险业公约〉的启示》，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0日。24. 《保障市场健康发展的有力武器——谈新刑法实施对证券市场规范化建设的意义》，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8日，第1版。25. 《贯彻罪行法定原则——析新刑法中有关“证券犯罪”的条款》，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8日，第1版。26. 《如何认定证券犯罪》，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8日，第1版。27. 《纠纷初审结，分歧未消除——宁波华通500万股法人股股权争议双方均称将上诉》，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1日。28. 《抓住机遇，难中求进——析我国国企改革面临的突出矛盾和焦点》，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5日第1版。29. 《联交所规范公司运作不手软，21家上市公司被停牌》，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7日。30. 《既是稳定调节器，又是发展推动力——析投资基金对我国资本市场的促进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12日，第1版。31. 《牵线搭桥，功不可没——谈证券商载我国证券市场上的积极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19日第1版。32. 《建章立规重治理——析我国部分省市规范股份公司运作的做法》，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20日第1版。33. 《有突破才有发展——谈上市公司业务突破对其发展的促进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26日第1版。34. 《用好证券市场的“壳”资源——上市公司“换壳”对市场发展的积极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2日，第1版。35. 《股份合作制不是过渡形式》，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7日。36. 《股权转让缘何日趋活跃》，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8日，第1版。37. 《积极探索股票案件审判工作》，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12日。38. 《健全法规，规范行为——关于上市公司股权运作与转让的法律思考》，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13日。39. 《股权运作，规范现行——中国第一次规范上市公司股权运作研讨会综述》，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16日。40. 《企业投融资效率亟待提高》，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2月3日。41. 《股市投资须防盗》，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2月25日。42. 《引入投资银行机制，推动证券公司发展》，载福建省政府办公厅主管，对外开放办及特区办主办《开放潮》杂志，1998年第3期（总第27期）第36～37页。43. 《关于完善我国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律思考》，载《上海投资》杂志，1998年第九期（总第123期）“法苑”专栏，第59～62页。44. 《资产重组：上市公司主业大转换透视》，载上海市国资委主办《上海国资》杂志，1998年第5期“财经广场”专栏，第17～21页。45. 《日益活跃的股权转让原因透析》，载《上海国资》杂志，1998年第5期，第22～24页。46. 《发展直接融资此其时矣――关于提高我国企业投融资效率的思考》，载《上海国资》杂志，1998年第10期“财经广场”专栏，第23～27页。47. 《期货公司越权平仓改单，法院判承担赔偿兼堂费》，载《香港商报》1998年11月20日B6版。48. 《期货市场国际规范的新发展》，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49. 《GLOBEX及其法律意义》，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50. 《国际期货市场法律规制的历程、现状和原则》，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51. 《英国期货市场的立法与自律监管》，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52. 《日本期货立法的特点》，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53. 《美国期货立法探析》，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54. 《证券法对外资股市场的影响》，载《香港商报》1999年1月7日，第D1版。55. 《欧元：How do you do? 》，载《上海国资》杂志，1999年第1期第43～46页。56. 《透视香港创业板市场――高科技中小企业上市融资的新途径》，载《开放潮》杂志，1999年第4期“关注金融”专栏，第19～21页。57. 《中国大陆设立创业板市场的障碍与对策》，载办《开放潮》杂志，1999年第5期第35～37页。58. 《产业投资基金规范发展引人关注》，载《上海证券报》1999年10月19日。59. 《香港二板市场“特别快车”》，载《上海国资》，1999年第10期，第页。60. 《创业板，香港的“那斯达克”？ 》，载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环球企业家》杂志1999年第11期。61.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载《开放潮》杂志，1999年第6期（总第36期），“特别栏目”“加入世贸组织：影响分析及前景展望”，第25～26页。62. 《中国证券市场直面入世冲击波》，载《上海国资》杂志，2000年第1期，第42～45页。63. 《发挥监督功能 规范市场运行——论证券新闻与证券法制的辩证关系》，载《中国记者》杂志，2000年第3期。64. 《中国信托业的创新与发展》，载《上海证券报》2001年3月26日第1版。65. 《信托业迎来发展新契机》，载《上海证券报》2001年3月26日。66. 《网上证券交易推动证券服务迈向更高层次》，与孙克任博士合作，载《上海国资》，2001年第2期，第40-42页。67. 《新股发行的市场化及其影响》，与孙克任博士合作，载《上海国资》，2001年第7期，第27-30页。68. 《询价制是否带来市场博弈新格局》，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2月2日。69. 《法律环境堪成有利，信托公司直面外资参股》，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7日。70. 《信托业务创新有制度优势》，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7日。71. 《证券法修改应注意与公司法协调》，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9日第8版。72. 《2005：信托机构厉兵秣马》，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11日。73.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法律问题研究》，独著，10000字，上海经济法论坛2006年首届年会论文，大会宣读，2006年7月15日。74. 《构造我国金融期货法律体系》，独著，8000字，载《国际金融报》2006年8月17日第六版“论坛”专刊整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投资与证券》2006年第10期全文转载，第104-108页。75. 《国外证券税制发展特点及其借鉴》，独著，10000字，上海市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财税法学理论研讨会核心论文，2006年11月18日大会宣读；刊载于《东方财税法研究》（2007），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载第88-100页。76. 《论金融期货交易所及其独占权制度》，独著，4000字，载《金融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第45-47页。77. 《关于财经院校法学人才培养的几个问题》，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承办“财经院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主题评论，2007年5月24-25日，山西太原。78.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十大法律问题研究》，载陈大钢主编《创新型国家与经济法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22-134页。79. 《中国法律翻译的回顾与建议》，独著，13000字，上海市浦东新区翻译协会2009年年会暨第二届浦东翻译论坛—“翻译推动浦东法治化进程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for Legal Transl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主题发言论文，2008年9月20日。80. 《金融法若干术语的英汉翻译与应用研究》，独著，12000字，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60-67页。81. 《商事调解及其在金融纠纷解决中的应用》，独著，8000字，为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2009年商事调解员大会撰写的论文，2009年6月18-19日。82. 《金融监管及其国际化的法律问题》，独著，17000字，中国国际法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学术论文，2009年6月20-21日于华东政法大学及上海银河宾馆。83.《研讨金融法治建设，普及金融法律知识》，独著，7000字，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84.《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优化法制环境研究》，独著，12000字，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中国城市金融法治论坛”学术论文，载中国法学会、同济大学《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中国城市金融法治论坛论文集》（上）第1-12页。85.《WTO体制下大中华经济区的法律问题》，独著，12000字，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86. 《关于我国财经类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思考与建议——以上海金融学院产学研开放式合作与管理为视角的研究》，独著，18000字，被2010年全国高等财经教育分会举办了首届“中国高等财经教育论坛”采用，编入其年刊《高等财经教育研究》，于2011年4月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87.《关于浦东新区科普国际交流平台建设的思考与建议》，吴大器、丁海涛、张学森 合著，12000，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给你找了两篇蛮好的文章，你可以参考一下：第一篇简单些，第二篇专业点内容提要: 适逢中国《信托法》实施3周年之际，在我国信托业发展遭遇困境的背景下，由中南大学和上海远景非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于2004年10月16～17日在长沙隆重举行。国内外知名信托法专家、学者以及业内高层人士围绕《信托法》实施以来我国信托业的发展现状和实践问题，从理论和实务角度对信托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这些意见对于加快贯彻实施《信托法》，改进我国信托业的发展环境，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一、中国信托业发展的现状信托机构是依照信托制度活动的主体。现阶段，营业性信托机构的主体就是信托公司。经过近几年来的整顿，中国信托业已成功地化解了累积20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充实了资本，改进了管理，重新集合起一支专业队伍，为社会提供信托服务。同时，为了加强监管，保障委托人、受益人的合法利益，监管部门根据信托业务发展的需要，陆续制订、出台了一些法规规章，指导和监督信托公司依法开展真正的信托业务。(一)信托法配套制度的建设情况我国《信托法》第4条规定，“受托人采取信托机构形式从事信托活动，其组织和管理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这一规定要求监管部门对我国特许经营信托业务的信托公司，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2001年以来，《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先后出台。这两个规章与《信托法》一起，合称为“一法两规”。两个规章对信托业的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近年来，根据业务发展和监管的需要，一批监管规章和文件陆续出台。它们对信托公司的股东资格审查，资金信托业务，清算、转制事宜，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的开立与使用，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和信托专用资金账户等有关问题作出了规定。这些文件构成了信托公司经营与监管的基本制度框架。(二)信托公司的现状目前，重新登记后的信托公司共有59家，分布在全国大多数省(区、市)。到2004年6月底，信托公司从业人员约为4600人。在国务院确定的信托整顿方针的指导下，信托公司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接受管理的信托财产总额已近2000亿元人民币，营业性信托业务取得了长足进步，我国信托业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近3年来，信托业务增长迅速，信托财产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信托业务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资金信托，约占信托财产总额的84%。其中，集合信托计划为1053个，并大部分获得了成功。同时，信托公司以资金以外的其他财产形式开展的信托业务，开始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为金融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制度条件。(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上文分析了信托公司的经营状况，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从目前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部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内部控制不完善，与所开办业务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水平不高，专业人员执业水平不高。二是少数公司资产质量不高，经营活动中存在违规行为。有的没有认真履行诚信义务，甚至擅自改变信托财产用途，挪用、混用信托财产，将信托收益归入固有财产等。个别公司由于违法违规经营，面临严重经营风险，已被停止营业。它们管理的信托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损害了广大中小委托人的利益，造成了社会风险。三是监管规制不完善、不具体，信托业务在创新中出现许多亟待规范的经营方式。由于缺乏信托登记、信托会计和信托税收等方面的规定，相当部分业务在法律、法规上存在缺陷。对刚经过整顿的个别信托公司出现的重大风险，中国银监会给予高度重视，已要求全系统的信托监管人员努力做好监管工作，严肃查处违规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以切实防范风险，保护委托人、受益人的合法利益。同时，中国银监会将从实际出发，按照分类监管的方针，大力支持经营良好的公司发展，通过扶持一批优秀的信托公司，促进我国信托业的规范、健康发展。二、中国信托业发展的展望(一)以防范风险为核心，做好信托公司监管，促进规范发展信托公司是中国信托业的主体，虽经重新登记，它的市场形象还处于重建期。信托业务在我国又是完全创新性的业务，面对多样化、个性化灵活的理财需求，监管者、经营者都没有足够的经验。因此，要不断摸索，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自我提高。同时，也要随着信托业务的发展，加快完善监管规则，在努力防范风险的基础上，促进信托业的稳健发展。随着信托公司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分类监管政策的实施，信托公司的经营管理制度也要不断完善。要通过建立稳定的、可持续的经营模式，使信托公司的经营活动进入良性发展的道路，使中国的信托制度能够更好发挥出它的功能，为经济建设服务。(二)不断完善信托法制，加快配套制度建设中国银监会自成立以来，在制定规章制度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关于规范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办法，信托公司的信息披露和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信息披露的规定，房地产信托业务管理办法，信托公司内部控制、公司治理方面的指引和评价办法以及分类监管的办法等已经完成制度论证工作，将在完成必要的程序后发布，这将对信托公司的经营与监管起到积极的作用。此外，中国银监会还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研究信托登记、信托会计与信托税收等方面制度的建设工作。关于信托登记，需要由不动产、房屋、车辆、股权等相关登记管理部门来制定法规。两年来，中国银监会与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部门进行协商，并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就信托登记制度建设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关于信托会计，据了解，目前已完成了《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法(草案)》，有望不久后出台。关于信托税收，有关部门一直在努力工作，相信这些工作能够较快地取得实质性进展。我认为，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与《信托法》相关的重要配套制度将会陆续制定完成、付诸实施，信托制度将会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三)加强协调规划，建立科学有序的信托市场，统一监管，规范发展1995年，中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与其所办的信托公司分业;1999年开始的信托整顿，再次实行信托公司与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分业经营。因此，中国实行信托与其他金融行业分业经营的体制。近年来，随着信托业务的兴起，依据信托原理或依照信托公司的经营模式开展经营活动的现象逐步增加。信托制度以其特有的制度活力影响着中国的资产管理活动与资产管理市场。如何加强管理，统一监管政策将日益成为影响统一规范的信托市场发育的重要问题，值得有关方面加强研究。在处理好机构监管与业务监管相互关系、实施统一的监管政策后，我国的信托业将会在新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展。(四)加强诚信建设，促使信托公司诚信经营诚信对信托制度而言，尤为重要。因为信托关系成立的前提和基础是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失去了委托人的信任，就谈不上委托人将财产拿出来让他人管理，信托也将无从产生。对信托公司来说，其诚信要求则更为严格。因为信托公司经营信托业务，面向众多的自然人和法人。只有取得投资者的信任和认同，信托业务的开展才有市场和空间。诚信一旦缺失，信托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信托业务的经营也将无从谈起。(五)成立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信托业协会已开始它的筹备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协会成立后，将加强行业自律，协调行业内、外部关系，发挥信托机构与业务主管部门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维护和促进信托业的健康规范发展。自2001年4月《信托法》颁布实施以来，除了信托公司按照信托原理开展营业信托活动外，信托制度已开始在其他众多领域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公益信托开始列入有关部门与信托机构的议事日程;二是民间已开始出现了如小额财产管理、遗产管理和贵重物品保管等形式的民事信托活动;三是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基金、资产证券化等有关业务制度，都开始注意遵循信托原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老的信托制度在我国将会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理解与认识，其运用前景将会更为广阔，表现出她在东方文化传统基础上的旺盛生命力。2011：中国信托业现状与特征分析及趋势展望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邢成系列一：资产规模再创天量，内涵发展成不二选择........................ 2系列二：净资本管理实施在即，“二次转型”迫在眉睫.................. 6系列三：主动管理深入人心，银信合作有望华丽转身.................. 12系列四：政信合作热度骤减，基础设施基金方为出路.................. 17系列五：信托PE投资不断探索新路，信托QDII悄然拉开帷幕.. 22系列六：资本市场屡遭封堵，部门分割愈演愈烈.......................... 27系列七：房地产行业遭遇“严冬”，信托投融资再现暖意............ 36系列八：行业重组趋于平静，个案操作颇具亮点.......................... 44系列九：规范自律渐成共识，行业组织功能凸显.......................... 50系列十：2011：中国信托业趋势判断与展望.................................. 53系列一：资产规模再创天量，内涵发展成不二选择修订后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颁布实施以来，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快速扩张，从2007年的9400亿元发展到2008年1.2万亿元；2009年底的2万亿元；2010年的3万亿元，四年实现9倍的增长。目前信托公司（不含正在重组和刚开业的公司）平均管理的资产规模约为400亿元，个别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已经达到净资产的50倍以上。信托公司在此期间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实现高速增长，主要导因包括下述几个方面。（一）“新办法”明确了信托业发展方向。中国银监会总结信托行业回归本业5年来的发展历程，再度将信托公司的市场定位调整、明确成：“为合格投资者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金融中介机构”，其业态接近于国外私募基金。信托新政的颁布，标志着监管部门对中国既有商业信托制度“颠覆性”制度创新的完成。为促进信托公司转型，同年中国银监会又陆续发布了《中国银监会关于实施〈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有关具体事项的通知》、《信托公司治理指引》、《信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银监发[2007]27号)等政策性文件。由于“新办法”将信托公司明确定位于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和金融理财机构，彻底解决了影响中国信托业多年功能定位模糊的痼疾。“新办法”中明确对信托公司固有业务进行了严格限制，禁止信托公司再持有实业投资股权，信托资金债权运用方式也规定了严格上限限制，委托人必须是符合要求的合格投资者，自然人委托人不得超过规定上限；“新办法”鼓励信托公司开展私募股权投资信托、资产证券化信托、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年金基金信托等创新业务，明确了信托公司的本源业务范围，突出了信托公司经营特色，引导信托公司构建专业化经营模式。自此，“新办法”使信托公司真正全面回归信托本源业务，信托公司全面实施转型和开展创新，自此中国信托业进入了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信托业发展方向得以明确、经营模式得以确立、经营机制得以转换、产品结构得以升级、人的思想得到彻底解放，短短四年中管理信托资产突破3万亿，新增信托资产规模超过历史总额。（二）原评级分类标准助推信托公司“规模偏好”。自2006年我国监管部门对信托公司试行评级分类监管，即按照不同的监管指标分别对信托公司作出量化评级，再根据评级高低对信托公司的经营范围和创新业务资格作出不同规定。由于第一次在信托行业引入评级分类监管，所以缺乏经验，一些条款过于笼统，对信托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没有具体划分主动管理型资产和被动管理型资产，而是“一刀切”，例如评级分类监管办法第四部分资产管理第二条第三款第一点“信托业务规模”中规定：信托业务规模得分12分，其评分标准规定为：根据公司管理的受托财产规模与行业平均值之间的比值得分，比值300％以上得12分；比值20%（含）-300%得分＝信托业务规模/行业平均值×12/3分（得分四舍五入）；比值20%以下得分为0分。其评分说明指出，该指标评价公司受托业务规模在行业内的地位，评价公司信托业务的发展水平。加之对管理的资产规模规定的评分权重比例偏高，占该资产管理部分总分的12％。因此，客观上对信托公司忽视质量、重视数量，不顾公司自身条件和具体情况，盲目扩张信托资产规模，一定程度起了诱导和助推作用。（三）信托公司“通道型”业务导致“规模泡沫”。我们把信托公司没有主动、系统地进行项目开发、产品设计、交易结构安排和风险控制措施，不直接、亲自参与信托资产管理，仅仅是将外部资产通过信托合同的形式在信托公司履行一个文件性流程，业务回报率极低的这一类业务通称为“通道型”或“平台型”或被动管理型业务。信托公司在这一时期中此类“通道型”业务规模增长速度极其迅猛。在此期间信托公司快速增长的“通道型”业务来源主要包括两个主要渠道：一是信托公司与其大股东或者关联公司之间的业务来往。一些信托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了迅速提高信托公司的分类等级，使其信托资产规模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增长，便通过利益输送的方式将相关资产作为信托资产委托控股的信托公司进行资产管理，虽然信托公司报酬极低，但资产规模实现了增长。可以看到有的信托公司通过上述方式短短一年内，资产规模由一、二百亿一跃超过千亿；二是信托公司与商业银行通过所谓银信合作业务迅速作大资产规模。据统计：2010年前三季度全行业信托资产规模29570.16亿元，其中集合资金信托产品4800亿元，占16％，单一资金信托产品23390亿元，占79％，银信合作产品余额18932亿元，占64％。而在银信合作产品中，较为保守的估计，“通道型”产品的规模约占到70％，即13000亿元左右。这一做法在产生资产规模泡沫的同时，还规避了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一些特定指标监管，也使信托公司的资产管理能力趋于弱化，同时潜在的法律风险和市场风险都在增加。（四）少数公司创新乏力，错选粗放外延型模式。极少数信托公司由于自身机制约束或团队缺失，市场开发能力和业务创新能力低下，难以有效的开展由信托公司主导话语权主动型管理的信托业务，产品线单一，公司很难供应高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业务收益率的创新产品。故错误的选择了没有原创要素、丧失主动话语权、毫无核心竞争力、信托报酬率极低的平台业务，而此类业务只有“以量取胜”，做大资产规模基数，才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显然，此类粗放型的业务，外延式发展的模式是难以为继的。与此同时，部分信托公司的内控和风险管理能力并没有及时跟上，单体信托项目风险时有发生。2010年以来，根据国际惯例和我国信托业当前阶段发展的现实情况，中国银监会制定了一系列监管制度和业务规范，特别是2010年下半年下发的《信托公司净资产管理办法》也引起了业内外较大反响。《信托公司净资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征求意见之后，已于2010年7月12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第99次主席会议通过，并正式下发。《办法》与2010年8月12日银监会发布的《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10〕72号）、2009年12月中旬中国银监会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一系列行政法规中均传达出一个相同的声音----“抑制被动管理型信托业务，鼓励主动管理型信托业的发展”。监管者明确引导信托公司尽快实现从“广种薄收”、“以量取胜”片面追求规模的粗放式经营模式，向“精耕细作”、提升业务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内涵发展的经营模式升级转型的深层考量和战略意图。这将彻底转变信托公司的盈利模式，鞭策信托业务再次转型，使信托公司切实成长为具有核心能力的特殊资产管理机构。信托行业走内涵式发展的模式成为必由之路。系列二：净资本管理实施在即，“二次转型”迫在眉睫《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成为我国信托业发展的进入历史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将与《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管理办法》一道，将中国信托业正式引入一个以“一法三规”为信托业监管主要政策依据的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办法》出台的主要背景与目的。2007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信托公司应实施净资本管理”，可见《办法》的出台并非偶然，监管部门三年前就已经开始酝酿。银监会结合信托公司监管实践并借鉴境外成熟市场的做法，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制定了《办法》，目的在于落实《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同时建立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加强信托公司风险监管。随着我国信托业的发展、信托公司业务模式的调整和创新业务的开展，信托监管急需建立一个能综合反映信托公司潜在风险的、有效的风险监管体系，《办法》的制定满足了这种迫切需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信托公司净资产管理办法》而言，其主要指导思想包括下面几个方面。1、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资本监管体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境外成熟市场监管当局深刻认识到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监管对投行类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重要性，目前包括美国、英国、欧盟、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等国均已建立起以净资本为核心的资本监管体系。在我国，继商业银行全面实施了净资本管理办法之后，2006年中国证监会也正式颁布实施《证券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对所有证券公司实行净资本管理，实践证明，效果良好，收益明显，有效的体现了监管部门的监管思路和监管理念。2、净资本管理将弥补信托监管工具的不足。随着信托业的快速发展、信托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信托公司业务模式的转变和创新业务的频繁开展，信托业的监管环境已经大为改观。2007年新两规以来，信托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目前信托公司平均管理规模约为400亿元，个别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已经达到净资产的50倍以上，最高的达182倍。信托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多数信托公司的内控和风险管理能力并没有及时跟上，单体信托业务风险时有发生。为此，曾就银信、信政和房地产信托业务下发风险提示，但银信合作业务在年底仍然达到1.32万亿元，创出历史新高。以上事实表明，在当前信托公司风控意识普遍不足、风险管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信托公司的扩张冲动只能通过实施净资本监管进行必要的约束。3、重构信托公司风险管理框架，提高监管有效性。办法的出台将推动信托公司建立并完善内部风险预警和控制机制，通过对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动态监控、定期敏感性分析和压力测试等手段，逐步实现信托风险的计量和监控。同时有利于监管部门对信托公司风险的事前控制，提高对信托公司日常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落实监管意图方面，监管部门也可以通过调整不同业务风险系数，有效引导公司根据自身特点进行差异化选择与发展。4、推动分类监管，促进信托公司创新发展、做优做强。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通过对不同监管级别的信托公司设置差异化风险系数、将业务规模与评级水平挂钩等手段，可以进一步落实了分类监管、扶优限劣的理念。限制评级水平较低公司盲目扩张的同时，为鼓励信托公司积极创新，在新产品或新业务的监管规定上预留了空间。（二）《办法》的主要监管内容1、《办法》的核心内容。《办法》中要求信托公司计算净资本和风险资本，并且持续要求信托公司净资本与其风险资本的比值不小于100%，建立了风险资本与净资本的对应关系，使各项业务的风险资本均有相应的净资本支撑，促使信托公司将有限的资本在不同风险状况的业务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引导信托公司根据自身净资本水平、风险偏好和发展战略进行差异化选择，实现对总体风险的有效控制。归纳起来净资本管理主要内容为净资本、风险资本和风险控制三个方面。净资本管理办法核心内容项目 规范内容净资本 净资本=净资产-各类资产的风险扣除项-或有负债的风险扣除项-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其他风险扣除项风险资本 风险资本＝固有业务风险资本＋信托业务风险资本＋其他业务风险资本风险控制 净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2亿元净资本不得低于各项风险资本之和的100%净资本不得低于净资产的40%（三）信托公司“二次转型”迫在眉睫1、顺势而为，调整公司传统业务结构。从《办法》出台的背景可知，监管部门酝酿净资本管理由来已久，引导信托公司加大主动管理类信托产品的开发，培育核心资产管理能力的监管思路也在有步骤地实施，通过对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的动态监控、定期敏感性分析和压力测试等手段，有效控制风险。通过净资本监管有效落实监管意图，可引导信托公司根据自身特点进行差异化选择与发展。信托业发展模式重构是大势所趋，唯有顺应发展，积极应对才是信托公司的前途所在。此次净资本管理办法的出台，是对信托业整体发展模式的重大调整，信托公司应尽快认清形势，根据自身优势，迅速调整公司发展战略，重新布局公司业务体系，尽快培育自身核心能力，在新形势下获得发展的主动。2、加强核心竞争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科技含量。信托公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尽快提升信托资产自主管理能力这一核心竞争力。所谓的自主管理能力，就是信托公司从项目开发、产品设计、交易结构、风险控制、存续资产监控、信托资产收回，全程自主操作，拥有话语权和定价权，主动掌控，不再“受制于人”，为投资者获取令人满意的投融资收益和资产保值增值，利用信托公司业务人员的行业经验和专业知识进行积极有效的自主专业化管理，识别潜在风险并利用丰富多样的控制手段进行调节。信托公司还可引入外部专业管理团队作为投资顾问，通过与投资顾问的合作提升自身主动管理能力，迅速构建一支高水平的专业化理财团队，确保信托财产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实现高效率运行。3、重视渠道建设，逐步构建私募化营销网络。《办法》出台后，由于信托公司产品结构和业务模式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一些所谓银信合作类的通道型产品将逐步淡出市场，因此，信托公司的产品营销渠道必须两条腿走路，不能完全依赖以往银信合作的传统销售模式，信托公司应充分运用目前相对宽松和有利的政策环境与监管规定，立足区域，迅速辐射全国市场，以最大限度扩张自身的理财市场占有份额，挖掘高净值金融资产客户、合格投资者及机构投资者，大力开发不同门类、不同风险特色、不同收益水平的投融资项目，适应不同投资偏好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需求，为投资者提供量身定做的、个性化、差异化的理财产品。从而，逐步积累自有的忠实客户群和项目池与资金池，为高水准开展基金化信托创新业务创造条件。4、研发先行，不断提升公司产品创新能力。信托业务原本就是一个智力密集型的行业，在《办法》出台后，信托业务创新、信托产品创新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但就目前情况而言，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相比，信托公司的研发力量最为薄弱，研发投入十分不足，有的信托公司甚至根本就没有设置研发部门，一些公司虽表面设立了研发部，但人员和经费都十分不足，往往还兼任其他许多工作。因此，信托公司必须改变过去只顾急功近利，忽略前瞻研究的短视行为，进一步加大公司的研发投入和研发力度，大力引进和培养业务研发人才，设立专门的研发机构，组建一支高水平的研发团队，将产品研发与《办法》出台后新形势下公司创新业务的目标和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不断提升公司信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为公司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奠定基础。5、调整资本规模，兼顾优化结构。据统计目前我国信托业平均净资本规模高于平均注册资本，但多数信托公司的资本金已经用于各类投资，大多基本被固化。在《办法》实施后，按照要求信托公司的净资本必须按风险系数进行抵扣，而与此同时，信托公司的信托资产规模在快速增加，所以信托公司的增资需求十分迫切。在此大背景之下，一些资质达标的信托公司通过申请上市的方法来扩张资本规模的思路再次被提上日程，而且较之净资本管理办法出台实施之前，信托公司上市募集资金的理由和政策依据则更加充分和合理。此外，还有信托公司为适应《办法》实施后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将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任意盈余公积、董事会基金转增资本。由上述可知《办法》实施后适时、适当增加资本规模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与此同时，因此，一些原来资本结构不尽合理，一股独大的信托公司，恰恰可以利用扩充资本的有利时机，同时达到优化股权比例，调整资本结构的效果。
1. 对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思考 2. 对开方式基金流动性风险问题的思考 3. 对证券市场风险防范问题的思考 4. 关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问题研究 5. 关于产业资本与金融业资本融合发展问题研究 6. 关于商业银行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7. 关于合作金融问题研究 8. 关于中国信托业发展战略研究 9. 关于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研究 10. 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 11. 三农问题中的金融支持 12. 重工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 13. 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金融支持 14. 能源发展战略中的金融支持 15. 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金融支持 16. 股权分置改革问题研究 17. 我国利用外资的相关问题思考 18. 我国投资银行业务的拓展 19. 浅析人民币升值对我国金融行业的影响 20.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障碍及解决对策 21. 金融企业风险管理浅析 22. 关于我国银行体制改革的思考 23. 银行会计中如何加强管理会计的内容研究 24. 商业银行业务分析的若干问题思考 25. 我国网上银行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 26. 我国商业银行客户资源管理现状及问题研究 27. 我国商业银行个人业务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 28. 对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理性思考 29. 提高我国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30. 我国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31.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问题研究 32. 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问题研究 33. 我国商业银行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对策 34.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性的现状及提升对策 35. 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对策 36. 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问题 37.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方法选择 38. 当前我国银行流动性的现状及对策 39. 对当前我国银行高储蓄率的分析与思考 40. 试论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41. 试论加速推进人民币的全面可兑换 42. 商业银行主动负债管理 43.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 44. 我国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进一步拓展
提起十道题全对就是精神病，大家都知道，有人问为什么高智商容易得精神病，特别是精神症，另外，还有人想问有心里问题的人就是得了精神病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谁知道一套精神病的测试题，不要搞笑的！！！下面就一起来看看为什么高智商容易得精神病，特别是精神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先放结论：高智商者往往伴随有更高概率的精神疾病和免疫疾病，比如双相、焦虑症、抑郁症、多动症、哮喘和免疫疾病等。20道精神病自测试题。
去年发表于《intelligence》的一项研究中，作者比较了美国门协会的名成员与美国数据库中的数据，以分析高智商人群在所研疾病中的患病率较平均值是否有显著差异。
结果显示，高智商者被诊断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可能性高20％，被诊断患有ADHD的可能性高80％，被诊断患有焦虑症的可能性高80％，至少有一种情绪障碍的可能性比正常人高%。
在生理疾病方面，具有高智商者患环境过敏的可能性高％，患哮喘的可能性高％，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可能性高84％。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分析，高智商者有“智力过度兴奋”的倾向和中枢神经系统的高度性。好的来看，这有助于他们开展创造性和艺术性的工作。然而，这种异于常人的神经系统高度和反应性，也会导致更深的抑郁和心理健康问题。诗人、家和具有高语言智能的人亦如此。他们对环境的强烈情绪反应增加了反思和担忧的倾向，而这两者都是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表现。
研究人员进一步指出，过度的心理反应会影响免疫系统。因经系统过度兴奋的人可能对看似无害的外部有着强烈的反应，如烦人的衣服标签或声音（请自行脑补Sheldon），而这种反应会进一步变成慢性压力，引发不适的免疫反应。免费测试精神病。
当身体认为它处于危险之中时（无论是一种客观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烦人的声音），会诱发一连串的生理反应，激活无数的、神经递质和信号分子。当这些通路长期处于激活态时，它们会改变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甚至导致哮喘、过敏和自身免疫疾病等疾病。
之前的一些文献也证实了，天才儿童有着更高的过敏性疾病和哮喘的发病率。一项研究显示，智商超过的人群中有44％患有过敏症，而年龄相匹配的同龄人仅占28%。
作为一名多组学（基因组、转录组、表观组、蛋白组）领域的科研工作者，虽然目前的科学研究在分子机理层面依然较少能给出“高智商者更易神疾病困扰”的科学依据。但我相信，从基因组到表观遗传和3D基因组的拓扑结构再到与环境的互作，科研工作者们在未来都将给出更多客观准确的答案。
不正确。
心里有问题不属于精神病。
心里有问题严重的时候会产生心理疾病，但心理疾病也不是精神病；精神病自测题。
心理疾病表现在内向，多疑，自卑，胆小，没有主见，容易想太多精神压抑、情绪低落、失眠、心里有压抑感、高兴不起来。
对周围的人和事不感兴趣，沮丧、忧伤、苦闷、整日愁眉苦脸、忧心忡忡、多疑、容易激怒、容易哭泣。
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病的办法：
1、容易产生幻觉妄想
幻觉是一种虚幻的知觉，是在客观现实并不存在某种事物的情况下，病人却感知到它的存在。比如明明没有人在场，然而病人却能够听到耳边有责骂他的声音。
这种幻觉我们称为听幻觉或幻听幻觉。幻觉的形象有时可以十分鲜明，十分生动，经常可以影响病人的情绪与行为，造成一些不可预料的后果。
2、有情感障碍测试有没有精神病的题。
出现精神，会逐渐对亲人开始疏远、冷淡，甚至敌对。开始任何事物都表现的冷淡，整日喜欢独处，胡思乱想。病人的情绪容易反常，明明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就可以使他突然暴怒，然而他对于一件很大的事，却无动于衷。患有精神疾病的名人。
以上就是与为什么高智商容易得精神病，特别是精神症相关内容，是关于为什么高智商容易得精神病，特别是精神症的分享。看完十道题全对就是精神病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创造力不同于智力。智力通常叫智慧，也叫智能。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智力包括多个方面，如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分析判断能力、思维能力、应变能力等。智力的高低通常用智力商数来表示。创造力就是创新的能力。创造力包含了许多非智力因素。如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等都是非智力因素。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可以是一个依赖性很强的人；一个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去摧毁障碍的人，甚至可以是一个个性不完善或者有独到见解、独立性很强的人，必须是非常有独到见解、独立性很强的个性完善的人，必须是一个在传统势力面前百折不挠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记忆力，清晰的判断力的人。智力高的人，创造力并不一定高。192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推孟教授，曾专门就创造力与智力的关系做过跟踪调查，前后持续进行了48年。这期间，推孟教授去世后，研究工作由西尔斯等人接替。这次调查，从25万学龄儿童中，选出1528人（其中男生857人，671人）作为研究对象，他们的平均智商接近150.调查方法是每隔5年进行一次跟踪走访，通讯联系，座谈测试，终于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历时半个世纪的追踪研究报告。结果发现，这些当年智力超常的儿童，素质良好，学习成绩明显优于高出常人，从事专业工作的比列高达常人的8倍；但是在他们之中，却未出现一个像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达尔文那样的幽默作家、奥尼尔式的戏剧作家。在这个高智商人群中，不乏博士、教授、专家、学者，他们做出了学术著作、论文或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贡献，但却缺乏出类拔萃的表现。同时，这份报告还显示：在857名男性中，20%成就显著者与20%成就最小者，他们的最明显的差别不在于智力而在于个性品质的不同。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德的研究表明，智力与创造力二者的关系为：低智商的人不可能有高创造力，高智商的人并不都有高创造力，创造力低的人智商有高有低，创造力高的人必须具有中等以上的智商。因此，培养创造力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心理学家们针对45岁的年龄层进行创造力测验，结果只有5%的人被认定为有创造力。在17岁年龄段的结果达到了10%以上，更惊讶的结果是，5岁儿童中，具有创造力的人竟然高达90%，它表明，人们的创造力是生来就有的。只是随着年岁的增长遭到了抑制而已。科学的结论足以引起我们的警醒：单纯地关注智力而忽视非智力因素修养，将形成发掘人生潜在创造智能的严重阻碍，会阻碍一个人达到本来有望达到的生命高度，这无疑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智力人格缺陷。因此，我们要发掘个人的创造力。那么在开发智力的同时，如何发掘个人的创造力呢？一、陶行知的六大“解放”理论，可以激发儿童创造力：一是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思； 二是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三是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四是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谈；五是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接触大自然、大社会里去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是解放他们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父母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的知识，并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自己高兴干的事情。二、成人开发创造力，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要有积极的心态。要清楚你头脑中有着无尽的资源——信息的喷泉，一旦你意识到这点，你就会更灵活地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创意。二是建设点子库。不停地建设你的点子库，阅读多种类型的书籍和杂志，提出有助于思考的问题；解决问题，并认真从答案中学到东西；阅读有关创造性的书，有意识地自我训练。
那倒不一定，也许低智商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会拥有创造力
是有的人智商高又有人格障碍，表现为有精神病的样子。其实是这个智商高的人耗费心力身心不稳，放弃了一些道德观。本身世界观基础不牢，看待问题出了偏差又不想改，就有人格人品问题了。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嘿嘿，飞、、、
浅谈人类学差异和范畴差异论文
近几 十 年 来，社 会 生 物 学 （sociobiology）及 其 升 级 版 的 进 化 心 理 学 （evolutionarypsychology）正在改变我们对人心和人性的理解。人心不再被视为一块可由环境和教化任意型塑的白板（blank slate），它更像是一套被自然选择设计好的先天认知模块的集成。人性也随之从一个规范性概念转变成作为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背后固有的心理机制的描述性概念。我们于是被反复告知：你我的脑颅里装着石器时代的古老心灵，所谓文明不过是我们作为裸猿穿衣戴帽混迹于现代社会。人类所做的一切，卑贱或者高尚，无非是身体中携带的基因自我传播复制的无情手段。如果你对此感到惊诧，有人会这样安慰你：“得知这个结果，你无奈吗？你懊恼吗？你的道德感蠢蠢欲动吗？现在你所有的感觉也都是进化的产物。”①上述这幅理论图景当然不够精致，进化心理学的支持者也在批评质疑声中不断作出自我澄清和修正，②但是明眼人仍然担心，如果人类说到底只是基因和弥母（meme，“文化基因”）的载体，那么人之为人，或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之处是什么？“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我们通常相信伦理现象是人类独有的表现。生活中有人慷慨有人自私，从基因的观点看，两种行为模式都是生存适应的策略，而“慷慨”、“自私”之类的道德语词本质上也是无实指的虚幻观念。这种说法引发的后果对进化心理学的挑战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它的致命困难在于：两个人面对同样的处境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是因为他们对人对事有着不同的“想法”，那些构成“想法”的信念、经验和理解只在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的层面上才能予以描述和解释。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经验和理解构成了他的生存。③ 换言之，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进化心理学仅把人类当作一个自然类（natural kind）来研究，却遗忘了由之组成的具体鲜活的人类个体。用哲学语言来说，人类个体作为拥有自主性的理性能动者（autonomousrational agent）在进化心理学的框架中无法例示出来（instantiation）。
本文无意刻画和修补伦理学与进化论的理论张力，④也不打算把伦理现象作为人与动物的区分性特征进行考察。毕竟在现象层面上，可被当作“人之为人”的表现形态还有很多，语言、科学、艺术、宗教皆属其中。根据一种普遍认可的经典观念，唯有理性（rationality）才是“人禽之辨”的根本原则。然而在什么意义上理性使得人类区别于动物，则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解释方式。自然主义者延续了进化心理学的进路，试图寻找理性能力背后的某种或多种认知机制。斯塔扎克（Tobias Starzak）把这套认知机制叫做“人类学差异”（Anthropological Difference），它们是人类额外拥有的、任何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⑤ 哈佛大学的波义尔（Matthew Boyle）根据亚里士多德范畴学说及其形而上学思想，秉承了康德看待理性的态度，指出理性不是人类这种动物所具备的某种额外的特征，而是让我们具有心灵的特殊方式。换言之，理性能够转变我们一切已有的基本心理能力，因此使得人类的心灵在范畴上不同于无理性的动物。波义尔把理性称为范畴差异（Categorial Difference）。⑥ 本文任务有两项：一是分别阐述这两种关于理性的解释进路，凸显它们的差异；二是通过两者的对比指出，“人类学差异”不仅缺乏解释力度，也容易产生非充分决 定 的 情 况 （underdetermination），而 且 包 括 进 化 心 理 学 在 内 的 进 化 自 然 主 义（evolutionary naturalism）原 则 上 不 能 说 明 人 类 个 体 作 为 拥 有 自 治 能 力 的 理 性 能 动 者 何 以例示。
自然主义者侧重于把理性看作人类独有的认知技能，考虑到这种能力仅仅在最近的25万年随着智人的出现才产生，人类的心灵有很大一部分是与灵长类动物共有的，其研究目标旨在追问：是哪些因素使得人类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超越其他动物，最终结出了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果实？由于这项研究的进路可以在理论起点、抽象程度、演变动态等维度上可以各有偏重，我们姑且简要择取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和帕品纽（David Papineau）的方案来窥探“人类学差异”究竟如何实现。美国心理学家托马塞洛虽然没有对理性给出明确的界定，但事实上（de facto）现代人所显示出的各种令人惊异的认知技能，是人类以独有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的结果。⑦ 对于许多物种来说，困难不在于创造，而在于对以往的工具制造、符号交流和社会行为进行学习、改进和传播，从而产生文化累积的“棘轮效应”。这意味着人类具有一些认知能力使同物种的个体之间分享认知资源，而其他动物则不能做到。⑧ 这些认知能力包括：把他人理解为其自身拥有意图的个体，与其他人共享注意的联合注意能力（joint attention），以及模仿他人的能力。一旦发展出了这套认知技能，作为结果反过来构建了人类自身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生态位（niche），进而有效推动了文化传播的持续进行。⑨
在这个回路中，从调解因果性和意向性的力的角度来理解外部事物的能力，构成了“人类学差异”的关键要点。托马塞洛相信，一些灵长类动物可以初步理解外部事件的因果关系，但是，“对意向性和因果性的[完备]理解要求个体理解外部事件的调解力，这些调解力解释了‘为什么’某个具体的先后次序会如此发生，而这些调解力一般不容易被观察到。这种理解似乎为人类所独有，因此对于人类来说，坠落岩石的重量‘迫使’木材破裂；获取食物的目标‘迫使’生命体在木头下面寻找食物。重要的是，在这两例个案中，都可以存在其他一些先行的事件，只要有相同的调解‘力’参与，它们就能产生相同的结果。”瑏瑠炚庵秩现新技能使得个体能够预见和解释同类的行为，并且也被转移用来处理惰性物体的行为，于是我们能以创造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的方式解决各种难题。尽管托马塞洛的研究焦点不是理性问题，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对因果性和意向性的“调解力”是人类理性的必要条件。他继续指出：“显然，在无生命的因果性和生命体的意向性中，这些力发生作用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但推理过程的总体结构具有相同的一般性本质：先行事件>调解力>结果事件。”瑏瑡灷如，在“先行事件”风吹、同类攀爬、自己操控与“结果事件”果实坠落之间，唯有人类可以理解是树枝摇动这个“物理力”联结了二者。同样地，在“先行事件”岩石坠落、捕食者出现、噪音与“结果事件”受试主体逃跑之间，我们知道是因为受试主体的恐惧这个“心理力”导致整个事件发生。然而，托马塞洛并没有进一步阐释“协调力”这个富有隐喻意味的概念，最多只是用发展心理学的证据去解释以“联合注意”为要点的社会认知如何在人类婴儿9个月的时候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在托马塞洛的研究中，被解释项（explannanda）仅仅是人类的文化社会现象，但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动物，正是由于我们在面对各种问题时，能够以符合逻辑和概率演算的思维方式形成精确的判断和信念。换言之，托马塞洛的理论可以说明文化何以累积、传播和改进，却不能说明诸如发现DNA或发明人造卫星这样的科学技术为何能够出现。而帕品纽关于理性进化的研究目标，则是直指这个问题。
首先，帕品纽注意到了人类认知绝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以符合逻辑规则的方式把追求真信念作为目标的。甚至多数情况下，我们输出的信念和判断的方式与哺乳动物类似，都是迅捷的、自动的和无意识的（系统1），不过一旦时间充裕且事关重大，我们倒是能以稍许缓慢、可控的和有意识的方式输出真信念或符合事实的判断（系统2）。当代心理学家亦有大量实验研究表明，人脑有两套不同的系统在处理问题，这被称为心灵的双系统理论（dual—system theory）。瑏瑢 有鉴于此，帕品纽试图刻画出我们能够抑制系统1的干扰而由系统2执行形成信念和判断功能的认知机制。在他看来，理性（即以可靠的方式追求真信念）能力的出现，主要基于进化出了两项能力：第一，我们能够把（在一个信念符合一个事实的意义上）“真”作为目标加以识别（identify theend of truth）；第二，我们能以一般性的“手段—目的推理”（general means—end reasoning）实现这个目标。
就第一项能力而言，没人指望我们的祖先早在石器时代就已进化出了“真”这个概念，倒是有大量的心理学证据提醒我们，“真”概念从属于读心（mind reading）的范畴，而读心能力几乎是公认的人类特有的认知适应器。所谓读心，指的是我们能将不同的心理状态归属给他人，并以此预测和解释他人行为的能力。瑏瑶 这一点在托马塞洛的“联合注意”理论中也有提及。帕品纽对第二项能力的论述稍微复杂，手段—目的推理大体上是说：在表征（represent）外部世界时，（唯有）人类能够表征一般性的、显性的（explicit）因果信息（general causal information），加工这类信息将会产生新的行为。“新”之所谓，是指人类个体及其祖先此前不曾受益于这些行为，因此这种意义上手段—目的推理与旧有的刺激—反应联接认知系统相对立，后者是遗传所赋予的固有的心理配置通过联想主义的条件化实现的。灛伂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帕品纽对手段—目的推理能力的“一般性”和“显性”这两个特征的说明，实际上澄清了托马塞洛关于“调解力”的含混理解。强调一般信息旨在强调它与特定信息的区别，其表现形式有全称的析取/合取语句“所有As或者Bs”/“所有As和Bs”，或“所有As导致Bs”这样的类属因果信息。人类与简单动物的差别在于，我们的行动是通过对一般信息的使用来操控的，动物却只能使用与它们所处环境相关的特定信息，它们无法明晰地表征任何一般性的事实。具体而言，由于动物无法把握“物理力”或“心理力”，因此不能对某一因果类型下的诸多先行事件与相应的结果事件作出统一的综合判断。此外，一般性的信息表征能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组合，进而输出新的一般信息，这就是“显性”信息的根本要求。瑏灛 人类个体能够从“大风吹过苹果树”和“苹果树在摇晃”输出“苹果落地”这个内容，动物则无法达到这个推理水平，它们也许具身地（embodied）获取了一般信息，但是不能产生新的一般信息。动物的行为倾向所能做的，最多只能把一个特定的信息项（“此刻大风吹过这棵苹果树”）与作为驱动力的需求（“要食物”）联系在一起，以此产生一个“守株待果”的特定行为。
帕品纽的理性进化学说本身并非完美无瑕，尤其是当他对进化心理学报以同情的态度，支持集成化的心理模块假说时，他便很难把手段—目的推理机制恰当地安置在整个心灵架构之中。瑏灛 读心模块似乎无甚争议，但是这里说的手段—目的推理能力是一个单独的心理模块还是由几个不同的心理模块所实现？它与语言模块有什么关系？它进化出来的促成动力是什么？作为系统2的构成部分它是怎样抑制了系统1的信息输出？这些疑问都尚未解决。然而，不管是帕品纽还是托马塞洛，对于任何可能的“人类学差异”解答，波义尔提出了一个更严峻的质疑。诚如进化自然主义者所言，人与动物都在“进化树”上各居其位，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并无本体论上的区别———除非你是笛卡尔那样的二元论者。但问题在于，一旦接受“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论题，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人与动物———哪怕是黑猩猩这样的灵长类动物———不仅是有认知技能或认知架构上的差异，这个区别更是在类型意义上（in kind）来谈论的，好比植物与动物在类型上是两种不同的存在者。因此进化自然主义即使给出了各种“人类学差异”的细致描绘，仍然亏欠我们一个理由：为什么这些差异能够被当作人类的心灵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心灵的原则？瑏瑨 波义尔把这种提问方式叫做“经典观点”，它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并被托马斯·阿奎那精心阐述。根据经典观点，“人是理性的动物”意味着：1）“理性动物”用以说明人类的本质（essence）；2）“理性动物”刻画了我们的形式（form）；3）“理性”这个概念指称了我们区分于“动物”这个类属的特征（genus）。瑏灛 波义尔相信，经典观点即不过时也绝非可有可无，它能为心灵哲学带来不少理论红利。
顺着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波义尔认为，理性是人类的“本质”。就“本质”而言，只有那个刻画了一个事物作为某个特定“实体”的谓词，才能属于该事物的本质。一个事物作为某种实体，意思是说，如果某个事物存在，它根本上必须是这个事物（what it must be if it is to be atall）。我是中国人，但你不能用“中国人”这个概念作为我这个个体的谓词去解释我之所是（我的实体）。你可以对什么叫“中国人”给出说法，比如“中国人就是一个出生且生长在中国的人”。只要某个个体（individual）实现了“出生且生长在中国”这个属性，他就是中国人。但是你不能站在个体的角度上，以同样的方式去说明“人类”或“哺乳动物”。某个花园里有三只哺乳动物，但只有因为这三个个体都从属于具体的哺乳动物物种你才能这样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任何一个人类个体都可以是“两足无毛”的动物，但由人类个体展现出来的两足无毛这个属性不能作为人类的本质。“人类”是我所是的那个类型的基本概念：我只有成为这个类型的东西才能存在。我作为个体，是一个中国人或者是一位学者，这些都得基于我是人类才得以可能，所以在经典观点看来，“人类”是一个不可还原的基础概念。承认这一点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定义“人类”。说某个事物是人类，不是去描述那些使得一个个体被当作是人类的那些属性———这正是进化论自然主义所做的事，而是去刻画人类自身作为一个类别的实质。在给“人类”下定义时用到的那些谓词（例如“理性”），首先应用于人类这个整体而非具体的人类个体。
我们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展示亚里士多德本质学说的优势。设想在某个可能世界中，我不幸失去了双腿，从而不具有两足无毛这个属性。但我仍然属于人类，我有理性这个本质没有因此改变，只要是我作为人存在着，这个本质一直伴随着我。两足无毛的属性即便是人类独有的，不能充当人的本质。另一方面，正如自然主义者强调的那样，尽管多数人类个体在多数情况下或许是通过“方便快捷”的心灵系统1来思考和判断的，但他们本质上还是理性的存在者。我们也不会把一个缺乏基本推理能力的成人说成是一个普遍动物，只要他是人，实质上就拥有（潜在的）理性。无论如何，人类作为“理性”动物拥有一种本质形式，它使我们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类别。理性不仅仅是由于它碰巧涉及某些特征才把我们与动物区分开来，它牵涉到了我们以独特的方式拥有这些特征。
为了凸显人与动物在形式上的本质区分，波义尔举了植物与动物的例子来说明二者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同的。大家承认植物不具有行动能力，至少不能在动物表现出行动能力的意义上说这话。但是，在某种层面上你也可以说一棵树是一个能动者（agent）：一棵老树被伐倒了，到了春天它又长出新的枝叶，它的确是主动在“做”生长枝叶这件事，而不是说这件事被动地在它身上发生———虽然老树发新枝需要各种环境条件，但只有诉诸这棵树自身的性质才算真正解释这件事。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使就一棵树而言，它也是具有目标导向的，但是这种目标导向的“行为”截然有别于动物。我们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说动物是作为能动者拥有目标导向。这不仅仅意味着动物能够做一些植物所不能做的事，而是说，我们是以全新的方式来谈论动物的“做事”。你可以说植物的根系把石头缠住，但是更贴切的说法是，它的根系是以缠住石头的方式生长着。一块石头此刻出现在这里，并没有对植物的根系生长添入新的内容。但是动物的行为则与此时此刻的环境紧密关联，对当下环境的描述能够构成动物行为的内容。 同样地，无理性的动物和有理性的人类都是能动者和认知者，但动物却是在一种不完善的意义上作为能动者和认知者，我们是唯一能够按照意图（intentionally）去行动的物种，当我们在行动时，可以自主决定哪个目标值得追求以及如何追求，我们知道（knowingly）自己应该如何行事。因此，理性意味着“人类能力的全部配置”，这个配置决定了“我们的能力以一种极其不同方式去规导和展现”。这就是人类的理性作为区别于动物的“范畴差异”。
那么波义尔所说的理性的配置又是什么呢？这就需要引入康德的一个关键论题：“‘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因为否则的话，某种完全不能被思考的东西就会在我这里被表征出来，而这就等于说，这表象要么就是不可能，要么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是无（B。131）。”波义尔花了大量篇幅精心阐释了康德这段话的要义。根据他的理解，一个能够有意识地 （self—consciously）反思自己信念的生物（creature）在拥有一个信念p时，则能将其自身置于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认为是p？”而他是否持续相信p，取决于他能否为自己辩护这个信念。唯有当这个生物个体可以觉知（aware）到这个“为什么”的问题时———也就是“我思”伴随着这个信念———才能为他的信念p作辩护。根据一种隐喻的说法，康德不仅要“驱使”感性和知性充当“证人”，理性作为“自我指定的法官”，不是坐在一边旁观现场发生的一切，它要站在“法庭”前面，对它所调查的现象积极提出原则性的解释。没有这种“我思”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当然不同于“内在感知”———人类特有的知性能力、判断和理由就无从谈起。相比之下，动物当然可以感知到一个物体具有某些属性，可以根据自己的欲求和目的对这种感知做出恰当的反应，也可以把过去的感知保留在记忆中，甚至还能在某些情形下“表达”它的感知（例如被训练成会说话的鹦鹉），但是动物在表达自己的表象时并不伴随着理解性的断言（comprehending assertions），它们形成的表象不足以被称为“判断”（judging）。 因为判断一个命题p，就像陈述命题p那样，是一种特别的行动，这种行动是在批判性地反思自身信念的合法性，绝非简单地任由自身的信念得以形成或改变。瑑瑠 正如先前提到的动物与植物的本质区分一样，由于人类对自己的信念有着“我思”或自我意识的理性介入，我们可以“编织”（make up）自己心灵，因而我们是具有健全自治能力的理性动物。
行文至此，对比把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人类学差异”和“范畴差异”，我们可以总结出三个结论。
第一，无论是托马塞洛说的“调解力”还是帕品纽说的读心机制外加手段—目的推理能力，人类学差异解释即使找到了人类拥有动物所缺乏的心理机制，但是这些只是理性的表现或“症状”（symptom），而范畴差异解释则刻画了“症状”背后的“病理”（pathology），后者的解释力度远非前者可比。
第二，人类学差异试图寻找和解释人比动物“多出来的”额外特征，范畴差异则要说明人类在本质、形式和类别上区别于动物的理由。前者始于对人类个体“理性表现”的经验观察，这种观察可以千差万别，得出的理论解释将是开放的（open—ended）。即使面对同一个经验证据，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对人类的进化图景、大脑的发育过程、心灵的架构及其运行模式可以采纳多种不同的理论承诺，因此用科学哲学的术语讲，人类学差异解释必然导致不充分决定的情况出现（underdetermined）。范畴差异解释基于亚里士多德对“本质”和“形式”等关键概念的理解，自上而下地说明了理性何以能够承担起人类排他性的、判决性的本质。
最后，无论是社会生物学、进化心理学或是把认知科学奉为圭臬的哲学学说，这些进化自然主义阵营下的种种理论，都是在亚人（sub—person）的微观层面上解释理性的起源。这条进路无非是说，人类这个物种作为一个整体，是遗传物质、自然环境、社会文化情境、脑神经回路等内在外在要素协同作用的产物，所谓理性，仍然是这个结果名下的某种属性或特殊表现。如此一来，人类个体作为自治性的能动者在这个解释框架下就被彻底遗忘了。正如进化心理学号称是一门研究人性的科学，但最终实现抽象人性的个体的人（person）却消失了。“人是理性的动物”，根据进化自然主义的解读，人首先是动物然后因为有了独特的认知机制才表现出符合逻辑推理的理性能力。但在波义尔这样的康德主义者看来，恰恰是“‘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的理性能力，把人类心灵配置中既有的、被动的、动物性的表征和行为模式，彻底转换成积极的、可反思的、可辩护的全新状态，人的能动性以及由之蕴含的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据此得以保障。
态度与行为摘要：态度和行为的关系研究从拉皮尔所做的那个“言行不一”实验开始已经有相当一段长时间了，社会心理学家最初对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微弱相关感到惊奇，而转向研究内在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并在什么条件下，会影响我们的外在行为。本文综述了之前关于态度是否能预测行为的经典实验和社会学家据此得出的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态度对行为有较大的影响，并提出未来的态度和行为的关系应该充分考虑内隐态度测量。根据这些理论设计出一年级小学生学习态度与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怎样的相关的实验关键词：态度；行为；行为预测1 引言 态度是社会心理学中最为经典的一个研究理论，在也是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块基石。而态度对人类社会行为活动预测，或者说态度对我们行为活动的影响更是社会心理学家积极关注的焦点问题。最初，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研究人们的态度就是为了预测他们的行为。然而态度真能预测我们的行为吗？日常生活中，我们深信着这一观点。在某些行为上，我们却似乎表现得有些“伪君子” 。如在一些许多颂扬以增强健康和体能为宣传口号的体育竞技赛背后，有很多卷烟等有害健康产品的广告，而且广告内容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又如我们知道也害怕巧克力的高热量，却总抵制不住美味的诱惑。这就像罗伯特•埃布而森所说，我们“精通并擅长为自己的行为找原因，但却非常不善于做我们已找到原因的事。”2 关于态度的概述2.1什么是态度 首先将态度这一概念引入心理学领域的是Spencer和B.bain，他们认为态度是一种把判断和思考导向一定方向的先有观念和先有倾向。这种看法被后来L.Langer的实验所证实，1888年，Langer发现，如果被试集中注意即将做出的反应，其反应时间比没有这种预先准备的情况要短。这种预先的准备状况就是所谓的态度。在此之后，许多心理学家在实验中发现了，态度对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反应的制约作用。 1919年，托马斯等人在研究波兰移民问题时，为了说明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研究了态度的内涵，首次使态度成为社会心理学家的重要课题。态度概念的提出得到了许多心理学家的支持。后来心理学家们对态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根据自己的理解给态度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对态度的经典解释有三种。 奥尔波特 (G.Allport) (1935)在《社会心理学手册》中总结归纳了的各种有关态度定义，在此基础上出6个要素: ①结构(get)。态度是人对于适应环境状况和对象的整体生命结构; ②行为的准备状态(readiness)，态度是对于某种活动的准备状态; ③心理基础(psy-choligical basis)，态度及其实际行为的准备状态是社会行为重要的心理意识因素; ④持续性(permanence)，态度是人用特定方式对有关对象或状况给予持续性反应的心理准备状态; ⑤学习性(learned nature)，态度是经验保持的结果,具有后天获得的倾向性; ⑥评价性(evaluative nature)，态度是对于环境事物趋离行为的意向,因此它具有肯定或否定的价值评判性[4]。基于上述,他认为“态度是根据经验而系统化了的一种心理准备和神经的准备状态，它对个人的反应具有指导性或者动力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奥尔波特把态度作为一种潜伏的内部准备状态，与神经过程统一起来，并强调经验在态度形成中的作用。 克雷奇（Krech）等人在1948年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问题》一书中提出，态度是“一种和个人所处的环境有关的动机、情绪知觉和认识过程所组成的持久结构”。这个定义既强调了态度构成心理活动的意志过程，又强调了认知过程，强调了主动性，而不是对环境的被动反应。他的定义忽略了过去经验，强调现在的主观经验，把人当做会思考并主动将事物加以建构的个体，反映了认知派的理论主张。 弗里德曼（M.Fredman）在他的《社会心理学》教材中，以一种概括的方式提出了态度的定义，认为人的态度是一种带有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倾向的持久系统。他的定义强调了态度的组成及特性。 综合上面的定义的共同之处，我们认为所谓社会态度，是指一个人对某一特定对象所持有的较为一贯和稳定的评价和行为倾向。[1]对于态度的定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态度是一种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获得的内在心理倾向。人们通常认为态度总是显露在外部表情、谈吐与举动中，这称为态度行为。其实态度也可以不以外显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藏于心中。而且态度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经过丰富社会实践才形成的，是一种人的后天心理反应倾向。态度不是与生具有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交往和互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次，态度总有一定的对象。态度的主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群体，如民族、种族或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民众。态度的对象指的是与态度主题相联系的、被主题所指向的具有社会性的人、事、物、关系、价值等。他们一旦成为态度的对象，就称作态度客体。任何一种态度总是对一定的客体而发生的，它反映了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 再有，态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它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改变，这叫态度的抗变性。但并不意味着态度就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是随着人们社会互动的对象以及互动范围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这里所说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是指它不易改变。 最后，态度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反应倾向，它在其它心理过程基础上综合而成，包括认知、情感、意向三种心理过程。因此，态度作为“心理反应倾向”，会有不同的内容。有以认知和情感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倾向，如社会理想，对某人的看法等；也有以意向和情绪为主要内容的动机倾向，如赞成或反对的态度。[2]2.2态度的构成因素 尽管心理学家对态度概念众说纷纭，但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弗里德曼的态度组成理论：态度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种成分。认知成分指个体对态度对象所具有的带有评价意义的观念和信念，包括感知、思维、理解等。认知成分是态度其余部分的基础。情感成分指伴随态度的认知成分而产生的情绪或情感。情感成分是态度的核心与关键，既影响认知成分，也影响着行为倾向成分。行为倾向成分则指个体对态度对象企图表现出来的行为意图。 三种构成成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统一体。 除上述提及的三个结构成分之外，态度还被认为具有许多动机功能，包括知识经验（组织关于世界的信息）、工具性（获得奖励并避免惩罚）、自我防御（管理情绪冲突）、价值观体现（表达关于自我、个人价值观及自我身份的意识）、一致性（保持个人一致性观点）和独特性（将个体从相似的社会群体区分出来）。 我们可以将态度功能概括为态度决定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注意什么样的对象，决定着人们怎样加工有关对象的信息，决定着人们对有关对象的体验，也决定着人们对有关对象进行反应的先定倾向，并且在令人不愉快的现实中保护自己，向他人表达自己。3 态度与行为预测 不用多说我们都知道态度与行为是紧密相连。通常，我们假定态度能够至少是部分决定人们的行为。对此，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西方学术界曾掀起以态度为中心的研究热潮。3.1态度能预测行为吗3.1.1经典实验 关于态度对行为预测的研究，可以说是始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拉皮尔（Richard Lapiere）在1934年所做的一项研究。不仅提供了看待人类社会行为的全新视角，还激起新的研究浪潮和许多后续研究。[3]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偏见和歧视，并且这种带有歧视的行为非常普遍且被人广泛接受。例如，一些旅馆、餐馆常有拒绝为一些种族或少数民族的人提供服务的规定，这是很普遍的事情。拉皮尔决定利用这些带有种族歧视的规定来验证他的观点。与那些为人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他的研究理论假设是：人们的“社会行为”与他们口头表达的社会态度很少具有一致性。换句话说，人们的言行并不一致。 这项研究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着重探讨真实的行为，第二部分是评估与其相关的假设性态度。 在真实行为阶段，拉皮尔与他的中国朋友开车两次沿太平洋海岸线周游美国，对这对中国夫妇所受到的礼遇进行了详细的观察记录，但并没有告诉这对中国夫妇。他解释说，如果他们知道了详细情况，就会变得不自然，并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样就会降低研究的效度。在研究的第二部分中，拉皮尔给所有他们到过的地方寄了一份问卷，问卷与真实访问之间有6个月的时间间隔。他对于这种间隔的说明是：他希望让中国夫妇访问的影响得以消退。问卷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你愿意在自己的旅馆或餐厅接待中国客人吗？”餐馆、咖啡馆共返回81份问卷，旅馆返回了47份问卷，回收率为51％。为了进一步确保问卷的回答没有直接受到中国夫妇访问的影响，拉皮尔同时让另外32家旅馆和96家餐馆对同样的问卷作出回答，它们与中国夫妇访问过的餐馆、旅馆在同一地区。 在将近3年之后，拉皮尔终于有了确切的资料以对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进行比较。结果拉皮尔称，在251个他们曾光顾过的旅馆和餐馆中，他们只受到过一例由于他的这对同伴是异族所带来的冷遇。除了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外，他们在其他地方都受到了中等或中等以上的待遇， 6个月后，那些寄往他们曾经访问和未曾访问过的地方的调查问卷所得的结果。几乎所有的拉皮尔与中国夫妇到过的旅馆、餐馆、咖啡馆、旅行者之家（超过90％）都回答说他们将不会接待中国人。另外，来自于他们未到过的地区的回答，其分布状况实质上也是一样的。这就表明，研究结果并没有受旅行者最近造访的影响。 在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讨论时，拉皮尔将焦点主要集中在调查个人真实态度的问卷缺乏效度。他提出：“直接比较对问卷回答的反应和对实际经历的反应是不可能的”。但他否认彻底排除问卷的有用性。他的建议是，在确定人们对假设性情景的假设性态度时，这些资料是有用的。因此他得出他的研究结论，如果你想预测一个人在面对某一真实的特定情景或特定人物时将如何表现的话，对假设性情景的口头回答（即态度问卷）是远远不够的。他主张，只有通过研究真实社会情景中的人的行为，才能可*地测量一个人的社会态度。3.1.2其他后续研究 拉皮尔的研究结果，立即引起了大量的批评意见。有的认为，以一封信中对简单的是非题的回答为基础，不能有效的测量个人对某一群体的态度。例如，答题人大脑中对“中国人”表象，也许与他们实际遇得到的这对中国夫妇完全不同，他自己也提到“这对夫妇很有风度、富有魅力，并能很快赢得那些有机会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的钦佩与尊重”。又或者说，这种态度外显量表测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诸如被试反应粗心、极端化、默认、社会期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存在一些有关信、效度的争议。还有人认为，在他们3人访问过的地方的人中，只有半数对问卷做出了回答，也许那些花时间回答问卷的人正是对亚洲人有极端偏见的人。最后一种批评意见是，6个月后，对问卷题目做出回答的人也许已经不是他们曾经遇到的那些人了。 针对第一种批评意见，即测量技术上的缺陷，他们改良了测量技术，一种内隐(间接)测量技术随科技的发展应运而生。早期的间接测量曾使用过不显眼的行为测量以及丢失的信件程序，而瞳孔反应、皮肤导电反应、面部肌电图等生理测量技术则一直延用至今[4]。对于现今的态度测量特别是内隐态度的测量或者说态度的内隐测量来说，更多的是内隐联想测验，情感性启动等等技术。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测量人们是否会花更多的时间将积极词汇与黑人面孔联系起来（与将积极词汇与白人面孔联系的时间比较）以测量内隐的种族态度。 但其他后续研究仍然发现，态度和行为的相关系数很低，基本在0.30~0.50之间[5]。与此同时同时，相关论的证据也不断出现。就在拉皮尔研究不久1936年美国人盖洛普运用抽样调查法，以预测投票率与实际投票率相差不到1%的准确性，成功地预测了罗斯福总统的当选。又比如Gibb等人的研究表明对自杀的态度直接导致行为的预想以及行为的发生。 研究结果似乎不尽如人意，于是研究者开始不完全否认态度和行为的直接关联，而转向对态度行为不一致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且一些影响因素得到很好的控制。社会心理学家Wicker(1969)曾就种族关系、工作满意和教室消磨时间等课题，进行了45次有关态度和行为联系的测量，只有9次落在此范围内。为此，Wicker得出结论:“作为一个整体，这些研究表明，与态度和行为密切有关这一说法相比，极有可能的情况是态度与外显行为没有联系或只有极少的联系”。 3.3．3启示 心理学家对皮拉尔德研究反应就像一名运动员在极富挑战性的比赛中的反应一样。他们有的对此进行强烈的批评，有的研究者开始试图解释为什么态度的评估不能预测个人的真实行为，还有的还有的研究者试图发现态度何时能预测行为。很少有对这几个方向进行综合研究，一般的研究都是用方便的原则只用一种理论作为框架，至今还没有研究去探索究竟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理论，也许不同类型的态度行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预测，但这些尚无明确的定论[6]。态度行为关系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无论是消费，管理，犯罪，健康等等都会涉及到通过态度的转变来预测行为，多学科的研究往往是不同重点的，所以采用的理论也有很大的差异[7]。 对态度的一些理论而言，如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等，我认为这些理论未必是孤立存在的，也许它们之间有嵌套作用，比如态度的强度可以嵌套在计划行为理论中成为它的一部分，而计划行为理论由可以嵌套在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中。作理论比较分析，而不仅仅做相关分析，这也许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3.2态度何时能预测行为 态度对行为的预测有较多方面的研究方向，我这里要讲的是态度何时能预测到行为。 Taylor, Peplau和Sears(1997)进行了一项研究，试图把导致态度与行为一致的因素概括为五类:态度的强度、态度的稳定性、行为与态度的关系、态度的显著性、情景的压力等。 最近的一项研究是，H.A.Micher 和John.D.Delamater（1999）综合了在此之前的对态度与行为关系影响因素分析，认为在通过态度预测行为时，应考察三个变量:态度的激活、态度的特性、行为的情景界定[8]。 （1）态度的激活：每个人有成千上万中态度。在多数时候，特定的态度并不进入我们的意识域，并且许多时候我们的行为也是无意识的或自发的，即我们无思而行。而某一态度要影响行为，它就一定要被激活，从记忆中进入意识域。态度要被激活的一种途径是安排一定的场景，呈现态度对象。当然不同的态度被激活的容易程度不一样，也就是它们有不同的态度可及性。一些态度如刻板类型可及性高，只要态度对象呈现即会被自动激活。而一个态度可及性越高，它对我们太度对象的分类、判断和我们的应为影响也就越大。态度的可及性通过激活速度来测量。 （2）态度的特性：态度的特性影响态度与行为的关系：①情绪-认知关系的一致性。态度的情绪性涉及对态度对象的情感评价，而认知成分指有关态度对象的一种信念。这两者之间一致性越强，态度与行为的联系就越强。在面对队里说服信息时，高一致性态度持有者往往会贬低对立信息的重要性，从而增强态度的抗变性；②直接经验。在与行为的一致性上，直接经验的的态度往往比间接获得的态度一致性要高。这是因为直接经验的态度大多数根源于过去的行为，建立与过去行为体验基础上的态度在将来的重复发生的概率要高；③强度。建立在直接经验上的态度，其强度高，态度与行为的关系紧密（也就是说，某态度的经验强度高，态度行为一致性高）。一个态度的情绪度高，或与个体自身利益关系高导致态度的重要性和确定性提高（它们都是态度的结构强度变量），那么，它对行为的预测性就好。 （3）行为的情景界定：我们的行为不仅受到自身态度所影响，而且受他人的行为、他人发现我们的行为动机的可能性、情景限定等影响。情景限定指的是他人了解你的行为并作出积极或消极的反应的可能性。情景限定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再有他人互动的场合、群体压力场合或参照群体的场合，个体与他人对立态度尤其是弱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关系弱化。 另外，内在态度结构与行为预测也有密切关系。Millar和Tesser指出，内在态度被激活的结构层次没有必要与个体决定要怎样行动的结构层次一样，也就是说，在同一时点，态度评价和实际行为结构可以不一样。但只有两者结构一致，例如这两者的认知层面、情绪层面结构上是同质的，有态度的结构去预测行为的可*性才高。3研究设计：一年级小学生学习态度对学习成绩的预测及建议3.1问题的提出 学习态度是态度中的一种，它必然具备上述关于态度的成分与特性，因此，我们可以从态度的定义中为学习态度下一个定义：学习态度是学习者对学习活动的内部准备状态,包括对学习目的的认识、学习活动的动力、学习活动的计划性以及从事学习活动的坚持性等方面[9]。 小学一年级是可以说是我们正式进入学习生涯的一年。根据先前的研究，我们已尽知道学习的态度是影响学习成就的关键因素，一个学生有了积极的学习态度，就能产生克服困难的毅力，就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反之，一个学生如果没有积极的学习态度，即使有较高的智商也难取得好的学习成绩[10]。但这研究大都是针对一些大学生，中学生而言，对一年级小学这一特殊的群体是否如此？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此时就开始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将对将来的学习有着不可沽量的作用。3.2研究设计3.2．1被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随机选取5个普通小学的一年级下半学期约500名左右的在校学生为被试进行施测。3.2．2研究方法 从已有的一些学习态度自陈量表，选出一些题目，自编量表。量表的题目不仅要在信度、效度上符合要求，而且根据小学一年级识字不多的情况，要尽量选取简单易做的题目，便于低年级学生的阅读和理解。必要时，也可在旁进行适当的辅导。 在此同时，结合观察法和访谈法。去旁听几节课程，在暗中观察学生的行为反映做出记录，记录要全面、准确。尤其对上课特别不认真和特别认真的学生加以关注，进行访谈。访谈要在学生本人，同学，老师和家长几个方面。 根据量表得出的分数和观察法、访谈法中得出的结论，把学生根据学习态度分为即优、良、中和差。 最后把学生单元及期末考试试卷的考试得分进行相加，求取平均分。用SPSS进行数据相关分析。分析结果，看学生学习态度是否与学习成绩有显著相关。4个人后记：让“好”态度成为行为，让“坏”态度不影响行动 我们大众对态度与行为的流行观点是态度在强烈的影响行为，但令人惊奇也让人困惑的是，态度这个通常被人认为是我们对一些事物或人的感情的东西竟然经常不能很好的预测行为。这个发现让社会心理学家急于去寻找我们常常言行不一的原因。最终得出的答案是：我们所表露的态度和做出的行为各自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而且它们两者之间也会互相影响着另一方。 我们的态度能够预测我们的行为：如果把“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小化；如果态度与预测的行为紧密相关，比方说投票；如果态度是强有力的，被某事提醒我们牢记这点，或通过直接经验意识到这一点。这些情况下，我们所想所感与我们的行为会紧密相关。让我们下一个结论，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就像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理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同时，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也就是理论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态度行为的关系是：态度源于行为，态度高于行为，态度对行为有指导作用，同时，态度要接受行为的检验，也就是，态度要在行为过程中不断创新。也即：行为决定态度，态度反作用于行为。 态度与行为的这种 “扑朔迷离”关系能给我们很多启示。对于“好”的态度，赶紧去付之行动。例如说，我们在某个想在某个重要方面改变自己时，最好不要等待顿悟或灵感，去做就行了。对于“不好”态度，我们只要付出一点努力就能克服它。如在一些我们真的需要我们做出行动的时候，写那篇论文、打那个电话、见那个人等等，尽管非常不情愿那么做，但我们还是能克服自己。就实际应用而言，态度决定一切更有实际价值，良好的态度总是能带来良好的结局。这是我们就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树立良好的人生态度、工作态度，不断的纠正自己的行为、习惯，从而达到改善自己的行为方式，进而形成好的、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习惯、性格，使自己走向更大的成功。参考文献[1] 戴维.迈克斯.社会心理学.第八版.北京：人民电邮出版社, 2006.98－102.[2] 朱启臻，张春明.社会心理学原理及其应用.北京：北京社会出版社, 2002.147－152.[3] Roger.R.Hock著 白学军等译.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4.388－397.[4] 张乐.态度形成的理论与实验—基于评价性条件反射范式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2008届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 2008：8－9. [5] 李林. 态度与行为关系的预测因素考察. 闽江学院学报. 2006, 27(1):116.[6] 张红涛,王二平.态度与行为关系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心理科学进展.2007，15（1）：166-167. [7] 刘鸣. 社会态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1997，(06)：174－176.[8] 乐国安.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心理学新进展.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70－71.[9] 孙式灵.高职学生成就目标、学习态度与学习成绩的关系.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8－9.[10] 赵鹏程.小学生积极的数学学习态度形成的训练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1－12.
论文摘要：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是西欧封建社会基督教神学和神权政治理论的最高权威，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从维护封建秩序和教会权威出发,通过调和各派观点而构筑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神学体系,其政治思想主要包含于神学体系之内。托马斯的政治理念的核心体现于其关于自然法、神法等的论说.以及自由意志和政治道德等论题上的。而这些也从他对“信仰和理性”、“教会和国家”、“ 政体理论”和“法的性质和分类”中反映出了托马斯对人的社会政治的特性的深切体会和认识。关键字：托马斯·阿奎那 政治思想 国家 教会 神权13世纪中叶，在著名的巴黎大学有一位年轻的神学教授，因沉默、温顺、人送外号“哑牛”。但他才华横溢，年纪轻轻已崭露头角，一些有名望的学者很赏识这位年轻人，阿尔伯特就曾断言：“哑牛”之声必将闻名于世。果然，“哑牛”后来成了中世纪最有名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他就是意大利人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1245年，托马斯前往巴黎，受教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阿尔伯特。自1257年开始在巴黎大学教授神学，用10年时间专心从事教学和著作活动，并被罗马教廷任命为神学顾问与讲师。在他去逝3年后，巴黎各神学大师谴责了219条命题，其中有12条是托马斯的观点。这是中世纪最严厉的谴责。托马斯在巴黎大学执教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已大量涌入，在教徒中引起的反响极为强烈。他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一生著有18部巨著，其中包括集基督教思想之大成的《神学大全》和《哲学大全》、《论存在和本质》、《论正统信仰和真理、异教徒议论大全》等。托马斯从灵魂不死的观点出发，大力宣扬“来世幸福”，认为尘世生活的幸福并非最高幸福，最高幸福是对上帝的静观，从而使灵魂得救。一、 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西欧社会在经历了希腊、罗马的辉煌时期后进入了一个被史学家们称之为“黑暗”的时代——中世纪。西欧的社会政治结构随之发生改变，特别是基督教的发展，为政治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中世纪的西欧形成了独特的政权与教权二元化的权力体系，政权与教权的斗争十分激烈，教权为取得实质性的至高地位需要理论支撑。在阿奎那之前的基督教哲学中，建立在柏拉图主义基础之上的奥古斯丁教父哲学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同时又出现了拉丁阿威洛伊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基督教神学的权威发生了危机。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维护基督教神学的权威，成为包括托马斯·阿奎那在内的当时神学家的最迫切的任务。二、 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主要内容（一） 信仰和理性在坚持基督教信仰的前提下，调和信仰与理性的矛盾，并以此作为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阿奎那神权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对《圣经》的绝对信仰仍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阿奎那将人看作理性的动物，认为理性的思辨是人的智能活动，理性所欲求的最高目的是达到普遍的、最高的善，“人能够依靠理智来认识普遍存在的善性，并依靠意志来要求获得这种善性”。然而，阿奎那又将人和人的理性看作是上帝的创造物，把人的道德活动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上帝的理性，而道德活动的终极目标所要达到的最高的善，也就是上帝，“普遍的善只有在上帝身上才能找到”。由此可见，尽管阿奎那承认了人的理性的作用，但最终仍是要求理性服从信仰，为信仰服务，“理性虽有自身的领域，但它从属于信仰”。阿奎那所谓信仰的真理，从根本上讲就是教会所宣扬的上帝创造一切，在他看来，整个社会都是上帝创造的，“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阿奎那认为，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分属于不同的领域。阿奎那承认现实并不仅仅是人类灵魂和精神的产物，也就是说，存在着客观现实，这个客观现实就是理性的认识对象。不过，在现实的自然世界之上，还有一个超现实的、超自然的世界。关于这个世界，我们的理性只能认识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这个世界属于天启的内容，应该由信仰来把握。由于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所以，信仰与理性之间永远不会产生矛盾。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之间甚至是相辅相成的。信仰可以帮助理性开阔视野，补充和完善哲学真理，所以不应该禁止用上帝启示的学问去讨论哲学家用理智去认识的理论。同样，理性尽管不可能认识和证明所有的神学真理，但至少可以认识和证明其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理性可以通过驳斥反对者的指责来维护信仰，也就是说，可以利用理性为信仰服务。（二） 教会和国家教会和国家问题的核心是论证教权高于俗权，维护基督教会的神权统治。阿奎那首先承认国家的合理存在，将国家说成是“那些服从同样法律并受单一政府的指导以求生活充盈的人”组成的社会。他同时承认国家是人的理性的产物，但人的理性来源于上帝的理性，因此，从根本上说，国家是上帝的产物。和国家一同存在的教会是耶稣建立的。虽然国家和教会都是上帝的创造物，但其目的各不相同。国家的目的是实现在国家中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该任务由世俗的统治者完成。教会的目的则是实现人的理性的最高要求，即在天国享受上帝的快乐，该人物只有比世俗的统治者更高等级的教士等级才能完成。这是因为，在天国享受上帝的快乐的目的，不是人类理性所能实现的，必须依靠上帝的恩典。阿奎那论证说，罗马教皇的权力是耶稣基督交给他的永远不会终止的统治权，是上的一切君主“都应当受他的支配，像受耶稣基督本人的支配一样”。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阿奎那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甚大。首先，他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国家是出于人的天然的结合。阿奎那把人视为社会的、政治的动物。他在《论君主政治》一文中指出，如果人类可以独立生活，那么他就不需要统治者，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君主，可以按照上帝给他的理性统驭自己的行为，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是社会的动物。人类没有野兽那么大的体力，没有动物的牙齿爪角，以及逃避的速度等，所以他们必须结成社会才能生存。虽然人类没有动物那么大的体力，但上帝赋予人类理性和语言，因此人类可以彼此勾通、互相帮助。既然人们注定要生活在一起，那就必然组成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间，有着不同种类和等级，其中最高的是政治社会”。阿奎那所说的政治社会指的是国家。其次，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大家可以达到更好的生活。他说，“一个社会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目的在于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以便得到“生活的美满”，“任何统治者都应当谋求他所治理的区域的幸福为目的”。所不同的是，在阿奎那看来，这一目的并非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在三种正义的统治当中，阿奎那认为君主政治是最好的政体。其理由如下：a、一个社会的幸福和繁荣在于保全它的团结一致， 而任何社会的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平的团结一致，由一人统治容易达到这一目的。b、君主制最合乎自然。阿奎那指出，在自然界， 支配权总是操在单一的个体手中，在身体的各器官中，有一个对其它一切器官起推动作用的器官，那就是心；在灵魂中，有一个出类拔萃的机能，那就是理性。蜜蜂只有一个王，而在宇宙间只有一个上帝。因此，在人中间应当由一个君主来统治。（三） 政体理论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人天然是社会的政治的动物。这不仅是因为人只有通过群体生活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且还因为只有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分工合作，人才能够得到所有必需的知识。此外，与其他动物相比，只有人拥有语言能力，人们互相之间能够交流思想内容，为共同的社会生活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但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都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而这种各不相同的私人利益与把社会团结在一起的公共利益根本不是一回事。为了避免社会的混乱和解体，社会必须拥有某种治理的原则和控制的力量。这样，就有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划分。而这种划分同样来自人的自然本性——人与人之间天然的不平等。阿奎那基本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学说。他认为，统治者被授予权柄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谋求私利，而是让他们谋求自己所治理的区域的公共幸福。据此，他区分了正义的政体和非正义的政体：如果一个自由人的社会是在为公众谋幸福的统治者的治理之下，这种政体就是正义的。相反地，如果那个社会的一切设施服从于统治者的私人利益而不是服从于公共福利，这就是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就是非正义的了。再根据统治者是由许多人还是几个人或者一个人来担任，阿奎那区分了6种不同的政体。一个人担任最高统治者的正义统治为君主制，非正义统治为暴君制；少数人的正义统治为贵族政体，非正义统治为寡头政体；多数人的正义统治为民主政体，当平民利用他们人数上的优势来压迫富人时，这种政治就是暴民政治。在这些政体中，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暴君制是最坏的政体。阿奎那提出，在符合正义原则的前提下，统治者的人数越少越好。一个社会的幸福和繁荣在于保全它的团结与一致、和平与安宁，而一个人最能保证社会的团结一致与和平安宁。阿奎那认为，无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甚至共和制都有蜕变为暴君制的可能。君主制蜕变为暴君制的可能性比贵族制和民主制要少，暴君往往多半不是从一个人执政的制度，而是从多数人执政的制度下产生的。这是因为，在多人执政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纷争时，一个人往往会在其他一些人之间居于领袖地位，并僭取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权。因此，要防止暴君制的出现，应当实行君主制。不过，即使在最好的政体下，也只能保证社会的成员达到世俗的目的。阿奎那由此展开了他对教权至上论的辩护。他引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说一个社会之所以聚集在一起，建立政权，设置国王，目的在于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但这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乃在于享受上天的快乐。“但是，人在尘世的生活之后还另有命运；这就是他在死后所等待的上帝的最后幸福和快乐……人类社会的最终目的不会与个人的最终目的有何不同。因此，社会生活的最终目的将不仅是德风广播，而且还要通过有德行的生活以达到享受上帝的快乐的目的。”由于这种最终目的是仅仅依靠人类的天然德性所无法达到的，因此，世俗的统治者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只有神的统治才能指引人们达到这个目的。这样的统治只能属于那既是人又是神的君主，即耶稣基督，基督已经把世界的统治权交给了神父，特别是委托给祭司长、彼得的继承者和罗马教皇。所以，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君王都应当受他的支配，就像受耶稣基督本人的支配一样。凡是基督徒，凡是关心人生次要目的的人，必须服从教皇这个关心人生最高目的的人，并接受他的命令和指挥。据此，阿奎那提出：“世俗权力之服从宗教权力，犹如肉体之服从灵魂。所以如果一位主教就世俗权力受其支配的那些事情对世俗事务发生兴趣，或对世俗权力交其处理的问题发生兴趣，那不算是越权。”（四）“法”的认识阿奎那法的思想的根本是论证教会法高于国家法，维护教会的司法特权。他将法看作“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作其他一些行动的行动准则或尺度。并认为，人类行动的准则是其理性，理性要通过意志支配人的行为。因此，法的本质就是“受理性节制”的意志。如前所述，阿奎那把人的理性看作是上帝理性的体现，归根到底法的本质也就必然是上帝的意志。同时也说明法的目的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为其真正的目标”，因为理性所欲求的是过有道德的社会生活。根据对法的基本认识，阿奎那把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永恒法是“上帝对于创造物的合理领导”，是最高的法，是一切法的本源。自然法是管理人类行为的法，适用于全体人类，人法要服从自然法。神法，即教会法，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法律。对于人法与神法的关系，阿奎那认为，人法必须接受神法的指导。阿奎那关于法的分类思想的实质是为教会的神权统治服务的。 永恒法，即“神的理性”的体现，是万法之源。”永恒法高于一切法。一切法只要与真正的理性相一致，就总是从永恒法产生的。自然法，则是永恒法在人类这个理性动物身上的体现。人类是理性的动物，能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神的智慧，并由此产生一种自然的倾向。所以，自然法也就是上帝用来统治人类的法律。源于永恒法的自然法体现人类共有的一种“趋吉向上”的自然和自发的倾向，其内容是保全生命、延续和抚养后代、避免愚昧、不应得罪他必须与之相交往的人们等等。人法，即国家制定的法律。为什么在永恒法和自然法之外还要制定人法?这是因为人类虽然存在着为善的自然倾向，但只有实行“某种锻炼”才能使之臻于完善。有的人由于神的帮助，自愿过有德行的生活，有的人则性情乖戾，易于作恶，很难为忠言所感动，必须用压力和恐吓手段才能使他们不做坏事。由于只有用此种手段才能防止坏人作恶，才能保证其他人过太平生活。神法，即《圣经》，是补充和修正人法缺陷的依据。之所以需要神法是因为：人类最终目的是追求更高的福利，过有德行的生活，这一目标为人类的天然才能所不能及；人类判断往往不可靠，只有神法才不可能发生错误，人的判断只涉及显而易见的外表活动，故人法不足以指挥和规定内心动作，不能禁止一切罪恶，而神法则是防止一切罪恶产生的原则。三、 托马斯·阿奎那政治思想的现实意义阿奎那时期，在政治思想方面，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奥古斯丁主义的对立十分明显。根据奥古斯丁的教义，政治社会是上帝创造的制度，上帝把这一制度强加在堕落的人们身上，以矫正他们的罪过，但亚里士多德把城邦视为人们的创造物，为的是达到人类的幸福。托马斯·阿奎那对理性的让步，其意义在于，它是西欧教会封建主内部对信仰的绝对权威的首次的动摇。这对于日后人们理性意识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因此，可以说，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阿奎那是比较开明的。而当下中国正在进行和谐社会建设。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对于完善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理论具有重要价值。和谐是共和主义所追求的一大价值目标。阿奎那作为共和主义者，其思想中亦蕴含了社会和谐的意思。 阿奎那思想中的社会和谐意蕴对当下中国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比如说，公共权力的性质、机构和功能如何，对整个社会的面貌产生着重大影响。阿奎那力主实行共和制度，也就是混合政体制度对社会的和谐的影响。法治和美德对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大意义。良好的道德赋予人们正确的行动观念，使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去非法地侵犯别人的利益。美德还有利于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对于构造和睦融洽的社会关系大有裨益。我国现在进行的以德治国，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必不可少的
语音识别技术研究让人更加方便地享受到更多的社会信息资源和现代化服务，对任何事都能够通过语音交互的方式。 我整理了浅谈语音识别技术论文，欢迎阅读!
语音识别技术概述
作者：刘钰 马艳丽 董蓓蓓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语音识别技术理论基础及分类方式，所采用的关键技术以及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最后讨论了语音识别技术的 发展 前景和应用。
关键词：语音识别;特征提取;模式匹配;模型训练
Abstract:This tex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speech-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its mode of classification,the adopted key technique and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t have to face.Then,the developing prospect 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peech-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are discussed in the last part.
Keywords:Speech identification;Character Pick-up;Mode matching;Model training
一、语音识别技术的理论基础
语音识别技术：是让机器通过识别和理解过程把语音信号转变为相应的文本或命令的高级技术。语音识别以语音为研究对象，它是语音信号处理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模式识别的一个分支，涉及到生 理学 、心理学、语言学、 计算 机 科学 以及信号处理等诸多领域，甚至还涉及到人的体态语言(如人在说话时的表情、手势等行为动作可帮助对方理解)，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与机器进行 自然 语言通信。
不同的语音识别系统，虽然具体实现细节有所不同，但所采用的基本技术相似，一个典型语音识别系统主要包括特征提取技术、模式匹配准则及模型训练技术三个方面。此外，还涉及到语音识别单元的选取。
(一) 语音识别单元的选取
选择识别单元是语音识别研究的第一步。语音识别单元有单词(句)、音节和音素三种，具体选择哪一种，由具体的研究任务决定。
单词(句)单元广泛应用于中小词汇语音识别系统，但不适合大词汇系统，原因在于模型库太庞大，训练模型任务繁重，模型匹配算法复杂，难以满足实时性要求。
音节单元多见于汉语语音识别，主要因为汉语是单音节结构的语言，而 英语 是多音节，并且汉语虽然有大约1300个音节，但若不考虑声调，约有408个无调音节，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对于中、大词汇量汉语语音识别系统来说，以音节为识别单元基本是可行的。
音素单元以前多见于英语语音识别的研究中，但目前中、大词汇量汉语语音识别系统也在越来越多地采用。原因在于汉语音节仅由声母(包括零声母有22个)和韵母(共有28个)构成，且声韵母声学特性相差很大。实际应用中常把声母依后续韵母的不同而构成细化声母，这样虽然增加了模型数目，但提高了易混淆音节的区分能力。由于协同发音的影响，音素单元不稳定，所以如何获得稳定的音素单元，还有待研究。
(二) 特征参数提取技术
语音信号中含有丰富的信息，但如何从中提取出对语音识别有用的信息呢?特征提取就是完成这项工作，它对语音信号进行分析处理，去除对语音识别无关紧要的冗余信息，获得影响语音识别的重要信息。对于非特定人语音识别来讲，希望特征参数尽可能多的反映语义信息，尽量减少说话人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人语音识别来讲，则相反)。从信息论角度讲，这是信息压缩的过程。
线性预测(LP)分析技术是目前应用广泛的特征参数提取技术，许多成功的应用系统都采用基于LP技术提取的倒谱参数。但线性预测模型是纯数学模型，没有考虑人类听觉系统对语音的处理特点。
Mel参数和基于感知线性预测(PLP)分析提取的感知线性预测倒谱，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了人耳对语音的处理特点，应用了人耳听觉感知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实验证明，采用这种技术，语音识别系统的性能有一定提高。
也有研究者尝试把小波分析技术应用于特征提取，但目前性能难以与上述技术相比，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模式匹配及模型训练技术
模型训练是指按照一定的准则，从大量已知模式中获取表征该模式本质特征的模型参数，而模式匹配则是根据一定准则，使未知模式与模型库中的某一个模型获得最佳匹配。
语音识别所应用的模式匹配和模型训练技术主要有动态时间归正技术(DTW)、隐马尔可夫模型(HMM)和人工神经元 网络 (ANN)。
DTW是较早的一种模式匹配和模型训练技术，它应用动态规划方法成功解决了语音信号特征参数序列比较时时长不等的难题，在孤立词语音识别中获得了良好性能。但因其不适合连续语音大词汇量语音识别系统，目前已被HMM模型和ANN替代。
HMM模型是语音信号时变特征的有参表示法。它由相互关联的两个随机过程共同描述信号的统计特性，其中一个是隐蔽的(不可观测的)具有有限状态的Markor链，另一个是与Markor链的每一状态相关联的观察矢量的随机过程(可观测的)。隐蔽Markor链的特征要靠可观测到的信号特征揭示。这样，语音等时变信号某一段的特征就由对应状态观察符号的随机过程描述，而信号随时间的变化由隐蔽Markor链的转移概率描述。模型参数包括HMM拓扑结构、状态转移概率及描述观察符号统计特性的一组随机函数。按照随机函数的特点，HMM模型可分为离散隐马尔可夫模型(采用离散概率密度函数，简称DHMM)和连续隐马尔可夫模型(采用连续概率密度函数，简称CHMM)以及半连续隐马尔可夫模型(SCHMM，集DHMM和CHMM特点)。一般来讲，在训练数据足够的，CHMM优于DHMM和SCHMM。HMM模型的训练和识别都已研究出有效的算法，并不断被完善，以增强HMM模型的鲁棒性。
人工神经元 网络 在语音识别中的 应用是现在研究的又一 热点。ANN本质上是一个自适应非线性动力学系统，模拟了人类神经元活动的原理，具有自学、联想、对比、推理和概括能力。这些能力是HMM模型不具备的，但ANN又不个有HMM模型的动态时间归正性能。因此，现在已有人研究如何把二者的优点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提高整个模型的鲁棒性。
二、语音识别的困难与对策
目前，语音识别方面的困难主要表现在：
(一)语音识别系统的适应性差，主要体现在对环境依赖性强，即在某种环境下采集到的语音训练系统只能在这种环境下应用，否则系统性能将急剧下降;另外一个问题是对用户的错误输入不能正确响应，使用不方便。
(二)高噪声环境下语音识别进展困难，因为此时人的发音变化很大，像声音变高，语速变慢，音调及共振峰变化等等，这就是所谓Lombard效应，必须寻找新的信号分析处理方法。
(三)语言学、生 理学 、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如何把这些知识量化、建模并用于语音识别，还需研究。而语言模型、语法及词法模型在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中是非常重要的。
(四)我们对人类的听觉理解、知识积累和学习机制以及大脑神经系统的控制机理等分面的认识还很不清楚;其次，把这方面的现有成果用于语音识别，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五)语音识别系统从实验室演示系统到商品的转化过程中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识别速度、拒识问题以及关键词(句)检测技术等等技术细节要解决。
三、语音识别技术的前景和应用
语音识别技术 发展 到今天，特别是中小词汇量非特定人语音识别系统识别精度已经大于98%，对特定人语音识别系统的识别精度就更高。这些技术已经能够满足通常应用的要求。由于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这些复杂的语音识别系统也已经完全可以制成专用芯片，大量生产。在西方 经济 发达国家，大量的语音识别产品已经进入市场和服务领域。一些用户交机、电话机、手机已经包含了语音识别拨号功能，还有语音记事本、语音智能玩具等产品也包括语音识别与语音合成功能。人们可以通过电话网络用语音识别口语对话系统查询有关的机票、 旅游 、银行信息，并且取得很好的结果。
语音识别是一门交叉学科，语音识别正逐步成为信息技术中人机接口的关键技术，语音识别技术与语音合成技术结合使人们能够甩掉键盘，通过语音命令进行操作。语音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竞争性的新兴高技术产业。
参考 文献 ：
[1]科大讯飞语音识别技术专栏. 语音识别产业的新发展. 企业 专栏.通讯世界,2007.2:(总l12期)
[2]任天平,门茂深.语音识别技术应用的进展.科技广场.河南科技,2005.2:19-20
[3]俞铁城.科大讯飞语音识别技术专栏.语音识别的发展现状.企业专栏.通讯世界,2006.2 (总122期)
[4]陈尚勤等.近代语音识别.西安: 电子 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
[5]王炳锡等.实用语音识别基础.Practical Fundamentals of Speech Recognition.北京:国防 工业 出版社,2005
[6](美)L.罗宾纳.语音识别基本原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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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论文各组成的排序为：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英文题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和致谢。下面按论文的结构顺序依次叙述。题目(一)论文——题目科学论文都有题目，不能“无题”。论文题目一般20字左右。题目大小应与内容符合，尽量不设副题，不用第1报、第2报之类。论文题目都用直叙口气，不用惊叹号或问号，也不能将科学论文题目写成广告语或新闻报道用语。署名(二)论文——署名科学论文应该署真名和真实的工作单位。主要体现责任、成果归属并便于后人追踪研究。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作者是指对选题、论证、查阅文献、方案设计、建立方法、实验操作、整理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成文等全过程负责的人，应该是能解答论文的有关问题者。往往把参加工作的人全部列上，那就应该以贡献大小依次排列。论文署名应征得本人同意。学术指导人根据实际情况既可以列为论文作者，也可以一般致谢。行政领导人一般不署名。引言(三)论文——引言是论文引人入胜之言，很重要，要写好。一段好的论文引言常能使读者明白你这份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在这一研究方向中的位置。要写出论文立题依据、基础、背景、研究目的。要复习必要的文献、写明问题的发展。文字要简练。材料方法(四)论文——材料和方法按规定如实写出实验对象、器材、动物和试剂及其规格，写出实验方法、指标、判断标准等，写出实验设计、分组、统计方法等。这些按杂志对论文投稿规定办即可。实验结果(五)论文——实验结果应高度归纳，精心分析，合乎逻辑地铺述。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不能因不符合自己的意图而主观取舍，更不能弄虚作假。只有在技术不熟练或仪器不稳定时期所得的数据、在技术故障或操作错误时所得的数据、不符合实验条件时所得的数据才能废弃不用。而且必须在发现问题当时就在原始记录上注明原因，不能在总结处理时因不合常态而任意剔除。废弃这类数据时应将在同样条件下、同一时期的实验数据一并废弃，不能只废弃不合己意者。实验结果的整理应紧扣主题，删繁就简，有些数据不一定适合于这一篇论文，可留作它用，不要硬行拼凑到一篇论文中。论文行文应尽量采用专业术语。能用表的不要用图，可以不用图表的最好不要用图表，以免多占篇幅，增加排版困难。文、表、图互不重复。实验中的偶然现象和意外变故等特殊情况应作必要的交代，不要随意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