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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保军：我国城市化概述杨保军：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中国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的概念。 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跟在座各位有关，因为我们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要提供住房给大家住的，并且主要是给城里人住，在农村还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的，比如社会学更关注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口学家关注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地理学关注经济区位向城市的集中过程。综合起来看，城市化应该体现四个方面特征：第一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第二是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第三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第四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事实上我们房地产商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产品。 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它？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城市化在推进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这个阶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期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这是一个加速的阶段，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加速的阶段；后期阶段就基本上稳定了，城市化水平在70％至90％。 回顾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抑制，当时我国走的是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建国以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努力推动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工业化不是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城市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到1980年代，学界在积极探讨、推动，而政府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当时的红头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城市化这样的术语；1990年代，转变为推进和积极的支持。目前我们国内的基本状况是，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城市化水平从17.9％提高到2001年的36.1％，到去年是39％。当然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家通常说到的问题有：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阶段；城市体系的宏观布局、规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缺乏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城镇密集地区各类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结构趋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不足，现有城镇的要素聚集、辐射和带动能力弱；城镇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小城镇数量偏多、规模偏小。 城市化进展快慢跟动力机制有关。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因素为主导，政治因素没有办法提供连续的、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家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减少以及市场因素的增加，导致城市化快速发展，其动力因素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工业化，一个是比较利益驱动，一个是农村剩余贡献，一个是制度变迁促进。 二、城市化道路 针对国家城市化道路，学术界曾经有过许多争论，归纳起来有主张走小城镇的道路，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第二种是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毛病，小城市有小城市的不足，这属于折衷的思路；还有一种就是主张搞大城市，这主要是从聚集经济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此外，还有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等观点，各种观点都有各自的若干理由。从模式上有提出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提出来要把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融合，有提出来要根据地域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不同模式，也有提出来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因为大中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尽管有很多争论，但是最终国家制定的政策在16大报告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16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们选择的道路一定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地区差别大。在这种国情下，照搬国外的模式显然行不通。这个政策有几个含义，第一就是要适度城市化，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第二就是大城市是作为骨干的，中小城市是作为主体的，小城镇是作为基础的。在推进方式上，则强调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有机结合，要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 经过论证，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总的来看，适当加大大城市的发展，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是完全可行的。中小城市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平均的规模不大，应该控制数量、扩大规模、提高素质。中西部城市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大中小这三者之间脱节，另外城和乡之间也脱节，所以它应该关注中等城市的发展，通过完善大和小之间的过渡环节，来健全城镇体系。 有几个关于城市化方面的误区需要在认识上加以澄清。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必然就会引发“城市病”。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加深，如果规划得当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或者缓解城市病的；第二就是认为必须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第三就是均衡论，认为城市化结果应当均衡分布。事实上均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城市化更应该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性。 三、世界城市化特征与趋势。 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表现为四个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第三，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增长明显，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非常突出；第四，出现了多个大都市连绵带，也出现一些全球性的城市。 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这个阶段又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城市经济已实现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在这个阶段它的办公、写字楼的需求会显著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就是传统服务业下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升；第三，城市人口增长不再是自然增长，而主要是来自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国际移民；第四，世界资源向发达国家的城市集中，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我们看看这张图，这是全球夜间景象，越亮的地方说明城市经济越发达。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出现了六个大都市连绵带，这也是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区域。记得潘石屹曾经说过一段话，多年前他在北京选择地块开发楼盘，很久拿不定主意，开着车满北京选地。晚上也开车转，突然发现东边晚上灯光最亮，就决定在那里盖楼，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城。这种决策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要，根据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有6个：东京、洛杉矶、伦敦、巴黎、芝加哥。 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仍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二，一批全球性城市将可能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中心；第三，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意义更为关键；第四，一些传统的发展因素的状况和变化，仍然继续影响着城市形态的演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新经济因素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传统的一些要素还在发挥作用；第五就是政府的财政能力较低，这将继续制约着城市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国外两种城市化演进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属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它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从城市的规模结构看，各国因资源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如英国、美国、日本以大城市为主，而德国、荷兰、奥地利以中小城市为主。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突出，值得我们吸取教训。还有一种就是墨印模式，属于政治主导型城市化。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城市发展缺乏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吸取国外经验教训，以市场为主导，同时加强政府引导。 四、我国城市化轨迹与特征 我国城市化轨迹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是起步期，比较正常，平缓上升；1958年至1965年是动荡期，大起大落； 1966年至1978年基本上是停滞期；1978年至1984年是恢复发展期；1985年至1992年是平稳发展期；1993年以后是加速发展期。 动力机制的演变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前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城市化的最基本因素；其次，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与国际经验相偏离、后来又慢慢接近的过程；第三，城市化滞后和第三产业低水平互为因果；第四，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大；第五，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长期受到抑制。 我国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已经进入加速阶段；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从省一级来看，城市化水平在50％至70％的有广东、辽宁、黑龙江，40％至50％的有吉林、内蒙、江苏、浙江、福建、湖北，30至40％的有山东、陕西、山西、宁夏、重庆、青海、新疆、海南，30％以下的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这是前两年的数据，现在都有所提高）。第三，各类城镇均得到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第四，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珠三角就有1741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五，小城镇发展迅速，积极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六，国家、民间、外资共同推动，呈现出动力主体多元化特征。第七，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显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逐步形成并扩大，形成区域联动之势。 目前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是：制约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重视数量、规模，轻视质量和内涵；包括一些形象工程、盲目扩大行政区等不恰当的行为；小城镇有贪多、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倾向；城市发展缺乏区域整体协调，横向联系比较薄弱，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准城市人口数量大，市民化任务十分艰巨。 五、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城市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动力。工业化要有效促进城市化，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工业化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二是产业结构要递次升级，就是由轻到重、再到第三产业；第三是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第四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走的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如山、散、洞，结果，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依然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产业结构补足性的调整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实现初步结合；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钢铁、炼油项目都在上马。 加快城市化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创新。比如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推动；第二是统筹城乡基础教育，落实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完善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第四是建立适应于创新社会的政府职能框架；第五是关注城市贫困，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积累。 六、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呈同步增长趋势。看看这张国内的夜间景象图就会发现，越亮的地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大面积的亮块就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育程度较高。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基础和阶段等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大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这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将比单个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一带这种区域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形式，所以若在西部投资，一般来说就是选择中心城市的多，而它下面的中小城市市场需求和经济实力就明显要弱得多。 以制造也为例，我国有16个工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其中长三角占7个，珠三角占3个，东北占1个，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榜上无名。 第七，城市化发展预测。 国家制定“十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做过研究，预测到2015年左右，我们国家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建设镇数量则略有减少，转移2.5亿农村人口，百万人口城市的集中度提高。规模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大城市从11个增加到20个，特大城市由23个增加到35个，大城市由44个增加到60个，中小城市由588个增加到650个；城市群也将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京津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厦漳泉，长株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从城市化质量方面说，将出现社会稳定、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至200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增加值线性相关系数为93.7％，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关系数为98％，因此选择后者来建构预测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模型预测，到2010年城市化率为53%（误差为正负1.7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52至1.92个百分点；2020年城市化率为64％（误差为正负1.7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27至0.9个百分点。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1.7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 八、城市化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适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的有序流动。比如说珠三角有近两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留下来，但是由于制度障碍，难以本地化，所以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政策障碍得以消除，他们能合法地转变成市民，则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也会带动市场需求。第三，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排除农民变市民的障碍；第四，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第五，引导产业、就业结构重组；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第七，加紧编制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引导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第八，多元化筹资，探索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机制。网上还有很多，很容易搜到的，呵呵。
你可以去看看（城镇化与集约用地）上的文献，自己去找下这类的资料
中国城市化问题的要素集成研究摘 要：从要素互动、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采用集成和系统研究的方法，将城市化环境划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并构建了系统的组成要素。由于内外影响力有机结合且相互平衡才能促使城市化车轮正常运转，所以分析中国城市化的历史问题是由于内外影响力不协调、要素增长错位所致。同时，也应看到世纪的新动态对中国城市化的潜在影响。关键词：城市化；要素；环境系统；城市化车轮城市化的实质是资源和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再配置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同阶段城市化的违度、规模、结构不同，是影响城乡资源和生产力配置的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城市化的环境系统城市化作为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其要素配置过程是周围复杂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所指的环境是广义的环境概念，城市化的环境系统是指对城市化过程有影响的所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总和，它们构成城市化的边界条件。(一)城市化环境系统的结构分解对城市化有影响的所有因素构成了城市化的环境系统，这是—个复杂、动态的发展系统。进行系统结构分析可以防止对有关内容的遗漏，明晰城市化的一个过程和阶段都是受内外部环境综合影响的结果。通过环境系统的因素分析，还可找出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揭示其对城市化的影响。将城市化的环境系统分成外部环境子系统和内部环境子系统。外部环境子系统是指城市化中非流动要素自身衍生的因素之和，一级分为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技术环境，一级以下又分为二级，详见表1。内部环境子系统，多数是与城市化过程中流动要素自身密切相关的因素。一级分为：社会、人口、意识等，详见表10由于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空间的互动过程，某些内外因素之间在某些阶段可能是无法区分的，某些阶段可能有特殊的因素，表1所描述的为一般情形。表1 城市化环境系统结构(二)构造城市化车轮外界环境的综合作用对城市化产生影响，可称之为外生力量。内部环境的各因素综合结果也对城市化产生一个影响力——内生力量。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之间并不是简单、线形的关系，而是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动的综合过程。某个阶段某个因素的作用可能比较明显，而它又通过与其他因素的相关反应综合作用于整个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的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非互相孤立，而是相互联系和有机互动的关系，使得外生力量的作用只有通过内部系统的回应和吸收才能对城市化本身产生影响。同时内外力量之间只有保持平衡、协调一致，才能推动城市化的平稳、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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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城镇化建设有关的毛概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
摘要：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2005年，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90%以上，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化促进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但也产生了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城市群;农村城镇化;三农
一、农村城镇化的积极意义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和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来看，今后20-30年城市化为主的后期过程中，将会伴随着郊区城镇化。咨询公司麦肯锡开展的一项研究称，2011年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仅仅600座城市，城市创造着世界60%的产值。随着私家车的增多，人们可以工作范围大幅增加。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各企业也可以在郊区选址建设工业园区。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各城镇为中心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充分利用城镇现有的技术和手段，实现生产一条龙经营，真正使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依托城镇化建设得以实现和发展。
中国正在形成23个城市群，但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圈等城市群容纳能力有限，水资源和交通拥挤形势非常严峻。而我国2856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建设搞好，对于解决上亿农民的流动安置意义重大，发展了当地经济也解决了劳动力就业，极大地降低了交通、住房等城市生活成本，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农村城镇化较为成功的浙江省为例，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住房已经达到60.8平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6.9平米。江浙公路一代农村家家户户几层的小楼房，不比城市别墅差。便捷的交通和舒适的居住环境。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13071元，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让人们看到了城镇化实现的好处，并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出现的负面影响
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限制城市化进程阶段(1949-1978年)。从建国初期的离开农村的高潮，到1962年一1965年“禁止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极端方式，以及“”期间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第二阶段为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1979-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8.96%提高到2000年的36.22%，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下岗职工减缓了城市化发展速度。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加入WTO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好转，以及国家和地方各种配套政策的出台，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
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化的必然过程。但随着工业化的推动，在客观上又给我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影响：
(一)城市贫民数量剧增
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5000万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农民的迁移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许多农村的殷实之家，也很难在城市相对高的物价中很好地生活。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留在大城市就业，而就业形势变化、高房价、大学生就业观念滞后等原因，城市化中逐渐出现一个特殊的群体--“蚁族”，城市化率到达75%以上就算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新来的居民努力改善生活，但很多人却面临困境，大量人口没有像样的住房甚至基本的卫生设备。
(二)城市环境变坏
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很多城市的废物排放已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2012年我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缺水，其中沿海城市90%以上缺水，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带来了城市交通量的高速增长，城市交通日趋拥堵。2011年城市上班路上花费时间，北京以52分钟居首，广州、上海则以48、47分钟紧随其后，无形中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
(三)部分城市化过热现象
城市建设的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建设的投资超出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多年来，中国各地建设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众多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在鄂尔多斯老城区23平方公里上拥挤着30万人，康巴什新区就是为百姓投资建设的，新区总面积352平方公里，市区32平方公里，人口2.86万人，“空城”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展品。
三、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支持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城市;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条件优越很多，比如文化娱乐、教育、金融、交通、医疗等软硬件环境远远好于农村。根本解决途径还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一)国家仍需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公路、饮水水安全、电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决村内给排水、垃圾处理等问题，提高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
(二)要确定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和地位，把城市化从政府行为为主转变为市场经济行为为主导。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地区在环境和经济水平差别很大，城市化的进程也是各有特别之处，不可能齐头并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充分照顾和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避免政府行为地扩大或限制城市化的过程。
(三)更好的落实国家的三农政策和支持力度。针对农村人才流失，提高现有农村劳动者素质，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根据农民需求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四)加快推进户籍、社保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力度。持续十几年，农村物价涨幅一直高于城市，使得目前农村物价已经接近于城市物价。农村低保仅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待遇的1/3，甚至更低。急需相关政策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国家的福利政策上，可以得到同等的对待，并最终实现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能跟随人口的迁移。
(五)大力发展城镇第三产业。工业和城市都必须依赖第三产业的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来生存和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越完善，将直接推动城市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缓解就业压力。
小结
农村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一定要多管齐下，做好社会主义农村城镇化建设工作。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地域辽阔，没有高房价，自然条件好，交通通畅，因而更适宜人居住。而医疗不方便、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等问题，相信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得到解决，统筹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将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安居乐业，并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作者简介：邹晓光(1981—)，男，山东荣成人，山东大学(威海)科研处职员。)
[摘 要] 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往往更注重其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容易忽视其间接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与农村城镇化建设相伴而生，进而影响到城镇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在对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具体表现进行探讨的基础上，重点对农村城镇化环境恶化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关键词] 农村 城镇化 环境问题农村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城镇地域集中和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的过程，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在于搞好小城镇建设，而搞好小城镇建设又势必无法回避城镇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我们对城镇化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就会与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背离，进而直接影响到当地城市化、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新形势下如何兼顾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选择一条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城镇经济、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的城镇建设之路，对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宜居城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1.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和自然之间应该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城镇化既可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会加重城镇水、电、燃气等资源消耗的负担，增加生活垃圾、废气、污水等废弃物的排放。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自然伴随着人口增长。但如果城镇的人口增长过快，一旦其产生的各种废弃物排泄量超出了城镇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就会带来城镇环境污染。2.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界多种多样的物种是大自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基础，而我国则是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加之管理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薄，滥砍树木、乱占耕地、随意改造河塘等现象不时发生，破坏了生物的固有栖息地，致使城镇周围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进而制约了城镇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土地资源短缺。土地资源短缺问题，在河北省乃至全国都表现得很突出。小城镇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固有产物。在农村城镇化建设初期，许多地方对小城镇的功能、性质和定位的认识还不够清楚，把握还不够准确，只追求面积扩大，盲目向外扩张，有的甚至放弃已经形成的原有集镇，重新征地建设新城镇。这样就使得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化程度降低，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使农村人与地之间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4.地面沉降。由于城镇地域建筑物密度的增大,以及城镇排水系统等地下设施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雨水向土壤的渗透；再加上人们对地下水的过度抽取，导致了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进而引起了地面沉降。地面沉降的程度越大，其沉降区的分布范围也就越大。地面沉降不但可造成地面标高的损失，以及河道行洪能力的下降，而且还可造成房屋破坏、地下管线扭断破裂，进而对当地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5.土壤污染。由于城镇土壤分布多呈现零星分布状态，面积相对小而孤立，土壤的生态系统较为封闭，物质循环与转化过程较为单调和缓慢，土壤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其污染物代谢和降解功效，以及环境载荷能力相对较低。当城镇频繁的人为活动所产生的大量固体废物进入土壤，一旦超过了土壤的自净能力，就会造成土壤污染。因为有机废物是可以分解的，而无机废物如不加以处理就会永远侵占我们的土地资源。6.乡镇工业污染。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城镇环境污染也正在从点到面、从局部向整体蔓延。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这是与乡镇工业的粗放式经营有密切关联的。工业生产活动在城镇地区的集中，如果治理不周，工业企业所排放出来的废水、废物、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会在一个位点上集中。当这些污染物排放超过自然系统本身的净化能力后，就会产生环境问题。7.生态环境恶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镇的生态环境。由于城镇建设规模的急剧扩张，使得城镇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速度难以跟上城镇发展的需要。到现在，一些城镇尚无系统排污管渠和集中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大多是未经处理而就近排放；有的城镇其生活垃圾还主要采用的是露天堆放等简单处理方式。而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和随意堆放的固体垃圾，极易对城镇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 二、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环境恶化的成因1.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目前大部分城镇都坚持“城镇要建设，规划要先行”的方针。但也有些城镇的建设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指导，盲目追求“高、大、新、全”，从而导致城镇建设摊子铺得过大，城镇布局有些零乱、土地配置有些失当、功能分区不太明显，不仅给城镇的管理带来不便，而且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加大了城镇环境的治理难度。城镇规划布局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恶化。2.缺乏环保意识。城镇环境保护是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但一些城镇人民政府却往往忽视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导向，未把环境保护工作放到应有的地位来加以重视。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传统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重开发建设，轻环境保护；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盖厂兴镇不治污，毁林建房不绿化的现象在一些城镇依然存在。更有些人误以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随意利用之物。3.自然资源的过量利用。自然资源能否合理利用将直接关系到环境保护的成效。在人类将自然资源加工成产品、又将生产排泄物返回到自然环境中去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如果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使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那么生产排泄物将会积聚过多，就可能会造成污染。反之，如果能够循环、综合地利用自然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转化率，那么，其生产排泄物就必然会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从而也就相应地会减少。4.环境监控能力薄弱。一是现行环保法律法规缺乏强制手段、操作性不强，排污收费和违法行为处罚标准偏低，在客观上造成了环保执法难的问题。二是环境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环境管理的工作机制不健全，对外无法有效行使统一监管职能，对内无法形成上下联动、协调一致的局面。三是环境执法能力建设薄弱、执法装备落后，也严重影响了环境监控的正常进行和环境执法效能的提高。5.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城市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小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明显滞后于小城镇建设。相当一部分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的建设发展速度不相适应，跟不上城镇环境保护的需要。垃圾和污水的收集处理能力不强，清洁能源的使用率不高，使一些常规技术很容易解决的诸如烟尘、污水、垃圾等污染问题难以得到解决。6.城镇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不协调。一些城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效益往往见效快，而且效果比较明显；而生态环境效益则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累积性。一般说来，经济效益容易被人们所重视，因为它与人们的自身权益直接相关联。但如果只是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相应的生态环境效益，往往就会适得其反。7.城镇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不足。在环境保护人员投入方面，目前城镇环境管理人员的编制还偏少，特别是在环境监督第一线的基层环保力量更显薄弱，远远不能满足城镇环境管理的需要。而且，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员又多半是从其他管理部门和技术岗位上转岗而来。在环境保护财力投入方面，政府、企业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也显不足。可以说，环境基础设施不健全，直接制约和影响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改善。
1。高效农业对农村经济的影响2。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农业定位思考3。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型农业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农业发展方面的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2、现代农业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对"三农"工作新形势的综合判断3、德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特点及其启示4、农村劳动力流动、农业发展和中国土地流转5、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探讨6、国外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途径及启示7、生态农村--中国生态农业发展的新思维8、"十五"期间农业、农村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9、苏南地区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模式探索10、中国有机农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利用和农户收入的影响11、试论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影响12、生物质能与农村能源及农业发展的关系13、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述评14、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定义与内涵15、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 : SARD的理论与实践
希望对你有帮助。 科学发展观与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内容提要： 我们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是历史与现实、体制与制度等多种因素造成而又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农民生存与发展问题，使得农村、农业、农民与城市、工业、工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成为当前我国最大的社会不公正。其严重后果在于使得作为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主要社会群体弱势化、边缘化，形成在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中排挤农民。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克服社会公正失衡所造成的社会排挤和边缘化，解决“三农问题”，要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 我们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是历史与现实、体制与制度等多种因素造成而又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农民生存与发展问题，使得农村、农业、农民与城市、工业、工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成为当前我国最大的社会不公正。其严重后果在于使得作为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主要社会群体弱势化、边缘化，形成在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中排挤农民。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克服社会公正失衡所造成的社会排挤和边缘化，解决“三农问题”，要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 一、 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是解决社会公正失衡所造成的对农民的社会排挤和边缘化。这个论断是否正确，从以下相关的数据中可以得到证明： 一是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5：1；1985年该比例下降为 1.86：1，因为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五年发布5个“一号文件”，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此后呈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2001年为 2.90：1，2002年为3.11：1，2003年，继续扩大到3.23：1，2004年已经接近4：1；到2005年才略有下降，为3.22：1。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农村经济绿皮书》预测，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比2005年增长5%左右，低于2005年6.2%的增幅。在城市仍保持较高增幅的情况下，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将继续扩大。据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透露，到2005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 2365万人，低收入贫困人口有4067万人，合计6432万人。 二是2004年是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最大的一年，总量达2000亿元，而当年全国农村居民的纯收入总共也是2000多亿元，主要是靠粮食产量增加7945亿斤、价格上涨25%所实现的。说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在支出过程中大大“缩水”，没有能真正落实到农业上。 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同志说得好：支出的各类科目“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否则当年的农民收入应该更多些才对。 三是建国已经56年，农民的教育情况依然差强人意。当前，我国农民在4·9亿农村劳动力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7年，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约占13%，初中的占49%，小学及以下的占31%，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还占7%，全国92%的文盲在农村。在2亿多35岁以下的农村青年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 9·1%。 在国家公布的失业率中，从来只是统计城镇居民失业情况，根本不将农村近1·5亿的富余劳动力包括在内。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公费医疗体系建设，前些年也不包括农村居民。 四是基尼系数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数值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在世界范围，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而在198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9。近年来农村的贫富差距加大显著，农村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按照世界银行的估算，1999年我国按人均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已达0.456。以此为参照，农村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的警戒线。 从城乡居民储蓄来看，储蓄余额8万亿元左右，而占总人口70%的农村居民只占约1/8，约1万亿元。若从居民享有的水、电、道路、通信、卫生等公共产品的差距来看，城乡间的差距要比20世纪70年代末更加扩大。 五是农村的生存状况恶化。2003年9月10日是全球第一个“预防自杀日”。根据卫生部2001年的报告，自杀是我国第五位重要的死亡原因，是 15-34岁人群首位重要的死亡原因。中国平均每年自杀人数约为25万，自杀未遂人数据估计超过100万，其中90%在农村，女性比男性高出25%。农村女性的自杀率约为10万分33，高居各种死亡原因之首。可见作为农村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农村妇女所承受的生活压力之大。 子女读书已经成为农民家庭的头号负担（约占家庭收入的36%）。从长远看，如果农民子女的求学受到身份限制，必然形成低素质人口的复制，而与提高全民族文化科技素质的要求相悖。 农业的成本上升，农民的生存成本上升。据京津高校大学生回乡支农调查的数据，现在一个农民工进城打工，平均年收入在6000元左右，除去支付药费、住宿费、生活费、800元的交通费，实际拿回家的不足1000元左右。一个年轻农民要靠每年这点积累完成造房、结婚、生子、敬老，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 现在，让我们依据以上的数据，进行理性分析： 社会公正，是指社会赋予公民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都能够得到较为充分实现，即体现权利、规则平等、收入分配合理、机会均等和司法公正。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社会公正是政治性概念而不是道德体系。当然，道德实践有助于社会公正理论成为社会共识，但无能力约束不公正行为调和不同利益者之间的冲突。 社会公正失衡必然导致社会排挤，国家、企业、各利益团体成为推动和施动者，在维护其所期盼的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时，把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排挤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和国家福利制度的主流，使之处于有关政策的边缘。就是从国家政治生活原则上来说，一些制度和政策对他们都适用，当询问由那个部门来落实时，就会出现谁都该管、又都不能全管，最后无人管的结果。 请同志们注意，我使用的概念是“社会排挤”和“边缘化”，而不使用当前学界引进国外社会学而使用的“社会排斥”概念。 在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排斥的定义是：“个人、团体和地方由于国家、企业（市场）和利益团体等施动者的作用而全部或部分排斥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过程。”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排斥研究，把排斥出自何处，分为经济排斥（包括劳动力市场排斥、贫穷和消费市场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福利制度排斥5个方面，把谁被排斥，分为个人、团体和空间3个方面。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排斥”具有矛盾绝对性、动态性和激化性。社会排斥由其社会制度本质决定，并且贯穿社会制度发展的整个过程。 我们国家当前出现的社会排挤、边缘化，只是在操作层面上出现的局部的、暂时的社会现象，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显现。我们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发展战略，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也就是说，我们在前面所列举的把农民边缘化的现象、社会排挤现象都是违宪的，是要在实践中经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体制改革的深化、法律法规的完善，加大工作力度，认真加以解决的。 理论认识层面，我们思想上已经明确了，该说的都说到了。问题是指导思想和社会实践产生了严重脱节，该做的没有真正做好。 目前我国社会公正不够理想的原因在于：一、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就是人们常说的“蛋糕不够大，吃的人太多”。二、市场机制不完善，存在大量“非市场经济”因素。首先是腐败，其次是垄断，最后是假冒伪劣。三、政策体系尚待完善，政府职能缺位。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多，真正落实到位的少。 这些，要靠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来调解，靠完善的监督机制来保证，仅仅靠道德建设是不能实现的，当然我们对道德约束的作用不应低估。应该说，国家要制定的相关政策，已经出台很多了，问题是实效不理想，要追问的应该是为什么不能落实或者落实的不好，是相关政策制定的不切合实际，还是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干部思想认识有问题，客观条件不具备，财力物力有难处？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主要是国家宏观调控原则而笼统，地方微观运作跟风走形式。 宏观上都没真正弄清楚弄明白的问题，微观上是不可能弄清楚弄明白的。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名称一会儿是“农民工”，一会儿是“进城务工人员”，定位是离开土地、离开农村的农民。在宏观上高度赞扬农民工对国家和城市建设的重要贡献，而在微观上却不能对农民工应该得到保护的合法权益，用宏观上已经为之制定的、强而有力的法律法规来保证。其结果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付出劳动力之后，长时期拿不到工资，要到国家总理亲自过问，揭开问题的盖子，才发现拖欠工资总量大的令人吃惊。最基本的社会分配都不能实现社会公正，这就是把农民在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中边缘化，对农民进行社会排挤。可见，只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人说事，应该说是找错了真正的责任承担者，因为问题是出在了保证社会公正的宏观上。 在城市中小学都是国家办的时期，农村的中小学大量是民办的，于是有了“民办教师”，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农民的孩子却难以享受国家义务教育法赋予的权利，而人民受教育的权利一直是写入宪法之中的。现在，又出现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求学难的问题。 农民的一切，听从党的政策、政府的安排，农民、农民，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农村，还要叫农民。若不是由于土地征用关系到农民的生命线，农民总是会忍受下来的。面对有的干部借着产权改革，卖了荒山、荒地、企业，又在土地上打主意，凭借基层政府的权力对农民进行社会排挤。农民认识到，一旦失去土地，生活就只能依靠政府救济，真的是被边缘化了，他们就忍无可忍了。目前农村矛盾激化主要在这些方面。应该说，农民并没有过错，反而是为农民维权的力度太软弱，要害是法大还是权大，干部手中的权力能不能受到强而有力的监督。问题还在宏观上面。 三、 作为社会主体的非农民阶层是如何对待农民的？2005年底，北京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对进入北京的人员应该要求具备一定的素质。好人、坏人，素质高低，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可争论。可是要真弄明白为什么人们要进北京并不难，不就是因为北京享有许多方面超国民待遇吗？北京享有的资源多，基础设施、公共福利，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同样的考分，北京考生能上北大，河北考生上本科都难。这种人为制造的社会排挤，依据的是那部法律法规？一旦取消了这些超国民待遇，人们要去北京，就真的因为它是祖国的首都了。 当人们对这些都已见怪不怪的时候，表明我们的社会默许这些社会排挤现象的存在。北京如此，大中小城市也都如此，最终，就落在了农民的头上，而这些现象，和我们国家国体性质并不合拍。 在这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坛”征文通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三农’是我们的母亲，她无私的哺育了工业，养育了城市，可是今天，她却失去了历史的风采。由于城乡间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发展失衡，历史欠账较多，致使农村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保障机制弱化严重，┅┅农民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弱势群体。”深层次的原因不正是对农民的社会排挤、边缘化吗？ 共产党人不应回避这些问题，更不应回避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因，而应以大无畏的精神，以历史地、发展地的眼光来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 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革命圣地西柏坡表达的坚定执政信念：弘扬“两个务必”，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被广大人民群众称之为“新时期的三民主义”。其后，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如何做到政绩观、发展观、人才观、群众观内在结合和统一的问题，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其核心，统领工作全局，并把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统一纳入了科学发展阶段观。 胡锦涛总书记说：“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比如，如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如何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如何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如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如何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如何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如何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胡锦涛接连地提出14个“如何”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探索和回答的有关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大课题，他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 正是在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刻理解基础上，新时期的治国理念得以完成，这就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 四、 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了新时期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农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中找到了解决的新途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要以城市带动乡村，工业反哺农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4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关注农民增收问题，使农民受益451亿元；2005年的“一号文件”，大幅度减免农业税，取消牧业税，明确2006年在全国免征农业税。2006年的“一号文件”，以数千亿元的转移支付支援农业建设。党中央的八个一号文件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里程碑。 现在，农业税取消了，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大了，农村孩子读书的课本费全免了，农村的道路建设投入大了、建设速度快了，┅┅最重要的是在新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的五个统筹，第一个就是统筹城乡发展，要求从根本上摈弃掉原有的社会排挤现象、边缘化现象，真正把解决“三农问题”提升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民开始向城镇转移，由农业转向工业及第三产业，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森严的户籍壁垒，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并未形成，从农民工进城后，从就业岗位、劳动报酬、社会福利和社会交往等方面来看，城市对农民是“经济吸纳，社会排挤”，使得进入城镇的农民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根源在于有一个长期困扰我们、至今没有回答清楚的问题，就是对我国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应该如何认定：是居住在农村、户籍在农村，就是农民，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劳动者才是农民。也可以说，长期以来，国家从没有以对农民这个复杂的社会阶层进行动态的、量化的剖析，来确定农民的身份。 中国社会学家陆学艺提供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刮阶层变动状况”表明，农村人口当前已经分化为八个社会阶层：农业劳动者（46-50%）、城市农民工（16-18%）、乡镇企业农民工（16-17%）、农村知识分子（2·5%）、个体劳动者、个体户工商户（7-8%）、私营企业主（0·4-0·6%）、乡镇企业管理者（1·5%）、农村管理者（7%）。这是1999年依据有关部门资料推算出来的数据，据此显示出在我国农村现有的全部农户中，收入的90%以上来自农业经营的纯农户家庭约占62·4%，他们才是名实相符的农民。 只有名实相符的农业劳动者才是农民，只有他们才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只有他们才会长期在农村生活。就是说，农民、农业、农村的“三农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只是目前农村人口的60%左右。 为什么一说农民就占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呢，因为我们认定了住在农村的身份就是农民。依据这样的认识来制定政策，明确的针对性显然是不可能具备的。 要害就在户籍制度上，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还必须加上一个户籍身份：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身份户籍制度，是1958年全国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之后，为了在中国农村建设计划经济体制，遂以人民公社体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农村人口户籍制度，三项制度共同作用，形成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当时的农村人口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社员，也是当时对农村人口的称呼，社员都是一起生产劳动、一样贫富，经过了20年，一直到1978年，农村基尼系数还是0·22。防止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目的达到了。 为了要渡过灾荒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就更加强固，粮食，分成商品粮和非商品粮，城市人吃供应的商品粮，农村人吃自产粮。户籍制度决定着一个人的终身身份。那末，这样一个本应随着改革开放进行改革的制度，为什么又经过长达20多年的过程，还是不能有所变动呢。没有人多问为什么，当然，有人问了，也不可能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 可是，改革开放使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城市人口建设需要大批的建设者，众所周知，打开城门让农民进城的举措，曾造就了一批早期的改革家。可是跟着户籍制度就强化起来了，农民在城市要领取暂住证，农民还是农民。还有了农民企业家、农民工、农村教师等等农村系列的新身份。 户籍制度的改革，要从破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高度来考虑，不能把它作为一项户籍管理工作交给公安部门负责。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消除身份制的影响，把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纳入国家整体的社会流动，使农村人口的职业转换、居住变迁、社会地位变迁同步进行，从城市化、工业化到现代化，这是任何国家实现走向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我国也是绕不开的。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转换思路了，把农民界定为只是一个职业概念，过去的农民身份不再存在，作为农业劳动者的农民数量才会减少，当在户籍面前都是公民，都可以在整个社会流动中自由流动时，对农民的社会排挤和边缘化现象才会得到克服，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个问题才能真正破题，并逐步得到解决，这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 五、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什么新提法了。196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是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纲领性文件。20世纪80、90 年代，在中央文献上，几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又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同在于条件不同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从农村支援城市，为工业提供积累，发展到了以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了。与此同时，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也扩大了。重要的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已经到了应该打破的时候。这是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背景，还有一点也是要注意到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强大的民营经济，发展农村经济有了一支新的重要的建设力量。党中央的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一个全新的概念。 在此之前，还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形势如此逼人，解决好干部和农民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提。每亩耕地，国家补贴48元，直接发到农民手中，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村修公路，国家补贴75%，村里集资25%，农村的干部坐不住了，这要看村里经济实力，看村干部组织动员能力，有些地方农民心理嘀咕，干部捞钱、捞吃喝的机会又来了，往外掏钱就不积极。没有农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新农村建设要热火朝天的搞起来是很困难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长时期的创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做到“五个必须坚持”和“五要五不要”。即：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必须坚持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必须坚持从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必须坚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注重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要从实际出发，不要进行攀比；要民主商议，不要搞强迫命令；要有特色，不要千篇一律；要扶持引导，不要包办代替。真正做到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健所总结的：农村干部做事情应该做到“内容要交给群众，保障村民的知情权；项目要交给群众，保障村民的决策权；监管要交给群众，保障村民的参与权；验收要交给群众，保障村民的监督权。” 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未来城乡一体化的新农村，不会是那种地多人少国家的模式，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家庭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只占全国人口5-10%。而是要走一条政府加大投入力度，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方针，使农村的水利、道路、电力、通讯等软硬环境建设，在几年内有明显的新进展，逐步实现农村的生产、生活现代化。 住在农村的人，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人：一是以农业生产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纯农户；二是农业兼业户，收入大部分靠农业，小部分靠非农业；三是非农业兼农户，收入来源大部分靠非农业，小部分靠农业；四是住户，住在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收入靠第二、三产业。国家的惠农政策界限明确，对象是纯农户兼顾农业兼业户，因为他们的职业是农民。 在未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四类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还会发生转化，一、二类人会减少，三、四类人会增多，农民数量减少，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增多，农村就转换成为以农业生产为主业的居民社区，与城镇的发展内在的结合在一起了。韩国、日本的农村社区，就是这样形成的，在他们的农村社区中，除了种田务农的农业劳动者之外，也住有在城市工作的教师、企业员工、商人、自由职业者。有的农户，子女到城市工作了，父母留在农村种田，家庭还在农村。因为农村社区的生活条件，水、电、路、讯等，并不比城市差很多。而村子里生产的远近闻名的农产品，还足以使之产生家乡自豪感。 目前，有的农村出现的大搞物流市场，大搞高档住宅区开发，大搞旅游景点，主观草率并村的做法，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少数干部的扭曲政绩观在作怪，到头来，只能是劳民伤财，延误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我的发言占了太多的时间。在结束发言，听取大家批评之前，我再一次总结一下我的发言主旨： 是时候了，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应以深化改革户籍制度为切入点，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我国的《农民权益保护法》经过多轮调研，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法律草案将在2007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到那时，对农民的界定必须明确，《农民权益保护法》有助于克服对农民这个复杂社会阶层的笼统化对待，清除社会上对农民社会排挤和边缘化现象。与此同时，有一大批被农民群众信赖的好干部，对农民进行组织动员，明确奋斗目标，焕发起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克服依赖思想，一定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更加美好。
农村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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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往往更注重其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容易忽视其间接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与农村城镇化建设相伴而生，进而影响到城镇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在对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具体表现进行探讨的基础上，重点对农村城镇化环境恶化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关键词] 农村 城镇化 环境问题农村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城镇地域集中和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的过程，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在于搞好小城镇建设，而搞好小城镇建设又势必无法回避城镇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我们对城镇化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就会与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背离，进而直接影响到当地城市化、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新形势下如何兼顾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选择一条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城镇经济、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的城镇建设之路，对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宜居城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1.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和自然之间应该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城镇化既可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会加重城镇水、电、燃气等资源消耗的负担，增加生活垃圾、废气、污水等废弃物的排放。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自然伴随着人口增长。但如果城镇的人口增长过快，一旦其产生的各种废弃物排泄量超出了城镇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就会带来城镇环境污染。2.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界多种多样的物种是大自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基础，而我国则是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加之管理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薄，滥砍树木、乱占耕地、随意改造河塘等现象不时发生，破坏了生物的固有栖息地，致使城镇周围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进而制约了城镇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土地资源短缺。土地资源短缺问题，在河北省乃至全国都表现得很突出。小城镇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固有产物。在农村城镇化建设初期，许多地方对小城镇的功能、性质和定位的认识还不够清楚，把握还不够准确，只追求面积扩大，盲目向外扩张，有的甚至放弃已经形成的原有集镇，重新征地建设新城镇。这样就使得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化程度降低，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使农村人与地之间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4.地面沉降。由于城镇地域建筑物密度的增大,以及城镇排水系统等地下设施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雨水向土壤的渗透；再加上人们对地下水的过度抽取，导致了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进而引起了地面沉降。地面沉降的程度越大，其沉降区的分布范围也就越大。地面沉降不但可造成地面标高的损失，以及河道行洪能力的下降，而且还可造成房屋破坏、地下管线扭断破裂，进而对当地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5.土壤污染。由于城镇土壤分布多呈现零星分布状态，面积相对小而孤立，土壤的生态系统较为封闭，物质循环与转化过程较为单调和缓慢，土壤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其污染物代谢和降解功效，以及环境载荷能力相对较低。当城镇频繁的人为活动所产生的大量固体废物进入土壤，一旦超过了土壤的自净能力，就会造成土壤污染。因为有机废物是可以分解的，而无机废物如不加以处理就会永远侵占我们的土地资源。6.乡镇工业污染。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城镇环境污染也正在从点到面、从局部向整体蔓延。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这是与乡镇工业的粗放式经营有密切关联的。工业生产活动在城镇地区的集中，如果治理不周，工业企业所排放出来的废水、废物、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会在一个位点上集中。当这些污染物排放超过自然系统本身的净化能力后，就会产生环境问题。7.生态环境恶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镇的生态环境。由于城镇建设规模的急剧扩张，使得城镇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速度难以跟上城镇发展的需要。到现在，一些城镇尚无系统排污管渠和集中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大多是未经处理而就近排放；有的城镇其生活垃圾还主要采用的是露天堆放等简单处理方式。而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和随意堆放的固体垃圾，极易对城镇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 二、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环境恶化的成因1.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目前大部分城镇都坚持“城镇要建设，规划要先行”的方针。但也有些城镇的建设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指导，盲目追求“高、大、新、全”，从而导致城镇建设摊子铺得过大，城镇布局有些零乱、土地配置有些失当、功能分区不太明显，不仅给城镇的管理带来不便，而且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加大了城镇环境的治理难度。城镇规划布局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恶化。2.缺乏环保意识。城镇环境保护是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但一些城镇人民政府却往往忽视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导向，未把环境保护工作放到应有的地位来加以重视。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传统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重开发建设，轻环境保护；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盖厂兴镇不治污，毁林建房不绿化的现象在一些城镇依然存在。更有些人误以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随意利用之物。3.自然资源的过量利用。自然资源能否合理利用将直接关系到环境保护的成效。在人类将自然资源加工成产品、又将生产排泄物返回到自然环境中去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如果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使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那么生产排泄物将会积聚过多，就可能会造成污染。反之，如果能够循环、综合地利用自然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转化率，那么，其生产排泄物就必然会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从而也就相应地会减少。4.环境监控能力薄弱。一是现行环保法律法规缺乏强制手段、操作性不强，排污收费和违法行为处罚标准偏低，在客观上造成了环保执法难的问题。二是环境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环境管理的工作机制不健全，对外无法有效行使统一监管职能，对内无法形成上下联动、协调一致的局面。三是环境执法能力建设薄弱、执法装备落后，也严重影响了环境监控的正常进行和环境执法效能的提高。5.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城市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小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明显滞后于小城镇建设。相当一部分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的建设发展速度不相适应，跟不上城镇环境保护的需要。垃圾和污水的收集处理能力不强，清洁能源的使用率不高，使一些常规技术很容易解决的诸如烟尘、污水、垃圾等污染问题难以得到解决。6.城镇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不协调。一些城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效益往往见效快，而且效果比较明显；而生态环境效益则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累积性。一般说来，经济效益容易被人们所重视，因为它与人们的自身权益直接相关联。但如果只是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相应的生态环境效益，往往就会适得其反。7.城镇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不足。在环境保护人员投入方面，目前城镇环境管理人员的编制还偏少，特别是在环境监督第一线的基层环保力量更显薄弱，远远不能满足城镇环境管理的需要。而且，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员又多半是从其他管理部门和技术岗位上转岗而来。在环境保护财力投入方面，政府、企业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也显不足。可以说，环境基础设施不健全，直接制约和影响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改善。
其实这个很好找的,上百度查一下就有相关的了,修改下就可以了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这个题目太大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主要涉及人口与土地两方面。人口就可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的转型，土地的研究范围更广，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土地用途的变迁，土地监督等等，在城市边界的土地纠纷争议特别突出。在城市化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虽然“城市化”经常挂在嘴边，但由于字数才8000，建议你还是将题目范围缩小一点，针对某一个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去探讨，简洁而有针对性。
其实这个很好找的,上百度查一下就有相关的了,修改下就可以了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摘要：我国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发展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是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在发挥比较优势和加强产业特色的基础上，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个性鲜明的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关键词：内陆边疆；城市化；边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但由于地区之间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较大，加之改革开放后采取倾斜发展战略，使得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超常发展。目前，这一地区已经形成了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发展格局，并出现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态。相比之下，内陆边疆省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无论在城市规模和功能上，还是在城市效应及布局上，都还需要极大地提升和加强。一、内陆边疆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现状及成因分析所谓内陆边疆是指既有法定国界，又有直接国土相邻的国家，且位居国界线内侧并包括一定内腹地的经济社会区域。我国的内陆边疆地区是特指我国沿边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新疆、甘肃、西藏、云南、广西，这9省区在地缘上同俄、哈、吉、塔、蒙、朝、越、老、缅、印、不、锡、尼、巴、阿15个国家国土直接相邻。辽宁和广西因兼有陆地边境和海岸线，又属于东部地区，故不在此文研究范围内。1.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及城市化现状从经济状况来看，根据1999年统计数据，7个边疆省区的固定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0%、外资投资额占全国外资总额的1.8%。虽然在上个世纪末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及2003年开始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行动，但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总量与结构来看，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普遍状况是经济总量较小，国有企业比重偏大，非国有企业比重偏小，合资及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三次产业的比重除西藏以外，基本上呈现出“二、三、一”的结构，并以传统工业为主体，同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相比较，这些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过小，第二产业中附加值高的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较低。从城市发展状况看，该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省有吉林、黑龙江和内蒙。这其中主要是农垦、林区、矿区人口比重大等原因及“县改市”、“乡改镇”等行政区划变动导致城镇人口增加。从城市数量和规模看，见下表：从表中可见，人口超过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只有2个，城市稀缺，大中城市过少。与沿海地区相比，小城市数量较少，规模过小。这种大、中城市过少，城镇布局松散、规模过小的状况，使得城市的聚集效益低，对经济的拉动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得不到有效的积聚和合理流动。2.影响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近代工业大多产生在东部地区。解放以后，由于历史、国际国内政治态势的种种原因，人们总是把边疆等同“边境”、“边防”、“国防线”，其着眼点仅仅是它的政治方面，强调“屯垦戍边”、“巩固边防”、“保卫边疆”等政治的和军事的地位，而把经济价值放在极其次要的位置。加之地处边缘、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信息缓滞等客观因素，就使我国广大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长期陷于落后境地。从政策上看，解放后，中央政府出于平衡布局的考虑，力图改变过去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更由于战备的需要，加强了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形成了一批内陆工业基地，如“一五”期间的156项工程和694个项目中，在甘肃就有16个。在106个民用工业企业中，东北有50个。然而，由于这种倾斜投资大多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项目，缺乏辐射力以致未能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其吸收就业和带动经济整体发展的功能较弱，以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的功能差距一直没有消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东部地区依靠特殊政策和率先改革的优越条件加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却相对落后了。从所有制结构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公有经济，而东部地区历史上本来就是具有较好的乡镇企业基础，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又为这一地区引进外资和港澳台资金，以及建立三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而边疆省区的经济主要是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所有制结构改革滞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较低，没有出现东部地区国有经济、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三足鼎立的增长局面，与东部地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差距。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道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对这两个地区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和把握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规律。长江三角洲城市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10，特大城市有上海、南京和广州，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11个，小城市25个。从整体而言，该地区城市密度大，大中小城镇分布比较合理，彼此形成了密切的社会、经济、生活、文化联系，呈现城市带的雏形，空间布局上已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城镇主群。该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加快了小城镇的发展步伐，实现了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市民化的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转化。另一方面，就是大城市的拉动作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正在构造上海国际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的大部分都市面貌，而把传统产业、传统产品转移到了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岸地区，形成物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交流的互补、互利、互动的统一市场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乡镇企业成为城市工业的配套与补缺，改变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有力支援了农业生产，并为中小城镇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长三角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乡村社区自身的力量筹集资金，与大中城市的经济、科技、文化辐射相结合，促进城市化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城市在人口素质、技术开发能力等方面都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强，其城市化运行机制属于内发式。另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15个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和沪、浙、苏三省、市的常务副省(市)长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已初步形成，从而该区域一体化进程将进入快车道。改革开放前，珠江三角洲是典型的农业地区，城市化水平很低，发展速度也很慢。1978年，珠三角只有5个城市和32个建制镇，城镇密度很低，每万平方公里只有9个城镇。目前，该地区城镇体系包括特大城市广州、大城市深圳、中等城市5个、小城市18个，以及建制镇401个。城镇星罗棋布，密度达到100个/万平方公里，城镇间的平均距离不到10公里，有些城镇的建成区已连成一片。该区面积占珠三角的总面积不到1/3，但却集中了珠三角一半以上的总人口和3/4的城市人口，以及超过3/4的GDP。与长江三角洲不同的是，珠三角城市化的动力不是来自区内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扩散，而是由大量外资快速推动。这些流入的外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投资者由于成本因素区位选择倾向于小城镇，不仅有效推进了小城镇的发展，而且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联度大大提高，市镇之间通过地理毗邻、产业关联等一系列因素而形成都市区域。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由75%左右迅速下降到30%左右，不仅本地农业剩余劳动力为非农产业全部吸收，而且还吸纳了2 000万外地劳动力，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外资主导型区域非农化过程中，珠江三角洲这种自下而上的、以农村城镇化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是建立在港澳台及外资推动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三、边疆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可行道路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形成和发展，从本质而言就是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要素在一定的空间聚集以形成规模效应，而城市就是这一重要的载体。城市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财富生产效应。众所周知，21世纪的经济集中表现为城市经济，经济竞争集中表现为城市竞争。提高城市化水平，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才能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等方面的发展与东部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可以说，边疆地区的落后就是城市经济的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就成为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首先，以培育优势产业带动区域中心城市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一个区域内总有一二个增长极的超常规发展，从而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联动发展，如深圳、珠海的迅速发展对珠江三角洲以及整个华南地区的带动效应；上海浦东的崛起对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带动效应；厦门对闽南三角洲的带动效应。我国边疆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物质技术基础薄弱，交通不便，城镇化水平低，缺乏具有辐射能力的产业和中心城市。根据区域经济理论，中心与外围地区的发展关系在现实经济中也就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动的关系。因此，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须沿着中心地与外围地的发展逻辑，以现有的中心城市为发展极，培育支柱产业，重点投入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如何吸引这些要素流入边疆地区呢?一是借助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的机会，采取跟进策略，向发达地区让出来的产业扩展。边疆地区有资源、人力、市场、工资成本低等优势，而东部沿海一带有资金、技术、人才的优势，目前正在寻找出路，让出原来的主导产业，向更高的主导产业转移。要根据优势互补的原则，通过与发达地区的产业合作，发挥资源、技术、工业基础等综合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使边疆地区在东南沿海地区目前的水平上起步。二是利用边疆地区现有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发展与邻国的互补经济。边疆地区不可能“克隆”东部地区已走过的发展之路，如广东的外向型加工业；苏南的与城市大工业协作配套的产业；温州模式等城市发展道路。边疆地区只能因地制宜地对外开放，而与邻国发展互补贸易是当前一种有效方式。例如，北部边疆地区包括黑、吉、内蒙，面对的是俄罗斯远东、蒙古共和国及朝鲜，因其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重点应建设农、副、土特产品的生产基地及加工工业基地。同时，可以充分利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周边国家广泛开发经贸往来；西南边疆地区包括西藏、云南，面对的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特别是云南省要抓住湄公河开发的机会，与东南亚各国开发多种经济形式的往来；西北边疆地区包括新疆、甘肃两个省区，面对的是独联体的中亚和西亚地区。这两个地区工业基础都比较薄弱，应利用新欧亚大陆桥的陆路通道带动经济发展。三是借助西部大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改造，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在实现外开内联双推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党中央提出的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对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两大战略机遇。随着西部重点工程的全部实施和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激活西部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存量向西部流动，从而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同时，又带动包括云南、甘肃等省在内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要借助国家政策及资金倾斜，抓住机遇，大力调整工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及城市功能的转换，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振兴东北地区的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以边贸带动边境口岸城市的发展。外向型经济一直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珠江三角洲是利用外资的海外销售关系，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利用其成本和质量优势，打开海外市场。那么，边疆地区必须发展边贸经济，以口岸城市为切入点，建立贸易网络及产业带，大力发展外向经济。在我国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边境贸易，至少拥有地缘上的、资源上的和口岸上的得天独厚的三大优势。如黑龙江省边境开放城市以边贸为突破口，以贸促工，以贸促农，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发资源，建立起黑河、绥芬河等各具特色的、不同规模的外贸出口体系和生产基地。最后，以地域经济带动特色中小城市。一个城市可以构筑多种产业功能，但从城市本性来看，只能突出一两项主功能，形成一两项强势产业。今日的城市经济竞争，其实是城市优势产业并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品牌的竞争。“大而全，小而全”就会缺乏鲜活个性与特色。城市的经济建设必须走特色化发展之路，这样才能形成“名城效应”，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竞争力。边疆地区经济不仅具有边贸性，而且还有浓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因而，应该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包括旅游业、民族手工制品、民族土特产品等，这些产业应成为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支柱产业。边疆地区的城市化还应该走上发展个性化城市或者特色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纵观世界上知名城市，无论大小无一不是产业特色显耀、城市个性鲜明的功能城市。可见，城市的魅力不在其大而全，而在于其特色和强项。总之，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根据本地区的特点，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特色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形成相互关联的产业带及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在地区之间乃至全国的流动机制。避免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方的产业结构趋于雷同化，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正如一些城市问题专家所指出的，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在于做精，重点是城市的特色化和专业化，也就是在特色化的产业和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的规模效应及综合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与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在产业链上的整合。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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