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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派文学翻译观念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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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派文学翻译观念研究论文

浅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论文吧,论文的类型很多,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浅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任何翻译,其本质都是把一种语言中表达出来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而作为读者接触外国文学的主要媒介的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有一个根本区别――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必须能够让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因此,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文章主要通过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进一步论证创造性的文学翻译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文学翻译;创造性;译者;表现形式

[Abstract] any translation, its essence is to pass information expressed in a language to another language go. And as a reader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to contact with other major media translation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 the language it uses is an art language, it must be able to let readers and original artistic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reading the translation. Therefore,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not a simple language conversion, but a creative work. This article main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or "creative betrayal", and the translator's creative treason manifestation,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t role of creative literary transl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 Manifestations; creativity;; translator Literary Translation

文学翻译是认识和创作的一种形式,它不仅有助于读者接近外国文学作品,同时还要让读者去接近原作中反映的艺术现实,前苏联著名翻译理论家吉维加切奇拉泽说:“翻译永远是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或者借用列宁的话说,就是译者的思想无限地接近其反映的对象――原作。译者必须把原作‘再现’为一个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再创造一个与原作类似的完整的艺术作品。”Octavio Paz在其Translation:Literature and Letters一文中指出: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are twin processes.法国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Michael Riffaterre也曾提出:Literary translation must also reproduce those features ofthe original text lhat are the traces left by its production.两处引言很明确地指出了翻译与创造,再现的关系――作为文化交流纽带的译者必须为翻译艺术的创造性原则而斗争,必然得对原作进行创造性的处理,改变原作的面貌并使之服从自己的目的。

一 、概念的提出及其与文学翻译的关系

“创造性叛逆”最初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来的。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谢天振教授亦在其《译介学》中对“创造性叛逆”作出了言简意赅的解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作为人类一个文化,文学翻译是一种颇为微妙的矛盾现象。作为文学,它理应把一件非本族语的文学作品变成一件地道的本民族语言写成的作品;而作为翻译,它又应该把一件外族的文学作品传达过来。因此,文学翻译的目的是要“用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觉”。诚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翻译也是创作,是译者创造性地艺术再现原作风貌的过程,而创造性叛逆则是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必然途径。

二、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列宁提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面对一部文学作品,译者需要钻进原作的外壳和灵魂,但不可能把原作者的意图完整无误地复制下来,因为每个译者都是从自身的偏见出发理解接受作品的。译者所处的历史现实,审美标准,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译者受其影响形成的个人审美情趣,创作个性,创作手法等都给译作打上了“再创造”的烙印。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双重制约决定了译者主观性不可避免。

译者作为原作的第一读者,“前理解”的存在构成译者在翻译时的取舍。哲学解释学对“前理解”的解释是:在具体的理解开始之前已有的某种观点、看法或信息,它主要表现为成见或偏见。所谓成见或偏见就是在理解过程中无法从客观立场对作品做出客观的理解,这就必然产生偏见。而前理解构成译者理解文本的基础,决定了译者特殊的视角。另一方面,译者在履行了其作为原作接受者身份,读透原作的深层含义之后,就转换了身份成为译本的创造者。当然,译者的这两重身份是辩证统一,相互渗透的。一定的社会生活印象和作家的形象都是客观地存在于原作中的,这种客观的东西,只有经过译者头脑的加工制作,才能在译文中重新客观化,自然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好的文学翻译作品与原作相比不光是其再创作所用的语言不同,另外还具有了译者本人独特的创作个性。

解构主义代表人物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把原文作者从高不可及的圣坛上驱逐了下来,并暗示只有作者的主宰地位被颠覆,读者才可能获得完全自由。巴特在阐释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分析文本的意义时,明确宣称“作者死了”,在他看来,一部作品一旦完成,文本中的语言符号就开始起作用,文本是否具有生命力完全取决于读者,他强调意义是读者与文本接触时的产物。作为原作第一读者的译者从而获得了解放,不再亦步亦趋地紧跟着原文作者,他们可以赋予原作一个新的生命,是译本的创造者。

三、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

根据谢天振教授的观点,创造性叛逆表现形式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种: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鉴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文学翻译自身特点,下面将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分为以下四点:个性化翻译,有意误译,节译,改编。

(一)个性化翻译

由于译者风格的不同,同一著作的译本,经不同译者译出,其风格也必定不同。不难理解,不同的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总是会或多或少地给译作打上自己的烙印。例如历代翻译家在翻译苏格兰诗人彭斯的A Red,Red Rose时就表现出各自鲜明的风格。下面节选第一小节的译本简要加以分析。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郭沫若采用七言古体诗的形式,运用了归化法和改创法,用与原文相近的古语,在形式上与原文一一对应,体现了译者一贯的“尽力使译文气韵与原文相符,译文简洁明快,把原始的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的主张。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该译文因韵害意,风格上也与原文有差异。而王佐良采用翻译新诗的形式,并沿袭自己翻译英诗的一贯风格一――以诗译诗,用简单,明快清理,富有音乐感的语言表达了原诗纯朴真挚的感情。还创造性地使用“迎风”、“合拍又和谐”来翻译原文,使得译文形神具备。因此,比较两种译本不难发现,王佐良的翻译在内容,形式,风格和艺术技巧上都成功再现了原文。这也印证了他所提倡的“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不难看出,两位翻译家对同一首短诗的翻译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鲜明的个性化翻译也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有意误译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译者为了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进行翻译,从而造成有意误译。林纾译本突出一个“义”字:“姑娘以义死,为吾家,为吾儿,亦不为草草……”“义”承载的是中国封建“五常”的道德规范,译本中的迦茵成了一个有义德的贤良女性,一个中国传统道德良序的守护者。林纾的有意误译使译本与原文在人文精神方面产生了距离,却有利于推进西洋小说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所接受。

(三)节译

节译,是译者“删繁就简”,在翻译中刻意省略原文的一些词句,以达到更好地表情达意的目的。Joan Haste的译者蟠溪子在译述《迦因小传》过程中,刻意隐去了迦因与亨利相遇登塔取雏的浪漫故事,删去了迦因与亨利未婚先孕的情节,把亨利为了爱情不顾父母之命而与迦因自由恋爱的内容也删而不述。译者之所以会这么做,乃是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中国传统礼教尤其是“男女授受不亲”的制约。这种节译顺应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满足了当时读者群的期待视界。

(四)改编

文学翻译中的改编主要是指作品文学样式、体裁改变了的翻译。这一点比较典型且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例子是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田汉和夏衍就曾分别将其改编成话剧剧本,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作品所面对的'中国读者的认知情况对原作进行了改编,淡化了原作的宗教色彩,凸显了其进步意义。这样的创造性叛逆对中国读者理解并接受原作精神内涵,对于原作在中国的传播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四、结束语

对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性质的界定并非无限夸大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使创造性叛逆沦为胡译,乱译的避难所。作为译者,必须对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在原语、译语文化规范许可的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原作的意义在不同语言文化世界得到再创造,实现应有的文学、文化和社会效益。

扩展:

毕业论文论文选题原则

一、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现实意义

毕业论文的题材十分广泛,社会生活、经济建设、科学文化事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问题,都可以成为论文的题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为实践服务。因此科学研究的选题首先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第一,注意选题的实用价值,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

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急需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抑制通货膨胀,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廉政建设等等。

二是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如从事农业工作的同志就会遇到诸如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农村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乡镇企业的技术改造问题,等等。

三是作者本人在工作实践中提出来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如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问题,职业道德教育问题,等等。

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与党和国家或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问题。这类问题关系国家发展方向、速度,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因而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吸收外国的经验和技术,引进外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等问题。在当前贯彻十四大和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中,要注意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加强法制建设,反腐倡廉,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等等。

二是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这类问题虽不是全局性的,却是人们关注的、或期待解决、或有疑虑需要进行理论探讨和解答的问题。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具体政策,像工资改革、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物价的调整、住房制度改革、城镇建设、社会治安、法制教育等等。还有各行各业的经验总结、改革预测、研究决策等。另外,有些题材看似具体小事,却关系着干家万户,也可作为选题。如城市居民的菜篮子问题,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勤俭持家问题等。

三是虽属具体又未引起社会重视,却代表一定倾向的问题。一种是意义尚未被认识,作者用理论观点分析、预见到它的生命力。如农村土地向种田能手转移,选送农村村级干部上大学,为农村培养致富带头人等;或预测到危害、恶果,及时提出问题,引起社会重视。如农村盖房、修坟挤占破坏耕地,小城镇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基础设施不配套,农户引种、引养外地产品不经市场调查,一哄而上,等等。另一种是群众议论纷纷,反映很大的,要作出理论分析,引导正确对待。如在分配问题上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后富,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等等。

第二,要注意选题的理论价值。

我们强调选题的实用价值,并不等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也绝非提倡选题必须有直接的效益作用。作为论文,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和工作总结、调查报告有着区别。一般说来,它由论点、论据、论证三大要素构成,文章要以逻辑思维的方式为展开的依据,在事实的基础上展开严谨的推理过程,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它着重探讨和研究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自己对这些规律的了解与认识,给人以认识上的启迪。因此,选择现实性较强的题目,还要考虑其有无理论和认识上的价值,即有无普遍性的意义,能否能进行理论的分析和综合,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为抽象。有些题目也并不一定直接与现实挂钩或有直接的实际用途,如对历史问题、典籍问题、外国问题的研究等。但从发展的眼光看,这些题材能够表示某种趋势,或对现实有借鉴的作用,因而也就具有理论价值,这样的题目当然也是可以选的。我们所要反对的只是那种脱离现实、咬文嚼字、繁琐考证、追求时髦等毫无意义的东西。

二、勤于思索,刻意求新

毕业论文成功与否、质量高低、价值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章是否有新意。所谓新意,即论文中表现自己的新看法、新见解、新观点。有了较新颖的观点(即在某一方面或某一点上能给人以启迪),文章就有了灵魂,有了存在的价值。对文章的新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第一,从观点、题目到材料直至论证方法全是新的。这类论文写好了,价值较高,社会影响也大,但写作难度大。选择这一类题目,作者须对某些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且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写作经验。对于毕业论文来讲,限于条件,选择这类题目要十分慎重。

第二,以新的材料论证旧的课题,从而提出新的或部分新的观点、新的看法。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题材,是前些年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已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老题材了。可有的人敏锐地抓住了企业实行股份制后,职工思想出现的波动和变化,收集了大量新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股份制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及方法》一文,读后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第三,以新的角度或新的研究方法重做已有的课题,从而得出全部或部分新观点。如同样是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题材,有的学员针对近几年来纺织行业大量使用农民合同工,职工队伍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从自然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从小生产者向产业工人的转化,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化等不同的角度,分析论证了农民合同工的思想特征以及对整个职工队伍思想的影响,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措施,这样的文章同样具有新意。

第四,对已有的观点、材料、研究方法提出质疑,虽然没有提出自己新的看法,但能够启发人们重新思考问题。

以上四个方面并不是对“新意”的全部概括,但只要能做到其中一点,就可以认为文章的选题有了新意。

要发现有新意的题目,首先要善于观察。社会生活就像一个变化无穷的“万花筒”,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事物及其矛盾都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发展着,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我们面临新旧体制转换、市场经济的发展、党风和社会风气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仅原有的理论要再认识、再发展,而且需要创立许多新的理论。我们要善于观察,勤于思索,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在事物的运动、发展中寻找适合自己撰写的具有新意的毕业论题。其次,要善于积累和分析资料。

歌德曾经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过去已经形成的理论,包括教科书上的一些观点,随着实践的发展,研究的深入,还可以进行再认识。这就要求我们平时注意收集资料、积累资料、分析资料。对有关方面的问题要弄清楚别人写过什么东西,有些什么论点,有何争论及分歧的焦点是什么,目前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进展情况以及发展趋势如何,等等。在深入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收集到的材料作一番加工整理的工作,把别人认识的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在前人和他人认识的基础上写出有自己见解的论文。

三、知己知彼,轻易适中

(一)知己知被,量力而行

毕业论文是对学员学习知识相成果的综合性考核,选题的方向、大小、难易都应与自己的知识积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写作经验相适应,要做到“知已知彼”。

所谓“知己”,首先,要充分估计到自已的知识储备情况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因为知识和能力的积累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靠一次毕业论文的写作就来个突飞猛进。所以选题时要量力而行,客观地分桥和估计自己的能力。如果理论基础比较好,又有较强的分析概括能力,那就可以选择难度大一些、内容复杂一些的题目,对自己定下的标准高一些,这样有利于锻炼自己,增长才干;如果自己觉得综合分析一个大问题比较吃力,那么题目就应定得小一些,便于集中力量抓住重点,把某一问题说深说透。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应当看到,大学生的学识水平是有差距的。有的可能在面上广博些,有的可能在某一方面有较深的钻研,有的可能在这一方面高人一筹,而在另一方面则较为逊色。在选题时,要尽可能选择那些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学有所得、学有所感的题材。同时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兴趣深厚,研究的欲望就强烈,内在的动力和写作情绪就高,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所谓“知彼”,一是要考虑到是否有资料或资料来源。资料是论文写作的基础,没有资料或资料不足就写不成论文,即使勉强写出来,也缺乏说服力。资料又可分为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第一手资料是指作者亲自考查获得的,包括各种观察数据、调查所得等。第二手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图书馆和资料室的

文献资料。二是要了解所选课题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大致掌握写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以避免盲目性和无效劳动。要注意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寻找薄弱环节,即他人研究中存在的疑点、漏洞或不足。有疑点、漏洞的问题,不少是重要的学术论题,以此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在理论上修正、补充或丰富已有的结论。只要做到了知己知彼,就能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毕业论文题目。譬如,政治专业中从事党政工作的学员,写“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题目;党史、党建学得好的,写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反腐倡廉和党纪党风等问题,就容易写好。学经济专业的,在经济部门或企业工作,写“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题目,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等,在流通部门工作的写市场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流通体制改革、价格体系、清理三角债等,在外贸系统工作的写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等,也易奏效。在农村工作的,写小城镇建设、土地问题、乡镇企业问题、加强村级组织建设问题等,也容易写到点子上。

(二)难易适中,大小适度

要选好毕业论文的题目,把握“适中”的原则是很重要的。

首先,题目的难易要适中。选题既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信心,又要做到“量力而行”。许多人在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跃跃欲试,想通过论文的写作,将自己几年来的学习所得充分地反映出来,因此着眼于一些学术价值较高、角度较新、内容较奇的题目,这种敢想敢做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难度过大,超过了自己所能承担的范围,一旦盲目动笔,很可能陷入中途写不下去的被动境地,到头来迫使自己另起炉灶、更换题目,这样不仅造成了时间、精力的浪费,而且也容易使自己失去写作的自信心。反之,自己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和条件,却将论文题目选得过于容易,这样也不能反映出自己真实的水平,而且也达不到通过撰写毕业论文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目的。

其次,题目的大小要适度。一般来说宜小不宜大,宜窄不宜宽。题目太大把握不住,考虑难以深入细致,容易泛泛而论。因为大题目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不仅要有局部的,还要有全局性的,不仅要有某一方面的,还要有综合性的。而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有限,业余学习的学员还要受到工作、家务等牵累,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大学的几年学习,对学生来讲还只是掌握了一些基本理论,而要独立地研究和分析一些大问题,还显得理论准备不足。再加上缺乏写作经验,对大量的材料的处理也往往驾驭不了,容易造成材料堆积或过于散乱,写得一般化。选定小题目,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选个小题目,二是在大题目中选定小的论证角度。比如,有这样三个题目:《论妇女权益的保障》、《论妇女经济权益的保障》、《论妇女财产继承权的保障》,第一个题目显然太大,因为妇女权益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有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益、婚姻家庭权益,等等。一篇文章如果要涉及这么多的内容,是不容易写好的。第二个题目比起第一个来要小一些,但经济权益包含的内容仍较复杂,作为毕业论文写起来还嫌太大。第三个题目抓住了妇女经济权益中的财产继承权这一侧面,显得角度小,针对性强,容易深入研究。

当然题目大点好还是小点好,每个人情况不同,难以一概而论。有的理论素养好,情况了解多,写作水平较高,也可以写大一点的题目。但一般来说,题目还是小一点、具体一点为好。小题目容易驾驭,只要写得丰满深入,同样很有价值。此外,题目大小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并无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界限。大题可以小作,小题也可以大作,这要根据作者的实际来加以确定。

毕业论文的题目要具体些小些,但也要注意不能把范围限得太小太具体,以致失去典型意义或使理论水平发挥不出来。如《××厂行政科岗位责任制刍议》,这样的题材写个意见书就足够了,如硬要写论文,意义也不大。

再次,选题还应注意千万不能随大流或者赶时笔,写自己并没有弄懂或没有条件研究的问题。如有的一鳞半爪地接触到一点国外的材料,收集到几个新名词、新概念,为了“求新”,为了一鸣谅人,就把别人的东西照搬过来,囫囵吞枣,东拼西凑,这样的论文当然是写不好的,选题时要引以为戒。

1926年春,以《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形成。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主张“理性节制感情”,反对滥情主意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1927-1928年间,又办新月书店、《新月》月刊,追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严谨。更广泛的借鉴欧美格律诗体。新月诗派提倡心格律诗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诗坛的“无治状态”丰富了新诗的格式,巩固了白话诗的地位,为新诗的成熟作出了贡献。

汉字的儒学观念研究论文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哲学硕士论文:儒家的情感观念

[摘要] 汉语“情”从一开始就兼有两层基本涵义:情感(人情);情实(事情)。在中国观念史、儒学史上,当“情”浑然不分地兼指人情与事情、并且“情”与“性”并无截然分别的时候,此“情”为本源之情,这是原典儒学的观念,也是当代儒学正在复兴的观念;当“情”严格地分别各指情感与事情、并且情感被置于“性→情” 架构之中的时候,此“情”为形下之情,这是帝国时代儒家形而上学的观念。总之,在本源层级上,儒家的情感观念不是一个伦理概念,而是一个存在观念。

[关键词] 儒家;人情;事情;情感;情实

说到儒家的情感观念,人们习惯于认为是“性→情”架构,即形而下的“情”只是形而上的“性”之所发,亦即“性本情末”、“性体情用”乃至“性善情恶”等。这种“常识”其实是误解,因为“性情”观念远不是儒家情感观念的全部,更不是儒家情感观念中最本源的观念。从一开始,汉语“情”就兼有两层基本涵义:情感(人情);情实(事情)。在中国观念史、儒学史上,当“情”浑然不分地兼指人情与事情、并且“情”与“性”并无截然分别的时候,此“情”为本源之情,这是原典儒学的观念,也是当代儒学正在复兴的观念;当“情”严格地分别各指情感与事情、并且情感被置于“性→情”架构之中的时候,此“情”为形下之情,这是帝国时代儒家形而上学的观念。为此,本文围绕“情”这个词语的用法,简要叙述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情感观念。

一、原创时代儒学:情感观念的本源意义

儒家的情感观念一开始并不是“性→情”的观念架构。在原创时代的儒学中,“情”与“性”并没有严格的本质区分;“情”既指情感,也指事情、实情、情实,乃是一个本源性的观念,即是一个前主体性、前哲学、前形而上学的观念。[①]

(一)汉语“情”字的原初涵义

汉语“情”字出现不是很早。甲骨文里没有“情”字。《周易》古经部分亦无“情”字。《尚书》中仅有一个“情”字,见于《周书·康诰》“民情大可见”。 [②]《诗经》也只有一个“情”字,见于《陈风·宛丘》“洵有情兮,而无望兮”。[③]“情”字的大量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即是在中国思想的 “原创时代”、即雅斯贝斯所谓“轴心时期”,这是与诸子百家思想、包括儒家哲学的兴起同步的。

汉语“情”字一开始就同时兼有两种用法:情感(人情);情实(事情)。而且,这两层涵义经常是浑然不分的,乃是本源意义上的“情”观念。

1、情感之“情”。从字面上讲,汉字“情”确实指人的情感、情欲。“情”字的构造,“青”为声符,“心”为意符,即是说“情”是一种“心”的现象。许慎《说文解字》讲:“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从心,青声。”[④] 剔除汉儒附加上去的“阴阳”观念(情属阴、性属阳),“情”即指人的情欲;更确切地讲,就是指人的情感,而许慎所谓“有欲”是说情感必然带有欲望。在古代话语中,“情”与“欲”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往往不加严格区分。例如朱熹论“性”与“情”,就直接将“情”说成“欲”:“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诗集传·序》[⑤])上引《诗经》“洵有情兮”,其“情”即指情欲,郑玄笺:“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威仪无可观望而则效”;孔颖达疏引毛亨传:“此人信有淫荒之情兮,其威仪无可观望兮”。

这种情感或情欲,古人称之为“人情”,如《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⑥] 这就是“七情”说。关于人情,还有其它说法,例如《中庸》: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形而上学的观念中,“情”与“性”并没有严格区分。这里的“喜怒哀乐”显然是说情感;然而众所周知,《中庸》已经是在建构“性→ 情”的哲学形而上学观念架构,“未发”之“中”是在说“性”,即《中庸》开篇所说的“天命之谓性”,但其实是说的喜怒哀乐之“情”,“情”即是“性”。此 “性”作为“大本”,能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具有“形而上者”本体的地位。这表明《中庸》的观念是由前形而上学的观念向形而上学观念的一种过渡形态。

2、事情之“情”。汉语“情”也指实情,即事情的真实情况。如《周易·系辞下传》说:“情伪相感而利害生。”[⑦] 孔颖达疏:“情,谓实情。”这种用法在古代是极为常见的,兹不赘述。下文谈到孟子言论中的“情”,也经常是这样的用法。这种用法至今依然相当普遍,如“事情”、“情况”等。

那么,情感之“情”与事情之“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3、本源之“情”。“情”的两层涵义“人情”与“事情”本来并不严格区分,这意味着作为哲学之前提的人之主体性的观念还没有凸显出来(如海德格尔说“哲学的事情就是主体性的事情”[⑧]),我称之为“本源之情”。上引《尚书·周书·康诰》“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其“情”即兼指人情(人民的情绪)与事情(人民的真实情况),孔安国传:“人情大可见,以小人难安”;孔颖达疏:“以民情大率可见,所以可见者,以小人难保也”。这里的“人情”、“民情”并不仅指情感,而是兼指实情(真实情况)。这种用法至今存在,例如“人情世故”、“考察民情”等等。

翻译研究学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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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不会做,抄也要讲究方法作为一个已经毕业了的大学生,在做毕业设计的过程中,无论是设计成果的研究还是毕业论文的撰写,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抄袭。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想说的是,做毕业设计难免会有抄袭的现象,但是一定要掌握方法,千万不要盲目的抄完了事,那样做是非常危险的。有的同学看都不看就抄到论文上去了,有的同学拿着别人做完的东西都不研究一下就参加答辩去了。我就听过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老师问:“你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答:“我不知道。”老师又问下一段代码,又不知道,老师问:“这是你做的吗?”答:“不是,老师给的。”其结果可想而知了。你们想想,那些东西都是往届毕业生做出来的,老师们能看不出来吗?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大家都是成年人,我想不用多说了吧。大家在完成毕业设计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现实性困难,成果做不出来了怎么办?论文写不出来了怎么办?外文文献不会翻译怎么办?其实这都好办,世界上再难的技术也是人做出来,没有成果就找个现成的东西;论文写不出来就多看几本书,多引用书里的内容;外文水平不高就用翻译软件。总之一句话,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文章转自 众赏文库 毕业设计论文,专业文档下载

研究翻译论文

翻译是跨学科的,注定要采取多学科的视角研究翻译现象和翻译问题。一、选题范围 1、翻译与文化: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考虑。宏观方面,一般从翻译在目的语社会文化中的生产、接受、翻译在目的语社会文化中所起的功能等角度讨论,可以从社会、文化、历史、交际的...1、选题意义和背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的对外联系也日益增多。中国企业要想打入国际市场,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企业网站或宣传册上的企业简介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阅读企业宣传资料,读者可以看出企业外宣材料既有关于企业的基本信息介绍,也有企业所做的文字上、句法上、结构上的这染来达到推广企业、大市场的目的。汉语企业外宣材料的翻译在英译过程中会涉及到与目的语不同的语言习惯、行文方式以及文化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心理因素和审美因素等,这就需要译者对原文本做出适当调整,从内容和形式上对语篇进行重构,以此实现对交际意图的顺应。根据赖斯的文本类型说,本文有三种类型,分别是“信息型”、“表达型”和“诱导型”.笔者认为,企业外宣翻译属于“信息型”和“诱导型”文本兼而有之,而且更侧重于“诱导型”.因此,外宣翻译要更加注重文本的交际功能,要更多的考虑如何使译文所传递的信息更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并让读者产生共鸣,继而付诸行动,实现译文预期的功能。比利时语用学家维索尔伦(Verschuem)提出了顺应论,将语言的使用过程看做语言为顺应不同的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进行动态选择的过程。因而可以从顺应论的视角研究语言使用。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际方式,也可以从顺应论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优秀的企业宣传材料不仅会提高企业的知名度,还会为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因此任何一个想打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务必在其外宣材料的翻译上做足功夫。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历史渊源、生活环境的不同,译者在翻译企业外宣材料时为了获取目的语读者的认可并激发他们付诸行动,就要顺应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习惯以及心理因素、文化因素等对原文做出形式上和内容上的调整,而这一顺应的过程也是语篇重构的过程。本文突破性的将顺应论与语篇重构结合起来,并结合西麦克展览公司宣传材料和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宣传材料及其翻译,试图从顺应论的视角分析企业外宣翻译中的语篇重构现象。2、论文综述/研究基础。1987年维索尔伦(Verschueren)提出顺应论之后,在语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不久国内学者就将其引进到中国来。国内学者不仅从理论层面对顺应论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将顺应论应用到翻译理论和实践、外语教学、二语习得、文化传播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成果最大的当属顺应论对翻译理论和其应用的研究。我国真正将顺应论引入翻译研究开始于21世纪初希望能帮到你

英语翻译论文写作方法

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翻译研究在横向的广度与纵向的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怎样写英语翻译论文呢?

1、选题及资料查阅

对任何一项学术研究活动来讲,选择合适的课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研究成果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笔者以翻译研究为主要研修方向,经过广泛阅读该领域的学术期刊论文和专著,较为熟悉国内外翻译研究的现状。加之入学伊始便在导师指引下从事中国典籍翻译研究,随着大量阅读和学习有关典籍英译及其研究的著述,自己对该领域尤其儒家经典《论语》的英译现象产生了兴趣,并逐渐进行较为深入的了解。

一般情况下,资料查阅在选题之前就已展开,因为资料是确定论文选题的重要依据,但其后的文献查阅工作更具重要意义。围绕《论语》英译这一现象,自己开始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和研读。初步调查和梳理发现,儒经《论语》的外译,始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完成于1594年(一说1593年)的拉丁文译本(马祖毅、任荣珍,2003:34),至今已逾四百年。而第一个《论语》英语全译本为柯大卫(David Collie)所译,作为《四书》(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的一部分于1828年在马六甲出版,距今也近乎两个世纪。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论语》英译本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多,除了较为集中于理雅各、翟林奈、韦利等所译的早期经典译本,也开始着手庞德、刘殿爵、安乐哲和罗思文(合译)等现当代译本的探讨。从手头掌握的资料来看,海外《论语》英语全译本已超过三十个。调查还发现,作为早期主要海外英语全译本之一,20世纪初就已出现的Leonard A. Lyall的《论语》英译本迄今鲜有研究,比如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未能搜寻到专门研讨该英译本的文章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由于材料新本身是学术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有理由初步将该译本作为自己撰写一篇翻译研究论文的研究对象。

通过对更多资料爬梳剔抉,笔者掌握了译者Leonard A. Lyall及其《论语》英语本的基本情况。譬如,Leonard Arthur Lyall中文名叫赖发洛,是英国汉学家。1886 年以海关洋员的身份来华,在华40余年。赖发洛《论语》英译本书名为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由位于伦敦的朗曼斯·格林公司(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在1909年9月初版刊行,并先后于1925年10月和1935年9月印行第2版和第3版。这里所采用的研究对象是第3版,全书不足130页(其中正文共计102页),是篇幅较为简短的《论语》英语全译本之一除了英译《论语》之外,他还分别翻译《中庸》(1927)和《孟子》(1932)两书并数次再版。1934年,他编著的现代世界丛书《中国》在伦敦出版,向西方介绍中国。然而,由于有关赖发洛《论语》英译本专门研究的学术论文迄今付诸阙如,因此决定将对该译本的文本细读作为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希望有所发现,或许为当下中华典籍外译及其相关研究提供些微借鉴和思考。

2、提纲构建

在研读赖发洛《论语》英译本过程中,笔者发现译者所贯彻始终的翻译基本策略和具体翻译操作方法与其对汉语特点的认识、翻译理念的追求等息息相关,而这些又充分体现在该译本的“前言”(Preface)和“导语”(Introduction)中。例如,第3版“前言”(1935)仅一句话,告诉读者再次修订译文旨在使其“更接近于汉语原文”(bring it nearer to the Chinese)(Lyall,1935:vi)。值得一提的是,第2版“前言”(1925)不仅强调该版译文“比初版更加接近字词对应”(more nearly word for word than it

was in the first),而且指出汉语原文的两个特点:难懂(hard to understand)和多义(more than one interpretation),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易读的译文绝非“真实翻译”(true translation)(同上:v)。而篇幅稍长的“导语”写于1909年,一定意义上亦可看作初版的“前言”。这部分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孔子生平、《论语》的形成过程以及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又有春秋之前中国古代史简介,并谈到道家、墨家等思想。这些很大程度上也表明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认知和深入了解。

经过细读赖氏《论语》英译本发现,为了使译文与原文“更加接近字词对应”,译者尤其注重原文的遣词造句和形式结构,比如原文较为突出的数字小句的行文特点,译文往往采用类似排比的洗练短语、清晰而果断的语势,使原文的字词概念和句式语序尽可能在译文中再现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概而言之,赖发洛通过运用多种具体翻译操作方法,贯彻以“字词对应”为基础的、倾向直译的翻译策略,较为有效地践行了以质直求真为特色的“真实翻译”思想。赖氏追求的“真实翻译”尽管不同于几乎同时出现的、本杰明所倡导的旨在再现“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真正翻译”(real translation)思想,但两者又似乎至少在一点上是相似的:因为后者为了实现译文的透明性,也强调直译原文(literal rendering)的必要性(Benjamin,2004:21)。

基于以上对赖译本的研读和思考,笔者着手构建论文的基本框架,初步拟订如下一个写作提纲。论文大致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引言、赖发洛及其《论语》英译本、翻译基本策略和具体方法、译本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和结语。其中,翻译基本策略为倾向直译且以“字词对应”为基础,具体翻译方法分为为四种,即字词对应、语序一致,字词对应、语序变换,字词调整、语序一致和字词调整、语序变换;译本的不足以翻译目的论为参照分为三类:悖离目的性法则的翻译失误、悖离连贯性法则的翻译失误和悖离忠实性法则的翻译失误,对每类译误又根据译本的具体情况加以细分,便于更好的例证和评析。

3、撰写与修改

论文撰写是整个论文工作的最重要阶段,也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最多的阶段。论文初稿的撰写主要是基于以上拟订的提纲,虽然在写作过程中也碰到一些困难,但通过适当运用学习有关专业课程所掌握的知识,最终得到有效的解决。譬如,细读赖发洛《论语》英译本时,笔者做了大量的笔记,众多的例子和不同的想法着实令人难以取舍。根据所学专业知识及研究需要,决定围绕主题和材料价值来加以分类和取舍。此处通过一个具体的做法加以说明。基于四种具体翻译方法,自己首先为每一种方法挑选出典型的例句(暂不考虑译文的准确与否),然后抽样统计各类译文所占的大体比例,进而评判译文的整体风格特点。例如:

1. 字词对应语序一致: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第一”)

The Master said, Smooth words and fawning looks are seldom found with love.

2. 字词对应语序变换:

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第十一”)

Nor would they follow, said the Master, if told to kill their lord or father.

3. 字词调整语序一致: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第七”)

The Master’s manner was warm yet dignified. He was stern, but not fierce;humble, yet easy.

4. 字词调整语序变换:

子曰:“吾不如老农。”(“子路第十三”)

The Master said, An old husbandman knows more than I do.

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这四类译文所占整个译文的比例大致为:第一类超过五分之三,第二类比第三类略多,但两者皆不足五分之一,而第四类最少,远低于十分之一。这一结果较为有力地支持了笔者对赖译本的判断,即译者贯彻“字词对应”为基础的、倾向直译的翻译策略,旨在诠释“真实翻译”的理念。

再如,囿于极为有限的参考文献,且线索难觅,自己想到专业课程所学的“滚雪球”文献检索法,运用后发现助益很大,效果颇佳。这里仅以查询译者Leonard A. Lyall的汉语名字为例加以说明。最初从掌握的资料来看,译者英文名字叫Leonard A. Lyall,然后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在一篇关于《论语》英译史的文章中发现其汉语音译名为莱尔;接下来,通过利用该汉语音译名及其原名查得一篇论文谈及此人曾为海关洋员,进而在《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1854-1950年)》一书中找到其更为常用的中文名:赖发洛,以及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同时,还发现了译者的另一个中文名:兰雅。这样,通过对相关数据库再次就译者英文名和三个汉语名字进行逐一搜索,结果更为充分地表明赖发洛《论语》英译本的研究迄今尚付阙如。

关于修改文章,清梁章钜说:“百工冶器,必几经转换而后器成;我辈作文,亦必几经删润而后文成,其理一也。”(梁章钜,1973:1000)的确,要想写好论文,一个人必须在论文修改上下功夫。随着更多文献资料的查阅,笔者对论文初稿无论从遣词造句还是到篇章结构都进行了反复修改,既涉及到文中论点和论据的修正,也包括对所运用理论的调整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比如,论文初稿第四部分“译本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有段补充说明赖氏译本特色的文字,包括“淡化译语(英语)形合之法,如用‘,’代替‘;’或连接词以贴近源语(汉语);用词基本不用缩略形式”等内容。后经反复斟酌,尤其考虑到论文内容和观点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决定将该文字移至第二部分“赖发洛及其《论语》英译本”,用以说明赖译本的特色。

关于文中的理论运用,笔者借鉴专业课程所学知识,如理论的'工具性、理论运用和学术价值的关系等,通过比较不同翻译流派理论的特点,结合论文研究的内容和目的,最终决定选用翻译目的论来分类评鉴赖译本,并有效地揭示赖氏译本追求英语译文“更接近于汉语原文”、最大限度地实现以理想化“真实翻译”为标志的翻译目的。

4、文体和引用之规范

翻译研究论文属于学术论文的范畴,既需要体现学术论文的基本性质,又应当符合学术论文的规范要求。其中,符合文体和引用的规范是对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关于学术论文的文体,要求十分丰富,包括从语态到语气,从术语的运用到避免歧视用语等内容。如关于术语,不仅要意识到使用专业术语的必要性,也要注意语言精炼,尽量少用术语,更要避免歧义。鉴于此,笔者在撰写尤其修改赖译本研究论文时都进行了仔细参照和认真检验,对那些欠妥如口语化的表达甚至讹误之处,如对翻译目的论个别术语的误用,都逐一加以修正和改善。

引用的规范对撰写合格的翻译研究论文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就引用而言,文章切忌断章取义,并应关注引用的核实及可靠性。为了避免引用的断章取义,熟悉引用文字的上下文十分关键。自己清楚记得老师曾在专业课上要求学生课后做引用查证练习,其中就有查阅“学而优则仕”的上下文。通过查阅,自己发现该语源自《论语》的“子张第十九”篇,上文是“仕而优则学”,并惊奇地发现该语为子夏所说,而非孔子所言。显然,这样的查证很有利于对该语的全面理解和准确使用。在修改关于赖译本研究的论文时,笔者努力查实引文,确保引用的可靠性。比如,为了更好地理解赖发洛所追求的“真实翻译”的涵义,文中引入了本杰明的“真正翻译”思想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

为了查得“真正翻译”的出处,笔者在不同数据库中找到许多涉及该思想的论文,但基本上都是给出较为笼统的汉语解读,甚至还存在抵牾之处。为了更好地把握该思想,自己通过追根溯源,最终找到其原文具体出处,并发现本杰明这一思想与其“纯语言”哲学观密不可分,加深了对该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其实,为了引用的规范,本篇论文也是如此。譬如,上文引用了清朝学者梁章钜有关作文修改之语,最初找到的出处有二:《退庵论文》和《退庵随笔》,且没有出版社、具体页码等信息。通过多次搜索和查阅,笔者最终在《退庵随笔》第十九卷“学文”中查得原文,并通过阅读下文——有关欧阳修对《昼锦堂记》原稿起首两句的修改,更好地理解了引文,尤其是修改之于作文的重要性。

论文翻译研究

study和research都可表示“研究”,它们的区别:study偏向于学术研究,有深入研究的感觉。research偏向社会研究,社会调查。thesisthesis[θi:sis]n.1论题,命题,论点2论文,毕业(或学位)论文Paper指的是文章,可以是普通文章,也可以学术文章。Thesis就表示比较严肃的文章,是带有一定目的的,研究性的文章。学位论文,研究报告。Dissertation只是非常正式,古典的英语。应用的很少了,现在一般专指博士论文,或者研究所的重大研究项目报告

英语翻译论文写作方法

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翻译研究在横向的广度与纵向的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怎样写英语翻译论文呢?

1、选题及资料查阅

对任何一项学术研究活动来讲,选择合适的课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研究成果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笔者以翻译研究为主要研修方向,经过广泛阅读该领域的学术期刊论文和专著,较为熟悉国内外翻译研究的现状。加之入学伊始便在导师指引下从事中国典籍翻译研究,随着大量阅读和学习有关典籍英译及其研究的著述,自己对该领域尤其儒家经典《论语》的英译现象产生了兴趣,并逐渐进行较为深入的了解。

一般情况下,资料查阅在选题之前就已展开,因为资料是确定论文选题的重要依据,但其后的文献查阅工作更具重要意义。围绕《论语》英译这一现象,自己开始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和研读。初步调查和梳理发现,儒经《论语》的外译,始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完成于1594年(一说1593年)的拉丁文译本(马祖毅、任荣珍,2003:34),至今已逾四百年。而第一个《论语》英语全译本为柯大卫(David Collie)所译,作为《四书》(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的一部分于1828年在马六甲出版,距今也近乎两个世纪。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论语》英译本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多,除了较为集中于理雅各、翟林奈、韦利等所译的早期经典译本,也开始着手庞德、刘殿爵、安乐哲和罗思文(合译)等现当代译本的探讨。从手头掌握的资料来看,海外《论语》英语全译本已超过三十个。调查还发现,作为早期主要海外英语全译本之一,20世纪初就已出现的Leonard A. Lyall的《论语》英译本迄今鲜有研究,比如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未能搜寻到专门研讨该英译本的文章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由于材料新本身是学术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有理由初步将该译本作为自己撰写一篇翻译研究论文的研究对象。

通过对更多资料爬梳剔抉,笔者掌握了译者Leonard A. Lyall及其《论语》英语本的基本情况。譬如,Leonard Arthur Lyall中文名叫赖发洛,是英国汉学家。1886 年以海关洋员的身份来华,在华40余年。赖发洛《论语》英译本书名为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由位于伦敦的朗曼斯·格林公司(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在1909年9月初版刊行,并先后于1925年10月和1935年9月印行第2版和第3版。这里所采用的研究对象是第3版,全书不足130页(其中正文共计102页),是篇幅较为简短的《论语》英语全译本之一除了英译《论语》之外,他还分别翻译《中庸》(1927)和《孟子》(1932)两书并数次再版。1934年,他编著的现代世界丛书《中国》在伦敦出版,向西方介绍中国。然而,由于有关赖发洛《论语》英译本专门研究的学术论文迄今付诸阙如,因此决定将对该译本的文本细读作为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希望有所发现,或许为当下中华典籍外译及其相关研究提供些微借鉴和思考。

2、提纲构建

在研读赖发洛《论语》英译本过程中,笔者发现译者所贯彻始终的翻译基本策略和具体翻译操作方法与其对汉语特点的认识、翻译理念的追求等息息相关,而这些又充分体现在该译本的“前言”(Preface)和“导语”(Introduction)中。例如,第3版“前言”(1935)仅一句话,告诉读者再次修订译文旨在使其“更接近于汉语原文”(bring it nearer to the Chinese)(Lyall,1935:vi)。值得一提的是,第2版“前言”(1925)不仅强调该版译文“比初版更加接近字词对应”(more nearly word for word than it

was in the first),而且指出汉语原文的两个特点:难懂(hard to understand)和多义(more than one interpretation),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易读的译文绝非“真实翻译”(true translation)(同上:v)。而篇幅稍长的“导语”写于1909年,一定意义上亦可看作初版的“前言”。这部分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孔子生平、《论语》的形成过程以及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又有春秋之前中国古代史简介,并谈到道家、墨家等思想。这些很大程度上也表明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认知和深入了解。

经过细读赖氏《论语》英译本发现,为了使译文与原文“更加接近字词对应”,译者尤其注重原文的遣词造句和形式结构,比如原文较为突出的数字小句的行文特点,译文往往采用类似排比的洗练短语、清晰而果断的语势,使原文的字词概念和句式语序尽可能在译文中再现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概而言之,赖发洛通过运用多种具体翻译操作方法,贯彻以“字词对应”为基础的、倾向直译的翻译策略,较为有效地践行了以质直求真为特色的“真实翻译”思想。赖氏追求的“真实翻译”尽管不同于几乎同时出现的、本杰明所倡导的旨在再现“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真正翻译”(real translation)思想,但两者又似乎至少在一点上是相似的:因为后者为了实现译文的透明性,也强调直译原文(literal rendering)的必要性(Benjamin,2004:21)。

基于以上对赖译本的研读和思考,笔者着手构建论文的基本框架,初步拟订如下一个写作提纲。论文大致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引言、赖发洛及其《论语》英译本、翻译基本策略和具体方法、译本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和结语。其中,翻译基本策略为倾向直译且以“字词对应”为基础,具体翻译方法分为为四种,即字词对应、语序一致,字词对应、语序变换,字词调整、语序一致和字词调整、语序变换;译本的不足以翻译目的论为参照分为三类:悖离目的性法则的翻译失误、悖离连贯性法则的翻译失误和悖离忠实性法则的翻译失误,对每类译误又根据译本的具体情况加以细分,便于更好的例证和评析。

3、撰写与修改

论文撰写是整个论文工作的最重要阶段,也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最多的阶段。论文初稿的撰写主要是基于以上拟订的提纲,虽然在写作过程中也碰到一些困难,但通过适当运用学习有关专业课程所掌握的知识,最终得到有效的解决。譬如,细读赖发洛《论语》英译本时,笔者做了大量的笔记,众多的例子和不同的想法着实令人难以取舍。根据所学专业知识及研究需要,决定围绕主题和材料价值来加以分类和取舍。此处通过一个具体的做法加以说明。基于四种具体翻译方法,自己首先为每一种方法挑选出典型的例句(暂不考虑译文的准确与否),然后抽样统计各类译文所占的大体比例,进而评判译文的整体风格特点。例如:

1. 字词对应语序一致: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第一”)

The Master said, Smooth words and fawning looks are seldom found with love.

2. 字词对应语序变换:

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第十一”)

Nor would they follow, said the Master, if told to kill their lord or father.

3. 字词调整语序一致: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第七”)

The Master’s manner was warm yet dignified. He was stern, but not fierce;humble, yet easy.

4. 字词调整语序变换:

子曰:“吾不如老农。”(“子路第十三”)

The Master said, An old husbandman knows more than I do.

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这四类译文所占整个译文的比例大致为:第一类超过五分之三,第二类比第三类略多,但两者皆不足五分之一,而第四类最少,远低于十分之一。这一结果较为有力地支持了笔者对赖译本的判断,即译者贯彻“字词对应”为基础的、倾向直译的翻译策略,旨在诠释“真实翻译”的理念。

再如,囿于极为有限的参考文献,且线索难觅,自己想到专业课程所学的“滚雪球”文献检索法,运用后发现助益很大,效果颇佳。这里仅以查询译者Leonard A. Lyall的汉语名字为例加以说明。最初从掌握的资料来看,译者英文名字叫Leonard A. Lyall,然后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在一篇关于《论语》英译史的文章中发现其汉语音译名为莱尔;接下来,通过利用该汉语音译名及其原名查得一篇论文谈及此人曾为海关洋员,进而在《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1854-1950年)》一书中找到其更为常用的中文名:赖发洛,以及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同时,还发现了译者的另一个中文名:兰雅。这样,通过对相关数据库再次就译者英文名和三个汉语名字进行逐一搜索,结果更为充分地表明赖发洛《论语》英译本的研究迄今尚付阙如。

关于修改文章,清梁章钜说:“百工冶器,必几经转换而后器成;我辈作文,亦必几经删润而后文成,其理一也。”(梁章钜,1973:1000)的确,要想写好论文,一个人必须在论文修改上下功夫。随着更多文献资料的查阅,笔者对论文初稿无论从遣词造句还是到篇章结构都进行了反复修改,既涉及到文中论点和论据的修正,也包括对所运用理论的调整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比如,论文初稿第四部分“译本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有段补充说明赖氏译本特色的文字,包括“淡化译语(英语)形合之法,如用‘,’代替‘;’或连接词以贴近源语(汉语);用词基本不用缩略形式”等内容。后经反复斟酌,尤其考虑到论文内容和观点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决定将该文字移至第二部分“赖发洛及其《论语》英译本”,用以说明赖译本的特色。

关于文中的理论运用,笔者借鉴专业课程所学知识,如理论的'工具性、理论运用和学术价值的关系等,通过比较不同翻译流派理论的特点,结合论文研究的内容和目的,最终决定选用翻译目的论来分类评鉴赖译本,并有效地揭示赖氏译本追求英语译文“更接近于汉语原文”、最大限度地实现以理想化“真实翻译”为标志的翻译目的。

4、文体和引用之规范

翻译研究论文属于学术论文的范畴,既需要体现学术论文的基本性质,又应当符合学术论文的规范要求。其中,符合文体和引用的规范是对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关于学术论文的文体,要求十分丰富,包括从语态到语气,从术语的运用到避免歧视用语等内容。如关于术语,不仅要意识到使用专业术语的必要性,也要注意语言精炼,尽量少用术语,更要避免歧义。鉴于此,笔者在撰写尤其修改赖译本研究论文时都进行了仔细参照和认真检验,对那些欠妥如口语化的表达甚至讹误之处,如对翻译目的论个别术语的误用,都逐一加以修正和改善。

引用的规范对撰写合格的翻译研究论文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就引用而言,文章切忌断章取义,并应关注引用的核实及可靠性。为了避免引用的断章取义,熟悉引用文字的上下文十分关键。自己清楚记得老师曾在专业课上要求学生课后做引用查证练习,其中就有查阅“学而优则仕”的上下文。通过查阅,自己发现该语源自《论语》的“子张第十九”篇,上文是“仕而优则学”,并惊奇地发现该语为子夏所说,而非孔子所言。显然,这样的查证很有利于对该语的全面理解和准确使用。在修改关于赖译本研究的论文时,笔者努力查实引文,确保引用的可靠性。比如,为了更好地理解赖发洛所追求的“真实翻译”的涵义,文中引入了本杰明的“真正翻译”思想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

为了查得“真正翻译”的出处,笔者在不同数据库中找到许多涉及该思想的论文,但基本上都是给出较为笼统的汉语解读,甚至还存在抵牾之处。为了更好地把握该思想,自己通过追根溯源,最终找到其原文具体出处,并发现本杰明这一思想与其“纯语言”哲学观密不可分,加深了对该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其实,为了引用的规范,本篇论文也是如此。譬如,上文引用了清朝学者梁章钜有关作文修改之语,最初找到的出处有二:《退庵论文》和《退庵随笔》,且没有出版社、具体页码等信息。通过多次搜索和查阅,笔者最终在《退庵随笔》第十九卷“学文”中查得原文,并通过阅读下文——有关欧阳修对《昼锦堂记》原稿起首两句的修改,更好地理解了引文,尤其是修改之于作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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