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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经典美术教育思想之基本内容及对后世之影响 论文关键词：先秦时代 美术教育的雏形 六艺 孔子 信而好古 美术教育思想基础 论文摘要：先秦经典美术当始于原始文明时代，其形象朴拙生动，其影响披泽后世。至于西周咸康之世，六艺已经做为教学的基本内容：礼、乐、御、书、数。“信而好古”的观念，通过艺术理论反映出来，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基础，成为重要的美术教育理论思想和原则。先秦经典美术思想对于后世之影响，宏观且具体而微，盖无限深远矣。 先秦经典美术当始于原始文明时代，其形象朴拙生动，其影响披泽后世。 至今，甘肃贺兰山岩壁上仍遗留有大量的血红色岩画，历万千年而色泽如新， 栩 栩 如生。表现了先民狩猎、祭祀、契约、爱情等真实的远古人类生活场景，和他们对于自然的朴素的敬畏与诠释，先民之情感思想存焉。这些原始文明时代的岩画，线条简约、流畅、质朴、生动、画面表现力感染力强烈，无疑当视为价值极高的艺术品。乃迄今中国境内现存的最原始的美术作品之一，其刻画笔触令我们啧啧称道，知悟甚多。 近代以来，经考古发掘亦获属于原始时代的文物不少。较为典型的类别有陶和玉器（新时代时期）出土时，已年逾五千。这些文物，以时代和地域分类，就有了规律性的样式，主要表现在造型和纹样上。如庙底沟类型陶中的花瓣纹，马宗室文化陶中的涡线纹，均有明显的特征。这就说明，其中蕴含有一的文化观念，也有造型规律性，必然也是一种工艺样式传承的结果。那么，其工艺样式传承的途径而言，自然是原始美术教育的雏形。这是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成为工艺匠作系列的美术教育基本形态。 先民对于玉的尊崇情结，发展至于将原始玉器作为礼器，对于工艺样式有严格的规范性恒定性，玉璧、玉 琮 、玉璜、玉缺等，莫不恒定有仪，是为代表作品。 然后中国文明礼制日臻成熟，到了周代，几乎一切器物形制，尽被礼仪典章制度囊括之，包括形式、纹样、色彩、材质、尺度等，均作了工艺样式上的详尽规定，把它们均纳入中国文明的基本表象范畴，以宗旨“文物昭德”。 《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劝谏国君，言辞大意是：作人君的应该发扬美德，避免违背礼制的过失。来给群臣作榜样。要从行为举止，饮食起居，佩饰旗色诸方面遵制合度，使百官内心警戒。 礼仪典章制度的规范，成为先秦 工艺样式传承为主的百工美术教育最基本的要求，其具体内容见于《考工记》。 五帝时代，中国古代已设立学校。至于西周咸康之世，六艺已经做为教学的基本内容：礼、乐、御、书、数，是也，说明学校教育制度业已完备。 六艺中最主要的内容是礼、乐。 礼是尊卑等级名份的规范，并通过相应的礼仪制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以工艺样式传承为主的先秦百工美术教育，所遵循的礼仪典章制度即系于此。《论证•阳货》云：“子曰，礼之礼之，玉帛之乎哉！乐之乐之，钟鼓之乎哉！”正所谓如《乐记•乐论》云“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礼、乐是先秦文明教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礼是外在的规定，乐是通过钟鼓歌舞，五音八声，来陶冶内心，以通伦理。 “六艺”教育中的乐教，主旨在于以乐风德，同时也是主要的艺术教育形式，对于艺术，艺术品味等素养的造就有重要作用。乐的内容包括音乐，歌舞等，是中国古代艺术中成熟的最早的门类。乐教在先秦时代已经发展得很完善，在先秦教育中占主导地位。由于艺术形式和性质不同，乐教与美术教育没有直接关系，但乐教对于艺术规律的'揭示和艺术素养的培养，以及对雅俗正邪艺术品格区别的强调，以及对于后世艺术教育均有广泛的影响。从孔子“闻韵乐而三月不识肉味”，“诗”有“风”、“雅”之别，到后世文人以琴棋书画为一体，精博通达则为雅的标准，也都可以说明“六艺”与美术思想的关系。 “六艺”中与美术教育有重要关联者为“书”。 “书”的教学内容包括文字的认识与书写。由于汉字特殊的形象和意态特征，以及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位置，故识读和书写对于中国视觉文化习惯的形成，具有根本性的教化作用，因此，“六艺”中“书”的教学，对于中国古代美术教育的意义非常深远。 而且“六书”中的其中二种造字的方法：象形，指事，基本上就是指物作画，不过是简单的象征意义的画罢了。 殷商甲骨文单字近五千个，殷商时期，对于文字识读和书写的传授和教学，在王室贵族和巫史阶层中以一定规模进行，是可能而且必需的。有一件殷商甲骨，重复五行契刻甲子十干支名。其中一行字形明显地书刻熟练，而其余四行刻划生拙，笔划错落几不成字。这清楚地说明这件甲骨即可能是书契示范和练习的遗物，可视为古代美术教育历史的遗物和实证。《说文解字》称：“周室文太史liu，著大篆十五篇，与古人或异。”这部《史liu篇》是所知最早的识读书写教材之一。其书虽不传，但大篆liu书这种字体，可以从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等周室重器铭文以及石鼓文中见其大概。张怀懽《书断》称liu书“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宣王田猎所作。”文字内容具体，时间准确。字体较前甲骨文有所变化。这也翔实地证明古代书法美术教育的具体内容以及其延续性影响。 《礼记》则记载了以“六艺”为主要内容的一般教育程序：“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为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郑玄注云：“肆，习也。谅，信也。请习简谓所书篇数也。请习信谓应对之言也。”可知当时“六艺”教育中，文字的识读，书写，以及文辞表达的修习，是在学童十岁时，延请老师来进行的。 公元前770年，东迁虽邑，春秋始。越三百年进入战国时代。周室既衰，西周完备的宫学教育体制逐渐颓废，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宫廷中主持乐礼的祝失乐师和言学中教授“六艺”的老师四散流出，促成了各地私学的兴起。同时，招贤纳士百家争鸣的风尚，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充分发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尚礼好古，以经典为宗的教育理论。 《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凡古训，古典，古雅，古义，古意，古风之谓，不惟在时间上追溯仰慕古人，更重要的是强调其典则经典，肃正，典雅，雅正的品格，并归乎于礼。孔子“信而好古”之古，要义在此。孔子的这一教育理论，传播渗透至于中国古代美术教育理论中，成为重要的美术教育理论思想和原则。 汉代王允《论衡》曰：“画之好画上代之人。”有信而好古的文化理想。商周鼎彝之铭文，始皇泰山之勤石，皆为万世洪钟，意在传诸久远，其时固然自尊，今日唯见高远。欧阳修云：“古画画意不画形”，乃借“古”以树立品格典范。后世论画论书，凡所鉴评，古雅，古邈，古香，古风，古意，俱为上品。 这种信而好古的观念，通过艺术理论反映出来，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基础，并通过遵循典章仪轨， 摹 拓临写样范法帖和粉本白画等美术教育途径，来达到师授传习的教育目的。无论百工伎匠，宫廷画师，轩冕贵胄，士子文人，莫不以模范经典为入手法门，以贯通于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成为最基本的原则和最普遍的观念。 先秦教育思想大化而之，至于美术领域，具体表现内容物象万端。先秦经典美术思想对于后世之影响，宏观且具体而微，盖无限深远矣。 参考文献 ： [1]李永林：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纲。先秦典章仪轨规范下的美术教育论文相关查阅： 毕业论文范文 、 计算机毕业论文 、 毕业论文格式 、 行政管理论文 、 毕业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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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巅峰，宋代的山水画也逐渐发展成熟，形成了许多具有生态意蕴的生态文本，在这些生态文本中，自然山水，人与自然，艺术与生命之间形成了对生性中和，共生性中和，和整生性中和，进而构成了宋元山水画的生态大和。 关键词：宋元山水;生态美蕴;共生之美;整生之美 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巅峰时期，而描绘自然情怀又是中国画的重要母题之一，从宋代开始中国山水画开始逐渐发展成熟，并体现出了极其深厚的文化精神内涵和哲学底蕴。中国人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描述，把自己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而艺术作为“天地之和”的产物，首先就是天地间万物和谐共生的反映，是宇宙广大和谐生命的缩影，作者通过艺术作品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进而体现出生态中和之韵味，从而形成了山水画这个不断生长的生态文本，在这个生态文本中，自然山水，人与自然，艺术与生命之间形成了对生性中和，共生性中和，和整生性中和，儒家与道家和禅宗的思想也在其中耦合发展，构成了生态大和，深刻地影响着宋元山水画独有的生态审美意蕴。 一、宋元山水画生成背景 早在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中最早的山水画就已经出现了，文中写道：“山有面，则背向有影，可令庆云西而吐于东方……西去山，别详其远近……”这些文字便体现出了山水的特有样貌。在之后，艺术家宗炳在山水画论《画山水序》中阐明的山水与道的关系，也为中国的山水画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从而影响了后代山水绘画的趋势与山水画的特征。之后，王微创作的山水绘画理论著作《叙画》，点明了传统山水画不是地理绘图，而是为了进一步表达文人与画家们真情实感。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出现，使中国古代文人画家们的创作开始逐步深入，并且开始注意到山水画的内在的表现效果。从宋代开始，传统的山水画已经开始达到了顶峰时期，这一阶段的官僚与皇室贵族士大夫阶级都开始关注与沉醉于山水画的创作。传统的山水画在宫殿与贵族厅堂中几乎到处都可见，并且也有一些小尺幅的山水画作品出现在案头与家中。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文化与艺术的重视与钟爱程度日益加深，很多人为了体验自然万物的美好，常常亲身投入自然当中，去体验大自然的美妙与万物的灵性，并为此创作了大量的精品山水画作品，从而便开启了宋代这个山水绘画最为繁盛的时期。 二、宋元山水的生态之美 在宋元山水画中处处都渗透着无限的生态之美，天地山川，花鸟树木，都在画家的秒笔下呈现出气韵生动、虚实结合、缥渺致远的生态景致，而山水画作品便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山水风景画。中国传统的生态山水作品从来都是秉承着“师法自然”的创作准则，徜徉于天地万物之间，品味着自然天地的美好，并将创作者内心的感情寄托于山水之中，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的山水画作品。 由于南北地貌气候条件的差异，反映在山水绘画中就呈现出不同的生态意向：在北方的山水场景中多峻岭与巨石、悬瀑与峭壁。在艺术创作与山水画描绘中石头菱角分明，树木褐色参天，山峦起伏，笔法刚劲有力。正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描绘到的“西北之山多浑厚，天地非为西北偏也。西北之地极高，水源之所出，以冈陇臃肿之所埋，故其地厚，其水深，其山多堆阜盘礴而连延不断于千里之外。介丘有顶而迤逦拔萃于四逵之野。如嵩山少室，非不拔也，如嵩少类者鲜尔，纵有峭拔者，亦多出地中而非地上也”。可见，北方的山水人文特征大体上给人以一种雄伟、壮观、粗犷、凌厉的生态美感。而南方的山水地貌却有着别样的风貌，南方峰峦叠起，雾霭繁花，江河复苏，画中用笔多温和细致，线条平缓朦胧。从山水画意上更突显出天真淡泊，宁静致远，婉丽和谐。董源作为南方山水画派的开山之祖，作品多描写江南之景，在他的作品《潇湘图》中，山峦起伏平缓，山脚林木扶疏，郁郁葱葱，水波不兴。整幅画作清新秀丽，雅致和谐，这便是典型的江南之景。因此，南方的山水作品给人一种平淡天真、秀雅温柔的生态美感。南北方的山水画作在审美特征和意态状貌上形成了深层次的对生之美，也进一步构成了生态中和之美。 三、人与自然中和的共生之美 宋时有名的艺术家们常常过着隐居山林的生活，这也对他们的绘画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艺术家们倾心于传统山水画的创作，使宋代的山水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历史成就，进而形成了人与自然中和之美。 纵观宋代山水画作品，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与内涵，但人物往往不占主导地位或根本没有在画作中出现，可这并不能说明人只是山水画创作中的衬托部分，而是进一步表达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审美情境。这并不是刻意的表现自然或人文，而是“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三国魏・王弼：《老子注・第五章》）在这期间，人作为自然万物的一部分理应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万物，这样才能使人与自然的精神达到和谐与统一，并且使人与自然相互促进发展，进而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生境。在艺术创造中，人与自然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中和的共生发展。在“天人合一”的道家观点中，人与自然是合二为一的，人融入自然万物的同时，也使本心回归自然当中。米友仁云：“画之为说，心画也”。在文人的艺术创作中，人与自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与自然息息相关的生命存在。所以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不是人对于自然的掌控，而是自然与生命交融的过程。宋代艺术家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他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认真留意体味自然万物，抓住山水的细微特点，精妙的表达出直接内心的真情实感，最终达到 “中得心源”的艺术境界，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这不仅是对艺术家们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欣赏者们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与艺术家产生共鸣的巧妙途径，这是一种对生性中和，在这种生态的中和中体现出画作之传神。因此在宋代，人们将传“神作”为创作中的最高要求，此处的传神之作便是人与自然中和构成的美的整体。例如，宋代著名山水画家范宽创作的《溪山行旅图》，在整幅画采用全景式构图，上有天，下有地，树木高低错落。从外部看，高耸的山峰，飞泻的瀑布，山丘与亭台，和若隐若现的溪流，这些创作元素都在范宽的笔下被生动的描摹出来。这些线条不仅表达出作者体味到的山水美蕴，也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情感意蕴。这中的天地万物，与儒家“礼”的思想不谋而合，体现出儒家的伦理纲常。这幅画表面上似乎描绘的是关陕地区的自然风光，但是我们在当地却未曾发现与画中类似的景象，可见这是范宽对这一地区山水意象总结与提炼，其实这也更是作者对自己内心中自然的浓缩，整部作品展现出宋代山水画作品可游可居的高深境界，表现出山水之间的中和美，体现人与自然共生的情境，形成最具美感的生态意境。 四、艺术与生命“气韵生动”的整生之美 宋代的传统山水画意境幽深，在画中往往通过刚柔、动静、远近、虚实等技法，展现出自然生态与生命律动相契合的生态艺术作品，从而显示出人的生命与自然生态相融合后所体现出的自然整生之美。 中国绘画的第一准则便是“气韵生动”，在山水画的创作中正是体现出了这种自然生态审美智慧。正像曾繁仁先生所说的：“国画‘气韵生动’的重要美学原则是将大自然作为有生命的灵性之物加以描绘的。”并且此时的艺术作品不是独立的生命体现，而是自然生命之整体蕴含。在对自然生命的整体观照中，人之生命融合于自然万物生命中，并且人之生命与自然生命融合的同时，人之生命得到了进化与升华。在生态审美艺术作品中，作者追求的是自然生命的整体和谐之美，艺术家把山水自然视为一大生命。生命万物彼此相连，相互需要，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正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说：“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山川、草木、云霞全都是自然万物生命整体的组成部分，在这万物的生命整体之中，各个部分和谐共生，焕发出别样的生机与活力。 总之，宋元山水画虽是艺术的，但也是生命的，宋元山水画将人与自然和艺术连接起来，用艺术的手法，表现自然万物的美的同时，表达出艺术家关于生命的感悟与人生的追求。在中国画论中，绘画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想的诗意表达，更是宇宙和谐生命系统的一部分。艺术家以中和为美，致力于表现的是宇宙生命的广大和谐。在构图、笔墨等作品构成的形式方面也渗透着浓郁的生态意识。它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在方寸间，感知万物，感悟生命，纵情于山水之中，表达人们对自然生命的崇敬;同时也让人们留恋与山水性情，体味生命的情趣，让人突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将人与大自然万物真正的融合起来，只有这样，山水画的创作才能超越人类审美的想象，和大自然和谐共生达到全新的艺术境界。进而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艺术与生命合二为一的整生生态审美境界。 在宋元山水的世界里，山水画家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却又融合着道禅思想。人们感受到使心灵深沉、静默的和无限的自然汇合在一起的巨大力量，就像倪云林的一山、一水、一丘、一壑，简之又简、确实自然最深最厚的形状，纵然天地毁灭，此山此水精神不灭，这便是生态的永恒。山水之间融汇了一条回家的路，在当今社会中，人们若想再建美学传统，更要回归中国古典山水美学中的美妙意境。中国人看山看水其实就是在看我们自己的人生，山水中的自然是一个让人心驰神往的自然，也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永恒的精神家园。如今的人们依然向往山林悠壑，依然渴望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所以宋元山水所蕴含的主客体共生的中和神韵也就显得特别的深厚，所显示的中华文化气韵也就特别深长。 参考文献： [1]周积寅.《中国历代画论》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7 [2]夏晓春.《论中国画意境审美动态》《装饰》.2004年3期 [3]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3月 [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5]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6]袁鼎生.《超循环生态方法论》科学出版社 [7]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8]邵金峰.《中国画论中生态审美智慧研究》 [9]杨建 康琼.《论中国山水画的生态美蕴》美术天地 [10]连晓红.《试谈老庄沂弊裸星翔寸中国山水画意境的影响》美术大观2007（3）12 [11]张子程.《论中国古典山水画之生态美蕴》绘画美学
一是书院提倡日常教学与学术研究的结合，崇尚学术争鸣。这不仅深化了日常教学内容，同时也推动了各种学术观点的交流与传播。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最好的佐证。1175年，代表不同学术观点的朱熹、陆九渊等人相逢于江西鹅湖，交流学术观点。陆九渊讽刺朱学“支离”.致使“元晦失色”;朱熹则反驳陆学不重读书的“发明本心”，有流入“空虚”之嫌。双方观点虽极不相同，但并不影响两人的学术友谊。此后，双方交往如故。后来，朱熹在主持白鹿洞书院后还曾经主动邀请陆九渊上山讲学，陆九渊则欣然前往。陆九渊的演讲题目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由于他所讲内容言辞恳切，语言生动，切中学生的内心世界，不少学生被感动得当场流泪。朱熹对此番演讲也颇为赞赏，特意把陆九渊这一演讲内容刻石留念。其二是，书院学生自修为主，教师答疑为辅，重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由于书院大多都有藏书楼，所以，学生在自修时有足够的参考文献。书院学生在自修的同时也从事学术研究，完成的论文或著述由书院负责出资刻印。书院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的职业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富有创造性的一种教育制度。
1、程朱理学产生并占据教育的主导地位。2、基本教材是“四书五经”。3、书院盛行，有六大著名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模式，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由于它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因此能够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又能够吸收私学的优势。书院出现后，就与官学、私学并驾齐驱，对中国古代的思想传播，学术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本文主要介绍中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历程，以及总结其中的规律。
“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朝，不过当时的书院并非是讲学的地方。当时主要有两种书院，一种是官方设立的书院，主要用于收集、整理、校勘图书的地方，如丽正修书院和集贤殿书院。另外一种是个人读书的地方，这样的书院很多，许多文人都有自己的书院，类似今天的书房、书楼。受到禅宗“禅定”、“安静而止息杂虑”思想的影响，这些私人书院主要建设在风景优美，环境清幽之地，以便个人潜心研读。唐诗中就有许多书院的名称和描写，如刘眘虚的《阙题》就描写了个人的书堂：
到了唐朝后期，私人书院的功能开始发生转变，逐渐从个人的书堂演变为师徒讲学的场所。这和唐朝的社会大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不断严重起来，唐节度使之间攻伐不断，加上政治腐化、官宦专政，文化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所谓“天下无道则隐”，在乱世，许多士人开始隐退山林，建屋藏书，研究学问，并聚徒讲学。如此，拥有教育功能的书院就产生了。在当时这种新书院的数量还不算多，典章制度也不成熟，在性质上还是属于私学，和孔子聚徒讲学差不多。
宋朝时期，实现了局部的统一，社会较为安定。但是，北宋并未大规模发展教育事业，而是单方面发展科举制度，扩大科举的录取名额。这导致了两个现象的产生，一是官学没有得到复兴；二是士人的求学积极性更高。如此，就推动了私学的繁荣，于是书院就发展到了繁荣的阶段。在北宋中期，国家开始重视教育，大规模兴办官学，对书院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一些书院衰落了。不过书院的繁荣去世没有中断，还新建的许多书院。北宋时期著名的书院有九江白鹿洞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商丘应天府书院、洛阳嵩阳书院、衡阳石鼓书院、南京茅山书院等。
南宋时期，国子监、太学、州县的学校都陆续恢复建立。但官学的教育水平难以提升，士人“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文具。”他们很多投入书院门下。同时，到了南宋，理学已经发展成熟，出现了许多学派，如朱熹的闽学、张栻的湖湘学、以陆九渊的心学、陈亮的永康之学、叶适的永嘉之学、吕祖谦的婺学等。各大学派纷纷在书院进行讲学，宣传自己的主张，大大提高了书院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书院对学子的吸引力。南宋时期的四大著名书院是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象山书院和丽泽书院。
宋朝的书院不仅数量庞大，名声显赫，而且还形成比较成熟的规章制度。如在管理上，设置了山长、洞主、院长、堂长等职，负责书院管理和教学工作。书院的教学理念也已经形成。如朱熹在在白鹿洞书院颁布了《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了书院的宗旨，影响深远。
另外，该时期的书院开始被纳入了官学的体系。首先，国家也十分支持书院的发展，设置了“学田”用来作为书院的经费。如此，许多书院就成为了官方控制的教育机构。第二，部分书院的主人将书院捐赠给国家，以谋求一官半职，这样一些书院就成为了官方的书院。实际上，各个书院所的讲的内容基本都是儒家的经典，因此书院所宣传的思想和官方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这也就是书院官学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岳麓书院
元朝时期，忽必烈等对书院采取了保护政策，使得书院继续保持繁荣的局面。根据统计，元朝的书院有408所，其中新建的有134所，其中代表为太极书院。在对书院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加强了书院的控制，主要表现于三大方面：一是官方任命书院的主要职位，其考核也必须经过官方；第二，学生的来源，以及去向，被国家控制，并且纳入了科举体系；第三，加大对“学田”的授予，加强了书院对官方的依赖性。元朝的书院的教学内容也主要是理学，这和元朝将理学封为官方学问是关联的。
明朝前期的130年间，书院教育出现了衰落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有：一，明朝官方加强了对思想的控制，屡兴文字狱，造成了民间学术活动凋零；第二，明朝加强了官学和科举制度的建设，使之成为一个十分严密的体系。明朝还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如此文人想进入仕途就必须通过官学。第三，明朝统治者不重视、不提倡、不鼓励书院教育，如白鹿洞书院在元末毁于战火，一直到1438年才重建，荒废了87年。当然，明朝前期书院的数量还是在不断增加，只是书院的学术水平已经大大下降了。
明朝后期，书院教育又复兴了起来。其主要的原因有如下：第一，明朝政治腐败，宦官专权，许多士大夫便设立书院议政国事。这也导致该时期的书院有特别强的政治色彩。第二，由于长期坚持八股取士，导致科举制走向了僵化。加上政治腐败，官学也被腐化了，其治学水平严重下滑。许多士人只是将官学作为取得考试资格的途径。第三，明朝后期的湛若水、王阳明等学者大力倡导、兴办书院。明朝时期书院最繁荣的时代是嘉靖时期和万历时期。
但是明朝的书院并未真正得到健康的发展，其命运十分曲折。在明朝后期，出现了四次禁毁书院的事情：第一次是1537年下令毁掉湛若水创立的书院；第二次是1538年“毁天下书院”；第三次是1579年张居正“诏毁天下书院”；第四次是1625年“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许多书院都被当做东林党讲学之地而被毁灭了。这四次毁灭书院的行为，是明朝加强思想控制的表现，这体现出在君主专制不断强化的时代，民间的思想也被束缚得越严格。
无锡东林书院
清朝时期，书院的发展也是比较曲折的。在初期（1644年—1661年），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并未稳定，因此对私学的控制十分严格，严格创建书院。当然，白鹿洞、鹅湖、白鹭洲、石鼓等著名的书院得到恢复的允许。康熙年间到雍正初年（1662—1722年），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固。为了笼络汉族文人，清朝在文化上采取了怀柔措施，鼓励书院的修复和兴办。于是全国各地兴起了兴办书院的热潮。从雍正后期到鸦片战争之前，清朝一方面鼓励书院的创设，一方面又加强对书院的控制和管理，并将之纳入官学体系。
清朝中期的书院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讲授理学为主的；第二类是进行了科举考试培训的；第三类是“经世致用”的各们学科的，类似于现在的专业技术学院；第四类是讲授经史词章的，类似于文学院、史学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第四类，代表有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书院分类的出现，说明了私学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这清朝学术较为发达的一个原因。不过总体而言，清朝的私学是被官方控制的，其学问难以脱离传统儒学的藩篱。到了晚清之后，受到新式学堂的冲击，传统的书院终于走向了没落。
唐宋时期中国书院兴盛的时候，西欧国家也出现了中世纪的大学。他们有着一些相似的地方，如兴起都和商品经济有关，最初的都是私人创办的，对当时的官学垄断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但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的大学逐渐成为了社会的最高学学府，而书院却沦为了科举考试的附庸。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是传统的专制国家，对私学的控制十分严格；而西欧国家的大学学术活动相对自由，它们最初是得到教会的认可而创办的，但是却成为了反教会思想的中心，是“文艺复兴”的阵地。社会允许“百家争鸣”，才会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第一、书院的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
书院的经费，得到官府的资助也依靠民间自己筹集，主要靠学田供给。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在南宋先后三次由官府增置学田。第一次在淳熙七年(1180年)，始置学田870亩；第二次在淳熙十年(1183年)，置办700亩；第三次在嘉定十四年(1221年)，置办学田300亩。书院总共拥有学田1870亩。岳麓书院在绍熙五年(1194年)，官府一次就拨给学田50顷，书院学生日给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
第二、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管理体制日趋完备。
宋代书院的最高首脑称为山长、洞主或洞长。山长既是主要的教学者，又是最高的管理者，并且往往都由著名的学者来担任。北宋的书院除了山长之外，其他教学管理辅助人员的设置很少。南宋书院，随着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书院内部设施的日益增多，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设置也相应增加。
第三、书院实行开放式的教学和研究。
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例如朱熹的学生黄干在白鹿洞书院讲《易经》乾坤二卦，山南山北的人士都来听讲。白鹿洞书院后来还拨出一笔专款，用来接待四方来求学的人，并有专人负责招待。
扩展资料
宋代书院历史：
北宋初年，私人讲学的书院大量产生。陆续出现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嵩阳、石鼓、茅山、象山等书院。其中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嵩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到仁宗末年，北宋前期较有影响的书院全部消失。熙宁四年（1071）朝廷直接向州学派出教授，以削弱书院和县学。七年将有教授的州中书院并入州学。
南宋初期，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开始修复书院，并成为学派活动基地及讲学的场所。理宗（1224～1264）即位后，将理学定为正统学说，书院教育成为朱熹等理学大师的遗产被官府继承。景定元年（1260）起，正式通过科举考试或从太学毕业的官员才能成为每个州的书院山长，朝廷借此控制书院。
数字并不是阿拉伯人发明创造的，而是发源于古印度。数字后来被阿拉伯人用于经商而掌握，经改进，并传到了西方。西方人由于首先接触到阿拉伯人使用过这些数据，便误以为是他们发明的，所以便将这些title数字称为阿拉伯数字，造成了这一历史的误会。后来，随着在世界各地的普遍传播，大家都都认同了"阿拉伯数字"这个说法，使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都误认为是阿拉伯人发明的数字，实际上是阿拉伯人最早开始广泛使用数字。传到欧洲后，欧洲人非常喜爱这套方便适用的记数符号，尽管后来人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由于习惯了，就一直没有改正过来。数字是古代印度人在生产和实践中逐步创造出来的。在古代印度，进行城市建设时需要设计和规划，进行祭祀时需要计算日月星辰的运行，于是，数学计算就产生了。大约在公元前3000多年，印度河流域居民的数字就比较先进，而且采用了十进位的计算方法。到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出现了整套的数字，但在各地区的写法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婆罗门式:这一组数字在当时是比较常用的。它的特点是从"1"到"9"每个数都有专字。现代数字就是由这一组数字演化而来。在这一组数字中，还没有出现"0"(零)的符号。"0"这个数字是到了笈多王朝(公元320-550年)时期才出现的。公元四世纪完成的数学著作《太阳手册》中，已使用"0"的符号，当时只是实心小圆点"·"。后来，小圆点演化成为小圆圈"0"。这样，一套从"1"到"0"的数字就趋于完善了。这是古代印度人民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古印度发明的数字首先传到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等印度的近邻国家。
1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在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中，中国数学持续繁荣时期最为长久。从公元前后至公元14世纪，中国古典数学先后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即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元时期，并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 与以证明定理为中心的希腊古典数学不同，中国古代数学是以创造算法特别是各种解方程的算法为主线。从线性方程组到高次多项式方程，乃至不定方程，中国古代数学家创造了一系列先进的算法(中国数学家称之为“术”)，他们用这些算法去求解相应类型的代数方程，从而解决导致这些方程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和实际问题。特别是，几何问题也归结为代数方程，然后用程式化的算法来求解。因此，中国古代数学具有明显的算法化、机械化的特征。以下择要举例说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这种特征。 1.1 线性方程组与“方程术”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九章算术》(约公元前2世纪)卷8的“方程术”，是解线性方程组的算法。以该卷第1题为例，用现代符号表述，该问题相当于解一个三元一次方程组： 3x+2y+z＝39 2x+3y+z＝34 x+2y+3z＝26 《九章》没有表示未知数的符号，而是用算筹将x�y�z的系数和常数项排列成一个(长)方阵： 1 2 3 2 3 2 3 1 1 26 34 39 “方程术”的关键算法叫“遍乘直除”，在本例中演算程序如下：用右行(x)的系数(3)“遍乘”中行和左行各数，然后从所得结果按行分别“直除”右行，即连续减去右行对应各数，就将中行与左行的系数化为0。反复执行这种“遍乘直除”算法，就可以解出方程。很清楚，《九章算术》方程术的“遍乘直除” 算法，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解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以往西方文献中称之为“高斯消去法”，但近年开始改变称谓,如法国科学院院士、原苏黎世大学数学系主任P.Gabriel教授在他撰写的教科书[4]中就称解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为“张苍法”，张苍相传是《九章算术》的作者之一。 1.2 高次多项式方程与“正负开方术” 《九章算术》卷4中有“开方术”和“开立方术”。《九章算术》中的这些算法后来逐步推广到开更高次方的情形，并且在宋元时代发展为一般高次多项式方程的数值求解。秦九韶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1247年)一书中给出了高次多项式方程数值解的完整算法，即他所称的“正负开方术”。 用现代符号表达，秦九韶“正负开方术”的思路如下：对任意给定的方程 f(x)=a0xn+a1xn-1+……+an-2x2+an-1x+an=0 (1) 其中a0≠0，an<0,要求(1)式的一个正根。秦九韶先估计根的最高位数字，连同其位数一起称为“首商”，记作c，则根x＝c+h，代入(1)得 f(c+h)=a0(c+h)n+a1(c+h)n-1+……+an-1(c+h)+an=0 按h的幂次合并同类项即得到关于h的方程: f(h)=a0hn+a1hn-1+……+an-1h+an=0 (2) 于是又可估计满足新方程(2)的根的最高位数字。如此进行下去，若得到某个新方程的常数项为0，则求得的根是有理数；否则上述过程可继续下去，按所需精度求得根的近似值。 如果从原方程(1)的系数a0,a1，…,an及估值c求出新方程(2)的系数a0,a1，…,an的算法是需要反复迭代使用的，秦九韶给出了一个规格化的程序，我们可称之为“秦九韶程序”， 他在《数书九章》中用这一算法去解决各种可以归结为代数方程的实际问题，其中涉及的方程最高次数达到10次，秦九韶解这些问题的算法整齐划一，步骤分明，堪称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的典范。 1.3 多元高次方程组与“四元术” 绝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线性方程组或一个未知量的多项式方程来求解。实际上，可以说更大量的实际问题如果能化为代数方程求解的话，出现的将是含有多个未知量的高次方程组。 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即使在今天也绝非易事。历史上最早对多元高次方程组作出系统处理的是中国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朱世杰的《四元玉鉴》(1303年)一书中涉及的高次方程达到了4个未知数。朱世杰用“四元术”来解这些方程。“四元术”首先是以“天”、“地”、“人”、“物”来表示不同的未知数，同时建立起方程式，然后用顺序消元的一般方法解出方程。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创造了多种消元程序。 通过《四元玉鉴》中的具体例子可以清晰地了解朱世杰“四元术”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例子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几何问题导出的。这种将几何问题转化为代数方程并用某种统一的算法求解的例子，在宋元数学著作中比比皆是，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几何代数化和机械化的倾向。 1.4 一次同余方程组与“中国剩余定理” 中国古代数学家出于历法计算的需要，很早就开始研究形如： X≡Ri (mod ai) i=1,2,...,n (1) (其中ai 是两两互素的整数)的一次同余方程组求解问题。公元4世纪的《孙子算经》中已有相当于求解下列一次同余组的著名的“孙子问题”： X≡2(mod3) ≡3(mod5) ≡2(mod7) 《孙子算经》作者给出的解法，引导了宋代秦九韶求解一次同余组的一般算法——“大衍求一术”。现代文献中通常把这种一般算法称为“中国剩余定理”。 1.5 插值法与“招差术” 插值算法在微积分的酝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国，早从东汉时期起，学者们就惯用插值法来推算日月五星的运动。起初是简单的一次内插法，隋唐时期出现二次插值法(如一行《大衍历》，727年)。由于天体运动的加速度也不均匀，二次插值仍不够精密。随着历法的进步，到了宋元时代，便产生了三次内插法(郭守敬《授时历》，1280年)。在此基础上，数学家朱世杰更创造出一般高次内插公式，即他所说的“招差术”。 朱世杰的公式相当于 f(n)=n△+ n(n�1)△2+ n(n�1)(n�2)△3 + n(n�1)(n�2)(n�3)△4+…… 这是一项很突出的成就。 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中国古代数学家的所有算法，但仅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到，古代与中世纪中国数学家创造的算法，有许多即使按现代标准衡量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算法所表达的数学真理，有的在欧洲直到18世纪以后依赖近代数学工具才重新获得(如前面提到的高次代数方程数值求解的秦九韶程序，与1819年英国数学家W. 霍纳重新导出的“霍纳算法”基本一致；多元高次方程组的系统研究在欧洲也要到18世纪末才开始在E. 别朱等人的著作中出现；解一次同余组的剩余定理则由欧拉与高斯分别独立重新获得；至于朱世杰的高次内插公式，实质上已与现在通用的牛顿-格列高里公式相一致)。这些算法的结构，其复杂程度也是惊人的。如对秦九韶“大衍求一术”和“正负开方术”的分析表明，这些算法的计算程序，包含了现代计算机语言中构造非平易算法的基本要素与基本结构。这类复杂的算法，很难再仅仅被看作是简单的经验法则了，而是高度的概括思维能力的产物，这种能力与欧几里得几何的演绎思维风格截然不同，但却在数学的发展中起着完全可与之相媲美的作用。事实上，古代中国算法的繁荣，同时也孕育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概念，显示了算法化思维在数学进化中的创造意义和动力功能。以下亦举几例。 1.6 负数的引进 《九章算术》“方程术”的消元程序，在方程系数相减时会出现较小数减较大数的情况，正是在这里，《九章算术》的作者们引进了负数，并给出了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即“正负术”。 对负数的认识是人类数系扩充的重大步骤。公元7世纪印度数学家也开始使用负数，但负数的认识在欧洲却进展缓慢，甚至到16世纪，韦达的著作还回避负数。 1.7 无理数的发现 中国古代数学家在开方运算中接触到了无理数。《九章算术》开方术中指出了存在有开不尽的情形：“若开方不尽者，为不可开”，《九章算术》的作者们给这种不尽根数起了一个专门名词——“面”。“面”，就是无理数。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正方形的对角线不是有理数时惊慌失措的表现相比，中国古代数学家却是相对自然地接受了那些“开不尽”的无理数，这也许应归功于他们早就习惯使用的十进位制，这种十进位制使他们能够有效地计算“不尽根数”的近似值。为《九章算术》作注的三国时代数学家刘徽就在“开方术”注中明确提出了用十进制小数任意逼近不尽根数的方法，他称之为“求微数法”，并指出在开方过程中，“其一退以十为步，其再退以百为步，退之弥下，其分弥细，则……虽有所弃之数，不足言之也”。 十进位值记数制是对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贡献。法国大数学家拉普拉斯曾盛赞十进位值制的发明，认为它“使得我们的算术系统在所有有用的创造中成为第一流的”。中国古代数学家正是在严格遵循十进位制的筹算系统基础上，建立起了富有算法化特色的东方数学大厦。 1.8 贾宪三角或杨辉三角 从前面关于高次方程数值求解算法(秦九韶程序)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开方术是以�c+hn的二项展开为基础的，这就引导了二项系数表的发现。南宋数学家杨辉著《详解九章算法》(1261年)中，载有一张所谓“开方作法本源图”，实际就是一张二项系数表。这张图摘自公元1050年左右北宋数学家贾宪的一部著作。“开方作法本源图”现在就叫“贾宪三角”或“杨辉三角”。二项系数表在西方则叫“帕斯卡三角”�1654年。 1.9 走向符号代数 解方程的数学活动，必然引起人们对方程表达形式的思考。在这方面，以解方程擅长的中国古代数学家们很自然也是走在了前列。在宋元时期的数学著作中，已出现了用特定的汉字作为未知数符号并进而建立方程的系统努力。这就是以李冶为代表的“天元术”和以朱世杰为代表的“四元术”。所谓“天元术”，首先是“立天元一为某某”，这相当于“设为某某”，“天元一”就表示未知数，然后在筹算盘上布列“天元式”，即一元方程式。该方法被推广到多个未知数情形，就是前面提到的朱世杰的“四元术”。因此，用天元术和四元术列方程的方法，与现代代数中的列方程法已相类似。 符号化是近世代数的标志之一。中国宋元数学家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天元术”和“四元术”，是以创造算法特别是解方程的算法为主线的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高峰�。 2 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数学发展的贡献 数学的发展包括了两大主要活动：证明定理和创造算法。定理证明是希腊人首倡，后构成数学发展中演绎倾向的脊梁；算法创造昌盛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印度，形成了数学发展中强烈的算法倾向。统观数学的历史将会发现，数学的发展并非总是演绎倾向独占鳌头。在数学史上，算法倾向与演绎倾向总是交替地取得主导地位。古代巴比伦和埃及式的原始算法时期，被希腊式的演绎几何所接替，而在中世纪，希腊数学衰落下去，算法倾向在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度繁荣起来；东方数学在文艺复兴前夕通过阿拉伯传播到欧洲，对近代数学兴起产生了深刻影响。事实上，作为近代数学诞生标志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从思想方法的渊源看都不能说是演绎倾向而是算法倾向的产物。 从微积分的历史可以知道，微积分的产生是寻找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普遍算法的结果�6�。这些问题包括：决定物体的瞬时速度、求极大值与极小值、求曲线的切线、求物体的重心及引力、面积与体积计算等。从16世纪中开始的100多年间，许多大数学家都致力于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特殊算法。牛顿与莱布尼兹的功绩是在于将这些特殊的算法统一成两类基本运算——微分与积分，并进一步指出了它们的互逆关系。无论是牛顿的先驱者还是牛顿本人，他们所使用的算法都是不严格的，都没有完整的演绎推导。牛顿的流数术在逻辑上的瑕疵更是众所周知。对当时的学者来说，首要的是找到行之有效的算法，而不是算法的证明。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18世纪。18世纪的数学家也往往不管微积分基础的困难而大胆前进。如泰勒公式，欧拉、伯努利甚至19世纪初傅里叶所发现的三角展开等，都是在很长时期内缺乏严格的证明。正如冯·诺伊曼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数学家会把这一时期的发展看作是异端邪道；这个时期产生的数学成果被公认为第一流的。并且反过来，如果当时的数学家一定要在有了严密的演绎证明之后才承认新算法的合理性，那就不会有今天的微积分和整个分析大厦了。 现在再来看一看更早的解析几何的诞生。通常认为，笛卡儿发明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是用代数方法来解几何问题。这同欧氏演绎方法已经大相径庭了。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去阅读笛卡儿的原著，就会发现贯穿于其中的彻底的算法精神。《几何学》开宗明义就宣称：“我将毫不犹豫地在几何学中引进算术的术语，以便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众所周知，笛卡儿的《几何学》是他的哲学著作《方法论》的附录。笛卡儿在他另一部生前未正式发表的哲学著作《指导思维的法则》(简称《法则》)中曾强烈批判了传统的主要是希腊的研究方法，认为古希腊人的演绎推理只能用来证明已经知道的事物，“却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未知的事情”。因此他提出“需要一种发现真理的方法”，并称之为“通用数学”(mathesis universakis)。笛卡儿在《法则》中描述了这种通用数学的蓝图，他提出的大胆计划，概而言之就是要将一切科学问题转化为求解代数方程的数学问题： 任何问题→数学问题→代数问题→方程求解而笛卡儿的《几何学》，正是他上述方案的一个具体实施和示范，解析几何在整个方案中扮演着重要的工具作用，它将一切几何问题化为代数问题，这些代数问题则可以用一种简单的、几乎自动的或者毋宁说是机械的方法去解决。这与上面介绍的古代中国数学家解决问题的路线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从文艺复兴到17世纪近代数学兴起的大潮中，回响着东方数学特别是中国数学的韵律。整个17—18世纪应该看成是寻求无穷小算法的英雄年代，尽管这一时期的无穷小算法与中世纪算法相比有质的飞跃。而从19世纪特别是70年代直到20世纪中，演绎倾向又重新在比希腊几何高得多的水准上占据了优势。因此，数学的发展呈现出算法创造与演绎证明两大主流交替繁荣、螺旋式上升过程： 演绎传统——定理证明活动 算法传统——算法创造活动 中国古代数学家对算法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毋容置疑的巨大贡献。 我们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传统，并不意味中国古代数学中没有演绎倾向。事实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数学家的工作中，已出现具有相当深度的论证思想。如赵爽勾股定理证明、刘徽“阳马”�一种长方锥体体积证明、祖冲之父子对球体积公式的推导等等，均可与古希腊数学家相应的工作媲美。赵爽勾股定理证明示意图“弦图”原型，已被采用作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会标。令人迷惑的是，这种论证倾向随着南北朝的结束，可以说是戛然而止。囿于篇幅和本文重点，对这方面的内容这里不能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参考文献�3�。 3 古为今用，创新发展 到了20世纪，至少从中叶开始，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对数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并孕育出孤立子理论、混沌动力学、四色定理证明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借助计算机及有效的算法猜测发现新事实、归纳证明新定理乃至进行更一般的自动推理……，这一切可以说已揭开了数学史上一个新的算法繁荣时代的伟大序幕。科学界敏锐的有识之士纷纷预见到数学发展的这一趋势。在我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教授就亲自领导建立了计算机研制组，为我国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吴文俊教授更是从70年代中开始，毅然由原先从事的拓扑学领域转向定理机器证明的研究，并开创了现代数学的崭新领域——数学机械化。被国际上誉为“吴方法”的数学机械化方法已使中国在数学机械化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而正如吴文俊教授本人所说：“几何定理证明的机械化问题，从思维到方法，至少在宋元时代就有蛛丝马迹可寻，”他的工作“主要是受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吴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精髓的发扬光大。 计算机影响下算法倾向的增长，自然也引起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数学中算法传统的兴趣。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D.E.Knuth就呼吁人们关注古代中国和印度的算法�5�。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的来说还亟待加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包括数学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的，而阿拉伯地区是这种文化传播的重要中转站。现存有些阿拉伯数学与天文著作中包含有一定的中国数学与天文学知识，如著名的阿尔·卡西《算术之钥》一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数学问题显示出直接或间接的中国来源，而根据阿尔·卡西本人记述，他所工作的天文台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学者。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中心论”特别是“希腊中心论”的影响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有关资料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掘。正是为了充分揭示东方数学与欧洲数学复兴的关系，吴文俊教授特意从他荣获的国家最高科学奖中拨出专款成立了“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鼓励支持年轻学者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是具有深远意义之举。 研究科学的历史，其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从历史的发展中获得借鉴和汲取教益，促进现实的科学研究，通俗地说就是“古为今用”。吴文俊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假如你对数学的历史发展，对一个领域的发生和发展，对一个理论的兴旺和衰落，对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对一种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影响等这许多历史因素都弄清了，我想，对数学就会了解得更多，对数学的现状就会知道得更清楚、更深刻，还可以对数学的未来起一种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可以知道数学究竟应该按怎样的方向发展可以收到最大的效益”。数学机械化理论的创立，正是这种古为今用原则的硕果。我国科学技术的伟大复兴，呼唤着更多这样既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有鲜明时代气息的创新。
浅谈中国古代数学作为一个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的祖先有很多优秀的，好的东西留给了我们同时也留给了世界，四大发明，影响着整个世界，改变了整个世界。另外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数学，中国古人对数学的研究以及对世界作出的贡献。 在中国明代中叶以前我国的数学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这是我们的骄傲，我国古代的许多数学家曾经写下了不少著名的数学著作。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古算书而得以流传下来。这些中国古代数学名著是了解古代数学成就的丰富宝库。比如，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它们都是公元纪元前后的作品，到现在已有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了。能够使两千年前的数学书籍流传到现在，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最早由于没有印刷术的出现，我们的古人都是用手抄写的方式，把这些数学知识传给下一代的，古代的数学家给已有的算数作出自己的注解，同时提出自己的心得 观点和看法。 大家最熟悉的数学著作就是《九章算术》了，《九章算术》不仅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影响还远及国外。在欧洲中世纪，《九章算术》中的某些算法，例如分数和比例，就有可能先传入印度再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再如“盈不足” （也可以算是一种一次内插法），在阿拉伯和欧洲早期的数学著作中，就被称作“中国算法”。现在，作为一部世界科学名著，《九章算术》已经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然而，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这本著作的具体作者是谁，只知道西汉早期的著名数学家张苍（前201—前152）、耿寿昌等人都曾经对它进行过增订删补。《汉书?艺文志》中没有《九章算术》的书名，但是有许商、杜忠二人所著的《算术》，因此有人推断其中或者也含有许、杜二人的工作。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早期古墓出土《算数书》书简，67 推算成书当比《九章算术》早一个半世纪以上，内容和《九章算术》极相类似，有些算题和《九章算术》算题文句也基本相同，可见两书有某些继承关系。可以说《九章算术》是在长时期里经过多次修改逐渐形成的，虽然其中的某些算法可能早在西汉之前就已经有了。正如书名所反映的，全书共分九章，一共搜集了二百四十六个数学问题，连同每个问题的解法，分为九大类，每类算是一章。同时，《九章算术》在数学上还有其独到的成就，不仅最早提到分数问题，也首先记录了盈不足等问题，“方程”章还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阐述了负数及其加减运算法则。它是一本综合性的历史著作，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然而，《九章算术》亦有其不容忽视的缺点：没有任何数学概念的定义，也没有给出任何推导和证明。直到我国古代的数学家刘徽给《九章算术》作注，才大大弥补了这个缺陷。刘徽可是咱们山东邹平人哟，刘徽定义了若干数学概念，全面论证了《九章算术》的公式解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命题，他在数学理论方面成绩斐然。《海岛算经》，就是刘徽所著，这部书中讲述的都是利用标杆进行两次、三次、最复杂的是四次测量来解决各种测量数学的问题。这些测量数学，正是中国古代非常先进的地图学的数学基础。此外，刘徽对《九章算术》所作的注释工作也是很有名的。一般地说，可以把这些注释看成是《九章算术》中若干算法的数学证明。刘徽注中的“割圆术”开创了中国古代圆周率计算方面的重要方法，他还首次把极限概念应用于解决数学问题。中国古代数学，经过从汉到唐一千多年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更加完备的体系。在这基础上，到了宋元时期（公元十世纪到十四世纪）又有了新的发展。宋元数学，从它的发展速度之快、数学著作出现之多和取得成就之高来看，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特别是公元十三世纪下半叶，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了秦九韶（1202—1261）、李冶（1192—1279）、杨辉、朱世杰四位著名的数学家。所谓宋元算书就指的是一直流传到现在的这四大家的数学著作，包括： 秦九韶著的《数书九章》（公元1247年）； 李冶的《测圆海镜》（公元1248年）和《益古演段》（公元1259年）； 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公元1261年）、《日用算法》（公元1262年）、《杨辉算法》（公元1274—1275年）； 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公元1299年）和《四元玉鉴》（公元1303年）。另外，大家都知道《算经十书》，它是指汉、唐一千多年间的十部著名数学著作，它们曾经是隋唐时候国子监算学科（国家所设学校的数学科）的教科书。十部算书的名字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缀术》。 这十部算书，以《周髀算经》为最早，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据考证，它成书的年代当不晚于西汉后期（公元前一世纪）。《周髀算经》不仅是数学著作，更确切地说，它是讲述当时的一派天文学学说——“盖天说”的天文著作。就其中的数学内容来说，书中记载了用勾股定理来进行的天文计算，还有比较复杂的分数计算。当然不能说这两项算法都是到公元前一世纪才为人们所掌握，它仅仅说明在现在已经知道的资料中，《周髀算经》是比较早的记载。另外，还有就是在出现计算器前，我们使用的算盘，对，就是珠算。说道珠算，我们还有必要提一下筹算。筹算在我国古代用了大约两千年，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至人民生活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在室外拿着一大把算筹进行计算就很不方便；其次，计算数字的位数越多，所需要的面积越大，受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此外，当计算速度加快的时候，很容易由于算筹摆弄不正而造成错误。随着社会的发展，计算技术要求越来越高，筹算需要改革，这是势在必行的。这个改革从中唐以后的商业实用算术开始，经宋元出现大量的计算歌诀，到元末明初珠算的普遍应用，历时七百多年。《新唐书》和《宋史•艺文志》记载了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量著作。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民间数学十分轻视，以致这些著作的绝大部分已经失传。从遗留下来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筹算的改革是从筹算的简化开始而不是从工具改革开始的，这个改革最后导致珠算的出现。珠算是由筹算演变而来的，这是十分清楚的。筹算数字中，上面一根筹当五，下面一根筹当一，珠算盘中的上一珠也是当五，下一珠也是当一；由于筹算在乘、除法中出现某位数字等于十或多于十的情形（例如26532÷8，第一步就是“八二下加四”，就变成），所以珠算盘采用上二珠下五珠的形式。其次，我们可以证明，从杨辉、朱世杰开始到元末丁巨、何平子、贾亨止起除“起一”法外的全部现今通用的珠算歌诀，是为筹算而设的。 杨辉的《乘除通变本末》（公元1274年）和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公元1299年）已经有相当完备的歌诀，但是杨辉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说：“下算不出‘横’‘直’”，其中“横”“直”显然是指算筹的纵横排列，朱世杰在《算学启蒙》中提到“知算纵横数目真”，也是这个意思。《丁巨算法》（公元1355年）、何平子的《详明算法》（公元1373年）、贾亨的《算法全能》（约公元1373年）也有相当完备的归除歌诀，但是都没有提到珠算，而《详明算法》还有许多筹算算草。歌诀出现后，筹算原来存在的缺点就更突出了，歌诀的快捷和摆弄算筹的迟缓存在矛盾。为了得心应手，劳动人民便创造出更加先进的计算工具——珠算盘。 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到珠算盘的是明初的《对相四言》。明代中期公元十五世纪中叶《鲁班木经》中有制造珠算盘的规格：“算盘式：一尺二寸长，四寸二分大。框六分厚，九分大，……线上二子，一一寸一分；线下五子，三寸一分。长短大小，看子而做。”把上二子和下五子隔开的不是木制的横梁，而是一条线。比较详细地说明珠算用法的现存著作有徐心鲁的《盘珠算法》（公元1573年）、柯尚_迁的《数学通轨》（公元1578年）、朱载堉（1536—1611）的《算学新说》（公元1584年）、程大位的《直指算法统宗》（公元1592年）等，以程大位的著作流传最广。 值得指出的是，在元代中叶和元末的文学、戏剧作品中有提到珠算的。例如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刘因在他的《静修先生文集》中有一首关于算盘的五言绝诗；陶宗仪在他的《辍耕录》中把婢仆贬作算盘珠，要拨才动；《元曲选》“庞居上误放来生债”提到“去那算盘里拨了我的岁数”，等等。文学、戏剧中用算盘珠作比喻，说明珠算盘已经比较流行，也说明它是比较时新的东西。因此可以认为，珠算出现在元代中叶，元末明初已经普遍应用了。 有的外国学者认为我国的珠算出现在汉代，他们的根据是汉徐岳著、北周甄蛮注的《数术记遗》已经明确提到珠算。我国数学家、数学史家钱宝琮（1892—1974）曾经考证过，《数术记遗》是甄鸾依托伪造而自己注释的书。在北周时，乘、除运算都在上、中、下三层进行，又没有简化乘、除法的歌诀，因此甄鸾注释的珠算，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记数工具或者只能作加减法的简单算盘，和后来出现的珠算是完全不同的。 珠算还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对这些国家的计算技术的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日本人在十七世纪中叶，在中国算盘的基础上，改成梁上一珠、珠作棱形的日本算盘有次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不仅在数学领域对世界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把算盘这种便于计算的工具推向了世界。希望我们现在的一代还可以继承祖先的优良传统，在世界的数学之林再次贡献自己的知识，力量，让世界重新认识我们中国。
宋元数学总结唐朝亡后，五代十国仍是军阀混战的继续，直到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从公元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宋、元两代），筹算数学达到极盛，是中国古代数学空前繁荣，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列举如下：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11世纪中叶），刘益的《议古根源》（12世纪中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1247），李冶的《测圆海镜》（1248）和《益古演段》（1259），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1261）、《日用算法》（1262）和《杨辉算法》（1274-1275，朱世杰的《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等等。宋元数学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中国古代数学，甚至是当时世界数学的巅峰。其中主要的工作有：（1）高次方程数值解法；（2）天元术与四元术，即高次方程的立法与解法，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3）大衍求一术，即一次同余式组的解法，现在称为中国剩余定理；（4）招差术和垛积术，即高次内插法和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另外，其它成就包括勾股形解法新的发展、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研究、纵横图（幻方）的研究、小数（十进分数）具体的应用、珠算的出现等等。这一时期民间数学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以及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数学知识的交流也得到了发展。百度文库里有的下载，建议多找几种版本，拼拼凑凑，一篇论文再加点润色，可以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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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圭多•雷尼的《黎明》圭多•雷尼（1575-1642年）是博洛尼亚画家，他最初生活在博洛尼亚的佛兰德斯画家卡尔外特的学园，跟一位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博洛尼亚画家的老师学艺。接着，他又是在当地另一所学园，也就是17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卡拉齐学园，跟卡拉齐兄弟学到了一手精湛的素描和构图本领，这对他的画风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另外，到古代美术和文艺复兴美术的中心罗马参观，也对他有很大影响，特别是盛期文艺复兴大师拉斐尔的艺术，更是令他神往。17世纪的意大利画坛，有好几股潮流，其中之一就是古典的潮流，雷尼可以说是这股潮流的中坚力量。雷尼的风格，以甜美优雅著称，从《黎明》不难感受到他的这种特点。《黎明》是雷尼在罗马画的一幅天顶壁画。熟悉意大利绘画的人都知道，意大利是壁画之乡，罗马更是壁画的陈列馆，处处有大师的精品；而雷尼崇拜的拉斐尔最美的壁画也在这里，或许他画《黎明》时，心目中始终闪动着这位古典大师的形象。像拉斐尔的《巴尔纳斯山》一样，《黎明》是从希腊罗马神话获得启示的，这类题材是当时极为盛行的画题，古典倾向的画家更加离不开它。这幅作品是在红衣主教贝佳斯的委托下创作的，这幅作品《黎明》描绘的是曙光女神阿斯塔特、月神塞莱内和太阳神阿波罗，通过古典艺术对这些神的兄弟姐妹进行了描画，这幅作品是圭多•雷尼来到罗马两次脆古典艺术的研究的成果，很明确的表明了圭多•雷尼对古典艺术的追求，对纯粹的爱和美的追求。 横长的画面，由一条从左向右移动飘升的动态曲线确定着构图。飞在最前方的女性形象，是罗马神话中的黎明女神奥罗拉（这幅画的原名就是《奥罗拉》），她是由希腊神话中的黎明女神厄俄斯转化来的。她的前方，仍是昏暗的世界，她的后方，则是一派壮丽的曙光。从她回顾的眼神和脚的指向，自然地跟中央的一组奔马联系起来，而顺着马缰绳，立即会发现驾车的太阳神阿波罗。于是一切都清清楚楚了，原来画家要表现的是黎明时分，太阳升起，黑暗正在消退，光明将降临大地。 在表现这个景象时，雷尼选用了富于视觉感染力的节奏和色调。黎明女神、马匹、太阳神及牵手前行的少女，共同构成了向前迅速推进的动势，而这些形象又全都笼罩在橘红的暖色调中，几乎完全挤掉了右边那一点点暗色。象征和寓意的处理，美妙地实现了画的主题。 画面上，那组飘然行进的少女，称得上是雷尼笔下最优美的形象。理想的造型、流畅的线条、精心的组合，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和谐、那么均衡，确是纯粹的古典风范。难怪在推崇古典美术的时代，很多艺评家认为他是仅次于拉斐尔的大师，温克尔曼把他与希腊完美的雕刻家普拉克西特利斯相提并论，雷诺兹认为他的美的观念优于任何一位画家，“神圣的圭多”成了他的称号。当然，这些早已过去，没人再顶礼膜拜他，可他的优秀作品仍然值得观者驻足。同时也可以知道，圭多雷尼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拉斐尔的影响，在这个波伦亚派的巨匠的杰作的基础上，人们把圭多雷尼的古典主义作品与拉斐尔的古典主义作品一同称赞了，认为两人在画面上展示出了演剧性，都表现的恰到好处，绘画中圭多雷尼加入了丰富的色彩，展现了他独特的审美观，很大的程度上触动了之后的波伦亚派的画家古鲁西诺，后来画家古鲁西诺也描绘了与圭多雷尼这幅作品《黎明》相同的主题。
分类: 资源共享 >> 文档/报告共享 问题描述: 各位朋友们，我需要一些参考文献，关于奥斯卡.王尔德 的《道林.格雷的肖像画》的参考文献。 多多益善，有英文的参考文献更好。 谢谢了！！！！！！！！ 解析: 道林·格雷的画像(奥斯卡·王尔德)内容介绍： 一个有些恐怖的故事。 天生漂亮异常的道林格雷因见了画家霍华德给他画的真人一样大的肖像，发现了自己惊人的美，又听信了亨利爵士的吹嘘，开始为自己韶华易逝，美貌难久感到痛苦，表示希望那幅肖像能代替自己承担岁月和心灵的负担，而让自己永远保持青春貌美。他的这个想入非非的愿望后来却莫名其妙的实现了。他开始挥霍自己的罪恶，最后这幅肖像却成为了记录恶行的证据，他因肖像而生也因肖像而死。 《道林。格雷的画像》是极少的唯美主义小说之一。它具有很强的唯美倾向，不但文辞绚丽，意象新颖，有许多带有王尔德特色的俏皮话，幽默，似非而是之论，矛盾诡辩之辞。虽有时给人堆砌之感，内容却相当独特，值得耐心细读。 生存是一连串的不确定-读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肖像画》 奥斯卡·王尔德在《道林·格雷的肖像》中说：“这世上只有一样事情比被人议论还要糟糕，那就是不被人议论。”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这种Paradox的风格，这是我专心读的第一本原版书，当初主要是看这本书比较“轻薄”----又轻又薄，看看句子似乎还不至于晦涩得吓倒我，因此就借了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真真是不忍释卷，我被这本书无可救药地吸引了。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其语言的流畅性，其间间或有一点点比较晦涩的单词，但是不足以阻挡我们阅读的乐趣，这本书涵盖了艺术、文学、诗歌等等，反映了作者良好的文学和艺术修养，记得有人曾经说过，我们都有窥探的欲望，这本书就是教你如何透过一个人的脸，英俊年轻的脸，来看透那张脸背后隐藏的灵魂是如何一步步被污染的------但也许是，原本那灵魂就是污浊的，只是不良的朋友提供了最完美的滋生环境以彻底唤醒邪恶。 书中对于爱情的描写让人难忘，那种不顾一切的沉溺和反复纠缠的柔情让当时不谙世事的我都颇为动容，然而作者对于爱情的态度根本上是批判的，正如前面所说，这本书中似乎永远有两种极端对立的思维在对抗，作者书中一方面把爱情描绘的激烈诱人，但同时又在极力批评爱情的肤浅，稍纵即逝和它带给人的不理智。然而作者又是悲天悯人的善者，他对于被爱情抛弃的女人怀着最深刻的同情，同时为了让这同情入骨，他让那个女人自杀了。 人们常说；“青春易逝”，然而本书的主人公偏偏是个永远不会老去的英俊男子，只因一位画家给他画了肖像画后，他对着肖像画的一点点及其个人的思忖“要是我能像这画中的我一样永葆青春该有多好”，于是奇迹般地应验了，肖像画随着他所做的每一件违反道德的坏事而变得衰老、丑陋，但他本人的脸却丝毫不受岁月的摧残，因此他能够继续掩饰真实的自己... 朋友的选择很重要，Lord Harry就是那种坏朋友的代表，一开始他只是想摆弄玩具一样，一步步将道林·格雷引向邪恶的深渊，他用用各种似是而非的隽语来迷惑道林，使他逐渐迷失了道德的标准，思想一旦腐化，那么行为自然就走向歧途，到了后来，Harry都不能够控制道林。 选择你读的书的时候要慎重。Harry迷惑道林的除了貌似关切的花言巧语之外就是一本神秘的书，据说看了那本书的人都走向了歧途。 书的作者是个同性恋者，但是他对美学和艺术的修养却不得不让人叹服，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就算你不能接受同性恋，也应该记起钱钟书老先生的一句话“你若喜欢一只鸡蛋，那么尽管享用鸡蛋好了，何必管那下蛋的母鸡？” 最后，引用几句书中的话来作为结尾，同时大家从中也可以小窥到底什么叫做高水平的Paradox. 1.Beauty, real beauty, ends where an intellectual expression begins. 2.Laughter is not at all a bad beginning for a friendship, and it is far the best ending for one. 3.I Choose my friends for their good looks, my acquaintances for their good character, and my enemies for their good intellects.A man cannot be too careful in the choices of his enemies.screen.width/2)this.width=screen.width/2; window.open = SymTmpWinOpen;" vspace=2 border=0>
美术论文参考文献摘抄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下面是我整理的美术论文参考文献摘抄，欢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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