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形势论文3000

新年伊始，人们普遍关注预测国内的形势走向，同时也十分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趋势。笔者从经济专家的视角，帮助大家点拨2008年国际形势的三大看点：第一，冷战形势又有所抬头。今年恰逢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都面临总统大选，两国总统竞相表现自我，制造国际摩擦，转移国内视线。美国布什总统一直是鹰派代表，9.11后一直策划发动反恐战争，至今看不到尽头。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一直处于胶着状态，最近，与伊朗又发生海上舰船危机。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坚持自主发展，国力增强，正加紧抛出“新军事学说”，将在2007—2015年期间投资1890亿美元全面改造提升武力系统，重圆昔日强国之梦。俄远程战略轰炸机与航空母舰最近又恢复了全球的战斗值班。人们惊呼，世界冷战格局结束近20年，今天又有重新抬头之势，世界似乎又加重了几分不安宁的因素。呼吁由大国称霸战略转向国际多边主义的调解机制，力保世界和平。第二，各国之间争夺战略资源和资本市场的“经济战争”愈演愈烈。今年各国纷纷围绕太空、极地、海洋三大战略制高点展开战略资源的争夺。美国继续谋求太空霸权，宣布将于2031年实现载人登陆火星的庞大计划。随之日本、德国、印度、俄罗斯、中国等国也竞相实施探月登陆计划，新一轮太空竞争开始了。太空竞争，表层是科技实力的竞争，背后是对战略资源的竞争，这已成为21世纪世界竞争的新态势。第三，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几个大国经济发展出现新的格局。一是美元持续贬值，等于从美国向世界各国输送通货膨胀，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重大调整。二是美国次级房产抵押贷款危机蔓延成灾，拖累美国及世界经济的增长。其所波及的影响，估计今年6月份能在低谷中见分晓。三是国际油价年初突破每桶100美元之后，一直在高点徘徊。国际能源形势更为严峻，各国之间的能源大战也会逐步升级，愈发增强了世界不安宁的气氛。四是世界原有的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增长乏力，分别在1.5—2.3％左右。而新崛起的“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将增长强劲，增速分别在11—5％左右。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50％以上。我国要全面准确地分析把握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及其走向，抓住机遇，主动应对，趋利避害，赢得国内经济的更大发展。

60年前，联合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欢呼声中成立了。联合国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60年来，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侵略行为，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成为全世界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之一，先后参加了筹备成立联合国的华盛顿会议、莫斯科会议、华盛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为《联合国宪章》的正式生效和联合国的正式成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1971年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认真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切实履行联合国的各项义务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职责，在联合国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进步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加深，中国以新的面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一贯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的各项工作，遵守联合国议案和决议，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在维护正义和国际秩序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在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中国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深化国际民主，建立更加公正、合理、互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既维护国际正义、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也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既维护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从全局出发解决国际社会的实际问题；既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反对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也考虑在特殊情况下国际社会有权利有义务对一些国家采取维和、适当干预与预防措施的权利；既支持国际反恐、防扩散等维护国际安全的措施，也维护国际经济的正常秩序、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解决地区贫困问题。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解决国与国争端的基本准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精神。中国为促和平、求发展而采取的灵活、务实的态度，丰富了在联合国框架下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实践。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有了中国这一维护和平、稳定力量的积极参与，联合国才得以成为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并在谋求人类的共同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二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新兴市场，强劲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既是中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的责任，也是对联合国充分履行促和平、求发展职能所做出的贡献。在25年时间里，中国解决了2．2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联合国专家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在消除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世界贫困人口比率才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以上，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实现了小康目标。去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达到11548亿美元，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到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将实现第二个翻两番，经济总量将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中国人民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宏伟蓝图过程中，必将惠及世界各国，成为对世界贡献更大的国家。三中国尊重联合国宪章，积极提倡新型安全观，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搞对抗，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是通过对话、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中国注重与所有邻国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积极参加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为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建设性贡献；努力推动地区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建设，积极参与了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成功实践了新型安全观，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增进了军事互信，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随着自身的繁荣发展，中国在全球安全和全球繁荣中的责任也在增长。在防扩散和国际反恐斗争中，中国是一个关键的参与者。在尊重有关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原则下，中国积极参与了在柬埔寨、东帝汶、海地、刚果（金）等国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一些国家不太愿意提供医护人员和工程人员的情况下，中国向各个维和区派出了大量军事观察员和工程、医疗部（分）队。朋友不管字的多少，只要文章你感觉很满意就可以了。

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3000字

当前的国际形势与我国的外交政策。这方面的论文，嗯，他是很应该是一种很端正的态度去写。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 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4）经济增长。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2.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4.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5.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6.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1.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2.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3.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二、21世纪初期的财政政策建议第一种建议认为，考虑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协调衔接，近期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有以下八个方面： 1.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反周期”宏观调控方针。市场经济的发展已使中国经济运行基于“自然节律”的周期波动趋于明显，因此财政政策作为市场经济下“间接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势必要更加自觉和坚定不移地在目前所处的经济运行低谷阶段，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作扩张性的“反周期”调控操作。只要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并相对稳定到）接近中位的水准，市场预期还未普遍由看淡转为看旺，扩张政策调节的取向就不能改变，并要审时度势保持调控措施必要的力度，掌握好各方面具体措施的优化组合。压力。2.酌情对积极的扩张财政政策在实施重点和操作方面作出微调。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通盘考虑，近期的投资重点，应向兴办基本农田水利、防治环境污染、建设一般民用住宅等方面适当调整并更为收拢。同时，针对现实问题，加大项目建设资金的监管力度，严防挪用，加快资金到位速度，并努力改进工程设计，提高施工质量，以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财政职能应在退出“越位”和填补“缺位”两个方向上作出积极调整和探索。随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调整，财政应在一般竞争性的生产建设领域“淡出”，其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能，需要更加强调和重视，摆到更靠前的序位上。 4.“费改税”渐入快车道。以“清费规税”为重点的政府财力整合，代表了现阶段财政政策的一个必然导向。这也意味着对政府行为的规范约束和对“既得利益”的调整，将随之进入更深入、更具体的阶段。 5.改革的深化将引出进一步的机制磨合过程。财政政策是服务于发展和改革的，目前既需要作出不同寻常的短期调节，又需要掌握中长期的总体机制转换、协调与配套。财政体系自身走出困境的“振兴”，也有待经济发展、市场成熟过程中财力状况的改善和政府财力运作的规范化。 6.新调控方式与手段的探索将成为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财政政策需进入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轨道，因而必须积极探索新时期可行的间接调控新方式。1998年在以财政贴息支持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已经破题，而今后经济生活中的客观需要将推动这种探索向更宽广的政策性投融资领域扩展。 7.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势在必行。现实生活正在呼唤财政收支管理的进一步严密化和与市场经济国际惯例的接轨。从财政政策指导上看，今后必将强化对收入、支出、转移支付的各个环节与相关领域的管理，使之严密和规范。 8.进一步推进统一市场和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实现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的既定方向和动态过程。随相关措施的贯彻落实，我国统一市场的规范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也将进一步走向成熟。第二种建议认为，在我们看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积极效应的同时，还要对其下一步发展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前瞻性分析。 1.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适度，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研究。这是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从中长期看，我们必须坚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严格控制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和发债规模。要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国内的物价走势、国债资金使用效果及还本付息等进行密切监测，早作应对。俄罗斯等国因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过大而引发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教训，我们要很好研究，以兴利除弊，未雨绸缪。 2.要把激活消费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而不宜简单地再靠政府投资推动。从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特点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但是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的和持久的拉动力量。因此，今后要逐步把拉动经济增长的立足点转到引导刺激消费上来，要修改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限制消费的税费等政策，制定鼓励和引导消费的税费政策。有计划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开拓城乡消费市场和引导形成新的消费热点，进而带动民间投资上。 3.要注意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措施的协调与配合。因此必须发挥政策要素的组合效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两个主要手段，首先必须相协调、相配合，要继续适度加大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开展消费信贷和对中小企业信贷的支持力度，以充分发挥两个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力。 4.要研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要特别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和导向作用，更多地采取通过财政贴息和为高新技术贷款提供担保等间接手段，用较小的投入去启动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这样做，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且可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形成合力，但地方财政必须做到收支平衡。第三种建议认为，对“十五”财政的测算，要按照坏、中、好的经济大环境做三个方案。具体测算如下：方案一：整个“十五”时期仍未走出经济低谷，需最大限度运用财政扩张政策。方案二：“十五”中期走出经济低谷，需维持现行财政规模的扩张过渡政策。方案三：2001年经济走出低谷，恢复适度从紧财政政策。方案一、方案二各年的赤字绝对额比“九五”末期2000年增加，方案三各年与“九五”末期2000年持平。从赤字率（赤字占GDP 的比重）看，方案一各年比“九五”末期2000年增加，方案二各年与“九五”末期2000年持平，方案三各年比“九五”末期2000年减少。从支出与收入年均增长比较看，方案一支出高于收入1个百分点，方案二收、支增长同步，方案三支出低于收入1个百分点。三个方案测算的结果说明，无论最大限度运用财政扩张政策方案，还是维持现行财政规模的扩张过渡政策方案，还是恢复适度从紧财政政策方案，“十五”期间财政赤字绝对量都不可能比“九五”时期减少。因为我国支出刚性的特点所造成的财政政策缺乏弹性的问题，始终还未在机制上解决。按最乐观的方案三所展现的情况，“十五”期间要实现每年保持2000年赤字绝对额不变的水平，财政支出年均增幅必须低于财政收入年均增幅1个百分点。那么，要实现2000 年赤字绝对额减少的目标，起码要低于1个以上的百分点才行。在经济逐步回升的初期，要求财政大幅度缩减开支，很不实际。为此，建议选择赤字率的相对标准，作为“十五”期间的财政状况的调控指标，将之控制在GDP3％（含债务利息口径）之内，并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相机采取提高、维持不变或者缩小。

摘要：在当今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态势下，国际局势似乎也变得甚为微妙，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呈现出“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特点。各国利益出现新的变化、实力出现新的消长、政策出现新的变动。而这也对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强大国力是外交的坚强后盾。要想在外交上占据主动地位，就必须有强大的国力做支撑。关键词：全球化、和平与发展、利益。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强大国力是外交的坚强后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秀才不出屋能知天下事”。国际形势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世界少不了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知道一点国际形势，更能增强我们在生活中的责任感、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这一科学论断精辟概括了当前一个时期国际形势演变的基本特征，也反映了当今国际战略形势的主要特点。目前国际战略形势中出现的深刻变革和复杂调整，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三大趋势深入发展的推动下，各国利益出现新的变化、实力出现新的消长、政策出现新的变动等多方面因素交织互动的结果。1、当今国际势形势特点及对我国的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格局大调整、体系大变革的新阶段。世界经济艰难复苏，风险犹存；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突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国际安全形势出现新动向；金融危机引发思想领域大反思，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峰呈现新特点；中国国际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强，对国际规则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对国际秩序重塑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如此局势下，当前国际形势有如下四个特点。1、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继续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双边关系发展大势已不为局部问题所左右；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对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 1 / 4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在当今多数地区性冲突的背后，都有不同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地区性冲突，战乱的增多和加剧，必然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当前，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也是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发达国家纷纷把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而发展中国家也借此加快本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这样，通过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世界经济正逐渐融合为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这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空间。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一体化是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国家际竞争、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3、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不稳不确定因素增加。世界保持总体和平与稳定，我国周边环境正处于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但天下并不太平，传统安全威胁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局部冲突时起起伏，地区势点问题错综复杂。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反恐将是一项长期任务。国际社会还面临武器扩散、环境恶化、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以及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严峻挑战。4、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不同文明、民簇、宗教和发展模式在竞争中共处，在交流中发展。随着世界各国的交流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多种形式的文明对话对各国相互了解、友好合作起着推动作用。不同发展模式之间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不同，在竞争中和平共处，在交流中相互借鉴。~ 2 / 4 ~可以看出，世界正处于深刻变化和向多极格局过渡的进度期。各国加快发展综合国力，力争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激烈的竞争。机遇中包含挑战，挑战中也可能有机遇。二、当前国际形势下我国的外交政策在当前国际战略形势下，中国外交战略始终是坚持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结盟、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政策。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着眼点之一。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在国际事务中不扛旗、不当头，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加速自身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把经济建设搞好。只有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才能为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坚实基础。中国把争取和维护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我们积极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处理国家关系既要维护自身利益，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努力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不断扩大互利合作。对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应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力求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为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和实现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途径；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为和平解决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等历史遗留的领土和海域争端问题打开了新思路。我们反对冷战思维，提倡新安全观，主张平等参与，协商一致，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我们重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积极作用，主张加速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 3 / 4 ~应该看到，我们在未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这一条路并不会轻松，但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走好这一段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

形势与政策教育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引导大学生了解形势,认识社会,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和人类文明的重任。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形式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形式与政策论文———由当今国际形势浅谈中美关系

通过上周对《形势与政策》的学习，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一、《形式与政策》课程的意义

《形势与政策》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为我们当代大学生寻找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形势与政策对我们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

二、认清国际形势的重要性

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 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新世纪的接班人就该有自己的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面对变化莫测国际形势，我们应有自己的主张，因为只有抛弃过去才能前进。

三、浅谈中美关系

1.中美关系历史与现状回顾 50 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21 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

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 3 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70 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关联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国内的某些年轻学者也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成果目前仍不多见。本文试图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渗透的方法，对中国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2.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

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客观地说，九一一不幸事件成为中美改善关系的契机，它将使美国重新考虑国际安全的威胁因素，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对华政策。但是，如果双方不进一步努力，中美关系的改善将会是非常有限的，也很难比克林顿时代有更大进步。在美国解决了当前的反恐怖主义战役后，中美关系中潜在的问题会重新突显出来。如果双方特别是中国，不找到全面改善关系的应循之道，对中美关系前景过分乐观就缺乏根据。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处强势，中国处劣势。中国正在雄心勃勃地推进现代化计划，除需要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在经济领域也仰赖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中美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增强。因此，中国必须采取更加主动的对美政策，力争使中美关系有所突破，建立起能抵御干扰的全面的合作关系。 3.我眼中的中美关系我眼中的中美关系没那么复杂。国家间利益就是一切，是敌是友只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作为国家领导阶层，其施政思想是国家利益最大化。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不能为国民谋利益就会被推翻。因此，国家间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很明显反映出这一点，以前英国是老大哥，美国跟在后面跑，后来位置逐渐改变，英国要听美国差遣。现在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变化，英国开始有自己的声音。历史在不停的发展当中，未来如何谁也不敢说。我们活在当代还是说说现在有点实际意义。曾看过一篇报道讲美国的贫富悬殊异常严重，其实中国也差不多，有人穷奢极欲就有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没有真正的公平，一切只是相对。社会的黑暗面不如说是人类的劣根性在作怪。我们活在现实的世界就不祈求柏拉图式的天堂，但我们可以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那就是合作。国与国之间需要合作，人与人之间同样需要合作。国际关系就是人的关系。只要国民整体素质上去了，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才有发言权。回归到底还是要抓教育，从儿童抓起。我们作为当代青年大学生，有理想、有抱负，更要珍惜大好时光学习，奋斗。国家的路需要我们走出来，自己的人生之路更需要一步步踩出来。

4、中美外交政策建议要有所突破，中国对美政策似应作较大调整：一、承认并尊重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真正把美国当作友好合作伙伴。中国对美国所表现出的所谓“霸权主义”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批评，并努力通过联合国的机制给予一定的制约，但不要走得太远。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以中国的国力和地位，对这样的国家，尤其在经济等领域颇受其惠的国家，应给予充分的承认和尊重。政策制订者应该清楚，在历史上，美国在西方列强中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在中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血债(朝鲜战争没有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美国曾是制约日本和前苏联的最主要力量，而后两者曾是威胁中国的最大敌人; 美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诸多无私的援助。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中美的经济合作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二、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 中国人还应该看到，美国在行使通常所指的“霸权主义”时，也还往往遵循人类共同的良心和价值观，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与当年的日本和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必须真诚地把美国看作合作伙伴，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基于这样的立场，中国应该对美国在全球政策中的有关事物，如打击恐怖主义等给予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向准盟友关系靠拢。在两国关系中，还要建立相应的预防机制，防止类似侦察机事件那样的事发生，或即使发生，能在机制内迅速得到妥善解决，不演化为双方的对抗与冲突。三、调整处理台湾问题的政策。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他国干涉。诚然，中国的统一问题，本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务，但是，外交政策必须基于现实主义。无论承认与否，台湾问题受诸多国际因素的制约，其中最大的因素是美国。朝鲜南北双方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南北最高领导人的会谈，但就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情况看，在可预见的将来，仅靠这样的努力显然很难实现这样的目标。在这方面，美国可望扮演积极的角色。美国政府至今仍遵循一个中国政策，真诚邀请美国扮演积极角色，推动两岸最高领导人会谈，对于中国实现和平统一，抑制“台独势力”，有积极意义。

虽然美国未必乐意见到大陆与台湾很快统一，但海峡两岸改善关系，并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符合美国利益。中国一方面要继续不断调整对台政策，缓和两岸紧张关系，特别是加入 WTO 后，利用经济力量逐步拉近双方距离和民间亲和力。另一方面，需要与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认真务实的探讨，在实现和平统一中国时，不仅考虑台湾的利益，又尊重和照顾美国的利益。中国可以承诺，如果实现和平统一，整个台湾可以成为自由港，并允许美国在台湾租借军事基地，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台湾民众的恐惧心理，又让美国得到了较大利益，而最大的获益者仍将是中国。

四、总结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新时期当前的经济形势在波动中实现平稳增长、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长都比较稳定。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增幅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内需对经济的增长的贡献度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经济发展实现了量的扩展与质的提升。但是，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消费需求的扩张力不够强劲，投资的接续能力不足，出口面临的国际环境偏紧，结构性矛盾依旧突出，消化过剩的产能，节能减排的压力还比较大;地方政府债务和国际金融风暴有待化解和防范。从当前我国的发展现状看，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一方面，对此，为稳定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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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国际形势论文

形势与政策教育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引导大学生了解形势,认识社会,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和人类文明的重任。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形式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形式与政策论文———由当今国际形势浅谈中美关系

通过上周对《形势与政策》的学习，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一、《形式与政策》课程的意义

《形势与政策》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为我们当代大学生寻找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形势与政策对我们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

二、认清国际形势的重要性

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 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新世纪的接班人就该有自己的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面对变化莫测国际形势，我们应有自己的主张，因为只有抛弃过去才能前进。

三、浅谈中美关系

1.中美关系历史与现状回顾 50 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21 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

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 3 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70 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关联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国内的某些年轻学者也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成果目前仍不多见。本文试图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渗透的方法，对中国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2.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

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客观地说，九一一不幸事件成为中美改善关系的契机，它将使美国重新考虑国际安全的威胁因素，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对华政策。但是，如果双方不进一步努力，中美关系的改善将会是非常有限的，也很难比克林顿时代有更大进步。在美国解决了当前的反恐怖主义战役后，中美关系中潜在的问题会重新突显出来。如果双方特别是中国，不找到全面改善关系的应循之道，对中美关系前景过分乐观就缺乏根据。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处强势，中国处劣势。中国正在雄心勃勃地推进现代化计划，除需要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在经济领域也仰赖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中美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增强。因此，中国必须采取更加主动的对美政策，力争使中美关系有所突破，建立起能抵御干扰的全面的合作关系。 3.我眼中的中美关系我眼中的中美关系没那么复杂。国家间利益就是一切，是敌是友只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作为国家领导阶层，其施政思想是国家利益最大化。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不能为国民谋利益就会被推翻。因此，国家间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很明显反映出这一点，以前英国是老大哥，美国跟在后面跑，后来位置逐渐改变，英国要听美国差遣。现在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变化，英国开始有自己的声音。历史在不停的发展当中，未来如何谁也不敢说。我们活在当代还是说说现在有点实际意义。曾看过一篇报道讲美国的贫富悬殊异常严重，其实中国也差不多，有人穷奢极欲就有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没有真正的公平，一切只是相对。社会的黑暗面不如说是人类的劣根性在作怪。我们活在现实的世界就不祈求柏拉图式的天堂，但我们可以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那就是合作。国与国之间需要合作，人与人之间同样需要合作。国际关系就是人的关系。只要国民整体素质上去了，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才有发言权。回归到底还是要抓教育，从儿童抓起。我们作为当代青年大学生，有理想、有抱负，更要珍惜大好时光学习，奋斗。国家的路需要我们走出来，自己的人生之路更需要一步步踩出来。

4、中美外交政策建议要有所突破，中国对美政策似应作较大调整：一、承认并尊重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真正把美国当作友好合作伙伴。中国对美国所表现出的所谓“霸权主义”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批评，并努力通过联合国的机制给予一定的制约，但不要走得太远。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以中国的国力和地位，对这样的国家，尤其在经济等领域颇受其惠的国家，应给予充分的承认和尊重。政策制订者应该清楚，在历史上，美国在西方列强中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在中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血债(朝鲜战争没有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美国曾是制约日本和前苏联的最主要力量，而后两者曾是威胁中国的最大敌人; 美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诸多无私的援助。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中美的经济合作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二、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 中国人还应该看到，美国在行使通常所指的“霸权主义”时，也还往往遵循人类共同的良心和价值观，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与当年的日本和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必须真诚地把美国看作合作伙伴，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基于这样的立场，中国应该对美国在全球政策中的有关事物，如打击恐怖主义等给予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向准盟友关系靠拢。在两国关系中，还要建立相应的预防机制，防止类似侦察机事件那样的事发生，或即使发生，能在机制内迅速得到妥善解决，不演化为双方的对抗与冲突。三、调整处理台湾问题的政策。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他国干涉。诚然，中国的统一问题，本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务，但是，外交政策必须基于现实主义。无论承认与否，台湾问题受诸多国际因素的制约，其中最大的因素是美国。朝鲜南北双方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南北最高领导人的会谈，但就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情况看，在可预见的将来，仅靠这样的努力显然很难实现这样的目标。在这方面，美国可望扮演积极的角色。美国政府至今仍遵循一个中国政策，真诚邀请美国扮演积极角色，推动两岸最高领导人会谈，对于中国实现和平统一，抑制“台独势力”，有积极意义。

虽然美国未必乐意见到大陆与台湾很快统一，但海峡两岸改善关系，并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符合美国利益。中国一方面要继续不断调整对台政策，缓和两岸紧张关系，特别是加入 WTO 后，利用经济力量逐步拉近双方距离和民间亲和力。另一方面，需要与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认真务实的探讨，在实现和平统一中国时，不仅考虑台湾的利益，又尊重和照顾美国的利益。中国可以承诺，如果实现和平统一，整个台湾可以成为自由港，并允许美国在台湾租借军事基地，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台湾民众的恐惧心理，又让美国得到了较大利益，而最大的获益者仍将是中国。

四、总结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新时期当前的经济形势在波动中实现平稳增长、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长都比较稳定。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增幅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内需对经济的增长的贡献度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经济发展实现了量的扩展与质的提升。但是，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消费需求的扩张力不够强劲，投资的接续能力不足，出口面临的国际环境偏紧，结构性矛盾依旧突出，消化过剩的产能，节能减排的压力还比较大;地方政府债务和国际金融风暴有待化解和防范。从当前我国的发展现状看，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一方面，对此，为稳定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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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课是以国内外主流形势、重大政策为基本内容的高校必修课,是高校学生思政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形势与政策论文1500字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分析世界新能源形势与政策

2011年，在世界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西亚北非动荡和日本核事故两大热点问题对世界能源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西亚北非局势影响地区能源生产和运输安全，导致国际油价波动，对能源消费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日本核事故沉重打击了全球核能产业，对世界各国的核电政策造成不同程度影响。从长期看，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不可撼动，石油价格仍面临上涨压力，并因此为天然气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核能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但重拾发展信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相关国家针对南海、北极等潜在能源重要产地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

中国能源安全和产业发展也受到上述热点问题困扰。中国严重依赖西亚北非地区的能源供应，动荡引发的油价高涨也使中国面临更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中国尽管未放弃核能发展，但明显放缓了步伐。

一、当前世界能源的总体状况

能源一直是关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议题。当前，能源消费继续强劲增长，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化石能源在世界能源总体消费中占据主体地位。目前，世界大部分能源仍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其他能源尤其是新能源发展迅速，但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尚需时日。国际油价难以回到低位，价格波动对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都造成严峻挑战。

1.能源供需关系总体紧张

进入21世纪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能源供应趋紧。在这期间，尽管在世界范围内石油供需总体上保持平衡，供略大于求，但这一平衡十分脆弱。往往由于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局部战争、社会动乱、恐怖活动等原因，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某些季节或某一时间段、某些石油品种出现断档，致使某些国家和地区不时发生油荒、电荒等能源供应紧张局面。

总体看，能源生产能力增长缓慢，能源消费需求却快速上升。近2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新发现的油田越来越少，特别是特大油田。世界现有的四个超级油田中，墨西哥的坎塔雷尔、科威特的布尔干、中国的大庆油田产量早已开始下降，只有沙特阿拉伯的加瓦尔油田还保持高产。未来，俄罗斯位于西西伯利亚的重要油气田的产量也会下滑，除了要在传统的产能地区西西伯利亚发掘新产量，还需要开发基础设施落后的东西伯利亚地区甚至北极地区。俄罗斯能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开发投入，仍面临不确定因素。俄罗斯石油生产高峰时期，每天可达到1050万桶，但到2035年，日产量会下滑到970万桶。其他一些国家尽管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出于各种考虑限制开采。例如，美国在阿拉斯加北部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但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就地储备石油，长期限制开采。

随着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迅速增长，石油需求和消费量不断上升，上升幅度超过了产量的增长。尽管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使石油需求自198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但2010年，石油消费再次转降为升。可见，石油供应的宽松是暂时的，供应紧张才是常态。

全面提速——

能源结构走向多元化

在当前国际金融风暴肆虐下，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外部需求大幅下降。这直接催生出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与管理体制上的新变化。

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核电首当其冲。2008年11月21日，中国第9座核电站——福建福清核电站一期工程开工;12月16日，总投资近700亿元的广东阳江核电站正式动工建设;12月26日，总投资260亿元的秦山核电站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项目开工。

至此，世界上最大的核电规划正在中国渐次展开。据了解，我国2020年前将在核电方面投下4000亿元左右的资金。

其次，2008年12月15日，总投资近400亿元的“宁东大型煤电化基地”正式启动，意味着煤炭资源整合的“前奏”响起。

第三，甘肃河西走廊、苏北沿海和内蒙古等地正在规划建设几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目前，甘肃酒泉地区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已全面启动。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中国围绕油气领域的对外合作进展不断加快：中国到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管道开通;中俄之间也确定将修建从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往中国的油气管道。

据透露，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已得到国家核准，不日将全面实施。这一总投资达930亿元的庞大工程，将与中亚天然气管道相连，是中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的大型管道工程，仅钢材就要400万吨，如考虑到沿线城市内管线改造与建设，共能拉动投资3000亿元。同时，库容达2680万立方米的石油储备二期工程也已规划完毕，成都千万吨级炼油厂不日也将开工建设。

张国宝表示，这些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实际举措，也说明中国的能源战略正在一步步实现。我们要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力度，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大能源企业的整合重组，建设现代、高效、稳定的能源工业体系。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表示，当前形势为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创造了一个好时机，将来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应该走多元化的道路。

节能降耗——

开源节流是治本之举

1月13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37.59美元。有人担心，低油价可能致使对新能源的投资放缓。

能源专家指出，不可再生能源的属性决定廉价时代将一去不返，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势在必行。

专家表示，对于中国这个耗能大国和人均资源小国来说，开源不节流，多元化的能源战略从长远来看也只是治标之举。能源危机、气候危机，21世纪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世界社会和经济的两大事件，让世界各国幡然醒悟，解决能源问题和气候问题，治本之策还在于节能降耗。

据估计，中国节能的潜力有60%在工业部门。中国石油利用的经济效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用油设备的效率也低于国外，节油潜力很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力在能源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据了解，2009年，国家将继续对传统煤电项目实施“上大压小”，计划关停小火电机组1300万千瓦。相关数据显示，到2008年10月，小火电机组累计关停3210万千瓦，已实现“十一五”规划近2/3的目标。

深刻把握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新形势

能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目前国际能源格局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现有的能源生产消费格局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区域变化。从消费上看，能源消费重心正在从西方发达国家向亚太地区转移，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从生产上看，能源生产日益多元化，虽然欧佩克仍掌握着全球石油供给的主动权，但北海、非洲和墨西哥湾的石油勘探和开发也在加速进行中。即便如此，事实和研究结果仍表明国际石油生产的峰值时刻即将来临。

另一方面，新能源开发已展露黎明前的曙光，能源供给结构即将进入下一个能源替代的发展周期。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油砂、重油、煤层气、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油气资源，风能、太阳能、氢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等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前一个变化来源于国际范围内区域经济增长中心的转移，而后一个变化则来源于现有主导能源供给保障程度的下降和环境保护的压力。

这样一种能源格局的变化导致各国在世界范围内对能源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同时也加快了能源领域的技术开发步伐。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能源需求进入高增长时期，而中国的能源供给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不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根据BP公司的能源统计数据，与世界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重较世界平均水平高出41.1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较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15.4和20.1个百分点。由于国内优质能源石油、天然气的供给保障能力低，目前我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已经接近50%。同时，能源消费(主要是煤炭)是导致中国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空气中约70%的二氧化碳排放、90%的二氧化硫排放和67%的氮氧化物排放来自于燃煤。几乎所有的烟尘排放也来源于此，占到总悬浮颗粒无污染(TSP)的一半以上。

这种相对落后的能源消费结构、高度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和能源消费的高污染，不但导致我国资产价值体系溃损，生产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等一系列严重问题，而且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遇到更大的压力，长期来看，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会产生制约作用。因此，千方百计解决国家能源安全这一具有长期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显得尤为紧迫。

在国际能源市场和国家能源供应保障体系中，能源企业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能源企业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格局变化的历史性机遇，不但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而且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起着重要的影响。以BP、埃克森、壳牌等为代表的国际大石油公司凭借着资源、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不但在过去的近百年中主导着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而且近年来加快了进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步伐。

中国能源企业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在资源获取、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与上述大公司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如果再将企业资源投入新能源的开发有可能会更加力不从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格局的变化对于中国能源企业而言不仅仅是风险，更潜伏着巨大机遇。庞大的国内需求为企业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提高管理能力和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空间，新能源的开发缩小了国内能源企业与国际大公司的差距，因为这一领域处于起步阶段，技术水平差距相对较小，为我国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转被动为主动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时刻，被动应对只能意味着放弃发展的主动权，成为跨国能源公司的附庸甚至被淘汰出局，国家的能源安全无从谈起，经济命脉也将落入他人之手。反过来，主动应对则意味着在竞争中牢牢把握发展的机遇，将企业的竞争力建立在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上，这样的竞争力才是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能否主动、敏锐而准确地判断形势，进而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是抓住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作为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国家石油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提出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正是对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要求的积极回应。这一战略决策提高了企业关注世界能源发展趋势，顺应全球石油石化行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能力，有助于企业实现从传统石油公司向面向未来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能源公司转变，有助于为更好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一战略的巨大意义更具体地体现为：

首先，有利于提高中国石油集团的国际竞争力。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包含传统能源的支撑，能源供给结构变化，提高能源开发利用效率，供应能力的价值链开发，能源开发利用全球化和经营管理国际化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这一战略以技术进步、管理能力的提高和价值链的构造为手段，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有助于中国石油集团克服劣势，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竞争。

其次，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提升。能源是企业最基本的投入品，一个清洁、高效、低成本的能源供应体系，有助于中国企业降低提供物品和劳务的成本，这在竞争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对于企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石油集团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思路，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最后，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体现在有足够的能源可以利用，另一方面体现在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思路，有利于中国石油集团更好地参与传统能源资源和市场的竞争，也有利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提高能源长期供给结构的弹性。同时，能源的高效清洁利用和新能源的开发，有助于降低由于能源利用带来的环境污染，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

近年来，国际能源局势起伏跌宕，变化剧烈。油价飙升严重冲击能源消费国经济，也使能源输出国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消费国节能与海外拓展同时推进，生产国频打“能源牌”争取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国际能源合作日趋活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煤炭、石油等能源价格大幅跳水，新能源发展在逆境中被提升到战略层面，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引擎。综合分析，目前国际能源局势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大的背景下，认真审视我国能源发展格局，完善相关措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正确把握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1.近年来能源需求的过快增长，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和巨大的环境压力。

30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10.3%，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6%，2008年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26亿吨标准煤，是改革开放初期的4倍多。尽管我国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优质能源少、人均占有量低，能源供应偏紧、资源约束大的矛盾将长期存在。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今后一段时期，能源消费强度将保持较高水平，油气需求增长又快于煤炭，国内资源开采量受到自然条件限制难以较快增加。我国石油储采比仅为11.1，远低于世界40.5的平均水平，能源尤其是油气供求矛盾将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我国能源发展模式亟待转变。

2.随着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能源安全问题凸显。

我国石油资源不足，原油产量不能满足需求，进口石油依存度不断增大，供需矛盾比较突出。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我国石油进口量逐年攀升，2008年累计进口石油2.18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1.3%。预计到2020年前后将超过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上升意味着能源安全形势的脆弱性增加。世界石油资源争夺日益激烈，我国对海上石油运输通道控制能力薄弱，过分依赖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及单一的海上运输路线，凸显了我国石油进口安全的脆弱性。战略石油储备刚刚起步，应对突发事件或危急时刻的保障能力需要加强。

3.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能源需求持续低迷。

从一开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就逐渐显现并日益加重，外部需求萎缩，工业增速减缓，企业经营困难，投资增速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28.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增幅下降4.8个百分点，其中煤炭、原油、天然气和电力消费增幅分别下降4.9个、1.2个、9.8个和8.5个百分点。预示国民经济景气程度的先行性指标——全国发电量从去年10月份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2月累计增幅同比仍为-3.7%;1—2月全社会用电量增幅同比为-5.2%，能源需求持续低迷。今年以来原油、成品油产量和原油加工量均比计划调减或比去年同期下降，炼厂调低负荷、减产运行，成品油需求疲软，库存涨至历史高位。

4.当前发达国家正在为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而向内挖潜，世界范围内一场新经济变革已悄然来临。

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尚需时日，发达国家纷纷反身内省，为寻找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迎接下一轮经济上行周期的到来积极准备。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世界许多国家把发展新能源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7000亿美元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把新能源作为摆脱经济衰退、创造就业机会、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战略产业，提出在未来三年内可再生能源产量增加1倍;2012年在发电总量中占的比例提高到10%，2025年增至25%;未来10年将投资1500亿美元建立清洁能源研发基金，用于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和其他清洁可替代能源项目的研发和推广;动用40亿美元政府资金，支持汽车制造商重组、改造和技术进步，生产更节能高效的混合动力车;投资45亿美元对联邦政府建筑进行改造，10年内将现有建筑的能效提高25%。

奥巴马提出，谁掌握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谁将主导21世纪;谁在新能源领域拔得头筹，谁将成为后石油经济时代的佼佼者。除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也把发展新能源作为拉动经济、扩大就业、抢占未来制高点和防止气候变暖的重要手段。欧盟推行可再生能源计划，将新增投资300亿欧元，创造35万个就业机会。

法国计划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提高到23%，相当于每年节省2000万吨石油。德国计划在2020年前使可再生能源领域就业规模超过汽车产业的就业规模。英国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提供1000亿美元建立7000座风力发电机组，新增就业16万人。日本将增加太阳能发电量20倍，新型环保汽车的使用量增加40%。韩国在普通家庭大力推广普及太阳能、地热、风能和生物能源，并将兴建200万套节能绿色住宅。

面对这一局面，我国不能因为当前金融危机导致能源供需矛盾缓和，而忽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应汲取过去一些产业发展的沉痛教训，密切跟踪世界新一轮新能源发展方向，增加对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加强新能源技术研发，真正把新能源发展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

二、抓住机遇加快我国能源结构调整

上世纪100年间，世界上15%的人口完成了工业化，使得石油消耗量急剧增加，从上世纪初的2400多万吨飙升到30亿吨。在本世纪，将有85%的人口进入工业化，能源消耗量必定进一步增大。虽然世界能源探明储量仍在继续增加，但地球上的能源毕竟有限，而人类社会的能源消费则是逐渐增长的，以目前的消费速度，总有一天，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资源会枯竭。因此，人类必将实现向“后石油时代”的能源转换。从世界范围看，可再生能源更具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的共识。中国替代能源的发展方向是以新能源代替传统能源，以优势能源代替稀缺能源，逐步提高替代能源的作用。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我国在努力增加能源供应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改善能源消费方式，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因此，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提高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是促进我国能源格局日趋合理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设，既有助于拉动投资，也有助于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做可靠的能源准备。

《“十一五”能源发展规划》提出，“十一五”时期我国能源建设的总体安排是：有序发展煤炭;加快开发石油天然气;在保护环境和做好移民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开发水电，优化发展火电，推进核电建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温家宝在今年“两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积极发展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作为今年的主要任务之一。

1.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煤炭约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0个百分点。煤炭转化为能源的主要形式是燃烧发电，燃煤发电在我国煤炭终端消费中占56%以上。2008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7.92亿千瓦，其中火电装机6.01亿千瓦，约占76%;水电装机1.72亿千瓦，约占22%;核电装机906万千瓦，占1.3%;风电894万千瓦，仅占0.8%。煤炭的燃烧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分别占二氧化硫排放的90%、二氧化碳排放的70%和氮氧化物排放的67%，而且每开采l吨煤会破坏2.5吨地下水，煤炭开采后还会造成地表塌陷，产生废水、废气和废渣以及矽肺病等。因此，努力降低煤电比重是改变我国能源格局、实现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为此，要继续优化电源结构，逐步提高清洁能源发电比重，不断替代燃煤发电;另一方面，在加快发展循环液化床燃烧、大规模煤气化等洁净煤技术以及改进煤炭直接、间接液化技术的同时，加快研发和推广煤炭多联产等新一代洁净煤技术，逐步优化调整煤电自身结构，将煤炭的产业链延伸至下游化工制品。

2.积极发展核电。

核电是清洁高效的能源。理论上讲，1公斤的铀全部裂变释放出的裂变能，大约相当于2500吨煤或2000吨的石油燃烧时释放出的能量。一座百万千瓦的火电站需要260万吨煤，而核电站只需要30吨的铀原料即可。核电站一年产生的二氧化碳仅是同等规模燃煤电站排放量的1.6%，且不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近几年，世界核电建设开始复苏。美国能源部2007年宣布，未来2年内将兴建32座核能发电厂;俄罗斯计划在2020年前建造40台核电机组;英国于2008年1月决定恢复建设核电站;印度计划到2020年使核电装机容量达到4000万千瓦。高效、清洁的核能将在全球能源格局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2008年福建宁德、福清，广东阳江，浙江方家山核电工程相继开工，共计14台百万千瓦机组，总规模达1400万千瓦，标志着我国核电建设步入快车道。2008年底，我国核电装机容量约为900万千瓦，仅占全国总发电装机容量的1.3%。根据《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目标，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将增加到7000万千瓦，核电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提高到4%，这意味着今后每年至少开工建设2个核电站、4台百万千瓦级核反应堆。2020年前，我国投入核电的建设资金累计将达4000亿元。去年底，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推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核电项目成为首批核准的拉动内需项目，标志着我国核电建设高峰即将到来。

3.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2006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总计为2亿吨标准煤，约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仅比2005年上升0.5个百分点。促进可再生能源加快发展，有助于实现能源长期战略替代，也有助于加强环境保护。我国已立法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规划，2010年可再生能源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将达到10%。

水能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我国水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近7亿千瓦，占常规能源资源量的40%，根据目前的勘测设计水平，我国水电有2.47万亿千瓦时的技术可开发量，如果开发充分，至少每年可以提供相当于10亿—13亿吨原煤的能源。水能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相比是很好的调节电源，开发水电的同时还可以实现防洪、灌溉、供水、航运、养殖和旅游等综合效益。目前水能开发利用技术已经成熟，应当优先加以利用。

我国风力资源丰富，利用技术也基本成熟，可以作为当前规模开发的一个重点，形成实际供应能力。太阳能资源潜力巨大，一旦关键技术取得突破，经济性改善，就将得到广泛应用。现阶段应加大太阳能发电技术与热利用技术的开发与攻关力度，结合建筑节能，积极推广太阳能热水器产品。我国生物质能具有品种多、分散性强、收集成本高的特点，宜于发展多种利用技术，开辟不同用户市场。现阶段可从现有废弃物资源的利用入手，逐步提高开发利用水平。对一些较为成熟的技术，如农村沼气、秸秆发电等，积极推广，予以扶持。对一些尚未突破的关键技术，如纤维素乙醇等，合理投入，开展研究。新能源及其相关技术对未来的能源替代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充分重视，早做准备，积极跟踪，组织研发。

面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我国政府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路线图，尽快整合现有产业资源，把现有资源、扶持政策体系及未来十多年的能源投资格局理顺，打造高效率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宽松环境，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利用来支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强化油气产业的开源节流。

一是加快建设油气基地。按照“挖潜东部、发展西部、加快海域、开拓南方”的原则，通过地质理论创新、新技术应用和加大投入力度等措施，到2010年，全国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达到1.93亿吨和920亿立方米。二是加快石油替代工程。按照“发挥资源优势、依靠科技进步、积极稳妥推进”的原则，加快发展煤基、生物质基液体燃料和煤化工技术，统筹规划，有序建设重点示范工程，为“十二五”及以后更长时期的石油替代产业发展奠定基础。三是促进油气行业节能降耗。

此外，中国应对石油安全挑战，应该着眼全球，从战略的高度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降低石油进口依赖，积极参与国际石油市场竞争，加强国际石油领域合作，加快建立现代石油市场体系，建立完善现代石油储备制度，制定确保国家石油安全的一整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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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论文国际形势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摘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关键词：国际关系道德国际伦理气候变化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文章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注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国际关系中的情感》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热点。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一、引言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二、理性与情感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虽然只是短暂的一节课，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首先，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滔滔不绝，睿智敏捷的思维，丰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领导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深深陶醉。我赞美他，是因为他优秀，我们钦佩他，是因为我们年轻，我们用自己年轻、活跃、开放、包含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我们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综上所述，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把握住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最后，我想说，学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非常必要。因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第2篇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与政策选择综述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 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4）经济增长。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2.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4.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5.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6.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1.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2.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3.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求采纳为满意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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