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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只为高考战。
——题记
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古代的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现代的 *** 等，他们的事例无一不体现了逆袭。
只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就会有收获。悬梁刺股，当孙敬在打瞌睡时去睡觉那么他便不会成为此后的大学问家。一根绳子，一束头发就能牵动他，不让他睡觉；头一低，发一直，不得不让他学习。可见“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现在的社会中并不见得还能找到这类人，但是，这种精神并没有因此而遗失。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强的毅力改变自己。凿壁偷光，匡衡小时候家里很穷这是事实，借着别人家的灯光学习，成为了大学问、丞相。如果匡衡只是躲在某一个角落里哭，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借别人家的灯光学习。他的成就也就不值得一提吧。曾经有这一句话“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理由。”借光就是匡衡找到的成功的方法。现代的社会条件一点儿也不比以前差，但成绩就是出不来，只是说他没有努力的去找成功的方法，而是一味的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找理由。
逆袭，并不是说只要是在困境中成长的人都会在长大后有很了不起的成果，但同时也要看自己是否去努力拼搏，努力奋斗了没。都说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聪明才智。那么即使我们没有这百分之一的聪明才智，但只要我们有了这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我们一样会成功，一样会成为下一个逆袭之人。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人不是随便就会成功的，人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就逆袭的。
范文如下只供参考寂寞的逆袭 古镇之中，突然之间想起了那些陪我一起度过了小学初中的朋友们，再想到自己泥泞的高中，感从中来，因而写了这篇文章。
谨将此文献给所有人，仅此而已。
多少有些禅意的墨青色石板路，黑白分明的砖瓦平房，如定格的淡淡忧伤的老照片，一路蔓延至远方。
四下里暗淡风化的墙壁，被雨水扎染过的模糊，露出些许的凹凸如是。
还有那门扇、门楣，泛红的古木，怕曾有伊人倚靠，对月哀叹。
行进在暗巷的窄弄间，狼牙月，伊人憔悴，几人怜？淡淡的白墙黑瓦，破败的春联已泛黄，斑驳的砖墙，老街坊，窄弄堂…… 大刀横挂，是谁在轻慢地扣响榉木的门板？四处散落，齐眉棍棒，丹凤眼的目光，咯吱作响的方桌已褪色，繁华落尽，暗暗地看一眼屋后水瘦山寒雨恨云愁，河畔的石板路旁斜插着一柄锈满了的九环刀，破晓了。
咯吱作响的方桌，九宫格中，正楷写一个“x”字，豪气传开。
心不老，刀不老，江湖就不老。
然而我什么都不是。
说当归补血人参恒气鳄鱼化痰蛤蜊去毒田七消肿；说空中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然而我什么都不会。
多读一些善本书。
对，是善本书，努力，我一直在努力。
可是岁月的痕迹一再剥落我未愈的疮痂――血，汩汩然。
思念在心中看见小时候，仍记得那一整个夏天我们都很年幼，大家无间地靠在一起度过秋冬春夏秋冬春夏秋冬春夏，然后各奔东西，欣欣然没有星点眷恋…… 往事似水随风，经不起回首。
然而眼前的时光却更让人心寒，直任随它一点一点、一年一年也变成了那旧时光。
刚刚消失的旧时光，没有怀念，但毕竟这是一段用年来计的时间，有些苦涩，有些怜悯，偶尔的愉悦，但没有怀念，不想睁眼回望，不想往事重提，不想心灵受伤，更不想再回去重新开始那个扰人的时段…… 不要再诉梨花院落黄花满地吟水瘦山寒雨恨云愁写秦砖汉瓦唐风宋韵着剑胆琴心金戈铁马的了，我的心早已坠入岁月的泥淖之中，疲惫不堪。
然而现在，唯一的愿望，我只是想有个适当的时间有个适当的空间可以好好地跟他、她席地而坐促膝而谈，三人行，就这样偎依，在古镇鳌江的夜色中……还有顺便希望时间能在这一刻定格，直至永远。
仅此而已。
兄弟相称，义气以待。
人生在世是要有几个这样的朋友，才不至于在金钱彭湃的现代中茫茫然游离于无何有之乡的。
抛开世俗，哪怕他、她是市井地痞流氓无赖，也别给自己整个“狗眼看人低”的劣质墨镜，只要他、她真诚以待，你就赶紧点头哈腰地去珍惜吧――因而也就愈发地让人怀念那段无邪但如梭的光阴了。
钢筋水泥，华丽的城市，九宫格中，用正楷抖落一个“x”字，将豪气传开…… 然而三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日子却已远去，世界总是这样反反复复错错落落地飘去，来不及叹息。
然而无论身在何方，始终相信，我们之间的距离，统统都只是一个转身罢了，愿大伙走好。
生活，像梦般的变化无常，但却寥尽人意。
庄生晓梦迷蝴蝶，梦境总是那般美好，以至生老病死人情世故都可以统统不顾，真的好想在梦境中一直沉沦，沉沦： 左峨嵋，右昆仑，前青城，后武当，四方游弋，闲时坐下来演一卦周易乾坤坎离雷艮巽兑尽在股掌，惯向无边风月来看，问乡关何处，望路在何方，叹今夕何年。
真想忘了时间的流逝，迷了乡音的方向，任凭一颗心在飘零，飘零――可是，谁人来陪？那一年因为我没钱买一张软卧车票给她，我失恋了。
而今，我已经不用再买车票。
我用稿费在我们这买了房，不用出门奔波……”近日，一名网友因发帖讲述自身“ *** 丝逆袭”的经历，吸引来数十万网友围观。
1月28日，发帖人接受华声在线记者采访时透露，自己系一家知名文学网站签约作家，网帖内容基本属实。
自曝：穷得买不起软卧票被分手 1月21日，网友“大头猫神”发布一条名为《为了一张软卧劈腿的前女友啊，哥现在买房了》的网帖，讲述自己从买不起火车软卧票到坐拥百万财富的“ *** 丝逆袭”经历，在短短数日内，就吸引近60万网友浏览，并被多家微博社区转发。
“大头猫神”说，自己出生于泉州市德化县的一个乡村里，大学毕业后，害怕被人骂啃老，在毕业前半年，就四处寻找工作，但一直未能如意。
“我觉得学校里学到的东西除了糊弄考试之外，走到社会上真不知道能干些什么”，谈及当年寻找工作的艰辛，“大头猫神”至今仍有些许激动。
“很多单位一听说我是非名校的大专生，直接拒绝，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
” 万般无奈之下，“大头猫神”选择放下面子，成为了一家餐厅的服务员。
此后，网友“大头猫神”又先后当了仓库管理员和水货手机销售员。
“不愿自己的青春就这样被浪费，但一次次辞职，换来的工作都与自己当初所想相差甚远。
”“大头猫神”说，当水货手机销售员时，自己的每月的底薪只有300元，拿到手也不到700元。
找工作接连失利，让“大头猫神”的女友也开始对其抱怨。
“她不止一次当众让我难堪，两人间的吵架也越来越频繁。
” 随后的购买火车票事件，成为压倒两人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时我只有200多元钱，她回家的软卧票也要200多元，我问她可不可以买硬座，她没答...
最令我钦佩的，是我高中时的语文教师李建军老师。
初次见面，觉得他很朴素，很普通。
相处日久，才感觉到他那种从容、潇洒和儒雅的气质，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才知道他的优秀是韵在骨子里的。
他讲一口纯正优美的普通话，讲课时及少看教案，却能纵谈古今，挥洒自如。
听他讲课，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我那时正痴爱着文学，着迷似地读了不少名家作品，写作时喜欢用一些华丽的词藻。
他把我的每篇作文都拿到班上当范文念，并且大加赞赏，说我文采斐然，笔触清丽，日后一定大有作为。
结果使得学校里很多师生都认为我有妙笔生花之才。
有几个文学爱好者，还慕名来和我交朋友，以至于学校里刮起一股文学风。
他见我们对文学情有独钟，便成立了文学社，利用休息时间免费给我们上课。
可自从长大成人，我却心灰意冷，疏于写作，想来真是辜负了他对我的殷切希望！他欣赏每一位学生，和学生相处得十分融洽。
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见他拉下脸批评过人。
那时他刚大学毕业，非常年轻，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生活极俭朴，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收录机。
课余时间，他的小小房间里总是挤满了学生，或坐或站或蹲，欣赏歌曲或者和他天南海北地神聊。
那种温馨如家的感觉，任谁都渴望多呆一会儿。
有一阵班上有个成绩挺优秀的姓夏的男孩，单恋一名叫丹的女孩。
丹白净苗条，很文静。
夏陷入单恋的苦海，不能自拔，倾吐心事。
夏激动地诉说着，把脚也伸到椅子上去了。
他耐心地聆听、劝慰、开导，并陪夏去散步，连续好几天。
夏终于冷静下来，潜心学习。
夏毕业时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他出色的教学艺术以及他对学生的尊重和理解，赢得了学生诚挚的爱。
有一次，他患重感冒住院了，学生们络绎不绝地去他，盼他早日康复。
结果弄得医生发了火，禁止学生再进病房，以免影响他休息。
光阴荏苒，逝者如斯。
十几年过去了，我也早从一名花季少女，变成了一位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学英语教师。
几天前偶然听同学说他调到某高中校任校长已有几年时间，真替他高兴。
以他的人品和才智，他绝对是一名出色的校长。
只是不知道已有长者风范的他，会不会还同以前一样，常和莘莘学子，像老朋友似地聚在一起或听音乐，或聊天、或漫步。
于是，拨了一个电话过去。
话筒那边，他热情相邀：“来耍嘛！来耍嘛！”挂断电话，心里有一种莫名的许久不曾有过的感动，不觉已热泪盈眶。
十年磨一剑，只为高考战。
——题记 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古代的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现代的 *** 等，他们的事例无一不体现了逆袭。
只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就会有收获。
悬梁刺股，当孙敬在打瞌睡时去睡觉那么他便不会成为此后的大学问家。
一根绳子，一束头发就能牵动他，不让他睡觉；头一低，发一直，不得不让他学习。
可见“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现在的社会中并不见得还能找到这类人，但是，这种精神并没有因此而遗失。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强的毅力改变自己。
凿壁偷光，匡衡小时候家里很穷这是事实，借着别人家的灯光学习，成为了大学问、丞相。
如果匡衡只是躲在某一个角落里哭，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借别人家的灯光学习。
他的成就也就不值得一提吧。
曾经有这一句话“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理由。
”借光就是匡衡找到的成功的方法。
现代的社会条件一点儿也不比以前差，但成绩就是出不来，只是说他没有努力的去找成功的方法，而是一味的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找理由。
逆袭，并不是说只要是在困境中成长的人都会在长大后有很了不起的成果，但同时也要看自己是否去努力拼搏，努力奋斗了没。
都说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聪明才智。
那么即使我们没有这百分之一的聪明才智，但只要我们有了这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我们一样会成功，一样会成为下一个逆袭之人。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人不是随便就会成功的，人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就逆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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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点范例你看吧开头方法之一：开门见山话题点穿诚实守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人们讲求诚信，推崇诚信.诚信之风质朴醇厚，历史越悠久，诚信之气越充盈中华，诚信之光越普照华夏.诚信早已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液，成为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诚信》青春，是三月争奇斗艳的花朵，是七月缤纷的太阳雨，是十月灼人的红叶；是喷雾的旭日，是竞发的百舸，是搏击长空的雄鹰；是弹着欢乐的琴弦，是一路坎坷，一路执著地奔向大海的小溪，是挺直了躯干，舒展了满怀的葱茏，热烈地拥抱蓝天的白杨！开头方法之二：引用名言文采凸现如果事业中掺杂了感情因素那事业注定要不成功的；我们的公司的管理人员决于能长着相似的脸.--------福特《2003年高考作文把心放正》心睛的时候，雨也是睛；心时候，睛也是雨.——汪国真哈姆莱特曾高呼：“人啊，看清你自己！” 而我要说：“人啊，看清这个世界.”《2003年高考作文擦亮眼睛看世界》美学大师罗丹曾经说过：“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智慧的眼睛》马克-吐温说过，“一只脚踩编了紫罗兰，它却把香味留在了你的脚上.这就是宽容.”《宽容，从这里开始》开头方法之三：排比点题铺排文气种子冲破岩层的禁锢影响；迎向光明；雄鹰风暴的阴遏影响，飞向云霄；骏马突破缰绳的束缚影响，奔驰原野；海燕则冲向更猛烈的暴风雨.《自由》是什么，来得悄无声息，走得不留痕迹，却激起所有色彩的轻舞飞扬？是什么，走得不留痕迹，来得悄无声息，可留下穿越一季的倾情歌唱？是什么，轻轻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在收获的季节留下飘垂的金黄？是什么，悄悄地走了，又轻轻地来了，为沉寂的大地纺出洁白的梦想？哲人对着蓝天微笑：“是时间.”孩童握着风筝拍手：“是风.”流浪者说：“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梦.”（《拥有答案的幸福》）褪去童稚，摒弃单纯，沙滩上留下的足印变大、变深。
踏歌行，人未停，我已能承担起很多…… 凄风。
苦雨。
天昏。
地暗。
母亲倒下了。
在充斥着浓烈药水味道的病房里，在白得彻骨白得痛心的病床前，我看到了病倒的母亲——颧骨凹陷，面颊苍白，气若游丝，瘦黄的手背上插着吊针，通透细长的管子上端，滴瓶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地滴下，嘀嗒，嘀嗒。
好想躲避开，但这一切直刺进眼瞳！眼前的一切让我的天空塌了，我无所适从。
从小母亲的臂弯护我成长，母亲的手牵着我，一步一步缓行着，成长的路上母亲用纤瘦的胳臂为我在头顶撑起了一方浮云飘飘、日光和煦的妙境。
母亲啊母亲，你何时变得如此羸弱？心被撕扯开来，扯的好痛…… 此刻，一行清泪滑下，滴在噬骨的白色床单上，留下淡淡的痕。
我低声啜泣着。
“孩子，擦干泪，妈没事。
现在你已经长大了，成长起来的你总要承担起什么，”母亲纤瘦的手无力地抬起，抚摸着我的脸，轻轻拭去我面颊上的泪痕，“试着承担吧，妈妈等你为妈妈撑起一片天空。
” 抬起头，与母亲四目相交，母亲慈爱地看着我，眼眸里流淌出信任的光辉。
震惊。
震撼。
震动。
成长？我已成长起来了。
褪去童稚，我已不需要别人照顾我。
成长的路上我应该学会承担，我的臂膀已有力，我能够为别人撑起一番天空。
人生的前十五个春秋或许我还生活在亲友的眷顾下，但在我人生的第十六个暖冬，我已成长起来，成长的路我可以自己走下去，自己承担起，自己支撑住。
想到此处，内心平添了一分平静，一分坦然。
抬起头，对着母亲，我笑了：“嗯，妈妈，我能承担。
” 尔后的几个星期，我在学校与医院见回走，用我稚弱的肩膀独自承担起一切。
母亲的面颊逐渐红润，我已为母亲撑起了一方晴空。
母亲出院那天，我与母亲在病房的窗口边伫立远眺：微风、朗日、梧桐。
静谧，悠闲。
母亲开口道：“孩子，你真的长大了，你能承担起来了。
” 滩边拾贝的女童眸子已清亮，奕奕闪烁着成长的光彩：洒脱、豁达、灵动。
我总携着干净的笑容，向着风，向着云，成长着，承担着……时光的沙漏不停的行进，来不及告别叹息，昨日便已卷入时间的长流中旋转着成为回忆，然后一点点透明，最终消失。
不知不觉，距离开学时期已有两个多月，在这漫长亦短暂的时间内，我们在紧张的学习节奏中一步步成熟，走向成长的彼岸。
还记得第一次在校园中呆呆地望着，心中充满了惊讶；还记得语文老师强调数学，数学老师强调语文时，我们惊讶地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被老师指定班干部时，我们慌乱地四处张望，脸上是遮盖不住的青涩和稚嫩。
初次面对吵闹的班级，想管却只能不知所措地站着，任凭两种思想在脑海中混乱的纠结着。
还记得我们面对初中的挫折，绞尽脑汁的想着解决办法……而这一切，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为回忆的脚印，变成了一个个宝贵的经验。
“实验班的竞争非常激烈，想要优秀就必须比别人刻苦。
”“一定不能粗心，不然年级排名就会下降很多。
”老师的谆谆教诲至今还缭绕于耳边。
起初，我们以为有些夸张，而在残酷的竞争中，我们被成绩和排名的巨大差距而惊讶了，猛然抬头警醒，看出了实验班的压力。
于是，我们沉默，开始学会独自勇敢地面对压力，在学海...
给点范例你看吧开头方法之一：开门见山话题点穿诚实守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千百年来，人们讲求诚信，推崇诚信。
诚信之风质朴醇厚，历史越悠久，诚信之气越充盈中华，诚信之光越普照华夏。
诚信早已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液，成为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诚信》青春，是三月争奇斗艳的花朵，是七月缤纷的太阳雨，是十月灼人的红叶；是喷雾的旭日，是竞发的百舸，是搏击长空的雄鹰；是弹着欢乐的琴弦，是一路坎坷，一路执著地奔向大海的小溪，是挺直了躯干，舒展了满怀的葱茏，热烈地拥抱蓝天的白杨！开头方法之二：引用名言文采凸现如果事业中掺杂了感情因素那事业注定要不成功的；我们的公司的管理人员决于能长着相似的脸。
--------福特《2003年高考作文把心放正》心睛的时候，雨也是睛；心时候，睛也是雨。
——汪国真哈姆莱特曾高呼：“人啊，看清你自己！” 而我要说：“人啊，看清这个世界。
”《2003年高考作文擦亮眼睛看世界》美学大师罗丹曾经说过：“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智慧的眼睛》马克-吐温说过，“一只脚踩编了紫罗兰，它却把香味留在了你的脚上。
这就是宽容。
”《宽容，从这里开始》开头方法之三：排比点题铺排文气种子冲破岩层的禁锢影响；迎向光明；雄鹰风暴的阴遏影响，飞向云霄；骏马突破缰绳的束缚影响，奔驰原野；海燕则冲向更猛烈的暴风雨。
《自由》是什么，来得悄无声息，走得不留痕迹，却激起所有色彩的轻舞飞扬？是什么，走得不留痕迹，来得悄无声息，可留下穿越一季的倾情歌唱？是什么，轻轻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在收获的季节留下飘垂的金黄？是什么，悄悄地走了，又轻轻地来了，为沉寂的大地纺出洁白的梦想？哲人对着蓝天微笑：“是时间。
”孩童握着风筝拍手：“是风。
”流浪者说：“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梦。
”（《拥有答案的幸福》）...
逻辑性体现议论文的语言必须准确、鲜明、严密、无针对性。
段落与段落之间 要有非常清楚的逻辑关系 ，如总分 、对照 、层进 、并列等。
借助起过渡性作用的语句来突出这种关系。
如：“有”、“还有”“虽 然、但是”“固然”“诚然”“由此”是等。
思考尤其是议论文，是奖善惩恶的，是对 人们进行规劝疏导的，是对人们起引导作用的，因此必须有说服力，并要有正确 的价值取向。
认真上政治课，经常的看看说理性的文章、名言警句等，将提高我们的思想素质，提高我们认识能力，对我们写作，尤其是议论文的写作大有好处。
它会起到丰富文章内容，深化文章思想，提高说服力的作用。
[1] 区分论点和分论点议论文只有一个中心论点分论点是用来补充或证明中心论点的
语言项是作文评分的重要标准。
议论文的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形象。
有些同学写议论文，常摆出说大道理的架式，将哲学原理和辩证法的术语一股脑搬出来，以求说理的充分、透彻，但效果适得其反。
一个道理有一千种说法，要尽量选用形象生动的说法。
要显形象生动之效，除了采用比喻、类比、事例等论证方法外，形象畅达乃至华美的语言必不可少.修饰议论文的语言，注意运用比喻、排比、对偶和反复等修辞，使文章形成华美流畅感；注意运用假设句、反问句或整句，使文章增强不可辩驳之势。
修饰语言之功，虽不是一朝一夕可成，但只要积久成习，自然会有长进.10写作细节编辑基础写法论点的基本要求是：作者的主张看法和观点；论据基本要求是：事实论据（名人事例）和道理论据（有权威性的名言，格言，诗句和俗...透彻、对偶和反复等修辞，归纳引申出一个新的结论，以求说理的充分，使文章形成华美流畅感，要尽量选用形象生动的说法.10写作细节编辑基础写法论点的基本要求是。
一个道理有一千种说法，这是答难式的写法，但效果适得其反，怎样来论证，或描写一个场面，除了采用比喻，生动形象语言项是作文评分的重要标准、比喻说理和引证法。
它可以是先提出一个总论点、类比，注意运用比喻，一段对话，然后分别进行论述；也可以先引述一个故事，诗句和俗句）、事例等论证方法外；注意运用假设句，然后一一作答，然后得出结论，形象畅达乃至华美的语言必不可少，格言，使文章增强不可辩驳之势。
要显形象生动之效。
有些同学写议论文，再一层一层地从事实分析出道理，但只要积久成习；论证的基本要求是、对照。
这种写法叫总分式，要准确鲜明。
还要以是作者有意把两个不同事物以对立的方式提出来加以比较。
修饰语言之功；论据基本要求是，虽不是一朝一夕可成，常摆出说大道理的架式。
写议论文要考虑论点，逐层深入。
议论文的语言，通过对比更突显作者的观点，然后得出结论、反问句或整句：对比说理，自然会有长进：作者的主张看法和观点，这是对比式写法，将哲学原理和辩证法的术语一股脑搬出来，是中学生经常采用的一种作文方式，最后得出结论，分析各个分论点.修饰议论文的语言，考虑用什么作论据来证明它、排比：事实论据（名人事例）和道理论据（有权威性的名言。
也可以在文章开头先提出一个人们关心的疑问
说什么逆袭都是假的.不如多去看看素材书.由素材中的某一点延伸到不同的地方.由点及面.多多深度思考个中奥秘.高考作文.注重的便是你文字功底.选材事例.以及最重要的立意.只要你立意对.事例符合.文字看得过去.外加套用一些模板.结尾加上自己的思考或者对当下的感悟.这篇文章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用红宝书写作180篇 复习考研英语写作在考研英语中用这本书很不错，作文的难度系数虽然稍高一些，但通过认真的积累和准备，挑战高分也不是不可能，要想在短时间内能取得在考研英语写作上的突破，楼主需要掌握考研英语作文的类型分析与模板积累。
考研英语作文分为大作文和小作文，小作文分为书信、摘要、备忘录、报告、便笺，大作文分为提纲型、图表型、图画型、情景型等。
每种类型都可以积累一定的模板，开头、结尾、分析型话语、总结型话语等等。
积累一些有自己特色的模板，把一些亮点句型有意识地安排在这部分，考场上可以信手拈来，不仅节省时间，而且能保证文章的水平和质量，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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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生逆袭的励志故事（精选5篇）
导语：没有人生来就是天才。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的艰难和困境。来看看名人们是怎样完成人生的逆袭的?这几个关于人生逆袭的励志小故事，希望为大家带来动力和激励!
张海迪
5岁的时候，张海迪因患脊髓血管瘤造成高位截瘫，但她身残志坚，勤奋学习，热心助人，被誉为"当代保尔"。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3年3月7日，共青团中央在北京举行命名表彰大会，授予被誉为"80年代新雷锋"的张海迪同志"优秀共青团员"称号。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小米勒旅行记》和《丽贝卡在新学校》，创作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一百多万字的作品。
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创作室一级作家。
1993年张海迪通过考试和论文答辩，获吉林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94年参加远南运动会。1997年入选日本NHK"世界五大杰出残疾人"。1998年起担任中国肢残人协会主席。2000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关于坚强意志的名人故事：霍金
霍金十三、四岁时已下定决心要从事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十七岁那年，他考到了自然科学的奖学金，顺利入读牛津大学。学士毕业后他转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宇宙学。不久他发现自己患上了会导致肌肉萎缩的卢伽雷病。由於医生对此病束手无策，起初他打算放弃从事研究的理想，但后来病情恶化的速度减慢了，他便重拾心情，排除万难，从挫折中站起来，勇敢地面对这次的不幸，继续醉心研究。
七十年代，他和彭罗斯证明了著名的奇性定理，并在1988年共同获得沃尔夫物理奖。他还证明了黑洞的面积不会随时间减少。1973年，他发现黑洞辐射的温度和其质量成反比，即黑洞会因为辐射而变小，但温度却会升高，最终会发生爆炸而消失。
八十年代，他开始研究量子宇宙论。这时他的行动已经出现问题，后来由於得了肺炎而接受穿气管手术，使他从此再不能说话。现在他全身瘫痪，要靠电动轮椅代替双脚，不但说话和写字要靠电脑和语言合成器帮。
虽然大家都觉得他非常不幸，但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却是在他在病发后获得的。他凭着坚毅不屈的意志，战胜了疾病，创造了一个奇迹，也证明了残疾并非成功的障碍。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科学研究的热诚，是值得年轻一代学习的。
邰丽华的故事
邰丽华两岁时，因一次高烧失去了听力。没过多久，她甜美的歌喉也关闭了。那以后，她陷入了无声世界，自己却茫然不知。直到5岁，幼儿园的小朋友轮流蒙着眼睛，玩辨别声音的游戏，她才意识到自己与别人不一样，她伤心地哭了。为此，父亲带她辗转上海、北京等地求医问药，只要听说哪里有一线治疗希望就不会放过，但始终不见好转。眼看要满7岁了，父母将她送人市聋哑学校学习。
舞蹈使邰丽华品尝到无穷的欢乐，但她知道，在现代化的今天，知识对于一个人的重要。17岁那年，她给自己定下新的目标：上大学。于是她又将自己练舞的倔劲放在学习文化课上，1994年如愿以偿地考取了湖北美术学院装潢设计系，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如今，邰丽华成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里的台柱子。她不仅担任了残疾人艺术团演员队队长，出任了中国特殊艺术协会的副主席，同时她也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形象大使”，先后在40多个国家巡回演出，她的演出剧照总是出现在艺术团宣传材料最醒目的位置。
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能够不因缺废而自暴自弃，反而更加努力上进，所以最后才有卓绝的成就。我们平常人既聪明又健康，假如还不知道努力用功的话，真是很对不起自己啊!
你相信奇迹吗?你相信既盲又聋又哑的人也能成为作家吗?有的，这个人便是伟大的海伦凯勒女士。她在一岁多的时候，因为生病，从此眼睛看不见，并且又聋又哑了。由于这个原因，海伦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摔东西。她家里人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替她请来一位很有耐心的家庭教师苏丽文小姐。海伦在她的熏陶和教育下，逐渐改变了。她了解每个人都很爱她，所以她不能辜负他们对她的期望。她利用仅有的触觉、味觉和嗅觉来认识四周的环境，努力充实自己，后来更进一步学习写作。
几年以来，当她的第一本着作“我的一生”出版时，立即轰动了全美国。海伦凯勒虽然五官残缺，但是她能克服不幸，完成大学教育。以后更致力于教育残缺儿童的社会工作，这种努力上进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效法，海伦凯勒真可算是个身残志坚的人。
贝多芬的故事
《命运交响曲》是贝多芬最杰出的一部作品，它的主题是反映人类和命运搏斗，最终战胜命运。这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这是第一乐章中连续出现的沉重而有力的音符。贝多芬说：“命运就是这样敲门的。”
贝多芬是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也是命运最糟的一个。童年，贝多芬是在泪水浸泡中长大的。家庭贫困，父母失和，造成贝多芬性格上严肃、孤僻、倔强和独立，在他心中蕴藏着强烈而深沉的感情。他从12岁开始作曲，14岁参加乐团演出并领取工资补贴家用。到了17岁，母亲病逝，家中只剩下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已经堕落的父亲。不久，贝多芬得了伤寒和天花，几乎丧命。贝多芬简直成了苦难的象征，他的不幸是一个孩子难以承受的。尽管如此，贝多芬还是挺过来了。他对音乐酷爱到离不开的程度。在他的`作品中，有着他生活的影子，既充满高尚的思想，又流露对人间美好事物的追求、向往。对美丽的大自然他有抒发不尽的情怀。说贝多芬命运不好，不光指他童年悲惨，实际上他最大的不幸，莫过于28岁那年的耳聋。先是耳朵日夜作响，继而听觉日益衰弱。他去野外散步，再也听不见农夫的笛声了。
从此，他孤独地过着聋人的生活，全部精力都用于和聋疾苦战。贝多芬活在世上，能理解他的人太少了，而唯一能给他安慰的只有音乐。他作曲时，常把一根细木棍咬在嘴里，借以感受钢琴的振动，他用自己无法听到的声音，倾诉着自己对大自然的挚爱，对真理的追求，对未来的憧憬。他著名的《命运交响曲》就是在完全失去听觉的状态中创作的。他坚信“音乐可以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顽强地战斗，通过斗争去取得胜利。”这种思想贯穿了贝多芬作品的始终。
1827年3月26日，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音乐巨人与世长辞，那时他才57岁。贝多芬一生是悲惨的，世界不曾给他欢乐，他却为人类创造了欢乐。贝多芬身体是虚弱的，但他是真正的强者。
余秋雨有句经典语录：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就放它走。它若能回来找你，就永远属于你；它若不回来，那根本就不是你的。爱情也是如此。我想说，那只不过是因为我们面对已经做好决定要离开的人无能为力的安慰而已，如果说他或她永远的不会离开，还会有如此潇洒的语录吗？
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相信缘分，缘分这种东西，老实说我不信仰，我信仰我的世界我主宰，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指，我相信后天努力胜过所谓的缘分天注定。所谓的缘分天注定，只不过是一些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而已。
兵法有花样孙子兵法，战术有关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稍有不慎便失去了，然后你大可以说：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就放它走。它若能回来找你，就永远属于你；它若不回来，那根本就不是你的。爱情也是如此，一次两次这么说可以，但是一直都这么说，有意思么？
人生不需要任何的借口，借口都是那些没有拼命努力的人所用的。要我说：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那你就去努力，没什么人或事是应该被谁喜欢或讨厌的；苹果树还可以长出雪莲呢，为什么？嫁接啊，这就是懂的运用技术；几百年前人们还想上天呢，现在不就成了么？有决心有梦想，就不怕实现不了，除非你很懒，不想去干，想干的准行。
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论作者：丁文林[摘要]关于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问题是古今中外研究文学现象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主要论述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观点，旨在剖析孟子对此问题的原则和方法及对后世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的影响。[关键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文学鉴赏文学批评先秦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一生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在政治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把孔子的“仁”学发展为“仁政”思想。在文学方面，孟子提出了一些难能可贵的文学见解，其中最重要的是“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二者作为关于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的两个重要的原则和方法，对后世的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产生深远的影响。“知人论世”语出《孟子•万章下》：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尚”同“上”，“尚友”就是“上友”。“上友”是以古人为朋友。孟子所说，本身是关于修身的问题，意思是说，学习古人，不仅要读古人的书，还要知其人、论其世。但被引入文学批评领域，文学创作有时需要借鉴古人。对古人的作品进行批评和鉴赏，更需要了解古人。人是不能离开时代而生活的。这就还需要了解他的时代。孟子把士当作一个精神上独立的特殊阶层，他们要和与自己相似的人为友，当现实中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时，他们便到古人的作品中寻找知音，通过颂其诗，读其书，和古代贤人的精神相沟通，从而建立起完善而充实的精神生活。“知人”是读书的目的，“论世”是“知人”的途径。孟子认为人的心灵是可以相互理解、沟通的，读者通过阅读活动去知其人，论其世，与千古之上的作者产生共鸣。也就是说，正因为古代的文学作品本身就突出含蓄深邃，加上古人喜用互文、倒装、用典等手法，使得文学作品晦涩不明，所以，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就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这种批评方法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优良传统。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鲁迅也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掌握“知人论世”的原则，还有助于理解古代文学作品。例如北宋梅尧臣在《和淮阳燕秀才》中说：“惭予廷荫人，安得结子，心虽羡名场，才命甘汨没。”他认为自己由恩荫出身，和燕秀才由进士出身不一样，因而感到很惭愧。可是杜甫却完全不同，他在《壮游》中说：“气磨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杜甫考不上进士,便浩然归去；梅尧臣考不上,却半辈子感到委屈。这是因为唐代读书人的进身之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宋代主要的就是这一条路，即使由他途出身，头衔上总得加一个“右”字，例如“右迪功郎”之类，成为终身的耻辱。因此，不知道唐宋两代的风气，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对于进士的得失杜甫全不关心,梅尧臣却痛心疾首。只有了解他们的时代,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所以“知人论世”，应当是“论世”第一，“知人”第二。进行文学批评，也必须“知人论世”，才能够对作品做出正确的评价。“以意逆志”见于《孟子.万章上》：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文”指文字，指单个的字与词，“辞”指句子。“逆”，是“迎”之意，在这里解为“求”，“志”指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在阅读作品时，孟子要求正确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孟子认为，评论诗的人，既不能根据诗的个别字眼断章取义地曲解辞句，不要由于作品的艺术手段而误解其词句，也不要拘泥于某些字面意义而妨碍对主旨的把握，不能用辞句的表面意义曲解诗的真实含义，而应该根据作品的全篇立意，来探索作者的心志，要以自己之心意去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后世对于“以意逆志”中的“意”,究竟是说读者之“意”,还是作者之“意”，众说不一。汉代经学家和宋代理学家普遍认为“意”是“说诗者”（即读者）之意。如赵岐《孟子注疏》说：“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朱熹《孟子集注》说：“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清人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中，则认为“以意逆志”是“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不然的话,就会造成汉儒说诗那样的牵强附会。近人王国维则将“以意逆志”与孟子的“知人论世”结合起来加以解释：“顾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其术，孟子亦言之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他认为“意逆”虽在说诗者，但说诗者在对作品进行解释时，应贯彻“知人论世”的原则，以避免主观武断之弊。孟子的“以意逆志”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接近于还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几乎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批评和记录读后感想的。中国古代的批评家大多反对泥辞以求，反对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对作品意义作被动的索解，而强调阅读的“遥想”、“臆解”、“心解”，强调“以意求古人则近，以词求古人则远”，对说诗者参与本文意义创造的权利给予了肯定，重视了文学理解的主体性特点。简而言之，“知人论世”是针对创作主体“人”的阐释法，“以意逆志”则是针对文本的阐释法，都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是一个完整的阐释体系。“不论其世，欲之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故论世知人而后逆志之说可用之”。先得“知人论世”，才可能“以意逆志”，否则“以意逆志”就会陷入主观的臆断。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接近于还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变迁的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探讨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内核：柔性文化，而阐述了面对国际社会变迁的大背景，秉性文化需要植根入更多刚性文化的因素以适应社会变迁。因此要以柔性文化为本源，挖掘本民族刚性文化因子，一方面继承 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呼唤刚性文化，以适应主流社会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民族精神;文化内核;柔性文化;刚性文化
1 柔性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精神与时代息息相关，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总是烙上了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是悉数世界各民族“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似乎可以从各种文明中找到一种跨越了时代背景、源于地缘经济特征同时又决定了民族性格、民族制度、民族精神的特有民族文化主线，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权至上的伊斯兰教义中，忠贞的服从以及为和平的圣战意识性文化支配着整个民族，因此伊斯兰世界各民族表现得异常团结与排外，无论是仇恨还是友好都不偏不倚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是任何时代都未曾改变的。
而中华民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核，它是“内敛含蓄”、“左右逢源”的，因此曾有学者形象的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核形容成“太极”，也正是如此，林语堂在《中国人》中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贴上老成温厚、消极避世、知足常乐、因循守教、中庸之道的标签，在这种文化内核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就具有“积极的人世态度、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注重‘中和’的思想特色以及兼容性与主导性并存的特点”。
究其原因，我们似乎可以从费孝通先生那里找到答案。费老先生笔下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中国人是与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生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乡土社会下的中国人分外的“土气”，成员们更愿意生于斯死于斯，于是终老是乡土社会的常态，这种不流动注定了社会中成员间相同的生活环境、相似的生命归属、大体一致的生活方式。于是差序格局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关系纽带，一方面由于这种横向弹性结构的“差”，中国人的 人际交往 总是“左右逢源”遵循“中庸之道”且“厚实而老成”的;另一方面，这种差序格局所锻造出的纵向刚性等级化的序列社会结构更是形成中国人宗族制度分明、强调伦理道德等等，因此在纵向等级结构的主导下，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又会表现的或者积极人世，或者消极避世……
如果将上述一切看成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普遍的文化内核，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怎样的时代特征、怎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怎样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一定有着这样一支希翼和平、友好待客、中庸之道、左右逢源、尊长护幼的不变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得以自立自强、积淀文化、传承文明的优良民族性情，是我们始终应该恪守的古老训诫。
2 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变迁需求
按照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所阐述的理论逻辑，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正在从传统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朝向以工业为主导甚至以信息、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快速变迁，这种变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显而易见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穿插其中的民族精神是否足够完美到可以跟得上世界社会格局的变迁步伐，而不被甩出世界主流格局之外?费孝通先生阐述的是“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既然冠以“乡土”之名，那么乡土社会结构的适用范围至少需要局限到中国的乡村，更何况此书的写作时间是在解放前。然而就在2003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庆典上的讲话中，形容中国的社会结构时仍然采用“差序格局”一概念，且概念内涵没变，笔者赞同费孝通先生的阐释，因为有意无意间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无论时代变迁、城乡变迁、制度变迁，人与人交往的网络结构始终未变，传统宗族观念仍然影响深远，如果按照上述“太极”的比喻，那么，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太极”的部分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
那么这种近似“太极”的柔性文化是否能够适应当今时代的变化，应对当今世界的竞争呢?显而易见，根植于“乡土”的中国中土文化所形成的差序格局是适应农耕民族的乡土社会的。因此在世界大同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的历史往往可以成为世界性历史，隋唐盛世、明清盛世便是最好的例证，原因可以理解成是我们植根于民族灵魂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文明是与当时世界主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了的，在那样的时刻，我们民族的精神体现了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因此当时我国的历史同时也被写人世界的主流历史部分，然而，随着西方工业经济的异军崛起，世界主流文明为工业文明所取代，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是世界一体化的高速变迁。空间、时间距离不再是国与国、洲与洲的隔阂，掌握着主流经济技术的西方文明开始主宰世界，无论是____教义中的“原罪”、“救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还是西方民族中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抑或是大和民族对天皇绝对忠诚的武士道精神，都体现着一种不同于“太极”柔性文化的刚性文化，当世界主流经济告别了农耕时代。刚性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扬弃保留、锻造更为坚实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一体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国家的状况却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科技文明三次浪潮并存。即“同一社会的不同部分处于不同的时代中”，属于各种时代的文化理念相互激荡，似乎传统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内陆乡村还没“过时”，工业文明的理念已经跟不上东部发达城市的步伐，需要做出改变去适应信息科技文明时代的文化了。这就造成在精神上民族情感很难统一，社会失范现象严重。
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做出相应抉择，那么究竟是恪守柔性“太极”文化，继续维持“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还是选择一种刚性文化来锻造民族精神?诚如上面的论述，民族精神承载了厚重的地缘文化，其最精髓的部分是民族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民族文化内核，也是民族得以存在之基、立足之本，这是我们无法改变也决不能改变的。然而现实要求我们在文化中注入刚性的血液，失范的社会情智急需重新整合民族情绪，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继承中华传统的民族精神，并根据时代特色，挖掘和向社会呼唤属于本民族的刚性文化。 3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刚性因素
事实上，如果按照中华大一统的说法，我们的民族并不缺乏刚性文化。2005年姜戎的《狼图腾》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国内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诸多学科领域针对“狼性”的广泛探讨与研究，“狼性文化”便是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刚性文化，狼是游牧民族顶礼膜拜的图腾，也是与牧民们在草原上争斗了几千年几万年，教导牧民智慧、为牧民积聚力量、有胆识有组织的强大集团军。游牧民族因此英勇善战、睿智过人，说游牧民族在狼图腾的教导下“雄韬伟略”一点也不为过，元朝无边无尽的疆土便是最好的例证，其实也正是中华民族这一支铿锵豪迈的力量令世界各民族心存敬畏。也正是这一支力量如我肤色者依然被世界称为蒙古人种，一时间相见恨晚，对狼性的呼唤一度成为学界呼唤民族精神的主流，笔者赞同这种对于植根于民族文化中的刚性文化的呼唤。但是反对完全否定对传统主流文化的做法，对于民族中源于地缘文化的文化内核，是我们始终应该坚守的民族习性，而我们现阶段呼唤刚性文化、呼唤狼文化的作用在于适应社会变迁，适应时代发展，这正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民族精神必须要适应时代发展、烙上时代烙印一样。
4 总结
综上所述，民族精神有着自身不变的文化内核特质，这种特质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内核中表现为“太极式”的柔性文化，同时这种特质有着深厚的地缘文化因素，是一个民族区别他民族的分野特征，也是一个民族的立足之本，生存之基。但是放眼当今世界，主流民族精神中刚性文化大行其道，依然严格恪守柔性文化就会面临着被甩出主流文明结构之外的危险，因此，应该在恪守传统民族精神的同时，挖掘本民族的刚性文化，使得民族精神适应主流、适应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摘要：在现代化的视阈下，从社会结构的变迁考察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能够增强我们对社会发展变化宏观主题的把握和认识;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变迁的背景差异，得出实现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背景条件，从而更好地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变迁;现代化;社会结构;背景差异
对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社会学家们都试着用某一典型性词语去概括和总结。许多西方学者用“现代化”或者说“从传统到现代”来概括和描述，也有人从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角度将其总结为“进步”和“发展”。或许，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和把握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当前，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西方社会充分发展，而非西方社会展现的则是亟待完善，很少去探究西方社会实现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或者背景因素。若将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相结合，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实现变迁的背景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清醒认识西方社会迅速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进而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和实现社会变迁提供借鉴和启迪。
一、社会变迁及现代化视阈下的社会变迁
社会是人为了达到单个人所无法实现的需求满足水平而有目的地形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又可以看作是价值联结的生存单位。而变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涵盖了世界历史发展和变化的方方面面。那么，什么是社会变迁呢?
从广义上讲，社会变迁指的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因此，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如社会变迁的规模、方向、性质、人们参与和控制的程度等，社会变迁类型就会呈现多样性。罗荣渠先生就将社会变迁的方式划分为微变和巨变，并将其阐述为渐进性微变、突发性微变、传导性巨变和创新性巨变。
我们所讲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出发的。所谓社会结构，它指的是“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使社会系统具有形态特征(它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它不是对现实的复制，而是根据认识和思考而抽象出来的)，是对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实在侧面的相对静止的形态或者说状态的特性的描述。”简单说来，社会结构就是指在社会变迁中长期保持不变而带有一定方向性变动的那部分。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 教育 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
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假设的前提，即社会可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分，并且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的部分逐渐膨胀、“传统”的部分逐渐萎缩的过程。许多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学家都曾详细讨论过“传统”和“现代”的特征或差异。他们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个人人格与行为特征等方面去对比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典型差异，当然也有许多学者从社会结构出发去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美国学者C·E·布莱克将关于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和走势归结为：人口分布走向城市化，地理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提高;社会的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文化教育趋向普及，机会趋向平等;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水平的提高，个人主义愈来愈强，责任中心由社区转向社会，由地方转向国家等。丁建弘认为布莱克的概括“并非十分全面和合理”，他认为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从地方共同体到整合的社会的变化。尽管将传统和现代的概念引入现代化研究会带来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现代化背景下的东西方社会变迁问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现代化一词可以说是对“世界历史”开始以来至今对人类社会发展主题较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概括之一。从逻辑上讲，社会变迁理论从宏观上就包含了现代化理论，因而我们将范围限定在现代化视野下。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我们也主要是从现代化这个历史发展的主题出发，着重考察在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二、东西方社会变迁的不同背景及其差异
为了更好地对比东西方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们选择社会结构变迁中比较突出和代表性的五组变量进行比较。
(一)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程度不同
许多学者从西欧与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比较中探索西欧率先迈入工业社会的原因。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从非西方国家的自身条件出发，他认为东方国家古代文明太发达以至于难以产生新的文明。钱乘旦则直接将原因归结为社会结构的不同。他认为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形成以贵族集团共同分享权利为特征的等级君主制，并且在这金字塔外面，还有一个异己的力量存在即“市民社会”。而东方的封建社会则是一个“大屋顶”结构，它笼罩一切，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极大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自发产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谈到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在构成上有“三大骨架”，即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和工资劳动者。17～18世纪英国“三层式”社会结构为英国启动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除了这个主体性力量外，英国还具备了使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充分发挥的两个社会特征：社会的开放性和社会的流动性。英国社会的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限趋向重叠，个人在社会的区域流动、职业流动和经济地位的流动也是相对自由的。当然，法国和德国各阶级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与同时代的英国进行比较时，显示出了相互隔绝的状态，但是他们在19世纪后期都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如法国在19世纪最大的社会变化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角色的转变。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从权势的巅峰上跌落了下来。在1950年代，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大部分容克开始分化、资产阶级化。通过改革，普鲁士一德意志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从而迅速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而在东方国家，村社和类似于原始社会的村落制度将人们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起，个人完全依赖于他所处的村社和村庄。村社体现的是一种类的、集体的主体意识，个人主体性丧失。村社培育着人们的集体意识，他们往往聚族而居，一个村庄的居民相互血缘关系盘根错节，拥有共同的祖先，因而村庄成为由宗法关系联结在一起的集体，这点俄国、中国、印度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俄国，村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被称为“米尔”的村民大会，负责和决定村长及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土地的重新分配、村社成员的迁徙及新成员的接纳、赋税徭役的分配等重要事务。此外，还有为保证服役完税而建立了连环保制度。这样，个人的一切都离不开集体，取决于集体，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个人方能生存。而在印度由于村社和种姓制度的严密性，人们也被死死地束缚在他所在的村落和种姓阶层里。在以上的社会里，人们之间除了和村社内部人员的交流外，基本上不需要也不能与其他村落和人员进行交往，人们彼此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社会流动性和开放的程度极低。
(二)角色和地位分配的原则不同
现代化的所谓合理化倾向要求的水平不过是机会均等，以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找到最适合于自己能力和兴趣的角色。帕森斯提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整套“角色期待”，它规定了社会中每个成员彼此期待着要充当的社会角色，进而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对比东西方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的社会结构是稳态、封闭和静止的。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使人们习惯于承袭而来的地位和角色，几乎从不考虑改变职业和居所。如印度的村落统治机构是依据传统习惯进行活动的，缺乏明确的法律以及关于权利、义务的契约，统治者的资格基本上是以先天条件(如出身、年龄等)为优先，并且是世袭的，财富、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能力等后天因素居次要地位：俄国的村社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如劳动改组、公耕地等等，在价值观念上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这样，人们对于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就有了先天性并且自然的逆来顺受;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也是如此，虽说中国有士大夫精神，但出发点还是想一劳永逸，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个人几乎不期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并且相信以往的社会秩序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地位和爵位的世袭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角色和地位分配的重要原则。
而在西方社会，虽说也是封建社会，但它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分封建邦”的社会，各封建邦国之间相互独立。并且西方社会是一种阶级制度。等级与阶级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前者的成员资格基于出生机会，后者则基于职业和经济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则在生存斗争中创造出具有强烈经济追求的新教精神，将崇尚个人才能和力主个人权益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样，决定他们地位和角色的不再是先天的出生条件了，而是要靠自己的职业和经济地位了。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在社会结构中诞生了具有主体性力量的中间力量(市民社会)并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如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由于文官制度的推行，社会升迁又多了两条途径：学历和成就。整个19世纪，法国人的社会地位变迁大致以一种渐进方式实现的：最底层的工人首先改变工种，一般工人经过几代努力，也许可进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升入更上一层的社会集团。英国的“三层式”社会结构形成特有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生产力要素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影响到角色地位分配原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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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逆城市化的原因是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乡村和小城镇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导致的。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影响:1、城市中心区人口外迁，导致劳动力减少，城市产业逐渐萎缩；2、逆城市化减少了人们对城市地区地理环境的深度破坏，有利于城区宜居环境的恢复；3、逆城市化造成人口减少，经济衰落，因而会促使政府调整产业结构，改善城市环境。
不对``出现逆城市化的原因是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增高，乡村的基础设施的完善导致的并不是城市化的衰败``城市化概念：1、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2 城市用地规模扩大``3 城市人口增加``城市人口一般指非农业人口``出现逆城市化后 人们只是选择住在郊区等地还是属于城市人口城市用地规模并没有缩小``
说起5G未来将带给行业和生活的变化，不少人都会神秘兮兮的说：”万物互联！”但到底什么是万物互联呢？
首先，大众对于5G的模糊印象应该就是一个“快”字。高通公司在去年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表示，5G下载的速度峰值可以达到4500Mbps，初始中值速度也有1400Mbps，相当于目前4G网速的大约20倍。
“5G还有三大特征：一是大带宽，能够在人口密集区为更多用户提供更快的传输速度，支撑高清视频、虚拟现实技术用于视频媒体、影音娱乐领域的虚拟和增强现实和游戏场景应用，带动消费升级；
二是低时延、高可靠通信，主要面向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自动驾驶、智慧能源等领域，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三是海量物联网通信，主要面向智慧城市、环境监测、智能农业、森林防火等以传感和数据采集、实时解析为目标的物联网领域，提高社会管理效益和增强安全防护能力。
伴随着5G逐步成熟，以5G为代表的移动通信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蓬勃发展，将这些人与人通信延伸到人与物、物与物的智能连接，万物互联的5G时代指日可待。
像咱们安徽电信，5G应用已经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今年2月，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在合肥新桥机场打造首个5G机场；3月10日，中国电信黄山分公司成功推出了安徽黄山5G+VR全景智慧旅游直播业务，实现远程360度VR纵览安徽黄山美景；8月15日，安徽电信和本省一家医院联手，开始实施5G远程医疗的服务，利用5G高速率、大带宽、低时延的特性，实现远程诊断、远程会诊、远程手术等操作……
就像前段时间因为一个5G测试视频大火的何同学说的一样，在4G刚来临时，我们想象不到现金会被手机支付取代，短视频、直播会这么火爆，那么在5G来临之际，也不要让想象力束缚5G的发展，换句话说，5G商用带来的改变不只是我们传统认知的“手机网速更快了”这么简单，它将极大地影响人类社会的工业生产、生活和娱乐等各个方面，这些变革或许我们现在无法准确预测，但对于不断进化的5G来说，真到了那一天，我们的想象力或许反而会成为最大的限制。
5G的特点：
5G最突出特点是传输速度快，其峰值理论传输速度可达每8秒1GB，比4G网络的传输速度快数百倍。举例来说，一部1G的电影可在8秒之内下载完成。其次，5G将会实现“万物互联”，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医疗系统、8K电视、可穿戴的智能助理……都将联入，构成立体式的移动终端。
5G的优势：
5G蜂窝技术也有利于边缘计算，使关键资源和处理任务更接近数据源和用户。通过缩短传输距离来加速数据传输，不仅可以改善延迟，而且还可以允许在网络中靠近最终用户的地方发生复杂的功能。这意味着最终用户的设备将需要较少的处理能力和消耗较少的能源。
5g的作用：
1、传输速率大大提高。
目前，5G网络已成功在28千兆赫(GHz)波段下达到了1Gbps，相比之下，当前的第四代长期演进(4G LTE)服务的传输速率仅为75Mbps。而据预计，未来5G网络的传输速率可达10Gbps，这意味着手机用户在不到一秒时间内即可完成一部高清电影的下载。
2、灵活地支持各种不同的设备。
除了支持手机和平板电脑外，5G网络将还需要支持可佩戴式设备，例如健身跟踪器和智能手表、智能家庭设备如鸟巢式室内恒温器等。
3、可以容纳更多的网络链接。
5G网络将改善端到端性能，即智能手机的无线网络与搜索信息的服务器之间保持连接的状况。也就是现在我们在发送短信或浏览网页的时候，在观看网络视频时，出现视频播放不流畅甚至停滞的情况将会得到改善。
5G可以提供更高的速率、更低的时延、更多的连接数、更快的移动速率、更高的安全性以及更灵活的业务部署能力。不仅应用于通讯行业，其他行业应用也非常广泛，例如：医疗、港口、安防、教育、能源等领域，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生活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在前不久举办的2018上海世界移动大会上，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亮出了时间表：计划到2020年，实现5G网络正式商用！从4G到5G，新一代的移动通信技术，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5G时代 高清电影“秒”下载作为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网络带给人们的第一感受就是——“快”！打开手机视频客户端，下载一部高清视频，只需一秒就能完成。5G身上有很多新标签：“大规模天线”“新的编码技术”“超密集组网”……5G的“高带宽、高速率”这两个有别于4G的特性，使得5G网络的峰值速度比4G高出20倍。在5G时代，人们能流畅地观看比现在1080p分辨率更高的视频，“5G时代的分辨率可以提高到4K、甚至是8K。”中国移动研究院无线与终端技术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邓伟用视频举例，希望让普通用户更直接地了解5G的特性。然而，这些只是5G最基础的本领，5G更大的“威力”，在于它的“低时延”特性。4G网络下，终端到基站的时延一般为5毫秒，终端到服务器的时延为50~100毫秒。5G网络下，终端到基站的时延可降低到1毫秒，终端到服务器达10毫秒。如果你是一位电子游戏玩家，那么5G的这一优势，能给你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尤其是用手机打实时类对战游戏时，游戏时延将大大降低。”邓伟告诉记者。4G时代主要实现了“人与人”的快速通讯连接，但5G的“志向”远不止于此，它的目标是要让更多的“人和物”、“物和物”快速相连，进而推进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车联网”“物联网” 这些科技领域的“新风口”，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但4G网络技术的“天花板”，某种程度上，让这类技术的潜能难以充分发挥。如虚拟现实技术，VR、AR设备虽经过几次迭代，但目前大多数设备的视觉效果仍不佳，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和网络环境有关。而5G的高速率、低时延的特性将改变这种现状。赛迪顾问机构曾预测，5G网络大规模商用后，VR、AR设备的出货量将达到千万台级别。“5G技术天生是为自动驾驶服务的”，在邓伟看来，5G的高速率、高稳定性和低时延特性将提高无人驾驶的安全性能，“自动驾驶需要加载高清地图，并对周围环境做出迅速判断反应，以及对车辆的远程控制，这些都对数据传输的可靠性、速率有很高的要求。”而5G网络的普及，会极大地推动无人驾驶应用场景的发展。除了“无人驾驶”，借5G网络这股“东风”，2020年之后，“远程手术”“智能家居”等应用场景也将进一步走近消费者。根据目前业界的分析，全球5G应用领域将主要集中在车联网、公共安全、智慧城市、媒体及信息娱乐四个方面。这也是业界人士认为5G网络最大的价值，“能够和更多的产业深度融合”。据赛迪顾问机构预测，我国5G产业总体市场规模将达到1.15万亿元，比4G产业总体市场规模增长接近50%。尽管离5G正式商用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但眼下在一些城市已能捕捉到5G的身影。今年年初，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雄安新区看到中国电信已经搭建了5G基站设备，并开始着手5G外场试验。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网络技术与规划部专家邢燕霞告诉记者，中国电信将在外场试验上布局支持5G商用场景的5G试验网络，并进行组网测试。测试的内容包括5G信号的覆盖能力、强度、基站间的切换、4G和5G核心网之间的互操作等等。同时，中国电信会针对不同城市的发展规划，配备不同的测试业务。事实上，三大运营商均已进入“5G时间”。中国电信计划在成都、雄安、深圳、上海、苏州、兰州等12个主要城市开展5G外场实验；中国移动将在杭州、上海、广州、苏州、武汉五个城市开展5G规模外场试验；中国联通将在北京、天津、 青岛、深圳、杭州、南京、武汉、贵阳、成都、福州、郑州和沈阳等16个城市展开测试。5G标准 融入更多中国智慧今年6月，5G国际标准的出台，被视为5G“破壳”。6月，3GPP 5G NR标准SA（独立组网）方案正式完成并发布，标志着首个真正完整意义的国际5G标准正式出炉。SA独立组网相对于NSA（非独立组网）存在，其引入的新能力也是5G区别于4G的一个重要特征。NSA模式是只建5G基站，不建5G核心网，不能做到终端到终端直达的5G网络，信号传输要经过的路径多，时延也很长，不能很好地支持网路切片、边缘计算等5G的技术特征。而SA独立组网模式下，5G的基站连接5G的核心网，可通过核心网下沉部署到基站侧，使传输信号所需要经过的路径很少，可以直接从基站侧到达业务服务器。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咨询师李朕告诉记者，SA独立组网方案的冻结，意味着基于5G网络的移动终端设备，可以在统一的标准下，开始进行研发生产测试。据媒体报道，2019年，基于5G芯片的商用终端将面世，其中包括英特尔的全互联PC、华为的5G手机等。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5G项目组负责人王友祥认为，在5G的国际标准制定上，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话语权”。在已经冻结的SA方案里，有一个重要的服务化架构（SBA），这个架构就是以中国为主导提出的。如果说3G时代，中国是在追着跑，4G时代是在齐头并进跑，到了5G时代，中国正力争成为领跑者之一。从2013年开始，我国工信部、发改委和科技部联合推动成立了IMT-2020（5G）推进组，从国家层面，统一组织运营商和设备厂商，全面推进5G研发、国际合作和融合创新发展。这在很多行业人士看来，是我国推进5G的一个标志性起点。如在带动标准制定上，中国移动向3GPP提交文稿1000余篇，担任了3个工作组副主席职务，担任了“需求与场景”“5G网络架构”等多个报告人职务；中国电信共主导5G国际标准立项30余项，提交国际标准文稿400多篇，获得技术专利保护100余项。同时，中国电信牵头国家重大专项7项，包括《5G网络边缘计算技术研发、标准化与验证》和《5G多无线接口融合架构及关键技术研发、试验与验证》等；中国联通成立了5G创新中心，在3GPP上牵头5项自主立项课题，在ITU牵头23项自主立项课题，提交自主文稿600余篇，发布16项5G相关产业白皮书，成立并推进了多个产业联盟。据王友祥介绍，目前，联通集团从管理部门到网络发展、政企、市场和各研究单位，都将5G列为重点工作。有行业分析机构认为，5G面世后，互联网业务对运营商传统业务的替代效应，将进一步强化，会给电信运营商带来更大的压力，直接影响运营商的总体收入。王友祥认为，在TO C（面向个人）的市场上，目前通讯网络等业务的普及度很高，运营商面临的发展压力巨大，“5G时代，运营商应该更多的开拓TO B（面向企业）的市场。”相较于传统的移动用户群体，面对功能强大的5G网络，电信运营商加快了在垂直行业上的布局，“在垂直行业的应用上，5G对电信运营商是一个更大的契机。”邢燕霞告诉记者。在5G应用培育方面，中国移动成立了5G联创中心，在全球建立了12个开放实验室，已经发展了130家合作伙伴，汇集联合各行业合作伙伴，聚焦能源、交通、医疗、工业、视频娱乐、智慧城市等应用，开展新业务、新应用和新的商业模式的孵化和探索，为5G的全面商用做准备；中国联通组建了多个产业联盟，如中国联通5G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中国联通物联网产业联盟等等；中国电信在5G应用研发方面聚焦于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将5G的技术特性与云（雾）计算、物联网等相结合，实现与垂直行业的跨界融合。走向商用 还需迈过多道坎距离2020年正式商用还有一年半时间，时间紧、任务重。SA独立组网的国际标准在今年上半年才正式冻结，从时间上看，比NSA非独立组网的冻结时间迟到半年。5G要商用，意味着要有进入市场的各种终端产品，而目前留给产业链上的研发、测试和生产，只有一年半时间，“这对整个产业都是个不小的挑战。”邓伟告诉记者。5G的SA组网模式具有4G所不具备的能力，如切片、边缘计算等。它能更好地满足垂直行业在安全、服务上的传输保障。因此，更多运营商还是会选择SA作为目标网络架构，但从全球看，一些声称明年就要5G商用的国家，可能暂时只能选用NSA模式生产。而国内运营商倾向于选择SA组网，这也需要运营商对5G核心网进行新建，并且能将目前存量的核心网、用户数据，进行很好的对接。在2018上海世界移动大会举办期间，中国移动研究院无线与终端技术研究所总工刘光毅就表示，5G网络要商用，还要迈过许多坎。目前，我国5G频谱还没有分配，不确定的频率分配会影响产业对设备开发等各方面的支持。希望政府能够尽快明确5G频率的分配方案，这样产业链便可以集中精力进行产品的优化和完善，确保2020年5G商用。据邢燕霞介绍，在产业研发和网络部署方面，也有不少问题。如网络云化部署经验少、安全挑战环节多，“这是业界碰到的新问题”。“对于运营商来说，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做好组网，让5G网络性能更优，更好服务大众用户和垂直行业用户”，频段越高、穿透性反而会下降，5G的高频段特性，要求运营商重视室内穿透性问题。“这需要从现在就开始研究组网方案的问题，以及4G网络和5G网络如何顺利进行互操作，确保业务的连续性。”而建立一个完备的网络，让各种垂直业务能顺利地“跑”起来也很重要。“运营商更要关注网络切片如何更好地服务垂直行业，满足垂直行业的个性化需求。”邢燕霞告诉记者。“未来的网络将走向‘云化’，运营商面临着转型问题，如何摆脱传统架构，走向云网协同时代？网络转型增加了运营商的人才需求。”王友祥说，这是全球运营商都会面临的问题，“原来运营商以通讯领域的人才需求为主，但未来需要更多的软件工程师。”5G商用进入倒数计时阶段，终端设备的研发生产怎么办？邓伟告诉记者，和4G组网模式不同，5G目前有两种组网模式，由此，终端在研发上要考虑到独立组网和非独立组网两种模式。“这本身就意味着更大的研发成本，尤其是非独立组网的终端，实现复杂度较高。”而用户对终端尺寸等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如何提高终端芯片的集成度值得思考。邢燕霞说，终端设备既要支持5G这个“新生儿”，也要保证4G、3G传统网络用户的正常使用。所以在设计上，终端需要支持多频多模，复杂度大大提升。“空口5G物理层器件的挑战也很大，包括高频滤波器、功率放大器和模数/数模转换器等器件，这些器件的产业规模、良品率、稳定性和性价比等方面需进一步提升。”“芯片”是近期广受关注的领域，在5G基带芯片上，高通是全球的领跑者，也是国内设备厂商的合作伙伴，国内在核心芯片上还比较薄弱，需要加强自主研发。5G最终实现商用，将是产业界共同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