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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第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起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一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二是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只有公有制经济整体素质提高，数量优势才有实际的经济意义，才能保持自身的优势另：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由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决定的;也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决定的;多种所有制的发展，有利于积累建设基金，扩大劳动就业，促进科技进步，提高管理水平，促进社会生产迅速发展，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劳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了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促进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社会(1)个体经济。个体经济，指在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小私有经济。个体经济具有规模小、工具简单、操作方便、经营灵活等特点。个体经济的生产者既是直接的劳动者，又是生产资料的私有者，劳动者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是一种不带有剥削关系的私有经济。由于个体经济建立在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条件基础上，本身又具有不稳定性，因而在各个社会形态之中，都不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它总是依附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作为一种附属和补充的经济形式存在。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其他经济成分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它可以充分利用闲散劳动力，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增加社会生产，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需要。它以自身特点优势，弥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不足，为人民生活提供方便。它还可以为国家增加税收，扩大各种就业机会，减轻国家就业压力。同时，个体经济也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必须加强管理和引导。(2)私营经济。私营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谋取利润为生产经营目的的私有制经济。从本质上讲，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私营企业主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和依靠雇佣劳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并凭借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取得非劳动收入。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
1、国有企业，也就是国家控制下的企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主干，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号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更是这样；2、国有企业和国营企业不同，表现为所有制形式的差别。国营企业生产关系表现为全民共享共有；而国有企业表现为代表国家利益的集团所有；3、国有企业相对于私有企业来说，权属关系更为复杂，管理成本较高，但从企业生存和运行长期来看，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优于私有企业；4、国有企业由于是国家经济的主干，在市场经济中具有资本强势优势，资源占有优势，市场控制优势和市场垄断的优势；5、国有企业吸纳劳动就业能力有限，且享有独特优势地位，易于造成社会割隔裂的问题，同理，运行得当也易于解决社会固有的问题；6、改革的方向是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地位，同时出让部分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做强做大私有企业，借以缓和社会就业压力的矛盾，为改开以来积累的私营资本投资牟利找好出口；结论：中国的经济改革将进一步向私有化道路上前行，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将成为中国不可克服的主要矛盾。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和高学历就业困难等等的问题也将长期困扰中国政府。
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没有完善的全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应当是我国政府下一步财政政策调整的核心问题。首先是农民的收入政策问题。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农民的收入问题。但是，在经济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比较复杂，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在我国农村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和解决农民收入这个双重的、有的时候是相互矛盾的问题。近年来，纵向比较，尽管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同城市的情况相比较，收入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我们以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为例，在前三个季度，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347元，扣除物价因素，比去年同期实际增长9.0％；而同期农民现金收入人均只有1802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率只有3.8％。农村与城市相比较，农民同期的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28.4％，尚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1/3；而同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也比城市居民低5.2个百分点。其次是农业生产条件问题，主要是政府对农业领域里的公共投入不足（例如，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研究与推广等等）。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实际上也是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均证明，增加属于“绿箱”政策（符合WTO规则的农业支持政策）的农业公共投入，可以通过提高单产水平和替代私人投资等方式有效地降低单位农产品的私人成本，从而降低农产品的国内生产者价格，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国家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再次是农村经济体制问题，即进一步稳定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稳定和安全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是确保稳定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通过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为完善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提高预期收益，有利于增加投资和提高生产率。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乡村与城市区域划界的改变的问题，更主要的，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纵观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同时也意味着工业化，甚至是市场化；反之，推动工业化的结果必然也是城市化。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发达的国家无一不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因此，我国经济和社会经历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积极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城市化。2001年，我国人均GDP大约为1000美元，城市人均GDP大约在2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在37％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大约有5亿人左右处在人均2000美元的城市化高速起飞的起点上；2002年我国的成化率达到39.1％，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引起的投资热潮的高涨构成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双引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因此我国政府财政政策在这个方面调整的重点应当是转变传统的财政投资方式和理念，引入非政府部门参与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供给领域，提高财政政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使用效率，以便有效解决我国城市化的高成本问题。我国城市化高成本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的高投入。例如水电、燃气、公路、交通、绿地等等，都需要相当多的资金投入；二是公共服务的高投入。例如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公共服务部门（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相对高额的人工费用，教育，城市运营，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化的费用；三是社会保障的高投入。这一方面是我国目前尚无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大量的农民变为城市市民的情况下，即使是城市本身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必将增大。而下一步的发展必然是建立起能够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全体居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这个体系建立的初始阶段，无论费用出自政府还是居民个人，都将是一笔高投入。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就是高成本，因而需要高投入，高税收。因此，我国政府面对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一是利用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力解决好非政府部门对城市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资问题，二是要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尽量减少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财政的资金压力，三是要进一步调整税制结构，建立健全中央税和地方税体系，确保政府有比较充足的财源和财力履行其职能。我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成为一体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我国政府在经济转型时期，其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调整必须充分考虑到开放经济这个现实，实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开放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因此，传统的治理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或者紧缩问题的财政政策必须改变，必须充分考虑政策的国际效应，必须重新估价一个国家的政策由于国际经济的影响，由于其他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而形成的抵充效应。2003年10月底开始到目前出现的中国粮食、食用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以及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资源节约内容摘要：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至今，以往曾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能为我国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继续提供发展动力。循环经济符合我国国情，体现了我党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它的提出，为萍钢公司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措施和方法，也为萍钢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主题词：循环经济，资源节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接近10％，人民生活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些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环境污染和资源供给不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践行科学的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萍钢公司董事长涂建民在萍钢公司二00九年四月五日召开的萍钢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的报告《弘扬企业文化，实施挖潜重组，实现企业发展的新突破》中就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列为了二00九年萍钢公司完成工作目标的主要措施之一，萍钢公司将环保列为萍钢公司发展的“三大要素”（安全、环保、竞争力）之一。一、循环经济理论的本质和原则循环经济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它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为特征，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来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全面协调发展。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而循环经济则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循环经济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发展观，为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发展循环经济，是萍钢公司建设资源节约型、环保型企业和实现萍钢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举措。二、发展循环经济对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必要性（一）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是一个人口密度高、人均资源占有率低的国家，我国人均土地占有量和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3和1／4，人均矿产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如果仍以传统粗放型高消耗、低产出、高污染的生产方式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将会使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也会使有限的资源加速耗竭，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制约作用。所以必须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以发展循环经济来保证水土资源和矿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持续支持。（二）发展循环经济是有效利用资源，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需要我国是资源匮乏的国家。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为2250立方米／人年，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水资源严重缺乏，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经济损失约2000亿元。我国的能源资源也十分有限。虽然已探明的煤炭储量占世界储量的11%，原油占2.4%，天然气占1.2%，但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原材料和能源的不足将成为我国总体经济规模扩张的“瓶颈”，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发展循环经济。（三）发展循环经济是保护环境，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按十大水系常年平均径流量计算，我国地表水全部达到国家Ⅲ类水质标准时的COD容量必须控制在800万吨，可2005年，全国COD排放量为1414万吨，超过容量76.8％；如果我国空气质量要达到二级标准，那么二氧化硫允许的最大排放量是1200万吨，但在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为2549万吨，超过环境容量112.4％；生活污水：1/3城市集中处理率为零；生活垃圾：1/4城市无害化处理率为零；过去20年间，中国北方几十条大大小小的河流已经干涸，大片区域的生态受到破坏。由于蓄水层被抽干，华北许多城市的地下裂开了巨大的地洞。沙漠覆盖了中国18%的土地面积，而现在正以每年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而且中国30%以上的地方有酸雨问题，虽然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略有下降，但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速度继续上升。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环境质量，扭转生态恶化的趋势，就必须发展循环经济。（四）发展循环经济是萍钢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由于国内钢铁产能连续多年高速增长，钢铁产量急剧膨胀；与此相反的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平稳增长，带动整个社会需求从高速增长变为平稳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钢材需求明显回落；在国际贸易摩擦加剧、钢铁产业新政出台、人民币升值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国内资源出口受阻，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内钢铁市场的销售压力；与此同时，制约钢铁产业盈利的因素与日俱增，铁矿石、焦炭等原燃料价格日渐看涨，环保、土地、技术开发成本不断上升，使钢铁产业成本日益拉高。更由于萍钢公司“原料、销售两头在外”的先天劣势，发展循环经济已是萍钢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三、萍钢公司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措施《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明确指出要按照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理论，提高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建立循环型钢铁工厂。所以，发展循环经济是企业适应宏观经济的需要，同时也是萍钢公司进一步降成本的重要途径。（一）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萍钢公司已制定的《创建资源节约型企业2006—2010年计划》中，全面贯彻了从源头抓起、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从管理、结构、技术、系统四个方面抓好资源节约工作，提高能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努力创建资源节约型钢铁企业。首先，进一步降低各工序能耗，充分挖掘能源利用潜力。2006年，吨钢综合能耗要降到655千克标煤，到2010年，要实现入炉焦比380kg/t以内，高炉、焦炉煤气利用率达100%，转炉煤气利用率达80%，水的循环利用率达95%以上，各主要工序能耗分别下降10—20%，吨钢综合能耗降到590千克标煤以下。第二，优化原燃料、产品、副产品结构和资源利用结构，实现企业系统优化。抓好高炉水渣、瓦斯灰及转炉、轧钢污泥等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全部实现100%的再利用；通过加强管理和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老厂实现工业用水95%的循环利用率，吨钢耗新水达到6.5吨。第三，萍钢公司2006年的技术改造重点为资源综合利用、再生回收利用和循环利用等先进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推广，投资1.4亿元新建2套TRT高炉煤气差压发电装置、回收利用高炉煤气发电、余热蒸汽发电等项目，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紧紧围绕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废热”，大做综合利用的文章，成功打造出一条“内部循环产业链”，为企业创造了新的利润空间。（二）大力推行清洁生产萍钢铁公司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严格遵守国家的环境法律法规，积极推行环境管理体系，企业先后通过了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在此基础上，为认真贯彻执行《清洁生产促进法》，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目的，大力推行清洁生产，于2004年10月通过了江西省经贸委和省环保局组织的清洁生产审核，又于2006年6月通过了清洁生产的复审。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萍钢公司各单位把一些管理措施纳入到清洁生产审核方案中去，使企业在设备跑、冒、滴、漏等现象大大减少。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后，萍钢公司也取得了明显的环境效益，废水中酚、石油类、化学需氧量、悬浮物和废气中主要污染物的外排总量都有所下降，固体废弃物全部得了综合利用，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返矿粉、瓦斯灰、污泥、水渣、氧化铁皮和钢渣等全部得到了综合利用。同时实现两个转变，即污染物控制由浓度控制向浓度控制与总量控制相结合的转变，工业污染由末端治理向末端治理和生产全过程控制相结合的转变，提高了企业整个基础管理水平。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目前，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能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坚持可持续发展已纳入萍钢公司发展规划之中，萍钢公司正努力实现环保与发展经济的“双赢”。
全国的污染情况；全国的沙漠化情况；还有全国的经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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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其目标与财政政策的目标基本相同，包括充分就业、价格稳定、汇率稳定、高速度经济增长以及利率稳定、依据可承受的要求分摊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负担、防止大规模银行倒闭和金融恐慌等。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法定准备金率、道义劝告、公布与指导等。货币政策有多个目标和多种工具，就需要讨论：第一，不同的货币政策之间在效果上有什么差别?第二，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不同经济主体有什么影响?第三，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如何选择的?如果同一个货币政策对国内不同经济主体的影响差别很大，获得利益者自然支持该政策，而利益受损者就可能反对，从而产生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博弈。同时，在国内不同经济主体之间与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之间也存在博弈，这还涉及到理性预期假定下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问题。(一)货币政策的制定是不同主体博弈的结果货币政策一般是由中央银行制定实施的。中央银行是如何制定货币政策的呢?美国经济学家凯恩对比了美国联邦储备体系货币操作的两种观点：一种是乌托邦式的；另一种是愤世嫉俗式的。乌托邦式的观点是将美联储看作一心一意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机构。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包括通货膨胀、失业和利率等，其任务是更精确地定量给出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之间的关联。大量的经济学专业人士被邀请来设计模型，以找到能够最有效地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工具。愤世嫉俗的观点强调货币政策并非美联储一心一意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结果，而是各方压力相互竞争的结果。美联储主席、其他联储官员、国会议员和财政部官员的言论都被看作货币政策受不同主体影响的证据。美联储通过利率进行操作，接受利率向哪个方向变动的劝告，它接受经济部门，特别是受利率影响的经济部门的游说，这些部门可能包括建筑行业、金融机构和证券交易商等。乌托邦式的观点将货币政策看作是美联储为实现公众利益而设计的，是福利经济学的规范分析；而愤世嫉俗的观点将货币政策看作美联储与其他政府部门和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是实证分析。如果美联储是一个超脱于政府、总统、国徽和其他利益集团的部门，可以设想它完全为公众利益服务，但如果美联储是一个现实的官僚机构，那么其为全体公众利益服务的可能性就要受到怀疑。同时，相同的货币政策对国内不同主体的影响差别甚大，其政策即使想要服务于全体公众的利益也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只能是不同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二)特定货币政策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再分配效应相同的货币政策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影响差别很大，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即使都受益或都受损的经济主体，受益或受损的程度也不相同，即货币政策是非中性的。梅耶等认为，人们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受到的负面影响比较大，因为它可能会从公众手中抽走一部分实物；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受到负面影响的部门有住宅建筑业、小企业厂商等。最简单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提高利率。对住宅建筑业而言，这至少会造成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提高了住宅建筑业的建筑成本，使新住宅建设者遭受损失；第二，提高了购房者的支付成本，特别是购房者需要分期付款的时候，利率越高，购房者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高。对小企业厂商、特别是新企业厂商而言，利率提高可能会使这些企业在还未进入市场前就已经破产了，因为利率提高会提高这些企业的运营成本，降低其获利的机会。同时，利率提高对债权人比对债务人有利，比如在银行中拥有存款者在利率提高后可以多得到利息；而欠银行贷款者则必须因为利率的提高而多向银行支付还款。针对特定的货币政策，有的主体收益，有的主体受损，就在不同主体之间由于特定的货币政策而形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效应。(三)货币政策是否有效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与一定的宏观经济背景密切相关的，中央银行之所以要制定和实施一定的货币政策，就是为了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如在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经济萧条时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些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呢?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任何货币政策都存在时滞，即从政策实施到发挥作用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货币政策不但起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造成更加严重的问题，被称为“稳定器梦魇”。对货币政策“时滞”和起不到预期效果的原因，经济学家们虽然给出了各种解释，但也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得到解释。1.社会公众可能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是最好的。每个经济主体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公众并非不理性，但政策实施中每个主体能够得到的收益或受到的损失是非常少的，而对政策实施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但如果要关注货币政策实施中的各种问题，却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理性的选民一方面会有搭便车的动机，另一方面也有“理性的无知”的动机。2.特殊利益集团可能会对货币政策施加过大的影响。货币政策对每个主体的影响是不同的，但不同主体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的可能性却存在很大的差别，住宅建筑业、小企业生产商可能更容易组织起来，而其他受影响的公众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在政策制定的影响中，已经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要比尚未组织起来者将产生大得多的影响，他们可能会提供政治献金等方式获得政策制定者的支持。3.作为官僚机构的中央银行更是关心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利益。前面在分析中央银行是官僚机构的时候已经阐述过该问题。4.理性预期的反作用。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萨金特和尼尔·华莱士等提出了选民或其他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问题。他们认为，面对特定的经济形势，企业主、消费者等可能会对中央银行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做出理性预期，为了防止自己在货币政策中遭受损失或为了在政策实施中获得收益，这些消费者、企业主在政府实施特定的政策之前就已经开始行动，当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实施时，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作用基本也就不能发挥出来了。他们还提出，政策要能够起作用，必须要出公众所不意。这样，在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之间就存在一种博弈。总之，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四、货币非中性的新解释传统的“货币中性论”认为，从长期看，货币数量增加对物价和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如果仅从货币数量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看，货币数量的增加对社会经济可能没有影响，是中性的。但是，货币数量增加并非均匀分布的，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主体在货币数量增加中能够得到的新增加货币的数量是不同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社会阶级结构，进而改变一个国家不同阶层的地位，促使制度发生变迁，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该思路可以概括为：外生货币→财富重组→阶级兴衰→制度变迁→经济增长。比如，美洲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大量金银并运往欧洲，导致了欧洲金银数量的迅速增加。与此同时，流入欧洲的金银在欧洲不同阶层之间重新分配，导致了欧洲社会阶级结构和不同阶级相对力量的变化，商人阶级兴起。新兴阶级出现之后，不满足于既定的社会制度和权力分配格局，进而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产权制度创新。有效的产权制度建立起来，形成了对新兴阶级产权的有效保护。在此基础上，政府信誉建立起来，促进了国债制度的建立；私人信誉建立起来，促进了金融市场的自发建立和扩展。由此引起的低利率和大规模投资，促进了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生。五、结语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货币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因为货币是最直接的财富。货币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最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货币本身作为一种制度，它的起源与演变，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变化，货币材料的选择、铸币制度、纸币制度等都是以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的。货币政策问题既是货币问题，也是政策选择问题，显然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对货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货币材料的选择是否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不同阶级或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从多种金属本位制度向单一金属本位制度的演变，是否涉及财富的转移；货币政策的演变究竟体现了哪些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同国家之间货币相互交换的基础是什么；等等。本文仅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货币问题的一个开端，大量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没有完善的全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应当是我国政府下一步财政政策调整的核心问题。首先是农民的收入政策问题。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农民的收入问题。但是，在经济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比较复杂，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在我国农村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和解决农民收入这个双重的、有的时候是相互矛盾的问题。近年来，纵向比较，尽管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同城市的情况相比较，收入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我们以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为例，在前三个季度，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347元，扣除物价因素，比去年同期实际增长9.0％；而同期农民现金收入人均只有1802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率只有3.8％。农村与城市相比较，农民同期的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28.4％，尚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1/3；而同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也比城市居民低5.2个百分点。其次是农业生产条件问题，主要是政府对农业领域里的公共投入不足（例如，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研究与推广等等）。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实际上也是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均证明，增加属于“绿箱”政策（符合WTO规则的农业支持政策）的农业公共投入，可以通过提高单产水平和替代私人投资等方式有效地降低单位农产品的私人成本，从而降低农产品的国内生产者价格，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国家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再次是农村经济体制问题，即进一步稳定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稳定和安全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是确保稳定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通过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为完善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提高预期收益，有利于增加投资和提高生产率。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乡村与城市区域划界的改变的问题，更主要的，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纵观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同时也意味着工业化，甚至是市场化；反之，推动工业化的结果必然也是城市化。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发达的国家无一不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因此，我国经济和社会经历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积极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城市化。2001年，我国人均GDP大约为1000美元，城市人均GDP大约在2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在37％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大约有5亿人左右处在人均2000美元的城市化高速起飞的起点上；2002年我国的成化率达到39.1％，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引起的投资热潮的高涨构成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双引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因此我国政府财政政策在这个方面调整的重点应当是转变传统的财政投资方式和理念，引入非政府部门参与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供给领域，提高财政政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使用效率，以便有效解决我国城市化的高成本问题。我国城市化高成本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的高投入。例如水电、燃气、公路、交通、绿地等等，都需要相当多的资金投入；二是公共服务的高投入。例如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公共服务部门（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相对高额的人工费用，教育，城市运营，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化的费用；三是社会保障的高投入。这一方面是我国目前尚无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大量的农民变为城市市民的情况下，即使是城市本身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必将增大。而下一步的发展必然是建立起能够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全体居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这个体系建立的初始阶段，无论费用出自政府还是居民个人，都将是一笔高投入。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就是高成本，因而需要高投入，高税收。因此，我国政府面对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一是利用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力解决好非政府部门对城市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资问题，二是要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尽量减少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财政的资金压力，三是要进一步调整税制结构，建立健全中央税和地方税体系，确保政府有比较充足的财源和财力履行其职能。我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成为一体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我国政府在经济转型时期，其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调整必须充分考虑到开放经济这个现实，实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开放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因此，传统的治理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或者紧缩问题的财政政策必须改变，必须充分考虑政策的国际效应，必须重新估价一个国家的政策由于国际经济的影响，由于其他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而形成的抵充效应。2003年10月底开始到目前出现的中国粮食、食用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以及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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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术堂了解，国际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有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收支理论、汇率理论、要素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理论、开放的宏观经济均衡等，下面分享十五个关于国际经济学论文的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电子商务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研究2、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3、对话与合作：环境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4、汉语国际推广：关于孔子学院的经济学分析与建议5、共赢性博弈论6、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研究7、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8、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9、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10、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的经济学分析：一个“适当论”的视角11、日本海外资源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12、IMF援助效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13、1997-1999国际金融危机传播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14、国际私法法经济学分析评述15、美元霸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探析
1、 中小企业集群现象研究2、 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3、 广东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4、 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应用5、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6、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功能定位7、 泛珠三角有关问题研究8、 高新技术型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研究9、 中小企业发展与就业促进10、珠三角城镇化的现状、问题及对策11、企业集群与城镇化研究12、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研究13、论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的演进14、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因素及对策建议15、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分析及预测16、广东城镇居民消费趋势预测与对策17、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结构变化研究18、科技进步对我国工业发展的贡献率分析19、经济增长点问题研究20、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21、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22、政府宏观调控问题研究23、对公用事业规制的研究24、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研究25、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形成和发展26、论经济增长方式27、论中国的经济增长28、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29、新经济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30、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史研究31、新自由主义意识与经济全球化32、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经济发展33、制度与经济增长34、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35、虚拟经济研究36、我国的收入分配演变研究37、广东、香港、台湾三地经济发展状况对比38、广州支柱产业选择分析39、广东劳动力市场问题研究40、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分析41、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42、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机制研究43、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原因及对策研究44、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契约关系分析45、相对优势原则与我国经济的有效增长46、腐败的经济学分析47、国民精神素质与经济增长48、李斯特的经济发展思想及对我国的借鉴49、转轨时期的经济思想研究50、相关行业的经济学分析
我先前也是对论文的写作非常非常头大， 还好后来找伯乐论文网的老师帮忙才搞定。论文里面的核心部分，分析和数据处理是最难的， 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学写到一半写不下去了，我都介绍的伯乐论文网给他们，非常专业， 有的甚至把整篇都找帮忙的
全国的污染情况；全国的沙漠化情况；还有全国的经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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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保证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如果我们忽视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切身利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我们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无法落实。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更加自觉、主动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尽快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国际经验表明，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功的重要前提。一些国家较好地处理了工农城乡关系，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导致农村长期落后，致使整个国家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我们要深刻汲取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农村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我们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地区农村面貌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村还不通公路、群众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水、农民子女上不起学。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成为空话。因此，我们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建设，既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又可以消化当前部分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社会和谐离不开广阔农村的社会和谐。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关系总体是健康、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 辩论 。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 想象力 。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 措施 ，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 对子 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V.S.自由州、大州V.S.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 文章 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看了“如何写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怎么写政治论文格式 2.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 3. 历史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关于生活的政治论文怎么写 5. 初三政治论文如何写
学术堂整理了十个好写的国际经济学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电子商务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研究2、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3、对话与合作：环境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4、汉语国际推广：关于孔子学院的经济学分析与建议5、共赢性博弈论6、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研究7、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8、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9、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10、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的经济学分析：一个“适当论”的视角
论福利政策与消费经济关系 关税变动率与进出口贸易 利率的变动与资本投资的挤出效应等等，建议你最好能够吧这些与一家企业结合起来开，这样就不会显的太空泛，整体也会很微观
据学术堂了解，国际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有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收支理论、汇率理论、要素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理论、开放的宏观经济均衡等，下面分享十五个关于国际经济学论文的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电子商务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研究2、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3、对话与合作：环境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4、汉语国际推广：关于孔子学院的经济学分析与建议5、共赢性博弈论6、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研究7、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8、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9、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10、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的经济学分析：一个“适当论”的视角11、日本海外资源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12、IMF援助效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13、1997-1999国际金融危机传播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14、国际私法法经济学分析评述15、美元霸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