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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在汉代的基础上茶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酒醒，令人不眠。”记录了当时的制茶和饮茶方式：将采摘来的茶叶进行加工，用火焙之至颜色变成赤色，用茶碾将焙好的茶叶碾成细末，加上油膏，制成茶饼，装入瓷器中保存，饮用时，待水烧沸，将茶饼碾成茶末后倒入锅中，再加上葱、姜等调料，煮好后即可饮用了，都是现在制茶的雏形 我们在酒桌上经常会听到诸如“不胜酒力就以茶代酒”此类的话，为什么是“以茶代酒”？难道仅仅是不能喝酒的一种托词？其实这是三国时期有关茶的一个典故。陆羽《茶经》里曾记载，三国时吴国的第四代国君孙皓，在位17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六路出岳攻关，孙皓出降，后封“归命侯”。他每次设宴，座客至少铭酒七升，虽可不完全喝干，但要斟上，并亮盏说干。博学多闻的韦耀酒量不过二升，孙皓对他以礼相待，暗中赐茶，这就是孙皓开创以茶代酒之先例。演变到现在又是一种休闲的开会方式—茶话会。二，元旦饮椒柏酒、屠苏酒、吃五辛盘、胶牙饧；元宵喝豆粥（宋代才有汤圆）、赏灯、吃小点心；寒食节（一个月，曹操下令革除，改为三天）吃饧大麦粥（一种糕）、干粥（有点像现代的即食粥）、煮鸡蛋、盐醋拌生菜之类（北魏时才有饼类）；端午节吃角黍（粽子）、饮菖蒲酒、雄黄酒；中秋是唐以后才过的，那时没有；重阳要佩茱萸、食蓬饵（米粉糕）、饮菊花酒。三，1投壶：“投壶之礼”和“投壶之戏” 投壶自产生时起就具有两种属性，一为礼仪，一为游戏。早期的投壶，“礼”的成份为主，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投壶游戏性的一面日益加重，规则也不断变化。2，三国时期长期战乱，那个时候的人们改变了财产观。鉴于战乱中许多豪族被杀的教训，诸如像夏侯敦、吕蒙、陆逊、诸葛亮等都不聚财，或者的时候尽量用完，有多余分给朋友或亲戚。三国后期，许多士大夫喜欢泡药酒来喝，服用五石散。四、穿着魏武帝执政时期大行俭朴之风，后宫的女人们从不穿锦制品的衣服，穿点麻布衣服就差不多了。魏明帝时期，皇帝的衣服可以“刺绣”，公卿只能用“织”的方法。例如；深衣：首先说说汉代服制。汉代服制在三国演义中呈现的主要有曲裾深衣，直裾深衣，和襦加禈三样，男子方面，还有儒裙的式样，至于女子儒裙等其他的服制，则没有出现，汉服具备独特的形式，其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系带、宽袖，又以盘领、直领等为其有益补充；汉服的基本款式大约有九类，在基本款式下又因其领口、袖型、束腰、裁剪方式等的不同变化演绎出几百种款式。 深衣是最能体现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深衣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 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深衣是最能体现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深衣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 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腰系大带，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直裾深衣直裾：裾边在身侧。汉代以后，由于内衣的改进，曲裾绕襟已属多余，本着经济胜过美观的历史发展原则，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成了深衣的主要模式有些曲裾外面套着大袖衣，这种式样的大袖衣是有的，中间有根系带，这在别的影视剧中看不到。禈：又作“裩”。满裆裤。以别于无裆 的套裤而言，可以外穿~~禈再短，就是犊鼻裤，司马相如穿过。衣袖：汉代服装有窄袖和宽袖之分，同时出现了一种叫做“垂胡形衣袖”，的袖子，即衣袖肥大下垂，但在袖口处突然收紧，这样衣袖就可以兼作口袋用，放一些日常使用的零钱、香袋等物。我们看《三国演义》中的“垂胡形衣袖”是很多的，因为这种穿法，在魏晋名士中很流行，因它很方便。鹤氅：魏晋时期的名士，喜着一种以鸟羽作的衣服，衣身通常做得非常宽大,两袖也异常宽博,有时干脆不用衣袖,制如披风,穿在身上有飘曳之感。也有人说，鹤氅就是一种以真丝制成的衣服，使得穿着的人有飘逸如鹤的感觉，所以说叫鹤氅。帷帽：女子骑马，遮脸之用头冠：三国演义对汉朝冠式表现的精准而多样，这是其他历史剧不能比的。汉代的文官多戴进贤冠，冠下衬有介帻（一种头巾）；武官戴武弁大冠，配平巾帻。文官的进贤冠，下有介帻，用以包住头发。秦末汉初时，比较流行不带帻的无帻冠獬豸冠：《后汉书·舆服志》下：“法冠，一曰柱后，……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此冠为执法者所戴。委貌冠：长七寸，高四寸，上小下大，形如复杯，以皂色绢制之，与玄端素
最佳答案-网友投票选出 论《三国演义》中庞统形象审美特色【内容提要】在《三国演义》众多文臣武将和如云强手中，庞统可谓独具特色的一位。庞统在作品中存在时间不长，所占篇幅不多，生卒短暂。然而却以其曲折的生平、独特的个性、奇绝的才智、辉煌的人生而给读者留下了回味无穷的意趣。庞统是个难得的奇才、刚正的狂士、豁达的诤臣。(一)难得的奇才庞统形象的审美意趣，首先源于其性格中奇的特征。奇者：一曰罕见，二曰杰出、超凡。本文称庞统为奇才，二者兼而有之。庞统的奇才大智享誉荆襄，盛传江东。孙权早闻大名，周瑜多用其计；刘备久闻芳名，孔明深服其智；鲁肃称其谋略不减于管乐，枢机可并于孙吴。然而却遭遇坎坷。或埋没于襄阳，或屈沉于江东；或遭孙权冷落，或受刘备屈待；甚而公瑾屡用其谋，竟未授其职；为东吴建奇功，却不被吴主所认可。庞统之屈可谓奇也。正是庞统之奇才被屈待构成了其独特的审美意趣。1.名士交口赞奇才称庞统为奇才，首先在于庞统颇得当时天下名士贤才的赞赏，盛名布于海内。刘备为躲避蔡氏兄妹所谋杀身之祸，马跃檀溪，逃难至南漳水镜先生庄上，水镜指点道：“天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见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3年12月第3版308页)小说作者在此通过著名隐士司马德操之口将庞统作为天下奇才推荐给刘备。庞统不仅享誉襄，而且名播江东。据小说介绍，庞统因避难寓居江东期间，周瑜通过鲁肃多次请教庞统，并多用其谋。鲁肃因深知庞统之大智奇才，在刚继任督都之职时，就向孙权举荐了庞统。肃称统：“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谋略不减于管乐，枢机可关于孙吴；往日公谨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同上488页)可见，庞统之奇才大略深得当时天下名士赞赏推崇。孙权以貌相人，以偏爱取才而冷落庞统。鲁肃深感惋惜，称赞关安慰庞统道：“公抱匡济之才，何往而不利?”(同上489页)当肃得知统欲投刘备时，支持并嘱咐道：“无使孙、刘互伐，同力破曹。”统答曰：“此某平生之素志。”(同上)可见统之见解高远，枢机超凡。倘孙、刘长期联盟，同力破曹，便会无往而不胜。可惜孙刘两方众多文臣武将持此见解者仅鲁肃、庞统、孔明等寥寥数人。甚至连被称为世之枭雄的刘备也能认识到孙刘联明的极端重要性。否则，岂有夷陵之败?乃至孙刘两大集团最终被魏方所灭?象庞统这样才智过人，机谋深远之士也被孙权所冷待，只能证明孙权也是一个目不识珠之辈。三国之争从根本上讲是人才之争。在小说中作者对庞统之才极为赏识推崇，对其才智被埋没，被屈待深感惋惜。鲁肃在写给刘备的荐书中推崇道：“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展其骥足。”并特别提醒道：“如以貌取之，恐负所学，终为他人所用，实可惜也!”(同上490页)孔明在东吴吊丧期间，曾面晤庞统，并写有荐书给刘备，推荐庞统。当孔明从东吴回，问及庞统时，刘备称统“近治耒阳县，好酒废事。”孔明闻言笑道：“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学，胜亮十倍。”并指出：“大贤若处小任，往往以酒糊涂，倦于视事。”(同上)刘备方根据张飞、孙乾考察的情况和鲁肃、孔明的举荐，纠正屈待大才的过失，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选方略。小说在描写庞统曹冷遇被屈待的情节时，充满赞赏而惋惜的审美情调。这情调是作者对人才被屈待的深深遗憾，对健全人才环境的热切呼唤。它撞击着读者的心灵，感染着读者的情绪，启示后世善待贤才。2.巧授连环展骥才在名士的口碑中，庞统是学识渊博而未展骥足的奇才。在实践中，庞统谋略枢机如何呢?在现实中，庞统不愧为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贤士。小说作者以极为赞赏的笔调表现了庞统在实践中所显示的奇智神谋，给读者以妙不可言、美不胜收的审美享受。鲁肃将庞统推荐给孙权时说：“往日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此非虚言。在庞统寓居东吴期间，虽未正式拜授任何职衔，但在事实上已充任着东吴谋士之职。《三国演义》第47回“庞统巧授连环记”就描写了庞统受周瑜之邀，以过人的智慧机敏向曹操巧授连环记，使操自锁战船的精彩场面。其间，庞统的谋略枢机得到出神入化的表现，达到令人惊叹的境地。面对曹操八十三万大军压境之势，周瑜使鲁肃问策于庞统，统先献“火攻”之策，后献“连环”之计。周瑜犹伯乐得千里马，深服庞统之论，使肃请庞统出山为其施行连环记。曹操被称为世之奸雄，对其施计谈何容易!非智谋超常、胆识过人者莫敢当此大任。周瑜知人善任，对肃曰：“为我行此计者，非庞士元不可。”果不出周瑜所料，庞士元以杰出的才学、超凡的智慧、随机应变的高招圆满完成了巧施妙计的任务。统先装成怀才不遇、对周瑜极为不满、而遁迹于西山草庵的隐者，赢得了生性愚拙、出使东吴的蒋干信任，得以被引入曹营。得见曹操后，就根据操之心理、性格特点，用骄兵之计和献媚之词，又获得了操的信赖。从而乘机查清了曹军布阵情况。同时，极尽夸赞奉迎之能事，使踌躅满志的曹操得意忘形，完全失去了戒备，进而获得了与操同桌共饮，畅谈兵机的殊遇。此时，庞统便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与操“高谈雄辩，应答如流”，使操“深为敬服，殷勤相待”。当统获得操深深敬服之后，便开始佯装醉意，又以关切的语气、投石探路船问道：“敢问军中有良医否?”当操答：“水军多疾，须用良医治之”时，统便指出水军呕吐的原因：“大江之中，潮涨潮落，凡浪不息；北兵不惯乘舟，受此颠簸，便生疾病。”而此问题正是操所忧虑之事。如何不求良策?于是庞统乘机便授其计，使操“以大船小船各皆搭配，或三十为一排，或五十为一排，首尾用铁环连锁，铺上阔板。休言人可渡。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它风浪上下，复何惧哉?”(同上)操入魔也似中计，反下席而谢。真乃智者奇者庞统也!正如小说中诗曰：“赤壁鏖兵用火攻，运筹决策尽皆同。若非庞统连环计，公瑾安能立大功。”(同上)庞统能智胜生性多疑、诡计多端的曹操，可见其智绝才奇和出神入化的应变能力。小说中庞统奇智胜奸雄的情节场面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漾溢着袭人的妙趣。读之，令人兴味盎然，精神愉悦。3.明察善断理事才若说在赤壁之战中，庞统智献火攻之策，巧授连环之记显示出庞统高超的决策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的话，那么“耒阳县庞统理事”则表现了庞统非凡的理事才能。庞统满怀匡世之志、济民之才欲意安邦济世却遭冷遇，最后只得抱屈来到山僻小县任县令。终日以酒取乐，不理政事。刘备得知便派张飞、孙乾前往巡察。统衣冠不整，扶醉而出。张飞见之，责其尽废县事。统不加申辨，“随即唤公吏，将百日所积公务都取来剖析，吏皆纷然赍抱案卷上厅。诉词被告人等，环跪阶下。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将百日所积之事，尽断毕了。”(同上490页)投笔于地而对张飞曰：“所废之事何在?量此小县，何足介意。”(同上)在此作者以叹赏的笔调表现了庞统明察善断的洞察决断之才、干炼果决的理事之才和快捷神速的办事效率。目睹此情此景张飞惊叹道：“先生大才，庞统不仅是位面对险境强敌能随机应变、智胜强手的奇才，而且是一位明察善断的理事奇才。目睹庞统敏捷干炼的理事情节，不禁令人叹为观止。4.经天纬地匡济才庞统的满腹经伦和雄才大略，犹如蓄足能量的熔岩，直至为刘备取川时，才得以愤发。刘备取川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庞统的运筹决策。在议取西川的过程中，庞统的学识机谋得淋漓尽致的表现。刘璋纳张松之策，拟引刘备入川，以拒张鲁入侵。璋遣法正为使面晤刘备后，刘备仍犹豫不决，独坐沉吟。刘备所犹豫沉吟者何?其实先取西川为基业，而后图谋大业之方略，早在孔明“隆中决策”中已定。刘备自起事以来，东奔西走，走征北战，无立足之地。暂时驻足的荆州，在名义上还属借用东吴之地。刘备如何不时刻想取西川?他曾对孔明、张松、法正等表示：非欲不想取荆州刘表、益州刘璋而代之，而是顾忌“同宗相攻，恐人唾骂，失信义于天下。”此即刘备困惑犹豫的根本原因。庞统以敏锐的观察、理智的思考抓住张松议献西蜀的契机，运筹谋划，制定出取西川的谋略方针。尤其是针对刘备以“仁义取天下”指导思想的偏执之处，提出了“宜从权变”的英明思想。从而为困惑中的刘备指点迷津、拨开云雾和大展宏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清除了开拓西川基业的思想障碍。庞统为刘备消除思想顾虑，先从树立取川信心开始。他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分析了西川优势、荆州劣势。在“天时”方面，他根据张松所讲：“刘璋禀性暗弱，不能任贤用能；张鲁在此，时思侵犯；人心离散，思得明主”的西川形势，督促刘备迅速取川。否则，将失去这一天赐良机。在“地利”方面，把益州与荆州的利弊进行了对比。他推崇张松的见解，指出：“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地成业”的地理位置；又指出益州的地利优势：“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在“人和”方面也分析了取川的有利条件：“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真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可谓千载良机。此时不取更待何时?听 2009/01/07
《三国演义》是一部艺术地再现汉末三国时期纷纭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历史演义巨著，一部古代的“全景军事文学”。关于它的总体美学风格，一些学者以“阳刚”二字加以概括，这是正确的。不过，对这种阳刚之美的具体表现和美学渊源的研究...www.wsdxs.cn
多看几遍自然就可以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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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答案-网友投票选出 论《三国演义》中庞统形象审美特色【内容提要】在《三国演义》众多文臣武将和如云强手中，庞统可谓独具特色的一位。庞统在作品中存在时间不长，所占篇幅不多，生卒短暂。然而却以其曲折的生平、独特的个性、奇绝的才智、辉煌的人生而给读者留下了回味无穷的意趣。庞统是个难得的奇才、刚正的狂士、豁达的诤臣。(一)难得的奇才庞统形象的审美意趣，首先源于其性格中奇的特征。奇者：一曰罕见，二曰杰出、超凡。本文称庞统为奇才，二者兼而有之。庞统的奇才大智享誉荆襄，盛传江东。孙权早闻大名，周瑜多用其计；刘备久闻芳名，孔明深服其智；鲁肃称其谋略不减于管乐，枢机可并于孙吴。然而却遭遇坎坷。或埋没于襄阳，或屈沉于江东；或遭孙权冷落，或受刘备屈待；甚而公瑾屡用其谋，竟未授其职；为东吴建奇功，却不被吴主所认可。庞统之屈可谓奇也。正是庞统之奇才被屈待构成了其独特的审美意趣。1.名士交口赞奇才称庞统为奇才，首先在于庞统颇得当时天下名士贤才的赞赏，盛名布于海内。刘备为躲避蔡氏兄妹所谋杀身之祸，马跃檀溪，逃难至南漳水镜先生庄上，水镜指点道：“天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见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3年12月第3版308页)小说作者在此通过著名隐士司马德操之口将庞统作为天下奇才推荐给刘备。庞统不仅享誉襄，而且名播江东。据小说介绍，庞统因避难寓居江东期间，周瑜通过鲁肃多次请教庞统，并多用其谋。鲁肃因深知庞统之大智奇才，在刚继任督都之职时，就向孙权举荐了庞统。肃称统：“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谋略不减于管乐，枢机可关于孙吴；往日公谨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同上488页)可见，庞统之奇才大略深得当时天下名士赞赏推崇。孙权以貌相人，以偏爱取才而冷落庞统。鲁肃深感惋惜，称赞关安慰庞统道：“公抱匡济之才，何往而不利?”(同上489页)当肃得知统欲投刘备时，支持并嘱咐道：“无使孙、刘互伐，同力破曹。”统答曰：“此某平生之素志。”(同上)可见统之见解高远，枢机超凡。倘孙、刘长期联盟，同力破曹，便会无往而不胜。可惜孙刘两方众多文臣武将持此见解者仅鲁肃、庞统、孔明等寥寥数人。甚至连被称为世之枭雄的刘备也能认识到孙刘联明的极端重要性。否则，岂有夷陵之败?乃至孙刘两大集团最终被魏方所灭?象庞统这样才智过人，机谋深远之士也被孙权所冷待，只能证明孙权也是一个目不识珠之辈。三国之争从根本上讲是人才之争。在小说中作者对庞统之才极为赏识推崇，对其才智被埋没，被屈待深感惋惜。鲁肃在写给刘备的荐书中推崇道：“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展其骥足。”并特别提醒道：“如以貌取之，恐负所学，终为他人所用，实可惜也!”(同上490页)孔明在东吴吊丧期间，曾面晤庞统，并写有荐书给刘备，推荐庞统。当孔明从东吴回，问及庞统时，刘备称统“近治耒阳县，好酒废事。”孔明闻言笑道：“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学，胜亮十倍。”并指出：“大贤若处小任，往往以酒糊涂，倦于视事。”(同上)刘备方根据张飞、孙乾考察的情况和鲁肃、孔明的举荐，纠正屈待大才的过失，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选方略。小说在描写庞统曹冷遇被屈待的情节时，充满赞赏而惋惜的审美情调。这情调是作者对人才被屈待的深深遗憾，对健全人才环境的热切呼唤。它撞击着读者的心灵，感染着读者的情绪，启示后世善待贤才。2.巧授连环展骥才在名士的口碑中，庞统是学识渊博而未展骥足的奇才。在实践中，庞统谋略枢机如何呢?在现实中，庞统不愧为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贤士。小说作者以极为赞赏的笔调表现了庞统在实践中所显示的奇智神谋，给读者以妙不可言、美不胜收的审美享受。鲁肃将庞统推荐给孙权时说：“往日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此非虚言。在庞统寓居东吴期间，虽未正式拜授任何职衔，但在事实上已充任着东吴谋士之职。《三国演义》第47回“庞统巧授连环记”就描写了庞统受周瑜之邀，以过人的智慧机敏向曹操巧授连环记，使操自锁战船的精彩场面。其间，庞统的谋略枢机得到出神入化的表现，达到令人惊叹的境地。面对曹操八十三万大军压境之势，周瑜使鲁肃问策于庞统，统先献“火攻”之策，后献“连环”之计。周瑜犹伯乐得千里马，深服庞统之论，使肃请庞统出山为其施行连环记。曹操被称为世之奸雄，对其施计谈何容易!非智谋超常、胆识过人者莫敢当此大任。周瑜知人善任，对肃曰：“为我行此计者，非庞士元不可。”果不出周瑜所料，庞士元以杰出的才学、超凡的智慧、随机应变的高招圆满完成了巧施妙计的任务。统先装成怀才不遇、对周瑜极为不满、而遁迹于西山草庵的隐者，赢得了生性愚拙、出使东吴的蒋干信任，得以被引入曹营。得见曹操后，就根据操之心理、性格特点，用骄兵之计和献媚之词，又获得了操的信赖。从而乘机查清了曹军布阵情况。同时，极尽夸赞奉迎之能事，使踌躅满志的曹操得意忘形，完全失去了戒备，进而获得了与操同桌共饮，畅谈兵机的殊遇。此时，庞统便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与操“高谈雄辩，应答如流”，使操“深为敬服，殷勤相待”。当统获得操深深敬服之后，便开始佯装醉意，又以关切的语气、投石探路船问道：“敢问军中有良医否?”当操答：“水军多疾，须用良医治之”时，统便指出水军呕吐的原因：“大江之中，潮涨潮落，凡浪不息；北兵不惯乘舟，受此颠簸，便生疾病。”而此问题正是操所忧虑之事。如何不求良策?于是庞统乘机便授其计，使操“以大船小船各皆搭配，或三十为一排，或五十为一排，首尾用铁环连锁，铺上阔板。休言人可渡。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它风浪上下，复何惧哉?”(同上)操入魔也似中计，反下席而谢。真乃智者奇者庞统也!正如小说中诗曰：“赤壁鏖兵用火攻，运筹决策尽皆同。若非庞统连环计，公瑾安能立大功。”(同上)庞统能智胜生性多疑、诡计多端的曹操，可见其智绝才奇和出神入化的应变能力。小说中庞统奇智胜奸雄的情节场面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漾溢着袭人的妙趣。读之，令人兴味盎然，精神愉悦。3.明察善断理事才若说在赤壁之战中，庞统智献火攻之策，巧授连环之记显示出庞统高超的决策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的话，那么“耒阳县庞统理事”则表现了庞统非凡的理事才能。庞统满怀匡世之志、济民之才欲意安邦济世却遭冷遇，最后只得抱屈来到山僻小县任县令。终日以酒取乐，不理政事。刘备得知便派张飞、孙乾前往巡察。统衣冠不整，扶醉而出。张飞见之，责其尽废县事。统不加申辨，“随即唤公吏，将百日所积公务都取来剖析，吏皆纷然赍抱案卷上厅。诉词被告人等，环跪阶下。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将百日所积之事，尽断毕了。”(同上490页)投笔于地而对张飞曰：“所废之事何在?量此小县，何足介意。”(同上)在此作者以叹赏的笔调表现了庞统明察善断的洞察决断之才、干炼果决的理事之才和快捷神速的办事效率。目睹此情此景张飞惊叹道：“先生大才，庞统不仅是位面对险境强敌能随机应变、智胜强手的奇才，而且是一位明察善断的理事奇才。目睹庞统敏捷干炼的理事情节，不禁令人叹为观止。4.经天纬地匡济才庞统的满腹经伦和雄才大略，犹如蓄足能量的熔岩，直至为刘备取川时，才得以愤发。刘备取川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庞统的运筹决策。在议取西川的过程中，庞统的学识机谋得淋漓尽致的表现。刘璋纳张松之策，拟引刘备入川，以拒张鲁入侵。璋遣法正为使面晤刘备后，刘备仍犹豫不决，独坐沉吟。刘备所犹豫沉吟者何?其实先取西川为基业，而后图谋大业之方略，早在孔明“隆中决策”中已定。刘备自起事以来，东奔西走，走征北战，无立足之地。暂时驻足的荆州，在名义上还属借用东吴之地。刘备如何不时刻想取西川?他曾对孔明、张松、法正等表示：非欲不想取荆州刘表、益州刘璋而代之，而是顾忌“同宗相攻，恐人唾骂，失信义于天下。”此即刘备困惑犹豫的根本原因。庞统以敏锐的观察、理智的思考抓住张松议献西蜀的契机，运筹谋划，制定出取西川的谋略方针。尤其是针对刘备以“仁义取天下”指导思想的偏执之处，提出了“宜从权变”的英明思想。从而为困惑中的刘备指点迷津、拨开云雾和大展宏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清除了开拓西川基业的思想障碍。庞统为刘备消除思想顾虑，先从树立取川信心开始。他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分析了西川优势、荆州劣势。在“天时”方面，他根据张松所讲：“刘璋禀性暗弱，不能任贤用能；张鲁在此，时思侵犯；人心离散，思得明主”的西川形势，督促刘备迅速取川。否则，将失去这一天赐良机。在“地利”方面，把益州与荆州的利弊进行了对比。他推崇张松的见解，指出：“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地成业”的地理位置；又指出益州的地利优势：“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在“人和”方面也分析了取川的有利条件：“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真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可谓千载良机。此时不取更待何时?听 2009/01/07
最喜欢赵云和诸葛亮
三国时期，在汉代的基础上茶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酒醒，令人不眠。”记录了当时的制茶和饮茶方式：将采摘来的茶叶进行加工，用火焙之至颜色变成赤色，用茶碾将焙好的茶叶碾成细末，加上油膏，制成茶饼，装入瓷器中保存，饮用时，待水烧沸，将茶饼碾成茶末后倒入锅中，再加上葱、姜等调料，煮好后即可饮用了，都是现在制茶的雏形 我们在酒桌上经常会听到诸如“不胜酒力就以茶代酒”此类的话，为什么是“以茶代酒”？难道仅仅是不能喝酒的一种托词？其实这是三国时期有关茶的一个典故。陆羽《茶经》里曾记载，三国时吴国的第四代国君孙皓，在位17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六路出岳攻关，孙皓出降，后封“归命侯”。他每次设宴，座客至少铭酒七升，虽可不完全喝干，但要斟上，并亮盏说干。博学多闻的韦耀酒量不过二升，孙皓对他以礼相待，暗中赐茶，这就是孙皓开创以茶代酒之先例。演变到现在又是一种休闲的开会方式—茶话会。二，元旦饮椒柏酒、屠苏酒、吃五辛盘、胶牙饧；元宵喝豆粥（宋代才有汤圆）、赏灯、吃小点心；寒食节（一个月，曹操下令革除，改为三天）吃饧大麦粥（一种糕）、干粥（有点像现代的即食粥）、煮鸡蛋、盐醋拌生菜之类（北魏时才有饼类）；端午节吃角黍（粽子）、饮菖蒲酒、雄黄酒；中秋是唐以后才过的，那时没有；重阳要佩茱萸、食蓬饵（米粉糕）、饮菊花酒。三，1投壶：“投壶之礼”和“投壶之戏” 投壶自产生时起就具有两种属性，一为礼仪，一为游戏。早期的投壶，“礼”的成份为主，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投壶游戏性的一面日益加重，规则也不断变化。2，三国时期长期战乱，那个时候的人们改变了财产观。鉴于战乱中许多豪族被杀的教训，诸如像夏侯敦、吕蒙、陆逊、诸葛亮等都不聚财，或者的时候尽量用完，有多余分给朋友或亲戚。三国后期，许多士大夫喜欢泡药酒来喝，服用五石散。四、穿着魏武帝执政时期大行俭朴之风，后宫的女人们从不穿锦制品的衣服，穿点麻布衣服就差不多了。魏明帝时期，皇帝的衣服可以“刺绣”，公卿只能用“织”的方法。例如；深衣：首先说说汉代服制。汉代服制在三国演义中呈现的主要有曲裾深衣，直裾深衣，和襦加禈三样，男子方面，还有儒裙的式样，至于女子儒裙等其他的服制，则没有出现，汉服具备独特的形式，其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系带、宽袖，又以盘领、直领等为其有益补充；汉服的基本款式大约有九类，在基本款式下又因其领口、袖型、束腰、裁剪方式等的不同变化演绎出几百种款式。 深衣是最能体现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深衣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 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深衣是最能体现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深衣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 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腰系大带，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直裾深衣直裾：裾边在身侧。汉代以后，由于内衣的改进，曲裾绕襟已属多余，本着经济胜过美观的历史发展原则，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成了深衣的主要模式有些曲裾外面套着大袖衣，这种式样的大袖衣是有的，中间有根系带，这在别的影视剧中看不到。禈：又作“裩”。满裆裤。以别于无裆 的套裤而言，可以外穿~~禈再短，就是犊鼻裤，司马相如穿过。衣袖：汉代服装有窄袖和宽袖之分，同时出现了一种叫做“垂胡形衣袖”，的袖子，即衣袖肥大下垂，但在袖口处突然收紧，这样衣袖就可以兼作口袋用，放一些日常使用的零钱、香袋等物。我们看《三国演义》中的“垂胡形衣袖”是很多的，因为这种穿法，在魏晋名士中很流行，因它很方便。鹤氅：魏晋时期的名士，喜着一种以鸟羽作的衣服，衣身通常做得非常宽大,两袖也异常宽博,有时干脆不用衣袖,制如披风,穿在身上有飘曳之感。也有人说，鹤氅就是一种以真丝制成的衣服，使得穿着的人有飘逸如鹤的感觉，所以说叫鹤氅。帷帽：女子骑马，遮脸之用头冠：三国演义对汉朝冠式表现的精准而多样，这是其他历史剧不能比的。汉代的文官多戴进贤冠，冠下衬有介帻（一种头巾）；武官戴武弁大冠，配平巾帻。文官的进贤冠，下有介帻，用以包住头发。秦末汉初时，比较流行不带帻的无帻冠獬豸冠：《后汉书·舆服志》下：“法冠，一曰柱后，……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此冠为执法者所戴。委貌冠：长七寸，高四寸，上小下大，形如复杯，以皂色绢制之，与玄端素
三国时期，在汉代的基础上茶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酒醒，令人不眠。”记录了当时的制茶和饮茶方式：将采摘来的茶叶进行加工，用火焙之至颜色变成赤色，用茶碾将焙好的茶叶碾成细末，加上油膏，制成茶饼，装入瓷器中保存，饮用时，待水烧沸，将茶饼碾成茶末后倒入锅中，再加上葱、姜等调料，煮好后即可饮用了，都是现在制茶的雏形 我们在酒桌上经常会听到诸如“不胜酒力就以茶代酒”此类的话，为什么是“以茶代酒”？难道仅仅是不能喝酒的一种托词？其实这是三国时期有关茶的一个典故。陆羽《茶经》里曾记载，三国时吴国的第四代国君孙皓，在位17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六路出岳攻关，孙皓出降，后封“归命侯”。他每次设宴，座客至少铭酒七升，虽可不完全喝干，但要斟上，并亮盏说干。博学多闻的韦耀酒量不过二升，孙皓对他以礼相待，暗中赐茶，这就是孙皓开创以茶代酒之先例。演变到现在又是一种休闲的开会方式—茶话会。二，元旦饮椒柏酒、屠苏酒、吃五辛盘、胶牙饧；元宵喝豆粥（宋代才有汤圆）、赏灯、吃小点心；寒食节（一个月，曹操下令革除，改为三天）吃饧大麦粥（一种糕）、干粥（有点像现代的即食粥）、煮鸡蛋、盐醋拌生菜之类（北魏时才有饼类）；端午节吃角黍（粽子）、饮菖蒲酒、雄黄酒；中秋是唐以后才过的，那时没有；重阳要佩茱萸、食蓬饵（米粉糕）、饮菊花酒。三，1投壶：“投壶之礼”和“投壶之戏” 投壶自产生时起就具有两种属性，一为礼仪，一为游戏。早期的投壶，“礼”的成份为主，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投壶游戏性的一面日益加重，规则也不断变化。2，三国时期长期战乱，那个时候的人们改变了财产观。鉴于战乱中许多豪族被杀的教训，诸如像夏侯敦、吕蒙、陆逊、诸葛亮等都不聚财，或者的时候尽量用完，有多余分给朋友或亲戚。三国后期，许多士大夫喜欢泡药酒来喝，服用五石散。四、穿着魏武帝执政时期大行俭朴之风，后宫的女人们从不穿锦制品的衣服，穿点麻布衣服就差不多了。魏明帝时期，皇帝的衣服可以“刺绣”，公卿只能用“织”的方法。例如；深衣：首先说说汉代服制。汉代服制在三国演义中呈现的主要有曲裾深衣，直裾深衣，和襦加禈三样，男子方面，还有儒裙的式样，至于女子儒裙等其他的服制，则没有出现，汉服具备独特的形式，其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系带、宽袖，又以盘领、直领等为其有益补充；汉服的基本款式大约有九类，在基本款式下又因其领口、袖型、束腰、裁剪方式等的不同变化演绎出几百种款式。 深衣是最能体现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深衣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 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深衣是最能体现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深衣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 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腰系大带，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直裾深衣直裾：裾边在身侧。汉代以后，由于内衣的改进，曲裾绕襟已属多余，本着经济胜过美观的历史发展原则，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成了深衣的主要模式有些曲裾外面套着大袖衣，这种式样的大袖衣是有的，中间有根系带，这在别的影视剧中看不到。禈：又作“裩”。满裆裤。以别于无裆 的套裤而言，可以外穿~~禈再短，就是犊鼻裤，司马相如穿过。衣袖：汉代服装有窄袖和宽袖之分，同时出现了一种叫做“垂胡形衣袖”，的袖子，即衣袖肥大下垂，但在袖口处突然收紧，这样衣袖就可以兼作口袋用，放一些日常使用的零钱、香袋等物。我们看《三国演义》中的“垂胡形衣袖”是很多的，因为这种穿法，在魏晋名士中很流行，因它很方便。鹤氅：魏晋时期的名士，喜着一种以鸟羽作的衣服，衣身通常做得非常宽大,两袖也异常宽博,有时干脆不用衣袖,制如披风,穿在身上有飘曳之感。也有人说，鹤氅就是一种以真丝制成的衣服，使得穿着的人有飘逸如鹤的感觉，所以说叫鹤氅。帷帽：女子骑马，遮脸之用头冠：三国演义对汉朝冠式表现的精准而多样，这是其他历史剧不能比的。汉代的文官多戴进贤冠，冠下衬有介帻（一种头巾）；武官戴武弁大冠，配平巾帻。文官的进贤冠，下有介帻，用以包住头发。秦末汉初时，比较流行不带帻的无帻冠獬豸冠：《后汉书·舆服志》下：“法冠，一曰柱后，……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此冠为执法者所戴。委貌冠：长七寸，高四寸，上小下大，形如复杯，以皂色绢制之，与玄端素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作者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贯中是他的字，山西太原人(还有庐陵、东原、钱塘等多种说法)。他生于元代，死于明初，大约生活在公元1330～1400年间，他生平不见史传，据某些片断的材料说，他性格孤介，“与人寡合”，因“遭时多故”，东奔西走，“不知其所终”。他还是一个“有志图王者”，曾充当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客。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据说小说创作有数十种，曾写过十七史演义。现存署名罗贯中的通俗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他还写过杂剧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杂剧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及魏、蜀、吴三国历史为题材。作者在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运用了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书版本很多，现存的最早刊本是明嘉靖本。全书24卷，240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它集中了宋元讲史话本和戏曲中的精彩部分，将元代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全部加以改写(删去了荒诞的故事，增加了史实，扩充了篇幅)，成为一部长篇巨著。此后，新刊本大量出现，但它们都只是在嘉靖本的基础上，作了一些增删、整理的工作，没有大的改变。最流行的本子，是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增删、评点过的120回《三国演义》。书约成于康熙初年，比嘉靖本更加紧凑完整。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即根据这个本子重印，删去了评点。 《三国演义》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写起，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统一为止，前后共97年。它描述了三国时期纷繁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它的主要思想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三国之间军事、政治、外交事件的描述，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各种斗争的经验和智慧。这些可供我们借鉴。孔明身上就集中反映了各种斗争的经验、智慧和才能。2.揭示了当时矛盾重重、动乱不安的局面。这能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性。3.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动乱年代里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与和平统一的愿望。小说描叙了封建军阀屠杀人民，劫掠百姓，以致田园荒芜，生产凋敝，白骨如山，饿莩遍野的历史事实。作者对坚持分裂割据的军阀进行了鞭挞和嘲讽；对于曹操，虽不赞成由他来统一天下，但在写他同北方军阀进行斗争时，却如实地描述了他的雄才大略；作者本来寄希望于蜀汉，把刘备、孔明作为仁君、贤相的典型来塑造，希望他们君臣际会，作出一番功业，统一中国，使百姓安居乐业。这种反对分裂、主张统一的思想，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4.“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十分鲜明。尊曹或尊刘，是历史家长期的争论，这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倾向，既继承了晚唐以来三国故事，直到《平话》一贯“尊刘”的文学传统，又继承了东晋习凿齿和南宋朱熹“尊刘”的史学传统，表现了为东晋、南宋偏安的汉族王朝争正统，反对入侵的外族统治的思想倾向，反映了元明之际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此外，《三国演义》还大力宣扬了刘、关、张的“义气”。所谓义气，内容十分复杂，既渗透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也包含着当时人民的道德理想。有的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和鼓舞人民的力量，如人民用义气互相团结，互相救援。但是由于义气不是从阶级观点出发，而往往是从个人恩怨出发的，所以常常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影响深远。它是广大人民认识三国时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整个社会面貌的教科书；它曾为后世农民革命的战略策略提供了借鉴；几百年来它为民族戏曲提供了大量题材；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种反映复杂历史生活的体裁。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作者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贯中是他的字，山西太原人(还有庐陵、东原、钱塘等多种说法)。他生于元代，死于明初，大约生活在公元1330～1400年间，他生平不见史传，据某些片断的材料说，他性格孤介，“与人寡合”，因“遭时多故”，东奔西走，“不知其所终”。他还是一个“有志图王者”，曾充当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客。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据说小说创作有数十种，曾写过十七史演义。现存署名罗贯中的通俗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他还写过杂剧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杂剧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
［1］蒋正冶：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三国演义》主题研究述评2007(1)［2］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3］陈 辽：智谋精粹古为今用--读《“三国”智谋精粹》1993(4)［4］边 勋：论《三国演义》中智谋描写的历史影响和社会价值［5］郭百秋：《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多看几遍自然就可以写了
你应该看一看演义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然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同样如此。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竟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 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是最切当的批评。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我觉得要作研究不应该拘泥于《三国演义》，除了认真研读《三国演义》外，还要和别的类似的文章作对比。这些小说对我影响颇深，我几乎每隔一年看一遍，而且每次都象读一本新书一样认真的看。似乎每次都有新发现，每次都有新收获。象这种文章你必须得反反复复地仔细品味，而且人在成长，伴随他对事物的看法也在潜移默化。事物总在不停息的发展变化之中。
去看前言吧。
1．曹操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安徽亳州人，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曹操文武双全，官至臣相，封魏王，享年65岁。曹操的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名叫许劭，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有奸的一面。但是，主要是，突出了他雄的一面。他胸怀宽广，胆识非凡，善于用人，唯才是举。曹操爱惜人才，这是出了名的。徐庶入曹营不出一计，曹操没有杀他；徐晃奉命劫杀曹操，但曹操让满宠说服徐晃就归降了曹操。后来徐晃在曹操手下成了一员大将，给他立了很多功劳。如果我们从封建正统观念来看的话，那么，曹操当然是一个乱臣贼子。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问题上，反映了曹操非常果断地抓住了时机的果断英明。另一方面，曹操又是一个奸雄。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件事上：（1）杀吕伯奢。曹操刺杀董卓越未果，逃走，在途中投奔故人吕伯奢，吕杀猪待客，曹操反以为是吕将加害于己，杀了吕的全家。“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成了他的至理名言。（2）杀杨修。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有这样几件事能说明：一是曹操在花园的门上写一个“活”字，是曹操为了卖弄一下自己的才干，而杨修这家伙不给他面子，偏要弄穿曹操的西洋镜不可——曹操“忌之”。二是远方的客人送酥一盒给曹操，被杨修一人一口与众分吃了，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卖弄小聪明——曹操“恶之”。三是曹操本想以梦中杀来警戒大家，杨修偏要在大家的面前揭穿不可——曹操“愈恶之”。四是杨修告曹丕密请朝歌长吴质入内府商议，反被吴质用计陷害，曹操认为杨修是陷害曹丕——曹操“愈恶之”。五是曹操本想试一试曹丕、曹植的才干，可杨修偏要教曹植怎么做怎么做，结果被曹操知道了，坏了曹操的好事——曹操“大怒”。六是杨修为曹植作答教，被曹操得知——曹操“大怒”。这六件事，一步一步的逼迫曹操最后以“鸡肋”事件“惑乱军心”为借口杀死了杨修，也成了杨修之所以被曹操的一个客观的原因。（3）杀华佗。曹操为造建始殿，亲自挥剑砍伐跃龙祠前的梨树，得罪了梨树之神，当晚做了个噩梦，惊醒之后便得了头痛顽症，遍求良医，均不见效。后来，华歆向曹操举荐了华佗，曹操立马差人星夜将华佗请来为他看病。华佗认为曹操头痛是因中风引起的，病根在脑袋中，不是服点汤药就能治好的，需要先饮“麻肺汤”（按：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麻沸散”，是华佗发明的一种麻醉剂），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才可能去掉病根。多疑的曹操以为华佗是要借机杀他，为关羽报仇，于是命令左右将华佗收监拷问，致使一代神医屈死在狱中，而华佗所著的《青囊书》也因此失传。（4）杀粮官。当时袁绍的弟弟叫袁术，在安徽寿春这个地方，因为得到了那一枚皇帝的印，他以为天命在我可以当皇帝了，就在寿春城自己称帝了。实际上你的实力不到，有这枚印管什么用呢？所以曹操要攻打他。但是寿春城也不是好攻打下来的，打了一阵子，打不下来，眼看粮草快完了，怎么办呢？他把粮官王垕叫过来，告诉他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小斗放粮。粮官说这样做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士兵、将士吃不饱，马上不抱怨我吗？曹操告诉他，你不用管，我来替你承担责任。王垕只能照着他的命令去做，果然下面的将士一片大哗，因为当天就吃不饱肚子，怎么办？然后曹操又把这个王垕叫过来，告诉他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这王垕说我有什么好借给您的，“你的头”，要借他的脑袋。这王垕说我无罪啊，是您让我小斗放粮，为什么要杀我啊？曹操说我知道你无罪，但是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所以就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你家里的妻儿老小我把他们养起来，你安心的走吧，把王垕推出去斩了，告诉大家这是粮官王垕办的事情，王垕就这样为曹操的伟大事业献身了。（5）为人虚伪。“马踏麦田、割发代首”的事。有一次打仗，打胜了，很高兴，正好遇到四月天大麦黄，一片丰收景象，因为心情好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将士不许糟蹋粮食，有人踏到麦田里就要斩首示众，可是刚刚下完命令，他自己的马被地里的一只斑鸠飞起来，把马给惊了。然后他自己踏了一大片的麦田，怎么办呢？自己要挥剑自杀，当然是手下来劝说，丞相你不能自杀啊，你自杀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靠谁啊？还指着你统一天下呢。所以曹操说那怎么办，我把头发割下一把吧，也算是我自己惩罚自己了，到他自己犯法的时候，就是一把头发解决问题了。（割发：又名“髡” 是一种仅次于断头的刑罚）（6）徐州屠城。他心灵深处所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热情款待他的吕伯奢一家，竟被他心狠手辣地杀得一个不留。他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尽杀百姓”，“鸡犬不留”。（7）梦中杀人。曹操对照料自己的侍从们说他会梦中杀人，以保护自己。为使众人相信自己的话，于是在一天夜晚睡觉时，故意蹬开被子，一个平日深受曹操喜爱的侍从，捡起地上的被子给主人盖好，曹操突然翻身跳起，抽出床头宝剑，狠命一挥，侍从即刻身亡。第二天曹操醒来还装糊涂。弄得大家都相信曹公睡梦中确有神秘的自我保护能力。曹操这种伎俩，只有一个人看得透明之极。这个人就是杨修。当曹操装模作样为那侍从送葬时，他扶棺苦笑道：“不是曹公在梦中，而是你在梦中啊！”曹操见杨修戳穿了自己的阴谋，深恨杨修。2．刘 备：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县）人。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少年孤独贫困，与母亲贩鞋子、织草席为生，后与关羽、张飞于桃园结义为异姓兄弟。剿除黄巾军有功，任安喜县尉。经常寄人篱下，先后投靠过公孙瓒、曹操、袁绍、刘表等。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为军师，率军攻占了荆州、益州、汉中。于公元二二一年正式称帝。在替关羽、张飞报仇时，大举进攻吴国，被东吴陆逊用火攻打败，不久病死于白帝城，享年六十三。世人也称他刘先主。 书中的刘备，是一个仁义明君，忠厚长者。但鲁迅曾批评：欲显刘备长厚，似伪。这一句对于《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非常恰当的。周瑜讲道：刘备枭雄之姿，并非长久曲屈人下之人也。但书中的刘备却是处处表现得过于厚道，倒给人一种伪的感觉。不过，由于书中对刘备的推崇，对刘备的塑造还是正面的。刘备有武勇的一面，三英战吕布就可以看出刘备的武艺。但为了体现明君的方面，对刘备的德，是着重刻画的。首先，体现了刘备的忠，刘备对汉室的忠心，受汉献帝衣带诏，汉室未亡时决不称帝等。其次，体现了仁，在新野自身难保时坚持携民渡江等。第三，体现了义，在两位结义兄弟遇难后坚持为他们报仇等。第四，体现了厚道。多次寄人篱下有机会夺取而不取。第五，体现了很重视人才。最出色的表现就是在赵云单骑救主后的摔阿斗，所谓民间谚语中的“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在收买人心方面，小说中还特别会表现刘备的哭，所以有人说，刘备的江山大部分都是哭来的。但也正因为刘备过于注重这样一些小德，忽视了一些大德，如在处理关羽和张飞遇难问题上，过于强调兄弟情谊而不顾国家大义，导致了兵败，使蜀汉元气大伤，从此不能恢复，兴复汉室化为泡影。 3．张 飞 张飞，刘备义弟，蜀国五虎大将中第二位。字翼德，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少时即与关羽共事刘备。曾在虎牢关与关羽、刘备一起迎战吕布。长坂坡桥头上一声吼，吓退曹操百万军。葭萌关夜战马超，一支丈八蛇矛勇冠三军。刘备入川以后拜为本骑将军，封西乡侯。公元二二一年为替二哥关羽报仇，同刘备起兵攻伐东吴。临行前，因鞭挞士卒被部将范疆、张达刺杀，死时只有五十五岁。张飞重情义，武艺高，谋略上当然不能跟诸葛亮比，但偶尔也表现得很出色，而且粗中有细！遗憾的是没有战死在沙场，而是被小人所害。《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有这样的评价：“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4．关 羽 关羽，是我国的武圣，与文圣孔子一起，受到国人的推崇。关羽在蜀国五虎大将中排名第一位，为人忠直仁义，广受民间崇祀，尊其为“关公”、“关夫子”。关羽幼年时，熟读《左传》《春秋》，长的一副美髯，人称“美髯公”。小说在写到关羽的正面形象外，也对关羽的缺点提出了批评。主要从个性、武艺、人格这几个方面进行刻画的。武艺上，温酒斩华雄、赚城斩车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都是对这位武圣人的精彩武艺描写，其中更有一段关云长刮骨疗毒，写出了一个铁汉的形象。同时，作为受到历代统治者和百姓推崇的武圣，人格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关云长“忠义”这方面体现得尤为出色，封金挂印护嫂千里走单骑体现了他的“忠”，义释曹操体现了他的“义”。在人格上，他与其它英雄不同，立身行事，光明磊落。正是由于这种“忠义神武”，才使他成为武圣。但《三国演义》也批评了他的缺陷，就是骄。从想跟马超争高低，封五虎将时不服黄忠时可见一斑。关羽在这方面主要犯了三个错，一错没有处理好与同盟关系，拒绝孙权联姻要求，得罪便者。二错没有处理好与同事关系，看不起同守荆州的糜芳、博士仁等人，导致孤立无援。三错轻视敌人，被人从后偷袭，大意失荆州，最后兵败竟被吴军的一个小将马忠生擒。关羽被擒后，坚决不降，被东吴斩杀，死时约五十六岁，遗恨千古。5．诸葛亮诸葛亮，字孔明。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于琅邪阳都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亮父亲诸葛圭，字君贡，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早年丧父，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后来，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弟妹便移居隆中，隐居乡间耕种，维持生计。建安四年(199年)，19岁的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于水镜先生司马徽。 诸葛亮读书不拘泥于一章一句，而是观其大略，并喜欢吟诵《梁父吟》这首古歌谣。通过潜心钻研，他不但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他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诸葛亮还十分注意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用兵的知识。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27岁时，刘备“三顾茅庐”于襄阳隆中，会见诸葛亮，问以统一天下大计，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首先夺取荆、益作为根据地，对内改革政治，对外联合孙权，南抚夷越，西和诸戎，等待时机，两路出兵北伐，从而统一全国的战略思想，这次谈话即是著名的《隆中对》。刘备三顾茅庐，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遂出山辅佐刘备，形成三国鼎足之势。他联孙抗曹。大败曹军于赤壁，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攻取益州。继又击败曹军，夺得汉中。二十六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间武三年(223年)，刘备病危，以后事相托。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候，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加强战备。建兴五年(227年)，上疏(即《出师表》)于刘禅，率军出驻汉中，前后6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十二年，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千百年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性故事为世人传诵。诸葛亮一生主要著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隆中对》诸葛亮娴熟韬略，多谋善断，长于巧思，曾革新“连弩”，可同时发射10箭；作“木牛”、“流马”，便于山地军事运输；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6．周瑜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周瑜这个人可倒了大霉了，被描写成智短才拙，处处不如诸葛亮的人。但虽然这样，仍能让人看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从十五回出场，到五十七回病故，是一个风流儒雅，潇洒干练，却有意气用事、头脑简单的周瑜形象。周瑜的风流儒雅，书中描写不多，倒是苏轼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羽扇纶巾的形象深入人心。说到才干，训练了一流的水军、用蒋干将计就计、用黄盖苦肉计、最后用火计破曹，这些都不用说了。但书中为了衬托诸葛亮，对周瑜更多的是一些负面描写。首先是对抗曹操上，写周瑜是动机是狭隘的，是诸葛亮假称曹操有意“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才使周瑜抗曹。而且在赤壁之战中，也仅是发挥了配角作用，处处落于诸葛亮的下风。甚至在人品上也显得心胸过于狭小，稍有不顺就急得吐血，对才华高的诸葛亮嫉妒，下了杀心。同时，他的死亡也正是由于智力落后于人太多且心胸过狭所致，丢了胜利果实，赔了夫人又拆兵，最后意想天开想赚对方，反而连命都丧了。（恨其智不能为东吴所用） 7．司马懿司马懿世家豪族出身，早年在郡中作小吏，后被曹操辟为为文学掾。司马懿早年任文学掾，后任主簿，是曹操帐下谋士之一，但并不出名。后来司马懿协助曹丕代汉，出谋五路伐蜀，开始崭露头角，在曹丕病逝前成为顾命大臣。曹睿继位后，司马懿主动请命去防御魏国西部，后因蜀国马谡的反间计一度被废，但面对诸葛亮的北伐强攻，魏国不得不再次启用司马懿。司马懿多次败于诸葛亮，于是采用闭门不战的策略防守，直至诸葛亮病逝。曹芳继位后，司马懿、曹爽共同辅政。司马懿受曹爽排挤，于是发动政变诛杀曹爽一族，自此掌握魏国大权。司马懿病逝后，魏国政权仍由其儿子把持，多年后导致晋朝代魏的发生。司马懿被后代追封为晋朝皇帝。
无非就是从主要人物和贡献下手战争就是战将的奋战保的君主建立大业的方面文化 以蔡邕妇女 曹氏父子 以及诸葛的前后出师表 还有马均 诸葛亮的发明 华佗 张仲景的医术等等任务？ 这个具体没明白 不会是人物吧？内政 从曹操的军民同体化 开始治军 得到北方的快速发展 孙权的治理一方也有独到之处 诸葛亮的内政也不是盖的 但有穷兵黔武之嫌
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中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论文范文
[摘要]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思想主要表现于小说评点之中。继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之后，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总结。他在评点过程中对叙事行为的认识与把握，体现了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毛宗岗 评点 叙事
将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放在中国文论发展史的宏观历程来考察，如果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理论阐发可以称作第一次“文学的自觉”的话，那么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就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二次“文学的自觉”。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家们，一方面试图阐发小说文体的文本意识，将小说从史传文学中剥离与独立出来，这类似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笔之辩”：另一方面，他们研究分析小说叙事的文本特性与叙事技巧，如关注叙事结构的美学观念、发掘叙事章法的各种文理安排、赏析叙事文学的文法修辞等。毛宗岗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横空出世，和同时期的金圣叹、张竹坡并称为明清小说评点的“三驾马车”。
一、记事与叙事的区分
中国古代真正叙事的传统是从史官的历史叙述开始的。这样，在中国文化史上就形成了一种以历史为准则、以史实为根据的“历史化”思维。使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在史实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和发展。所以古代文人作小说，其目的往往是要“补正史之阙”，在价值判断上则是以“征实”为准则。在写法上就采用现成的实录式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这种“历史化”思维不仅束缚了小说创作的'题材，而且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文学创作的想象力，制约了文学创作过程中“虚构”的重要作用。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发达的史传文学理所当然地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叙事技巧与经验，它们弥补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之前缺乏史诗与传奇的缺憾，为后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积累和方法总结。毛宗岗正是在充分吸收史传文学创作技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在对“叙事”的概念理解上取得了突破，并且付诸到评改《三国演义》的具体实践中。例如在《读三国志法》中有如下文字：
《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相仿，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显然，毛宗岗是在艺术处理上来确定《三国演义》在众多史书中的地位的，而这和传统史官的叙事目标有着截然的分别和不同。毛宗岗将《三国演义》与《史记》等史书相比较的最突出之处，正是着眼于艺术结构的完整性与整体性。这本身就说明了作为小说叙事文本的形式要素之一的结构原则——整体性是小说家在叙事方式上最先考虑的。即考虑如何将内容进行整体布局与穿插设计。亦可理解为考虑“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这样的一种比较实际上说明毛宗岗的旨趣已经不在于完成记录任务上，而是关注作者在记录过程中的艺术匠心，即作者在叙述事情过程中的美学追求和艺术创作。因此，毛宗岗才可以抛开“史实”的束缚，将虚构等艺术手法成功运用到《三国演义》中去。
虽然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宣称《三国演义》“真实可考”、“叙一定之事”，并以此作为《三国演义》优胜于《西游记》和《水浒传》的凭证和论据。然而，他在自觉的美学追求中，已经将虚构、重组等元素大量使用于《三国演义》的评改中，以此突出小说的整体魅力和艺术价值，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三国演义》的“改”上。正是毛宗岗赋予“叙事”全新的概念和创作理念，才会刻意追求小说文本的精致与巧妙，才会改得好、改得妙，其评点部分才拥有了传世的契机与价值。
综上，正是因为毛宗岗在关注“史笔”的同时又注入了“匠心”，才强烈显现出了作者在加工和润色文本时的主观能动性，才为小说叙事脱离史学、融入文学提供了机遇和指导，让叙事区别记事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美学追求和艺术目标。
二、对叙事行为的关注
故事具有超叙述性，叙事作品也便是对故事的讲述，因讲述方式的不同，原有的故事底本在进入叙述文本时自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形，叙事观念的不同便决定了这种变形方式与选择事件的角度的不同。毛宗岗关注更多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这其实正是关注叙述行为的一种具体表现，或者说是关注叙述行为的一种细致化体现。例如，毛宗岗经常用“叙法变换(幻)”来表达他对叙事行为的一种敏感与关注。
我们看到，叙事者处于强势位置，人物处于被动位置。叙事者通过调遣人物的行动来实现叙事的目的：刘备欲破黄巾军，具有形式上的困难，而这种形式上的困难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审美的快感。毛氏认为，《三国》一书情节发展奇特曲折、变幻莫测且矛盾冲突峰回路转，如第四十回评写到：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若观前事便知其有后事，则必非妙事，观前文便知有后文，则必非妙文。
其实毛宗岗在这里强调的“叙法变幻”的效果，和西方文学批评中“陌生化”的概念有着某种相关与吻合。毛宗岗在评点中强调罗贯中在人物设置方面使情节曲折化，而这种曲折的情节给读者带来惊奇感，从而达到了特殊的审美效果和阅读快感。当然，毛宗岗对“叙法变换”还有其它方面更深刻的认识，涉及到叙事视角问题，在此暂不论述。
毛宗岗不仅以“叙法变换”来表达对叙事行为的关注，还通过叙事顺序进行进一步的阐释说明。以补叙为例，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特意将补叙的作用详加阐释：
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拖沓，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此史家妙品也。
毛本第十八回南阳之战，张绣引兵二番追赶曹军，正是得胜之时，忽然杀出一队人马阻拦。叙事者并未当即揭开这队人马底细。仍照常推进叙事。毛宗岗注意到这一叙事策略，他批到“此处且不说是何军。留在后文补出。叙法变幻。”后文交代完张绣，又返回来交代曹操，才说明其来历。毛氏夹批曰：“补叙前文所未及，好。”南阳之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但它在本文叙述中的时间跨度却并未收束。只有补此一段，为所有的谜面找到谜底，才能算是截止和完整。毛宗岗连连称赞曰“好”，便是肯定补叙手法给艺术效果所带来的审美变化。
再例如，毛宗岗强调叙事时需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在文本内容层面上显现出明确而强烈的叙事目标追求。毛宗岗对叙事目标的理解是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他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之法颇加留意，并且总结出“以宾衬主”之法。此外，他在评点过程中还提出了不少术语，这显然是对叙述重点和作者意图进行的区分与总结，体现了他对叙述目标的关注与探究。
综上，正是由于毛宗岗将小说从史学中分离出来，把叙事作为一种艺术创作而不是照实抄录，他才有意识地关注“叙事”与“记事”的区别，才更加自觉地留意和关注叙事行为。总之，在《三国演义》评点中，毛宗岗将叙事批评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显示出古代小说叙事理论的成熟与成就。
【作品评介】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在长期民间传兑，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依据陈寿写的国志》印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才学和经验写成的。国寅义》成书之后，又经后人多次增删、整理，现在最流行的，是清明康熙年间毛宗岗修改的本子。 《三国演义》讲的历史故事，是东汉末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吁始，到280年司马氏统一中国为止。《三国演义》在描写近一百年的历史故事中，不但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而且揭露了他们之间各种政治、军事和外交的激烈斗争。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以及他们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 《三国演义》在描写各封建统治集团的斗争中，全书贯穿了拥蜀反魏，尊刘贬曹的中心思想。在人物好坏的区别上，蜀汉是好人多，坏人少，而在曹魏是坏人多，好人少，在对待各方人物的态度上，对蜀汉方面是以歌颂为主，对曹魏以批判为主。因此，在罗贯中笔下，刘备是宽仁待民的好皇帝。他对百姓是“秋毫无犯，民皆感化”。老百姓歌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进军西川时，一路之上都受到百姓们的欢迎和拥戴。这是作者理想化了的圣君、明主。而曹操是诡诈残暴的大奸臣。 国演义提供了不少战争经验和各种军事科学知识，对战争的描写，是很出色的。写官渡之战，先介绍两军力量的对比。袁绍兵多粮足，拥军七十万。而曹操兵少粮缺，只有七万人。但是战争胜败不但决定于客观军事力量的强弱，而且还 决定于主观指挥正确与否。曹操是知己知彼，准确判断，继而再攻，各个击破。相反，袁绍自恃强大，没有利用兵多粮足的优势，结果大败而归。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其他如赤壁鏖兵、夷陵之战等，都写得有声有色，雄伟壮阔，引人人胜。 《三国演义》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为如何写作历史小说，提供了“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基本经验。《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事实和人物，大都是真实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官渡、赤壁之战等等，在历史上，确有其事。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董卓、曹操、袁绍、刘表、刘备、孙权、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等，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这就是“七分事实”。但另一方面，国演义》又不等于三国历史，它毕竟是一部小说。所以，其中不少内容和情节是作虚构的，夸张的。不但历史上不存在“吴国太佛寺看新郎”“献密计黄盖受刑”和“七星坛诸葛亮祭风”等事件，而且就是对历史人物如刘备、曹操、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等，也不是从佐国志》里照搬到《三国演义》中来。而是作者依据尊刘贬曹的思想给予加工改造，有的加以美化、神化，有的则加以丑化。《三国演义》中的这些人物，都是艺术的典型。这就是“三分虚构”。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据统计，全书共描写了1230个人物，有名有姓者约千人，其中，被毛宗岗称为“三绝”的诸葛亮、曹操、关羽是小说所刻画的众多艺术形象中最成功的人物。 诸葛亮形象是作者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按自己的审美理想塑造的一个忠贞智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艺术典型。他不仅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还 有经天纬地之才，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精通军事、政治，通晓天文、地理，是智慧的化身。他有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而竭忠尽智，为蜀汉的事业奋斗一生。蜀汉的兴衰，三国间的重大政治军事斗争几乎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出山之始，就制定了据蜀联吴抗魏的战略；赤壁之战，他孤身赴吴，身临险境，贯彻了联吴抗魏的战略思想；又乘胜智取荆襄，进军益州，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白帝城托孤后，他顾命辅幼主，独撑危局。内修政事，巩固后方，六出祁山，誓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生命实践了自己对蜀汉集团的忠贞。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理想、事业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献身精神：在诸葛亮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曹操形象是一个既凶残奸诈又有雄才大略的政治野心家和军事家的艺术典型。他阴险残忍，虚伪奸诈，信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哲学。小说从正统观念出发，通过逼献帝，杀伏后，称魏王，加九锡等情节，突出其欺君罔卜又通过杀吕伯奢全家，借王壁之头以抚军心，借扰乱军心之罪名杀死杨修，以及割发代首、梦中**等情节多方面地描写他的残忍诈。小说在揭露和批判他的恶德的同时，又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奸雄的才智与胆略，他具有卓然超越于董卓、袁绍等人之上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气度。他借迎献帝而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政治上居高临下的极大优势；他善于收买人心，笼络部属，在自己的周围聚集了一大群卓有才干的谋臣战将；他深通兵法，善于用兵，施谋用策，以弱胜强，先后消灭了除刘备、孙权以外的大小军阀，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作为一个“古往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把历代统治者所积累的权术中的精妙人微处继承下来，并用以左右朝政，扩展势力，把封建社会的秩序、法则和道德一概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中，以实现自己图王霸业的政治野心。 关羽不但勇武过人，而且义重如山。作者以崇敬的感情写关羽威武而儒雅的形貌神态，更以夸张的笔调写关羽辉煌的业绩。他温酒斩华雄，杀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可谓勇猛刚烈，所向无敌，睥睨一切，威震天下。但作为“义绝”的关羽形象，其魅力主要来自于他的道义人格。他始而随刘备，不畏艰险；继而降汉不降曹，挂印封金，千里来奔；最后拒绝劝降，从容就义，完成了道德的自我完善。小说也不回避关羽性格的某些弱点，他的骁勇中包含着骄横，坦荡中滋生着自负，往往虚荣偏执，一意孤行。败走麦城的悲剧结局，正是他刚烈而自矜的性格弱点发展到顶点的结果。 《三国演义》也有种种不足，如否定农民起义的错误立场，宣扬封建迷信思想等等。
小气啊，才这么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