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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中国古代典文学论文准备往什么方向写，选题老师审核通过了没，有没有列个大纲让老师看一下写作方向？老师有没有和你说论文往哪个方向写比较好？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学校的格式要求、写作规范要注意，否则很可能发回来重新改，你要还有什么不明白或不懂可以问我，希望你能够顺利毕业，迈向新的人生。 如何写毕业论文大纲毕业论文大纲其实就是我们中学时候写作文要求的提纲. 写毕业论文大纲主要是提供我们论文写作的思路, 列出我们论文的框架结构, 这样方便我们后续写论文 (一)指导选题 选题是毕业论文写作的开端。能否选择恰当的题目，对于整篇毕业论文写作是否顺利，关系极大。好比走路，这开始的第十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迈向何方，需要慎重考虑。否则，就可能走许多弯路，费许多周折，甚至南辕北辙，难以到达目的地。 指导学员选题，要遵循这样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是价值原则，即论文的选题要有价值。论文价值有价值和价值之分，选题时，要把应用价值摆在首位。学员写的毕业论文不是毫无实际意义的“空对空”的文字游戏，而是来源于现实，并为现实服务的。第二条是可行原则。选题时要充分考虑主客观条件。客观条件主要是写作的时间、地点、环境；主观条件包括作者的才能、学识和所掌握的材料等。学员在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必须考虑自己的主、客观条件，量力而行。即要选择那些客观上需要，主观上又有能力完成的题目。 (二)指导搜集材料 材料是文章的血肉，写文章不能没有材料。毕业论文如果缺少翔实的材料，就会像毛泽东同志曾经批评过的党八股那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像个瘪三，瘦得难看”。 第一来自生活。人民群众丰富多采的生活实践是文章写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指导教师要引导他们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从自己的“生活仓库”中摄取写作材料。 第二来自书本，包括各种资料、报刊杂志等。书籍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写作者如能经常向书本请教，文章的材料就像“源头活水”那样源源不断。指导教师平时博览群书，浏览各种报刊，发现有用的材料，就可以向学员推荐。 材料靠自己去搜集。指导教师可以指导学员先制定一个搜集材料的目录，如是调查材料，可按时、地、对象拟定目录；如是文献资料，可按书刊名称和发行年月安排目录。要着重搜集第一手材料，对第二手材料要查明出处、核对原著。 （三)指导立意 立意就是确立文章主题。主题在文章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文章的“灵魂”和“统帅”。一篇文章质量高低、价值大小，主题是其衡量的主要尺度。 指导学员立意，要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符合现实需要，体现精神。文章是时代的产物、现实的反映，它的主题应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及方向。因此，毕业论文应牢牢把握时代脉膊，回答时代提出的最尖锐、最迫切、最现实的，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第二，反映客观事物本质。文章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反映，但并不是像镜子那样机械地反照现实，而应当反映客观事物的某种本质，揭示其内部的性。 第三，要有独到的见解。只有独到的见解，才能使人受到启发，令人感奋，于人有益。 (四)指导谋篇布局 所谓谋篇布局，就是考虑和安排文章的整体结构。结构是文章的骨架。确定了主题，选定了材料，接着就要把文章的框架搭起来。 安排结构的基本要求是：(一)要围绕主题安排结构；(二)要有明确、清楚的层次；(三)要完整、、严密。 指导教师应根据文章所要表现的内容，指导学员合理安排结构，做到有中心，有层次，首尾圆合，重点突出，严谨自然，富于变化。 (五)指导起草 起草初稿是写文章最重要的步骤，是按照设计“蓝图”进行“施工”的阶段，是以文字形式实现作者构思的过程。 (六)指导修改 修改是文章定稿前必不可少的步骤。文章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而客观事物是曲折、复杂的，不大可能一次就反映正确。因此，就需要不断地修改、完善。 (七)指导答辩 答辩是毕业论文的最后“验收”阶段，旨在了解学员对所选择课题的深广程度和真实程度，并引导学员对本课题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对毕业论文作最后的修改和补充，使之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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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摘要:嫡长子继承制度是我国古代皇位继承的重要方法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古代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浅析嫡长子继承制度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和作用。 关键词:嫡长子继承制、皇位继承、昭穆制度、专权乱政 皇位继承制度是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这是因为把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宝座万世一系的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奉宗庙之重统无穷之祚”乃是各朝各代最高统治者的共同心愿。“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把预立太子看作是国家大事天子传子宰相传贤传子为求政局安定传贤是求国家的治理天子之子并非一人而诸子又无不觊觎最高的权位于是为求政局安定在诸子中难以继承皇位必须有确立的法制不然祸起萧墙政局必难安定这便是历代册封太子的原因。自汉代以来封建法律就确立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 一、嫡长子继承制的发展。 中国古代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于西周时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才确立起来的。是古代最主要的皇位继承制度 自先秦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皇位的继承结合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即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位应由正后所生的长子为法定的第一继承人如长子早殇有子则立其子无子再由嫡次子顺序继承只有在正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册立庶生之长子。皇帝无子再依据昭穆亲疏的顺序选立继位之人。嫡长子继承皇位意在求得政局安定但嫡长子并非个个贤能因而诸皇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又成为不可避免。如果在建立太子的问题上再加以君王的亲疏爱憎以及后宫、宦官、外戚的干政则斗争更加激烈由此而酿成祸乱者从秦二世诈立为帝到清世宗阴谋夺位可谓不绝于书诚如唐初大臣刘泊所说“太子宗兆是系善恶之习兴亡在焉” 封建制度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历朝历代的皇位继承虽起于嫡长子继承但是却少有真正将嫡长子继承执行的且看下列数据秦朝,是中国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而始皇嬴政、二世胡亥、末帝子婴的即位都不是依嫡长子继承制。两汉时期,皇位继承有些复杂。西汉210年间共11位皇帝。“据《汉书》帝纪统计,除高帝为创业之主,平帝为王莽傀儡外,惠、景、元、成4帝皆以嫡长子继承皇位,文、宣、哀3帝为外藩入继大统,武、昭2帝则是因嫡长子被废而得继位。”东汉王朝195年间共有12位皇帝。“根据《后汉书》帝纪部分统计:其中除光武、献帝外,明、和、殇3帝均是因废长立幼而即位,安、质、桓、灵4帝都为外藩入继皇位,只有章、顺、冲3帝勉强算是嫡长子继承。”可见,两汉的皇位继承制度相当混乱,嫡长子继承制也没有得到较好地执行。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以嫡长子身份继位的皇帝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例如, “曹丕的继位并不是由于他居长,而是由于他的谋略和实力更胜曹植一筹。司马昭以兄弟的身份继承司马师之位。司马炎的继位也是由于他谋略高且有大臣贾充等的支持所致。”隋朝时,隋文帝杨坚废长立幼,隋炀帝杨广继承皇位,成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使隋朝仅两代就灭亡了。唐朝,包括武则天在内,有21位皇帝,只有德宗和顺宗是按嫡长子继承制度即位的。宋朝18个皇帝中只有3人是嫡长子即位。元朝由于蒙古旧俗的影响,皇位继承制在汉制和旧俗之间摇摆,从而未能确立起相对固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导致争夺皇位的战乱频频发生。明朝的16个皇帝中也仅有5人是嫡出。清朝皇帝无一人是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采取的是秘密建储的继承制度。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 “在中国从秦至清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2/5的皇帝是依靠嫡长子继位制登上皇位的。 这其中我们重点探讨一下唐朝。有唐一代包括武则天在内凡二十一君这二十一君得继大统的情形大致是一按制度而即位者只二君即德宗和顺宗二以权臣而立者有五帝三为宦官所立者有代、宪、穆、文、武、宣、懿、僖、昭九帝四因特殊事变而立者为高祖、太宗、肃宗五因稳定政权而立者为玄宗六为大臣争立者有高宗、敬宗七因母后干政立而废废而立者有中宗、睿宗八因皇帝宠幸阴谋而立者为武后。二十一君以嫡长子而立者唯穆宗一人以长子而立者有代宗、德宗、顺宗、宪宗、敬宗、文宗、懿宗七帝。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繁荣昌盛的朝代统治近三百年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远远走在世界前列而它的皇位继承制度却是如此混乱实在令人惊异。于此相比其实唐朝的立储制度已经是相当完善了。太子位为储君是皇位的法定继承者因此立储便成为封建政治中的一项大事统治者为此煞费苦心隋唐制定了隆重的册立太子的礼仪设置了规模庞大的东宫官署机构经常使太子监国、佐理军国大事并随军出征以期太子在继位前就对全国政治有所历练和全面的了解。这一切本来都是为了稳定政权和顺利接替然而事与愿违不但如上述相继发生过隋炀帝夺位唐太宗杀兄夺储等事而且即使是号称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也不免陷入立嗣的深重烦恼中他一废太子李承乾再黜魏王李泰三立晋王李治四欲立吴王李恪。面对诸子弟争夺储位的极为激烈的纷争他自叹“我心诚无聊赖”竟“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 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演变 按照儒家的理论皇权既然是由天授予当然是终生的世袭的皇统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即所谓的万世一系。为稳定皇室内部的继承秩序又结合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如果这样的规定完全被遵守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争吵纠纷也不存在因此而引起的骨肉相残、宫廷喋血了。但是历史往往并不按照任何人主观规定的轨道发展正因为皇位意味着最高的权威最大的荣华富贵它从来都是独占的、绝对排他的。所有礼教的宗法规定都无法真正遏制住对此的觊觎之念无法真正限制住各种夺位阴谋政变的相继发生。究其历代嫡长子继承大致演变为两种形式兄终弟及制以皇帝弟弟的身份做为皇位继承人即“皇太弟”也是储君具有继承皇位的权力是合法的继承人。在皇位传承史上影响最大的兄终弟及事件是宋太宗赵光义继承其兄宋太祖赵匡胤而为皇帝。其实诸如此类皇位继承制度可以说是嫡长子继承制的某种变化大部分是在嫡长子继承制没能得到执行的情况下衍生出的一系列情况密建皇储制是清朝统治者在皇位继承制度上的一大创造。皇帝生前秘密确定皇储写下遗昭秘而不宣驾崩后由大臣当众宣昭被立为皇储者即刻登基被选的人不分嫡、庶、长、幼唯以具有统治才能能胜任皇帝之任最符合根本的统治利益为准。 三、嫡长子继承制没能得到完善执行的原因 第一,由于封建社会是“君天下”的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即便是宗法制度或是宗法观念,也约束不了皇帝们在选择接班人中的主观随意性。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因为不喜欢太子承乾而想废掉太子改立魏王泰,最终导致了一场流血冲突。“另外,皇帝对于太子生母的感情变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数。”因为嫡长子的身份是根据其母亲的身份确定的,一旦其母亲的后位不保,太子也就不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了,他的地位肯定也会受到威胁。历史上由于其母亲失宠而丢掉太子位的人也比比皆是。 第二,皇室权利争斗的因素十分复杂,诸如后妃干政、宦官弄权、官僚集团的影响、以及皇帝与嫡长子性格、志趣不合或互相猜疑等均可导致嫡长子继承制形同虚设。这些因素都可以从唐朝的皇位继承中体现出来。 第三,正皇后无子或皇帝无后代的情况也会造成嫡长子继承制不能得到正常地施行。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往往会采取嫡长子继承制的一些变通的方法来传递皇位,如立皇长孙;兄弟相继;立子之贵者或长者;选择宗室子弟入继等。其实,就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本身来说,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他也肩负着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安定的责任,这就对他的德行、才能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嫡长子继承是一种只重视继承人先天的继承资格而不顾继承人才能的制度,因此它并不能保证产生一位能够胜任的皇帝,“从而在君主所拥有的制度化权力与其实际的政治能力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或不对称问题”,出现了合法性与合理性不一致的问题。而历史上出现的一些昏君、白痴皇帝、儿皇帝等,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皇位继承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但这种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使子孙可以万世永享对百姓的专制统治。直到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封建王朝解体皇位继承制度才真正宜告结束。 参考文献【1】《中国政治制度史》韦庆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 【2】《中国政治制度史》张晋藩、王超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2月 【3】《资治通鉴》卷193《唐纪》贞观三年 【4】《汉书》卷43《叔孙通传》 【5】《唐会要》卷四《储君·杂录
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HJ1.1mm〗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百家争鸣实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各自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解 释 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另一种说法：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鸣：发表见解。指各种学术流派的自由争论互相批评。出 处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诸子百家:原指先秦时期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和各个派别，后用来对先秦至汉初各种流派的总称。诸子百家来自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百家争鸣的背景百家争鸣的阶级基础：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对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有自已的见解和主张。百家争鸣的主体：战国时期，官府文化教育的局面打破了，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士”大量出现，由于出身、政治见解和思想方法的不同，他们分别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充当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代言人，士构成了百家争鸣的主体。百家争鸣的社会基础：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政治上不统一，就无法在文化上实行专制，各国的国君及贵族、官僚为壮大自己的势力，纷纷招揽人才，养士成风。士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对而言的自由，受政府干涉较少，使得各学派有发展的机会，有发表自己主张的场所。百家争鸣发启于春秋末年，兴盛于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首先，社会大变革带来思想大解放。其次，王室的衰微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再次，社会交往的频繁、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最后，讲学风气的盛行，私学的兴起，使文化典籍广为传播，各种学说广为流传，形成了争鸣氛围。意义：在战国的大变革时期，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建立和保护新兴地主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积极意义。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P27-29：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动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过去的一切怎么看？需要人们回答。现在应该怎样生活？需要人们创造。历史的车轮要向哪里转动？需要人们预测。数不清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一句话，社会历史需要重新认识！百家争鸣便是历史变动在认识上的表现。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需要理论指导。当时每个诸侯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内政与外交两大课题，都面临着生存与死亡的抉择。……斗争不仅是物质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所以各国争着招揽人才，有的下令求贤，有的重金收买，百家的兴起正是适应了智力竞争。他们中的多数目的也很，那就是“干世主”。形成百家争鸣的再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空隙比较多，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自由驰骋。这并不是说当时有什么开明的政治制度，而是指诸侯国林立，便于知识分子在各国间迂回。“朝秦暮楚”不只是形容说客，对思想家也是适用的，著名的思想家几乎都周游列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抢着招纳智囊，知识分子的地位也较高。“礼贤下士”虽非君主的本意，而是出于需要，士人“分庭抗礼”也常常使君主恼火，但是君主为了谋求方略而不得不容忍。……他们著书立说虽然是为了“干世主”，但大多数人是企图用自己的学说改造君主，而不是一味阿谀奉承，取悦于君。从平面上看百家相争，很有点民主气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的完善和强化。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把握百家的政治归宿。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页三一至三二：古代政治思想之兴盛，实以先秦时代为最。先秦时代实为中国政治思想之发达时期。盖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百家争鸣，思想学说，罔不归宿于政治。晚周战国时代正社会经济组织，根本变动之时，牵连及于社会一切之关系，实为一空前时代。思想家受此影响，对于学术上乃为空前之建设。其发达之原因，有可得而言者：先秦时代一方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至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他方面又为各民族接触频繁之时代，原始诸夏民族思想，因政治进化最早，故发展较为完备。而儒墨两家之思想即发源于诸夏民族重实践之民族性。与此相反者，则有道家与阴阳家两派，其源则均出于东夷民族之思想，因之各种思想系统彼此竞争雄长；加之，周室既衰，其所余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其次，自春秋之末，以至战国，兼并盛行，列国之竞争最剧，相率以登进人材，扩张国势为务。其雄鸷之主，知仅恃贵族不足以豪于天下，故敬礼处士，招致客卿。自是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言论思想之自由，至是而极矣。在政治方面，贵族政治之崩坏，实为当时大势之所趋，周之一代，实贵族政治之时代也。周制以家为国，而宗法制度，实为其政治之基础。王室与诸侯之关系，赖以维系；诸侯与其境内诸侯之关系亦赖之，乃至国中一切大小团体所以相维持相固结者皆赖之，周代群治，悉以此为中心。逮至战国而社会风潮大变，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度乃根本上发生变化。因政权之聚散，而影响于学术思想者至巨，各派政治思想乃纷然并起。又西周学在王官，故贵族中人，即为知识阶级；至春秋之际，王官失守，散在四方。加以孔老讲学，平民读书之机会益多，贵族不能专知识阶级之利，思想尤易发展。钱穆：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序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界初发奇采，而其时已开士人预政之门。自秦以下，中国正式有士人政府之组织。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页五六：故就孔子之行事论，其最大之成就为根据旧闻，树立一士君子仕进致用之学术，复以此学术授之平民，而培养一以知识德能为主之新统治阶级。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虽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纵，半亦由时代之影响。敬非时机成熟，虽有至理名言，其谁能领悟而接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哀公十六年，正当春秋之末叶，由封建天下转入专制天下过渡时代之初期。周礼已废而未泯，阶级方坏而犹著。孔子身受旧社会之薰陶，又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即欲以其所发现者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然当时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传其术于平民，使其学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机会。当时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于畎亩市进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踊跃以赴之。故孔子学术之主要内容为政理与治术。其行道之方法为教学，其目的则为从政。页五七：就荡平阶级之功言，孔子不啻陈涉吴广之发难，而首享其成者反为商、韩、苏、张“异端”“邪说”之流亚。汪大华《中国政治思想史论丛》，帕米尔书店，1969年初版，1982年再版页三七：孔子教学以六艺，六艺原是士人从政干禄的本领：知书数可以为冢宰，知礼乐可以为小相，习射御可以为将士。所以，他所教出来的弟子，多有从政的技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都有哪些学派？派别创始人或者主要人物儒家孔丘道家李耳墨家墨翟法家李悝名家惠施兵家孙膑阴阳家邹衍纵横家苏秦杂家吕不韦农家许行小说家屈原除了这些以外的，就都不太著名，故人们都称做“九流”，三教九流从此而来在春秋战国数百个诸侯国家兵戎相见、弱肉强食之际，却出现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左传》、《春秋》等详尽记载当时历史的著作也相继诞生。这场“百家争鸣”的壮观场面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早了将近2000年。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1、“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2、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4、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5、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6、《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反映了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便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但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也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形成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鈃、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对“诸子百家”，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古代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的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传统百家争鸣研究对百家的划分，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对百家的具体说法上，都欠妥。百家争鸣实质上是我国古代各学派因政治思想上的分岐而展开的学术论争。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百家应划为德、礼、法、儒、孝、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百家争鸣的性质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统一中央集权制的过渡。百家争鸣始于春秋后期孔子创办私学，迄于汉武帝采纳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探索百家争鸣时不要忽略百家合流。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两千多年的思想先河。科学地认识百家争鸣，不仅对深入研究百家争鸣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重要意义。但是，传统至今理论界对百家争鸣的看法，无论是在对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上，还是在对百家争鸣的性质、起迄点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问题。本文不想对此谈新看法。百家的科学划分之我见即然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那么从政治思想出发，笔者认为，百家争鸣之百家大致可划分为儒、孝、德、礼、法、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二者的代表性文献分别是《论语》和《孟子》。孝家：其代表性文献是无名氏之《孝经》。《孝经》的中心思想是“孝政”，即“以孝治天下”。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孝经》是一般讲究伦理孝道的著作，不确。德家：原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后在西周末期至东周其内涵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东周初期，如臧哀伯有著名的《德论》（5）可证；战国时期问世的《德道经》、《庄子》是其代表性的文献。礼家：是萌芽于西周后期并在东周中前期广为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东周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子犯、曹刿、子产、晏子等都崇尚礼治，特别是子产和晏子，还分别有著名的《礼论》（6）。战国后期，以礼为思想核心的重要代表是荀子。法家：是春秋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想。最先萌芽于郑，创始人是邓析，第一个“铸刑书”的是子产（子产前期是礼家，后期转向了法家），继之是晋范宣子、赵鞅等的“铸刑鼎”。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是慎到，其代表作是《慎子》；后无名氏之《经法》亦属法家文献等。过去，理论界认为《经法》是道家著作，这是从哲学上着眼的，不确。墨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墨翟，其思想核心是“义”。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爱”，根据不充分。术家：创始人是申不害，其思想核心是术，其代表作是《申子》。过去，理论界认为申子属法家，不确。申子自己宣称其学术思想是“术”，秦汉人一直都说“申子之术”。义家：创始人是韩非。韩非的“义”与墨子的“义”区别在哪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墨子的“义”包含经济利益，如《墨子·经上》说：“义者，利也。”韩非的“义”则完全排斥利。义家的代表作有《韩非子》、《公羊春秋》等。（7）绝对平等观：创始人是许行。《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认为，国君要与人民绝对平等，“先耕后食，先织后衣”，并取消商品经济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绝对平等观。无君论：创始人是吴虑。《墨子·鲁问》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自比于舜”就是“我即国君”，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但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述，应为“无君论”。以上十家，严格说来，可归为八家。因为“孝”可并入儒家，“义”可并入术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萌芽于孔子，完善于《孝经》，《孝经》以孔子为先师，其基本思想体系又与“仁”极接近，故可认为“孝”是儒家的思想分支。“义”的创始人是韩非，过去理论界认为他是法家，或法、术、势集大成者。其实，韩非虽有法家思想，但也有术家思想，他本人认为术大于法，所以韩非思想的基本倾向应是“术”，即属申子术家。而且，韩非的“义”，原则上是对“术”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故可认为“义”是术家的思想分支。过去，理论界认为百家争鸣迄于秦统一，值得商榷。秦的统一，虽实现了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但这一过渡是失败的，未能使中国古代统一中央集权制进入稳定态。秦亡后，项羽、刘邦都先后恢复了分封制。而且，秦的“焚书坑儒”也不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汉初，思想界又重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陆贾著《新书》；贾谊、王臧、赵绾都先后试图通过“兴礼乐”来改制；晁错以“术”削藩；辕固生以儒反“黄老”；董仲舒则以“春秋大义”来呼唤“大一统”；文帝“广游学”，置《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一时间再次百花齐放，虽未有新思想的提出，但亦属百家争鸣性质。汉初百家争鸣的复起，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再次向统一中央集权制过渡的舆论准备。因此，将百家争鸣的终点定在秦统一说不过去。七、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百家合流过去，理论界在探讨百家争鸣时，大都眼于百家争鸣，很少谈及百家合流，这种研究方法亦欠妥。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组成部分。百家争鸣虽原则上是各家发表自已的看法，批评别人的意见，但也包含了对其他学派某些思想的吸收。如荀子，虽以礼为思想核心，但也重法与推崇孔子，以致有人将其当做法家，还有人将其当做儒家。就是说，百家争鸣的争鸣是有保留的克服，争鸣中有吸收，吸收是为了更好地争鸣。百家争鸣本身也说明，争鸣各家在学术上都有片面性，它们只有相互吸收，才能做到互补，并使自己的学说趋于完善。如墨子在回答程子的“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时，说：“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13）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百家争鸣在前期和中期，主要表现为争鸣，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合流。如战国后期两个官办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与秦国的“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活动，搞的基本都是百家合流。稷下学派的代表作是《管子》，其中既有德家思想，也有礼家思想，还有法家思想等，但是以“礼治”为主；吕不韦门客集团的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其中包含的学术思想更杂：德、礼、法、术、孝、义等均有，以致有人将其误为杂家。其实，这是对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缺乏认识的缘故，杂家根本就不存在。《吕氏春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德”，其余均起辅助作用。百家合流的形式，一是理论上的合流，二是实践上的合流。理论上的合流，礼、德、术等三家做得比较好。礼家，如前引《荀子》、《管子》；德家，如前引《吕氏春秋》；术家，如前引《公羊春秋》、《春秋繁露》等。儒家做得较差，但儒家将《五经》及各《传》都纳入到了其经典之中，这样内容也较丰富，基本上也包括了礼、德、术、义等思想。实践上的合流，主要指当时的统治者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同时立几种思想不同的著作为经，作为治国的主导以及辅助思想。如汉初的“黄老之治”，曾立法家的《经法》、《称》、《道原》、《十大经》和老子的《德道经》等为经；武帝时期，置《五经》博士，合《论语》、《孝经》为《七经》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上的百家合流。百家合流在百家争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争鸣只是探讨问题，合流才是向解决问题迈进，只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秦之所以没能最后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并结束百家争鸣，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焚书坑儒”来拒绝百家合流，绝对以申、商、韩的术家思想治国，致使其走向了灭亡。汉武帝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健，就是结合实际进行百家合流。如武帝：在政治思想上虽突出儒家的孝，但其余《六经》均起辅助作用；体制上的双轨制，既吸收了术家的郡县制，也未完全抛弃德、儒、礼、法、孝等家的分封制；主父偃的“推恩令”，既有儒家的仁孝思想，也包含了术家的“术”、“义”等理论；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重农重商，也未完全抛弃术家的“诈农灭商”；意识形态上，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思想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术家的思想禁锢；教育风化上，既有儒家的兴学办校，也有术家的“以吏为师”，如用“举孝廉”与“选三老”为民做表率等。这和秦代在政治上只以申、商、韩术家思想治国，体制上绝对行郡县，经济上诈农灭商，思想上搞专制，教育上“以吏为师”等截然不同。由此可见，要想解决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没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人物与书林·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纪晓平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理系 吉林长春 130117 )王凤华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117 )【摘 要】历史学家吴枫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记载了吴先生文献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1 ] ”。文章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吴枫先生的其它文献学研究成果给予了评述。【关键词】吴枫 古典文献学 辞典【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 6938 (2005) 06 - 0108 - 03 吴枫( 1926—2001) ,原名吴春城,辽宁省兴城市人,著名唐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吴枫先生1951年毕业于原东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 1953年起开始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5年编写完成了《隋唐五代史》,作为校内历史系本科生、函授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材, 195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是新中国出版较早的大学历史系教科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学界和高等院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吴枫先生也由此一举成名,走进隋唐史研究领先地位的专家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枫先生在继续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同时,将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古典文献学方面。这是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提到重要位置,需要构筑新的框架体系,需要学科理论总结,需要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和突破。吴枫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领军人物之一。1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出版“盛世修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从解放初期有关部门就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整理校勘古典文献。进入80年代以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模更为巨大,任务更为繁重。1982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吴枫教授出任所长。在此之前,吴枫先生就已承担了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任务。他根据多年的知识积累,撰写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于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吴枫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1978年9月,因指导进修教师工作需要,根据手边现有资料,写出一份讲授提要,向青年教师介绍有关古文献的知识。1980年,又先后为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历史系开设古典文献学课程,系统讲授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四部书、类书、丛书、辑佚书等专题,于是,边整理旧稿,边补充搜集若干新资料,几经修订改写,终于在年底完成了这部书稿。”[ 2 ]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不仅是一部条理清晰,文字简练的大学教科书,也成为当时社会大众读者学习古典文献的参考书,是文献学的奠基之作。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何寻找、阅读,进而研究利用,继承和总结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青年一代难以把握,又急于求解的方程。关于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书,解放前曾有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较有影响,但是,由于出版年代久远,新中国建立以后,一般读者难以找到。解放后,又很少出版系统的文献学著作。吴枫先生所著108200516《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填补了新中国文献学出版的空白点,及时地满足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要,也解决了大学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问题。在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以后,陆续有几种文献学出版物面世,而且各有长短,促使这个学科的园地更为绚丽多彩。吴枫先生的书,自然是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诚然,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并非完美无缺,其中有的地方,在今天来看仍需要补充和修订。例如,关于现存古典文献数量问题,解放前,郑鹤声先生说,今日可读之书,盖亦不下40万卷。[ 3 ]解放后60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7、8万种。[ 4 ]吴枫先生说,我们根据一些新资料,加以补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8 万种。他列举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孙殿起编《贩书偶记》与《续编》,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以及除此而外的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藏、谱牒、金石拓本等,说明目前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为8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然而,几乎是与吴枫先生同时,王树伟先生在《我国古籍知多少》一文中说:“今存世的中文古籍,总数在20万种以上。”并说,待“将来编出全国古籍总目时,会发现这一数字仍是保守的。”[ 5 ]王先生的估计很有余地。伴随人们的不断发现与总结,对中国古籍的数量估计会逐渐接近实际。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编著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补《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以外的清代著作达54880种,可以说是古典文献数量的最新补充。如果1981年王树伟先生的统计在20万种以上,那么增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录的5万余种,应该说现存古籍可能在25万种以上。[ 6 ]这个数字超过了吴枫先生当年统计数量的两倍。2 主持《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等多项文化工程吴枫先生主编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一书,于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介绍现存的中国古代主要典籍近5000种,内容包括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地理、民族、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医学、农学、科学技术、语言文字以及工具书等。其中侧重文史及综合参考类古籍。这是一部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中学教师和社会青年读者的工具书。这部辞典从选目到解题,不仅参考了前人的有关著述,而且也汲取了今人的研究成果。每一辞条都对作者、时代、著书缘起、成书时间、主要内容、文献特征、价值、影响以及版本流传等逐项解释,尤其对各书的初刻本、善本、新版本,力求标注,便于读者检索。这部古籍辞典充分汲取了前人治目录学的长处,克服古人的缺点,弥补古人的不足之处,在许多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优点。该书是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内外30余名专业人员集体的劳动成果,文字功底参差不齐实属自然。例如,“校点”,还是“点校”,用词缺乏一律,所注新版也有疏漏。然而,《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的编辑和出版,为《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自1983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不久,便决定组织人力编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计划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政法、文教、地理、民族、科技、医药、综合10个分卷编辑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 1991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 1994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吴枫先生撰写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总序》一文,转载于1994年8月6日《深圳日报》,题目为《繁衍文化的壮举》,表述了他主持编辑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豪情壮志与宏伟蓝图。吴枫先生主编的文化工程还有1992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儒学通典》、1994年出版的《中华道学通典》、1998年出版的《中华佛学通典》以及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十三经大辞典》。此外,他还主编《中华思想宝库》、《中华野史大博览》、《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著有《隋唐文献集释》等多种大部头的文献学作品。正当先生踌躇满志、丰收在望的时候,却猝死于2001 年3 月22 日。终年75岁。10卷本的《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还有一多半没有面世,这是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3 《吴枫学术文存》吴枫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勤奋努力,颇多建树的人。他的学术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华书局2002年11月出版的《吴枫学术文存》一书中。该书为国家1092005. 6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收录了吴枫教授平生所写论文,内容涉及隋唐五代史、古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基本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在全书45篇论文中,有20余篇涉及历史文献学的系统论述。他认为历史文献学工作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工程,直接影响到历史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史学工作者要从历史文献工作入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的能力,以期达到最佳的研究效果。凡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出,历史文献学在新中国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 7 ]改变了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历史学研究的副产品状态,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吴枫先生总结了新中国40年来文献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同时,他也提出学科建设的迫切任务,希望新一代学人继续努力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大的成绩。吴枫先生作为老一代文献学的巨擘,在学科建设方面开拓了道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在赞叹吴枫先生留下总计约3000余万字的巨大学术文存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他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精神,为文献学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2006年3月22日,是吴枫先生辞世5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略表哀思。【参考文献】[ 1 ]王余光等. 中国文献学理论百年概述[ J ]. 图书与情报, 1999, (3) : 13.[ 2 ]吴枫. 古典文献学[M ]. 济南:齐鲁书社, 1982.[ 3 ]郑鹤声,郑鹤春. 中国文献学概要[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5.[ 4 ]李诗. 谈谈我国古籍[N ]. 文汇报, 1961 - 01 -01.[ 5 ]王树伟. 我国古籍知多少[ J ]. 百科知识, 1981,(12).[ 6 ]纪晓平. 四库文化工程与古籍数量问题[ J ]. 周书馆杂志, 2001, (11).[ 7 ]吴枫. 吴枫学术文存[M ]. 北京: 中华书局,2002.【收稿日期: 2005 - 03 - 04;责任编辑:党燕妮】(上接第84页)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13. 43%。随后的2001 年和2002 年,“检索”频次持续减少,2002年频次最低,仅出现了362次,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7. 94%。2003年有所增加,达538次,其中“检索方法、技术”的频次明显上升,“检索功能”的频次也有较大增加。改进检索方法和技术、增强检索功能逐渐成为情报界关注的热点。3. 3 “情报方法”频次分析从1999年到2003年,“情报方法”的频次几乎是逐年上升。1999年频次仅为50次, 2000年一跃为151次, 2001年继续增加到183次, 2002年则下降为156次, 2003年增幅最大,为34. 73% ,共出现了239次。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文献计量”的频次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技术逐渐深入整个情报学科,文献计量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等新的内容。2003年“网络计量学”共出现了22次,具有较猛的发展势头。3. 4 “竞争情报”频次分析在统计中,“竞争情报”归到了“情报学”下,由于它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有必要重点分析一下。从总体上来看, 1999年到2003年“竞争情报”的出现频次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出现了58次。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竞争情报”将成为情报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参考文献】[ 1 ]周晓英. 情报学概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2 ]王欣,孟连生. 互联网上3种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比较研究[ J ]. 图书情报工作, 2002, (6).[ 3 ]杨祖国,李秋实. 中国情报学期刊论文篇名词统计与分析[ J ]. 情报科学, 2000, 18, (9).[ 4 ]安秀芬等. 期刊工作文献计量学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分析[ J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2, 13,(6).【收稿日期: 2005 - 01 - 09;责任编辑:陈笑悦】110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005. 6
文献学综论 〔摘要〕文献学是我国一门传统学科,曾受到国内外人们重视。本文略论文献学的产生发展、基本理论及学科体 结构等问题。 〔关键词〕文献;文献学; 在20世纪初,文献学曾盛行一时,并一直延续至今。但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和信息理论的发展,似乎已淹没或 替代了“文献”和“文献学”。但是,目前在我国各类型图书 馆的工作中,主要从事的仍是文献信息类型,而且,我国高 等教育专业目录,仍保留了文献学这门学科。可见,它并没 有在“信息”、“网络”浪潮中消失,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 传承性。然而,研究现代文献学的专著和论文,却寥若星辰。 本文仅作一试述,以引发“知音”者共鸣。 1 文献学的产生与发展 文献工作,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可追溯到春秋战国 的孔子,而后汉代刘向、刘歆整理宫廷典籍,就是文献工作。 但文献学这个名词和学科的产生,却是上世纪初的事。正如 张舜徽先生所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 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仇学家。所以校 仇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见《中国文献学》)这就把我 国传统文献学的涵义、内容、范围和任务作了一个比较简明 的概述。张先生所编的《中国文献学》,主要指文献学是研究 我国古文献的分类,目录,版本,校勘,辩伪,注释,编纂 与印刷源流的一门学科。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我国已有郑鹤声,郑鹤春编著了《中国文献学概要》,其内容 与《中国文献学》基本相同。近年来,我国又陆续出版了吴 枫先生《中国古典文献学》,王欣夫先生《文献学讲义》、洪 湛侯先生《中国文献学新探》、张玉勤先生《实用文献学》、 杜泽逊先生《文献学概论》等,但从内容上说,都没有脱离 古文献学的范围。如王欣夫所说:“广度的文献学是无法在课 堂上讲授的,然而,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 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他的目 录、版本、校仇三个部分作为文献学的主要内容。“编目录是 为了介绍文化遗产,讲版本是为了选择可靠的材料,佼仇是 整理材料的方法。”应该说,这是我国古文献学的基本内容。 因此,我国这几部有关文献学的专著,有的书名称为 “古典文献学”,无可非议,而称“文献学”的,实际也只是 古典文献学,没有涉及近现代文献以及国外文献的基本情况 和研究问题。 现代文献学是古代文献学的继承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新学科与新型文献载体的出现,那 些不适应时代发展内容的文献已逐步减少。因此,文献的类 型扩大了,文献整理的技术进步了,文献研究的方法更新了。 现代文献学是适应国际与国家发展的要求,古典文献学主要 是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 用的一门学科。现代文献学就要与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 传播学、信息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紧密结合,更注重研究文 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开发、利用等规律的探索。因此, 文献学应与时俱进,扩展其研究空间,这样才能传承、发展 这门学科。 2 文献学的基本理论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独特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科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 质特征或一个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研究对 象,是指人们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事物和认识的客体; 研究内容,是指研究对象的内部实质和外部联系。这些都是 每门学科基础研究的重大课题。同时,上述原理往往又不是 一门学科刚建立时就明确了的,只有随着学科的发展成熟和 不断研究探讨才能趋于一致。 “文献学”这个词汇,是1905年由比利时的保尔·欧莱特 律师(Paul Otlet, 1868—1944)提出来的,也是从法文docu- mentation一词演变而来的,当时他主要是将文献工作作为一 种人类实践活动来认识,以至出现了文献工作和文献学的混 淆与纷争,甚至有人只承认文献工作而不承认文献学这种现 象,反映了现代文献学还不很成熟。 近年来,国外出现了多位著名的文献学家,他们对文献 学的定义,也持有不同说法。如英国文献学家S·C·布拉德福 认为:“文献学是搜集、分类和迅速提供所有形式的精神活动 的技艺”;德国学者R·S·泰勒认为:“文献学指一系列的技术 而言,其目的是为了有条不紊地提供组织传递记录的专业知 识,使所包含的情报达到最高的取得率和利用率”;美国文献 学家J·H希拉认为文献学研究主要目的“在于发展新的分 析、组织和检查的方法,使它能够充分的利用各种记录得来
1.《韩非子寓言的艺术特点》，《石家庄市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2.《论屈赋语言的节奏特点》，《河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3.《离骚求女喻意何在》，《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复印4.《艺苑奇葩 争相斗艳——论庄子与屈原浪漫主义之异同》（第一作者），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5.《论金瓶梅的讽刺艺术》，《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6.《元散曲散论》（第二作者），《国际元曲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版7.《河大馆藏聊斋文集研究》，《蒲松龄研究》1996年第2期8.《屈原法家思想置疑——兼与任国瑞先生商榷》，《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增刊9.《反常态而露微意——论〈金瓶梅〉的主体意识观念》，《河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10.《南国忠魂——屈原》，收入《中国古代二十大悲壮英杰》丛书，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1.《楚辞学史的滥觞——〈四库全书总目〉之楚辞论》，《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8期复印12.《可贵的探索——评〈南朝诗歌思潮〉》，《河北日报》1997年5月31日13.《追根溯源 开拓创新——谈〈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4期14.《发其幽微 探其胜境——评〈屈骚探幽〉》，河北日报1999年5月11日15.《架起古今文论的津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一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年会综述》 《河北日报》1999年11月26日16.《清官的赞歌——评阿宁的中篇小说〈无根令〉》，《作品与争鸣》1999年第12期17.《论屈原之崇道精神》，《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18.《屈原与先秦士文化精神》，《文学评论》（2000年青年学者专号）19.《打通文史哲 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20.《重视大学语文教学 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河北大学学报》 2001年第4期21．《探索的足迹——评王长华教授的〈诗论与子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22 .位有诗人气质的学者》，《文艺报》2002年3月23日23．《兼济独善皆相宜——访著名学者詹福瑞》，《河北工人报》2002年4月22日24．《2002年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七届年会综述》，《文艺报》2002年9月7日25．《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大学召开》，《光明日报》2002年10月19日26．《屈原与先秦士人的修身传统》，《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27．《文心雕龙学术国际研讨会暨中国文心雕龙年会第七届年会综述》，《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28．《由士到仕——屈原与先秦士人的仕宦情结》，《中国楚辞学》（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3年2月29．《论屈原的悲剧意识》，《中国古典文献学》（澳门）30．《“滋兰树蕙”证解——也读〈离骚〉香草的象征意义》，《先秦两汉论文集》2004年7月31．《论屈原的生命意识》，《中国楚辞学》第5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5月32．《毛诗的传承者——毛亨毛苌》（第一作者），收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河北文化名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33．《灵魂自传》，《中国文学分类专题选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34.《“妙”解——明清小说评点范畴例释》（第二作者），《河北学刊》2007年第3期35.《屈原修身的文化意义》，《中国文化报》（文史版）2008年6月7日36.《马端临“淫诗”说述论》（第一作者），《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37. 《马端临<文献通考> “诗序”观考论》（第一作者），《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呵呵 学习是要靠自己的哦
2楼，您好！请问：你的这篇文章是从那里摘到的。。我看了一遍，简直太有感觉。
美学（希腊语：Aesthetica），是德国哲学家鲍姆加通在1750年首次提出来的。美学是研究人与世界审美关系的一门学科，即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活动。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以意象世界为对象的人生体验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美学属哲学二级学科，要学好美学需要扎实的哲学功底与艺术涵养。它既是一门思辨的学科，又是一门感性的学科。美学与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神话学等有着紧密联系。西方美学的历史是从柏拉图开始的。尽管在柏拉图之前，毕达哥拉斯等人已经开始讨论美学问题，但柏拉图是第一个从哲学思辨的高度讨论美学问题的哲学家。在中国，先秦是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老子、孔子、《易传》、庄子的美学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方向。但中国美学的真正起点是老子。老子提出和阐发的一系列概念，“道”、“气”、“象”、”无“、”虚“、”实“、”虚静“、”玄鉴“等等，对中国古典美学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中国古典美学的元气论，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说，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说，中国古典美学关于审美心胸的理论，等等，都发源于老子的哲学和美学。在当代，美学在人文学科当中地位日益凸显，审美体验的意象性特征被认为在应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危机当中，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同时，美学在中国近现代历次启蒙运动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中国自古以来即重视文献及其整理,古典文献学渊源流长。学术界关于“校雠学即文献学”之论并不全面,校雠学和目录学都是古代的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有校雠文献学、目录文献学、广校雠文献学三大流派,三派均来源于孔子的整理典籍,至汉开始分流。校雠文献学注重文献的甄别与整理,以校勘为中心;目录文献学注重收集与整理、揭示与利用,以目录为中心;广校雠文献学重视文献的阐释与整理、编纂,以学科为中心,目录、校勘、版本只是其工具。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主体是文献整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典文献学的精华。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文献及其整理,文献起源之久远、种类之众多、数量之浩广、整理之频繁,蔚为大观。自孔子整理图书,由此产生了关于文献及其整理的专门学问——文献学。然而中国文献学的源流甚为复杂,大而论之,有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之分,笔者已作过专题研究。具体来说,古典文献学较现代文献学复杂,由于古典文献学之中门派交叉较多,学科争议不断,理清其源流本末,还需要作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有校雠文献学、目录文献学、广校雠文献学三大流派,三派均来源于孔子的整理典籍,到汉而开始分流。从三派的发展看,有一个共同特点:三派均始于汉,兴于宋,至清而鼎盛。由此可划分出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四个时期:初创(先秦)、分化(汉—隋)、成熟(唐宋)、集成(元—清)。校雠文献学与目录文献学同时产生于汉刘向、刘歆,在其发展中虽有不同侧重,但其关系甚密,并相互影响,只是因学派不同,理解各异,各自努力扩张并寻求分离,校雠目录之争由是而生。明确学派之分野,有利于解决纷争,取长补短。这两派各以校雠学、目录学自居,是近现代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之本源。广校雠文献学产生于汉郑玄,几经扩大,直至以文献命名,现代“文献学”的产生与此不无关系。校雠文献学讲文献甄别与整理,以校勘为中心；目录文献学讲收集与整理、揭示与利用,以目录为中心；广校雠文献学重视文献阐释与整理、编纂,以学科为中心,目录、校勘、版本只是其工具。校雠文献学侧重文献的内容方面,包括文字订正、探讨学术价值等,编定篇目是其成果之一；目录文献学侧重文献的形式方面,兼及校勘,群书目录是其主要成果；广校雠文献学侧重文献的编纂,包括文献的解释与重组。校雠文献学与目录文献学关心各门学术流别,重视学术广度,考百科之源流,具有学术史的功能,学术分类与文献分类密不可分；而广校雠文献学通常关系某一学科,重视学术深度,考一科之源流,体现学科史的功能,文献整理与学术思想融为一体。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主体是文献整理,校勘、版本、目录是文献整理的三个基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典文献学的精华。经过文献学家各派的发展,积淀了丰厚的文献学思想,成熟了各分支学科,构筑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体系。继承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优秀传统,开拓现代文献学,是中国文献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文献学论文 具体怎么写，我也不知道！(*^__^*) 嘻嘻……没学过
·人物与书林·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纪晓平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理系 吉林长春 130117 )王凤华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117 )【摘 要】历史学家吴枫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记载了吴先生文献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1 ] ”。文章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吴枫先生的其它文献学研究成果给予了评述。【关键词】吴枫 古典文献学 辞典【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 6938 (2005) 06 - 0108 - 03 吴枫( 1926—2001) ,原名吴春城,辽宁省兴城市人,著名唐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吴枫先生1951年毕业于原东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 1953年起开始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5年编写完成了《隋唐五代史》,作为校内历史系本科生、函授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材, 195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是新中国出版较早的大学历史系教科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学界和高等院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吴枫先生也由此一举成名,走进隋唐史研究领先地位的专家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枫先生在继续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同时,将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古典文献学方面。这是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提到重要位置,需要构筑新的框架体系,需要学科理论总结,需要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和突破。吴枫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领军人物之一。1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出版“盛世修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从解放初期有关部门就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整理校勘古典文献。进入80年代以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模更为巨大,任务更为繁重。1982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吴枫教授出任所长。在此之前,吴枫先生就已承担了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任务。他根据多年的知识积累,撰写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于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吴枫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1978年9月,因指导进修教师工作需要,根据手边现有资料,写出一份讲授提要,向青年教师介绍有关古文献的知识。1980年,又先后为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历史系开设古典文献学课程,系统讲授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四部书、类书、丛书、辑佚书等专题,于是,边整理旧稿,边补充搜集若干新资料,几经修订改写,终于在年底完成了这部书稿。”[ 2 ]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不仅是一部条理清晰,文字简练的大学教科书,也成为当时社会大众读者学习古典文献的参考书,是文献学的奠基之作。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何寻找、阅读,进而研究利用,继承和总结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青年一代难以把握,又急于求解的方程。关于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书,解放前曾有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较有影响,但是,由于出版年代久远,新中国建立以后,一般读者难以找到。解放后,又很少出版系统的文献学著作。吴枫先生所著108200516《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填补了新中国文献学出版的空白点,及时地满足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要,也解决了大学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问题。在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以后,陆续有几种文献学出版物面世,而且各有长短,促使这个学科的园地更为绚丽多彩。吴枫先生的书,自然是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诚然,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并非完美无缺,其中有的地方,在今天来看仍需要补充和修订。例如,关于现存古典文献数量问题,解放前,郑鹤声先生说,今日可读之书,盖亦不下40万卷。[ 3 ]解放后60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7、8万种。[ 4 ]吴枫先生说,我们根据一些新资料,加以补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8 万种。他列举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孙殿起编《贩书偶记》与《续编》,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以及除此而外的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藏、谱牒、金石拓本等,说明目前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为8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然而,几乎是与吴枫先生同时,王树伟先生在《我国古籍知多少》一文中说:“今存世的中文古籍,总数在20万种以上。”并说,待“将来编出全国古籍总目时,会发现这一数字仍是保守的。”[ 5 ]王先生的估计很有余地。伴随人们的不断发现与总结,对中国古籍的数量估计会逐渐接近实际。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编著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补《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以外的清代著作达54880种,可以说是古典文献数量的最新补充。如果1981年王树伟先生的统计在20万种以上,那么增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录的5万余种,应该说现存古籍可能在25万种以上。[ 6 ]这个数字超过了吴枫先生当年统计数量的两倍。2 主持《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等多项文化工程吴枫先生主编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一书,于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介绍现存的中国古代主要典籍近5000种,内容包括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地理、民族、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医学、农学、科学技术、语言文字以及工具书等。其中侧重文史及综合参考类古籍。这是一部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中学教师和社会青年读者的工具书。这部辞典从选目到解题,不仅参考了前人的有关著述,而且也汲取了今人的研究成果。每一辞条都对作者、时代、著书缘起、成书时间、主要内容、文献特征、价值、影响以及版本流传等逐项解释,尤其对各书的初刻本、善本、新版本,力求标注,便于读者检索。这部古籍辞典充分汲取了前人治目录学的长处,克服古人的缺点,弥补古人的不足之处,在许多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优点。该书是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内外30余名专业人员集体的劳动成果,文字功底参差不齐实属自然。例如,“校点”,还是“点校”,用词缺乏一律,所注新版也有疏漏。然而,《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的编辑和出版,为《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自1983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不久,便决定组织人力编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计划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政法、文教、地理、民族、科技、医药、综合10个分卷编辑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 1991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 1994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吴枫先生撰写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总序》一文,转载于1994年8月6日《深圳日报》,题目为《繁衍文化的壮举》,表述了他主持编辑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豪情壮志与宏伟蓝图。吴枫先生主编的文化工程还有1992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儒学通典》、1994年出版的《中华道学通典》、1998年出版的《中华佛学通典》以及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十三经大辞典》。此外,他还主编《中华思想宝库》、《中华野史大博览》、《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著有《隋唐文献集释》等多种大部头的文献学作品。正当先生踌躇满志、丰收在望的时候,却猝死于2001 年3 月22 日。终年75岁。10卷本的《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还有一多半没有面世,这是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3 《吴枫学术文存》吴枫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勤奋努力,颇多建树的人。他的学术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华书局2002年11月出版的《吴枫学术文存》一书中。该书为国家1092005. 6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收录了吴枫教授平生所写论文,内容涉及隋唐五代史、古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基本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在全书45篇论文中,有20余篇涉及历史文献学的系统论述。他认为历史文献学工作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工程,直接影响到历史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史学工作者要从历史文献工作入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的能力,以期达到最佳的研究效果。凡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出,历史文献学在新中国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 7 ]改变了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历史学研究的副产品状态,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吴枫先生总结了新中国40年来文献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同时,他也提出学科建设的迫切任务,希望新一代学人继续努力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大的成绩。吴枫先生作为老一代文献学的巨擘,在学科建设方面开拓了道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在赞叹吴枫先生留下总计约3000余万字的巨大学术文存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他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精神,为文献学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2006年3月22日,是吴枫先生辞世5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略表哀思。【参考文献】[ 1 ]王余光等. 中国文献学理论百年概述[ J ]. 图书与情报, 1999, (3) : 13.[ 2 ]吴枫. 古典文献学[M ]. 济南:齐鲁书社, 1982.[ 3 ]郑鹤声,郑鹤春. 中国文献学概要[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5.[ 4 ]李诗. 谈谈我国古籍[N ]. 文汇报, 1961 - 01 -01.[ 5 ]王树伟. 我国古籍知多少[ J ]. 百科知识, 1981,(12).[ 6 ]纪晓平. 四库文化工程与古籍数量问题[ J ]. 周书馆杂志, 2001, (11).[ 7 ]吴枫. 吴枫学术文存[M ]. 北京: 中华书局,2002.【收稿日期: 2005 - 03 - 04;责任编辑:党燕妮】(上接第84页)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13. 43%。随后的2001 年和2002 年,“检索”频次持续减少,2002年频次最低,仅出现了362次,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7. 94%。2003年有所增加,达538次,其中“检索方法、技术”的频次明显上升,“检索功能”的频次也有较大增加。改进检索方法和技术、增强检索功能逐渐成为情报界关注的热点。3. 3 “情报方法”频次分析从1999年到2003年,“情报方法”的频次几乎是逐年上升。1999年频次仅为50次, 2000年一跃为151次, 2001年继续增加到183次, 2002年则下降为156次, 2003年增幅最大,为34. 73% ,共出现了239次。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文献计量”的频次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技术逐渐深入整个情报学科,文献计量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等新的内容。2003年“网络计量学”共出现了22次,具有较猛的发展势头。3. 4 “竞争情报”频次分析在统计中,“竞争情报”归到了“情报学”下,由于它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有必要重点分析一下。从总体上来看, 1999年到2003年“竞争情报”的出现频次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出现了58次。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竞争情报”将成为情报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参考文献】[ 1 ]周晓英. 情报学概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2 ]王欣,孟连生. 互联网上3种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比较研究[ J ]. 图书情报工作, 2002, (6).[ 3 ]杨祖国,李秋实. 中国情报学期刊论文篇名词统计与分析[ J ]. 情报科学, 2000, 18, (9).[ 4 ]安秀芬等. 期刊工作文献计量学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分析[ J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2, 13,(6).【收稿日期: 2005 - 01 - 09;责任编辑:陈笑悦】110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00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