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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考一些名家诗集如《杜工部集》《刘随州诗集》《李太白集》《王右丞集》等等。这些诗人风格各有特点，可以研究一下。还有比较全面的就是《全唐诗》。里面收录了唐代诗人的几乎全部诗作，是研究唐诗、文的重要典籍。再推荐一本书是南方出版社出版的《唐诗三百首赏译》，范晓燕编著，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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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唐代运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有这些内容:作为参考文献概观或通论性的著述较早的有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1936；河南人民1987再版)、陶希圣、鞠清远主编《唐代之交通》(《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唐代编之四》，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组1937；台北食货出版社影印1974)、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中华1940)等。其中陶氏等主编《唐代之交通》在交通史料的勾稽上下了一定功夫，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国立蓝田师院历史系油印本，1943；三联1959)辟专节述唐代之商业交通，分“内地交通”与“海上交通”两大层面，前者复分水路交通与驿道交通予以讨论，对唐代运河与漕运、江淮间的水路、湘赣二水之运输、大庾岭路之开凿及其意义、自鄂州入长安的水陆道路、以长安为中心的驿道等并有详明的论述，其中对唐代“漕运整理”的几个时期、运河通塞情况也有较恰切的解说。海上交通部分虽借重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和木宫太彦《中日交通史》之说，但也多处提出自己的判断。一些断代史著作也或详或略地叙述了唐代的交通问题。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19章第6节《交通》(上海中华1957；上海古籍l959)在充分占有正史资料的基础上对隋唐五代交通诸问题条分缕析，讨论了内河水运与漕运、运河的开凿与通塞、陆路的开凿、陆路交通工具包括车乘、马驴等、交通设施、制度包括驿制、传马、驿马、程限、烽候等；于海运和海上交通、船舶之制作、桥梁问题等并有论述。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1957)亦专节讨论唐代“交通之设备及程途”(见第59节)，分设备及技术、对外之重要海道两方面予以论列。前者简要述及唐代驿制驿道、水道、海运、关制、航海信风、海舶种类等；后者考南海通道、东北通路，颇多发凡。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1988)专节述唐代驿站制度与过所制度、唐与亚洲各国的交通路线。前者参据敦煌吐鲁番文书残卷，对馆驿、过所问题做出重要解释。这些断代史著作述交通运输事虽较简略，但都甚为扼要，且相对全面，不乏独到见解，故仍属研讨此论题所应参检的文献。
唐代诗歌代表着古诗发展的最高成就，从《诗经》、《楚辞》到北朝民歌，诗歌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积蓄着巨大的能量，到了唐朝，历经唐人的煮酒论诗，唐诗散发出经久的醇香，成为诗歌天空中璀璨的银河，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至高境界。唐诗的繁荣固然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因素以及诗歌自身传统发展的内在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唐诗的繁荣与诗歌的创作者、诗歌的受众、科举重诗赋取士以及其广泛的社会应用价值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远赴边关是抱着求取功名，渴望建功边疆的雄心，诗中充满了鲜活的边塞气息、又不乏生活情趣和人情味，读来让人无限感慨。诗人们丰富的生活阅历为诗歌创作积累了众多的素材，沉淀了深厚的思想情感。在唐代，文人们进入社会做官之前，也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艰苦的读书时期，很多文人苦学多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是其真实写照，杜甫更是达到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境地。唐代诗人大多庶族出身，他们普遍选择在山林中的寺院和道观读书，如陈子昂、李白、白居易、岑参、高适、孟郊、李贺、杜牧等都在山林读书和生活过。其次，当时的寺院、道观藏书非常多，除了佛经之外，还有大量先秦两汉时期的经书、史书，如四书五经、《史记》、《后汉书》等，读书人有机会博览群书。唐代文人的山林读书，为他们的诗歌创作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唐代文人除读万卷书，还积极提倡行万里路。于是众多文人一囊书，一支剑就远游天下，一边行走，一边吟唱，走到哪就吟唱到哪，他们游名山胜水，他们游茫茫边关，他们也游通都大邑，在这个漫游途中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如边塞诗人岑参的《逢入唐朝诗歌的繁荣不仅仅是因为当时有一大批热爱并勤奋写作的诗人，还有一大批热爱诗歌、对诗歌进行广泛传播并充满期待的高质量的受众。这对唐诗质量的提高起了一个很好的助推作用。首先听到一歌女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挺得意。接着，又有一位歌女唱道：“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今寂寞，犹是子云居。”这是高适的诗，高适也很开心。这又是王昌龄的诗。这时候王之涣着急了，他跟大家说，如果这个最漂亮的歌女唱的不是我的诗，从此我就不再写诗，甘愿拜你们为师。果然，这位最漂亮的歌伎开口一唱就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无论是诗人本身，还是伶工之人、士大夫，、甚至普通民众，大家都非常喜欢诗歌。诗人们用他们的诗歌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荣誉甚至地位，受众的喜爱同时也激励着创作者创作出更优秀的诗篇来。科举制度启蒙于隋朝，在唐朝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后选拔人才主要根据考试成绩而不是身份地位，这样寒门子弟也有了进入官场做官的机会。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唐朝重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促进了文人对诗歌的创作与研究，这也是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感觉还是当时的政治和大环境有关系。
唐代诗歌繁荣的原因有以下经济的空前繁荣、全国空前的统一、科举制度的完善、唐朝统治者对诗歌的喜爱和倡导、崇尚诗歌的社会风气、庶族地主阶级的参与，前人的积淀一、唐代经济的空前繁荣为诗歌的发展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隋末唐初，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经济凋敝。在唐朝完成全国统一之后，政府颁布一系列的发展农业的政策以及促进社会稳定法规，农业有了长促的发展。随着农业的大力发展，商业、交通运输业也大力发展了起来。唐代的城市也空前的繁荣，全国交通畅达，陆路以长安为中心，有5条干线通往各地，水路一扬州为中心，京杭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系。经济的繁荣，交通的便利，社会的稳定为唐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资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些也正是李白、杜甫等诗人能够恣情漫游祖国名山大川，王昌龄、王焕之等得以等闲经行“旗亭酬唱”的特定物资条件。二、全国空前的统一为唐代诗歌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汉代起，多民族的国家的统一就已经形成。后来由于统治阶级的腐化造成了暂时性的祖国分裂局面，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割据，但又由于隋炀帝的昏庸，祖国再次分裂割据，唐的建立使多民族的祖国再次统一。唐代在结束了各地割据以后一面稳定中原促进农业发展，一面加强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进一步加强对西北地区的开发与稳定。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管理，也加大了对戍边将士的封赏。这些措施也间接的促进了中原人士赴绒从边的积极性，特别是一些文人，纷纷奔赴边塞。这些文人长期的在边疆生活，深入将士生活，丰富了他们的见识，开阔了视野，也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创作热情，这就促进了唐代边塞诗的发展，也丰富了唐代诗歌题材。三、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推动着文人对诗歌的研习，成为了唐代诗歌繁荣的直接原因。唐代的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打破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打破了士族对政治的垄断，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对于庶族子弟来说，诗歌成为他们进入仕途的捷径，他们也不得不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以诗取士，使几乎整个知识分子阶级都成为了诗歌的创作者，诗歌也成为唐代文化领域里的一个特色，成为知识分子学习研究的必修科目。他们为了进去仕途，必然要对诗歌技巧进行研习和训练，也必然要对前代诗歌技巧的继承和发展，这就丰富了唐代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诗歌的延续性。四、唐代统治者对诗歌的喜爱和提倡，为唐代诗歌的繁荣提供了广泛的群众的基础，形了诗歌大创作的局面，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唐代君主，大都都很重视诗歌，也大都能诗，唐太宗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找延学士，编撰文书，与之唱和吟咏。唐高宗、武则天常自制新词以入乐。玄宗本人就是诗人和音乐家，文宗特置诗学士72人。统治者的喜爱和倡导。自然回吸引知识分子走上诗歌的创作道路，形成诗歌创作的普及风尚。五、崇尚诗歌的社会风气还造就了空前庞大的欣赏群体。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就生动地描写了他的诗歌被广为传颂的情景：“其馀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而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可见白居易的诗歌的欣赏者已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将诗歌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除了诗人直接提写赠送外，主要得益于三种人的作用：教师向弟子的直接教授，书商的抄写贩卖，歌姬以歌传唱。其中歌姬的传播作用最大，众多不能阅读来欣赏的人，都可以通过听歌看舞的形式来欣赏诗歌。诗人们的名声大小也与其作被歌姬传唱的多有着直接关系。六、唐朝诗歌繁荣的主要社会阶级基础是庶族地主阶层。科举制使寒门庶族地主阶层登上了政治舞台，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他们虽然跻身于上层的封建统治阶级，但大多数扔然沉沦下僚，经历了种种坎坷不平的遭遇，比较接近下层人民，比较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有一种比积极的精神，在文学上，他们成为一股新生的和贵族文学相对抗的力量，如初唐四杰、白居易、李商隐等。正是这些人的出现，他们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对政治现状常常不满而要求变革，他们善于吸收古代以来诗歌的营养，敢于揭露社会矛盾，表达政治理想。可以说唐代诗歌就是在这些人手里繁荣发展起来的。七、唐代诗歌并不是平地而起的，它是植根在深厚的文化积累的土壤中的，吸收前人诗歌的经验技巧而逐渐取得的。唐代之前我们有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无论是属于点章制度还是文化艺术方面都有了可观的发展和可借鉴的经验。如七言古诗在先秦两汉的基础上，在鲍照等人的发展，在六朝时就已经形成规模。还有田园诗在东晋时陶渊明已经将其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总之，诗歌能在唐代形成高峰，是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如果把唐诗发展比作一个系统的工程的话，也许某个朝代的个别软件或硬件会更好些，但总体上来说，任何朝代都不能与唐代相提并论。这也是唐代之所以才会成为诗歌的黄金时代。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的最高成就。它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诗歌精华，而且由于唐代开放的风气，清明的政治，以及统治者的推崇，使唐代诗歌有了长足的发展，如唐代科举制就要专门的考诗歌。而且唐代的诗人多数喜欢漫游，比如李白，杜甫都游遍了大半个中国，使得诗人的眼界开阔，诗歌题材广泛，联想丰富。总之唐代的诗歌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集大成者，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地位，是我国诗歌史上的最高峰。唐代诗歌的创作方式多样，题材丰富，给后世的诗歌创造提供了很好的模板，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同样由于唐诗成就太高使得后人很难超越，因此开发了新的文学领域，宋词的出现与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那时的科举制，唐玄宗时，设诗赋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所以科举制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大大有利于唐诗的繁荣
一、经济繁荣为诗歌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社会安定为唐诗的兴盛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正是李白、杜甫等诗人能够恣情漫游祖国名山大川，王昌龄、王之焕等得以等闲进行“旗亭酬唱”的特定物质条件。二、全国空前统一为唐诗繁荣提供了现实基础。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自汉代始，多民族的统一体已经形成。后来，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再现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结束了南北分裂的纷扰混乱，唐使多民族的统一体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为加封边疆的治理，唐统治者极为重视边功并大加封赏。这就刺激了时人赴边从戎的积极性，特别是一些文人，纷纷奔赴边塞，投佐幕府，随主将驰聘疆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建功立业，获取功名成为一种时尚。边塞的征戎生活、异域的奇丽风光，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一大批寄情于边塞的诗人应运而生。据统计，《全唐诗》收录以边塞为题材的诗歌有两千余首。边塞诗的兴盛为唐诗的繁荣增添了异彩。三、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推动着文人对诗歌的学习研究。唐初社会经济恢复迅速，庶族地主势力不断上升，为广泛吸收庶族地主参政、唐承隋制，取消了魏晋六朝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考试。唐科举取士分常举和制举两类。制举由皇帝主持，科目临时设置，不常举行。常举每年一次，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六科。考生集中在秀才、进士两科。进士重在诗赋，虽难及第，但及第后仕途广泛，颇易晋升，尤为士人所重。“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科举考试的应制诗多为点缀升平、雕字琢字之作，但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刺激了时人发愤学诗，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于诗歌创作，这有利于诗歌艺术形式的不断完善和创作经验的广泛传播。严诩《沧浪诗话·诗评》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四、统治者的个人爱好、提倡有助于全社会重视诗歌风气的形成。唐代君主，很重视诗歌，也大都能诗。太宗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招延学士，编纂文书，与之唱和吟咏。高宗、武皇常自制新词以入乐。玄宗本人就是诗人，自述每运笔赋诗，辄“乐以忘忧”。文宗特制诗学士七十二人。武皇宴集群臣，宋之问赋诗最佳，曾获御赐锦袍。帝王的爱好、倡导提高了诗人的声誉，有助于形成全社会重视诗歌的风气。五、文禁松驰，是产生大量抨击权贵、真实反映底层生活诗歌的前提。文学艺术的高峰，总是出现在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唐朝统治者清明大度，敢于招贤纳谏。唐太宗能用直言敢谏的魏征；武则天重用贤臣狄仁杰；唐玄宗对于那些直刺自己的诗歌也不犯禁。“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唐代诗人在一个较为自由的思想空间里直抒己见。李白：“奸臣欲窃位，树党自成群。”杜甫：“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些大胆揭露权贵的不朽诗篇，只有在文禁松驰的社会环境里，才能一经问世就得以广泛流传。文禁松驰的政治气氛，使民族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与完美。六、“安史之乱”丰富了诗人的创作素材.社会的巨变刺激着诗人的灵感，也为诗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杜甫、元结、顾况等诗人对黑暗现实做了痛苦的观察与冷静的思考，从而创作了大量揭露阶级矛盾、反映民生疾苦的优秀诗作。七、中外文化交流和各种艺术的发展也对唐诗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唐帝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水陆交通发达，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民族及中外文化的交流，给传统的唐文化注人了新的内容，新鲜的活力。做为诗歌姐妹艺术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也受到了其它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从杜甫的《画鹰》、高适的《画马篇》、白居易的《胡旋舞》、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描写音乐、舞蹈、绘画方面的诗歌，可以看出唐代诗人很善于吸收其它艺术的养料滋补自己，也可以看出唐代诗人们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时代精神。八、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则是唐诗繁荣兴盛的内在因素。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发展，一方面有对以往文学艺术的继承，一方面有其自身的变革和发展，唐诗也是这样。从先秦到汉魏六朝，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远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五、七言古诗已经成熟，律诗、绝句也基本上跨越了试验阶段，无论是创作方法、文体特征、艺术技巧，还是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唐朝的诗人们博采众长，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从先秦到六朝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而且发展了各种形式和技巧的艺术传统。难能可贵的是唐代诗人对待文学艺术遗产，并不是简单地拿来，而是采取了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科学态度。初唐诗坛是齐梁浮艳诗风的延续，“绮丽婉媚为本”的上官体占据着统治地位。初唐四杰用实践把诗歌从宫廷引向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扩大了诗歌题材的领域。陈子昂痛斥诗坛“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倡“汉魏风骨”、“风雅五寄”，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一扫齐梁遗风，为唐诗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盛唐诗人李白，一面认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学习楚辞，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完成了诗歌革新的使命。他追求理想，要求自由的精神，恣肆纵放、雄奇飘逸的风格，为唐诗繁荣打开了局面。杜甫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既批判又继承，既注意思想内容，又注意声律形式。杜诗以深刻的内容、沉郁雄浑、叙事严谨的风格把现实主义诗歌推向了高峰。王维、孟浩然歌颂山水田园的静谧，高适，岑参描绘边塞风光的雄奇。众多的流派，以各自的风格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迎来了唐诗纷繁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党的根本性质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党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集中表现。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壮大的历史就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全国解放以后，随着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实现文化建设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有机统一，就成了我们党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应该说，在解答这一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我们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随着当代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不断变迁，如何实现新形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巩固党执政的文化基础，又一次成为我们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些年来，党在文化建设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一是来自传统文化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可贵资源，这既是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的一贯方针，也是绝大多数人们的愿望。但是，问题在于怎样继承，怎样发展，以及继承什么，抛弃什么。文化虚无主义割断了我们党的文化基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而文化保守主义却在继承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旗号下存在着取代我们党赖以存在的文化底蕴的核心观念--飞克思主义的潜在危险。因此，正确地看待传统文化，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引领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至关重要。 二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资本主义文化是一种远比封建文化先进的文化，大胆地借用和吸收资本主义文化的优秀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要求，吨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根本要求。但是，资本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紧密联系的，自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资本主义就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的文化渗透和颠覆， 因此，如何在吸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蚀，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如何在抵御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凭借其经济实力对中国民族文化建设的强大冲击，强调文化建设独立性的同时，拓展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的世界视野，避免远离世界先进文化前进的主流而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成了我们党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时必须慎重处理的重大课题。 三是来自社会转型和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的冲击。目前，中国社会正在进入全面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众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哪些新思想、新观念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哪些是腐朽价值观念的沉渣泛起，这是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认真加以区分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形式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例如大众文化的兴起、人文价值的凸显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任何不加分析就简单地肯定或者简单地否定都是错误的，任何试图用旧的观念来评价的做法都是有害的。应该看到，一方面，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化支撑；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代表中国社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难度。显然，新情况需要新办法，传统的方法和观念已经无法应对新问题的冲击了。 四是来自党自身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是我们党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自成立以后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文化根基。但是，历史不等于现实。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在社会生活环境急剧变化的今天，我们的绝大多数党员是能够按照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标准身体力行，严格要求自己的，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党员，文化素质较低、观念陈旧，有些党员甚至信仰丧失，腐化堕落；另一方面，知识在当今和未来时代地位的空前凸显，作为知识承载者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而且在推动先进文化前进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党的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了我们党能否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者，就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抓好党自身的建设，从而使我们党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先进性，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
唐朝文化开放，经济繁荣，军事强悍，国富民强，物质基础很牢固，在文化上、物质上和整体上都处于整个世界的领先地位，建立在这之上的精神文明就有了稳固的根基。而同时，外国社会制度均处于变革和成长过程中——例如日本，正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完整的优于唐朝封建制度的社会制度尚未成熟。自身的文化开放，对外排斥和恐惧感就很大程度上减轻，国防力量的强大，也使交通，海运能力空前增强。对外文化交流就很丰富。
1.政治发展特别是政局统一稳定 2.经济发展主要是手工业技术和城市商业发展 3.开明、和睦的民族政策 4.开放和兼容的对外政策 5.前代基础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文化对唐朝时期文化的影响 通过对唐朝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发展情况的总结，分析出了唐朝时期文化产生繁荣的原因. 密切的民族文化交流（要点：1．政府开明、兼容的民族政策；2．各民族友好相处、平等往来，分别吸收民族文化的优秀特点。史实：吐蕃医书《四部医典》代表了少数民族医学对汉文化的丰富、唐朝乐舞吸收了少数民族乐舞的特点等等 量吸收外来文明（要点：1．政府开明、兼容的对外政策；2．唐王朝和亚洲、欧洲甚至非洲一些国家往来频繁，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史实：莫高窟艺术对中亚和南亚文化的吸收、乐舞对周边邻国风格的吸收等等 继承发扬传统文化（要点：1．历史的发展必然建立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2．对魏晋文化的吸收和改进。史实：火药发明、天文历法成就、建筑风格、诗歌特点等等
长安处于关中平原的中心，西连甘陇东接中原。自汉代开发西域建立丝绸之路以来，长安就是西方商贸联通中原的枢纽，是丝绸之路在中国最西边的一座大都市和集散中心，有着无可替代的政治和商业地位。 然而自隋代以后，关中土地日渐贫瘠，实在是承担不起一座最多达200万人口的城市日常所需，所以隋炀帝开建东都，唐高宗也数度移驾洛阳处理政务，武则天甚至干脆迁都洛阳。在这期间，永嘉南渡之后被大力开发的江南地区开始繁荣起来，并逐步开始承担起钱粮重地的角色。所以，大运河的开凿不但加强了北方政权对南方的控制力，更使得江南从经济、农业上承担起了巨大的责任。实际上从安史之乱之后，江南的赋税甚至成了唐帝国的主要经济来源。换句话说，长安被大运河养了将近100多年。 因为运河的缘故，五代和宋大多选择了运河沿线的原二流城市汴梁作为国都，一来是紧靠运河财富（唐史中多次提及，运河被叛军截断使得长安收不到江南的赋税从而举步维艰的事实）。二来是长安这座城市已经不适合作为国都了。
写作思路：可以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和经过为背景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语言要通顺连贯等等。
正文：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前202年—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洛阳。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但为何在河西走廊上没有“丝门”而有“玉门”？早在文献记述丝绸之路之前2000年，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线路已经开通，但它不是为出口丝绸，而是为进口和田玉 [6] 。“丝绸之路”名称是德国学者的“发明”。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其后，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数千年来，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学术考察者沿着丝绸之路四处活动。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先秦时期，连接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已经存在，丝绸正式西传始于西汉通西域，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始于西汉张骞凿空。这个时期，丝绸的传播源、传播的目的地、传播的路线都非常清楚，有史可依，有据可查，传播的数量也非常大，东西方是有计划、甚至是有组织的进行丝绸贸易，所以丝绸之路真正开辟于西汉武帝时期。
西汉时，阳关和玉门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称作西域。西汉初期，联络东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汉武帝时，中原始与西域相通，开始加强对西域的经略。西域本三十六个国，后来分裂至五十多个，都位于匈奴之西，乌孙之南。
汉武帝听说被匈奴侵犯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联络他们东西夹攻匈奴。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100余人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俘获，滞留了10年，终于寻机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
这时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继续西迁，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东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后适逢匈奴单于死，国内大乱，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趁机回到大汉，受到汉武帝的热情接待，被封为太中大夫。此次西行前后达10余年，虽未达到目的，但获得了大量西域的资料，史学家司马迁称张骞此行为“凿空”。
张骞归国后，汉武帝曾遣使探求通过罗马开辟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汉军击败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区，打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霍去病在祁连山大破匈奴后，张骞建议联络西域强国乌孙，以断匈奴右臂。
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返抵长安，被张骞派往西域其他国家的副使也陆续回国。乌孙使者见大汉人众富厚，回国归报后乌孙渐渐与大汉交往密切，其后数年，张骞通使大夏，从此，西汉与西北诸国开始联系频繁起来，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
但是，西域诸国仍未完全摆脱匈奴的控制，楼兰、车师等国在匈奴的策动下，经常劫掠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队。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前108年），汉将王恢率骑兵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击破车师。
元封六年（前105年），西汉又与乌孙王和亲，联合挟制匈奴。同时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取得大宛的优秀马种汗血马，汉武帝派李广利领兵数次进攻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攻破大宛都城，使西汉在西域的声威大振，确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至此畅通。
你写错了，应该是1500字吧
唐朝诗歌在我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是我国文化的瑰宝，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那么为什么这种文化现象会出现在唐朝呢，而不是其他朝代呢？下面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个人看法。 第一是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文化因素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在没有经济活动的基础上是很难创造出较高水平文化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能够很好地证明这个命题，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两次较长时间的分裂，即三国时代和南北朝时期，这其中虽然有晋朝的统一，但是在生产力水平上没有超出汉朝水平，经过北方战事的冲击，带来北方生产力水平的下降，大量土地荒芜，大量劳动力或死或逃亡，这时江南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开发，但是这种增长势头没有能够弥补北方战事的冲击，在总体水平上中国的生产力在下降。 隋朝虽然统一了全国，但是由于时间较短和对外战争的原因，生产力水平虽然有了较快发展，但是短时间内又陷入了战事，文化的发展遵循长线效应，因此，文化在隋朝虽然略有发展，但是在高度上还没有达到教高水准。 经过唐王朝的统治，特别是前几朝的休养生息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策的带动下，大量闲置的土地得到开发，大量劳动人口的出现，促进了经济水平的发展，生产力有了教大发展，这可以通过唐王朝时代出现的大量生产工具来证明，物质财富大量积累，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这些经济因素的出现促进了文人对那个时代的讴歌，因此为文化的向前发展准备了物质动力和思考的源泉。 第二是政治因素。 唐朝较其前朝的任何时代在文化政策上都是比较开放的。我想这与唐王朝出身于北方少数民族（当时条件下）有关，他们虽然了解中原文化，特别是汉朝以来的儒家文化，但是唐朝统治者们有自己的理解，这对汉朝以来的儒家文化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异质性文化理解，正是这种异质性的理解方式，使得唐王朝的统治者们可以推行一种不同于前朝的文化政策，而他们推行的文化政策正好是文化理解与文化共融，这种政策符合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趋势，适应了当时文化发展的规律，促进了唐王朝文化的发展。 第三是文化因素 在前面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唐王朝的文化在向前发展着，在这种文化发展的推动下，文人所面临的就是文化模式的选择问题。这种文化模式的选择在今天看来是有必然性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是当时文化所不能选择的，因为这种文化模式不能很好地表达当时的要求。而诗歌模式是中华民族所早就有的，因此当时的文化对这种原有的文化模式进行了模式上的创新，就形成了唐朝的诗歌模式。 当然还有其他模式，这正是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模式。
感觉还是当时的政治和大环境有关系。
唐诗繁荣的主要原因是，唐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文化，思想，民生等诸万面因素。
唐代诗歌代表着古诗发展的最高成就，从《诗经》、《楚辞》到北朝民歌，诗歌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积蓄着巨大的能量，到了唐朝，历经唐人的煮酒论诗，唐诗散发出经久的醇香，成为诗歌天空中璀璨的银河，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至高境界。唐诗的繁荣固然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因素以及诗歌自身传统发展的内在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唐诗的繁荣与诗歌的创作者、诗歌的受众、科举重诗赋取士以及其广泛的社会应用价值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远赴边关是抱着求取功名，渴望建功边疆的雄心，诗中充满了鲜活的边塞气息、又不乏生活情趣和人情味，读来让人无限感慨。诗人们丰富的生活阅历为诗歌创作积累了众多的素材，沉淀了深厚的思想情感。在唐代，文人们进入社会做官之前，也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艰苦的读书时期，很多文人苦学多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是其真实写照，杜甫更是达到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境地。唐代诗人大多庶族出身，他们普遍选择在山林中的寺院和道观读书，如陈子昂、李白、白居易、岑参、高适、孟郊、李贺、杜牧等都在山林读书和生活过。其次，当时的寺院、道观藏书非常多，除了佛经之外，还有大量先秦两汉时期的经书、史书，如四书五经、《史记》、《后汉书》等，读书人有机会博览群书。唐代文人的山林读书，为他们的诗歌创作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唐代文人除读万卷书，还积极提倡行万里路。于是众多文人一囊书，一支剑就远游天下，一边行走，一边吟唱，走到哪就吟唱到哪，他们游名山胜水，他们游茫茫边关，他们也游通都大邑，在这个漫游途中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如边塞诗人岑参的《逢入唐朝诗歌的繁荣不仅仅是因为当时有一大批热爱并勤奋写作的诗人，还有一大批热爱诗歌、对诗歌进行广泛传播并充满期待的高质量的受众。这对唐诗质量的提高起了一个很好的助推作用。首先听到一歌女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挺得意。接着，又有一位歌女唱道：“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今寂寞，犹是子云居。”这是高适的诗，高适也很开心。这又是王昌龄的诗。这时候王之涣着急了，他跟大家说，如果这个最漂亮的歌女唱的不是我的诗，从此我就不再写诗，甘愿拜你们为师。果然，这位最漂亮的歌伎开口一唱就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无论是诗人本身，还是伶工之人、士大夫，、甚至普通民众，大家都非常喜欢诗歌。诗人们用他们的诗歌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荣誉甚至地位，受众的喜爱同时也激励着创作者创作出更优秀的诗篇来。科举制度启蒙于隋朝，在唐朝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后选拔人才主要根据考试成绩而不是身份地位，这样寒门子弟也有了进入官场做官的机会。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唐朝重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促进了文人对诗歌的创作与研究，这也是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