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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衰退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国民党自身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其与人民大众特别是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作对，把人民搞得死去活来，谁还会去帮他？二，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其中包括军队的腐败。众所周知，从中华民国建立开始，直到蒋介石政府名义上的统一，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始终是由几个派系组成的，各部队之间互相争宠，勾心斗角，以保存实力为根本目标，根本不会很好地执行上级的作战方案。三，蒋介石个人的自身缺陷，我们知道，蒋介石是一个很有手段的政治家，但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而且他犯了一个许多领导人都会犯的错误：越级指挥，一生兼职无数。造成指挥系统的混乱；四，国民党间谍系统的瘫痪，国民党虽然有着令人闻风丧胆的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机构。但他们更多时候只是把枪口对准人民大众和蒋介石的异己。对于共产党他们完全失去了左右，从而他们不仅对敌人的动向毫无所知，就连自己的作战方案也时时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彻底失去战场上的主动性，这样的话就算有百万雄兵和精良的全美械装备，也不过是给共产党当运输队而已。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必败无疑，它的失败是自身的原因，只是时间问题。
有关的历史论文如下，敬请参考：[摘要]民初政党政治的存在虽极其短暂，但它的存在连同它的失败都是极有意义的。它是此后影响中国人制度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政治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剖析其失败原因，可以发现许多令人深思的东西。文章着重从经济、政治、文化、政党本身四个方面探析了近代中国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对近代政党政治研究借鉴意义。[关键词]民初；政党政治；失败原因民国初年，中国政坛实行了政党政治，但经历了两年就走向失败，它的失败既有外部原因，又有深刻的自身因素，给中国后来的政治发展带来很深的警思。一、民初政党政治发展轨迹辛亥革命后，组党热潮风靡一时。据统计，辛亥革命后到民国2年间，全国出现“党”、“会”之类的政治性团体多达320个。在民初政党政治运作之中，最重要的几个政党分别是由同盟会转变而来的国民党，由昔日资政院时代旧议员为主组成的民主党，由光复会转化而来的统一党，以及由清末预备立宪公会和湖北黎元洪派军人势力为主的民社联合而成的共和党。民初各种政党的建立、消亡及分合离散十分频繁，几令人有应接不暇之感。在民国建立时，由于国民党风头正劲，大有包揽政局之势，遂导致其他党团的联手对抗之局。1913年5月29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组成立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独大之势。政党政治进入了第二阶段，即两极分化和对峙阶段。两党对峙、两极分化，成为民初政党政治中的一大高潮。但是进步党内三党之联合局面未久，内部再次纷争和离析；在此期间，国民党党势渐衰，导致其议会势力的大减；袁世凯用各种手段对国民党内部分议员进行分化瓦解，以及运用暴力对政党政治及议会进行的公然非法践踏，则从外部扭曲了政党政治的正常进程。两党和平竞争之前景早已黯淡下来，政党在萎缩，舆论在消沉，国民心态则日益绝望，而1913年9月18日袁世凯御用党公民党的成立，则正式标志着政党政治走入了末路。可以说，它已基本上不属于政党范畴而沦为了私人权欲之工具。它的出现并操纵议会，议员形同傀儡，也标志着民初政党政治从内部已腐烂变质。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438人，导致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正常开会。国会成为“行尸走肉”，政党政治已名存实亡。至次年1月10日，袁氏非法取消国会，代之以其御用工具政治会议。釜底抽薪，政党失去其合法活动场所，政党政治至此名实俱亡。由希望到失望，由兴而衰，政党政治之所以在民初的中国遭扭曲而失败，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二、失败原因浅析(一)经济因素绝大部分关于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研究的材料都认为政党政治失败是由当时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即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极为有限，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相比尚有巨大的差距，这就使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缺乏实现的必要条件。虽然这种结论有经济决定论的影子，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表面上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实权却掌握在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里，资产阶级并未真正掌握权力，其民主共和是虚假的，在这虚假的共和国体上，希图建造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大厦，根基原本就不牢靠，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一个不能代表本阶级经济利益的政党，是没有生命力的。一个政党本身没有经济来源，不能代表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就是从根本上失败的，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是代表一定利益集团的政党。而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和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弱性和强控制特点，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被完全遏制和破坏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才开始产生和得到一定的发展，至辛亥革命前夕仍很微弱。中国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社会结构分化和分工程度很低，没有产生独立的利益集团，因此也就没有形成代表一定独立利益集团的政党。那么民初的政党政治也就不具有纯粹性，其走向衰亡，在所难免。(二)政治因素首先，政党政治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内容，虽经清末十数年的鼓吹与宣传，但相当一部分^对西方的政党政治认识极为肤浅，对政党制度的精义了解不够，将之与中国古代之朋党相提并论，认为政党不过是野心家借以争权夺利之工具。因此政党政治在民初试行即是畸形的、残缺的。同时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仍然是传统小农文化，人治观念未能向法制观念转变，帝制观念仍很强大，共和观念非常薄弱，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采行西方的政党政治必然遭到失败。民初政党活动范围仅仅限于国会中，最高目标就是组织内阁，缺乏具有远见的政纲，因此脱离阶级，脱离群众，认为中国下层社会群众愚昧落后，素质低下，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不能以下层群众作为一种借用力量，政党活动成为少数上层人的活动，由此广大民众对于政党政治也好，议会政治也好，几乎都是漠不关心，也完全不了解何谓政党政治，何谓议会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民初政党政治走向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人治观念未能向法制观念转变，缺少规范认同。在个人主义的西方，宪法被视为保持个人权利、协调利益冲突的准则。而在中国，宪法被看成是可以唤起集体力量的当下社会目标的根本表述，或某种促进共识、防止失误的装置。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人治的必然结果。既然对宪法有此内在的误解，那么民初政党对于“程序违宪”似乎视而不见则是容易理解的了。人治观念还渗入政党观念和政治行为中，表现为“以党为政”，政党之争流为个人之争。最后，就政治伦理化，竟以“有道伐无道”作为攻击政敌的口号，因而模糊了对政治权威的理性构造。传统文化将政治伦理化，人们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往往用道德的眼光，因此要求王权圣化，“圣治”是最高的道德政治。道德的观念又和大一统的国家观念结合在一起，那些标榜和致力于“大一统”建设的人容易获得民众道德力量的支持。民国初年，袁世凯就常以代表国家统一的形象标榜，因而赢得不少民意支持。而政党纷争却给人一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坏印象。虽然民主势力和专制势力都打着“有道伐无道”的旗号，但传统的政治道德标准却妨碍了人们对构建新政治权威的理性认识。(三)文化因素重点就政党文化而言，政党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人们对政党组织、政党活动和政党制度的价值判断、认同心理和评价取向等等因素形成的政党活动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政党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它，政党制度的生存和发展更离不开它。政党文化由三方面内容构成，即知性认识、社会心理、情感倾向。民初对西方政党政治的知性认识比较贫乏，不仅未尽了解西方政党制度的精神和发展过程，而且没有注意到各国政党制度发生差异的缘故，甚或忽视中国对政党制度的准备程度。在社会心理方面，则缺乏与政党政治相适应的心理认同。法国著名政治学家克罗齐认为，政党政治是以理性模式为基础的。整个西方一直存在着一种理性的模式。但民初党派成员对待政党的心理模式却是马基雅维里式的。对不同党派往往只有反感，缺乏共存与妥协意识，甚至表现为极端敌对的党派意识。在政治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到政党政治失败的某种必然性。首先，共和观念薄弱，儒家观念仍很顽强。从人本主义出发，西方人认为“公意是永远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人民的呼声代表着最终的权威和无限的智慧；国家只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它只能遵从民意而不能压制民意，统治者不过是人民的公仆。而儒家文化强调亲疏等级关系，强调人身隶属，其造就专制权力的内在机制在民初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延续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到近代虽面临着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但直到民国成立之前，这种挑战都是在民间进行的，官方的法律、制度以及学校教育都在维持着儒家独尊的局面。民初虽然从《临时约法》和学校教育改革上打倒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但影响却难以立即显现和奏效。而且袁世凯不久又企图重修儒学的地位。因此，民初对帝制仍有相当强大的心理认同。总之，政党政治的运作需要有与它相适应的文化氛围，而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在封建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很浓厚的资产阶级革命党、立宪派、旧官僚、封建遗老们的操作下，其失败的命运便很难避免了。(四)政党本身其又可以分为两大原因：政党自身原因：第一，接纳党员有很大的随意性，民初各党领导人对党员人数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党员的质量。第二，党员跨党严重入党本是人生对政治信仰的一种重大抉择，对自己选择的政党应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但民初政客视入党为争权牟利的工具。第三，党纲成了空洞的招牌，政党认同非常淡薄。民初各政党竞相宣传自己的政纲，但其内容大同小异，党纲只是政党之争的工具。第四，缺乏政治基础。政党本是将国家机构和公民联系起来的工具，但民初国民不知通过何种渠道表达个人政见，更不识政党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此时政党不过是乡绅官人的专用工具，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第五，缺乏对党员必要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政党外部原因：由政争而党争，由党争而军争。在种种非正常的干扰中，政党政治无法实现最重要的功能，即以合法、和平手段调和各阶层、各集团矛盾，规范中国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治的发展和完善进程。最典型的干扰破坏莫过于依仗北洋私军以逞权欲的袁世凯了。“宋教仁案”、非法取消议员资格案，以至于取消国会，其对政党政治的违规操作，是政党政治无法正常进行的重要原因。同时政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宗派期，政党缺乏群众参与。众多的社会势力包括商会只是议会中政党斗争的旁观者，这些斗争并不反映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并未通过政党途径真正参与政治。尽管像近代商会这类重要的社会中间团体曾一度积极参加在民初的有关政治实践，但它们并未切身感受到民主政治与他们的命运攸关，以至于当旧势力对民主议会和政党政治进行公然破坏时，他们对之漠然置之。同时民初的政党政治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给它们以任何的安全感和信任感。这种责任是双方的而非一方的，不能仅仅归咎于某个个人而只能归因于整个社会结构和思想。综上所述，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相比尚有巨大差距，不能形成独立的利益集团；政党政治存在所要求的配套政治体制不能建立，资本主义国体不能形成；旧的传统政治文化土壤的制约与缺乏民众的支持亦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民初政党的权力和派系之争削弱了其自身的战斗力，政党本身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运作方式。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三、结语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只不过给这种现代政治组织一个经验和教训，在这个充满了数千年传统包袱，近百年来又遭到列强侵凌割据命运的东方大国，西方式的政党政治无法顺利展开，并解决中国的问题。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反面的教训，成为日后孙中山坚决改组国民党，重塑政党形象的原因之一。但是，政党并未消亡，而是一举重生于孙中山的“党治”模式和后来新生的共产党身上。从宏观历史视野来看，政党政治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实践与最终确立，民初是一个绕不开的阶段。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全国公开发行的社科类综合性学术期刊，由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国内统一刊号：CN14-1367/C，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4-1723，月刊，大16开本，定价20元。本刊系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龙源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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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研究
《经济研究》是中国最权威的经济期刊之一，1955年创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长期致力于发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中重大现实问题的高水平理论研究类文章；2019年，其影响力指数（CI）为1414.214，学科排名居于首位；主要栏目有经济理论、热点探讨、财政与税务、新农村建设、东北老工业基地、三农问题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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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世界
中国最权威的经济期刊之一，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主办；在我国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三大社科期刊评价系统的评价中，多年位居管理类学术期刊首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评价中，被誉为管理学唯一“顶级期刊”；办刊特色：着眼于中国经济发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前瞻性分析和研究，具有政策性、实证性、学术性、资料性的风格。
中文刊名：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主管主办：太原市人民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协办单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主编：翟永超开本：大16开单价：20.00定价：240.00期刊级别：国家级期刊通讯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98-1号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杂志社邮政编码：0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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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是指秦统一中国至东汉王朝的结束这一阶段，包括秦、西汉、东汉三个王朝。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首次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统一，秦王嬴政改号称皇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秦朝。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开始实行全面的统一。然而由于缺乏历史经验，秦朝二世而亡。在经过短暂的分裂之后，汉朝继之而起，并基本延续秦的制度，史称“汉承秦制”。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时期。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向前发展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秦汉时期，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等均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一、农业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活动十分频繁，商品经济极为发达，但到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势头被扼杀了，重农抑商政策逐步确立了起来。由于重农政策的实行，农业得到大大发展，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体系逐渐形成，主要体现在：
1。生产工具：铁制农具和牛耕进一步普遍化，如秦朝已出现全铁的犁铧，西汉时出现了三角形犁，发明了犁壁，便于翻土碎土，比欧洲早了一千多年；西汉还发明了新型的播种工具耧车，大大加快了播种速度。东汉时，牛耕遍及全国，中原地区还出现了马耕，牛耕方式也由汉武帝时的“二牛三人”挽犁法发展为东汉时的“一牛一人”犁地法，大大提高了效率；此外，在灌溉方面发明了翻车、渴乌，使灌溉能力得以大大提高。
石田塘
2。水利建设：秦汉时期非常重视水利事业，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如秦修建了灵渠和郑国渠拦河坝等；汉代大规模治理黄河：汉武帝亲临治河工地；东汉明帝令水利专家王景主持修河。此外汉朝还修建灌溉、航运工程26处。
3。农业耕作技术：“代田法”的发明与推广，是汉代耕作技术的一次突破。它在用地养地、合理施肥、抗旱、保墒、防倒伏、光能利用、改善田间小气候诸方面多建树，是后世进行耕作制度改革的先驱和祖师。在代田法耕作下，产量“超出常田一解以上，善者倍之”。此外，耕作趋向精耕细作化，而且实行双季轮作，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4。耕地面积扩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西汉平帝时的耕地面积较之战国时期约增加了一倍、单位面积产量也由西汉初期的1石逐步增加到东汉时期的3斛。
二、手工业
这一时期，手工业主要有冶铁、纺织、髹漆、青铜铸造、陶瓷生产、制盐和酿酒等生产部门。
1。冶铁业
汉代发明了椭圆形炼炉，可日产铁一吨；东汉南阳太守杜诗发明水排，用水力鼓风冶铁，节约人力，提高质量，比欧洲早一千多年；西汉中后期，发明了“炒钢法”；在铁器铸造上，东汉时熟练掌握了层叠铸造的先进技术。汉代冶炼设备齐全，采用韧性铸铁、脱碳钢、炒钢和叠铸等技术，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
2。丝麻织业
汉代脚踏纺织机的发明是纺织业的重大进步，汉代已经使用提花机，能织出精美的花纹，还能染出万紫千红的色彩。秦汉时期的纺织业、丝织业和麻织业技术非常高超，如蜀锦、葡萄锦、散花绫、越布、蓝白蜡染印花布等产品非常精美，享誉全国。
3。漆器业
无论生漆的产量，还是漆器的制作技术，漆器的种类，颜色的搭配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与发展。
4。造纸业
据考古材料，西汉时期已发明了麻纸，东汉蔡伦进一步改进造纸术，使书写用纸得到推广。造纸术的发明，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商业
尽管秦汉时期实行抑商政策，但工商业还是获得了空前发展。
1。商业繁荣的表现
（1）国内贸易——国内市场商品种类繁多，商品流通十分活跃；作为商业活动的场所——城市空前发达，咸阳、长安、洛阳等商业都市规模宏大，空前繁荣。
（2）国际贸易
其一，“丝绸之路”开通，建立了中西交通的大动脉，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的铁器、丝绸、漆器、玉器等物产西流，而西方的马匹、一些重要的农副产品如葡萄、蚕豆、胡萝卜等也传入我国，中西贸易与往来自此日趋频繁；
其二，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
其三，与朝鲜、日本也开始了商业交往，如中国的铁器、丝织品、养蚕技术等逐步传入了日本。
2。商业繁荣的原因
（1）秦统一中国后进行了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措施，为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2）农业、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3）关卡的减少，山泽禁令的放驰，交通的发达，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保证。
作者简介：赵娟，河南郑州郑开学校，中学教师，本科学历，中学一级教师。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初中历史教育教学工作，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成绩突出。积极参与教学研究。
给你几个网站,有很多历史文章,很有条理.秦朝:汉朝:
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4、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5、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研究。6、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原因与性质的研究。7、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特点与水平的研究。8、关于个体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9、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成因。10、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区域。12、商品经济与战国秦汉社会变迁。13、秦、汉重农抑商政策比较研究。14、西汉经济政策述评。15、豪族与两汉社会。16、两汉土地制度研究。17、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19、汉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20、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21、门阀士族与魏晋文化的发展。22、门阀士族与魏晋隋唐社会23、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24、府兵制与关陇集团。25、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26、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27、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28、唐宋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29、汉、唐外交方针之异同研究。30、隋唐地方权力研究。31、地方行政体制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32、门阀集团与隋唐政治。33、 唐宋时期的城市和城市经济。34、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35、佛教与唐宋文化。36、道教与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与元代的地方发展。39、明朝经济政策及其历史影响。40、朱元璋与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与山区开发。42、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44、唐以前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5、宋以后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6、秦汉隋唐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8、士大夫阶层与宋明社会研究。49、地主阶层与中国体统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与社会、文化研究。51、汉唐时期的陕西。52、宋明时期的陕西。53、汉唐时期的乡村社会。54、宋明时期的乡村社会。1．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2．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评述3．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历史意义4．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6．试论西汉的商业政策7．试论汉代的农业政策8．西汉时期汉匈人口流动及影响9．东汉对南匈奴政策评析10.试论汉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马迁的民族观略论1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13．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14．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试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汉唐异同论18．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19．宋辽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意义20．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22．金代的重农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点24．《盐铁论·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25．东汉的赈灾政策26．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关系27．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作用
中国古代金融业banking in ancient China184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的金融事业。商周（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 中国是产生货币较早的国家，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就有了金属铸币。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资料看，商、西周时期人们在交换过程中主要使用实物货币和金属称量货币。当时的实物货币有贝壳、龟甲、粮食、布匹等，金属称量货币主要是铜。春秋战国（前770～前476）货币流通的范围更加广泛，人们逐渐普遍地使用青铜铸币。由于当时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的差异,以及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各诸侯国使用不同的货币。例如秦国的铜钱铸成方孔圆形，币文为“半两”，铸币权由国家掌握。此外，黄金和布也是法定的货币。战国末年，秦国制定的《金布律》是中国最早有关货币的法令。秦汉（前221～公元22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把秦的货币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秦亡后,汉承秦制。为使货币重量更适于交换，西汉政府将铜钱的重量由“半两”（十二铢）改为“五铢”。从此五铢钱制度一直延用至隋代(581～618)。南北朝(420～589) 这一时期，信用事业有所发展。中国古代的信用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最初的借款对象是实物。以后随着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货币借贷行为越来越多。在封建社会初期，放款者主要是官府、贵族以及大地主等，而借款者往往有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逃债非常困难。因此这一时期的借贷主要是信用放款，而且利息通常较高。战国时期，放款取息已是非常普通的事情。秦汉时还出现了专门靠放债取利的人，称“子钱家”。有些子钱家资本相当雄厚，甚至政府有时为筹措军费也要向他们借款。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兼办信用业务的机构——寺院。当时佛教盛行，寺院遍布各地。僧尼在政治、经济上都享有不少特权。寺院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而且经营大量土地,兼营放款业务。除了传统的信用放款外，还出现了典当业，即抵押放款。唐(618～907) 法定货币有铜钱和绢帛两种。绢帛以“匹”为单位,多用于大额的交易。唐代废五铢钱,铜钱不再以重量为名，而改称“通宝”、“元宝”，发展为比量名钱体系更高一级的铸币形式。唐代货币经济有较大发展。但在流通领域中，铸币短缺一直是突出问题。因各地禁铜钱出境且铜钱较重,商人携带极不方便。唐宪宗时产生了“飞钱”，即商人在京师卖出货物后，把货款交付给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并从其处取得票券,回到地方后凭票取款。这种飞钱又称“便换”，是中国最早的汇兑方式。随着商业的繁荣，对外贸易的发达，在唐京城长安的西市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西市是长安最繁华的市场，面积约1平方公里,遍布各种店铺和作坊，其中有许多商铺经营信用业务,如柜坊、寄附铺收受存款,保管财物；金银店兼营兑换以及生金银的买卖；质库经营抵押放款。金融市场的初步形成以及汇兑事业的产生是唐代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标志。宋(960～1279) 货币经济的发展在货币形态上表现为白银的货币性加强和纸币的出现。汉代以前贵金属金、银都曾为货币,秦汉时期黄金是法定货币。汉代以后,由于货币经济一度衰退，贵金属失去法定货币的地位。唐末出现贵金属复入流通的趋势。宋代贵金属白银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绢帛一类的实物货币则逐渐失去其货币资格。纸币最早出现于10世纪末的四川，当时称作“交子”，开始时是由民间的富商发行，1023年后政府垄断了交子的发行权。宋代钱币的铸行量大大超过唐代，但在货币流通领域中却出现混乱和地区割据的局面。宋代铸币的种类很多，面值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数种；币材可分为铜钱、铁钱、夹锡钱。北宋(960～1127)时期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辽也铸造自己的货币。中原地区的宋王朝则有些地方使用铜钱，有些地方流通铁钱，还有些地方兼行铜铁钱。南宋(1127～1279)时占据中原北部的金国也铸造发行自己的货币。元(1271～1368) 结束了宋代货币流通分散混乱的局面，货币又趋统一。元代的货币以纸币为主，最初的纸币是可用白银兑现的信用兑换券，后逐渐发展为不兑现纸币。元代纸币不再以宋代“缗”、“文”等铜钱的单位为价值尺度，而以白银为价值尺度。元代的纸币制度已相当完善。1287年，元政府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是中国最早、最完备的币制条例。宋元时期的信用事业较之以前并没有过多的发展，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仍是传统的高利贷信用。民间的信用机构主要是当铺。当铺在宋时称“解库”、“ 质库”,寺庙经营的称“长生库”, 元代时称“解典库”或“解库”。元代当铺除抵押放款外，有时还经营信用放款。除了私入开当铺外，官方也开始建立经营典当业的机构。如金政府曾设质典库,又称“流泉”,元政府设立公典，称“广惠库”。宋代以后,货币种类增多,因而兑换业发展。当时经营兑换业的有“金银铺”、“银铺”。宋代的“交引铺”除经营各种兑换外，还买卖各种钞引。汇兑业务随着纸币的流行而逐渐衰落。明清(1368～1911) 明代货币有纸币、铜钱和白银。明前期主要用纸币，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清代(1616～1911)银、钱兼行。铜钱仿照明朝的制钱制度，由国家统一铸造发行，银锭则许民间自由铸造，因此各地的铸银在重量、成色上有不少差异，种类繁多。明清时期，金融业有显著发展，尤其是典当业日趋发达，当铺遍布各地。据统计，1644年全国有当铺两万多家，1744年时北京有当铺六七百家。有的当铺资本额高达数万两或十几万两。经营典当业的主要是商人，此外还有地主、官僚，甚至政府也投资设当铺，称为“官当”。当铺的业务除放款外，还接受存款，兼营兑换等。明清时期还出现钱庄、银号、票号等新的金融机构。钱庄起源于明中叶,最初规模较小,主要从事兑换业。明末，钱庄逐渐发展成为从事经营接近近代金融业务的机构,除兑换铜钱、金银外,还兼营放款、存款等业务。银号最早出现于清初，经营业务与钱庄类似。钱庄、银号还发行钱票和银票，可以用来兑换铜钱和白银。随着钱庄、银号在全国普遍设立，清乾隆年间以后，银钱票的流通非常广泛。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因经营者主要是山西人，又称“山西票庄”，起初只为商人办理汇款，后又兼办政府和官吏的公款汇兑和存、放款业务。除了民间自办的各种机构外，清政府也设立了官方的金融机构“官银钱号”，从事各项金融业务。
国民经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多维度的整体,涉及到一个国家所有的经济利益群体,意义重大,因此需要通过国民经济统计来反映其总体状况和发展趋势。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国民经济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国民经济学论文 范文 一：国民经济管理论文
第1章 前言
长期而言，我国的产业结构域经济正常之间具有共同的随机变动趋势。因此，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控制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在中国是有效的。
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及需要重组是一个老话题。应该肯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业已有所调整。例如，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外贸结构中初级产品比例有所调整;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中国加入WTO，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十分复杂的话题，需要做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及基础工作。
第2章 我国三大产业结构现状
2.1产业结构的现状
产业结构，指的是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和每个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对比关系，亦称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它是通过产业之间的关系有机结合，在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所谓产业优化升级，其含义一是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或在相关政府政策引导下，一国的产业结构演变呈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并优化完善的过程，即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的过程。二是指产业个体向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发展的过程，即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演变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为适应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发展的大局和趋势,我国坚持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着力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2010年国内生初步核实数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401202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32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10.4%，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0534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37亿元，增长速度为4.3%，与初步核算速度相同。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87581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1100亿元，增长速度为12.4%，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73087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2082亿元，增长速度为9.6%，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1个百分点。按初步核实数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占10.1%，第二产业占46.8%，第三产业占43.1%。
近年来，我国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其中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可见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第三产业需继续大力发展。总体上目前我国的三大产业结构较为合理,逐步改变了各个产业之间的相对比重和技术关联,提高了产业结构的整体效率,优化了产业结构。
2.2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2.2.1农业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经过不断调整形成了较好的格局。但是,目前的农业产业结构仍存在不少的问题。
(1)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有些地区的矛盾还比较尖锐。例如华北、西北等地区缺水较为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2)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尚不优化,农产品优质率较低。我国的牛、羊、猪等肉类产品、苹果、梨等水果产品、花卉产品,以及水产品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但面临着品种不优、质量不高的困扰。
(3)农产品加工业尚处在初级阶段,保鲜、包装、贮运、销售体系发展滞后,初级产品与加工品比例不协调。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大都在2:1以上,而我国只有0.43∶1,与国外相比差距比较大。
(4)农产品区域布局不合理,各地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地区比较优势,未能形成有鲜明特色的农产品区域布局结构。
2.2.2第二产业存在的问题
第二产业总量扩张明显,但生产结构不够合理,结构升级较慢,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1)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产业升级面临困难。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批量化生产的成本优势使我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我国的比较优势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的,这导致行业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的非核心部件制造和劳动密集的装配环节中,产品的附加值难以提高。
在总出口额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同样超过了50%。这表明,即使是本土企业,也严重依赖外国企业的订单,而不是依靠自主研发和自有产品来开拓国际市场。这种对订单的依赖是中国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又一明证。而一旦国外市场出现疲软,这种模式就难以为继。此次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产业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差。目前,我国制造业总量规模占全球的6%,而研发投入仅占0.3%,研发投入严重匮乏,产业共性技术研究队伍出现严重萎缩。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差,导致对国外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高度依赖,企业无法在品质、创新等差异化竞争中取得优势,只能靠低成本维持收益。这正是我国的企业在彩电、空调、手机等诸多领域都深陷价格战泥潭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
2.2.3第三产业存在的问题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内部结构需进一步调整完善。我国第三产业增长非常快,在就业中已经发挥了主 渠道 的作用,但存在总量偏小和行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发展水平滞后。从总量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在70%左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50%左右,而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长期徘徊在30%～40%之间。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我国的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占40%以上;邮电通讯、金融 保险 等基础性服务业以及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比重仍然不高,发育仍然不足。
2.3产业结构存在问题原因
2.3.1由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农业剩余劳动力自非农产业的转移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同对资本、技术，以及其他新兴资源相对短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别的国家相比明显较小。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极其庞大，向城市转移又遇到各种障碍和限制的情况下，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多地采取了就地转移的 方法 ，走出了一条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但由于这种“农村工业化”并没有与农村的城市化相结合起来，加上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从而导致他们的消费水平低，服务业发展受到当地需求的限制，而工业生产能够从城市市场为依托，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大多数向农村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转移，而第三产业没有得到相应的较快发展。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工业的超高速增长推动的，而工业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乡镇工业的超高速增长，乡镇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85年为17.7%，1990年上升为29.7%，1995年进一步上升到42.5%，但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对第三产业增长的作用较小，这主要是由于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自第二产业的高度倾斜所导致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国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偏差。
另一方面，农村中资本、技术，以及 管理知识 、人才、信息等资源的短缺更加突出，技术更新和技术进步远远跟不上农村工业扩张的速度，工业结构的升级相当缓慢。而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其结构升级的进程相应受到影响。由于乡镇企业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其产业结构状况越来越突出 影响到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
2.3.2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与改革前片面强调工业化所留下的滞后影响有很大关系，这种影响在改革以来的二十多年中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首先中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特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和人口数目巨大使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1952年开始工业化时我国的人均GDP只有119元人民币，在改革前的二十多年中，我国的工业化一直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大幅推进的，工业产值的比重上升几乎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动失去了联系，1978年时人均GDP只为379元人民币，明显低于钱纳里等人关于人均收入水平与工业化变动关系的“一般模式”中作为工业化起点的人均收入水平而这一年中我国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为94.3%，与1952年的7.6%相比上升了26.7%个百分点。这种工业比重提高与人均收入水平上升相分离的特殊现象，所带来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其次我国是在市场化落后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市场化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较高，随着工业化阶段的前进，市场化继续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以低于工业化率的速度继续上升。而我国在工业化起点时市场化程度和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特别是在工业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市场化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没有逐步提高，市场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状况，导致了改革初期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比重偏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结构性偏差。在改革后，八十年代城市第三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没有根本性地改变第三产业的状况，而九十年代以来，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增长结构倾斜的影响下，又趋于加深。 最后，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脱离。由于我国的工业化是在在计划经济时期打下基础的，计划推动的工业化，与市场推动的工业化的不同特点，是产业结构的变动与需求结构的变动相分离。人为因素导致了片面性，并阻碍了工业化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形成和作用，改革前的工业化主要是一种城市的工业化，但只有少数的农民被有计划地安排“农转非”而到城市就业，其余的大量农村人口被排除在计划之外而继续滞留在农村，结果在迅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化的进展很慢，农村人口的比重依然很高，工业产值比重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农业的就业比重仍居高不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出去，这种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大改变，城市化的滞后，给我国的产业结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主要是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大了产业结构的偏差，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与城市化相联系的，只有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张才能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较为广阔空间。
第3章 当前国内外新形势的挑战及演进方向
3.1国际环境的挑战
尽管我国产业结构对比改革开放之前有着质的飞跃，我们的产业结构在内外环境的双重影响下，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从国际环境来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当前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均已经陷入衰退，有些国家仅有一些复苏的迹象，世界银行等机构仍然降低了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期。
同时，中国对外出口有效需求下降，国外外商投资不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大幅下滑，导致企业业务持续萎缩，尽量减少新增投资。可见经济危机也是一次优胜劣汰的过程，一些旧产业、旧技术不得不退出战场，采用新产业、新技术是必然选择，部分企业利用这一国际形势的机遇，进行产业升级，而此时产业升级的难度与风险都大大增加。
中国对外贸易量的持续扩大、贸易摩擦增加以及货币快速升值等因素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变得越来越困难，欧美日等经济的衰退也给我国产品的出口蒙上了阴影，因此过度依赖外需暴露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脆弱性，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不稳定性。
3.2国内环境的挑战
除了外部世界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外，中国产业的发展困境也有内部因素的制约，中国经济在经过30 年的高速发展后，正逐步进入经济转型期。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虽然使得资本与劳动的比重有所改善，但中国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低水平生产能力的扩张，即在生产能力迅速增长的同时，软实力上升速度相对滞后，部分技术将必须继续依附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不能得到提高，难以形成自己的自主创新产品，即便是企业加强研发投入，目前我们综合水平的设计开发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并还处于较低位置;同时中国企业高层跨国人才缺乏，海外拓展人员水平较弱，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没有相应扩大。
当前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特点仍然是普通劳动力相对丰富而高端人才紧缺，且信息技术等资本也相对稀缺，长期依赖低廉生产要素成本优势的中国产品逐步丧失其竞争力，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和比较优势的演化，中国产业发展必须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进行转型，这种转型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与全球经济放缓双重作用，使得中国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产业是否能够抓住历史机遇，选择正确的升级路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是现今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3三大产业演进的方向
对三次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总体判断是,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期阶段可能将持续到2020年之后。 一、 二、 三大产业中, 以第二产业为主的格局不大可能在 2020 年前发生变化。“ 十一五” 到 2020 年, 第一产业收入比重将持续下降; 第二产业比重在“ 十一五” 期间还有可能上升, 在 2010年前后达到顶点后, 有可能开始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在“ 十一五” 期间基本稳定, 2010 年之后可能出现明显增加。
1.农业基础地位不变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持续下降,但其重要性和基础地位不会改变。传统农业中, 种植 业比重将下降,渔业、畜牧业的贡献将会增加。在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的比例会缓慢下降,经济作物、瓜菜作物和其他作物的比重将会上升。
2.工业内部结构调整
(1)重工业化阶段不可逾越,霍夫曼法则表明,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出现重工业化趋势,是许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规律。根据国际 经验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攀升的时期,居民消费结构随之持续升级,即从吃饱穿暖、有耐用消费品可用、有屋可住,向吃好穿好、改善居住条件、提高耐用消费品质量、扩大服务消费转变。与之对应的是,汽车、住宅、建材、通信等行业将会有长足的发展,从而带动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重化工业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快速发展,重化工业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2)信息产业将成为我国未来的主导产业。据统计,1985-2003年,世界高技术产业出口年增长14.3%,比中低技术和低技术产业出口年增长速度高5～6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正在逐步替代传统产业变为主导制造业的部门。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IT产品消费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当今世界参与信息产业制造业国际分工最多的国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集中了大量发展信息产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同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是我国的IT产业制造业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我国通过参与IT产业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既能实现充分就业,也能获得较高的比较利益,通过不间断的“干中学”和“用中学”,将逐渐积累起强大的IT产业技术开发能力 。信息产业应该而且也能够成为我国未来的主导产业。
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国民经济统计分析论文
摘 要
消费需求作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总需求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进而对总需求政策的制定也有明显的影响，它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本文 首先建立模型，利用SPSS软件，研究了影响国民消费的因素，并对模型的分析结果进行了经济意义检验，以及统计推断检验。最后得出居民的收入水平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是最显著的，其他因素则次之。通过对消费支出用途结构的分析，了解到居民的生活水平消费支出结构上的变化趋势，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都随时间变化而下降，这表明了我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对比分析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进出口需求这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得出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明显大于净出口， 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而消费需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国民消费，消费结构，消费需求
一、研究国民消费的意义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社会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消费需求作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总需求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进而对总需求政策的制定也有明显的影响，它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
现阶段，我国有条件也有必要依靠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首先，我国处于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阶段，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为拉动需求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我国居民生存型消费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并正向发展型消费需求升级过渡，但产业产品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及消费政策和观念等严重滞后于消费结构升级变化的需求，既导致了消费需求的缩减，也给社会生产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
关于如何扩大国内需求方面，中央经济会议曾指出增加居民消费是重点。从理论角度讲，消费需求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消费结构上，要增加居民消费，就要从研究居民消费结构入手，只有了解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掌握消费需求的 热点 和发展方向，才能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消费者合理扩大消费，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相协调，才能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二、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分析
(一) 模型建立与求解
居民消费水平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水平，消费价格指数以及恩格尔系数。下表给出了从1991年到2010 年消费水平的相关数据。基于表1和表2的数据，分别建立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关于其三个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二)模型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 根据回归结果:城镇：y?4672.999?0.736x1?5.937x2?52.900x3 农村：y?470.486?0.721x1?1.793x2?8.827x3，得知，其中x1前面的系数0.736与0.721分别表示在城镇(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不变的条件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元,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绝对数平均增加0.736元(0.721元),与理论中描述的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对居民消费水平变化有明显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水平增长的重要原因这个结论是一致的。
2.统计推断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
由上面分析数据知两个模型的决定系数R分别为0.994、0.998，调整的决定系数为0.992、0.998，可见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效果非常好，解释变量能对被解释变量99.4% 99.8%的离差做出解释。
(2)方程显著性检验—F检验
给定显著性水平?=0.05，由表中可以看出F=823.034(3195.1)，查F分布表中自由度分别为k=3，n?k?1?4的临界值2F?3,4??6.59 ，由于0.05
F>F0.05?3,4?,所以认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Y对x1, x2, x3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式是显著的，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
(3)变量显著性检验—t检验给定的显著性水平?=0.05，查t分布表得出自由度为4的临界值t?4?=2.776，由于回归分析表中： 0.025
城镇： t1?25.622,t2??0.371,t3??1.956
农村： t1?37.832,t2?0.812,t3??1.838 由检验可知，城镇t1?2.776是显著的，而t2?2.776,t3?2.776都是不显著国民经济统计分析论文的，农村t1?2.776，t2?2.776，t3?2.776也是不显著的，即可以认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居民恩格尔系数对居民消费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在建立模型时，可以不作为解释变量引进模型。而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
结论
通过对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分析，得出居民的收入水平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是最显著的，其他因素则次之。通过对消费支出用途结构的分析，了解到居民的生活水平消费支出结构上，生存型消费所占的比重会出现下降的趋势，而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所占的比重会呈现上升的趋势。对恩格尔系数分析得出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都随时间变化而下降，这表明了我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比分析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进出口需求这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得出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明显大于净出口，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而消费需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必须从思想上彻底摒弃“投资至上”的观念，牢固树立“消费第一”的思想。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和动力，才能不断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李宝瑜.《国民经济统计分析》[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2]徐小飞、龚德恩、吴成业.《关于生产函数的新思考-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3]潘文卿、李子奈、张伟.《21 世纪前20 时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
控制人口数量，稳定就业形势，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的基本条件，也是我国深化改革，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根本性任务。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关键时期，如何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创造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是一个涉及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重大基础性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三个领域的问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始终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人口过多是我国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造成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挑战。劳动适龄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就业形势严峻，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又进一步加大了社会保障的支付压力，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不但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而且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结构的加快调整。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长期面对的重大难点问题。因此，要以人口问题为出发点，从宏观调控的角度对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统筹规划，继续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进一步改善就业结构，扩大就业空间，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重点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基本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保障需求。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是社会的“安全网”，也是经济的调节器。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保障已有120多年的发展历史，历经多次世界经济大萧条而日益完善，显示出其在调节收入分配、纾解社会矛盾、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强大功能。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条件下，社会保障不仅是消除民众恐惧、安定人心的重要保证，而且对于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复苏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责。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从零起步的。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保障框架体系已初步建立：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基本建立并逐步完善，以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各项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保障水平稳步提高。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进一步加快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2003年开始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同年国务院颁布《工伤保险条例》；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全国普遍实现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2007年开始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9年在全国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出台重点针对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标志着我们正在实现从传统的家庭保障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保障，到今天社会保障的历史性跨越。 但总体上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主要问题是：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村地区严重滞后；一些基本保障制度覆盖面比较窄，基金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不高。尤其是农民、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城市无业人员和城乡残疾人等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都要求我们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党的十七大对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作出全面部署，提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到2020年，实现“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目标。这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总体规划和部署。实现这一目标，关乎国运、惠及全民，造福当代、泽被子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做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工作，要重点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方针。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有大有小、保障水平有高有低，这与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有关，也与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有关。但就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保障项目而言，却是大同小异的。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总结出12个字，即“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也可以说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方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浩大的民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 第二，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加快覆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各类劳动者。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注意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完善制度，努力加快扩大覆盖面。改革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到应保尽保，并稳步提高保障标准。加快制度整合，逐步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和城乡衔接。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社会保障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个人终身社会保障号，并尽快实现全国联网。 第三，加大社会保障投入。要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稳步增加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性社会保障投入要重点向农民、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城市无业人员和城乡残疾人等特殊困难人群倾斜。社会保障投入是用人单位、职工和政府的共同责任，要合理划分三方责任，形成科学的分担机制。要加快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强基金征缴，增加缴费收入，强化基金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