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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首例在腹腔镜下施行胆囊切除术之后,胆道外科技术经历了革命性的改变。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传统外科手术方法被腹腔镜外科所取代。然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并非平安无事。当前,由于影像学技术的发展,例如对肝内、外胆道的虚拟现实、三维重建等,可以有助于对复杂胆道外科问题如肝内胆管结石和其他肝内病变的手术前评估和手术设计。约占原发性肝癌5%～10%的肝内胆管癌由于其与肝细胞癌有不同的病理-生物学特点,故在治疗措施选择上应得到特殊的关注,一般应该施行广泛的肝切除手术而不是局部切除或消融。关于肝门部胆管癌的治疗,扩大的肝切除术可以改进早期的、无淋巴结转移病变治疗结果。当前,在微创外科时代,许多传统的外科手术将在微创外科理念下重新受到检验。
机器人微创手术不仅具有传统微创手术创口小、疼痛轻、出血少及术后恢复快等优点，同时也解决了传统微创手术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基于主从控制的手术方式能够减轻医生手术时的疲劳，并解决传统微创手术中存在的“筷子效应”问题；机器人能够实现更为复杂精细的手术操作，可以极大地拓展医生的手术能力。正是由于这些无可比拟的优势，机器人微创外科手术已经得到了外科手术领域的广泛认可，国内外众多医疗机构都对微创外科手术机器人表现出极大的使用欲望，研制和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微创外科机器人系统不但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同时也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这是本文开展微创外科手术机器人系统研制工作的目的及意义所在。通过对微创外科手术操作环境进行分析，提出了微创外科手术对机器人机构设计的基本要求，并在此基础上研制出了由手术机械臂系统及手术微器械组成的机器人执行系统。为了满足微创手术所需的术中空间不变点，本文对复合平行四边形机构进行改进，研制出一种基于钢带传动的新型平行四边形远心点运动机构，并将该机构用于本文的机械臂机构设计中。此外，本文还研制出一种采用钢丝驱动的单自由度关节，并将该关节用于手术微器械的腕部机构设计中。实际的微器械腕部运动测试表明该单元关节具有较好的运动灵活性，完全能够满足微创手术微器械腕部机构设计要求。为了满足微创手术对机械臂术中运动灵活性的要求，采用机械臂雅可比矩阵的奇异值构造了基于条件数和可操作度的综合灵巧度评价指标，并建立了基于该综合评价指标的机械臂灵巧度优化模型。通过采用序列二次规划算法对该优化问题进行求解，实现了对机械臂术中运动灵巧度的优化，优化结果表明机械臂在其工作空间内具有良好的各向同性及可操作度，能够满足微创手术对其运动灵活性的要求。此外，本文采用摆位机构的封闭逆解方程对梯度投影算法进行改进，并采用改进的梯度投影算法对机器人执行系统进行了术前摆位规划；双器械机械臂在动物胆囊摘除手术中的实际操作性能表明该术前规划方法对机器人系统的术前摆位具有较好的指导性作用。针对所研制的微创外科手术机器人系统，提出了一种基于位姿分离的主从控制算法，该主从控制算法通过实现主从运动映射中的位置和姿态分离，将手术机械臂系统中的6自由度串联机构逆解问题简化为两个3自由度串联机构的逆解问题，极大地降低了机械臂系统的逆解求解难度。同时，本文采用该主从控制算法实现了基于主手位置增量的主从轨迹跟踪控制，并成功解决了手术过程中的主从一致性问题、主从二次映射问题以及轨迹跟踪过程中的位置指令平滑处理问题。此外，本文提出了基于器械末端位置不变的腕部姿态细分算法，该算法可实现术中手术器械的快速安全更换。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对所研制的手术机器人进行系统集成，并对机械臂系统中的远心点机构进行标定测试，测试数据表明该机构能够满足微创手术对远心点空间位置稳定性的要求。同时，本文通过采集手术过程中的实际数据对提出的主从控制算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该主从控制算法能够较好的实现机器人系统的主从轨迹跟踪控制。最后，本文通过实际的动物胆囊摘除手术对所研制的手术机器人整体操作性能进行验证，手术结果表明该机器人系统具有较好的术中操作性能，并基本具备开展临床手术的能力。[1] 谢碧云,赵京. 基于条件数约束的方向可操作度[J]. 机械工程学报. 2010(23)[2] 谢宗武,孙奎,刘宏. 扩展雅克比方法的冗余度机器人逆运动学应用[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2009(05)[3] 潘博,付宜利,杨宗鹏,王树国. 面向冗余机器人实时控制的逆运动学求解有效方法[J]. 控制与决策. 2009(02)[4] 冯美,付宜利,潘博,朴明波. 腹腔微创手术机器人末端执行机构的设计和实现[J]. 机器人. 2009(01)[5] 孙立宁,张剑,杜志江. 一种基于图像导航的骨外科手术机器人系统[J]. 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 2006(02)[6] 王树新,丁杰男,贠今天,李群智,韩保平. 显微外科手术机器人——“妙手”系统的研究[J]. 机器人. 2006(02)[7] 岳龙旺,许天春,贠今天. “妙手”系统机械结构设计与优化[J]. 机器人. 2006(02)[8] 付西光,颜国正. 7-DOF核工业机器人的轨迹规划与仿真[J]. 系统仿真学报. 2005(08)[9] 祖迪,吴镇炜,谈大龙. 一种冗余机器人逆运动学求解的有效方法[J]. 机械工程学报. 2005(06)[10] 管荣祥,张恒,王胜. 机器人辅助下的腹腔镜手术[J]. 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 2004(03)
在美剧、日剧里常出现，结合 AI 和机械手臂协助医师进行手术的「达文西手术系统」，不仅视野广、术后伤口小，稳定性也极高，可避免医师手抖的问题，减轻负担，但这套系统真的万无一失吗?
像无人机这样有类似导航功能的高科技设备，目前在医院里也有，同时结合了聪明的 AI 和机械手臂，协助医师进行手术，它就是鼎鼎大名的「达文西手术系统」。
这几年来台湾各大医学中心纷纷购置达文西机械手臂，密度应该是世界数一数二。主打的优点是术后伤口小、复原快，缺点是价格昂贵。
达文西手术的特点是用电脑系统导航，透过聪明的人工智慧电脑程式为执刀医师建立更为清晰的 3D 地图，并协助机械手臂定位，在狭窄的体腔内依然可以活动自如，完成复杂的外科手术，因此在妇产科、泌尿科的应用最广，近年来在一般外科、耳鼻喉科也逐渐广泛应用，特别是一些微创手术，例如摄护腺相关手术，摄护腺癌根除术等。
多年来微创手术已取代过去大部分的开腹手术，成为现今国内的主流手术方式。顾名思义，微创手术就是利用内视镜器械取代医师的手，在造成最小伤口的前提下，达到手术效果，不仅减轻术后疼痛、恢复时间短，甚至在外观上，也可以缩小手术留下的疤痕。微创手术中最出名的便是达文西手术，以先进的腹腔镜手术，并用电脑系统操控机械手臂及器械，取代一般的内视镜手术器械。
达文西手术系统最特别的是主刀医师在手术时，不须和手术团队及患者一起待在手术房，而是坐在数公尺外的远端控制舱，就像是操作无人机的「飞手」，操作电脑系统让机械手臂进行手术。因为机械手臂的稳定性高，不仅可以避免操刀医师手抖的问题，又可减轻手术医师负担，降低疲劳度，另外加上透过 AI 技术建立清晰数十倍的 3D 立体视野，层层的组织能被看得更清楚，增加手术精准度。
除此以外，电脑操控的手术器械宛如外科医师手腕般灵巧，可在腹腔内随心所欲的进行缝合，或精准地剥离组织及血管等，一般内视镜器械在狭窄的体腔内会受到很多限制，然而灵巧的达文西手臂器械几乎可以克服这些限制；例如摘除子宫肌瘤的手术，过去需要一至两小时，若使用达文西手臂，熟悉操作的医师号称只需要十余分钟的时间，即可完成精密的手术。
说到这里，读者难免会猜想达文西手术系统是否在未来将取代医师替病患动手术？事实上，这套系统在医疗用途上的主要功能是一种辅助医师动手术的工具，而非取代医师。从上文的说明中，可以了解到具备机器手臂的 AI 系统，只是增强了外科医师的能力，减少手术中一些人为因素造成的预后问题;就像现在一般飞机都具有自动驾驶的功能，但关键的降落、起飞，往往还是需要倚靠机师的专业与经验才能确保真正的安全。
但机器人并非完美，手术机器人甚至有一些相当明显的缺点，例如没有触觉，医师无法感知到患者皮肤的触感、脉动;另外由机器手臂替代医师操刀，可能会增加躺在病床上患者的紧张程度;还有手术医护人员团队需要更多专业的培训等。美国新闻媒体几年前甚至专文报导达文西手术，用的耸动标题是 ─ 「你准备好让那一只毫不犹豫且不会颤抖的机器手臂替你开刀了吗？」
没有手术是零风险的。虽然美国 FDA 核准达文西机械手臂手术已近二十年了，单在全美的医院一年就进行将近六十万次的达文西机械手臂手术，就有医师承认其实是在经历上百场手术后，才真正适应了机械手臂操作，这也暗示了没有真正熟悉机器手臂，但正在使用达文西手术系统进行手术的医生并不在少数。外科手术中的各种术式本身就有学习曲线，外科医师操作机械手臂的技术本身具有一定难度，理应存在更复杂的学习曲线。若是医生未进行充足的培训就操作机器手臂进行手术，可能会增加术后并发症的机率。
美国 FDA 在 2015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自 2000 年至 2013 年间，使用达文西机器人手术意外失败而死亡的患者已超过百人。此外，根据美国、英国等几个大型研究发表在 JAMA（美国医学会杂志）的报告也显示，虽有一些小型研究认为微创手术优于开腹手术，但机器人微创手术对于治疗大肠癌的五年存活率，与传统开腹手术并无明显差异，听起来是有一些讽刺。
至于在亚洲的医疗市场，机械手臂手术在医疗上则有不同的风貌， 如日本、中国、南韩、新加坡以及泰国等以机械手臂发展为主的国家，在 *** 的支持下，不仅不断大量自国外购买机械手臂导入医院及研究中心，同时也结合自有技术，发展更广之应用。根据 IDC Health Insights 的报导， 2019 年在亚太地区，不含日本在内，医疗机构在机械手臂手术上的花费大约是 37 亿美元，但是预测在 2022 年前将会增加一倍；该报导也对研发达文西机械手臂的位于加州 Intuitive Surgical 公司做过财务分析，预测该公司在 2025 年的市值约在 150 亿美元。
这些亚洲国家在发展 AI 系统搭载机械手臂的医疗手术上，采取的策略不尽相同，以中国为例，迄今进行达文西机械手臂手术约在六万次左右，但是在过去两年已经有三十家各式医疗上、中、下游的本土厂商正在进行并购及整合，预测应会有至少两家胜出，并以自有品牌进入大陆之国内市场;至于在病患实测上，目前仅在少量的数十家地区军医院中进行测试。日本 *** 则是支持并结合五家大学之医学中心，发展下一代的手术用精密控制机械手臂。至于新加坡与南韩，则大部分以 AI 电 脑系统结合机械手臂相关产业之新创公司为主，包括韩国汽车大厂现代重工也有大量投资，其中以机械手臂及高阶影像设备制造为主。从这些市场的趋势可以看出，亚太地区国家在医疗市场上推动 AI 机械手臂手术设备有其目标，基本上是以抢进市场里小型且低价位医疗手术设备制造之缺口，伺机与美国大厂合作或是被并购。
※ 内容授权自《从AI到智慧医疗》，作者为蒋荣先，商周出版。
姓名：李逊职务：主任医师职称：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详细介绍：1995年广州市优秀专家，1998年广东省有突出贡献专家，2006年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广州医学院港湾医院院长、微创外科主任，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海印分院微创外科中心资深专家。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全国委员、腔内泌尿外科学组委员，广东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微创外科学会常委、泌尿外科学组组长，广州市医学会常务理事、泌尿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担任《中华泌尿外科杂志》、《中国微创外科杂志》、《临床泌尿外科杂志》、《现代泌尿外科杂志》、《现代临床医学生物工程学杂志》、《广州医学院学报》编委。 2006年获国内腔内泌尿外科最高荣誉奖“金膀胱镜奖”、第十六届 “恩德思”国际内镜奖—泌尿外科奖，多次获国家、省部级、市级科技成果奖。主编《微创泌尿外科学》，参与编写《泌尿外科手术学》、《泌尿系结石》、《泌尿外科内镜诊断治疗学》、《泌尿外科手术并发症预防和处理》、《泌尿外科医师进修必读》、《中国泌尿系结石诊治指南》等书，近五年共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2012年入选《中国名医百强榜》名单。主要论文著作情况：自1984年起从事泌尿外科及腔内、微创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及推广应用，包括经皮肾镜取石、输尿管镜取石、前列腺微创手术（TURP、针刺消融术、钬激光前列腺剜除、绿激光前列腺汽化）及泌尿腹腔镜手术等。在大量临床实践中，总结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尿石症现代治疗方法；完成经皮肾镜、输尿管镜手术1万多例，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完成该项手术最多的医生之一；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微创经皮肾取石术”，手术效果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2006年代表我国泌尿学界出席了美国泌尿外科年会以及世界腔内泌尿外科会议，并在大会上介绍了其创立的中国微创经皮肾取石术的方法及经验，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充分肯定，使该技术在国内外得到逐步推广，被境外同行命名为“Chinese MPCNL”，提高了我国泌尿外科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微创经皮肾取石术治疗上尿路结石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荣获2006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在国内最早开展腔内技术治疗输尿管狭窄及闭锁，治疗的病例达700余例次，总有效率80%以上。主持和参与研发“李逊微创肾镜”（德国RICHARD WOLF公司生产）、“MCC腔道窥镜灌注泵”、“APL气压弹道碎石器”和“可X光显影硅橡胶单腔引流管”等系列手术器械设备，为微创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获奖情况：积极推广腔内泌尿外科技术的临床应用。其主持的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窥镜外科技术治疗泌尿外科疾病》以及2004年与北京大学泌尿外科医师培训学院合作成立了北京大学泌尿外科医师培训学院腔镜培训中心，主要负责全国泌尿外科医师腔镜培训工作，十多年来已先后已举办十六期全国腔内泌尿外科技术研修班，培养专科医师超过1400余人次，学员遍及全国及港、澳、台、尼泊尔等地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腔内泌尿外科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使该项技术在国内大部分地区得到广泛应用，从而使尿结石病人可免受开刀手术之苦，改变了中国上尿路结石的治疗现状。 职务：主任医师详细介绍：毕业于广东医学院医疗系。现任广州医学院港湾医院院长助理，大外科主任。广东省老教授协会医学专家委员会泌尿外科研究会委员，美国泌尿外科学会（AUA）会员。从事外科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20多年，对外科疾病的诊治有丰富的经验，专长于泌尿系统和男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及手术，擅长运用电视内窥镜下手术微创治疗泌尿系统结石、狭窄畸形及肿瘤、前列腺增生症。近几年来，发表国家级省级医学论文10多篇，获市级科技进步奖三项。 职务：副主任医师详细介绍：泌尿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腔内泌尿外科学硕士，广东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结石学组委员兼秘书，广州市医学会泌尿外科学会委员。1994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2004年广州医学院外科学硕士毕业。长期从事泌尿外科临床工作，熟练掌握泌尿外科各种常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治，尤其在微创技术治疗尿石症、泌尿系狭窄及前列腺疾病方面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独立完成微创经皮肾取石术、输尿管镜技术两千余例次，并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病例随访资料，主持和参与省级以上科研课题3项，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职务：副主任医师详细介绍：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系，从事外科临床工作20余年，曾在北京友谊医院和广东省人民医院进修。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治疗前列腺增生，复杂尿路结石，泌尿系肿瘤，男科疾病，发表论文10篇。
礼俗文化再研究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这个网站很多的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编辑：studa20Ads by Google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漫谈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by 南野藏马前几日在书房，兴之所致，随手拎起了一本四书，翻到到第一面，念了两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便发现自己意兴阑珊，随手又把它扔到了书橱里，拿起本日本漫画，有滋有味地啃到最后。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感叹中国当代青少年（主要是指80年代和90年代）对于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反省自己前日所为，不禁感到惭愧，一向标榜热爱传统文化的我自己不也正慢慢放、弃这些中国骄傲么？时逢国庆，单位邀请我们新行员写一篇关于爱国主义的文章。我便想，是用华丽的辞藻去堆砌一篇空洞的文章来感叹祖国多么秀美多么壮丽的河山，还是切实关注一下我们正在慢慢遗失的民族骄傲呢？台湾忠信工商学校的校长高震东在内地演讲时说，“什么是爱国？哪里是爱国？什么都是爱国，哪里都是爱国！”爱国是微小却又具体的。我们身在中国，有时却茫然不知自己国家有什么，是什么。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是我们过于注意别人的东西？爱国其实很简单，最基本的是要了解和爱我们的传统文化。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历经千年，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创造发展起来的。她几经建构-解构-再建构，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慢慢沉淀而成。她是千百年来国人对文化的希望，是国人对文化思想的反思。当我们今日面临着随资讯发达的电子时代而如洪水般涌来的西方文化时，还有多少人可以坚持那涓涓的细水长流？我们的81年代后、90年代的孩子们心目中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我想不会是女子十二乐坊穿着性感的高叉旗袍在舞台上闹哄哄的演奏那所谓的传统民乐吧？还是认为鲁迅先生笔下那个满嘴“之乎者也”的孔乙己就是代表中国的古代文人？简练的讲，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诗、书、礼、易、春秋”。我用五经的名字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它刚好总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五个方面。“诗”，是指从最早的诗歌《诗经》开始到历朝历代的诗词歌赋、古乐。“书”，是指历代文人体现他们思想观点的专著，包含了古代文人的人生观，体现了古人的人文精神。“礼”，是指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礼法制度、思想、以及教育体制。“易”，并不单纯的是指《易经》，还包括了农业、医学、天文、地理、数学。而“春秋”便是特指从《尚书》到《春秋》、《史记》、《资治通鉴》等一系列的史学专著。中华传统文化涵盖范围之广，思想之博大精深，怎可以用现代那些伪民俗或是一个酸朽的孔乙己可以概括、代表的！如果80年代和90年代的孩子们是从周杰伦的《东风破》或是SHE的《长相思》里才开始接触体会到中国古典诗词之美是不是太迟了？自《诗三百》到《汉乐府》再到《全唐诗》、《全宋词》，还没包括屈原、班固的楚辞、汉赋，更没提到魏晋的“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浩瀚如海般的诗词国度，怎是一首《东风破》所能表达的？现在我们是否只停留在小学课本里教的“离离原上草”或是什么“二月春风似剪刀”的阶段，或是为了逗情人开心为她轻吟“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浓情蜜意？我们现在是否能从那些靡靡之音中感受到古人的潇洒不群、壮志豪情呢？是否知道古龙金庸小说里的“任侠之气”是指“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如粪土；兴之所致，与君痛饮三百杯”。而“侠之大者”是指“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身去，深藏功与名”呢？大概只会沉迷在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中了吧。没有了“花间一壶酒”、“共剪西窗烛”的烂漫情怀，没有了“誓扫匈奴不顾身”、“醉里挑灯看剑”的壮烈胸襟。没有这些古韵的滋养，我们的80年代和90年代难道只能在欧美的HIP-HOP、日本动漫、韩式的多袋阔脚裤中显示自己的潇洒不羁么？没有了任侠的少年轻狂，没有了温文的少年情怀，我们的青春还完整吗？还有多少人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来自孟子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天下的兴亡，不是匹夫之责，而是我的责任。有多少年轻人还会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大概只会装作很酷的说“我就是我，我喜欢，我可以。”他们只是整日埋首在《蜡笔小新》和《机器猫》中拒绝长大。还有多少人知道何为“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忍勇”？看多了吴宗宪的《我猜》和《周日八点档》，大概只会迷惘的说：哦，台北忠孝路的小吃很出名。多少人会觉得“香九龄，能温席”是一种孝心的表现，大概会觉得他好傻，干嘛用自己的身子暖席子呢，买台空调不就得了吗？还有谁会觉得“融七岁，能让梨”是一种中国式的谦逊礼让？孩子们自小接受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式教育，被沉沉的课内科外功课压得喘不过气。哪还会有人说，第一名我不要，给你吧！再不知何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了，更不用期望孩子们可以成为象曹子建、王摩诘那样的翩翩浊世佳公子了。孩子们现在学习琴棋书画的目的已大多为考试加分服务，哪还有“为君唱遍《红豆吟》”的情怀了。君不见上元灯节赏花灯，君不见端午赛舟挂香符，君不见盂兰盆会驱鬼傩，君不见重阳登高插茱萸。我们开始相信基督，相信有圣诞老人。我不知道谁是阿福，也好久没放过爷爷纸糊的风筝了。传统的节日在我们看来除了意味着能看到无聊的文艺晚会，多几天去哪里都是人满为患的假期以外，剩下的只有苍白。传统，从我们指缝滑过，轻轻流失。西元一九00年，梁启超写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今日，梁先生所期望的“希望、进取、日新、破格、好行乐、盛气、造世界”的少年气质在我们身上依稀可见，却再嗅不到中华之气息。纯粹的行乐主义、盛气，在没有文化底蕴的支持下显得那么的苍白和轻浮。我们应从何处寻觅正在遗失的传统文化。难道是在邻国日本的传统活动上发现：“咦，这个东西是从我们中国唐朝传过去的嘛！切~小日本~。”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反省，我们为何只有在别人那里欣赏到曾经的国粹。蓦然回顾，国已不国。常思将来，不忘过去。以千载文化积淀来充实自己而让我们走的更远，在座诸君难道不会心思神往？参考资料：提供参考！！！！！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论文摘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和为贵”的“和合”思想正是其中最具生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几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力，也是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思想源泉。“仁”的思想是当代重要的价值观。是重要的道德标准。 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从最初的学习普及转为对“中国道路”的思：索。我们要深入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血脉相连，也使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富有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 和合 仁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和实际活动的方式及其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由于人们生活实践的复杂多样，文化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层次。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就以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而闻名。其后，经过炎黄子孙长期的创造和积淀，中华文化愈丰富多姿、博大精深，其成就、其影响，举世罕见。 中国国土辽阔、地大物博，自周秦以来除个别分裂割据时期外，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一政治机构。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这一体系之中，既有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作为主体，也有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补充，相得益彰。在许多方面，中华民族的祖先曾非常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并加以改造，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独特的地理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也就对中国的发展和人文历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仅养育人的肉体，更滋养人的精神和灵魂。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地理因素，人文因素的综合结果。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注重道德修养。其中心环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必然结果。修身是立身之道，也是立国之道，主张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其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是实现人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及协调发展。孔子的儒家学说，确定以“仁”为核心，以“义”为价值准绳，以“礼”为行为规范的道德模式，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价值实现定位在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关爱和奉献上。这一传统的积极意义在于造就了无数个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些优秀道德规范在建设和谐文化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传统用文化包括好多的方面，以下介绍几个方面。首先介绍的是仁的思想，仁的思想是有古代的大教育加大思想家孔子提出的。使其思想的核心，他的思想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但在今天看来，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各个方面都长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仁者，爱人”，儒家思想首先强调家庭内部的和睦有序，强调家庭内部的父子兄弟的有序关系，这有其封建的等级思想，但也有尊老爱幼的含义，有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儒家思想还把家庭内部的感情交流推广到整个社会的人际交往，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与爱护。“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社会交往中，儒家思想强调换位思考，从别人的立场为对方考虑，这是人际交往的理想境界，是我们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 孔子的“仁”与“礼”是紧密联系的。“礼”是指统治制度，包括各种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抑制私心欲念，遵守社会制度秩序，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些特性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会出现一些以前社会所没有的特性。但是，无论社会是怎么发展，有些东西在人的内心是永恒的，历史的思想我们可以按照当今的时代背景重新加以解释，它也能发挥时代的光芒。在当代中国孔子的仁学思想从自觉地实现个人价值体系和主流社会意识，已经转变唯一是和文化心理习惯的形式。仁学的思想能够在解决现代人的信仰失衡，建立理想人格世界方面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并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和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客观上促进了现代企业管理向人性化方向的人本管理的发展。可以这样说，孔子所构想的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在今天民主与宪政的社会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在现阶段中国社会政治发展阶段中对孔子仁的思想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可以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人文精神的发展。其次介绍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中国古代思想提倡“天人合一”，即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在尊重与保护自然中谋生存，求发展。 “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如阴阳、天人等，但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等；它并不否认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但主张防止过度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环境基础。 秦汉以后，“和合”思想被普遍应用，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 “和合”思想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外交哲学和对外交往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现代“和合”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合”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与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扬“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为此，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领悟了传统文化“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启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必将推动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成为引领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潮流。中华文明自上古诞生之日起，就如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绵延至今。共同的心理特征，文化特质是在广阔而漫长的历史舞台上形成的，并且已经在中华民族深深扎根，不可替代，不可更改。任何外来文化只是对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丰富和补充。我们挖掘、整理传统文化，继承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要充分认识，全面考察传统文化，就是要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传统文化对创建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基础性作用，这对我们找到历史坐标，找准历史方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切实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提高道德修养、培养道德规范方面的重要作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支柱和灵魂，它对于塑造民族的品格和风貌，对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增强，作用之大不可估量。而传统文化正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时，离不开传统文化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先是要弘扬爱国主义，这是民族魂。诸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精神，各族一家、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忧国忧民、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等等。在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冲击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这些民族精神的精华，必须通过认真的梳理、挖掘，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热情，“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茶原本不是姓茶，是姓荼、姓槚，是神农尝百草而得之，故先为药用。经过多少人的演化、改进，去粗取精，终于形成了茶。中国唐朝是茶文化的发端，期间不但有陆羽的《茶经》问世和禅宗"吃茶去"公案的诞生，中国茶还漂洋过海到达日本，这也为以后日本茶道的演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这种说法可能和风行宋朝的"斗茶"有关，除此之外，在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也记载着宋代对茶之产地、茶季、采茶、蒸压、制造、品质鉴评等发展情况。 在公元4-5世纪，中国茶最早传到了朝鲜（古高丽国）。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中国茶文化知识开始在欧洲传播，这在威尼斯作家拉摩晓写就的一本《中国茶摘记》里有详尽的说明。明代万历年间，中国茶开始传入沙俄。明崇祯年间，英国威特斯船长专程率船从中国购买茶叶。到了清代顺治年间，中国茶开始传入到德国。十九世纪末期，中国茶叶、茶树、茶种又先后传入了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乌干达、马来西亚等国……中国古代茶文化之花可谓遍地开放，在世界各地显示出不同的文化风采。于是中国这朵民族文化的奇葩一变成为世界的了，及至今日，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没有不饮茶的国家，没有不饮茶的民族"了。 中国茶文化的关键不在于茶叶的本身，而在于茶文化的内涵上。从茶文化的内涵上来看，其"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最为重要，它是一种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茶是人生"便由此而发，若再品出更深的境界，就成了"吃茶去"公案的禅宗开示以及茶道的精神之源。茶文化由于有了中国儒、释、道思想的加盟，形成了茶礼、茶德、茶道、茶艺等等，这就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部分。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quot;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两者相结合。先前，中国老百姓不太注重茶文化，因为每天要饮茶，方知青、红、黄、绿茶之类，这多半是和自己的饮茶习惯有关。但是，真正喜爱和关心茶文化的人，并不注重茶类之分，茶品之分。茶类、茶品他们早已烂熟于心中了。比如龙井、碧螺春、铁观音、君山银针、毛尖、毛峰、云雾等，谁人不知？而是注重着这些茶的"味"外之音--感兴着一种民族的审美趣尚，浸润着一派清雅的文化氛围，涵养着一个廉净的精神境界，充溢着一缕优美茵蕴诗意，提升着一种道德的精神素质。所以我说，茶文化精神层面上的一切是关键。在这一点上，日本的茶道体现的较为深刻。 星换斗移，时移势迁，人们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认为是适用于宇宙间万事万物，茶文化何能例外！在举世审美价值、审美标准、审美观念剧变的情况下，青年人首当其冲。中国的美食甲天下，然而抵挡不住麦当劳、肯德基等等的冲击，茶不也难逃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星巴克咖啡等洋饮料的夹击吗？遑论茶文化！令人难过的是，时下一些"酒文化"、"咖啡文化"、"可乐文化"等这些不在精神文明范畴的亚文化，倒是充塞在各种媒体的时尚版块中大放异彩，真叫人看不懂了。振兴中国茶文化的呼声已经响起了许多年，然而，一直到今天，却收效甚微，有识之士，憬然忧之。我想，现在国内寥寥可数的几本茶刊，如上海的《茶报》杂志、杭州的《茶博览》杂志、广州的《茶文化》杂志等且都是内部刊物，流通范围太小。唯江西的《中国茶文化》号虽为公开发行，但也只能将就在《农业考古》编辑部的名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茶文化刊物的悲哀，但无论怎样讲，这些办刊之人毕竟是弘扬中国茶文化的领头羊，他们真是劳苦功高，让读者能深刻而又具体的感悟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茶文化中有许多细致的情况，圈外人是难以知识的，通过这些刊物，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我想读者对此会十分感激的。 这样能不能就振兴和弘扬中华茶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同济王少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他拥有多项重要的科学成果，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多个领域，他的研究成果深受业界的认可，他也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演讲家，他的演讲深受观众的喜爱。
挺好的。王少刚，医学博士，泌尿外科学教授，主任医师。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从事泌尿外科专业23年，擅长各种泌尿外科微创手术，特别是经皮肾镜、输尿管软镜、腹腔镜及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目前已完成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近万例，开创了椎旁阻滞B超引导下经皮肾SVOF两步穿刺法，目前已在国内多家单位获得推广；参与研发国内首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输尿管软镜——少刚镜，目前已在国内广泛推广使用。腹腔镜技术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项。至2015年2月以来个人已完成机器人手术700余例，致力于结石成因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发表论文100余篇。2011-2014年担任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担任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微创学组委员、湖北省泌尿外科学会委员及工作秘书、湖北省泌尿外科学会青年学组组长、湖北省泌尿外科学会微创学组副组长、武汉市男科学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卫生计生行政审批专家。现任《中华实验外科杂志》、《中华男科学杂志》、《中国微创外科杂志》、《现代泌尿外科杂志》、《现代泌尿生殖肿瘤杂志》、《微创泌尿外科杂志》等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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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王少刚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中国物理学、化学等科学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也创立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帮助促进了中国科学艺术和体育运动的发展。他还参与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活动，努力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他的精神和努力为中国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他深受各界人士的尊敬和崇敬。
中国是世界上机械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机械工程技术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成就十分辉煌，不仅对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世界技术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传统机械方面，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领先于世界。到了近代由于特别是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40年代，由于经济社会等诸多原因，我国的机械行业发展停滞不前，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正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时期，机械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水平。这样，中国机械的发展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急剧拉大，到十九世纪中期已经落后西方一百多年。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我国的机械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很快。向机械产品大型化，精密化、自动化和成套化的趋势发展。在有些方面已经达到或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总的来说，就目前而言中国机械科学技术的成就是巨大的，发展速度之快，水平之高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时期还没有结束，我国的机械科学技术还将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只要我们能够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用好科技发展规律并勇于创新，我国的机械工业和机械科技一定能够振兴，重新引领世界机械工业发展潮流。就小型夯实机械而言：上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小型夯实机械非常缺乏，很多小型场地的夯实基本上采用人工夯实。上世纪60年代初期，长沙建设机械研究所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等单位合作，在群众性技术革新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发明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蛙式夯实机，1962年获国家科技发明奖。蛙式夯实机结构简单，维修、使用方便，很快成为我国60年代夯实机械的主导产品。据不完全统计蛙式夯实机累计产量达到50000多台，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0年代以后，蛙式夯实机逐渐被性能更先进的振动冲击夯和振动平板夯所替代，目前蛙式夯实机已经很少，基本被淘汰。1964年，长沙建设机械研究所开发了HB120型内燃式夯实机，开始由上海工程机械厂生产，后来主要由津市洞庭工程机械厂生产，年产量200台左右。80年代，内燃式夯实机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曾出口东南亚和非洲地区。90年代以后，内燃式夯实机产销售量也在逐渐减少，目前只有少数小型民营企业生产。1977年，长沙建设机械研究所和柳州市建筑机械厂开发了我国第一台HZR250型和HZR70型振动平板夯，这两种产品分别于1979 年和1982年通过了由建设部组织的鉴定。随后义乌建筑机械厂、四平建筑机械厂、安阳振动器厂、津市洞庭工程机械厂等多家企业都开始生产振动平板夯。1986年长沙建设机械研究所又开发了较大的HZR450型振动平板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振动平板夯在我国有了较快的发展，产品品种、规格和生产企业增多，国外的振动平板夯陆续进入中国市场。1983年，长沙建设机械研究所和湖北振动器厂联合开发了我国第一台HZR70型振动冲击夯，1984年通过了由建设部组织的鉴定，1985年获建设部科技进步三等奖。由于振动冲击夯具有压实效果好、生产率高、体积和重量小、轻便灵活等突出特点，深受用户欢迎，得到了迅速的推广使用，并很快发展到资江机器厂、新乡第三机床厂和津市洞庭工程机械厂等几十家企业生产。振动冲击夯虽然比振动平板夯开发晚，但发展速度、产销量和使用广泛性比振动平板夯大得多，目前已成为我国夯实机械中产销量最大的主导产品。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的振动平板夯陆续进入中国市场。振动冲击夯和振动平板夯在我国的成功开发，不仅为我国建设施工部门提供了性能先进的夯实机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使我国夯实机械技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促进了我国压实机械的发展。就机械加工而言：热加工 铸造 据考古发现，在北京平谷、昌平、房山等处曾出土了公元前16世纪(商代)的青铜礼器。 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北京制造出享誉世界的明永乐大铜钟(46.5吨)和钟楼大铜钟(63吨)及铁钟(25吨)，采用分炉熔化、地坑造型和陶范法铸造。 20世纪50年代以前，北京在铸造上采用粘土砂手工造型。1955年，北京第一机床厂开始采用漏模造型、双面模型型板及铁型板和标准砂箱造型。1965年，开始采用塑料模型。 1980 年，北京市机电研究院与北京玛钢厂研制成功工频无芯塞杆底注式保温浇注电炉。1982年，该院与北京机床铸造二厂研究成功冲天炉风口吹氧技术。 1985～1988年，北京机床研究所试验成功浮动端面密封环的压力铸造工艺。 锻压 1959年，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后改名北京重型机器厂)建成2500吨水压机。1971年，该厂制造出6000吨水压机，这是当时北京最大的锻压设备。 1968～1979年，北京起重机器厂先后采用300吨油压机和2000吨油压机制造出起重机吊臂和大型覆盖件。 80年代，北京市机电研究院和北京市模具中心研制出一系列高精度多工位冲裁模具，接近或达到进口模具水平，改变了北京精密冲裁模具依赖进口的局面。 热处理 1949年前，北京已采用电炉、盐溶炉、热电偶等手段进行零件退火、回火、淬火、正火、调质、渗碳等热处理。 1956年，北京第一机床厂开始采用高频感应淬火。1961年，北京第二机床厂开始采用气体氮化淬火。1969年，北京量具刃具厂开始采用光亮淬火。 1978年，北京机床研究所研究完成机床导轨表面接触淬火工艺及设备、淬火质量检查技术条件的研究。1979年，铁道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等合作完成大功率柴油机缸套表面的激光改性处理的研究。 1979年，北京市机电研究院研制成功千瓦级二氧化碳激光器，并于80年代初分别应用于汽缸套和邮票印刷设备的激光热处理。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市机电研究院、北京邮票厂共同完成邮票厂七色机打孔器表面激光强化研究。 1984～1990年，北京市热处理研究所研究成功真空热处理、气体渗碳微机控制技术(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稀土软氮化、粉末冶金制品表面强化、煤油加甲醇小滴量法微机可控渗碳、固体渗硼、渗碳过程微机辅助工艺设计及跟踪控制系统等热处理新技术，并应用于生产。 焊接与切割 1949年，北京已有气焊、电弧焊及氧乙炔火焰切割等手工作业。 1963年，北京金属结构厂与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发出钨极氩弧焊，并实现了氮气等离子切割不锈钢。1964年，用直流钨极氩弧焊及焊丝合金化技术解决了核工业用倾斜式电解糟纯镍焊接。 1966年，北京金属结构厂开发出了使被焊球体旋转的埋弧自动焊。1968年，该厂开始以液化石油气代替乙炔切割。 80年代初，清华大学发明了新型MIG焊接电弧控制法，在控制电弧技术上取得突破。 80年代初，北京城建设计院等完成液化石油气移动式气压焊轨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1990年，北京金属结构厂开始采用数控精密切割和具有光电跟踪及数控寻踪读入自动编程的大功率等离子切割技术。可见，我国机械发展在近代发展其迅速。China is the world's first national machinery development. Chines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not only has a long history and splendid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is not only the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and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technology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machine. And in a long period ahead in the world. In modern times, especially from the early 18th century, due to the nineteen forties, due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asons, such as the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stagnation, in the 100 years is western bourgeois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mechan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far more than the level of China. So, China mechanic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western gap widens, sharply to the 19th century middle behind western one hundred years.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past 30 years, our country's mechan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peed. To the mechanical product large-scale, precision, automation and discusses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In some aspects has reached or exceeded the world advanced level. Generally speaking, currently China mechan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 is huge, developing fast, high level of unprecedented. In this period, China has no end of mechan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develop to a higher level. As long as we can adopt the correct policy, with goo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ur machinery industry and mechanical technology can revitalize, leading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echanical industry.Just small ramming machinery:In the 1960s, China mechanical very small tamp lack, many small venues ramming basically USES artificial ramming.Early 1960s, changsha construction machinery institute and Beijing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etc.,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in mass on the basis of summing up Chinese characteristic invented the breaststroke ramming machine, 1962 exceeded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breaststroke ramming machine structure is simple, easy to use and maintenance in 1960s, soon became the dominant products to consolidate machinery. According to not complete count breaststroke tamp cumulative yield reached more than 50,000 machin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Since 1970's, the breaststroke ramming machine was gradually more advanced performance of vibration shock ram and vibrating plate ram, now replaced by laying machine has rarely breaststroke, basically be eliminated.In 1964, changsha construction machinery institute HB120 developed movable type, type of Shanghai began laying machine, engineering machine production mainly by tianjin municipal later, annual production engineering machinery dongting about 200. In the 1980s, movable type ramming machine product quality has increased greatly, have exported to southeast Asia and Africa. Since 1990s, internal-combustion type ramming machine production sales, and gradually decreased in only a few small private enterprise production.In 1977, changsha construction machinery factory buildings and developed in liuzhou HZR250 type and the HZR70 type vibrating plate ram, these two kinds of products in 1979 and 1982 passed by the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Then yiwu building construction machinery factory, siping, anyang vibrators factory, tianj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machinery dongting and other enterprises have started producing vibrating plate ram. In 1986, changsha construction machinery research and develop a larger HZR450 type of vibrating plate ram. Since 1990s, vibrating plate ram in our country has developed very quickly, varieties of products, specifications and increase production enterprises, foreign vibrating plate ram gradually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In 1983, changsha construction machinery institute and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hubei vibration in the first HZR70 type vibration shock ramming, 1984, passed by the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progress in 1985 won prizes. Due to the vibration impact compaction result has good ramming, productivity, high volume and weight of small, lightweight flexibl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deeply user etc, obtained a rapid promotion, and soon ZiJiang development to the factory, xinxiang municipal engineering machine tool plant and tianjin dozens of dongting production factory etc. Vibration shock ramming although than vibrating plate ram, but later development speed of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use of extensive than vibrating plate ram, has become the largest in China in the ramming machinery products. Since 1990s, foreign vibrating plate ram gradually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Vibration shock ramming and vibrating plate ram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not only for our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provides advanced performance of mechanical, laying have achieved good economic benefit and social benefit, and make our ramming mechanical technology into a big step forward, shorten the gap with the advanced world level,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ction machine.The mechanical processing:According to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hot-working casting in Beijing pinggu, changping and so have proved that the 16th century BC shang dynasty (bronze objects. Ming yongle (1403-1424 years), Beijing produce world-renowned Ming yongle great 3-ton bell made (46.5 tons) and tower (63 tons of great 3-ton bell made of iron clock (25) and the furnace of melting, pit TaoFan model and method of casting. In the 1950s, Beijing based on clay sand castings in manual. In 1955, Beijing first machine tool plant began using leakage mould modelling, double-sided model and iron plate type plate and standard sand box modelling. In 1965, start using plastic model. In 1980, the institute and Beijing municipal electrical factory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line frequency coreless bathroom plug stem bottom note type electric insulation casting. In 1982, hospital and Beijing the casting machine research cupola tuyere oxygen blowing technology. 1985-1988, Beijing institute of machine of floating end face seal ring by die successful test pressure casting process.In 1959, Beijing second metalforming machinery general factory changed (Beijing) built 2500 ton heavy-duty hydraulic press. In 1971, the factory produced 6,000 tons, which is then Beijing hydrtesting biggest metalforming equipment. 1968-1979, Beijing hoisting machine factory has 300 tons of using hydraulic press 2000 tons and create crane and large panel. In the 1980s, Beijing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developed a series of Beijing mould centre high-precision cutting die, the multistage close to or to import mould level, changed Beijing precision punching moulds dependence on imports.Before 1949, Beijing has heat treatment furnace, salt dissolved by thermocouples means furnace, quenching and tempering, parts of annealing, normalizing, quenching and tempering, carburizing and etc. In 1956, Beijing first began using high-frequency quenching machine tool plant. In 1961, the Beijing second machine tool plant began using gas nitriding quenching. In 1969, the following enterprise by Beijing gage start light quenching. In 1978, the complete machine tool research institute of Beijing guide surface contact quenching process and equipment, quenching condition of quality inspection. In 1979,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academy of railway and mechanical institute of high-power diesel engine cylinder collaboration of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laser. In 1979, Beijing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carbon dioxide laser is developed, and the kilowatt in early 1980s respectively applied in cylinder and stamp printing equipments of laser treatment. Among the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YouPiaoChang jointly completed YouPiaoChang seven color machine DaKongQi laser surface strengthening research. From 1984 to 1990, Beijing institute of vacuum heat treatment research, gas carburizing microcomputer control techn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stronautics and cooperation), rare earth soft nitriding, powder metallurgy products surface strengthening, kerosene and methanol small drops of microcomputer control method of carburizing, solid boriding and carburizing process computer aided process planning and tracking control syste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heat in production. Welding and cutting in 1949, Beijing has geo-drilling, electric welding and cutting etc oxyacetylene flame manual operation. In 1963, Beijing metal structure and YiJiBu mechanical science research cooperation to develop tungsten argon arc welding, and realize the nitrogen plasma cutting stainless steel. In 1964, the use of dc argon arc welding and tungsten wire alloying technology solved by tilting electrolysis industry worse pure nickel welding. In 1966, Beijing metal structure factory developed by rotating sphere of the submerged arc welding automatic welding. In 1968, the plant began to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LPG) instead of acetylene cutting. In the early 1980s, tsinghua university invented new MIG welding arc arc technology in control, control a breakthrough. In the early 1980s, the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design completed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LPG) mobile pneumatic rail we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In 1990, Beijing metal structure factory to adopt CNC precision cutting and with photo-electricity tracking and CNC pursuit of high input automatic programming technology plasma cutting.Visible, China mechanic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development of its ra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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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与自动化论文3000字篇2 浅析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的发展趋势 摘 要：传统的机械制造以手工机械操作为主，工作效率和安全性能较低，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的发展能够有效提高机械生产的安全性、效率性、节约型和环保性，对于促进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文章简要介绍了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的发展优势，并对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些许分析。 关键词：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特点;发展趋势 0 引言 机械设计制造的自动化发展是机械制造业与科技相结合的产物，与传统的机械制造业相比，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的发展能够有效提高机械生产的安全性、效率性、节约型和环保性，对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以及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概述 传统的机械制造以手工机械操作为主，生产所需时间较多，且对操作工人的技术要求较高。传统机械制造中经常容易出现各种安全问题、技术问题及产品质量问题，同时还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力物力，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机械自动化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使机械制造的生产时间和人员浪费大大减少，且更加安全，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和质量。目前我国机械自动化的发展仍然处于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相信未来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以及专业领域的不断深化扩展，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生产效率各质量将会得到更多的保障。 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的设计原则 2.1 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设计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的设计原则需要依靠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需要利用多种先进的加工设备。较为常见的加工设备有机床、车床等，这些设备的主要工作原理即为对原有事物的加工，包括对产品原有形态的改变，增加或删减产品内容等;其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需要利用能量转换机械。我国目前主要的能量转换机械有各种电动机、内燃机等，能量转换机械的工作原理使将产品能量进行转换，例如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和谁能，将水能转换为机械能等等，不同的能量转换机械可以满足客户的不同生产需求; 再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需要利用各种信息处理机械。信息处理机械要信息技术为核心，是机械自动化的基础，没有信息处理机械将无法实现机械制造的自动化。主要的信息处理机械包括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等，打印机、传真机等可以于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各种信息资料，促进生产，而计算机则是实现机械自动化程序的关键，控制着机械制造的所有程序设置;最后，其他多种功能机械。机械自动化的生产与发展还需要其他多种功能的技术机械配合，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机械制造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不同生产需求，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的发展必然还将更进一步，其需要具备的各种科学技术也必将继续发展，机械功能将更加多元化和具体化。 2.2 符合机器的功能要求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符合机器的功能要求是因为机械的设计必须满足于人们的生产所需，只有满足于客户的生产要求才能够促进企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客户的要求是机械自动化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为了按照客户的要求产出产品，机械制造自动化必然需要拥有较强的核心功能。核心功能的目的是促进生产，机械自动化所有的程序都必须围绕着这一核心功能进行设置，使整个机械生产形成一个完整的、相互联系的系统。机械自动化的核心功能要求更加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效率，促进企业的发展。 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的特点 3.1 安全性 传统机械制造业采用手工操作，工作人员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一点技术失误即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轻则产品质量受损，重则影响工人的生命安全。传统机械生产容易引发各种事故的原因有多方面，除却工作人员的操作失当意外，无法及时对生产过程中的意外故障采取有效的措施也是主要的原因 [1]。而随着科技的发展，机械设计制造逐渐自动化，工作人员能够在生产过程中远离操作机器，只需要通过电脑控制程序的设置即可进行操作，对保证工人的生命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还能够通过科学的系统设置，使产品生产过程中能够实现自我检测，及早发现生产过程总产生的各种机器故障或者操作失当等情况，并能智能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减少生产的损失，提高生产的安全性和产品的质量。 3.2 效率性 传统的机械制造需要人工进行机械操作，操作过程复杂，且操作要求较多，操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则并按步骤进行[2]。生产过程中一个生产环节的出错将会影响产品的质量，因此，传统机械制造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较大，生产效率较低且产品的质量无法完全保证。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首先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只需要少量工作人员在控制是进行电脑程序控制即可，且机械自动化具有智能性和自动性等特点，产品生产过程中能够自我进行质量检测，且严格按照程序设计的步骤进行生产。机械自动化生产无论是在人力的节约方面还是在质量的保障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比传统的机械制造更加具有效率性。 3.3 节约性和环保性 一方面，传统机械常常制造业由于技术操作的失误需要对产品进行再加工，甚至需要放弃现有产品进行重新生产，其中浪费了大量的能源和生产材料，机械自动化的发展能够有效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能源和材料的浪费[3]。且经过机械自动化生产出的产品普遍存在体积较小、质量佳等特点，在数量上也体现了其节约性特征。 另一方面，机械制造业是专门制造各种装备的行业，机械生产的过程中对环境的伤害较大。例如机械生产中焊接、锻压等过程会向空中排放大量的有害气体，污染大气;工厂排放的废水会影响河流湖泊的水质;工厂排放的固体废弃物等会对地质产生一定的影响，损害地皮和土壤[4]。机械自动化的发展能够改善生产技术，使生产所产生的有害气体有效减少，并能够采用各种先进的空气净化技术、除雾技术、降噪技术等减少机械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具有更强的环保性。机械自动化的节约型和环保型不仅能够降低能耗，提高产品的质量，还有利于营造更加良好的生产环境，促进机械制造业的长远发展。 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的发展趋势 4.1 智能化 目前，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化的程度仍然较低，机械制造人员在利用电脑控制程序进行技术操控时仍然需要人员守护在机械旁，以便解决系统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看出，机械自动化的智能化有所发展，但还有足够的发展空间[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的未来发展需要加深机械自动化的智能化程度，使机器及技术完全取代人工操作，最大程度提高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4.2 机电一体化 狭义的机电一体化即指在现有机械自动化的基础上，将机械设备与电子实现完全的一体化。机电一体化是机械自动化发展的方向，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机械技术、电脑技术、传感技术、自动技术等，其主要生产的意义在于使机械生产设备的功能进一步加强，且能够提高工厂生产的精度，进一步保障生产的安全性、效率和质量。目前机电一体化在我国仍处于研究发展阶段，相信未来几十年必定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 5 结语 综上所述，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的发展较传统的机械制造有着明显的优势，未来的机械自动化还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逐步实现机电一体化和完全智能化，进一步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和产品质量，促进企业与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商月.机械设计制造自动化的发展与趋势[J].中外企业家，2014(24)：93+95. [2]王D.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的发展趋势[J].通讯世界，2015(02)：212. [3]宋巍.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的发展方向刍议[J].商，2015(08)：125. [4]周志常.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的趋势[J].工业设计，2015(08)：95-96. [5]于海金.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发展前景[J].山东工业技术，2015(23)：221-222. 猜你喜欢： 1. 机械制造自动化毕业论文范文 2. 有关3000字机械类论文发表 3. 3000字机械类论文参考范文 4. 3000字机械类论文 5. 机械自动化论文范文
【摘要】 目的 探讨腹腔镜下治疗老年急性胆囊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对77例老年急性胆囊炎患者行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LC)并观察疗效。结果 77例LC，其中成功74例，3例因炎症黏连严重而中转开腹手术，11例术中胆道造影显示胆总管结石4例，均行LC联合术中胆道镜取石成功，全组无严重并发症发生。结论 老年急性胆囊炎患者行LC是安全可靠的。 【关键词】 老年人；胆囊切除术；腹腔镜 腹腔镜手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的明显优势，随着术者操作水平的提高及经验的积累，以及新的医疗器械不断出现，腹腔镜手术的范围不断拓展，目前广泛应用到胆囊、胃肠［1-2］、肝脏［3］、胰腺［4］、疝气［5］、泌尿［6］、妇产［7］等疾病。急性胆囊炎是常见的外科疾病，随着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LC)技术的日渐成熟，各类急性胆囊炎已不再是LC的禁忌证，但老年患者合并症多，病情进展快，手术耐受性差，老年急性胆囊炎患者行LC存在较大难度。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2002年1月至2007年12 月对60岁以上急性胆囊炎患者77例行LC治疗，效果满意，报道如下。1 资料与方法1.1 一般资料 77例中男21例，女56例，年龄60～81岁，平均（69±2）岁，均表现为右上腹痛或压痛，伴恶心、呕吐，白细胞升高或中性粒细胞升高。B超检查示胆囊明显肿大54例，均表现为胆囊壁增厚、毛糙、胆囊内有漂浮絮状物；提示急性结石性胆囊炎69例，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8例。11例B超显示胆总管轻度扩张0.8～1.1 cm，均未发现肝内外胆管结石。发病时间:72例<72 h，5例>72 h。术前合并其他内科疾病59例(76.62%)，其中合并2种或2种以上疾病者共41例(53.25%)，高血压病39例(50.65%)，糖尿病16例(20.78%)，冠心病29例(37.66%)，慢性阻塞性肺病11例(14.29%)，肝功能异常6例(7.79%)。按腹腔镜术中所见及病理分类：急性单纯性胆囊炎67例，化脓性胆囊炎9例，坏疽性胆囊炎1例。1.2 手术方法 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后，常规建立气腹，CO2气腹压力控制在1.33～1.60 kPa，采用四孔法技术，先插入腹腔镜观察胆囊周围及Calot三角黏连情况，分开大网膜及黏连组织，先显露胆囊，若胆囊张力高则在胆囊底下方约2 cm处进行减压顺行或顺逆结合切除胆囊。如既往有胆源性胰腺炎、黄疸史，术前直接胆红素升高、B超示胆管扩张者，均行术中经胆囊管胆道造影。对感染、术中显示不清的LC术后常规肝下放置引流管，严重者中转开腹。2 结果 本组77例急性胆囊炎中，74例LC成功，其中11例术中胆道造影，显示胆总管结石4例，均行LC联合术中胆道镜取石成功。3例因Calot三角炎症黏连严重而中转开腹胆囊切除，中转手术率3.90%。手术时间（65±25）min。术后腹腔引流液（60±25）mL。一般术后1～3 d拔除引流管，术后住院（5±2）d。无肝外胆管损伤、胆囊动脉出血再手术、肠管损伤、胆汁性腹膜炎、腹腔脓肿等严重并发症发生。3 讨论3.1 老年急性胆囊炎的临床特点 (1)起病隐匿，临床体征不典型；(2)病情重，病情进展快；(3)合并有其他器官疾病多。老年人发病前有较重的伴随疾病者可达到65%，以呼吸系统疾病占首位，其次为心血管系统疾病，这些伴发病对预后有很大的影响，有无伴随病其病死率分别为16%及7%。3.2 手术时机 老年人急性胆囊炎保守治疗病死率高，一旦确诊应争取早期手术。毛静熙等［8］认为，急性胆囊炎影响手术的唯一因素是发病时间，程章林等［9］认为腹腔镜胆囊切除的手术时机最好在发病72 h。Koo等［10］也认为病程是决定LC能否成功的主要因素。作者认为，由于老年人血管硬化等因素，一旦胆囊炎急性发作，病程进展快，保守治疗效果差，易发生胆囊化脓、积脓、坏疽、穿孔，产生严重后果。除全身条件极差不能耐受手术者外，均应争取在发病48～72 h内施行LC；此时胆囊及肝门处黏连多为纤维索性，局部水肿不严重，与周围黏连容易分离，可以提高手术效果，降低中转开腹率和严重并发症发生率，缩短术后住院时间。3.3 手术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尽量缩短手术时间，操作轻柔，加强心电监护，建立气腹应低流量，持续气腹压力不宜太高，应控制在1.33～1.60 kPa，穿刺时注意防止皮下气肿，手术后注意排尽腹腔内CO2气体，同时麻醉不宜过深，以保证手术完成时，患者能迅速清醒［11］。 急性炎症期胆囊往往肿大、充血、水肿，与周围黏连、解剖不清。分离黏连时应采用先分离胆囊周围的黏连和电切分离的方法，逐渐将黏连分离到胆囊壶腹与胆囊管的交界部位，确认壶腹部，解剖出胆囊管，再追踪胆囊管的远端走行，但不要过多地向胆总管方向游离，以免损伤胆（肝）总管，这在胆囊管短粗时，显得特别重要。张力过高时，造成夹持困难，妨碍了显露Calot三角及胆囊颈管，此时可于胆囊底部穿刺减压，但减压不宜过大，须保持部分张力，以利于Calot三角解剖分离及胆囊剥离。胆囊壁厚水肿仍难以抓持者于胆囊壶腹部剪开，单层抓持。原则上是宁伤胆囊，不伤胆管。胆囊在急性炎症期组织水肿、脆弱，应避免分离时将胆囊管骨骼化。在用钛夹夹闭胆囊管时，不要用力太大，以免部分夹断管道，术后残端坏死、脱落而发生胆漏。如遇胆囊颈部或胆囊管结石嵌顿时，在术中必须紧靠胆囊颈或胆囊管结石嵌顿处囊壁分离，分开Calot三角后方后，再分离肝胆囊三角，弄清胆囊管与胆(肝)总管或右肝管的关系后，再处理胆囊管。解剖Calot三角确有困难，应考虑逆行、逆行与顺行结合行胆囊切除术。对于胆囊三角的出血，不可慌张，不可随意乱夹、乱凝以免造成胆道侧壁伤或不完全性或完全性胆管闭锁、电灼伤。正确处理方法是迅速夹住出血点，清洁术野，辨清解剖后予以结扎。
一、科学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最先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五叶四段新见解；
60年代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并率先突破人体中肝叶手术禁区；
70年代建立起完整的肝脏海绵状血管瘤和小肝癌的早期诊治体系，较早应用肝动脉结扎法和肝动脉栓塞法治疗中、晚期肝癌；
80年代，建立了常温下无血切肝术、肝癌复发再切除和肝癌二期手术技术；
90年代，在中、晚期肝癌的基因免疫治疗、肝移植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首先开展腹腔镜下肝切除和肝动脉结扎术。
40年来共施行肝癌手术8000余例，术后5年生存率达38.1%；小肝癌(小于5厘米)手术1000余例，手术5年生存率达79.8%（其中小于3厘米小肝癌已达85.3%），最长存活36年。
在60年代首创简便安全的肝脏外科手术新疗法-肝门间歇阻断切肝法，并突破肝脏禁区，施行中肝叶切除术成功。
二、论文著作
他从事肝脏外科领域研究近50年来，发表学术论文796篇，主编《黄家驷外科学》、《Primary Liver Cancer》等专著15部。
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逝世：
2021年5月22日，中科院院士、“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去世，享年99岁。吴孟超1922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治病救人78载，九旬高龄依然坚守在门诊、手术室和病人的病床前。吴孟超2005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我国肝胆外科开拓者和创始人。
就在吴孟超院士逝世的同一天，“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5月22日13点07分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