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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刑事错案妨碍了司法的公正性，加强责任追究制度的落实有助于监督办案人员、确保判决质量、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本文首先对刑事错案及其危害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刑事错案责任追究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最后结合我国现状探讨了关于完善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相关措施。【关键词】刑事错案；责任追究；法律法规刑事错案的出现损害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形象，近年出现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浙江叔侄案等案件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值得引起重视。加强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落实有助于监督办案人员、确保判决质量、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本文对此进行探讨。一、刑事错案概述所谓刑事错案是指在办理各类案件时，由于对案件性质判断错误或对事实的认定发生错误，从而对所需要处理的问题作出错误结论，导致当事人被错误处理，侵犯当事人权益的案件。“错案”是指各级法院对原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明显不当，损害了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和诉讼权益，按照审判程序改判了的案件以及发生其他执法错误，需要追究责任的案件。无论社会角度还是法律角度来说，刑事错案都有巨大的危害。首先，刑事错案给当事人及其家庭造成无法弥补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失，当事人甚至可能蒙受不白之冤失去自由和生命。其次，刑事错案对法律的权威性造成了挑战，动摇了人们对法律公平公正性的认知；此外，刑事错案的发生导致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秩序。最后，刑事错案的发生会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二、刑事错案责任追究的必要性分析刑事错案责任追究是处理刑事错案过程中重要的内容，这一过程是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必由之路。在此对刑事错案责任追究的必要性进行分析。首先，追究刑事错案责任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方针要求立法公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追究刑事错案责任正是违法必究的重要体现。实施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核心追求真相，只要在办案过程中出现了违法行为，造成错案，就应当马上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纠正，不允许由任何例外。普通公民如果触犯了法律，应当得到相应的惩罚，法律的执行者如果在执法过程中触犯法律，也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无论是谁，不管身居何位，刑事错案事件中的责任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其次，追究刑事错案责任是法律规则原则的要求。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中明确规定了责任自负原则，即违法行为人应当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不能让没有违法行为的人承担法律责任；要保证责任人受到法律追究，也要保证无责任者不受法律追究，做到不枉不纵。错案责任的追究也是责任自负原则的体现。对造成错案的责任人，该追究纪律责任的追究纪律责任，该追究法律责任的追究法律责任。此外，追究错案责任是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的要求。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规定罪行和刑事责任应该相对应。在刑事错案责任中，主要需要对过错责任进行认定。相应的，在错案责任的认定与追究中，正是体现了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要求错案责任的大小应与司法人员的过错与后果严重程度相适应。三、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完善我国目前处于法制建设初级阶段，刑事错案不可避免会有发生，如何完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是完善相关法规，减少错案发生的必要途径，在此进行简述。（一）统一和完善错案责任追究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在刑事错案责任追究的立法中普遍存在多头立法和重复立法的现象，这一方面造成了立法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应当通过法律法规的确立和全国范围内适用的《错案责任追究法》的制定，解决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不统一、追究标准不统一、追究程序不统一等问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规定，将各有关法律文件中的错案责任追究内容进行综合、汇总，依照严格的立法程序，制定全国范围内《错案责任追究法》，并颁布实施，解决全国范围内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不统一问题。（二）明确制定刑事错案责任归属相关细则完善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另一重要方面是要有明确制定刑事错案责任归属相关细则。具体来说，要通过制定确定刑事错案责任人的相关规定，来保障追责制度的顺利实施。只有通过确定错案责任人，才能对刑事错案的责任进行追究。在确定错案责任人时，应当把错案认定标准与责任追究标准相区、将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相区别，做到不枉不纵，彰显正义。另外，在责任归属认定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到办案人员的利益，也就是说确定办案人员仅仅对案件事实负责，如办案人员如实介绍案情，并按正规程序处理造成的错案，办案人员不无需承担错案责任，应有决定处理结果的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三）积极落实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实践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和认识的局限性，刑事错案无法完全避免，目前国错案追究制度尚处在起步阶段，除了法律法规的完善之外，也应当通过一系列手段，积极落实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实践，尽量避免错案的发生。具体来说，可通过如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在案件的侦破和处理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并注重办案过程中程序公正化，提高办案过程的透明度；其次，在办案过程中应当杜绝任何形式的的刑讯逼供，并对逼供现象和徇私枉法现象进行积极处理；此外，应当加强考核提高执法、司法人员的基本素质，保障法律法规能得到落实；最后，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刑事错案追责制度，对当事人进行赔偿，对责任人进行赔偿。刑事错案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刑事错案的发生不仅给当事人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更使法律的公平公正性蒙羞。建立和完善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能够有效制约案件办理过程中各方的权力，促使各方更加公平公正地对待案件，从而减少刑事错案发生的概率，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参考文献：[1]熊谋林，廉怡然，杨文强.全球刑事无罪错案的实证研究（1900-2012）[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02）.[2]谢亚平，崔四星.对错案责任追究制的理性思考[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3]崔敏，王乐龙.刑事错案概念的深层次分析[J].法治研究，2009（01）.
法律上，犯罪构成又称为犯罪构成要件，实际上就是指刑法规定的犯罪成立的条件。犯罪构成的理论在刑法学的理论体系中占有核心的地位。我国刑法学对犯罪构成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其基本理论体系受前苏联犯罪构成模式影响较深，一般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所规定的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观、客观要件的总和。 第一，犯罪构成是犯罪的一系列要件的总和。任何一个具体犯罪构成要件，都包含着许多要件，有刑法总则规定的普遍适用的一些要件，也有分则具体条文对具体犯罪规定的一些要件。犯罪构成不是指其中个别的要件，也不是这些要件的简单相加，而是这些要件密不可分的有机统一的整体。 第二，犯罪构成要件，是指决定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事实特征。这些事实特征是立法者对具体犯罪现象抽象概括后作为认定犯罪的一般标准。任何一个具体犯罪，都可以有大量的事实特征来表现，正是这些事实特征，决定了此犯罪区别于其他一切犯罪。 第三，构成犯罪所必需的诸要件，是由刑法加以规定的。也就是说，哪些实施特征可以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是由立法者选择，通过刑法加以规定的。反过来，只有通 过刑法的明确规定，犯罪的事实特征才能成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这反映了罪刑法定的要求，说明刑事违法性也是犯罪构成的基本属性之一。所以，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与行为是否违反刑法是一致的。这也说明，犯罪构成要件本身不是理论的解释，而是法定的。 1.犯罪构成是定罪量刑的法律标准作为法律概念，犯罪构成就是确定某种行为是否犯罪的规格和标准，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负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首先，它是具体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行为只有具备了犯罪构成，才能构成犯罪。其次，犯罪构成也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法律标准。各种不同犯罪的独特的特点，反映在每一个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中。因此，认真研究每一罪的具体构成要件，是准确定性、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关键。2.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基本事实根据一个人之所以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其基本的依据就是行为人的行为具备犯罪构成。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决定了刑事责任的有无；具备什么样的犯罪构成，决定了刑事责任的程度。（应当指出，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是决定刑事责任有无的唯一的依据，但决定刑事责任轻重的因素除了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外，还包括一些非构成要件的事实，如犯罪前后的表现等。）因此，是否追究某人的刑事责任，首先要查明某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为只有符合了犯罪构成，才能认定为犯罪，进而被追究刑事责任。3.犯罪构成所我国刑法理论的基础和核心犯罪构成理论在刑法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国刑法理论的基础和核心，贯穿在整个刑法学体系中。刑法中的许多理论问题，都与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息息相关。研究刑法理论，其关键就是掌握犯罪构成的理论。 对《刑法学》的认识 在这个月的读书学习过程中，我主要对司法考试教材中的刑法学进行了有计划的学习，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一法律解释对我启发很大，现在我就把这一解释向大家介绍一下。 根据刑法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审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投案的，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罪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行为，认定为自首。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犯罪行为，还应该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不同的罪行的，以自首论。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具体确定从轻、减轻还是免除处罚，应当根据犯罪轻重，并考虑自首的具体情节。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或者判决确定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轻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罪行的，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的，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重大案件的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嫌疑人，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写论文把我给你贴的选择些自己喜欢的，然后弄到U盘里打印出来就行了祝你愉快如果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别忘记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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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法治原则在宪法中的体现 2.论我国宪法监督机制的完善 3.论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 4.关于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思考 5.论法与正义 6.论法律移植 7.论法的功能 8.论法律信仰 9.人格权的法律保护 10.论隐私及其立法保护 11.论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12.完善法律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13.论国家司法豁免权 14.论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 15.论中国的领海制度 16.论契约自由原则 17.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18.论无权代理 19.论知识产权法律特征 20。关于完善我国监护制度的讨论 21.论无效合同的确认和处理 22.论合同的违约责任 23.论罪刑法定原则 24.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 25.诉讼成本论 26.计算机犯罪的认定与处理 27.论虚假广告罪的构成 28.论非法传销与刑事犯罪 29.论我国毒品犯罪的立法完善 30.论我国关于环境犯罪的立法 31.论权利质押 32.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运用 33.论民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 34.论民法的基本原则 35.关于完善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的思考 36.论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 37.加入WTO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影响 38.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39.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思考 40.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41.论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完善 42.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43.论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 44.网络立法研究 45.网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46.网络隐私权的立法保护 47.论刑法中的单位犯罪及其处罚 48.论正当防卫 49.试论侵权著作权的犯罪 50.论刑法中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时的关系 51.论刑法的效力 52.论数罪并罚 53.论刑诉法“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 54.论对被害人诉讼地位的诉讼权利的保障 55.论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 56。论诉讼代理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 57.论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58。论公司的法律人格 59.论律师的诉讼地位 60.反垄断立法的几个问题 61.论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职责 62.论我国的物权体系 63.制定民法典若干问题浅论 64.我国反倾销制度评析 65.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 66.执行难原因探析与对策研究 67.论刑事科技手段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 68.论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完善 69.论夫妻忠诚义务与我国婚姻法完善 70.司法体制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 71.关于新时期我国军事法体系建构的设想 72.中国军事法的历史演进 73.论我国军事法治的现代化 74.中国近代军事法文化的若干特征 75.我国军事法律文化现代化 76.中外军事法律文化比较 77.论军事法的价值构造 78.维护军事秩序与军人合法权益 79.论我国军事刑法体系的构造 80.我国军事法的本土资源探析 81.试论军队律师队伍制度的特点及其体系构造 82.论新《立法法》对军事立法秩序的优化 83论军事检察机关的监督权 84.国防动员立法研究 85.论我国军事行政执法的特点 86.新时期完善军事司法制度的思考 87.论军事执法中武装冲突法的地位和作用 88.对台军事斗争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 89.现代战争与战争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90.论对台使用武力的法理依据 91.从国际法看台湾的主权归属 92.论战时军事刑事诉讼制度 93.论战时军事审判制度 94.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研究 95.提高依法治军水平的法理思考 96.关于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探讨 97.国防监查法律制度研究 98.论法制教育与依法治军 99.军事法人才培养与改革 100.论我国军事法制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 (5050)
这篇是很好的法学毕业论文，你参考下，应该有所帮助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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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握好论文内容：自己的论文自己要读通，论文的整体思路，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一定要梳理清楚。多练习几次用口述的方式介绍自己的论文，不要只在心里说，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用词是否够直白清楚。对论文中处理的问题，提出的观点、使用的材料，引用的文献等等，都要完整把握。2、设想可能的提问：可以预先设想评委老师们可能会提出的问题，给自己准备的提问预想清单，列出 10 个以上的问题，这样不只能帮助你用不同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论文，也能对这些可能提出的问题准备好答案，在正式答辩时更从容地应对。3、模拟练习：请身边的人进行模拟答辩，练习自己陈述和答题的口条，这除了能让你的身体熟悉正式答辩时该如何应对外，也能间接舒缓紧张的情绪，在踏入正式答辩会场时更加自信。面试的过程中，听到问题后不需要急着回答，可以稍微斟酌后再开口，不清楚的问题也可以请审委老师再重复一次。另，不一定所有的提问都有所谓的“正确答案”，而有些问题只是想要知道你的想法，
1.第一个问题：一般在答辩前老师会首先检验一下论文是不是学生自身的研究成果，是不是有抄袭和剽窃的现象。因此他们通常会提出这些问题，比如“你是怎么想到要选择这个题目的?”、“你在写这篇论文时是怎样搜集有关资料的?”、“你写这篇论文时参考了哪些书籍和有关资料?”、“论文中提到的数据的出处何在?”等等。2.第二个问题：在答辩开始前，答辩老师一般都会让学生介绍一下论文的大概内容，也就是你这篇论文主要写的是什么内容。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只要叙述一下文章的整体框架就可以了，即这篇文章主要包括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各自写的是什么。一般学生根据文章的大标题来说就可以了。3.第三个问题：针对论文中某些论点模糊不清或者不够准确和确切的地方，对论据不够充分的地方，对论证层次比较混乱、条理难辩的地方提出问题。论文中没有说周全、没有论述清楚或者限于篇幅结构没有详细展开细说的问题，答辩委员也可能提问。
论“严打”刑事政策 刑事法中推定原则的探究 伪造货币犯罪研究 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及其处罚 论私分国有资产罪（武汉大学） 缓刑制度比较研究 论合同罪之非法占有目的 量刑平衡论 交通肇事罪研究 论中国死刑的限制适用 论抢劫罪加重情节的认定 盗伐滥伐林木罪的有关问题研究 《刑法》第29条第2款探微 罪刑法定原则未来走向初探——以对单位犯罪范围的思考为基础毒品犯罪及禁毒立法问题研究 论侵犯著作权罪 上海合作组织刑事法律机制的构建 反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研究 论伪证罪 罪刑关系论 论经济欺诈犯罪及相关立法的完善 间接正犯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国际人权两公约与我国刑事法律人权保护问题研究 郭东林等盗伐林木罪案研究 论刑罚宽和化 侵犯商业秘密罪研究 信用证罪研究 我国缓刑制度研究 违法性认识研究 信用卡罪客体及定义研究 关于现行刑法典的经济分析 刑法的道德限制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论中国死刑的正当性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侦查研究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 “一国两制”下跨法域的累犯问题研究 论刑法中的事实错误 原罪的法思想解读 动用募集资金罪研究 论减刑制度 非法行医罪疑难问题研究 聚众斗殴罪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与优化 毒品犯罪基本问题探析 恢复性司法问题研究 论不作为犯罪 持有型犯罪研究 论疏忽大意过失 共同犯罪中有关犯罪形态问题研究 中国刑事政策的现代化思考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研究 侵占罪疑难问题研究 论资格刑 婚内强奸问题研究 关于斡旋受贿犯罪争议问题的思考 我国死刑限制问题研究 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研究 经济犯罪违法性问题研究 存留养亲制度流变探析 中韩正当防卫制度比较研究 虚拟财产犯罪研究 罪刑均衡原则的确立与实现——基于罪刑互动关系的论述 恐怖主义与中外刑事立法 银行卡犯罪问题研究 中国刑法出罪问题研究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受贿罪若干问题评析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模式评判与重构 论量刑中的犯罪人因素 试论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协调与衔接 刑法规范结构分析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研究 刑法解释体制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累犯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论共同身份犯罪 论共同过失犯罪制度的选择 论作为第二次规范的刑法 论数罪并罚的司法适用及其制度完善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缓刑制度研究 不纯正不作为犯若干问题研究 管制刑的理论思考与制度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制裁体系研究 论贪污罪的犯罪形态 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 洗钱犯罪研究 我国刑罚政策合理化研究 论受贿犯罪及其侦查 论结果加重犯论 违法性认识与故意 刑法司法解释体制论 论刑法谦抑性 紧急避险比较研究 从国际趋势探讨我国死刑制度的完善 论洗钱罪的构成要件——兼论中国洗钱罪立法的调整 非犯罪化研究 刑法中生命权承诺问题研究 危险犯若干问题研究（安徽大学）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黑龙江大学） 犯罪对象的重新审视 网络虚拟财产盗窃行为的认定及刑法规制 保险罪的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刑事政策的应然选择与实然构建 偷税罪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罗） 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缺失及完善 犯罪中止研究 道德责任刑事化的置疑——试用“二次性违法”理论讨论中国设立“见危不救罪”的不适当 论集资罪 间接正犯概念之分析 由《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刑事立法之完善 论合同罪的司法认定 论单位犯罪主体 偷税罪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崔）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适用及立法完善 论受贿罪犯罪对象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论单位犯罪的主体 组织犯研究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 论被害人过错对量刑的影响 森林资源管理中盗伐滥伐林木的评价及定罪量型研究 论职务侵占罪的司法认定 论我国防治腐败犯罪法律制度的完善 论缓刑制度及其完善 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完善我国立法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重大急议问题与立法完善研究 犯罪故意法律问题研究 医疗事故罪的认定与法定刑配置研究 偷税罪研究 信用卡罪若干问题研究 挪用公款罪法律解释之评析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外经贸） 关于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几点思考 我国税收刑事立法缺陷分析及其补足研究 上市公司高管职务犯罪问题研究——论违反忠实义务行为的犯罪化 论罚金刑 “婚内强奸”若干问题的研究 试论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界定及完善 绑架罪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论受贿共同犯罪的构成与认定 论当前渎职犯罪刑法适用 论垄断行为的刑法规制——兼议《反垄断法（送审稿）》刑事责任条款之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构建略谈 单位犯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视野中的单位行为 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论犯罪构成理论的多元化 论保险罪 论盗窃罪既遂的标准 刑法因果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有组织犯罪对策研究 假释制度与社区矫正体系的研究 论洗钱罪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的现状与思考 我国行政刑罚研究 论男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 合同罪与合同民事欺诈区分方法的重构及运用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 单位犯罪主体研究 保险罪研究 浅议刑法因果关系论的研究对象 论我国财产刑及其立法完善 论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探讨 论我国内地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 刑罚的功能论——以犯罪社会学的理论为视角 组织卖淫罪研究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犯罪研究 非法行医罪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对名誉的保护——以名誉主体为视角 论受贿罪的交易性本质——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兼论我国受贿罪立法之完善 论网络服务的法律规制——以防控网络犯罪为视角 罪刑均衡问题研究 婚内强奸入罪问题研究 犯罪人的生成机制与防控对策的社会学探析 试论我国网络作品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交通肇事罪若干问题研究 论间接正犯 论滥用职权罪及其立法完善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武汉大学） 环境犯罪论 交通肇事逃逸研究 我国追诉时效制度的若干检讨 环境犯罪刑法控制比较研究 洗钱罪比较研究 回扣问题的刑法分析——兼论国有医院医生收受回扣的定性 抢劫罪认定的若干问题研究 论偷税罪的立法完善 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 论私分国有资产罪（四川大学） 论抢夺罪 论贷款罪 私分国有资产罪研究（四川大学） 论我国刑法中的立功制度 论滥用职权罪 准抢劫罪研究 论安乐死的非犯罪化 玩忽职守罪及其立法完善 论受贿罪共犯的认定 非法占有目的研究 论合同罪 罚金刑研究 自首问题研究 盗窃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危害国际航空犯罪立法研究与惩治预防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及法律规范研究 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研究（四川大学） 论走私毒品罪及其防控措施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探讨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制度研究 论挪用公款罪 论合同罪的认定及处罚 论军婚的刑事法保护 洗钱犯罪构成要件研究 关于我国减刑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研究 自首制度理论与实务若干问题研究 结果加重犯若干问题研究 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试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问题研究 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研究（山东大学王） 交通肇事罪逃逸问题研究 论犯罪的间接故意 不作为犯罪问题研究 自首制度研究
一、 需要了解的几个概念（一）、何谓刑事法律风险：所谓刑事法律风险，是指刑事责任主体因违反国家刑事法律导致承担刑事责任或者刑事制裁的风险，也可以说是刑事责任主体所实施的行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分则规定的情形从而可能受到刑事处罚的风险；这种风险一但从“可能”变成“现实”，往往会给企业及企业高管带来致命的打击。（二）国企高管的范围:所谓国企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国有企业中从事经营管理的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217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笔者认为我们通常所讲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做广义的理解；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法律并没有明确将公司的董事和监事列入高管人员，但客观上公司的董事和监事履行着相应的管理或监督职权，可以根据公司的章程将其列入高管人员。由于公司章程可以扩大公司高管人员的范畴，因此，公司其他重要门部的负责人同样也可以成为公司的高管人员，也就是说国企高管不限于法律的规定，可以根据公司章程的约定由企业内部按照管理体制加以确定。二、 目前现状简析目前，在国有企业领域的经济犯罪屡见不鲜，我们经常在报纸、电视、网络等褚媒体中看到某某国企高管落马的报道，冲击着我们的视野，敲打着我们的神经。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主动谈及防范刑事法律风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更是很少有人主动谈及防范刑事法律风险，他们认为如果自己主动提及此事，会被别人怀疑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事”；更有甚者认为在大庭广众之下谈防范刑事风险，是主动规避犯罪，是挑战社会，是不光彩行为，担心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的高级管理人员自己做事“光明磊落，身正不怕影子斜”，认为刑事犯罪离自己太远，只要自己不主动去实施犯罪，就不会有什么风险，也就没必要主动防范。事实上这种想法是十分危险的；关于国企高管犯罪的情况总结起来大致存在两种：一种是为了企业和个人利益，积极主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另一种陷入刑事风险则是被动的、无意的。很多时候，企业高管们虽然能坚决杜绝第一种情况的发生，但是由于他们认识上的偏差和法律意识的淡薄，忽视了可能给自己引发牢狱之灾，或者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的法律风险。往往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例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陈同海受贿案，河北三鹿集团及其原董事长田文华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深圳能源集团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劳德容滥用职权案等等，大量鲜活的案例令世人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为了明晰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在经营中的犯罪“红线”，正确识别刑事风险点，避免陷入无意或被动犯罪，是我们每一位国有企业高级管理者必须严肃认真对待的头等大事。三、 国企高管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及原因分析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要职，管理企业的运营，掌控企业的资源，是企业发展的中流砥柱，肩负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等重大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部分人决定了其所在企业发展的方向与速度。他们的行为不仅仅可能导致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更为严重的是刑事责任；关于国企高管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主要存在于《公司法》、《刑法》等法律中；而仅仅一部《刑法》涉及国有企业高管的罪名就达88个之多，企业从设立到终止的全过程，比如在企业设立、企业治理、企业生产经营、企业用工、知识产权管理、国企改制、融资并购、企业解散、税务管理等各领域，其高管都可能因为实施了不法行为而构成犯罪，从而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之所以可能导致承担刑事责任就其根本原因是高管们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不强所致。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刑法》总则中规定的两个条文：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三十一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刑法实行的是双罚制，国有企业高管就是法律规定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当然要承担刑事责任。 从刑法分则来看，国有企业高管可能涉嫌的罪名大都集中在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比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虚报注册资本罪”、“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等等；但是在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几个罪名也应引起重视：比如刑法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272条规定：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诸如以上法律规定，往往会因为企业高管的“疏忽”招致牢狱之灾；笔者曾经在江苏某中级人民法院办理的一起刑事案件就非常值得高管们反思：李某担任某国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于缺乏法律意识私设小金库，将小金库里的钱款借给了单位人员买房子，还将单位用于招待的烟酒用于儿子的婚宴，并且私自收受别人馈赠的代金券现金等，因此他检察院提起公诉，同时触犯了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受贿罪，尽管其涉案金额总计不到20万元，却被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1年，如果他稍加注意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至于触犯刑律。四、刑事风险预防措施国企高管刑事责任风险的问题不仅关系到自身的人身权、财产权，关系到企业的正常运作和发展，也关系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宏观全局, 伴随着企业的成长壮大，企业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在经营过程中种种犯罪“因子”极有可能聚合成“核弹”，随时可能“爆炸伤人”。许多企业高管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在日常可以说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他们自以为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甚至还有自己的“保护伞”，因此他们往往把法律当“儿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也许还存在着“没有花钱摆不平的事”的错误意识。因此他们肆无忌惮，一而再、再而三地给自己“制造枷锁”。还有一部分靠自己“闯出来”的企业高管，把企业当成一手带大“孩子”，为所欲为，他们缺乏对法律的必要的敬畏，心存侥幸，天真地认为“法网恢恢，疏而有漏”。当然，也有一些企业高管，他们确实既不懂法，又无法预见或者判断当时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结果非常令人遗憾地走上了犯罪道路。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可以看出：重视开拓、重视权力，而轻视法律、轻视规则，这是非常危险的。前面我们提到的几位企业高管一生驰骋商海，甚至制造了商界一个又一个的神话，然而，面临司法机关调查时，财富大厦却轰然倒塌。有多少名噪一时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落得个锒铛入狱、最终身败名裂的下场，究其原因还是法律风险意识不高，也就是说法律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不强是他们可能受到刑事追诉的最主要原因；以上说了那么多，相信各位国企高管已经从中找到了避免刑事风险的最佳答案了，那就是：加强法律学习、提高法律意识，聘请一位律师作为本企业的法律顾问或聘请多位律师成立一个法律顾问团为企业和企业高管保驾护航。
谈谈案件管理中的问题及其改善路
所谓案件管理，是指检察机关根据有关规定，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对执法办案活动进行控制、组织、协调、监督、处理，以保证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和执法公信力的活动。
摘 要： 本文对当前案件管理中的问题及其解决的途径进行了分析论述，并在吸收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改进案件管理工作提出了一些看法，。笔者认为，目前案件管理工作还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如案件质量评查问题，案件管理的行政化问题，案件管理的精细化问题，案件管理的人性化问题，案件管理中信息化建设滞后的问题，案件管理中奖惩机制的落实问题等等。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案件管理工作才能逐步完善。
关键词：案件管理 管理权 案件质量评查
案件管理是指检察机关的管理者对执法办案活动进行的一种管理，它是司法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司法管理，是指为了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根据司法规律的要求，通过计划、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制约、评价、考核等方法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组织活动。从目前我国各地的司法实践来看，司法管理还处于一种探索阶段，其机制和体制、法规与制度等均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具体地说，案件管理是指“检察机关各层级的管理者，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活动，协调、组织所拥有的资源，以便有效地达到既定目标的过程”。“检察机关案件管理是指根据有关法律和文件，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对执法活动进行控制、组织、协调处理，以保证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和执法公信力的活动。在实践中，案管部门对业务部门的执法办案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具体案件办理仍由各业务部门负责，案件管理部门和案件办理部门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并在检察长和检委会领导下，对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履行管理、监督、参谋、服务职能的综合性业务管理：统一承担案件管理、流程监控、统计查询、质量管理、涉案款物管理、律师阅卷接待等主要任务，对原来的案件、线索管理范围进行调整优化、整合资源，形成职权清晰、责任明确的案件管理格局：明确具体操作流程和要求，形成相互衔接、相互制约、环环相扣的流程链条。”
2011年11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案件管理办公室，这是一个专门负责案件管理的机构。之后，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先后设立了2500多个专门的案件管理机构，并开始建立一种新的案件管理模式，即统一受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督、案后评查、综合考评等等。
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又提出了案件管理工作的整体思路：以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为核心，以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为目标，以检察信息化为手段，以健全组织机构、选优配强队伍、健全规章制度、建立信息平台为切入点，以统一受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督、案后评查、综合考评为机制;坚持管理与服务并举、监督与配合并重，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积极稳健、注重实效，全面推进案件管理工作的集约化、信息化、规范化、科学化，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为了推进对司法管理(包括案件管理、审判管理等等)问题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司法理念与司法制度研究中心面向全国开展了征文活动，先后收到论文数百篇，后经专家评审，从中评出一、二等奖论文30篇。在首届司法管理学研讨会上，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及地方法院系统、检察院系统与多所知名高校的专家、领导共100余人参加，并在会上对获奖论文作者举行了颁奖仪式。国内数十家媒体报道了该会。本文根据上述征文的汇编(这是目前国内学界第一本研究司法管理的论文汇编)对案件管理研究方面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综述，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独立思考和分析。
一、案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有的文章分析了目前案件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对案件管理的地位与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2)案件管理机构职责不明、协调不到位;(3)没能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机制;(4)案件管理效果不佳，信息的收集报送不全面、不及时、不准确，业务研究与案情分析未能有效开展等等。
另有文章认为，目前案件管理中的主要问题是：(1)案件线索管理不规范;(2)案件质量管理没有形成体系;(3)案件质量监督管理不到位;(4)案件管理缺乏规范性;(5)错案责任追究难以到位。
也有文章指出以下问题影响着案件管理工作的发展：如行政化倾向突出、管理模式纵强横弱、内设机构过多与效能低下、前期控权不足与后期削权过度、信息化建设滞后、现代管理学原理运用较少等等。所谓“管理模式纵强横弱”是指检察机关的案件管理模式呈纵向管理强劲、横向管理薄弱的态势。以基层人民检察院为例，现行二类纵向管理模式为：承办检察官——业务部门负责人——主管副检察长、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基层人民检察院——省辖市级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多年来，纵向管理始终强势发展，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到省级人民检察院的各个部门，从工作的部署、检察指导、评比等等，无一不在发挥指挥棒的作用。横向管理是指控制、促进和维护所有与主体有关的活动，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系统化的流程管理，其基本功能为全程管理、动态管理、过程控制。横向管理是纵向管理的基础，前者侧重于事，后者侧重于人，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构成科学的管理模式。
还有文章认为案件管理的问题是：(1)思想观念没有转变，固守旧有管理模式;(2)案管人员配备不足，整体素质有待提高;(3)案管机制不成熟，监督能力有待提高;(4)信息化建设缓慢，不能满足动态监管要求。
二、解决案件管理问题的途径
有的文章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案件管理工作：(1)更新思想观念，探索新的案管模式;(2)加大案管资金投入，加强案管人才培训;(3)优化案管机制，提升法律监督能力;(4)加强案管信息化建设，提升案管科学化水平。
另有文章提出了改善案管工作的几点对策：(1)以确保案件质量为目标，强化办案责任意识;(2)逐步推进案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3)提高思想认识，建立考核评比机制。
还有文章就改进案管工作提出如下建议：(1)建立全面的管理体系，案件管理应当贯穿于案件处理的全过程，包括对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报捕、起诉、审判等各个阶段，都要实行监督管理;(2)建立司法大网络，通过计算机技术，将公检法的网络联系起来，进行统筹管理;(3)建立有效的监测、追踪、报警体系;(4)建立案件质量评价机制;(5)建立重点审查与一般审查相结合的案件审查制度。
也有文章对解决案管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基本思路：(1)准确把握案管机构的职能。案管机构的职能应该包括办案流程管理、办案质量管理、办案信息管理和综合管理等等。(2)探索建立科学案件管理机制。首先应当建立检察业务规范管理与案件程序监控管理机制;其次应当建立检察业务考核管理新机制：再次要构建激励与约束并行的案件质量考核与案件监督管理联动机制。(3)加强案管机构和队伍建设。(4)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5)加强案件统计管理。(6)加强案件流程管理。(7)加强法律文书管理。(8)加强涉案款物管理。(9)加强案件考评管理。⑩
有的文章指明了案件管理工作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认为案件管理工作方向的确定，一方面要符合管理学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也要符合检察工作的实际。目前案件管理工作的主要发展方向有三：一是案件管理要与检察工作的整体方向相吻合;二是案件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方向;三是案件管理要由粗放型向精细型方向转变，而案件管理的目标是：现代化、系统化和最优化。
有的文章提出了优化案件管理运行机制的观点，主张实行案件管理的信息化，通过信息化网络平台，提高计划、组织和控制的能力。这要从两方面人手，一是要构建统一的软件管理系统，该系统集办案、管理、统计、分析、监督于一体，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从而提升法律监督能力：二是要完善案件管理系统中的各类平台建设，使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流程网上管理、执法活动网上分级查询、执法环节网上全程监督、执法信息网上分享。
另有文章探讨了深化案件管理机制的思路：(1)深化案管探索机制建设;(2)深化案管实践机制建设;(3)深化案管发展机制建设;(4)深化案管评估机制建设;(5)深化案管配套机制建设。⑩ 三、对改进案管工作的思考 从目前学界对案管工作存在问题的分析看，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如下问题：案件质量评查问题，案件管理的行政化问题，案件管理的精细化问题，案件管理的人性化问题，信息化建设滞后的问题，案件管理中奖惩机制的落实问题，等等。
关于案件质量评查问题，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加强案件管理工作必须注意构建一套完善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案件管理的意义在于提高办案质量，对办案人员办理的每一案件都适时、准确地进行质量评价，并加以奖惩，会调动办案人员严格依法办案的积极性。也有学者对目前的考评方法提出质疑，认为通过人工手段进行案件质量评查和业务考评不仅工作量大，而且人为因素影响大，公信力大打折扣：因此，在建立统一的案件质量评查标准的框架下，运用计算机技术实行网上考评，才能增强考评的科学性。还有学者指出，目前的考评工作不完善，表现在如下几点：一是考核标准不统一，二是考评的具体范围难确定，三是考评的方法不科学。
有的学者主张：“要制定必要的《案件质量考核标准》，按照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科学合理、民主公开的原则，采取自查、抽查、总查、通报、评估等方法对各业务部门的案件质量以及围绕办案开展检查工作的质量进行科学全面的评定。要以《案件质量考核标准》为载体，建立起一套符合检察工作规律和工作实际的案件督查考评体系和健全以案件质量为核心的评估体系，努力完善案件质量保障机制，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一方面要建立合格案件质量标准评价机制，将办案质量以及具体的指标量化，引导办案人员追求案件质量的最佳化;另一方面要推行办案风险评估机制，认真总结刑事检察实践中案件质量问题的前兆性特征，梳理出可能影响批捕起诉案件质量，造成质量问题的隐患苗头，科学地设计应对措施，将质量隐患尽可能消除;同时，要推进质量考核机制与奖惩机制的联动，通过评估界定办案质量优劣，通过考核兑现奖优罚劣，加强办案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适当促进检察人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设。”
关于案件管理的行政化问题，与检察机关的行政化有关。学界对检察机关的行政化现象一直颇有微词。有的学者指出：“检察机关的行政化是影响公正和效率的危害源之一。一些地方检察机关的地方保护主义和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现象，往往与检察机关的行政化有关。检察机关行政化的思想根源在于封建法制的思想残余。检察机关较审判机关的行政化色彩更多、更强，在党的十五大启动的司法改革中，审判机关已将减少行政化作为改革的发展方向，而检察机关却缺乏相应的有效举措。30余年来，并没有从检察机关的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减少行政属性和增加司法属性。首先，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的规定，检察长可以不服从检察委员会的决定，即检察长与检察委员会是平行关系，而人民法院组织法明文规定法院院长依法必须服从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同时，审判委员会的改革已经朝着审理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这与检察委员会的改革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其次，在检察权的运行方式上，表现为：承办检察长一科(处)长一主管副检察长或者检察长，层层听汇报，承办案件的不能决定案件，决定案件的不承办案件，呈现出行政机关的审批特征……最后，检察官也不具有法官的相对独立性，法官办理案件在一定条件下实行法官独任审理制。”
另有论者指出：“在案件分配上，还是以部门领导安排多，分类对口分配少;有的简化审案件还要经过处室领导、分管检察长层层报批。另外，尽管近年来‘主诉(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已全面推行，但在管理上仍有行政化倾向。如主诉检察官办案搭档的人员组合，多数是组织配备，很难双向选择。主诉检察官如果发现组织配备的人员不称职，却无权解除办案搭档关系。又如部分检察机关对检察业务骨干行政调动频繁，使得其不得不放弃已熟悉的专业而重新熟悉新的岗位。结果，既不利于检察职业专业化建设，也不利于检察业务岗位的稳定性。”
因此，我们认为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应当将司法化作为检察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增强检察权运作过程中的司法属性，减少其行政属性，改变所谓承办案件者不能决定案件、决定案件者不承办案件的现象。与此相应，案件管理权的司法属性也会增强，行政属性会相应弱化。应该说，案件管理中行政色彩的淡化是改进案管工作的重点之一。另外，淡化案件管理的行政色彩也需要加强内部的监督制约，因为任何权力都有自我膨胀的天性，一直膨胀到有控制的边界为止，监督制约就是控制权力越界的有效手段。
关于案件管理信息化建设滞后的问题，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深有感触。尽管全国检察机关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了信息化建设，但效果不理想，统一的信息化管理至今不完善。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一是因为管理人员的思想认识还不适应信息化的要求;二是因为信息化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尚不健全;三是因为基础网络设施不够完善;四是因为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足，信息化规模效益并未彰显。因此，加强信息化建设也是完善案件管理的必由之路。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检察实践亟需专门部门承担数据统计管理、分析职能，实现检察长、各业务部门以及相关监督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在不同环节不同阶段及时共享和反馈案件信息，帮助各部门提高工作效率，以便于上级检察机关指导。通过加强案件管理信息化建设，对案件管理过程中各种信息的搜集汇总、整理分析，对执法工作效能、办案数据进行跟踪、统计、分析和研究，发现办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检察长和检委会宏观决策提供解决问题的前瞻性建议，帮助办案部门加强信息沟通和反馈，建立与业务部门的重大业务活动信息互通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从而实现内部信息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关于案件管理的人性化问题，来自检察机关的研究人员发出了“人本化管理”的`呼声，主张借鉴人本主义的管理模式用于案件管理工作中。所谓人本主义的管理模式是指：“在管理过程中，树立整体人本观，既重视人的价值与自由，把满足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目的，又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企业与社会的共同进步。其精髓就是‘点亮人性的光辉，回归生命的价值，共创繁荣和幸福’。”
人本主义管理理论的实质在于，将人作为管理的出发点和目的，要尊重人的人格和价值，要创造条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教育人、引导人、激励人、塑造人、完善人;要采用柔性管理手段，即根据人的心理和行为特点，用一种非强制的方式使管理对象对管理目标产生认同和服从，并调动被管理者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
笔者认为，将人本主义管理模式落实到案件管理工作中，就是要充分尊重检察官的独立性，因为“检察机关的独立从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检察官的独立，没有检察官的独立也很难实现检察机关的独立”，“检察机关的独立除了外部独立，即检察官在行使职权时只服从事实和法律，不受任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外，还包括检察官的内部独立，即检察官在行使职权时，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不受检察机关内部其他检察官或上级的无端干涉，所受到的责任追究应以事后性为主”。另外，还要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管理者应当从各个方面为检察官办案提供好的服务与保障，并在生活上关心检察官，解决其后顾之忧。
关于案件管理的精细化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的案件管理工作应当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二首先要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管理方式，提升管理水平，完善适应案管工作的软件，实现办案工作的网上运行，对各个办案环节进行网上控制。另外要规范细节，要实现办案流程的细化、量化和标准化。
关于案件管理中奖惩机制的落实问题，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存在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如有的单位因为考评与奖惩管理部门不一致而导致考评与奖惩脱节，但也有一些地方检察机关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评查结果落实奖惩措施，以督促干警依法办案并提升办案水平该院开发了案件管理软件，将案件质量评查结果记入干警个人执法办案档案，并纳入对办案人员及相关业务部门的年度绩效考核之中，与干警的评先树优、升迁奖励等联系起来。对办案质量出现问题的，根据案件质量问题的性质、程度及后果进行必要的处分。应该说，案件质量评查结果的利用是案件评查功能发挥的基本保障，只有如此才能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否则所谓的案件质量评查不过是做虚功而已
综上所述，所谓案件管理，是指检察机关根据有关规定，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对执法办案活动进行控制、组织、协调、监督、处理，以保证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和执法公信力的活动。本文对当前案件管理中的问题及其解决的途径进行了分析论述，并在吸收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改进案件管理工作提出了一些看法。我们认为，目前案件管理工作还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如案件质量评查问题，案件管理的行政化问题，案件管理的精细化问题，案件管理的人性化问题，案件管理中信息化建设滞后的问题，案件管理中奖惩机制的落实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案件管理工作才能逐步完善。应该指出，目前案管工作的变化体现了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从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型管理转变;二是从强制型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三是从传统化管理向信息化管理转变：四是从人治化管理向规范化管理转变：五是从发散式管理向系统化管理转变、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管理的人性化、科学化、规范化，从而提升执法办案的质量与效率，促进司法公正。
建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通过整合内设机构、优化办案组织、明确执法权限责任等措施,调整和完善办案机制,能够有效减少案件审批层次,增强主任检察官办案独立性、责任心,强化检察职业特点,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效率,进一步提升检察队伍素质能力和法律监督效能。(一)建立以办案责任制为顶层,以主任检察官为主体的责任体系深化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完善办案组织形式,是新一轮检察改革乃至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二)建立以内控体系为主线的监督机制检察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力,行使不同职能的主任检察官应当具有不同的职权。依法合理授权,明确主任检察官在执法办案工作中的职责权限,是推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核心问题。关于具体职责的划分,要根据侦查、审查起诉、法律监督等检察机关的不同职责分别予以设定,同时,要考虑基层检察机关与上级检察机关受理案件类型、主要职责的不同,在放权的范围与方式上有所区别。(三)建立权责一体化的法律机理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权责利的统一,对责任的界定十分重要。要符合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和要求,更加注重办案责任的落实。应当坚持从检察权运行主体角度去研究办案责任制。注重落实执法过错追究机制,依法实行执法责任终身制,主任检察官对其在职权范围内所作出的决定承担责任。 ——作者：曹智云 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