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价值管理的各种新会计技术方法开始引起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众多学者论述了诸如作业成本法和平衡计分卡等管理会计新技术对于企业取得和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如王平心等，1999，阎达五、张瑞君，2003孙铮、吴茜，2003潘飞等，2004)但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文献的立论出发点无一例外地集中在企业“应该”釆用什么样的管理会计技术或企业在釆用上述技术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鲜有文献能够提供我国企业釆用上述技术的现状“是什么”以及“是否”有因素影响其效用的经验证据。而在西方，学术界不仅关注企业是否“应该”釆用管理会计技术的规范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提供了众多的经验证据用来支持其立论。毫无疑问，“事实胜于雄辩”，能否提供足够的经验证据，对于以价值管理为基础的管理会计技术方法能否在实务界得到恰当的运用至关重要。
在西方，尽管人们通常认为作业成本法、平衡计分卡、经济增加值以及战略管理会计系统等管理会计新技术迥然不同，企业却在不断运用一个被称作“价值管理”（ValieBasedManagement以下简称VBM)的综合框架将之整合（毕马威咨询公司，1999普华咨询公司，1999)。为此，本文将以Ittner和Larcker(2001)的分析框架为基础，首先回顾西方基于价值管理的实证文献，然后讨论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企业管理行为的影响，并指出我国管理会计领域可能的实证研究方向以及应注意的问题。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西方文献综述
(一)分析框架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管理会计实务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从传统的注重以财务导向的决策分析和预算控制，转变为强调股东价值创造的多元化动因的确认、计量以及管理的战略性方法体系。依据IFA的报告，管理会计的演进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管理会计实务强调通过预算和标准成本会计系统进行成本确定和财务控制。第二阶段大约截至六十年代中期，管理会计重点转向如何为管理计划和管理控制提供有用的信息；第三阶段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管理会计由原来强调计划与控制转向重视减少经营环节中的浪费；九十年代中期，管理会计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即价值管理的研究阶段，重点由计划与控制以及减少浪费扩展为通过对股东价值、客户价值、组织创新以及业绩创造动因的确认、计量和管理，并更多地强调战略性的企业价值创造。各种旨在促进价值创造的“新”管理会计技术的引进成为本阶段的重要特色。
价值管理框架以管理会计的实务为基础，它明确提出以不改股东创造出色的长期价值为管理目标，意在为企业业绩计量和价值创造提供一个整体框架（Dixon和Hedley1993Copeland等，1996KpmgConsulting1999Black等，1998)®。尽管VBM框架随企业不同而有所变化，但通常包括以下六个基本步骤（如图1)
(1)选择能提高股东价值的具体内部目标 图1价值管理会计框架
(2) 选择与赢得既选目标相一致的战略和组织设计；
(3) 在既定组织战略和组织设计下，确认能在经营中创造价值的特定业绩变量；
(4) 在以价值动因分析确认不同优先级的基础之上，制订行动计划，选择业绩计量指标，设定针对性目标；
（5)评价行动计划是否成功实施，并执行组织和管理业绩评价；
（6)根据目前结果，及时评价组织内部目标、战略、计划和控制系统的有效性，并在必要时加以修改。
VBM框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逻辑系统，使我们得以将管理会计中的经验研究加以分类，并评价经验研究对VBM框架中所讨论的各种理论关系的支持程度。而且，该框架把握住了权变理论、代理模型(Baman199QLanbert2001)和组织设计理论中强调的诸般关系。我们将以该框架为基础，对西方管理会计领域价值管理的经验文献进行了回顾与评论。
(二）主要文献
1.组织目标的选择
管理会计研究假设为赢得组织目标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控制机制是管理会计的终极目标，然而，对于具体组织目标，许多VBM的倡导者认为必须从“经济价值”指标角度阐述，才能体现内部目标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的良好契合。该领域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经济增加值等剩余收益指标是否比传统的会计指标更与公司价值相关？其二，使用以经济增加值等剩余收益指标的企业是否比其他企业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Milunovich和Tseui(1996)以及Lehn和Makhija(1997)对市场指标与EVA相关关系的研究发现，相对于会计回报、自由现金流量等传统指标，EVA指标与市场价值增量更相关。然而，Gjesdal(1981)和Paul(1992)的分析性研究显示，对于评估企业价值有用的信息系统未必适用于评价管理者业绩。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会计和控制目的而釆用经济价值指标作为主要目标的组织是否能取得出色的业绩？遗憾的是，经验证据至今无法为上述问题提供确定性答案。
2.制订战略和组织设计选择
管理会计文献通常在既定战略下考察战略选择与组织的会计及控制系统设计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常常将战略计量成从“防御”、“收获”或“成本领先”战略到“探勘”（Prospector)、“建造”或“创新”战略的一个连续系统（Den，t1990LangfieU1997)。
与组织设计中大量分析性研究形成对照的是，只有极少数的经验研究考察了组织设计的决定因素。一般经验研究均假定组织设计选择与战略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并据此研究他们对控制系统设计或业绩的交互影响。但检验这些观点的研究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Abernethy和Lillis(1995)的分析表明，组织釆用弹性制造系统的程度与整合联络工具（如团队、会议和工作小组等）的使用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相反，Se4b(1995)却报告，在釆用适时生产的制造工厂中，生产工人的权利与任务的复杂程度及变动程度不存在统计相关性，与工作对工作组的依赖程度也不相关。
3.价值动因的确认
代理模型指出，控制系统的目标是促使代理人的真实行动与委托人所合意的行动相一致。如果委托人的最终目标是股东价值最大化，那么控制系统就应重视能增加股东回报的行动。价值管理程序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它把重点放在能增加股东价值的财务及经营“价值动因”上。确认这些动因及其相互关系，将有助于改进资源配置、业绩计量和信息系统设计。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作业成本法（ABC)(2)战略成本管理（SCM)(3)平衡计分卡（BSC).
作业成本法研究强调非产量相关指标对制造费用的预测能力（Cooper和Kaplan1991)。这类文献主要研究增加对成本动因的理解会如何改善制造费用的分配，迄今大多数研究都支持ABM关于非产量成本动因能够解释大部分制造费用的观点。例如，Banker等(1995)、Anderson(1995)、Platt(1996)、Itner等（1997)和Fisher和Ittner(1999)的分析则发现，即使在控制了直接人工成本（产量的替代变量）之后，复杂性变量与制造成本仍然显著相关。
战略成本管理文献扩展了ABC概念，除了强调制造费用的结构性动因（如组织的规模和范围、技术水平及类型以及产品类别战略等）之外，还强调以经营活动高效执行能力为基础的“执行性”成本动因(工作小组参与、客户和供应商关系、产品和生产过程设计等）（Porter1985Shields和Young1995)。
平衡计分卡概念是成本动因分析的进一步发展，它强调根据多维的“价值动因”——财务、客户关系、内部经营过程以及学习和创新——来计量业绩（Kaplan和Norton1996)。该类研究通常验证非财务指标是否是财务指标的领先指标（LeadingIndicator)。例如，Banker等（2000)的研究发现，客户满意度指标和未来会计业绩和或现时市场价值有正相关关系；Itner和Larcker(1998b)也发现前者具有领先指标的作用。
4.制订行动计划、选择计量指标和设定针对性目标
价值管理框架的第四步是在价值动因分析的基础上制订行动计划，并选择保证行动计划成功实施的计量指标以及设定针对性目标。该步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1)投资和行动计划的选择；(2)业绩指标的选择；（3)业绩针对性目标的设定。
在管理会计文献中，关于具体行动计划的选择问题，只有资本投资的选择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如，Haka(1987)发现当折现现金流量（DCF)技术在可预测环境下使用时，股东回报较高；Larcker(1981)发现在战略资本预算中内部与外部信息、财务与非财务信息一般具有较高的察知重要性。
5.业绩评价和组织目标与计划的重估
VBM框架的最后两个步骤指业绩评价以及当结果与期望有差异时对组织目标、计划、战略的重估。少量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表明，正规评价程序的效益性依赖于一系列环境因素。例如，Smith(1993)发现运用投资监管系统的企业其投资的放弃率与业绩成正相关关系，而未釆用投资监管系统的企业呈负相关关系；战略控制系统研究甚至表明，在某些环境下，由于很难预先规定恰当的行动计划、针对性目标以及业绩计量指标，正规评价和协调程序反而可能对生产力造成损害（Lorange和Muiphy1984Goold和Quinn1993)
三、中国的制度环境及对管理会计的影响
(一)制度环境
总结以价值管理为基础的实证文献可以看出，管理会计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与内部组织结构相关的公司行为。发端于Coase(1936)的企业组织理论认为，只有当市场交易的成本大于公司内部组织的成本时，一项交易才会在公司内部进行。因此，研究公司内部组织的行为必须首先对公司面临的市场环境进行分析。那么，与英美等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有哪些特殊性呢？本文认为，对管理会计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市场环境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企业经营的行政干预和市场体系的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仍未完成从计划向市场的全面过渡，或者说，我国仍是一个转轨经济国家。根据Roland(2000)，转轨经济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现为政府对企业经营的过度干预。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通常都是出于政治目的。例如，为了保障社会就业，强迫企业接受更多的雇员等。另外，由于政府在与国有企业的契约关系中，同时扮演“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角色，而在与私有企业的契约关系中，却只作为“裁判员”，因此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承诺要比对私有企业的承诺更容易失约（Hart等，1997)。
其次，转轨经济国家通常都未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控制权市场和司法体系等)。例如，关于我国的产品市场，由于目前国有企业仍然处于各种由政策造成的不公平竞争状态，产品市场竞争的信息效应仍然难以发挥（林毅夫等，1997)至于我国的经理人市场，钱颖一(1996)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虽然能够在资产使用方面获得相当的控制权，有关企业控制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对企业高层经理人员的任免权，却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
(二）对管理会计的影响
上文指出，转轨经济中特有的政府干预与不完善的市场体系构成了我国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环境的基本特征。本部分将以价值管理的分析框架为线索，尝试分析上述环境对企业管理会计行为的影响。
本文认为，政府干预对公司价值管理的影响将会首先反映在公司总体目标的确定上，进而影响到价值管理方案的其他方面。因为，当企业价值在更大的权重上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干预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将是决定企业能否实现其股东价值最大化总体目标的关键，这时尽管企业通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仍很重要，但已“退居二线”。相反，企业往往将从政府部门寻到更多的“租金”作为具体的经营目标。另外，企业也会为了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就业问题，而吸收比正常经营所需要的更多的员工。于是，公司的战略选择及业绩评价的标准也会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根本的差异。
新兴市场对价值管理的影响则主要反映为公司会有更多的经营或融资活动从市场转向企业内部，从而会使得公司的经营战略或组织结构的设计与西方国家有根本的差异。例如，尽管多元化的公司战略在英美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会由于加重了代理问题从而对股东价值造成损害。但是，Khanna和Palepu(2000)认为，新兴市场有着不同于西方成熟市场的经济特征，如信息不对称严重，契约不完备，私有产权的保护较弱和法律制度不健全等，高度多元化经营的企业相对于单一经营企业可以更经济地克服上述问题，并且高度多元化的企业能够利用与政府的关系获得额外的经济利益，因此多元化经营增加了企业一些非市场化的经济价值。Fauver等(2003)也发现对于新兴市场，由于外部筹资的成本较高，内部资本市场的建立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收益。再比如，由于缺乏有效地外部经理人市场，企业激励机制的设计将可能更多地依赖内部经理人市场，从而此时企业激励经理的方式可能更多地是通过职务的晋升，而不是与业绩挂钩（李增泉，2000)。
上述分析表明，在对我国企业进行基于价值管理的实证分析时，其特殊的制度背景将从根本上决定其对研究假设的论证和研究结果的解释可能会与西方已有的文献存在系统的差异。
四、中国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未来的研究方向
管理会计研究的对象往往与公司内部的组织结构相关，而这类信息往往被认为属于公司的商业秘密，因此相关的法规通常并不要求公司必须予以公开披露。在西方，缺乏数据通常被视作管理会计研究滞后于财务会计研究的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Ittner和Larcker2001Zmmernan2001)。
在我国，由于证券市场在建立之初定位于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并釆用了“额度制”和“审批制”相结合的证券发行机制，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在分配上市资源时出现了“剥离上市”和“捆绑上市”的特殊现象。即使后来釆用的“通道制”和“保荐人制”也难以摆脱政府的控制行为。另外，为了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家相关文件同时规定，国有企业必须在上市公司中占有控股地位。以上两种限制使得我国上市公司往往隶属于某些企业集团。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上市公司看作是一个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从而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相关数据也就可以成为管理会计实证研究的重要基础。因此，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可在很大程度上规避西方已有文献存在的数据缺乏问题。例如，ChenLi和Su(2003)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基础，对分权理论进行的检验就是对以上研究范式的一个有益的尝试。
另外，也有文献指出，导致管理会计实证研究相对滞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管理会计理论的匮乏(Zmmernan2001Ittner和Larcker2001))。由于目前国内基本不存在相关的文献，本文认为目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借鉴西方已有的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以及管理学领域已经建立的众多理论正逐渐被引进到管理会计领域。例如，Lambert(2001)指出，契约理论可能是对管理会计最有影响的一个理论。代理理论为解决财务会计与审计问题提供了许多有效的角度，而该理论的最大受益者却是管理会计。在会计尤其是管理会计领域，如何恰当衡量业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代理理论则是分析此类问题的有效手段。
基于此，本文认为，以中国上市公司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企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检验或修正许多在西方尚未被证实的会计理论（例如代理理论）应是未来中国管理会计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以此为基础通过管理会计为企业股东的价值创造作出贡献是我们最终的研究目的。当然，以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为基础，建立并检验许多具有通用性的管理会计理论也应是我国管理会计学者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二）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实质与形式
许多对我国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抱悲观态度者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在于，我国企业目前很少釆用西方先进的管理会计技术，因此，实证研究所需要的事实基础可能并不存在。本文认为，尽管西方先进的管理会计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在我国企业中并不普遍，但我们仍有一些问题可以进行实证分析（例如，经理人员的薪酬问题)。另外，在我国，尽管许多企业并没有宣称自己釆用了“平衡记分卡”、“经济附加值”和“作业成本法”等先进的管理技术，但实际上许多企业釆用的管理方法可能已经体现了上述技术的基本原则。因此，本文认为，研究者在对其研究问题进行设计时，不能拘泥于形式，而应重实质，从而找到更多的研究素材。
2.经济计量学问题
实证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计量经济学的运用。Ittier和Larcker(2001)指出，促进管理会计研究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改善模型设定。管理会计经验研究的发展尤其应注意三类主要的计量经济学问题：内生性、同时性和函数形式。
(1)内生性
多数经验研究的一个重要局限在于预测变量（或自变量）的内生性。当结构模型中预测变量自身也是与随机误差相关的选择变量（ChoiceVariable)时，就产生了内生性问题。这种模型误定（misspecifica：tion)会导致不一致的参数估计，并使模型解释和假设检验出现问题。内生性问题的计量经济学解决办法是釆用诸如基于工具变量的二阶段（TwoStage)程序来产生与误差项无关的预测变量。遗憾的是，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由于许多组织选择都是相关的，所以很难确认合适的工具变量。
(2) 同时性
关于管理会计及其他组织特性的同时选择也是一个棘手问题。理论上，组织应当同时选择（或搭配）管理会计系统、组织设计、薪酬系统以及其他相关程序和特性（如，Otley1980Milgrom和Roberts1995)。然而，以前多数研究往往先主观选择一个被认为是内生的变量（即因变量)，然后将剩余的变量全看作外生的（即自变量）。遗憾的是，正如前文所述，大多数此类工具变量都很难是真正的外生变量。此时，釆用联立方程方法能够减轻许多由同时性产生的方程偏差。
(3) 函数形式
管理会计理论和框架常常认为，会计与控制实务、其他组织设计选择以及业绩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并且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可是，以前研究所用的函数形式一般都是简单的线性结构，并且自变量之间很少有（即使有）交互关系。尽管线性结构解释起来很直接，但它不足以把握众多管理会计问题的复杂实质和相关业绩后果。既然理论对与管理会计实务有关的结构模型的恰当函数形式缺乏明确指导，研究者就有责任考虑各种备选设定，并从中选出与观测数据最一致的形式。
五、结论
本文首先以价值管理的实务框架为基础，对西方基于价值管理的文献进行了总结。然后指出，在中国影响企业会计行为的两个重要的制度特征是政府干预和新兴市场，并尝试分析了这些特征对企业会计行为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这就表明，在进行中国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时，必须考虑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本文还针对西方管理会计的数据限制，指出由于特有的所有权安排，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为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基础，并认为以中国上市公司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企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来检验或修正许多在西方尚未被证实的会计理论（例如代理理论）应是未来中国管理会计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文章最后指出了我国学者在进行管理会计实证研究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