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第一批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1989年被国务院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现已培养经济学(会计学)、管理学(会计学)博士、会计博士后多人，其中包括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会计学博士、第一位会计学女博士、第一位审计学博士和第一位由台湾来大陆攻读会计学的博士。现任中国会计学会顾问，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兼会计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计研究》编委会副主任委员，《财会学习》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50年前，由财政部组织(1961 年)中国人民大学赵玉珉、上海财经大学娄尔行和吴诚之、厦门大学葛家澍参加编写，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杨纪琬(当时为副司长。但他从头至尾，参加教材的讨论，最后并负责总篡和定稿，实际上成为该书的主编)任主编的《会计原理》(1962年11月定稿，1963年5月中国财经出版社第1版)是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会计主管部门统编的第一本会计教材。这本书在内容、体系，尤其是某些基本会计观点等方面，都对原苏联的《会计核算原理》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从全部照搬，到有分析地借鉴苏联会计教材的转变，尽可能反映了中国的特色。
《会计原理》定稿并出版于1962年和1963年，迄今已过去半个世纪。在这一期间，编写组的五人中，四位已先后离开了我们，抚今追昔，不禁黯然神伤!所幸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所有方面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势一片大好!会计界也是人才辈出，崭新的教材与研究成果络绎不绝，琳琅满目。这也可告慰于已故的四位会计学者。
回忆往事，虽然时过境迁，依然历历在目!在编写过程中，讨论到若干基本的会计概念问题，并研究其在教材中如何表述，至今记忆犹新。1961年，是我国受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三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不仅国民经济遭到损失，正常的规章制度也遭到破坏。例如会计界受大破大立、先破后立的冲击，竟出现了所谓“无账会计”，当时，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在党中央一线主持工作，为了力挽狂澜，提出了“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根据八字方针，财政部也决定整顿全国会计工作中的混乱。《会计原理》的编写和出版，就是为建立健全我国的会计工作，从而克服财政经济的暂时困难制造舆论准备!
根据我的个人回忆，仅对《会计原理》编写时涉及的几个会计基本概念的讨论和争论，作一些不完整的记述。
一、关于会计的对象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一门科学或一项工作的“对象”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优先应解决的问题。因对象是解决一门科学或一项工作的研究边界\工作边界的问题，它确定了各门科学研究的不同内容或各项工作的活动内容，是各门科学或各项工作彼此区分的所在。当时，认为事物存在着普遍矛盾。但矛盾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科学研究的区分，就在于矛盾的特殊性”(《矛盾论》)，所以要建立健全会计工作，就要明确会计是做什么特殊的工作，会计学是研究什么专门的知识。
从50年代引进原苏联的《会计核算原理》开始，就认为会计核算的对象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和社会主义财产”，这个定义是原苏联高教部颁布的“《会计核算原理》提纲”中确定的，后来，在苏联也曾引起一次关于会计对象和方法的大讨论，讨论中虽提出不同意见，其结果仍然未触动高教部教学提纲中的提法。但是原苏联的统计学家们显然不同意这个意见，《会计核算原理》提纲中的对象首先对全部经济核算(包括会计核算、统计核算和业务核算)来说的，否则不会提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那样对会计不着边际的对象，苏联统计学家一直认为，“统计是一门独立的科学”，“统计的对象是大量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他们从不承认统计是经济核算的组成部分，研究的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
在《会计原理》教材编写时，专门讨论了会计对象的提法，即我们的教材应继续借鉴原苏联教材会计对象的定义呢?还是提出另外的“对象”定义?
一些人主张还是按原苏联教材的提法好，因为这毕竟是当时苏联和我国会计界的主流观点。我国实行的还是计划经济，应当从整个国民经济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来审视会计的作用，何况定义还强调会计的任务是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把后者作为会计对象(即内容)不应当有任何异议。
另一种观点认为，上述对象定义太空泛，不能体现会计的特点，因而不利于指导今后的会计研究和建立健全会计工作。这一观点把会计对象缩小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提出这一观点的初衷是：会计总是在企业、事业和各个独立核算单位中进行的，最好认为会计对象是在企事业和各个单位中进行的，能体现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的资金运动。不过，这样的想法，一是不够成熟，二是很可能遭到更强烈的反对。经过反复协商，最后达成了两种观点并提的编写意见。但用大字表述多数人的观点，小字则说明个别人的看法。在会计教材中，用大小字表述两种观点，这还是第一次，至少它体现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也反映当时(1961～1964)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
很显然，用大字表述的会计对象仍然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社会主义财产，而用小字表述的则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
二、关于会计的性质(具有明显阶级性)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编写者五人都感到非常棘手。因为会计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已在1953年由苏联专家一锤定音，此后，学术界再无不同意见，实际上，苏联专家的论断，在全国会计界，大多数人只是口服而未必心服，那篇文章的特点是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不过直到六十年代，“会计具有鲜明阶级性”的观点毕竟已成为会计性质的主流观点，要触动这一观点，将冒很大的风险。况且，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在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那个时代，会计由财政部主管，财政决定财务，财务决定会计的格局早已形成，只要财政制度有变动，企业财务制度随之改变，而服务于财务的会计制度则相应改变。会计学不属于自然科学，也未划入工程技术科学，当然它属于社会科学即研究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科学，谁能说这样的科学不具有阶级性?如果把会计当作一项工作，它是财政和企业财务工作的工具，也很难排除它同阶级性的联系。
这个问题，应当是当时《会计原理》编写组面临的第一难题。在私下讨论，编写组的同志每一个人都不同意(至少不完全同意)原苏联专家(马卡洛夫)的观点，可是每个人心底又都绷着一根弦：“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也正在我们拿不定主意，怎样写会计性质的时候，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黄逸峰发表了 “社会主义会计属性”的文章。他认为会计既具有技术性，又具有社会性。文章不提阶级性。这篇文章发表后，没有出现任何反对意见。黄逸峰先生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们在当时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即应把会计的属性定为具有两面性，经过反复讨论，终于一致决定，用下列的方式来描述会计的性质，大意是“在阶级社会中，会计既有各个阶级共有的东西即技术性的一面;又有某个阶级特有的东西即阶级性的另一面。”现在看来，当时大家写会计性质时存在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尽管，在1961到1964年(上半年)约三年多内，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学术界出现了短暂的自由、活跃的百家争鸣的气氛，但即使在这几年，阶级斗争的暗流并没有消失，反而在发展扩大，所以到1964年下半年，在意识形态方面，就展开了各种批判(如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忠王不忠”、“海瑞罢官”等文史作品)，逐步揭开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文化大革命中，《会计原理》只是弃而不用，尚未遭到批判。这同当时编写组不敢把会计写成“只有技术性，否定阶级性”的考虑有关。只说会计具有两重性毕竟对该书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三、关于会计职能问题
会计的职能(功能)涉及会计的本质和作用，亦即人们为什么需要会计，会计能够为人们(包括个人、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具有财产物资进行独立核算的单位)提供什么帮助?最浅显地看，会计能帮助人们记录并报告其所有的可以用货币表现的财富与财富运用有关的经济、财务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影响财富增减变化的数据，一句话，就是反映人们所有的资源、资源的主权和它们的变化。人们通过会计的反映功能，随时获得资源运用变化的数量(金额)变化，就能监督变化的全过程和变化的结果，保护资源的安全，促进它的有效利用。因此编写组讨论的结果认为，把会计的功能(作用)加以明确，对于整顿和健全会计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但如果只说会计有两个职能，一是反映，二是监督，那还不够，必须对这两个职能提出会计必须承担，又能够承担的要求。在反复斟酌后，决定把会计的职能表述为如实反映和加强监督。如实反映强调会计数据的真实可靠性;加强监督强调在会计处理的各个环节，尤其在凭证审核、财产清查这两个环节要按财务活动或财务收支的合法、合规与合理性进行审查。凡不合法、不合规章制度以及不合理的支出和收入，都不得入账，从而就制止了有问题的现金、财产与物资的流出和收入，以待进一步检查。
这两个职能的提出，不仅是一种理论创新，而且对整顿当时混乱的会计工作，具有现实的意义。
四、关于会计的各个组成部分
从建国后不久，引进原苏联会计教材以来，会计一直被称为会计核算，不过在会计专业的课程体系中，除会计核算原理外，还有部门会计核算、经济活动分析和凭证检查与监督(相当于现在的“审计”)。我们在编写教材时，一开始就确定编写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原理》，而不是《会计核算原理》。这样，就必须把“会计”同“会计核算”分开并明确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经过讨论，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会计核算”仅指从记录到编制会计报表这一会计的基本程序，“经济活动分析”、“凭证检查与监督”也应属于会计的内容。经过讨论决定，采取这样的提法：“会计包括会计核算、会计分析和会计检查三个组成部分，其中，会计核算是基础，会计分析是会计核算的发展，会计检查则是对会计核算与会计分析的必要补充。”这一提法，也是一个创新。这里，“经济活动分析”被缩小为“会计分析(实际上指会计报表分析)”，而“会计检查”则扩大为“凭证检查与监督”。本来也有人主张把“会计分析”索性改为“会计报表分析”，而“会计检查”则明确为“审计”，但反复研究后，大家皆认为，在这一点上还是要谨慎行事，不要给一些人指责这本教材“复辟资本主义会计体系”以口实。
就《会计原理》全书来看，对比原苏联的《会计核算原理》还有很多突破，但以上四个问题是集中在第一章“总论”论述的，是更为突出和醒目的变革。从今天来看，上述观点都已不具新意了，而在50年前那个时代，极左思潮在学术界占有优势，对上述几个问题的表述，已经是一种进步，并需要一定的勇气。
以上，只是我的片断回忆，可惜当时编写讨论未作成书面记录，更没有录音、录像，其中可能有不准确、不完善之处。作这些回忆，一则纪念50年前新中国自己编写的第一本比较有广泛影响的会计教材(后人曾称为“四教授本”，实际上应包括主编杨纪琬，是五教授本)，二则为研究中国“现代会计史”、“会计思想史”或“会计教育史”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