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医药；学术传承；中医教育
在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历史长河中,传统一直在以自身的方式延续着。当传统被边缘化甚至异化后,延续传统的方法不可避免地受到冷落而难以为继。当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时,传统又受到重视。传承,是传统文化生存发展的主旋律。中医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临床实践经验是其奠基石。学术造诣精湛、实践经验丰富的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继承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加强学术传承方法的研究,在方法上有所创新,提高学术传承的效率和质量,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中医学术传承方式
1.1 师承授受
中医学作为实践性很强的传统科学,在其漫长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育形式——师承。一直以来,中医学就是以师承方式为主,通过师传徒、父传子的形式,将前代理论及经验延续至今。虽然唐代政府便设立“太医署”,担任医疗单位和医学教育机构的角色,有的州还建立了地方性医学教育机构,一直到清朝“太医院”,中央政府的医学教育不断发展扩大。但这些教育机构并没有成为中医教育的主流模式,主要的中医教育还是在民间以家传和师带徒的师承形式或自学等方式进行。
所谓“古之学者必有师”,我国历史上的名医绝大多是通过这一途径造就的。如张仲景师从张伯祖、李东垣师从张元素、金代名医刘完素的私淑弟子有张从正、葛雍等。wWW.133229.cOM清朝有资料记载的有拜师或授徒经历的名医更是数不胜数。仅拿一县来讲,《孝义县志》记载：“全县中医师承方式有二,一是祖辈相传,一是师徒相授,间有自学成医者。祖辈相传,在境内著名者有沈士廉(梧桐人),从清道光三十年(1850)其高祖沈作极始,至其子沈鸿仪,六代相传；张正元(下堡人)五代相传；冯芝馥(石像村人)四代相传,田春龙(田家庄人)、刘天栋(岭北村人)三代相传。这些中医世家代代在前辈的指导下,饱览家藏医学经籍,悟领医中妙绝,在中医医术方面各树一帜。师徒相授：清末至民国初,境内有10多位名老中医收带徒弟,如李映官(司马村人)儒士出身,自学成医,慕名求学者甚多。他精选医学典籍,制定教规,依他所编医学入门三十六字歌诀(先读汤头药性,继学脉诀针灸,余读内经注释,再学诸医细究,着意修行斯道,潜心细下功夫)而施教。名中医赵明瑞是其高徒之一,并著有《金匮发挥》一书。”[1]一个县中有记载的祖传或授徒医家就如此之多,可见师承教育的确非常兴盛。
1.2 学校教育
我国医学教育的端倪见于战国至秦汉时期。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脉法》开篇即称“以脉法明教下”。《脉法》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由于当时尚无医学官学教育的记载,而且在春秋时期,官学教育由于王权衰落而逐渐趋于衰落,文教官员流于四方,形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2]的现象。这部《脉法》当为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私学教材,或可以推论当时已有学校性质的医学教育。
公元443年,南北朝刘宋王朝皇帝刘义隆采纳名医秦承祖“置医学,以广教授”的建议,创办医学教育机构,这是我国最早由国家创办中医学教育的开始。唐朝在公元624年正式设立“太医署”,包括行政、教育、医疗、药学四科,明确规定组织编制、医学分科、课程设置、学生成绩考核等制度,这种由国家创办、太常寺领导、太医署管理的中医教育机构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教育机构,比欧洲意大利于公元872年创立的萨勒诺医学校早200多年。
我国医学教育在宋朝逐渐成熟。北宋继承唐朝医学教育制度,设置专门的医药教育机构“太医局”,大力发展医学教育,并开展实验教学。据《元丰备对》记载：“太医局九科,学生额三百人,大方脉一百二十人,风科八十人,小方脉二十人,眼科二十人,疮肿兼折疡二十人,产科十人,口齿兼咽喉科十人,针灸科十人,金镞兼书禁科十人。”明清时代,由太医院兼管国家医学教育,主要是为太医院培养医药专门人才。地方医学教育机构在明清时代设置较为普遍,各府州县均设“医学”,主管地方各级医药行政及医学教育。纵观古代官方医学教育,因其办学规模小、医学生数量少,始终未能在医学教育传承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改变传统的培养模式,对中医学的发展具有规范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学的发展。
近代中医学校的创办开始于1885年陈虬在浙江温州创办的利济堂学校,该校的组织管理和课程设置都已初具近代学校规模。进入20世纪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发生,前后创办的中医学校多达80余所,比较著名的有丁甘仁1917年创立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培养了丁济万、秦伯未、章次公、程门雪、黄文东等一大批名医。建国以来,1956年国家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建立4所中医学院,并将南京中医学校改为南京中医学院。以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中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各省、市成立,中医药教育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1.3 家传
《礼记·曲礼》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可见,中国的世家医学由来已久。在“官守其学”的时代,医学知识可能就是由一些世袭家族来世代掌握并传承的。
当然,世家医学的鼎盛还是在六朝时期,即所谓“门阀的医家”。其中最为显赫者当属东海徐氏。徐氏医学始自徐熙,传至八代,亦医亦仕,史传皆有载,至元、明时犹有余绪,唯不及先世之显。六朝时期,门阀士族势力极重,几乎垄断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源。而世医在这一时期达到最盛,也正是当时的社会形势在医学史中的一个反映。
1.4 文仕通医
范仲淹有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句名言折射出古代读书人选择生活道路的两个不同取向。历代士大夫阶层本来就有留心医药的传统,正统儒家思想也将医药知识视作“养生奉亲”之术,对这一风气也持肯定和鼓励的态度,认为其符合“孝道”,所谓“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北史·许智藏传》)。因此,古代士人大多对医药知识有所接触和了解,有些人还会因兴趣所致,深入研读医书,并取得相当的造诣。
自唐代实行科举取士以后,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被打破,随着官员的构成发生变化,门阀士族的势力被不断削弱,大批出身寒门庶族的士子们踏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与此同时,那些科场失意或无意仕进的读书人往往因迫于生计或兴趣所在,选择混迹于医卜之流,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和文化发展,书籍也变得越来越普及,也为这些人能够通过读书来自学医学提供了便利。读书士子习医业医的风气在宋代以后变得更为普遍,从而形成了新的“儒医”传统。医学史上,此类“儒医”不胜枚举,远如晋代皇甫谧,金代刘完素、张元素树文仕通医之典范,近如近代章太炎鸿儒而通医、岳美中大医亦大儒等。文仕通医一方面提高了医学领域的整体文化水平,有利于医学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儒家“尊经法古”研究思想被移用于对中医学的研究,在注疏发挥经典著作的同时,束缚了中医学的创新,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有消极作用。
2 中医学术传承的特点
2.1 包容性
中医学在其创始形成的过程中就吸收、融合了天下四方的治疗实践,从而充实、完善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也使中医的治疗手段显得尤为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在与外来医学的交流中,中医学也表现出积极吸纳、充分包容的态势。如南朝梁代陶弘景增补葛洪《肘后百一方》、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邀《千金要方》等著作中都引用了随佛教传入的“四大”致病之说,《千金方》中也载有印度传入的药方(如曹婆万病丸、阿迎陀丸之类)。印度的眼科学对于中医眼科学更是影响甚巨,“五轮学说”与“金针拔障术”皆传自印度[3]。五代李殉《海药本草》、元代《回回药方》等均记载有大量的波斯、阿拉伯医药学知识。许多由域外传入的药物,如乳香、没药、苏合香、诃子、胡椒、胡芦巴、藏红花、马钱子等,也在中医治疗中得以广泛应用。
2.2 累积性
中医历史上有很多的学术争鸣,中医学术也在争鸣中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如东汉时出现的《难经》,就表现出对医经家中扁鹊、黄帝两派理论的调和。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一方面撰用医经家的《素问》、《九卷》等,一方面增广经方家的《汤液经法》,呈现出医经与经方的融合。元代朱丹溪的学术本身就有调和金元以来河间、易水两派的倾向。至其后学明代的王纶更明确提出了“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明医杂著·仲景东垣河间丹溪诸书孰优》)的会通立场。清代伤寒、温病两派的学术争鸣,最终结出的却是“寒温融合”、“寒温统一”的果实。正因为中医学这种包容性和累积性特征,才使得中医学的知识能够日积月累,随时代推移不断丰富,成为一个蕴藏无尽智慧的伟大宝库。
2.3 变通性
《易传·系辞》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医学的发展正是遵循了自然而然、又不得不然的脉络轨迹。无论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汉书·艺文志》),分别医经与经方,还是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融合医经与经方；无论是皇甫谧合《素问》、《针经》、《明堂经》为一,还是杨上善分《太素》、《明堂》为二；无论是金元四家各立门户,还是寒温两派分庭抗礼；无论是时时感叹“古方今病不相能”的时方派,还是死死抱定“仲景方为万世之规矩法度”的经方派,其产生和发展都经历了一个自然变通的过程。由此可见,中医学的变通,其根本就在于合乎自然之道,纵有万变,亦不离其宗。
3 中医学术传承的新趋势
3.1 由争鸣走向融合
中医学术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中医学术不断由争鸣走向融合,理论(“学”)与技术(“术”)在交互影响中相互促进并结合。
从传说时代开始,中医学术就有东方伏羲(针灸、脉学)与西方神农(药学)的分立,以及其后黄帝岐伯“拟于二皇”的融合。春秋战国时期,则有东方齐派医学(卢医)与西方秦派医学(秦医)的分立和对抗,以及后来在《汉志》“医经七家”中的融合。两汉时期,有“医经”与“经方”的分立,以及汉末张仲景对两者的融合。宋金元时期,又有河间、易水两派的分立与争鸣,以及后来朱丹溪吸收河间“火热论”和东垣“内伤论”而对两家的融合。在明代,滋阴学派与温补学派的争鸣继续推动着中医学术的发展,两家大致各承丹溪与东垣之遗绪,既彼此交锋,又相互吸收。如温补学派的“命门”学说就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丹溪学派的“相火”理论。至清代,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的争鸣进一步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创新,叶天士的“养胃阴”理论既是对仲景“存津液”与丹溪“滋阴降火”学说的发挥,也是对东垣“补脾升阳”学说的补充,两家最终也走向了新的融合。晚清以来直到今日,整个中医学面临着与西方医学的竞争。“中西汇通”与“中西结合”又成为几代中医学者为之努力奋斗的方向。
无论未来中医学在“中西结合”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多远,这一思路与构想都充分体现出中医学术传承发展不断由争鸣走向融合的基本规律,而这一规律也是“和”这一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在中医学发展历程中的彰显。
3.2 借助现代科学技术
现代传承研究主要集中在老中医临床经验总结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和现代数学相结合被用来研究专家系统,如电子计算机模拟路志正老中医治疗眩晕经验专家系统、电子计算机模拟赵金铎老中医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经验专家系统等,这些系统主要研究知识的获取、知识的表示、推理和解释。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门新兴技术——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kdd)技术。数据挖掘是kdd的一个处理过程,但却是kdd最重要的环节。数据挖掘是从大型数据库中提取人们感兴趣的知识,这些知识是隐藏的、事先未知的、潜在有用的信息,挖掘的知识表现为概念、规则、规律、模式等形式。数据挖掘以融合多个学科、汇总多种方法、处理海量数据、挖掘重要信息等特点而被广泛应用,用之整理和挖掘老中医临床经验,采用统一标准的、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数据采集平台,实时、客观、全面采集老中医临床诊疗过程中的信息,形成老中医临床诊疗信息库,用数据挖掘方法提炼老中医临床思维模式、诊疗规则,并通过老中医的反馈、验证,从而将专家经验转化成了可供年轻医师随时参考的有价值的知识,加速人才成长。
通过建立数据分析挖掘平台,利用在线分析处理(olap)技术,对名老中临床经验中病-证、病-药、病-方、方-证、症-药等规律实时在线分析与展示。借助建立的通用分析工具,通过老中医名、首诊、复诊、年龄、性别,或症-证-病-方-药的任何方面或他们之间的关联等维度的选择,可以方便地对数据进行查询分析和展示[4]。平台的建成使海量数据全部在临床医生的掌控之下,便于临床科研人员随时分析挖掘,使名老中医经验得以展示,年轻医生方便地学习与继承,进而促进中医总体疗效的提高。
4 问题与展望
师授和家传一直是古代中医的主要传承方式,这种方式还有以下几个优点：师承既有利于发挥师徒双方教与学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学生学习继承老师独特的经验和学术思想,使中医丰富的学术流派代有传人,延绵发展,形成人才链,更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在临床实践中掌握书本上所无法学到的知识；家传教育的优势主要是习医者从小具有良好的学习环境,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父教子毫无保留,使其尽得家传秘术。
当然,师承教育也有不足之处,即这种教育方式远远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且缺乏开拓性与竞争性；另外,师傅的个人言行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由于师傅知识和思想的局限性,对学生视野仍会有负面影响。不过,作为经验性很强的一门学科,师承教育对中医学来说还是利大于弊。
建国以来,中医院校大量出现,成为中医教育的主要方式,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在满足群众的健康需求方面作用巨大,但学校教育以系统化和标准化为特点,医学生缺乏名家的口传心授,成才速度慢。笔者认为,把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纳入到中医研究生培养体系是培养合格中医人才、提高中医临床水平的有效方法,对于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和研究生培养都有深远的意义。因此,把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纳入到中医研究生培养体系,通过中医研究生参与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既有利于中医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也有利于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的有效开展。
总之,理想的中医学术传承方式应当在规模教育基础上满足特色教育。应用数据挖掘方法如决策树、神经网络技术等研究老中医学术经验,揭示名老中医临床思维模式、诊疗规律和经验,建立中医临床经验的新模式和切实可行的新方法,这不仅有利于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全面继承,而且可以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使中医药学在优良的传承方式中得以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山西省孝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孝义县志·卫生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2.705.
2 吴树平.十三经(标点本)[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1501.
3 廖育群.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299－302.
4 王映辉,张润顺,刘保延,等.结构化名老中医临床诊疗信息采集系统设计规范[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7,14(2)：95－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