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是高等教育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大学办学的理念是要追求教思想独立，学术自主，因此校长职业化是不可抗拒的趋势。但是在我国教育界的现状是高校校长要在多方面势力的牵制下维持平衡，自主化，职业教育化水平还不够高。
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校长体制存在的缺陷以及其深层次的原因，并提出了一定的完善意见。
一、引言
英国著名教育家阿比什说过“大学的兴盛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大学校长作为学校的最高管理人员以及学校的一种象征，对大学的繁荣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随着时代发展，大学校长的角色也在发生转变。英国的大学校长逐步从学术官员向行政官员、管理专家变迁(冯倬琳，2014)。但这一过程都是由大学内部选举或者遴选产生，何国庆(2013)认为由政府直接任命大学校长的做法与大学精神是相悖的。
反观中国，周桂英(2006)认为我国大学校长目前职业化程度还不够，应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针对大学校长这一职务的管理体系。随着大学校长职业化水平的提高，大学校长不仅应具有独特而坚定的教育理念与办学思想，而且要求具有突出的组织能力与协调能力，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与公共管理能力(牛维麟，2009)。总而言之，大学校长职业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兴起与困境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校长这一职业出现在辛亥革命时，是效仿西方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的一个产物。它并非是中国本土文化、制度所孕育的产物，而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所诞生，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上的摩擦。按照西方大学校长设立的初衷，它应该是一种独立化的职业，就像是医生、作家、消防员一样。
可是在中国，大学校长这一特殊的知识分子却异化成了官僚体系中的一员，受到来自政府的各种干预，职业化程度远远不足。这当然和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
在宗法一体化体系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中，知识分子早就失去了成为一个政治独立的社会阶层的机会，沦为了官僚阶级的附庸品。辛亥革命以后，科举制得废，当时的社会既可以说是动荡的，也可以说是自由的。封建王朝初被推翻，政府对于大学的控制力不足，不少卓尔不羁的大学校长如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胡适、竺可桢等都留下了令后人津津乐道的佳话。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国时期多年摸索所建立起的那一套大学体系基本被边缘化甚至弃之不用了，大学校长的自主性又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在“党管一切”的指导方针下，中国大学历经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大学院系调整”、“文革”等一系列运动后，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可以说是彻底丧失了自主权。大学校长变得过度体制化，从校长任命到学校安排全部都要经过党的同意，再也不复出现民国时期之景象。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打破计划经济的垄断，西方的理念再一次进入中国，加之99年大学扩张引起的连锁反应，使得如今情况越来越错综复杂。当今大学校长，犹如处在漩涡的中心，在政府、师生、社会等多股力量之间小心翼翼的保持着平衡。
三、探索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道路
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经济制度。加大对高校的财政资金投入，不至于使得高校无财可用。同时更加重要的是赋予大学校长更高的财政自主权利，在有合理监督的前提下，下放一些财政权利有利于整个大学发展灵活性的提高，就像周文斌所采取的种种方法一样，有一些是不在规定内的方法确是十分有效的途径。
就大学校长本身而言，作为一种职业，肯定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职业动机。这种诉求和动机仅靠政府给与的一种行政官职是无法解决的，靠行政级别来确定报酬的制度也是极不合理的，无法体现大学校长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繁重性。因贪腐入狱的前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在庭审宣读的悔过书中写道“总觉得自己功劳大，待遇低，心里很不平衡，所以当别人给自己进贡时，感觉是对自己低收入的一种补偿，觉得心安理得，没有愧疚感和犯罪感”。因此在制定制度的时候，应该考虑校长的治学活动对学校的长远影响，将校长的个人利益和学校的利益结合起来，制定一套符合当下中国经济基础和高等教育现状的薪酬制度以促进大学校长的主观积极作用，减少不称职行为的发生。
2.政治制度。政府应该减少对于大学事务的过度干预，将政府部门的作用从一个完全的主宰者转变为一个监督者、体系维护者，使得大学校长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利。大学校长不再只对上级政府部门负责，而是对学校内部主体也要担负起责任。这样学校内部的情况能够得到更好的反映，同时对大学校长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实现中国大学的独立民主原则。
3.文化制度。大学校长作为一个大学的文化领袖，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才能引导学校和学生的发展。并且，要逐渐的打破中国封建意识中知识分子的官本位思想，减少为寻求政治上的业绩而做的无谓之事，寻求学术上的自由和独立，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思想，防止大学校长的性质异化。这样才能配合政治制度的改革完善，双向共进。
作者：费继鹏 来源：人力资源管理 2016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