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各种职业对于就业所需的教育条件日益提高，文凭和学历不仅是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象征，而且是大多数人获得不同职业的最重要依据与凭证，是个人未来职业发展和收入高低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从社会分层理论的视角来看，高校的招生过程既是不同社会阶层个体对接受教育类型与程度选择的过程，也是高等教育资源(机会)获得的过程；就业过程是不同社会阶层个体职业获得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亦即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招生与就业是处于高校人才培养两端的重要环节。一般认为，高校招生与就业之间呈正相关，“出口畅，进口旺”这句话，就是被用来形容招生与就业之间的这种正相关关系的，它表明只有就业的“出口畅”，才有招生的“进口旺”。但是实践中却出现了高职院校“好就业，难招生”的现象。本文试图用社会分层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一、社会分层与高职院校的“好就业”
(一)高职院校“好就业”的特征
“就业率高”、毕业生“供不应求”是目前高职院校“好就业”的主要特征。但是，这种“好就业”仅仅是指就业机会的可获得性。就业机会的可获得性主要是由用人市场的总体需求状况及需求结构决定的。从总体需求来看，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需求不断增长，而青年劳动力的供给则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整个就业市场找工作的环境有了较大改善，就业的机会容易获得，或者说“好就业”。但从人才需求结构来看，在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的情况下，与大学生期望相适应的岗位需求则没有太大增长。应当说，大学生找一个一般性的工作并非这既是劳动力市场出现普遍的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并存的根本原因，也是高职毕业生比本科毕业生“好就业”的原因。
(二)高职院校“好就业”与社会阶层流动性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说，个人命运的改变是通过个人社会地位获得与个人社会流动来实现的，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向更高层次流动。因此，判断是否“好就业”的标准不仅仅是就业机会的可获得性，更重要的是社会阶层中的流动性，即是否能够有利于社会阶层的流动。
1.“好就业”的岗位缺乏“专属性”的职业地位
现代社会，职业地位越来越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不同的职业地位代表着在多种社会资源获得和占有上的差异，如权力、收入和声望的差别，所以不同的职业群所处的社会阶层是不同的。
所谓的“好就业”、“用工荒”、“招工难”，更多的是指劳动力市场对一线的普通技术工人(营业员)需求旺盛，而这种需求对高职毕业生来说不一定具有或者说缺乏“专属性”地位，其在企业中不是不可或缺的，大部分岗位职高毕业生就可以胜任，或者普通高中毕业生经过短期岗前培训就可以上岗。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校园招聘会中最具“好就业”代表性的机械类岗位的统计来说明。(见表1、表2)
从表1可以看出，近62％的操作工、机修工岗位不限学历或只要求职高以上学历。而占38％的大专学历以上岗位，有近一半的企业又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明确要招高职毕业生的岗位还不到总量的20％，况且一部分岗位还可以被中职毕业生所替代，表2的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把这种一线普通工人的大量需求简单地看做高职毕业生的“好就业”。笔者不是说高职毕业生不能当一线普通工人；相反，无论是从人才的成长规律还是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角度来看，不仅是高职毕业生，而且是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应该放低“身价”，从基层做起。但是，既然职高或普通高中甚至初中毕业生就可以胜任的工作，让读了三年高职的毕业生去从事与他当年没有考上高职的同学从事同样的工作，甚至担任当年同学的下属，无论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还是从情感上均说不过去。这也是“尽管高职毕业生就业前景看好，但不少学生及家长依然认为上大学才是真正的出路，而读高职院校终归低人一等”的原因所在。
2.“好就业”的岗位缺乏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及空间
现代社会存在着主次不同的两个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依靠技术和技能获得准入，次要劳动力市场不需要较多教育就可获得准入，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人往往无法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2]“好就业”的岗位大多是从事一般性操作的普通技术工人(营业员)岗位，而这些岗位大多没有知识和技术的门槛，无需接受高等教育也能胜任，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从劳动力市场的空间结构来看，分为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大企业存在着内部劳动力市场，比中小企业具有更多的内部升迁流动机会，但这种机会往往是“封闭”的，一般只对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人开放；而中小企业人员的流动则须经过外部劳动力市场再流动到其他单位。高职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是中小企业，据浙江省高职院校的调查，69％的毕业生在3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就业，其中约四成的毕业生在5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就业。由此可见，高职毕业生虽然“好就业”，但在内外部劳动力市场中均缺少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及空间。
3.“好就业”的岗位薪水普遍较低
由于“好就业”的岗位在社会阶层大多处于下层，进入门槛低，其薪水也普遍较低。麦可思2011年10月份的调查数据显示，硕士毕业生、本科毕业生、高职毕业生的平均签约月薪依次为4160元、2514元、2077元。[3]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等职业教育文凭持有者，大多数只能从事蓝领工作，不仅薪酬和福利待遇低，而且进入中高级白领阶层的机会很少。表面上看，一些农村籍的学生，通过高职教育后可以实现不同地域的流动，但对身份地位的改变能力不大。蓝领工作者大量集中的阶层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位于第5～9阶层。当然，也不能排除有一些有高职教育文凭资格的人进入了中高级白领的职业，处于社会阶层的中上游，这恰恰掩盖了高职[第一论文网www.dylw.net 提供写作论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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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促进社会分层和流动功能弱化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从高职院校层面来讲，在“招生难”、“就业难”的双重压力下，试图通过解决就业问题来带动招生，应该说这一思路是正确的，但在贯彻这一思路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认识的偏差，片面地把“好就业”作为办学行为和过程所指向的终极目标，把高职教育等同于谋职教育、岗前培训，片面追求就业率，而忽略了就业的质量。
二、社会分层与高职院校的“难招生”
(一)高职院校“难招生”的现实状况
高职院校“难招生”或者说“招生难”现象表现在“三低”，即“低计划完成率”、“低报到率”和“低分数”。“低计划完成率”是指一部分高职院校虽然使出浑身解数却仍然完不成招生计划，这部分是因为有一部分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或者考后放弃填报志愿。从2010年开始，高职院校完不成招生计划的现象已经出现，到了2011年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的首轮零投档。据相关报道，山东省2011年专科(高职)二批一志愿投档中文史类119所、理工类115所院校上线生源为零；[5]江西省高职(专科)二批一志愿投档中文史类89所、理工类96所院校上线生源为零，[6]另外还有大批学校投档数远远低于其计划录取数。“零投档”现象并非只出现在上述省份，全国很多省市普遍存在。“低报到率”是指一部分考生拿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后选择复读、出国、提前就业，而放弃到高职院校就读，让一份份录取通知书成了废纸。《新民晚报》的一则报道称上海一所民办高职2012年的“新生报到率达到了86％”。[7]在上海的学校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地处偏远地区、品牌影响力较差的学校了。“低分数”是指高职院校放在高考录取的最后一批，录取分数降到了100来分，甚至没有分数线限制。
(二)社会分层与高职院校“难招生”的关系
社会上普遍认为，产生高职院校“招生难”的直接原因是生源减少、高考录取率提高以及参加“洋高考”人数逐年增加，间接原因是人们对高职院校的“观念误区”。不可否认，这些因素确实对高职院校“招生难”或多或少产生影响。但如果撇开分数不说，2012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毕竟还有915万，而计划招生685万，[8]这中间有230万人。那么，为什么还有不少高职院校完不成招生计划呢？深层次的原因恐怕与高职教育改变人们社会阶层结构上的局限性有关。
1.高职院校“难招生”与社会流动功能弱化
社会分层与流动对教育产生的影响是以教育促进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功能为前提的，社会分层与流动功能的强弱就像信号一样，影响着人们对受教育类型与程度的选择。[9]我们可以从前面对高职院校“好就业”的分析中得知，高职毕业生虽然“好就业”却难以从社会下层进入社会中上层，这对即将要做出接受何种教育决策的学生和家长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因为，人们总是渴望通过接受更加优质的教育，获取占优势的人力资本，实现进入更高一级社会阶层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产生高职院校“难招生”的原因，恰恰是人们对高职院校在高校分层中的地位和声望的认识结果。
2.社会流动功能弱化与学校分层
高等教育促进社会分层和流动功能的强弱与学校分层密不可分。社会分层促进了学校分层，使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学校之间在教育质量和社会地位获得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以至于出现质量上明显的“分层”。[10]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大发展的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产生的新生事物，在规模上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对于需要时间积淀才能形成的校园特色文化、教职员工之间的凝聚力、具有竞争力的专业课程体系等方面，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声望均无法与普通高校相比，尤其是在学历层次上，目前的高职教育基本上还处在专科层次。高职教育更多的是以获得某种职业技能为目标。在现实社会中，通过接受普通高等教育并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者进入白领阶层的机会远比接受高职教育进入白领阶层的机会要高；社会在人才录用标准上，也难以做到不唯学校、不唯文凭、只唯才智。[11]如国家公务员招考、大型国企招聘的起点是普通本科及以上学历，基本上把高职毕业生排除在外。这种截然不同的差异，使人们对效用更高、地位取向更明确的普通本科院校尤其是对“985”、“211”等重点高校产生更强烈的偏好，“上不了重点大学的上本科，上不了普通本科的上三本，上不了三本的读高职”的传统观念正是这种偏好的最真实写照。因此，当高等教育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时候，招生难的现象首先在高职院校出现是自然的。
学校分层不仅表现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上，而且也表现在同一层次、同一类型上。有学者指出，“接受了同样教育程度的人，由于就读于不同的学校，他们在获取职业和社会地位方面是不同的”。[12]也正因为如此，高职院校“招生难”并非所有的高职院校招生均存在困难，尤其是通过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省级示范高职院校建设涌现出来的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职院校，它们不仅招生没有困难；相反，有的学校录取分数线甚至超过了“三本”。真正存在招生难的学校，是那些高职教育“职”的类型特色并不明显，“高”又无处体现的学校。
3.学校分层与社会阶层差异
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的社会阶层差异与高校分层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资源条件相对优势阶层的子女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大量的弱势阶层子女只能在高职院校就读。[13]笔者对高职学生的家庭所属阶层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对应关系。在被调查的1490名高职学生中，80％以上学生的家庭父母属于中下层，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大中型企业高中层管理人员”的有20人(1.3％)、“私营企业主”有81人(5.4％)、“专业人士与技术人员”38人(2.6％)、“一般普通办事员”134人(9.
0％)、“个体工商户”380人(25.5％)、“普通工人”491人(33.0％)、“农业劳动者”323人(21.7％)、“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23人(1.5％)。从这一调查中可以看出，高职院校的生源主要来自社会的中下阶层。
根据韦伯社会分层的三项标准，社会中下阶层成员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均处于弱势。当他们的子女考不上流动性较好的普通高校，只有在是否接受高职教育之间选择的时候，他们首先对投入与产出的效益进行权衡，而这种权衡来自于对已经接受了高职教育的人与没有接受高职教育的人的命运比较，高职教育的现状以及它这才是高职院校“招生难”的真正原因。
三、解决高职院校“好就业、难招生”问题的路径
高职院校“好就业、难招生”现象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是社会不平等现象在教育场域的客观反映。破解高职院校“好就业、难招生”现象需要全社会统筹考虑，政府在其中应该起主导作用。笔者认为，其关键是要提高高职教育在促进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的正向功能。
(一)实现从“好就业”向“就好业”的目标转变
“就好业”既表现在相对较高的职业地位、薪水和较好的工作环境，也表现在职业岗位有利于长远的发展，是工作报酬、工作环境、职业发展等指标的综合反映。要达到“就好业”的目标，关键是要不断提高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办出品牌和特色。所谓办出特色，就是办出不可替代性。高职院校只有找准其毕业生就业岗位的空间(不可或缺)，加强内涵建设，实现人才培养的不可替代性，才能形成特色与优势，才能保持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构筑从“终结教育”到终身教育发展的立交桥
构建中等、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齐全的应用型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不仅是改变高职教育是“终结教育”的形象、提高高职教育声望和地位的重要路径，也是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面对就业压力与强烈的升学需求，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普遍重视“学术教育”，在重视技能培养功能的同时，强化了继续升学的“转学”功能。如美国的社区学院十分重视学术教育；德国职业学院强调“职业性与学术性并重”。
这里要强调的是，构筑从“终结教育”到终身教育的立交桥，不仅仅是指高职院校的简单“升格”，更重要的是指使高职学生与普通本科一样可以继续升学。为了适应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同时，要加强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由就业导向转向升学与就业并重，使高职教育不只是获取生存技能的途径，而且还应成为提升人的境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方式，将生存教育和地位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完善职业资格与就业准入制度
“双证制”是高职教育的显著特征，但由于当前社会还存在对职业资格证书认可度不高、就业准入制度控制不严的现状，使职业资格证书的“含金量”大打折扣。建立统一的职业资格证书评价标准和职业证照和毕业文凭之间的等值互换机制，完善与《职业教育法》相配套的行业就业准入制度，并严格检查与执行。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职业资格证书的“含金量”，而且也有助于在社会上树立“学力比学历更重要”的观念，凸显高职毕业生的就业优势和职业地位。
当今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阶层分化尤为明显，各阶层在资源占有和生活方式上差距日益显著，社会矛盾突出。从现实情况看，让接受过高职教育的大学生成为白领阶层和中等收入者的重要来源，不仅是解决目前高职院校“好就业、难招生”问题的路径，而且还是进一步缩小社会分层程度，促进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只有将高职的“高”体现在往高处上升流动的机会上，使社会弱势阶层凭借高职教育这一途径实现向上流动的人数越多，机会越多，才能刺激更多的社会弱势阶层接受高职教育，进而实现高职教育招生与就业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高职教育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