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枪声》的上演作为陕派影视作品的一个转折点和大手笔，以背景宏大、情节起伏，侠匪合一，艺妓合一，粗人与细人倒换等表达特有的关中地域文化。《关中枪声》改变以前影视作品贴上政治、阶级、身份标签的常用做法，使用中心化之手笔，通过鲜活跃动的生命，关注人生爱恨情仇，表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和审美情趣。
一、“陕派”影视作品的地域文化特征
体现地域特色的影视作品形成了京派、海派、藏派、关东派、陕派等分野。“京派” 影视作品离不开四合院、小胡同和故宫等文化符号；“海派”影视作品离不开黄浦江、外滩和浦东；“藏派”影视作品里面展现的是雪域高原的寺庙和僧人；“关东派”影视作品会呈现茫茫雪原、倔强的汉子、刚强的女人的场景；同样“陕派”关中系列题材影视作品会以漫天黄土、青翠的秦岭、马拉大车、热乎土炕、大闩木门、土灰马褂、铿锵有力的陕西方言以及灰色厚重的西安古城墙等作为文化符号。《关中枪声》正是以不可或缺的黄土塬和城墙，强烈冲击着观众的视觉，凸显黄土、黄河（渭河）、黄种人的自然与人文风情，具有非常鲜明的地方色彩。[1]
自1990年代末期，以《关中刀客》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改编的电影（2002-2005），如《董二伯》、《花翎子》、《仁厨子》、《肉瓤子》、《残刀》、《鹞子龙五》、《七寸子》、《愤操子》、《拚镢子》等风靡全国之后，冯小刚、刘铁涌与傅彪等京派演员、导演合作开创了陕西派侠义刀客电影的新纪元。自2000年开始，《关中匪事》三部曲（包括《兔儿岭》、《马家寨》、《卧牛岗》）小说陆续改编为电视剧。之后，根据著名作家樟叶的小说《五福》改编而成的32集电视连续剧《关中枪声》从中国影坛到中国电视剧又吹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北关中风。2009年开始以黄土高原关中地区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关中枪声》异常火爆，让身处中国东南西北边陲的人们从影视视角追溯关中平原——古城西安，回到了100年前《关中枪声》那个沸腾的年代。[2]纵观这十几年的“陕派”影视作品发展脉络，以2007年底为分界点，体现出探索期（1980年至1988年）、成熟期（1989年至1999年）、转型期（2000年至2007年）三个历史发展阶段。[3][4]从《关中刀客》（2002-2005）、《关中匪事》（2004）、《关中女人》（2006）、《关中男人》（2007）、《关中秘事》（2007）、《关中枪声》（2009）之脉络中可以看出，《关中枪声》的上演作为陕派影视作品的一个转折点，一改以前影视作品贴上政治、阶级、身份标签的常用做法，使用中心化之手笔，通过鲜活跃动的生命，关注人生爱恨情仇，表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和审美情趣，展现关中地区辛亥革命前后的时代激情，呈现特有的转折时期的政治道德和哲学伦理。[5]关中系列题材影视作品中相同的地域性特征与故事构架呈现类型化的创作套路，既是陕派影视作品参与市场运作成熟的标志，也为陕派影视作品长远地看避免误入歧途、走入艺术死角打了预防针。[6]
二、《关中枪声》的地域文化表达
（一）背景宏大，情节起伏
《关中枪声》以关中“稼娃”出身的陕西新军将领刘五为主角，以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经历和命运为线索，通过他的人生奋斗与爱恨情仇，讲述了陕西举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故事的第二主角，即女主角凌云，她拥有的是只有黄土高原的女人才独有的那种冷艳、孤傲、矜持、绝美、凄婉，让人看了好不心痛。除此之外，不同阶层的多个人物都悉数登场，演绎了在中国国情下共和革命的艰难和复杂。其故事惊心动魄，情节跌宕起伏，人物生动形象，让人深刻体会到从清朝末期到民国初年那个动荡时局是可以产生草莽英雄的时代，也是可以毁灭江湖英雄的时代。
整部故事折射出一种翻天覆地的社会转型背景：凌云与张一文等组织暗藏在“海底”的哥老会弟兄，举行西安二次起义，响应辛亥革命。起义以刘五的枪声为信号，枪鸣激起了两三万哥老会兄弟，顷刻之间攻陷西安都督府。凌云亲手击毙陈建章父子及死党黑子，太白堂通电全国，西安再次独立，看到此景实有大快人心之感。然而故事的结局却多少有些令人遗憾，自残的凌云与身患绝症的刘五拥抱而死，互相承诺来世再做夫妻；出家修行的妙真法师（秋香）与晓梅为刘五吟诵《金刚经》超度；下山的魁胜携妻芷芳、自己的子女还有秋，共同投射出“关中”的地方性。
（二）侠匪合一
最早的“侠”系陕西俗语方言的转音，从司马迁笔下开始，在“游侠列传”、“五陵侠少”、“刺客列传”中，流露出对侠的赞美和惊叹。这不是否定式的，而是对正统文化和儒家精神的质疑和反叛，最后成为中国文化中独特象征。自宋以来侠客渐渐消亡；明清以来，关中地区作为明清帝国经营西北之核心，出现了诸多好义尚侠的刀客，侠客以为商家贩运私盐、私茶，收取保护费等形式存在于世，以替受屈者和穷人打抱不平复出，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虽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的侠义精神而传承。这些侠士的一言一行根植于深厚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关中人行侠尚义的古道热肠、正直敢言的汹涌血脉和豪爽粗犷的性格特征。[9]在人们的观念里，土匪是祸国殃民的社会“恶人”、遍施烧杀抢劫
奸淫的邪恶之徒。但中国地域小说中，贾平凹的《五魁》中的唐景、五魁，《白朗》中的白朗，苏童的《十九间房》中的春麦，田中禾的《匪首》中的姬有申，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的大拇指、黑娃，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中的黑大头，尤凤伟的《金龟》、《石门夜话》中的二爷等一改往日凶残恶毒之面目，良善义气，重情重德。[10]民国时期的这些土匪，很有人性，作者理解他们，同情他们，进而有限度地赞美他们，也博得了读者的理解、同情和赞美。
秦地小说和电影电视作品中总是呈现这样一种背景：自明末清初以来，延续至清末-民国，陕西自然灾荒严重，官府剥削严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例如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造成关中地区赤地千里、人争相食，1928-1930年的“陕西大旱灾”则是饿殍遍野，惨不忍睹。许多无法养家糊口、破产卖地的农民、经商破产商人甚至遭遇仇家躲避世仇的逃客，都逃进南山秦岭或者北上黄土高原，进山为匪。他们拉起一竿子人马，扛上几把刀，挑上几条枪，仗义执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贫济穷，周围土豪地主闻风丧胆，四周穷人趋之若鹜。由此形成一个从农民、商人和穷途末路的乞丐，向霸占一方而称雄的侠客、刀客的转变。他们白天为侠，晚上为匪；今天为侠，明日为匪；前身为侠，后身为匪；于民众而言，他们为侠；于官府而言，他们为匪。侠匪合一，侠匪不分，仁义刀客与凶恶土匪完美统一。《关中枪声》中的刘五和鲁金豹，甚至他下面的一大班人马不都具有这种侠匪合一之习气么？非要加以区别，只是刘五身上更多的体现侠，鲁金豹身上更多的体现匪而已。匪为中性，单就匪的各种反叛，就是一种特殊人生境遇下求生本能支配的合理抗争。反了还有活的希望，不反就是等死，这还叫男人？坐以待毙不是关中人的性格，垂死挣扎、奋力一搏，行走江湖才是关中人的本色。
基于自然灾害和社会变革的双重作用，近现代以来关中地区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呈现日趋严峻之趋势，百姓的衣食住行、文教卫生、休闲娱乐、宗教信仰等随之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交织着激进与保守、繁华与衰败、进步与愚昧。[11]陕派影视作品中反映侠或者匪的作品往往通过刻画和塑造一个甚至一群关中硬汉形象，充分展露关中男人生、冷、噌、倔、刁、野、狂、鲁的性格特征和阳刚侠骨、诚信豪壮的精神气韵[12]，呈现一幅幅波澜壮阔的人物群像图，他们宁愿站着死，也不能坐以待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敢为朋友两肋插刀，代表着千百年来流传在民间的刀客和侠义精神。在动荡年代，文人可能入世为官或者出世隐居，而武人要么白道为侠，要么黑道为匪。侠和匪都只是一个现代政治标签而已，或许二者居其一。基于文化、思想和精神等层面的复杂原因构筑了特有的关中“文学场”（the literary field）。史官文化、关学思想、英雄精神与关中地缘文化成为关中“文学场”持久稳固雄厚的文化资本，并演化为关中人潜在的惯习（habitus）。农耕文明下的“太阳英雄”和游牧文明中的“战马英雄”在历史与现实交割中，在农牧交错带的今天，以内在审美自觉的态度塑造了一系列关中英雄（侠匪）。这种关中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特有的英雄气质颂扬着农牧混合血液的民族韧性光辉，开拓着文学场域内含蕴沉郁的劲力。[13]
（三）艺妓合一
《关中刀客》系列与《关中枪声》中总出现一个绝美的秦腔女戏子或者街头女艺人形象。她们往往父母双亡或者家庭苦难，由父母被迫卖于青楼或者由某马戏团、秦腔艺团收养，生活艰辛。她们往往在学艺与成长过程中，遭受非人的剥削甚至身体凌辱，忍辱负重，最后由一侠客刀士看中，花重金赎得人身自由，演绎英雄救美人的传统俗套故事。就是这种秦腔老剧中最俗套的故事，成为侠客系列小说、电影中观众读者百看不厌的典型情节元素，人们总是为其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而落泪，而喝彩。绝世美人、下落戏子，娼妓行业中最低下的人下之人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压寨夫人或公馆女主人，男人的双手、江山、事业与女人的身体、容貌、智慧就这样演绎着一个个传统的艺妓合一的故事。这种故事的前半部往往是妓多于艺，故事的后半部分往往掩饰艺妓，却设计一个恶人戳痛女主人公的精彩小插曲。最后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的大恶人必定死于刀客之刀或者侠女之剑（枪）下。《关中枪声》中，陈建章父子及其死党黑子死于凌云的乱枪之中，其实就报复了凌云在刘五全军覆没、事业低潮时候，被陈建章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胯下之辱。那钉入陈建章腿上的第一声枪响起，使他跪下，跪在大众的道德席上；那钉入陈建章腿上的第二声枪响起，使他倒下，倒在凌云的屈辱与忍辱负重前；那钉入陈建章腿上的第三声枪响起，使他面朝天吐血而亡，让外来军匪彻底倒伏于关中刀客侠义之士面前，彻底倒伏于三千万老陕胯下！快哉！快哉！
（四）粗人与细人倒换
如果以感性思维为立足点去辨识形象，以辩证思维为核心手段去探寻形象背后的文化困境哥老会同僚的阴谋。而关中女人心粗，如凌云单独赴约，不慎惨遭陈建章污辱，酿下悲剧。这种粗人与细人角色倒换更加增添了关中乡土生活的真实性，让观众以宏大思维为框架去思考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困境。令人叫绝的是，由被众多俊男俏女视为偶像的实力派男演员李亚鹏来饰刘五这个关中“稼娃”，一改过去奶油小生和情场男女的情感剧形象，重新塑造和解读了匹夫兼英雄、豪侠兼土匪、白道兼黑道的新刘五！
三、《关中枪声》的美中不足
该影视作品美中不足的是，故事的一些地方也让我这个“老陕迷”看出些破绽，现根据个人浅显观点，略举几例：
（一）民国初年陇海铁路修到西安了吗？
电视剧最后几集中，凌云与刘五到北京去面见袁世凯，可是左等右等不得见面。陈建章摆鸿门宴后再以舞会邀请凌云，刘五以“已购今晚回西安的火车票”为由而拒绝，这彻底是一个现代剧作创作中的疏忽与想象。剧情背景所在的1910年至1920年间的中国，风云际会，各省纷纷独立与起义，全国除平
汉铁路、京张铁路等少数几条以外，经过西安的陇海铁路尚未完全修筑。据笔者的历史地理知识，1923年民国陇海铁路对外借公债款开始修筑，1934年12月才通车至西安，而宝鸡至天水段仅长154公里，因南京政府忽停忽建，从1939年5月至1945年12月，甚至用了长达7年时间，才勉强竣工，建国以后才逐渐修通至兰州、敦煌、乌鲁木齐等。试问编剧和导演，民国初年陇海铁路修到西安了吗？
（二）这是关中老话吗？
故事的编剧、导演别出心裁，在《关中枪声》中，刘五（李亚鹏饰演）说一口带陕西味儿的普通话，时不时让刘五时常蹦出一句关中老话，一下子增加了乡土亲近感，让陕西电视观众看着真实、熟悉和亲切，本应该值得赞赏，倘若剧中刘五说着一口纯正京味乃至港式普通话，这就会严重违背历史真实，失去历史的深度和现实的张力，让观众觉得虚假和矫饰。[15]但是有时候也出现一些不小的疏忽，如他把“下”仍然念成普通话的“xia”，其实在关中是应该念成“ha”的，“我”应该念成“e”的。演员在同一句关中老话中，学习模仿的挺像，有时候前半句普通话，后半句是陕西话，令人啼笑皆非。笔者设想，如果该剧选用地道的陕西演员，或者用陕西话配音，只要用语不粗俗，能够跟剧情结合，如同《关中刀客》系列小说改编的电影一样，那样才更有乡土韵味。
（三）能够如此嫁接不同地域的民俗场景吗？
陕西民俗在剧中的运用还有待提高，一些民俗在本剧中仅仅停留在猎奇和异文化展览的浅薄层面，不能深入凸显陕西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周秦汉唐龙兴之地的历史文化内涵。我建议：导演应该多看看陈凯歌《刺秦》中用关中乡土器乐表现的铮铮杀气，也应该学习一下张艺谋《英雄》中让千万将士齐顿长矛于大地高喊“大风”的震天气势。同时不妨夸张一点，附带诸如秦筝或者板胡等老腔音乐元素，在炮火声光特技中让七千关中稼娃齐声唱：“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那才更显我泱泱关中气势！
参考文献：
[1]吉平，张阿利，赵晓玲.从《关中枪声》看关中系列题材剧的美学风格[J].唐都学刊，2009（6）：81-85.
[2]张祖群.旅游与文化地理学随笔[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321-326.
[3]张阿利.陕派地域文化电视剧的发展流变（上）[J].唐都学刊，2008（6）：64-72.
[4]张阿利.陕派地域文化电视剧的发展流变（下）[J].唐都学刊，2009（2）：95-104.
[5]廉文澂.传奇·情奇·惊奇——论兰一斐《关中枪声》的编剧艺术[J].唐都学刊，2011（1）：116-120.
[6]赵晓玲.关中系列题材电视剧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7：50.
[7]黄婷，兰朵，曹小晶.《关中枪声》的现实性叙事艺术[J].唐都学刊，2009（6）：86-89.
[8] 赵晓玲.关中系列题材电视剧的地域特色[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 （1）：47-49，70.
[9]李兆虹.论西部电影中的侠义文化精神[J].当代电影，2010（3）：151-153.
[10]王达敏.土匪形象的又一种表现——杨少衡小说《昨日的枪声》的人道主义意蕴[J].文艺争鸣，2010（9）：157-159.
[11]刘俊凤.民国关中社会生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306.
[12]吉平，任庭义.“陕派”风味电视剧初探[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5-8.
[13]苏喜庆.当代关中文学场的生成与建构探源[D].西安：西北大学，2012：23-150.
[14]李勇.文化研究：以形象为方法[J].文艺理论研究，2014 （1）：16-22，70.
[15]吉平，刘宗元，蔡昕蕴.论陕西方言在陕派电视剧中的审美功用[J].新闻知识，2010（7）：95-96.
[16]刘宗元，吉平.陕派电视剧对陕西文化形象的传播[J].电影文学，2009（7）：132-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