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姜文导演史上的处女作，它改编自王朔的短篇小说《动物凶猛》。小说《动物凶猛》以“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背景，讲述了一群孩子在备受压抑的时代氛围中的成长过程。小说的内部张力极大，涉及政治、爱情、性恋、暴力，是一部充满野性、饱含深情的小说，将这部作品拍成电影看似简单实则艰难。姜文以《动物凶猛》为基料，将这部小说改编成了一部“大片”——《阳光灿烂的日子》，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沃尔皮杯最佳男演员奖”，台湾电影“最佳剧情奖”“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奖”等多个奖项，给国内外电影界带来了巨大的意外惊喜。本文将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和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结合，从叙事、主题、人物等方面展开分析，旨在领略小说和电影各自的独到之处及其产生的魅力。
一、电影与小说的“同”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对小说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异同曾下过一个定义：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会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相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剧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以后，它们就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处。[1]小说《动物凶猛》和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叙事线索、人物特征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作品主题所反映的精神实质也具有交叉点。
（一）叙事线索
电影和小说虽然是两个独立的事物，但是比较小说《动物凶猛》和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二者还是有许多共同点的。在叙事结构中，小说和电影都以倒叙方式沿着两条线索来讲述。一条线索是基于现实时间：小说开篇即表明了现在的时间“在我三十岁后，我过上了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紧接着，“十三天后，我去参加一个中学同学的聚会……主持聚会的一个同学高声对大家说：‘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随着一个个名字的道出……旧日的情景便毫无困难地再现了”进一步印证了小说主人公已经长大成人，即将要倒叙回忆往事。[2]在电影的开头字幕也表明了这一线索：“北京，变得这么快，20年的工夫她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破坏了我的记忆，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另外一条线索就是基于过去，讲述小时候的故事。这两条线索既各自展开，又时有交叉，将过去的故事和现实的人物自然而然地串联起来。
（二）主题内涵
小说《动物凶猛》有多个主题：“文化大革命后”的社会生活状态、北京军属大院的孩子乃至中国孩子的成长、马小军和米兰的爱情，等等。故事情节伸展得比较详细，通过多个主题共同表现了“文革”后精力过剩的少年的糜烂生活。小说用了大量的笔墨回忆了马小军对米兰的情感，幻想二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却终究归于现实的悲剧，将马小军与米兰夹杂幻想的情感历程展现得淋漓尽致。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基本是遵循马小军的故事线索走的，马小军与米兰的爱情是电影的主要线索，围绕这一线索，影片中的其他事情皆成为背景。借助动态画面、镜头、音乐、色彩等元素，影片展示了马小军幻想下的二人情感，最终在时空艺术的发展下，两人这种“假想”的情感分崩离析。
透过小说字里行间的字迹，我们可以感受到马小军对米兰的浓烈感情，可以发现那个年代的少年们都有过量的荷尔蒙无处发泄。在影片中，导演也将马小军对米兰孤注一掷的情感完美地展现出来，并以少年们过量的精力为前提铺垫。 王朔和姜文这两个同年代的人实现了两种艺术载体的合二为一，两个独立的艺术载体不谋而合。
（三）人物特征
在小说和影片中，每个人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马小军具有“英雄气概”却又胆小懦弱，对初恋迷恋和渴望却又“兽虐”对方。刘氏兄弟（小说中的高氏兄弟）是山大王。于北蓓是狐狸精，生性放荡。米兰性感却又像交际花。
以故事的核心人物马小军为例，他是典型的心理上幼稚，生理上成熟，为表现他的性格特征，故事用了很多情节。他具有“英雄气概”却又胆小懦弱：他渴望中苏开战，在战争中自己成为举世瞩目的英雄;偷开老爸的抽屉，戴着老爸的军功章、军衔，对着镜子“耀武扬威”;听到警察说要把他带走的时候，哭鼻子抹眼泪，反倒是在回家后对着镜子“咆哮”警察;“幻想”自己非常勇敢、壮烈，为了米兰跟刘忆苦急眼，要剁了他。他对初恋迷恋和渴望却又“兽虐”初恋：痴迷于米兰墙上的照片，依恋她床上的气息，在捡到米兰的头发时专注而幸福;常常大段时间穿梭在米兰家附近就为见到米兰;为博得米兰的注意，爬上高高的烟囱，从顶端跃下，差点丢了性命;这份初恋的情愫，他最终亲手葬送了——明知米兰跟从了别人却对米兰的感情无法自拔，冲动地跑去米兰家里企图强暴她。他还欺软怕硬：最典型的便是他对刘氏兄弟（小说中的高氏兄弟）的屈辱臣服，对小混混的血性“鞭尸”。在马小军这一人物里，英雄主义是虚无的，感情是虚幻的，生活是虚浮的，记忆与现实全盘混淆，印证他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终将是绝望的。
二、电影与小说的“异”
电影是对原著的第二次创造，为了让改编后的电影能够产生无穷的吸引力，不仅要对两者的优势进行有机的整合，还要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于是，便有了这两个独立艺术载体之间的独特之处。
（一）主题方向
在小说《动物凶猛》中，它更强调的是以成人的目光回首往事，一群野蛮少年在“文革”年月的北京军属大院里横冲直撞，弱化了情窦初开的美好爱情，强化了青春期荷尔蒙因子作用下暴力的“英雄主义”和“动物兽性”。而姜文挣脱“文革”苦难、伤痕的陈腔，省去了青春的苦涩，在他的镜头下影片更关注成长，更具有英雄色彩和浪漫情怀。它将观众带入过去的那个年代，一群北京少年昂首挺胸向全世界展现自己的“勇
敢”和“纯真”。凭借其镜头和色彩，影片把记忆和幻想全盘混淆，勾勒了很多少男少女间的美好瞬间，以温情因子凸显了少年时代初恋的美好情愫;还勾勒了那个特定年代下对自由的向往、对美好情感的难以割舍。因此，二者在主题方向上，小说更倾向于强调“动物凶猛”，影片更注重“阳光灿烂”。 （二）故事情节
姜文在对小说进行改编时，对故事情节进行了调整，对某些残酷情节进行了修改或删减，增加了人物之间的情感描写，使得影片的“英雄主义”和“感情色彩”更为浓重，“暴力”“兽性”削弱，悲剧色彩稍微缓和。
对马小军的性格特征，影片要比小说塑造得更为鲜明。在小说中：“我哭了，一进民警办公室，看见那个民警在摆弄一副锃亮的手铐就给吓哭了。”“虽然我进去前再三叮嘱自己，哪怕他们吊打我，尽可以招供，但决不能哭！可一进门，人家正眼都没瞧我一下呢，我自己却先挺不住了……”“我在派出所装哭，以骗取警察的掉以轻心，从而很顺利地脱了身。”[2]马小军在警察局是真的被吓哭了，但是他却对于北蓓说自己是装哭。可见小说中的马小军是多么懦弱、胆小，又是多么虚伪。在影片中，他也哭了，但是却是因为急于从警察局脱身去追赶米兰的背影而采取的一种“智谋”，相比小说来说，这一改动，让马小军的胆小懦弱化作了机智灵活和对感情的执著向往。
此外，电影还增加了马小军骑自行车送米兰回农场的情节，采用微黄色的阳光、淡淡的晨风镜头，让人感觉到马小军和米兰好像真的产生了浪漫的感情。在马小军意识到自己真的失去了米兰后，影片将电影中刘忆苦（小说中的高晋）对米兰的表白嫁接到马小军身上，马小军在滂沱大雨中对米兰表白，并得到了米兰的积极回应，实现了马小军的情感大爆发。衬托了在本该甜美的初恋中马小军是痛苦的、悲伤的。在“兽性”这个问题上，小说的描述是马小军成功了，而影片的剧情是马小军落荒逃跑了。影片将人性中的丑陋和邪恶加以弱化，保留了这段初恋的美好纯真，迎合了观众的审美心理。
相比小说而言，影片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增删、变动，整个故事更加完整、和谐，故事主题也更加明确，人物特征更为鲜明，在人物特点上，更聚焦于马小军身上，以他的性格特点和成长经历为主脉，使得故事的发展脉络更为清晰。而且，原先故事中的悲惨色彩和沉痛情绪变“温和”了，人的“兽性”“暴力”削弱了。
（三）人物更丰满
影片不仅对小说中的生活、事件、情绪等故事情节进行了筛选，还对其中的人物进行了筛选。姜文脱离王朔的小说文本，筛去了一些人物，如米兰的爸爸妈妈、马小军的哥哥等，同时，又创造了许多新人物，如老将军（方化饰）和他的秘书（殷芳饰）、胡老师（冯小刚饰）、小坏蛋（王朔饰）、傻子（姚二嘎饰）、米兰姥姥（吴淑琨）等。这些人物的变动，让主要人物更加饱满，影片的主题也更为突出。
胡老师的出现很好地说明了那时候的孩子们可以胆大妄为地不学无术，因而他们的动物本能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所以他们才把自己过剩的精力随处发泄、四处寻找刺激。傻子是一个意念化的人物，他的出现具有很强的暗示作用，他好像一个“神”，注视并见证着每个人的故事。剧中傻子的台词只有3个词“古伦木”“欧巴”“傻B”。每当有人喊“古伦木”，他必定骑在棍子上回应一句“欧巴”，但在影片最后，那群孩子乘坐在豪华轿车中再喊“古伦木”的时候，他却嘲讽地喊了一句“傻B”。姜文其实是在呼应影片主题，嘲讽人的记忆往往连自己都欺骗，所谓条件反射也不是必然，像胖白痴，若干年后，你叫一声“古伦木”，他竟不再回答“欧巴”！[3]“古伦木”和“欧巴”，是抗美援朝时期的军用暗号，连傻子对这话都印象深刻，说明那时候的少年们的革命激情和“英雄主义”是多么强烈。这些人物的戏份都不多，但是却客观地对现实进行了讽刺，反讽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提升了影片的思想高度。
（四）表现艺术
小说的优势是可以对故事情节描写得更为细腻，让读者展开丰富的联想。但是与影片相比，影片的表现艺术则要丰富许多，对观众更具有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虽然影片比小说更具有现实感、真实感，但无法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由于时间限制，会舍弃一些细节，这可能导致影片的跨度比较大，观众难以在短时间里厘清脉络。《阳光灿烂的日子》在一些情节转换上通常需要观众暂停一会儿才能厘清发展脉络，有的时候还要反复细看、品味，才能理解其内涵。
三、结语
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有相同之处，又有很多差异。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与小说《动物凶猛》之间，一直存在着“像”与“不像”的问题，这一问题实质上是电影改编小说的“异”与“同”的问题，其实，“像”和“不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电影和小说之间存在着血脉相连的精神实质——小说中的精神实质在电影中蓬勃、跳荡。小说，是王朔的，电影，是姜文的，姜文依据王朔的小说改编后的电影，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颠覆性剧作，这才是“异”与“同”的最终结果。
[参考文献]
[1] [美]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M].高俊千，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69.
[2] 王朔.动物凶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