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非功利的艺术与功利的商业这种嫁接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它的内在矛盾，其中的尺度太难平衡。形式大于内容始终是新人文剧最致命的问题。商业诉求在客观上总会限制审美在内容上的深化。
随着电视剧似水年华》在央视八套播出，“新人文剧”这一概念浮出水面，并且由于媒体的炒作而迅速成为大众话题。被归并在这一概念下的有《大明宫词)、《橘子红了)、《人间四月天》、《似水年华》、《半生缘》等近年来被广为关注同时又备受争议的一些电视剧。这一概念的出笼和围绕它的褒贬争议很能说明当今电视剧创作和消费的一些问题，对其进行解读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澄清和理解。
一
关于“新人文剧”的提法，有人说是作品宣传需要而炮制出来的，有人说是客观存在的类型。对其内涵的界定也众说不一，一种观点称它渊流于“人文剧”，对立的观点则认为它实质上就是“偶像剧”的变体。这种两极评价反映了这一类型电视剧的复杂。
我们注意到，确实有这么一批唯美的电视剧试图在当今熙熙攘攘的电视剧坛上另树一帜，当它们在主题、趣味、表现手法等方面形成了类型，需要一种称谓来概括时，“新人文剧”的名称就这样提出来了，至于它是否妥贴准确，尚待进一步界定其内涵，清理其外延。
以前，我们把那些自觉追求人文精神的电视剧称之为“人文剧”，如《围城》、一地鸡毛》等。所谓人文精神，就是关注人以及人的生存状态，肯定张扬人性，关怀人的现实需求和精神需求，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注重现实人生，注意开掘思想内涵和人物性格，追求叙事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切等。WwW.133229.coM
显然，“新人文剧”在现实关怀上与“人文剧”相去甚远，从《大明官词到《似水年华》，这一类型的电视剧走的都是浪漫一路，把历史个人化，把故事情绪化，把爱情神话化，寄托浪漫温情或者渲泄激扬悲愤。它们有意无意地忽略社会发生内容这一点倒像是偶像剧，如永恒的爱情主题，感性气氛的渲染，画龙点睛的音乐，精致的画面以及偶像作用的发挥等，使它们与商业性的偶像剧瓜葛颇深。
那么，是什么使这一类的电视剧号称“新人文剧”呢?近年市场化的运作，使越来越多的电视剧向着模式化、规格化发展，在强调大众化、通俗性的舆论中，偶像剧成为新宠。纯粹的大众叙事，以受众的接受心理为创作前提，以娱乐为要义，一时风头正劲。“新人文剧”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其不同。以李少红为代表的一批电影导演介入电视剧，将电影创作中对艺术主体性的强调，对导演个性风格的重视引入电视剧，在创作上表现出了更多的艺术追求，以审美为旨归。通过美的建构提升精神，解放心灵是人文精神的题中之义，因而追求审美的“新人文剧”被认为具有人文气息而得名。
但是仔细分析，这一类型电视剧所表现出来的优雅、唯美、抒情等特征更偏重于形式，它与时下通俗偶像剧的不同有如当年昆曲与京剧的区别，前者委婉深曲，后者直露浅白，在深层的思想内容上并无重大不同。这种形式审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人文关怀应该存疑。
介于“偶像剧”与“人文剧”之间的“新人文剧”，最大特征就是令审美追求与商业诉求存于一体，试图协调艺术品位与商业逻辑的关系，围绕它的争议与关注其实都缘于此。
二
“新人文剧”独树一帜，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情节情绪化
“新人文剧”的领军人物李少红，首先尝试以个人情绪化的方式讲故事，以情绪推动情节进程。《大明官词》中贯穿着太平公主的内心独白，以她的感受展开历史的述说(似水年华》里，英和文的故事几乎没有明显的情节可寻，全靠人物的心理变化推动故事向前。这种做法，就使戏剧所需的矛盾和悬念自外部人物关系的斗争转向人物内心的冲突。作品内涵丰富，情绪的缠绵往复或一气贯注就会引起深刻的悬念，它能上升为有情感或象征参与的深层牵连的激情，而不象编织的情节那样属于人为制造的好奇心，缺乏感动因而只能是好奇心；作品内涵空虚的话，这种情绪化叙述就会寡淡如水，非但不能激起激情，甚至于不能激起好奇心。
2人物意念化
人物的魅力一是看他是否来自于生活；二看他是否带着创作者的心灵感悟和体验。一般说来，寄寓着创作者意念的人物更具有广度和深度，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是个性鲜活的。但是部分“新人文剧”由于赋予了人物过多的意念，而使人物标签化，角色所代表的含义一目了然。比如《橘子红了》，大妈就代表一个被封建思想扭曲了人性的同时又富于人情味的女人，但是剧中既对这种复杂人性的内在依据缺乏交待，对她行为心理的解释又苍白无力。再如似水年华》中文的形象，对他的外在个性特点可谓反复申明，如一介硕士偏隐小镇修古书的怪僻和认死理等，但对支撑这些个性特点的内在情性却虚晃而过，完全不予说明。这些人物因此十分缺少现实感，实际上只是创作者意念的产物。而任何时候，命运的残酷都来自于人性的抗争和无奈，没有真实的人性，悲剧就只能是误会和巧合的结果，这就使一些作品沦落为肤浅的言情剧，而失掉了悲剧的品格和力量。
3、节奏偏缓慢
舒缓的节奏比较适合古典审美：
一定距离的静观，超越感官的心灵的沉醉，条件是创作者提供了某种意境，把人引向更高更远的外界而非自身感官的快感。意境的营造并不简单，既需要创作者的人生境界和人生体味出场，又需要内容的铺垫和积聚。有意境，才有静观和沉醉，人们观看才不觉缓慢，能使现代人浮躁的心清淡下来。比如《橘子红了》中黄磊坐在廊下看天的意境，时间流逝了而很多东西还在这里——对它的品味确实需要时间和舒缓的节奏。但没有意境时，大量既无目标吸引力又无情节凝聚力的镜头只为了一点小感受和小情调，就显得松散拖沓。“当在一定的时间内所出现的事物比我们所期待的要少时，就会使我们感到时间本身，从而产生厌倦”。，缓慢的节奏就会变成对观众耐心的考验，《似水年华》中大量乌镇的风景镜头即属此类。
从上述分析可见，这些审美处理实际上都是双刃剑，当它与作品内涵、与人物个性、与意境营造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引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层追问，对人的精神要求的终极关怀，从而实现审美的最终目的——提升精神、净化情感。当它们没有深厚的内容支撑时，就只剩下审美形式和表现元素了，没有情绪，只剩下语言和音乐；没有意境，只剩下风光和布景；没有人物，只剩下服装和偶像。
从“新人文剧”的实际效果看，良莠互见，大多数情况下不很理想，美的建构要么浅尝辄止，要么止于形式，最糟的情况是弄巧成拙，内容完全萎缩在形式下。究其原因，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审美追求是嫁接在商业诉求上的，商业诉求使审美在内容上作出让步，仅停留在表现形式上，使它的审美追求不能纯粹不能彻底。
三
电视剧是最早实现市场化与制播分离的电视艺术品种，商业运作迫使它面向市场。“新人文剧”向市场的妥协表现在：它所包含的商业诉求与它的审美追求一样鲜明：
1、永恒爱情的主题。“新人文剧”普遍选择爱情这一“最通俗的沟通主题和最安全的审美体验，”。何为?“以广大市场作为目标，意味着内容必须被化解为可被普遍消费的母题”。可普遍消费意味着它需要温情脉脉，不会触及人性的某些真正残酷之处以及有意回避某些道德禁区，这实际上妨碍了它对内涵的培植和主题的开掘。
2、偶像化。“新人文剧”的共同特征就是片中大腕云集，无非是想利用明星效应。明星的号召力源于他们获得了观众的认同，能满足受众的心理投射需要。但树立偶像束缚了创作者的手脚，务使人物形象在道德上尽可能是善的，以使观众产生认同，这就令人物的复杂和深度大打折扣。《人间四月天》中徐志摩纠缠于三段感情中，当创作者用死亡这一简单的不可抗力解决他的矛盾时，保住了偶像纯洁的同时错过了深层次上人性的、道德的拷问。
3、形式化。为了读图时代的受众需要，“新人文剧”在影视语言的探索上作了多种尝试，美仑美奂的画面和音乐极具视听冲击力。服装、道具、语言、光效、色彩、音乐都成为卖点，当形式压倒内容时，艺术就成为包装，审美褪变为噱头。
4、虚无情调。人海中的擦肩而过、命运的无常、红尘中的寂寞，这些伤感显然给平庸的生活带来了某些调剂。“新人文剧”中有大量类似的虚无嗟叹，实际上是风花雪月的变调，它们也构成了某种生活的消费品，是颇受时下城市小资们青睐的一种情调，人生的复杂体味经常被这些情调轻轻带过了。
审美追求与商业诉求的尴尬共存，使“新人文剧”成了一种很难一语道尽的电视类型，造成了同样尴尬的收视效果——“有人喜欢有人烦”。喜欢的人或认同它的审美追求，认为它为观众提供了另类的审美情趣，唯荚而抒情，或认同它的商业诉求，受形式包装、偶像号召、虚无情调的吸引；烦的人或嫌它在审美上做作矫情，或觉得它在商业上缺乏看点，情节单一、人物苍白、节奏拖沓。这种两极评价使每一部新人文剧推出都引起争议。
四
撇开情绪化的褒贬，从电视剧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新人文剧”是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类型。对它的客观评价有助于我们澄清对当前电视剧创作中某些问题的理解。
首先，“新人文剧”对审美追求与商业诉求的融合，这种尝试应予肯定。我们是“在一个技术化的时代张扬艺术，在一个泛审美的时代强化审美，在一个非个性化的时代寻求个性。”。这构成了当前电视剧创作的两难处境。作为艺术的电视剧要追求深层的审美，作为大众叙事的电视剧又必须顺应电视剧制作中的娱乐法则。因此协调个性创造与大众趣味，兼顾艺术与市场，是电视剧创作必须面对的问题，当这是不得不然的选择时，“新人文剧”的这种努力本身无论得失都应肯定，它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另外，“新人文剧”抓住了形式作为沟通艺术与商业的关节点，对商业诉求与审美追求的融合不乏成功之处。形式上的探索是艺术的重要目标，形式也是当今包装时代提高商品附加值的核心手段，在这一点上，“新人文剧”艺术和商业的嫁接是成功的，它不仅吸引了知识阶层的收看也吸引了普通观众的眼球，以其唯美风格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电视剧类型满足了观众对电视剧多元化、精致化的需求；同时它的精良制作和艺术独创性所建立的标准、提供的经验，有助于我国电视剧质量的总体提高。
但是，从根本上看，“新人文剧融合审美与商业的努力又使它处于一个两难境地。非功利的艺术与功利的商业这种嫁接，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它的内在矛盾，其中的尺度太难平衡形式大于内容始终是“新人文剧”最致命的问题。商业诉求在客观上总会限制审美在内容上的深化，仅有形式的审美最终就只能成为单纯的声色渲染，与其审美追求的初衷相悖。而审美追求又限制了它在内容上过多地媚俗，一味在形式上做文章又令观众很快厌倦，从而与其商业诉求的目的相违备。这种尴尬，不仅表现在收视和评价的两极分化上，也日益影响到它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