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凌力和赵玫以其独特的性别意识、情感体验、文化心理、诗性叙事或平和或先锋地介入历史小说创作，为女性历史小说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形成了女性历史小说的两种经典书写。
关键词：女性；历史；凌力；赵玫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新时期的历史小说掀起了我国文学史上历史小说创作的又一次高潮。在这股盛况空前的浪潮下，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女性历史小说，如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须兰的《武则天》，庞天舒的《王昭君·出塞曲》，王晓玉的《赛金花·凡尘》，徐小斌的《羽蛇》，赵玫的“唐宫”三部曲等。女性作家们以其独特的性别意识、情感体验、文化心理、诗性叙事或平和或先锋地介入历史小说创作，以期颠覆男性霸权文化，重塑女性历史。其中尤以凌力和赵玫极具代表性，她们以迥异的个性化的创作，为女性历史小说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形成了女性历史小说的两种经典书写。
一、由于在男权制社会中，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基本上只是充当点缀、陪衬或者干脆处于缺席状态，加上这些女性形象基本是由男性来创造的，女性的生命状态没有得到女性自我的真实表述。所以当女性成为历史言说的主体时，她们往往会把更多的目光集中在女性自己身上。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唐宫”三部曲都直接把女性作为自己的传主。凌力的小说虽然只有一部《梦断关河》以写女性为主，但在“百年辉煌”系列中还是出现了很多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
同为写女性，凌力和赵玫塑造的女性形象却不尽相同。凌力在文本中加以赞美、褒奖的女性，如乌云珠、冰月、梦姑、天寿等等，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无论是外在的容貌姿色还是内在的忠贞、柔顺、自我牺牲精神，都是符合男权主义话语期待的。她们无一例外地貌若天仙、妩媚动人。这种女性外在的形象特征几乎成为了一种既定的模式，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作家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才子佳人”、“英雄美女”的老套路。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上的，这些女性举手投足间所表现出的伦理道德观念都符合传统的男权文化，如“冰月、天寿都为所爱的人守身守节，毫无怨言；乌云珠的温良、隐忍，甚至到要拼死去相救害死自己儿子的凶手的地步；即使是银翘这样的风尘女子也为自己所爱的人殉情而死”。这些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看出凌力本身对男权中心意识的认同和迎合。而赵玫的“唐宫”三部曲则选择了历史上颇具争议、甚至可以说是声名狼藉的唐代三位女性，她用饱蘸感情的笔调将她们从以往的“淫乱”、“恶毒”、“妖媚”、“变态”的历史淤泥中拉出，去洞察她们看似不近情理的抉择背后的无奈、矛盾、艰难，对她们行为的深层动因给出了同性的理解、认同。《高阳公主》中的高阳，一个历来被史书中冠以“淫欲”、“性爱”标志的女人，在赵玫笔下却是一个不甘心充当皇权的牺牲品，不甘心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而勇敢地追求爱情，用性爱驱除孤独和恐惧的至情至性的悲剧女人。作者对她的叛逆寄予了深刻的理解和同情：爱她的父亲把她当成一份馈赠老臣的礼品；丈夫房遗爱是一个奴颜婢膝不学无术的窝囊男人；作为大叔子的房遗直对她的躲避无异于始乱终弃；房家上下对她的敬而远之；都让她倍受压抑，倍感孤独，终于偏执的个性让她不顾一切地走向了极端。作者用现代人的眼光、鲜明的性别意识向世人宣告：对于女人来说，“爱也是真理性的”。写《武则天》时也是如此，赵玫认为“我应当设身处地地为她想，应当以一颗女人的心去理解她，感觉她，触摸她”。在赵玫笔下，武则天也有不择手段、凶暴残酷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每一次选择背后的无奈、痛苦、挣扎的另一面。对于正史中记载的某些情节，如武则天害死自己女儿嫁祸于人，作者以女性将心比心的体验进行质疑，甚至不惜浮出文本，对事件进行阐释。《上官婉儿》更是一部小女人如何在宫中安身立命的奋斗史。“婉儿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活着。活着是这个女人的唯一。”赵玫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摆脱了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小说翻案的目的显而易见。诚如赵玫自己所说的那样：“当我得知了历史我便可以驾驭历史，并且有了我的对历史的观点和我的对人物及其命运的解释。我不想在重塑历史的时候重陷历史的泥潭。我必须摆脱那种貌似正统公允的男权历史的圈套。”1
二、女性形象的选择和塑造属于文本表层的彰显女性意识的范畴，蕴藏在文本深层次的女性意识往往隐匿得较深而无法被我们直接感知。凌力的处女作《星星草》创作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历经磨难的心路历程敦促凌力和同时期其他作家一样，将矛头直指扼杀人性的封建制度。人性解放、人道主义毫无疑问地成为作家表述的对象、建构的主题。小说中凌力的女性主体意识主要停留在“女人”作为人的价值上，远远没有自觉用性别意识去介入小说，有时甚至会有意识地去规避女性意识以免消解其小说中所要表述的一般社会意识、主流话语和启蒙主题。在一片混沌的“男女平等”的神话中，小说塑造的女性人物的女性特质被完全淡化，她们的女性角色定位和独特的情感体验处于忽视和遮蔽的状态。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些女性作家接受、认同理论并赋予创作上的实践。凌力在历史小说领域也同样给予了回应。她在“百年辉煌”系列中开始关注女性的成长历程、生存困境、生命体验、本能欲望等命题，并且努力去探寻女性悲剧命运形成的历史、道德、文化等的内因。《少年天子》中乌云珠的悲剧确实让人同情，她与顺治两情相悦的爱情招致“丧子之痛”、“后宫孤立”，但其他被顺治冷落，一辈子守着活寡的嫔妃们难道不可怜吗？顺治对乌云珠的专宠直接导致了她们作为女人的最基本的妻性、母性的丧失、匮乏。这是“一夫多妻制”封建家庭结构带来的女人之间的变态、扭曲的生存之战。即使贵为太皇太后的孝庄，她同样也挣脱不了封建妇德对女人的非人道的制约和规范。《暮鼓晨钟》中孝庄对女人守寡的一番话：“理当再嫁”、“孤寂能把你逼疯”、“我如今老了，总算熬过来了”，让我们看到女人的原欲与封建道德的强烈冲突。封建文化渗入女性精神内部的“贞专柔顺”2的两性观，不光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他律力量，更内化为女性对自身思想、行为形成约束和规范的自律力量。贵族妇女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平民妇女的命运就更不用说了，如“百年辉煌”里的乔梦姑，她的父兄在战
乱中死亡失散；圈地丧失了家园；与爱人被迫分开八年；与朱三太子的可怕婚配；与女儿的骨肉分离；成为额头烙字的奴婢；一系列的悲剧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及至《梦断关河》，凌力的小说更是出现了某种新质。主人公天寿是一个连自己性别归属都无法确认的石女，这应该是凌力在文本中塑造的中国妇女渴望重新认识自我，确认自我的象征。
显然凌力的女性意识也是在不断地发展演进的，但总的来说，她的女性意识是平和的、淡薄的。她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大于批判，凌力醉心于她所建构的“百年辉煌”之中。究其原因：一是在中国，父权制社会已经绵延几千年，男权文化一直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其熏染和浸润，即使现代意识鲜明的充满理性思辨的当代女作家们也不能也无力摆脱这种长久以往生成的“集体无意识”。它使得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条件反射般地与传统男权文化产生某种同构。二是凌力对历史题材小说的主体认知，她在创作中一再强调“认真倾听历史的声音，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3她小说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精神、基本史实是不相悖逆的。凌力在小说中没有任意地去拔高和粉饰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也没有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到历史女性身上。
赵玫与凌力虽然在选材上相似，但在创作上跟凌力出于本能、自发所流露出来的女性意识不同，从她历时七年完成的《高阳公主?长歌》、《武则天?女皇》、《上官婉儿》这三部女性历史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始终坚持自觉地用现代女性立场、女性主体意识对小说进行观照。她小说中的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强大，更坚韧，更富有智慧。武则天自不用说，就是上官婉儿和高阳公主，她们在与男性的关系中，也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完全占据了主动的一方。就连那个粗俗的韦皇后，也试图控制自己的丈夫，想效法武则天。女性的形象由柔顺、依附转变成强悍、自立；而男性则懦弱无能、自私卑劣，成为臣服女性、取悦女性的“他者”。这是作者对传统两性关系的一种颠覆。在赵玫小说中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就是对性爱的描写。作者笔下的女性都不再把性爱当成是爱情的升华，而仅仅当作是达到目的的工具；她们可以把精神之爱和肉体之爱完全分开；她们玩弄和享受男性的身体以满足自身的情欲。这种描写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女性的某种生命体验，颠覆了传统性爱中男性的主导地位而充满了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但有时候有“矫枉过正”之嫌，而且把妇女个性解放完全归口于“性解放”也是过于简单化了。赵玫运用“身体写作”，虽然表达了对传统女性身体伦理的蔑视和抗争，但过分沉溺于女性的隐秘欲望，甚至是渴望“被虐待被强暴被蹂躏”的变态心理，例如《上官婉儿》中太子贤对婉儿的强暴，“那深入骨髓的疼痛，还有那无法抑制的激情……她想逃走却又疯狂地眷恋着让她伤痛的这一切。……她想那才是她真正想要的”4。还有薛怀义、武三思等对婉儿实施强暴时，婉儿没有屈辱、难过，反而表现出亢奋、渴望。赵玫的关于“性爱体验” 的描写因为缺乏提炼和文化层面的升华，有时反而不期然地走向了反女性的一面，又重新落入男权中心话语的窠臼。赵玫用自己的方式阐释历史女性，是否无限接近历史真相我们无从判断，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解读历史女性的视角，照亮了正史中存在的盲区。但由于在结构小说时，赵玫往往将自己的当代女性意识主观性地加在历史人物身上，在颠覆传统的同时，也失去了历史应有的厚重感、沧桑感；在女性寻找“本我”的同时，架空贬低男性，使小说走向了另一种失衡。
三、作为女性作家，“女性与男性的心灵敏感区之区别，使得女作家与男作家所观照和选择社会人生的角度和层面有明显的差别。一般来说，男作家的心灵敏感区多是广阔世界的大波大澜，人与自然、人与现实、人与历史的宏观领域，更易于引起他们的关注；女作家的心灵敏感区则多是日常生活的微波涟漪，友谊、爱情、家庭、婚姻这一类微观地带，多系女性作家的兴趣所在”5。与同时期的男性历史小说家相比，凌力和赵玫的历史小说都不同程度出现了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大于对历史事件的关注；对于人物心理、内在情感的描述大于对朝廷权谋政治角逐的再现。
凌力在创作处女作《星星草》时，还是偏重历史“本事”的叙述而轻视人物的塑造，这使得小说严谨有余而灵动不足。之后，凌力“感悟到写人不仅仅是展示人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不同的人的群体连接起来的社会，而是把自己深深地沉浸在对象主体的情感世界中，在心与心与情与梦的化合中来提炼历史生活，从而呈现出一种超凡的人性魅力和诗化的人生哲学”。6《少年天子》为我们成功塑造了清入关的第一位皇帝福临的形象，他温文尔雅又暴戾古怪，他锐意进取又懦弱卑怯，他纵情声色又至情至性。小说中对“福临闻报郑成功兵临金陵城下”这一节描述得相当出彩：他完全失去了理智和镇静，跑到太后寝宫大叫要逃回关外；被孝庄斥骂后，又不顾后果宣布：立刻御驾亲征，不得胜还朝就战死疆场；随后刀劈宝座，威吓乳母，一意孤行。凌力游刃有余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极度自尊又极度卑怯的悖论式的人物。凌力在塑造人物时特别重视对人物矛盾心理的挖掘。《倾城倾国》中孙元化对银翘心存爱恋，但又拒绝夫人纳妾的提议，当误以为要遣嫁银翘时又非常惆怅和悔恨。在夫人安排的七夕夜，他更是在理性、意志、情欲、渴望中苦苦挣扎。他对明朝始终忠心耿耿，一再拒绝条件丰厚的招降，但在要重回诏狱的精神恐惧中，他心里也萌生了“为什么在砣矶岛不随七贝勒去沈阳？为什么在津门不随吕烈逃难钱塘？为什么在通州不听吴直劝告远遁他乡？……只要能逃脱重返诏狱的可怕苦难，他愿意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力量！……”7凌力对心理刻画的成功运用，让人物变得真实可信、内涵丰富。“百年辉煌”系列小说在塑造人物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现明清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到了《梦断关河》，鸦片战争的史实已不再是作者关注的重点，它已经遁化为小说展开叙事的历史背景，小说的重点放在一个梨园世家，大历史转化为梨园戏子个体生命的流程。历史真正转化为“人史”。
凌力在小说中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对人物精神世界、矛盾心理的开掘，对文化人格的思考，将“历史转化为活生生的心史和情史”8。同时作为一个清史研究者，凌力有着深
厚的文史功底和学者气质，她重视历史氛围的营造，如《梦断关河》中“天寿和英兰在寂静无声的暗夜，在弥漫着血腥气、焦土气，到处是血肉横飞的土城废墟中翻找葛云飞的尸体”，即使是虚构的场景，读来也特别真实感人，这是她一直遵循的“随心所欲不逾矩”9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诗与史的完美结合”使得凌力的历史小说创作的美学追求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与凌力相比较，赵玫更加强调用女性的心灵去感知和体验历史女性的心路历程，她往往将女性的情感和欲望描写作为文本隐形结构的核心。《高阳公主》的一生就是对爱的追寻与爱情幻灭的一生。文本开篇就是高阳失去了生命中的真爱——辩机被腰斩，文本结束，高阳与自己的最爱——同父异母的哥哥吴王李恪冲破伦理的结合而双双走向生命尽头。文本中高阳的爱欲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原动力。赵玫用自己的体验和抒情化的语言将正史中仅有百余字记载的高阳塑造成一位个性鲜明的，惊世骇俗的历史女性。《上官婉儿》中婉儿与皇室三兄弟的纯真的爱，与武三思的肉体的爱，与崔湜的灵肉相依的爱是全书描写的重要部分。婉儿也正是通过这些或虚伪或真诚的爱一步步达到参与朝政的目的，最终得心应手地在幕后操纵着整个王朝。《武则天·女皇》中作者对武则天为才人、为帝妻、为女皇、为母亲各个角色层面的心理世界进行了多层次开掘，每篇之前更是用抒情性极强的文字大段大段进行倾诉，并且串联各篇，将创作中的“诗性”发挥得酣畅淋漓。赵玫给我们写的是这三位女性的情感人生、诗意人生，她用独特的女性话语，如散文诗般地抒写了那些以往被权威话语所遮蔽、漠视或者主观臆想的女性个体生命的感情生活，给人以某种生命本真的感觉。但也正因为此，使得赵玫的历史小说的表述进入了一个相对狭小、私人化的领域，而失去了历史小说应有的那种大境界、大视野、大气度。
四、历史小说写的虽然是过去时代发生的种种，但它不可能割断与当下的精神联系，作家也只有“用现代性的思想观念去照亮题材对象本身蕴含的现代性内涵，才有可能使其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获取真正现代性的品格”。10
凌力和赵玫的历史小说贯穿于文本中的与当下的精神联系也是截然不同。凌力的历史题材小说与中国的民族文化血脉相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族寻根小说”。凌力选择了明清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辉煌时期，对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专制保守进行了开掘和反思，更可贵的是凌力运用多元化开放性的辨证思想去体悟和把握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百年辉煌”系列中，凌力没有狭隘地站在“汉民族正统”的立场上，更多体现的是“满汉一体”的现代性的民族观；《梦断关河》中凌力一方面清醒地揭示鸦片战争的殖民侵略本质，更重要的另一面是对中西方文化在对峙、融合中的矛盾冲突进行了冷静地审视。明清鼎革时期与当下的全球化语境、后殖民主义状态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凌力的历史小说回应了当下的时代命题。而赵玫则更多地站在西方现代精神价值立场上来结构小说，她的历史小说的创作目的是颠覆传统的“从历史的时间维度中抽离了个体生命的时间性存在”11的历史观，确立了个体生命本体在历史中应有的主体性位置。她用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人的潜意识等理论，撇开政治、历史、文化、道德等外在因素，将传主作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个体生命来写，给她们的思想行为找到一种合乎人学观的内在解释。作品中表现出的对欲望的肯定，对享乐的追求与当下大众文学的世俗化倾向遥相呼应。她的历史小说文本给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和全新的示范。
虽然中国国情使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开始的不久就归于沉寂，但受其影响的女性历史小说创作，却成为了一股强有力的暗流，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们满怀期待地希望看到女作家们更具分量的新作早日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