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引发了众多学者的热议。笔者以从事高等教育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就当前博士研究生的教育培养，谈谈学习“钱学森之问”的心得体会。
一 博士研究生培养教育的地位作用
就世界而言，博士研究生培养教育起源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上升时期，我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比西方社会晚了几百年。从我国科技队伍人才结构的全局分析，博士研究生是研究型人才、高端人才、精英中的精英。综观历史，我国六十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如“两弹一星”的发射升天，“长江三峡枢纽工程”的建设，都与我国老一代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和张光斗等世界级精英人才的聪明才智和渊博的专业知识密不可分。今天，以博士为首的尖端科技人才仍然承担着国内尖端科技研发的重大责任。国内的众多疑难问题和正在攻克的科技难关与重大社会风险也主要是依靠以博士研究生领头的尖端科技人才来支撑和完成的，这是伟大时代赋予博士研究生及其主管部门、单位伟大而神圣的使命。
二 对目前我国博士研究教育培养现状的分析
我国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的真正建立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时国家百废待兴，万象更新，解决和满足国家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成为当务之急。我国设立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制度，比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晚了许多年，经验不多，硬件、软件和资金都缺乏，困难和问题的确不少。博士研究生是研究型精英人才，它要求起点高、条件充裕，育人环境优越，要特别注重教育培养质量而不能单纯去追求数量。然而几十年下来，我国当前的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多多。许多学者将其主要问题称之为“滥”，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 博士生教育的学位点“泛”
我国博士生教育学位点数量成千上万，有的单独设点，有的联合招生，有的挂靠，形式五花八门。如今，稍有办学历史的大学都获批准设有博士学位点。事实上，这些大学中很多都不具备开展博士生教育的师资条件，其中有部分就属于“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经过拼凑审批下来的博士点。除了大学外，科研机构、党校系统、干部培训单位、大型厂矿企业，等等，都纷纷获批设点招生，这种“天女散花”般的博士学位点设置，直接造成管理难、监督检查难，博士研究生质量参差不齐，是广受社会诟病的重要原因。
2 部分博士生导师学识低
众所周知，在读博士生的知识水准与道德情操，通常与博导的科学素养关系极大。社会常有“名师出高徒”之说。当前，我国博导群体的构成参差不齐，实在难如人意。如一些博导却多处、多点挂名带徒传艺，由于科研公务繁忙，无暇顾及博士点教学，致使师生之间互不相识，感情淡漠。以至现在社会上出现“贩猪肉博士”“摆地摊博士”等反常现象。[1]这都从某一方面反映和暴露出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当然，也有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著文说什么是“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的标志”，笔者却实在难以苟同。
3 博士生本身起点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培养的博士(含在读)队伍，数量庞大，累计大约超过百万之众。这支队伍中确实有真才实学者，成为我国各条战线的专家骨干。同时，也有知识平庸者，观其言谈举止或科研教学能力，还不如大学本科毕业生的专业人才。细究起来，有部分博士头衔是靠家庭关系或社会背景获得的，也有一些完全把博士当作一种晋升和捞取名利的手段，这都损贬了博士群体总体形象。
三 对改进与加强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意见与建议
当然，江河奔流，泥沙俱下不足为怪。但关键在于要重视问题，解决矛盾，而不能遮掩回避，以无谓态度敷衍待之。大力整顿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环境与秩序，大力改革和完善其体系制度，实在刻不容缓。如何整顿和改革，笔者提出“砍、收、强、变、导、严、细”七项建议。
1 “砍”——弃芜取精，去伪存真
著名教育家，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教授对我国博士生教育现状作了一个中肯的评价“博士生教育太滥太乱，即主张双‘砍’”，即将现有博士教育学位点和招生人数都砍掉一半。[2]笔者认为，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在六七十年代还是“一穷二白”，而不过短短40余年，我国博士生教育学位点就发展至数千个，招生人数也以万计，从数量来看均为世界第一。这种快速增长客观上导致学位点教学秩序混乱，学习质量难以保证，有违精英人才办学初衷，故实行一定程度的缩减政策是必要的。
2 “收”——收权精审、集中管理
鉴于目前博士学位点存在诸多滥乱无序的问题，建议国务院学位办办公室严格整顿验收，将留下来的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暂时(如五年)一律收回，改由国务院学位办直接管理，所在地区和单位的研究生管理部门只有支援协办权力，随时接受国务院学位办的监督检查。包括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招生人数均由学位办审核决定，并将保持五年左右的相对稳定。
3 强——强固基础理论，强化社会应用
科技在进步，生产力在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导致学科分化趋势日益明显，以至今天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课程门类众多，教材内容繁复，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其结果是导致基础学科薄弱，学生基础理论知识不牢，严重影响学生的逻辑思维和科研能力。博士教育学位点设置要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学科目录为参照，不能过细过散。有必要继续加强基础学科专业博士学位点的建设，并继续加强国际关系，国防军事、农林水利、畜牧水产、地质矿产、医药卫生、环境保护，化学化工以及工程机械等应用学科专业博士生学位点，努力提高通识和应用技术型高级人才的质量水平，以适应世界时局的发展变化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4 “变”——变革招生录取方式，注重能力水平测试
我国的博士研究生录取，一般分为笔试和面试两种，在测试操作过程中，通常更重视笔试成绩。相对而言面试所占的份量严重不足。为此，笔者建议可改考国文、外语、数学和专业理论四科，试题内容应在深度、广度与难度上适中，着重考察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外语运用与信息交流能力和专业理论水平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面试时，学生应能迅速回答本学科的发展现状、水平和趋势，要能简述本专业领域的发展水平和国内外最有名的两位以上专家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并用外语回答两个以上专业问题。面试过程可由两位以上的著名学者主持，集体评价讨论，将考生全面素质在网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真正为国选才。
5 导——名至实归，在位谋事
古语云，教不严，师之惰，博士研究生质量水平如何，与导师直接相关。如老一辈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杨振宁、李四光、黄汲倩、陈国达等所以世界闻名，除了其自身努力，也是其拥有世界级科学泰斗的导师辛勤培育出来的。综观这些前辈大师们的教书育人成才的成功经验，有着以下几个共同点，(1)德：德是人格人品，是奋斗方向和成功动力，“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都是衡量德的最高境界;(2)严：严肃态度，严厉作风，严谨治学，严格要求，以身作则带头垂范，真正做到“严师出高徒”;(3)奇：方法奇特，上课以引导为主，注重启发与答疑，变顺向思维为逆向思维、线性思维、多向思维、形成敏捷有序的网状思维，集思广益，求真改讹;(4)实，科学求实，注重实践，倡导“实践出真知”，切勿投机取巧、速成速胜。总之，在位谋事，名至实至是当前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对于博士生导师的基本要求，也是迫切要求。
6 “严”——严格章程，照章办事
常言道：“无规矩不成方圆”。古往今来无论文官武将都是靠政纲法纪治国理政治军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亦不例外，必须建章立制，循规蹈矩，严格管理与育人。在博士研究生教育管理中也要像大庆人那样，做到“三老四严”：即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肃作风、严明纪律、严谨办事、严格管理。为了提高博士学位点的办学质量和诚信，建议参照钱伟长教授主张，国家应不吝财力、物力和人力，将所有博士生的学位毕业论文，包括答辩，博导指导意见，参与答辩专家的评审意见，统统出版，交由同行审阅评议，对事不对人，评议结果在教育网上公布，严格实施择优汰劣政策。
四 把加强博士研究生教育与社会的横向联系作为重要的改革举措
目前博士研究生学位点教育培养目标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严，办学经费投入日益昂贵，而教学环境和师资力量也倍感难以适应，标准要求和现实条件落差日益增大。这就需要主办单位与实力雄厚的科研院所、科技园区和超大型的公司企业通力协作联合办学，建立学、研、产联合体，把创新思维、科技研究、新产品开发和高端人才教育培养融合成新的官、学、研、产四位一体的联合体，开拓一条学干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快速成才之路。诸如国外的一些大型公司、企业，纷纷与博士学位点联合，搞“订单培养”，“借脑袋”发财、“科学园区”、“技术走廊”、“硅谷”、“光谷”、“咨询公司”、“公司办事处”等等，都相互整合，互为依托。大学和公司企业的这些举措，均都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这种新型的办学模式正在由世界向中国扩展，我国知名大学也纷纷效仿且成效卓然。如我国知名高校集中的北京中关村、上海漕河泾、武汉东湖、广东珠三角、浙江杭州和长沙岳麓山等地，都在发生可喜的变化，如“三一重工”的掌门人梁稳根，就是其中杰出代表。这种新型办学模式对于我国博士生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新的一代杰出人才，可能在这一办学模式中大批地茁壮成长。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说：“大学科学园是‘孵化厂’，不但要在这里孵化出小鸡，而且要使其中一些成为能下金蛋的鸡”。
作者：罗雪英 来源：教书育人·高教论坛 2016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