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汶川地震的发生严重地冲击了人们的信仰，使迷信思想得以滋生与蔓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与灾后的迷信思想积极地作斗争，运用科学的方法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帮助人们重建灾后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迷信；信仰体系；重建
一、灾后迷信的成因
迷信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缺乏判别事物的能力、对事物本质分辨不清，而对某些事物发生特殊的喜好，对此深信不疑，进而转向盲目信仰甚至到崇奉的一种状态和过程。它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歪曲的反应，是一种错误的认知，是愚昧落后的表现。经验告诉我们，大灾之后，往往会有谣言惑众或迷信思想的泛滥。在举国为汶川大地震哀悼的时候，一些不和谐的迷信言论却像病毒一样在网络上悄悄蔓延，例如：8比13更邪恶；2008年的五行之灾；福娃灾难学等。历来如此，迷信之种种，非止一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根源。正如美国学者约翰•惠廷说，“看上去不过是野蛮的迷信，既不是毫无作用也不是人的精神错乱而是显示社会的紧张程度的指标，同时也是作为减少紧张和敌意的机制，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1]3 灾后迷信泛滥这一现象背后包含了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原因，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一）迷信是人们出于自我防卫，从心理上对灾害导致的压力进行转移的结果。到目前为止，这次地震已经造成几万人死亡、数十万家庭面临破碎，致残的人和倒塌的房屋更是不计其数。可想而知，这次灾难和危机给受灾群众带来的痛苦和伤害是多么的巨大，尤其是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沉重压力，这些压力是由于人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不知所措而产生的、而且在短时期内是无法消除的。Www.133229.Com人们需要把这些压力通过某些方式进行转移，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受灾地区人群中产生迷信的思想或行为，因为“迷信至少从主观上给人以能够预知和支配未来的感觉，在减少不安方面发挥功能”。[2]164假如不适时地、有效地进行心理恐慌的转移和宣泄，那么人们心理上的不安和恐惧持续积聚，其后果就有可能会很容易导致人们心理上的崩溃甚至引起社会动荡。这种由于人们心理危机的积聚而导致社会动荡的实例很多，因而应引起政府、社会的高度关注。
（二）迷信思想是人们在灾害面前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自然反应。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观点，人的需求是一种金字塔的结构，它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层次，而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最基本的两个层次。如果人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就有可能会采取一种愤怒的态度和攻击的行为对待他人。地震灾害过后，人们对于生活物资的需要和对于余震的恐慌使得他们无法对这两种基本的需求得到最大满足，进而可能会导致一种集体情感的表达-----对自然的盲目畏惧和对社会的否定。同时，当人们的生理和安全的需求得不到正常满足的时候，往往也会产生一种“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宰着自我”的迷信想法。这就有可能造成人们自身的意识和思想对事件的分析出现一种“真空状态”而不自觉地将自我的控制转向超自然的力量。
（三）迷信是人们在灾难面前惯常处事模式失灵情况下的应急策略。正如马林洛夫斯基的中心论点所论述的那样，“人们只有在靠知识无法把握机会和环境的情况下，才依赖巫术”。[3]155就这次汶川大地震来看，人们看到的和所经历的灾难实在是巨大的，无论从灾害程度还是从灾害范围来看，这次地震都可以被称为是受灾群众生命历程中的“重大的、突发的危机事件”。通常情况下，在遭遇如此危机事件之时，人们的惯常应付事故的模式已经无法如常起作用，因为这次危机事故已经超过了人们能力所能解决的限度。这时人们在自然面前的无助感将会非常地强烈，从而相信超自然能力的存在，甚至依赖或顺从这种超自然能力。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以至于自己在没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失去了家园和亲人，所以一时竟然不知该怎么办了”。显而易见，灾后的迷信思想的传播正是人们面临如此的突发事件时惯常处事模式无法运用情况下的一种应急策略。
（四）迷信是在突发事件时人们丧失理智的一种后果。通常意义上说，在危机事件发生以前，人们的社会心理都是处于正常的逻辑思维或者理性的主导之下，但是在危机发生之时和之后，由于人们在灾害面前遭遇过强大的自然力量的伤害，就会不自觉地丧失理性和危机发生前正常的逻辑思维能力，更加倾向于让自发的个体情感主导自我意识。人的心理结构可以被分为认知、情感和意志三个部分。人们在正常的逻辑思维模式之下能够表现得相当地理性和冷静，就在于人们的认知和意志的活动在意识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能够对自我所处的环境进行综合性地分析和判断。而一旦人们丧失了理性，即人们的情感活动占据了上风，就会导致人们的逻辑思维混乱。自我的主观感觉战胜理智甚至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幻觉和幻想，这也是人们在受灾之后容易产生迷信思想或行为的原因之一。
二、灾后迷信的特点和危害
大灾之后，社会上往往会很容易出现迷信思想的泛滥。比如说，此次地震的发生，就有人直观地串联今年的南方大雪、胶济火车事故等，于是抛出了“逢8逢9”、“逢子逢丑”之类的灾难迷信言说，毫无根据地断定2008年是灾年。然而，迷信思想一旦产生，要想消除它就相当的困难，这是由迷信思想本身的一些特点决定的。
（一）迷信思想的堕性作用。按照文化论者的观点，文化体系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其它的社会体系始终产生着相互的作用。而与其它社会体系相比较而言，社会文化体系的变迁又具有一种发展的惰性，即文化的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中是沿着它自身的发展惯性持续下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中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一规律的体现。迷信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一种社会意识，同时迷信思想也是人们对无法解释的现象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种社会意识和思维模式一旦确立，就很难消除，比如说中国人大多将喜鹊当成一种吉祥的象征物，人们看到喜鹊就会立即地联想到有可能会有什么喜事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而这种观念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变迁过程，至今仍然被人们广为接受。
（二）迷信思想的普遍性。迷信思想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普遍性。即“大部分的迷信不是个人造成的，是社会传播的结果”。[4]45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的社会性才是人的本质所在，而人的社会性就其总体来说是一切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每个人必须要同其他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进而形成一种关系的网络，这种关系网络的形成主要就是靠人们之间以信息交换为手段的社会互动来完成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荣格都认为：“迷信不是过去的东西，迷信不仅仅局限于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它是人的精神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情境下具有外显的倾向”。[5]2 这次地震涉及面是非常广的，包括生命直接受到威胁的人、身体或心理受到创伤的人以及救援者和目击者，也涉及到接触传媒信息的公众等。因而，迷信的传播者和潜在的传播者范围是相当广的。
（三）迷信思想对个人和社会影响的深刻性。迷信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在灾害过后有可能会通过一些非正常的渠道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深处，内化成人们辨别事物、看待问题的一种思维模式，这种内化的结果从深度方面加重了对其清除的难度。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包含迷信思想在内的整个社会意识，虽然是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但其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而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具体体现就是社会意识发展与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不同步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社会意识的变迁速度是慢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这就可能造成作为社会意识一部分的迷信思想长期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之中而无法肃清。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旦迷信思想在灾后滋生开来，就会很容易导致严重的后果，这种后果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从个人层面看，迷信思想一旦占据人们思维的领地，就会导致个人无法运用科学有效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会使人们丧失了正确地明辨是非的能力。结合此次地震灾害的特殊情况来说，虽然说迷信的思想或行为并不仅限于文化水平较低的人，但是文化水平低的人最容易相信和接受迷信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如果人们想要消除灾害对人思想方面的冲击的话，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具有一种科学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在支撑着自己的思想，而这次地震大多发生在乡村和小城镇，当地的居民大多文化水平是相对较低，对于地震没有科学的认识。这种情况从一方面来说极易使他们产生一种迷信观念，而反过来，种种的迷信思想一旦产生又会从对立面上形成一种障碍----阻碍人们形成一种正确的、科学的观念。这就是作为社会意识的迷信思想对于人们的主观上的思维改造过程和客观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从社会层面看，我们认为迷信思想会逐渐地侵蚀和动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主导地位，即容易出现受灾者的信仰危机。所谓社会中的信仰危机就是人们由于一些客观的原因而使原先在人们思想中占指导和支配地位的信仰有所动摇甚至瓦解。信仰体系的动摇和瓦解，其后果是严重的，面对如此巨大的天灾，有的人对神或万物主宰感到愤怒，觉得毋需继续信奉原有宗教，有的人由于对自然的恐惧，强化原有的宗教信仰，有的人会出现强迫性的迷信思想或迷信行为。因此，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甚至是共产主义的理想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三、信仰体系重建的路径
清除迷信思想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对灾后存在于人们主观意识之中的迷信思想的清除，要从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帮助他们重新树立正确的信仰体系，重建美好的精神家园。
（一）积极宣传有关地震的科学知识，增强人们对地震的科学认识。我们应该科学和客观地对待灾后迷信思想传播这一现象，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分析迷信产生的原因和消除的客观条件。马克思说：“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6]17 迷信的消除是有客观条件的，清除迷信思想和人的解放一样，并不是说仅通过从自我主观上的任意否定，这些迷信思想立即就会自动地从现实的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清除了。这与人们不能在自我主观的思想中任意地肯定人的解放是一样的道理。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其次，还要根据它们的不同发展阶段，清除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批判等无稽之谈。正如同清除宗教和神学的无稽之谈，而且在它们有了更充分地发展以后再次清除这些无稽之谈。”[7]22
（二）结合人们的社会实践，改造人们的社会意识。“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是考察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个方面是人改造人。”[8]31马克思的论述告诉我们，人改造自然是基于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能力。对自然的改造，它的本质含义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而人改造人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的表现。人改造人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人的社会意识，使人们形成一种能够正确反应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从而能够更科学地改造自然，促进社会的发展。人改造人的实践活动就是改造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关系。而人改造人、改造人们的社会意识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任务和目标，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者，我们的工作更是任重而道远。
（三）采取隐性教育法、挖掘人们抵制迷信思想的主动性。由于这次地震灾害的影响范围大多是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地区，因而我们应该采取一种隐性的教育方法，效果可能会更佳。隐性的教育方法是相对于公开的专业的显性教育方法而言的，它是利用人们的社会实践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的一种工作方法。它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渗透到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可以使与思想政治教育无关的那些单位和工作领域都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也可以使各单位和各方面人员都加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队伍中去，改变传统形式下思想政治教育者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
具体做法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人们日常的生活、娱乐活动结合起来，“寓教于乐”，在人们日常的社会活动中宣传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以此使人们对宇宙、自然能够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同时，我们要积极做好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氛围。因为“人是社会性存在物”，[9]所以要特别注意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的行为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其实并不仅仅是改造受教育者的思想，而且还应该为受教育者的继续教育和自我教育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灾后人们的信仰体系重建来说，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努力地创建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应该是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并且以鼓舞人、塑造人和教育人为最终目标的一系列正确思想的结合。
四、信仰体系重建的原则
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在信仰体系重建具体的工作中应该坚持以下几点原则：
（一）坚持情为先导，情理结合的原则。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整个心理过程包括认知活动、情感活动和意志活动三个过程。认知活动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表现和规律的认识过程；情感活动指的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评价与态度倾向；而意志是人们实现自我目标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情感和意志两个方面的活动是主体的人在认知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反过来，情感和意志这两个方面的活动对人的认知活动具有推动作用，它们相互促进、相互影响、辩证统一。因此，灾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情为先导，充分地辨清和承认受灾群众现今的实际情感状况以及他们已有的对此次地震的一些主观评价和态度倾向，在此基础上，针对灾区群众具体的情感倾向和态度，向人们进行地震和其它自然现象的分析说明，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二）坚持民主的原则。即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应该是一种民主与平等的关系，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应该是强迫式的或者是消极被动式的。“所谓的民主原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要发扬民主精神、民主作风和坚持民主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原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方法论上的疏导原则。即平等相待，尊重受教育者的人格和民主权利创造条件让受教育者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对正确的意见加以采纳，对合理的要求予以满足，同时针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按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要求，加以正确的引导。” [10]213这种方法要达到的真正效果应该是这样的：通过鼓励被教育者能达到一种自我教育，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正如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从而得到“教为不教”的目的。
（三）坚持层次原则。“所谓层次原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要从教育对象的特点出发，根据受教育者不同的思想状况，区别对待，因材施教，分层次进行教育的原则。”[11]216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时刻也不能忘记，受教育者原有的文化水平、思想状况和道德素养是参差不齐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有差别地对待受教育者。结合此次汶川大地震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受灾的大多是居住在农村地区和小城镇里面的人们，他们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素养还是原有的科学文化水平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该进行一种“差别教育”，即在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实际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受教育者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有差别、有侧重地对不同的受教育者实施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当中，“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既定标准灵活选定教育内容及方式方法；应该真正地做到鼓励现今、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与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促使不同层次和不同起点的人都能够经过努力达到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都能在各自原有基础上不断有所进步”。[12]216-217
综上所述，灾后重建并不单单是物质环境的重建，而是应该包括人们的信仰体系重建在内的全面的重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国家和人民面临如此巨大的灾害之时，尽可能地利用本学科的专业知识和理论优势，有侧重、有计划地帮助受灾地区的人们从思想意识的角度进行一种科学而全面的重建----重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精神家园。这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专业义务所在，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中的责任所在。
【参考文献】
[1][2][3][4][5] 古斯塔夫•雅霍达著,文成峰译.文明的困惑[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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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9.
[10][11][12] 邱伟光等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