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应用认知心理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生的一门旨在探讨现实生活场景下人类认知机制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产生得益于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生态学研究取向对严格的实验室研究的质疑和对人类认知研究的新探讨。近3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应用认知心理学已经超越了其产生初期对于实验室研究取向和生态学研究取向的学理辩论，而以一种更宽容的态度，采用各种研究方法交互使用的研究策略，主要致力于对人类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认知问题进行积极而有益的探讨。应用认知心理学拉近了传统实验室研究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而使认知研究更具有现实生活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关键词： 信息加工理论； 认知心理学； 应用认知心理学
一、 引 言
无论是在科学心理学产生之前或是之后，对人类认知、心智或思维本质及其活动的探讨，始终是哲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甚至是生理学家的一个中心话题［1］。然而，由于难以解决研究的可观察性问题，在科学心理学产生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行为主义都难以跨越心身之间的“莱布尼兹鸿沟”，在科学层面上对人类的认知进行有效研究。以“人与计算机功能类比”为基本研究假设、采用实验法对人类认知进行研究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理论似乎解决了科学心理学研究的这种尴尬状况。“把心智看成是运行在大脑中的功能性的特殊的计算过程的观念从功能主义角度在‘莱布尼兹鸿沟’上架设了一座桥梁，为具有确定的特殊性质的心理机制（也即任何能运行的程序）及思维能存在于非生理性的计算机的可能提供了支持。WwW.133229.coM由此，我们可以在计算机实验室和心理学实验室对其进行探讨”［2］。
借助于计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和“人与计算机功能类比”的基本假设，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现代认知心理学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迅速改变了人类认知领域的研究面貌，并对心理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拉赫曼等人在《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加工》一书中声称：“我们的（认知）革命现在已经完成，并呈现出一种常规科学的气氛。”［3］然而，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这种乐观情绪并不代表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心身之间的“莱布尼兹鸿沟”问题，其“人与计算机功能类比”的思想不仅备受学派外部其他人类认知问题研究者的指责，即使其学派内部的研究者也一再对其合理性进行质疑。早在1967年，奈瑟就于《认知心理学》一书中写道：“和人不同，‘人工智能’程序倾向于解决单心智的、不受干扰的、非情绪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程序）没有一个能对人类心智过程的复杂性做到完全公正。”［4］
二、 认知与现实：对信息加工理论实验室研究的质疑与应用认知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在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奈瑟因写出第一本《认知心理学》而在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现代认知心理学信息加工理论的代言人，［5］但与拉赫曼等人的乐观情绪不同，奈瑟在刚完成该书时就对信息加工理论尤其是融入其中的人工智能观点心存疑虑。这种疑虑最终在他1968年到康奈尔大学工作，并与倡导知觉的生态学研究取向的吉布森有着密切交流后达到顶峰，直接促使其于1976年出版《认知与现实》一书，对早期信息加工理论实验室研究取向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修正。
在该书中，奈瑟在考察了结构主义、行为主义、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精神分析理论、吉布森知觉理论的利弊得失之后指出，基于“人与计算机功能类比”研究假设的信息加工理论的实验室研究取向，由于缺乏“生态效度”，对文化差异采取漠视态度，不考虑知觉和记忆研究的现实特性，必然走向狭隘的、难以引起公众兴趣的所谓的专业领地，现代认知心理学应该实现“现实的”转向，成为“有意义的认知心理学”。在奈瑟看来，这种转向应该包括四个方面：（1） 必须花大力气理解存在于一般环境和自然的、目的性的行动背景下的认知；（2） 必须高度注意知觉者和思维者居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细微之处，及现实世界所赋予他们信息的细致结构；（3） 必须以某种方式了解人们真实使用的认知技能，以及这些认知技能所实际经历的系统发展状况；（4） 必须理解对人类本性的假设区别于行为主义者和心理分析者的重要性，并着重对其进行考查。［6］7-8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奈瑟借鉴吉布森的直接知觉理论，首先从知觉与现实世界交互作用的角度对人类知觉的发生和性质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图式、注意、想象和记忆等基本认知加工过程进行了全新讨论。在书的最后，奈瑟进一步强调了认知研究中生态学研究视角的选择，及研究中考虑自然场景、文化、情绪、个体差异、自我意识等对认知影响的重要性。并由此指出：“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单独遭遇的结果虽然不可预知，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单独遭遇的研究必然会使我们更迫近事实的真相。”［6］194
可以看出，奈瑟在倡导生态学取向的认知研究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在此之后，奈瑟继续循着这种研究途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83年当奈瑟以生态认知心理学家的身份到艾默瑞大学工作时，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关于闪光灯记忆的研究成果任职后他还在该大学启动了“艾默瑞认知研究计划”，进一步对认知心理学的诸多研究领域进行了生态学研究取向的探讨。［7］正是在奈瑟等人的大力提倡下，现代认知心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应用认知研究的转向，一些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纷纷涌现，专门的国际会议相继召开，专门期刊《应用认知心理学》也于1986年创刊。
时至今日，应用认知研究取向的现代认知心理学已经在认识现实生活场景下人类认知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研究不仅对传统认知领域进行了基于现实生活场景下的全新诠释，发现了二者存在的认知机制的差异，如相对于传统记忆模型的闪光灯记忆、相对于传统物体识别模型的面孔识别等，而且还积极探讨了在传统认知领域不被重视而又与人类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认知现象，如药物和认知行为、生物钟和认知行为等。不仅如此，应用认知心理学还借用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和手段对人类认知与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积极研究，并逐渐把对人类认知行为的研究从个体认知扩展到群体认知，以致力于在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探讨群体中个体不同认知系统之间的协调及群体认知系统与认知任务之间的作用机制，从而把应用认知研究推向了一个更广阔的现实生活空间。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哈钦斯1995年出版的《野外认知》一书。正是基于对哈钦斯表述的深刻理解，盖兰等人认为，“尽管有些人可能会对哈钦斯分析的细节问题表示异议，但我们仍然认为哈钦斯所表达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即在现实生活情境下对认知的观察能揭露许多其可能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情境下所忽略的重要特点。”［8］
三、 实验室研究还是生态学研究：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与选择
然而，由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主流依然是实验室研究，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转向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其对现实生活场景中的认知现象进行生态学研究的有效性和价值也一再受到质疑。正如格若密在《应用认知心理学导论》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应用认知心理学只是在最近20至30年内才真正开始的，即使到现在，应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还是相对稀少的，其价值也时时会被怀疑。”［9］而从事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的研究人员也始终没有被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主流所接纳，他们提出的理论也被肆意歪曲。如作为生态学研究取向的重要倡导人吉布森的知觉理论就曾被人认为是一种“基于刺激”（stimulus-based）或“数据驱动”（data-driven）的知觉理论。［10］
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是在奈瑟等人质疑实验室研究对认知研究的适宜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并没有在构建强烈的、无可置疑的理论假设后再着手进行人类认知的研究，研究手段的使用和研究领域的选取也颇具有随意性。在有着强烈的科学主义研究取向并把信息加工理论，或随后一脉相承的联结主义理论视为研究范式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领域中，这种生态学的研究取向常为一些处于主流研究地位的研究人员所不容。1989年百纳吉等人的观点可以看作是现代认知心理学主流研究领域对应用认知研究中所谓“生态学取向”的态度的一个集中反映。在考察了之前的日常记忆研究以后，百纳吉等人认为，对学习与测验的条件不进行实验控制就不会得出与记忆有关的任何有力的结论，企图将外部效度凌驾于内部效度之上的做法是错误的，并由此宣称生态或日常的记忆研究破产。［11］百纳吉等人的言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奈瑟等人的强烈反驳。实际上，这种反对声音并没有给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带来在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必要的支持和理解。当1999年若底嘉第三应邀为索拉索主编的《21世纪的心理科学与脑科学》一书撰写《认知心理学的未来》一章时，其强调了对百纳吉等人的言论的支持，并认为日常记忆运动所宣称的最好的一些研究实际上还是使用了传统的实验室方法、实验控制和一般的实验逻辑，而真正观察方法的成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12］184而艾森克等人2000年所著的《认知心理学》一书虽然也对日常记忆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但同时也对其缺乏实验控制的研究方式表示担忧，并提醒我们日常记忆研究的许多成果其实都是在实验室中完成的，而日常记忆的一些所谓的新的研究主题（如闪光灯记忆等）并没有引起多少新的理论思考。［13］
辨别双方对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生态学取向的观点，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种结论：生态学取向虽然在推动应用认知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由于现代认知心理学强烈的科学主义研究取向的惯性使然，其在后来的应用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它可能为我们启动了一个新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领域，但自身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又使得它难以继续提供应用认知心理学发展所必须的具有理论解释价值的研究体系。若底嘉第三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结论的佐证。“日常记忆研究革新了学习与记忆心理学中惯常的研究领域的课题和内容。这种革新以及强调应用的问题（比如，当前心理学家关注在治疗中所恢复的记忆的准确与不准确性）会对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一些研究者们现在把目光投向实验室以外，就能确定新的现象，开始通过观察研究法描述它们。然而，也不应停留在这种确认与描述阶段（正如这个运动的最初的倡导者们认为的），而应是详细的实验室研究的开端。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验室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澄清实验室研究和日常记忆研究之间产生的问题。”［12］184-185
也许我们更应该表达的观点是：在应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中，实验室研究和生态学研究同等重要，二者只有互相补充共同使用于我们所研究的现实情景中的认知问题，研究的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揭示和理解。而实际上，这种观点已经在应用认知心理学的实际研究中得到较为广泛的推广，并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这其中最值得称道的研究之一就是应用认知心理学对认知面谈（cognitive interviews）的研究。［9］53-58在传统的警察对目击者的面谈中，目击者是在没有任何引导和帮助的情况下被简单地要求描述所发生的事情，而当其回答问题时警察往往会过度地提问，这使目击者很难集中注意力进行有效的回忆，导致面谈质量不高。为了帮助警察提高面谈的质量，认知心理学家基于记忆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种新的询问目击者的面谈策略，即认知面谈。在这种面谈中，目击者通常被要求从四个方面回答问题，也就是认知面谈的四项技术。这四项技术包括情景的重构（context reinstatement, cr）、任何事情的报告（report everything, re）、变换角度的回忆（recall from changed perspective, cp）、不同顺序的回忆（recall in reverse order, ro）。其中，前两项技术重在为目击者构造一个良好的情景性回忆背景，而后两项则致力于提供丰富的记忆信息提取线索以帮助目击者进行有效的回忆。已有的实验室研究发现，认知面谈技术能够有效地提高目击者做出正确陈述的次数，有着优于传统面谈的效果。但实际上，认知心理学家并不能确定警察在使用这些技术时到底反应如何，这些技术能否有效提高警察在实际办案过程中面谈的准确性，从而帮助他们澄清事实的真相并迅速破案。为此，认知心理学家训练一批警察掌握这些技术，并运用到真实的犯罪面谈中。研究结果发现，这些技术能够显著提高目击者回忆信息的数量。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还发现，警察在实际使用这些技术时并不是对每种技术都能够均衡使用的，有些技术显得更有效一些。相比来说，cr和re技术被使用得更多并显得更有效，而cp和ro技术较少被警察使用并显得效果要差一些。为了进一步确认认知面谈技术的实际效用，认知心理学家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设置4个实验小组对此进行了更细致的实验室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使用完整的认知面谈技术效果最好，单独使用cr或re技术效果次之，而使用传统的面谈效果最差。更进一步的实验室研究发现，cr和re技术的结合使用要远好于任何一项单独技术的使用。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实验室研究和生态学研究的结合为应用认知心理学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来了确定的证据，推动了应用认知心理学的良性发展。
实际上，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关于实验室研究和生态学研究谁优谁劣的问题的争论正在减少，应用认知心理学家真正关心的问题是研究的有效性［14］。更有人认为，应用认知心理学所谓的“生态效度”应该分离出两个部分，即代表性和普遍性。前者是指实验情景、刺激和任务的自然性，后者则是指研究的发现适用于现实世界的程度。［13］216而一个研究如果代表性很好而缺乏普遍性的话，那么这个研究也是不足取的。需要说明的一个事实是，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同意研究的普遍性要比代表性更重要一些。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应用认知心理学毕竟还是一门致力于对人类认知问题做出普遍说明的学科，虽然有些学者把应用认知心理学中的生态学研究取向看作是可以对心理学研究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取向对立局面进行调和的一种途径，［15］但其在本质上还是有别于一些人文主义研究取向的心理学科,它也难以融入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潮流之中。［16］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实验室研究和生态学研究的整合实际上是现代认知心理学获得双赢效果的必由之路。格若密的言论可以看作是这种整合取向的代表。他说：“乍一看，奈瑟的观点（1976）和百纳吉等人的观点（1989）应该显现的是一种相互对立的局势，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二者都包含的一些劝告性信息时，也许他们能够达到部分的调和。一方面，奈瑟强调认知研究需要从田野研究中获得效度，但同时，我们必须对百纳吉等人所担心的这种田野研究将显然缺乏有效的控制记在心上。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路径是，在研究同一种现象时，我们可以把田野研究和实验室研究结合起来。……这种双向印证的方法可以为我们提供对田野研究和实验室研究结果进行比较的机会，由此发现两种类型的研究所重叠的部分，从而使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得到使人信服的结论。”［9］6-7由此，我们也许应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所拉近的是心理学研究中实验室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而非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取向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