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东昌部长的遗体告别会上，我止不住内心的悲痛，不知道如何表达对东昌部长的感激和敬仰。几十年来，东昌部长对我的恩师、著名心理学家朱智贤教授(下文简称朱老)的尊重与信赖，对我本人的关心与支持以及对中国心理学建设的关切与推动在我脑海中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日。
一、对老心理学家朱老的无限尊重和信赖
自1978年后，作为朱老的弟子和助手，我深深了解我的恩师。朱老一心向党，早在20世纪30年代，朱老在日本留学时就接触到《资本论》，并逐渐开始有意识地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科研与教学活动。1947年经地下党组织安排，朱老任党领导下的香港达德学院教务长兼教授，194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和安排下回到北京，曾任叶圣陶先生的副手——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后因身体健康原因，在北师大校长林励儒先生的邀请下，到北师大工作。
因为我在朱老身边工作，我深切体会到东昌部长对朱老的无限尊重与信赖。他多次在相关教育科学会议上肯定朱老的成果，赞赏朱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学术指导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研究思路。东昌部长在担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时，批准朱老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心理科学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与教育”。因朱老从香港回北京后没有直接调入高校工作，加上他自己高风亮节、一再谦让，所以朱老在1991年3月5日去世前一直是三级教授，但与他当时一起回来的几位香港同事都是一级教授。在朱老去世后，东昌部长了解到这一情况，他亲自起草，并以教育部党组的名义给中组部打报告，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希望能以一级教授的级别为朱老办理后事。日理万机的东昌部长还在3月19日参加了朱老的葬礼，为朱老送最后一程，并为第二年出版的《朱智贤教授纪念文集》亲笔题词——“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科学”。
二、对我本人的关心与支持
我1960年考入北师大，1965年毕业。尽管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但我们国家的心理学已处于危机状态。大学毕业后，我首先被安排参加了一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后分配到中学当老师，一干就是13个年头。后来，由于心理学学科建设需要，我于1978年“归队”，在大学进行教学科研工作。基础教育工作的经历，让我在研究中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在中小学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我强调以能力为重，培养学生智能，由于实验效果较为突出，受到广大中小学的欢迎。在1984年暑假召开的中国教育学会首届学术年会上，东昌部长在会上点名表扬了我，并在会后接见了我，在接见时，我向他表示我要把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贯穿于我毕生的学术研究之中。1986年冬天，东昌部长来北师大考察工作，其中听取我的汇报，我们的实验点当时已扩展到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有3 000多个中小学实验班，特别是当我举了基础薄弱校通县六中参加实验、改变现状的例子的时候，东昌部长插话指出：大学教师下到教育实践中去搞实验研究，北师大的成果改变了一些教育的现状，提高了教育质量，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亚于自然科学一等奖。20世纪90年代初，东昌部长还在许嘉璐副校长的陪同下，莅临参加我的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验点的培训会。作为教育部部长，能参加一名高校普通教师实验项目的培训会，让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我永远忘不了东昌部长在会上对我的鼓励——“理论与实际、普及与提高、专家与群众、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典型”。这对我鼓舞极大。
三、对中国心理学建设的关切与推动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心理学大致经历了“三起两落”五个发展阶段：1949—1958年为恢复、改造时期，1958—1959年为批判、挫折时期，1959—1966年为初步繁荣时期，1966—1976年为破坏、停顿时期，1976年至今为空前活跃时期。东昌部长十分关心中国心理学学科建设，心理学在“文化大革命”后快速发展，与东昌部长的推动密不可分。1979年，教育部积极为心理学“平反”。一国的教育部为某一学科平反在科学史上很少见。
东昌部长是1982年任教育部长，他任教育部长后，继续支持“平反”后的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并提出一系列的有效措施。于是，中国心理学迎来了学科快速发展的春天。东昌部长还十分重视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强调，中国教育科学要发展，关键的问题要抓好两个学科。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第二个是心理科学，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是教育科学的指导思想，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科学，是教育科学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心理学在中国教育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也大大推动了心理学自身的发展。
东昌部长和夫人李卓宝教授一直关心清华大学的心理学科发展。清华大学在学校建设之初，就建立了心理系，其心理系是我国20世纪前半叶最有名的心理系之一，培养了一大批心理学人才。清华大学毕业生，后来在北师大工作的张耀翔先生，于1921年成立了中国心理学会并任首任会长，192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本心理学杂志《心理》，并为北师大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心理学实验室。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心理系并入北京大学，之后50多年，清华大学一直没有心理系。进入新世纪，东昌部长和夫人李卓宝教授积极推动清华大学心理系恢复，在他们的推动下，2008年，清华大学心理系正式恢复，我作为嘉宾被邀请出席了复系大会，清华大学党政领导和前任领导都出席了这次大会。我当时还代表中国心理学会向关切和推动清华大学心理学复系的东昌老部长表示敬意和感谢。过去几年来，清华大学心理系按照东昌部长提出的“世界一流、国内急需”的要求开展研究，积极寻找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相对竞争优势，在幸福、成就、道德、文化的积极心理学以及团体心理咨询研究方面走在中国心理学的前沿，并召开了两届积极心理学大会。
作者：林崇德 来源：中国教师 2014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