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作曲家钢琴作品系列”（丛书）终于全部出版了，这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严肃音乐界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这套丛书原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后于2001年全部改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收录有丁善德、陈培勋、储望华、崔世光、杜鸣心、郭志鸿、黄安伦、黄虎威、黎英海、倪洪进、饶余燕、桑桐、石夫、汪立三、王建中、朱践耳共十六位作曲家的钢琴作品。
作者：陈学元
这套丛书是以名家专集的形式向国内音乐人士介绍在中国钢琴创作领域里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作曲家的主要作品，并聘请了周广仁、鲍蕙荞女士担任顾问，邀请了钱亦平教授、叶思敏博士及多位专家级作曲家们组成编辑委员会。乐谱中每一部专集都由作曲家本人进行精心筛选、修订、加注指法和演奏注释，撰写了创作摘记，并且不少作品还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记得小时候学琴，我弹的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大多是来自于多位作曲家重要作品汇编类的乐谱，而几乎没有一本像样的以作曲家个人作品类别编排的曲集。这套丛书的出版终于填补了这一块空白，并可以让更多的学者、音乐爱好者、钢琴演奏者专门了解或演奏一位作曲家的创作风格或作品。
以个人学琴的经历，我小时候在接触中国作品这方面，弹的最多的作品是王建中先生、陈培勋先生、储望华先生创作的。他们的作品有不少是基于民歌的素材写作，有些称之为Paraphrase（即演绎曲），有些则是改编曲（即Transcription）。其他的作曲家如权吉浩、汪立三、赵晓生、谭盾、丁善德等前辈，都只停留在只知其名、不知其作的状态。直到在上海音乐学院念书后，我才大量接触到贺绿汀、丁善德、桑桐、朱践耳、陆培、陈其钢、马思聪、黄安伦等知名作曲家的钢琴、弦乐甚至是乐队作品。这首先得感谢国家教育部门对中国作曲家和作品的重视以及国内出版社的积极响应。目前，集中出版这方面作品的机构主要由“北上湘”三地的出版社承担，如人民音乐出版社、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以及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套丛书中有一位作曲家我不得不特意提及――刚刚故去不久的汪立三先生。此外，还有一位与他有着重要关系的人物――年轻有为的张奕明先生。之前，我对汪立三先生本人和其作品并不了解，也并不认识张奕明先生。然而，一次偶然在网上聊天的机会，让我不得不钦佩这位青年学者。论成就，他们俩是无法放在一个层面说事儿的，但是今天，我认为可以。
先从汪立三先生说起。汪先生（1933-2013）是我国著名作曲家，生于四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是公认的高材生。1957年因批评冼星海的《第二交响曲》而被划为右派，以至于1959-1963年被下放在北大荒的合江农垦局文工团担任作曲、指挥、演奏、音效制作以及打杂等各种工作；1963年摘帽后调任哈尔滨艺术学院（学校于1985年改名为哈师大音乐学院，后并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任教，汪立三担任院长并兼任黑龙江省音协主席，2002年退休卸任后移居上海，2013年7月6日去世。
一次短暂的在上海的停留，我约了张奕明先生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见面，谈谈他做汪先生作品课题的目前进展与未来计划。他告诉我，两年的时间，他接触了大量的中国钢琴音乐，才发现原来为大众所知的钢琴音乐仅是冰山一角。许多好的作品居然连出版的机会都没有，或者仅仅发表于《音乐创作》等杂志。最后，他以汪立三为课题，演奏和研究他的作品（当时正逢这套丛书中的汪立三先生作品出版之际），一方面是因为汪立三作品本身的质量上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汪先生的大部头作品比较适合张奕明自己的舞台风格，而汪先生的传奇经历更是格外吸引他。那些色彩丰富，内在悲剧性张力十足，同时又充满着强烈感情的“土嗓子”（不是常见的“美式中餐”风格，却又聪明地借鉴了巴托克、欣德米特、德彪西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大师风格）的作品，经过许多次舞台的实践以及各种内行外行观众的反馈，完全可以与西方最经典的钢琴独奏作品构成上下半场之分庭抗礼。以中国的钢琴作品来说，这是极为不容易，也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这位作曲家却仅仅以《兰花花》《涛声》等一两部作品为大家所熟知，其中《涛声》还是《东山魁夷画意》组曲的其中一首，并不算一首独立的作品。
张奕明先生认为，汪立三先生是当代伟大的中国作曲家之一，却因各种原因（比如作品不多，也几乎完全为钢琴独奏）而不为众人所知。现在中国已经出了世界级的演奏家，音乐厅等硬件设施也在赶上，但唯有作曲家才是一个民族的音乐真正强大的标志。多少位演奏家都抵不上一位西贝柳斯，一位德沃夏克，一位科普兰，一位斯特拉文斯基。可惜中国的作曲家仅有极个别才为外国人所知道，而像汪立三这样的天才，退休工资仅够养活他自己。他写了一些真正的好作品，之前却连出版都相当困难。难道中国还没有准备好出作曲家的时候吗？
张奕明先生还说，正逢汪立三先生的作品问世（他的所有作品几乎是清一色的钢琴作品，上海音乐出版社这次出版的其实是他的作品全集），他目前已经在中国和美国首演了一些汪立三的作品，开了几次专场音乐会，将于2014年3月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以及东北师范大学演奏他的所有钢琴作品，同时还举办专题讲座。汪先生的钢琴作品总长大约三小时，张奕明录音所用时长为两小时。他还在《钢琴艺术》杂志上发表了五篇关于汪立三的文章，上海电视台正以他的“汪立三计划”为主题拍一部名为《寻找汪立三》的纪录片，导演是周洪波。他已随摄制组走访了佳木斯、哈尔滨、上海、成都、北京等与汪立三的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城市。
张奕明回美国继续念书后，经常在网上和我说起他最近进行汪先生课题的进展。敬佩之余，我陷入了思考：目前，国内几乎仅有他这么一位一直在努力演奏并推崇汪先生作品的青年钢琴家。尽管研究汪立三属于个例，但是国内又有几位以演奏某一位中国作曲家作品而可以如此执着并不计个人成本呢？论个人成就，张奕明还只是在圈内小有名气的演奏家，但是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作曲家和作品的热衷度，堪比当今国内的严肃音乐界对西方钢琴作品的狂热度。他所做的都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他还告诉我，尽管他做这个课题已有些日子了，但是真正对汪立三作品感兴趣的听众或演奏家还是屈指可数。说到此，我眼前立刻浮现出了另一位我敬仰的作曲家――王西麟。王先生迄今已创作了八首交响曲、一首钢琴协奏曲、一首小提琴协奏曲以及多部交响合唱等五十多部体裁不同的作品，三次获得中国文化部颁发的音乐作品一等奖，2007年被德国的MGG系列辞典第十七卷收录为世界著名作曲家条目。
最早知道王西麟，是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学校安排我和几位老师一起排练演出他的《四重奏》（Op.41）。当时，这部作品初次排练完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乐曲开头近两页的大提琴独奏。作品的开头铿锵有力，跌宕起伏，大提琴独奏部分在乐谱上有大量的重音记号，仿佛是在鲜明地刻画作者自己生活在艰苦环境下饱受逆境的拷打和折磨，但仍然坚强不屈、不顾一切向前匍匐的形象。
去年，我随友人苏立华先生一起去北京拜访王西麟先生。他住的房子很小，是北京老式的房子，仅有五十来平米，工作房间最显眼的便是满屋子的唱片与乐谱，钢琴和写字桌紧挨着摆放，或许是为了方便创作。初次见面和王老师聊天，我倍感不适应。无论是自夸还是批评别人，他很容易情绪失控、言辞激烈。他在我们面前狂吼、诉苦，还把上次敷衍了事排练演出他的《四重奏》统统批了一顿。但就是这次短暂几小时的交谈，我才真正了解这位中国难得的好作曲家。
有人评价王西麟老师是“最天才、最深刻、最厉害”的作曲家，并称演奏他的作品时有难得的快感。然而，专业圈对王老师的态度各不相同，有人同情他、欣赏他，也有人讨厌他、谩骂他，更多的人或许只是专注聆听和研究他的作品，而不参与任何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在王西麟的听众里，有很多是中外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杨汉伦和美国音乐学家约翰・鲁宾逊，甚至波兰当代大作曲家潘德雷茨基和苏联当代杰出的女作曲家古拜杜丽娜都多次公开指出王先生的作品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严肃音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中国的“肖斯塔科维奇”。
尽管王西麟的创作在国际上得到高度评价和认可，然而国内为他举办的音乐会和录音录像甚少，多年来主要是北京交响乐团和指挥家谭利华先生在力推他的作品。而即便是他的母校，演奏他的作品也几乎只是走一个过场，而且只挑选一些不会引起政治联想的作品，或是一部完整交响曲的部分篇章。最后王西麟变得创作要求甚高，演出要求颇低了――无论什么乐团，只要能演出他的作品，他都会同意并心怀感激。而每一位合作者听了他的音乐后，几乎都在力推他的作品，并一直努力在国内外促成他作品的演出。
王西麟的作品被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内心世界的对白。如果说文学家用文字向读者赤裸裸地说出他的心声和观点，诗人在月光下吟诗以借酒消愁，那么作曲家只能用音符来捍卫他的尊严，用乐章来抒发他的心情，用一部部各种题材、体裁的作品来与理解他的朋友们沟通。
生活中，王西麟先生亦是一位凡人。他淡泊名利，憎恨弄虚作假，望着周围的一些伪艺术家在花天酒地，风光人间，自己却孑然一身，在孤苦地拉下面子四处找人演奏自己作品的同时，难免愤然几句。听了他作品的听众无不鲜明地感受到他音乐里那种强烈的抗议和痛楚之外，偶然间流露出的哀怨和诘问。他音乐里的正义感与非正义感、邪恶与善良、黑暗势力与弱势渴望，难道不正是贝多芬笔下又一篇完整的《命运交响曲》的写照吗？我相信，王西麟先生一直在寻找贝多芬和席勒心灵中的《欢乐颂》，然而他渴望的一定是更多观众们对于他作品的关注和认可。我也相信，无论是他还是汪立三先生，或许还有更多优秀的中国作曲家有他们俩的类似遭遇。
很多人认为王老师是怀才不遇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时代不缺“伯乐”。作曲家只要一直在写他们“真实”，总会有人关注和知晓的。我想说的是：作为听众、演奏家或是研究者，若都有颗敬仰之心，多了解或理解作曲家的想法，多用抛开当今社会浮华一面的视角去看待这些作品，它们大量被外国人演奏的时刻或许是指日可待的吧！本文来自《中国作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