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海固的文学重镇，《六盘山》杂志在培育本土作家方面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这些年，我们的视线里不断地有从《六盘山》杂志开始，一步一步走出宁夏的作家，他们或在文坛上引起争鸣，或荣获国家级的文学奖项，或成为宁夏文学的领军人物，他们用文学的力量传承和推广着《六盘山》精神，同时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文学新生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六盘山》杂志在西海固文化乃至宁夏文化建设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作者：柳楫，田鑫
2009年第5期，《六盘山》杂志为我们推出了隆德县作家作品小辑，据我所知，这是《六盘山》杂志第一次以专辑的形式推介和鼓励隆德作家群，也是隆德县作家初次以集团的方式在宁夏文坛露面。这预示着西海固文学大潮中，带着隆德县标志的力量开始发轫了。作为从素有“全国文明县城”和“中国书法之乡”的隆德县走出来的文学爱好者，我感叹于《六盘山》杂志对家乡文学鼎力支持的同时，也很乐意对本小辑家乡作家的作品进行一些可能的延伸阅读。
如果我们对宁夏文学保持着一贯的审视的话，就不难发现，宁夏的小说创作已经蔚然成为文学的领头羊，而宁夏文学当中，创作成就最高的也是小说。相对于宁夏文学，或者相对于西海固其他县份(比如邻县西吉)的文学创作而言，隆德县小说创作明显的底气不足。新世纪以前，以儿童文学创作为主的李银泮曾给宁夏文学带来了一些新鲜的血液，他的《塬上的日头》不但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将其放置于宁夏中长篇小说创作中，它的意义也是独树一帜的。不过近年来，隆德县小说创作似乎不大尽如人意，无论是从创作者的数量还是质量来讲，都让人有一种深深的担忧。一方面，他们的作品大多还停留在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和村庄的表层开掘上――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用比较流畅的文字记录下来的写法是不会产生好作品的。笔者觉得隆德县小说作家对生活的开发应该建立在将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掘地三尺的基础上，并且还需要注入对生活深刻而细致的思考和审视；另一方面，他们中的部分作者似乎一直偏执地重复着自己曾经的成功范例或者某些成功者的写作手法，而不去探索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他们一般看到别人写什么自己就写什么，只是写法不同，这样就导致小说题材千篇一律，毫无新意。本来对一个新生力量是不应该苛求的，但是作文和为人是一样的，一边发现问题一边及时补救才能使一切按照好的方向发展，不过可喜的是，这次小辑中的几位小说作者让我们看到了隆德县小说创作的新曙光。
文必武的小说《一纸人情》反映的是一个社会陋习――送礼，故事描写了常秀秀因为不谙求职的“潜规则”而屡次受挫最终通过努力找到工作的事情。小说很简单，只说明了一个“求人不如求自己”的道理，立意也很一般，但是就题材和写作手法来看，在隆德县小说作者群里，文必武已经有意识地脱离传统的以西海固生活为主的固有乡土写作模式，而开始探索新的表述方式。也可以说此篇小说是文必武本身作为教育工作者对此类问题的敏感。但是我却偏执地要把此篇视为他有意识追求个人化的写作手法的第一步，希望我的偏执不是一厢情愿，作为一个新生的文学力量，如果一味地徘徊在别人已经开始抛弃的创作模式上，必将是走不远的。在西海固这片以文学著称的热土上，只有不断地探索，不断地从固有模式中蜕变才会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影响力。女作家辛小慧已经在小说创作方面小有名气了，她曾在区内外各级刊物发表作品多篇，短篇小说《上新疆》还入选了由杨继国主编的《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精选》(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上新疆》应该是我读到的辛小慧的第一篇小说，故事将十几个农村女性置于一辆汽车中，她们中间有大学生的母亲，有干部的妻子，有高考落榜的女学生。聪明的作者采用让小说人物自己讲述的方式，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农村现实图景。她们的故事里有农村生活的艰辛，有淳朴的乡情，有社会的不公，有对旅途的恐惧，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于是那辆汽车便成了当下社会的一个小缩影。作者为我们展示了西北农村女性的坚韧、淳朴、善良的优秀品质，赞美了她们积极乐观创造美好生活的人性美。本小辑中刊发的是她的短篇小说《桃花灿烂》，作者运用反讽手法，本来是要批判当下某些官员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大搞形式主义的不正之风的，题目却叫“桃花灿烂”，一个令人思考的故事叙述完之后，结尾又写“放眼望去，那么一路美丽灿烂的桃花啊”，这让人想起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的魅力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所以在评说她的小说时用这个著名的外国短篇小说家，意在说明她的小说中具有一些我无法准确言说而又想借助参照物试着言说的品质。北塬是我所熟悉的一个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感觉中，他内秀，话不多，却能写出让人惊讶的散文，正如诗人刘岳描述的：他的散文里散发着“乡村自然于人事生活的真实、朴素、厚道、忠诚；生活充实于乡村的旧老、简单、适然、独立；土地给人以恩予和人对土地些许埋怨的深情依赖；以及，人与人的单纯的是与不是而非该与不该的世理人情。皆来自温热真实的心灵抒写。”不过此辑中，他为读者奉献的是一篇以儿童视角来叙述的小说《麦穗》。故事开头就说“穗子傻了，穗子的母亲也傻了。”接着用一句话为我们叙述了一场干旱的西海固少有的冰雹――她们忘记了冰雹砸在身上的疼痛。这样的叙述简单却有一种疼痛感，仿佛冰雹打碎的不只是穗子和娘的丰收的希望。小说起笔就有一种让人迫不及待要到故事中去的感觉，不过令人没想到的是，作者在故事的最后写到了在艰辛的生活面前人们乐观积极不屈不挠的精神状态。那个只有九岁的女孩穗子，她不能像同伴那样背着书包上学，只能在家帮母亲干活，因为父亲在外打工，母亲腿又有病，所以穗子就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小说中她和母亲辛辛苦苦一年的劳动成果，被一场冰雹无情地夺去了，但是在灾难面前，穗子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乐观，她不抱怨不放弃，在庄稼地里，她由割麦者变成了拾穗者。这个形象不仅仅是穗子，其实也是许许多多生活在西海固大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李银泮作为曾经在宁夏文坛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这次的小说《醒悟》依然和儿童有关，不过小说的重点在于通过小说主人公因为感动而由一个顽皮的孩子变成了一，不懂事的孩子的故事来强调“启迪”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意义。小说结构很简单，对爷爷和父亲着墨不多，寥寥数笔，可两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小说在布局方面也独具匠心，前面很大部分写“我”与同伴放牛的趣事，后半部分写了爷爷弥留之际赠书和父亲的深明大义守诺言，最后相得益彰地写道“我”的醒悟，看来李银泮小说创作宝刀未老。本小辑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银江的小说《日子》，这是一个我相对陌生的作者，不过他的小说完全消解了我阅读的隔膜，因为他讲的是一个在我和他的家乡曾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在张银江的《日子》里，比现实中我所看到的对我的触及更大。小说情节是一个穷小子娶到了心上人。“自从山哥到兰玲家做了件大衣柜，山哥就悄悄地将兰玲装进心里了”，为了娶兰玲，他去内蒙上新疆，割麦子摘棉花，筛沙子拌泥浆，在谈婚论嫁的时候还使用过“小伎俩”、这一切与哑女兰玲的痴心相互照应，当山哥去外面打拼的时候，兰玲在家里守望和祝福他；当山哥的“小计谋”得逞的时候，不说话的兰玲高兴地将“半碟子炒鸡蛋倒进山哥的碗里”。就这样，他们在世俗的偏见中两厢恩爱，有难言的苦衷，同时也有自己小小的幸福。不过张银江巧妙地将凑不起彩礼的尴尬和两家人的相互理解溶于其中，化解了两个人追求幸福的障碍。小说结尾，哑女开口说话了，一切都开始称心如意了，读完小说，我发现，这个新面孔的写法很老道，他把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式的倒叙和插叙运用得恰到好处，故事含蓄而立意深远。希望作者能继续给我们带来触动。
在这一群新生的文学力量当中，散文创作的成绩是令人可喜的。近年来，先后有马晓忠、刘向忠、咸国平等人出版个人散文集，并且频频获得一些文学奖项，他们的创作暗含着不小的爆发力。本小辑中，共收录八篇散文作品，从数量来说，比小说多出两个篇位，其质量也可圈可点。杨七斤的散文《隆德人的文化情结》可以看作是“隆德县文学作品小辑”的一个序言，此篇同刘冠峰的散文《六盘行吟》相得益彰，生动形象地反应了隆德文化中深厚的历史内涵。《隆德人的文化情结》从历史、文化、经济、民俗民风、地理人文等多个方面对隆德文化的全貌进行窥探，坚持事实，求真务实地写出了隆德能够被评为“中国书法之乡”的历史渊源与民间文化传统。介绍完杨七斤散文，我们按照小辑排列顺序来说邵永杰的散文。邵永杰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教育工作者，他在教学之余，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并主编隆德县唯一的文学刊物《山泉》，其作品产量虽然不是很乐观，但是就其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散文来说，他的文字中的那些浓浓的书卷之气绝对会让我们对这个以教育为业又不倦写作的散文家产生浓厚的兴趣。通过系统阅读我们发现，无论是发表在本小辑的《老龙潭》，还是发表于《朔方》杂志2009年第9期上的《萧关》，都是通过历史、人文、文化等载体对自己生活的“邮票大的地方”进行深刻书写。其实我们可以从本辑中看出，隆德县的散文作家们大都乐于书写自己熟悉的那篇土地的，他们这种站在乡土而反观乡土，从而深化对乡土的爱恋的散文写作方式是可贵的。不过在散文里，他们并不是偏执地固守着，在反观之外，他们也会将目光投射到远方。张文瑞的游记散文《杜甫草堂前的遐想》就将目光从西海固延伸到了西南的天府之国成都，延伸到了杜甫草堂。他的散文从读杜甫的诗歌开始写起，沿着历史的路线，沿着时光的脚步，写到了2002年10月的杜甫草堂之行。游记除了有对草堂的客观记录之外，也有自己对杜甫对诗歌的关照，有一种在隆德散文创作上由内向外拓展的意识，这说明隆德县本土散文作家已经不再困囿于对本土文化的开掘，而是开始将笔触投放到比西海固更阔大更辽远的地方。青年作家刘向忠是一位勤奋而多产的写作者，并且还是个多面手。写作多年来，他不但在散文写作上成绩斐然，诗歌写的也有模有样。在他的散文集《隆德有约》中，我们发现他的散文看似在平淡中自描或者写意着故土上的风物人情，但并不直白地再现生活，而是在冷静思考的基础上对村庄、对父老乡亲怀着深深的担忧。在他散文里渗透着的悲悯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离开村庄的“农民”对村庄的温情关照。在他的笔下，老家的一草一木一瓦一车都蕴含说不完的故事。刘向忠写的大多是家乡的平常物事，而这些平常物事，体现家乡父老的淳朴善良和故土生活的艰辛。我个人认为，更多意义上来说，他写这些风物是在缅怀中用笔墨拯救家乡已经逝去或者即将逝去的乡村诗意，这种诗意不是文学作品里普遍意义的田园牧歌，而是西海固土地上支撑一个村庄支撑一辈人的文化传统。所以，在刘向忠的散文里，原本的故土不是一片充满诗意的土地，他也不打算用自己的文字在这片贫瘠的土地打扮出所谓的“诗意”。《瓦房・窖》中，作者写到“回溯到岁月的深处，历史的深处，瓦房似乎多年来都是一成不变的样子，变化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老去，一代又一代人的长大，一代又一代人的出生。随着时光的流逝，周而复始地经受着风吹雨淋，瓦房的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陈，瓦上的斑点增多了，缝隙间的杂草青了又枯，枯了又青。”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作品透过一片瓦一根草对生活，对生命，对父老乡亲充满着深沉的思考。在他笔下，这瓦房就是村庄，就是一代人。
在本“小辑”中，我们看到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创作的郭静以及新面孔刘银石和张敬之。说到郭静的诗歌，我们应该先从他对隆德诗歌创作的意义说起。据资料显示，郭静从开始创作以来曾先后在《诗刊》《诗选刊》《星星诗刊》《绿风》等区内外30余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近300首。这两个数字说明在隆德的文学创作中，诗歌是从来都不缺席的，并且在全区范围内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这些年，隆德的文学创作当中，相对于小说和散文，诗歌还是一个软肋，并且一直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遇。不过这不影响我们评说孤独的郭静，也不影响我们对隆德诗歌创作出现新秀所怀的期待。回到郭静本辑的组诗《时光之痛》本身来说，郭静的这一组诗歌给我的第一感觉是“琐碎”。从诗歌的题目看，有抒发自己生命志向的《墓地》，也有述说生活感受的《累》，他甚至写到《两只蚂蚁》，写到了《秋风中的叶子》；从诗歌的手法看，既有叙述也有抒情，比如，在《清扫》里，他这样叙述一个清扫者：“他弯腰挥动着扫帚／他在清扫。风又一次／把他的清扫化整为零”。这是一个多么诗化又无奈的场景啊，诗人用诗歌敏锐地扑捉了清扫者对生活对工作的耐心。他这样抒发自己对生命的慨叹：“我不能早早地刻下墓志铭／然后再看着它／被风／一一抹平”(《墓地》)。作为一个很多诗人都写过的意象，墓地在郭静那里，成了诗人向世人说明自己志向的载体，而不仅仅是生命轮回的所在。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郭静是一个对生活保持足够热爱的人，他乐于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自己喜欢的事业，他的一生应该是充实的。我们说，郭静的琐碎是他宏大的一个缩影，他的诗歌地理中，大到生命的起起落落，小到一只蚂蚁一片树叶的欢乐悲喜。总体而言，这组诗歌，清新中隐含着冥思，明净中显露出多种不确定性。不过，仅凭本小辑中的一组诗歌就想全面地界定郭静的诗歌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组诗对他的诗歌进行一个大胆的猜想：他的诗是向着抒情的，但并不倚重多余的想象和形容词，而通过朴素干练的叙写来提炼诗情。他的诗歌也是朝向叙事的，这种叙述贴着生活，而不是天马行空。如果这样的猜测成立的话，那么郭静给我解决了一个诗歌究竟抒情好还是叙述好的难题。与郭静的“琐碎”不同，刘银石的长诗《阵痛与诞生》关照北中国，关照六盘山，叹古颂今，有一种大气磅礴的气势。而年已古稀的张敬之老先生则用中国诗歌流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古体诗方式，将自己对北象山，对故人庄，对田园以及对自己的感怀抒发于笔端，让人心生敬畏。本文来自《六盘山》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