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变迁史就是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它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参与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政治和理论建构的历史，另一方面是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沁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肌体，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和体系建构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的重要篇章。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体系化建构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9010810
作者简介：陈祥勤，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20）
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自此，“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成为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抱负和宏伟的时代命题。在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史既是它参与现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理论建构的历史，也是现当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元素、传统和特征沁入马克思主义的肌体，实现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中国的现实化和具体化的历史。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和体系建构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重要环节，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中国的历史、政治和理论生态中所特有的“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表现形式。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时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史既是它参与现当代中国的历史、政治和理论建构的历史，
收稿日期：20130614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哲学史”、“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10Azx002）和上海市社科规划“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系列课题之一：“党的十八大的历史地位、重要意义和理论贡献研究”（项目批准号：2012XAL027）的阶段性成果。
①引文根据解放社1942年刊印的单行本。该文后来收录于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编版的《毛泽东选集》；建国后，《论新阶段》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中央当时这样做的可能原因之一是出于对共产国际和苏共及斯大林的尊重。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也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元素、传统和特征沁入马克思主义的肌体，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和现代化实践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非就是“已经积累了的”现代中国的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史的理论现实，是那种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它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或实现形式。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依托于具体时代和具体国度，在具体的实践中实现创造性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视角看，“中国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运动中。最早提出“哲学中国化”的人是陈唯实，早在1936年，他就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中率先提出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陈唯实：《通俗辩证法讲话》，上海新东方出版社1936年版，第7页。。1938年，艾思奇在《自由中国》的创刊号上发表《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一文，明确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艾思奇：《哲学的现状与任务》，载《艾思奇文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7页。；为此，他在《形式论理学与辩证法》一文中提出了“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原则：“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艾思奇：《形式论理学与辩证法》，载《艾思奇文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0页。。同年胡绳在《唯物辩证法入门》小册子的前记中也谈到了“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哲学中国化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于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二是“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胡绳：《唯物辩证法入门》，载《胡绳全书》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经典论述的当推毛泽东。1938年，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的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以及它所指导的实践事业的发展，开始具有自觉的历史、社会或民族意识，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谋求独立自主的一面旗帜，也是构建适用于中国革命环境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象征。这一时代命题的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于现代中国的革命事业，其理论和历史的意义或影响力都是极其深远的，它标志着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开始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标志着中国的土地上将会产生有着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特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和政治智慧所说的“经权之道”。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当然具有“经”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基本理论和历史理想，是党必须信守和坚持的基本原则和为之长期奋斗的事业，但是，亦不可忽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权”的特征，即在具体的历史和政治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在每一阶段，在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着具体的、特殊性的实现或表现形式。正是在“有经有权”的意义上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在它的旗帜下所展开的历史和政治事业，才能谈得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化和具体化，以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在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执经达权”的意义上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阶便是在20世纪上半叶，其最大的理论成果便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者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实现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贡献是居功至伟的。他的《反对本本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和《实践论》等不朽著作，不论是在思想观点上，还是在语言风格上，都充满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辩证分析的方法、实践性的态度和唯物论的立场等，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人生观）最为基本的注解和诠释，因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成熟的实践态度，从而使中国的革命道路走上正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环境中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其主要理论成果就是诸如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这些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标志着以改革开放为伟大实践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渐趋形成。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重新出现在党和国家的理论和政治文献之中，这表明党的理论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重新以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同时反对“左”的和右的教条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党历经了三次反“左”、三次反右：三次反“左”分别是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禁锢、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破除“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1997年党的十五大冲破姓公姓私的束缚和“所有制”崇拜；三次反右所指的是80年代初期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回击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质疑、80年代中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人道主义、人的异化）思潮，以及1989年前后反击西化和右倾的政治动乱，等等。参见周良书、陈自才《论新时期党内的反倾向斗争》，《江淮论坛》2001年第3期。，既要反对照搬西方或苏联模式的“洋教条”，又要反对食古不化或开历史倒车的“古教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具体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理论创新其实在延安时期，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关系之宣传和论证就已经赋予了这一口号以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象征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打开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门的理论钥匙，它的背后有着历史（传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现实（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未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中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和现代化）在新世纪的交锋、碰撞和汇通，它所要成就的便是中国在新的世纪所要实现的历史和理论复兴。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简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从而形成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和影响力的、具有“中国特性”、“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它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事业，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对于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明和传统的交汇沟通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历史、现实和时代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和理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者说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实现创造性的转化，最终形成具有民族特征，体现时代要求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和实践进程中获得永葆生命力的根本途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只是指在思想或学术层面与诸如中国的传统或现代思想进行对话和交流，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的理论和语言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是指现代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或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的经验和实践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于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与活力，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其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以指导实践，用来拯救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改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和发展中国（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是将中国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提炼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继而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历史或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的元素和经验的、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更好地实现中国传统与现代文明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对话与沟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土壤是现当代中国的历史，主导这一历史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20世纪中国所开启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现当代中国的基本面貌，不论是中国的历史或传统文明，还是现代性的西方文明，都在这一进程中接受了社会、政治和理论的洗礼，可以说，这一历史进程已经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新的传统。任何关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明或文化对话的人都不应忽视这一新传统在当代中国所沉淀的基本的历史和理论语境，都不应回避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理论和修辞所产生的或隐或显的影响。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具有中国化的形式和内容，具有时代性的气息，对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或文明的对话、交汇和沟通有着不可或缺的历史和时代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实践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运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史上使之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另一次重要的理论实践。例如，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属性，从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出发，多次谈到哲学解放和哲学普及的问题。他说：“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参见《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2页。哲学的解放和哲学的普及是联系在一起的，哲学的大众化就是让哲学这一“高蹈”的学问走向群众，转化为人民大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实现哲学的自我解放。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有着它的使命和内在旨趣的，尽管这一运动一度受到诸如庸俗化、政治化和教条化的侵蚀和扭曲。
（一）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艾思奇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象征，他的《大众哲学》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典范之作。
“大众化”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左翼作家联盟就强调文艺的无产阶级性质而提出的一种号召，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左翼进步力量主张积极发展无产阶级或人民大众的新文学。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进一步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就是大众化，因为“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文学――乃至艺术――在本质上，就是非为大众而存在不可的东西”沈端先：《所谓大众化的问题》，转引自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化的大众化作了初步阐释，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在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是以“新哲学大众化”运动为发端的。新哲学的大众化是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口号，目的就是让马克思主义这一“高蹈”的“新哲学”变成让“普罗大众”所能掌握的思想和理论。
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新哲学大众化的运动中，艾思奇、李达、张如心、陈唯实、沈志远、李平心、胡适、冯定等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不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运动，他们撰写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和著述如张如心的《无产阶级底哲学》、《辩证法学说概论》、《哲学概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如何研究哲学》、《民族解放与哲学》，陈唯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世界观》、《新哲学体系讲话》，胡绳的《新哲学的人生观》、《哲学漫谈》、《思想方法》，沈志远的《现代哲学基本问题》，李平心的《社会哲学概论》，李正平的《唯物辩证法讲座》，等等。，其中，艾思奇和他的著作《大众哲学》影响最为深远。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原名为《哲学讲话》）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部以通俗化的形式和语言风格向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该著作之所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在于它揭开了哲学的面纱，破除了哲学的神秘感，让哲学走进普通大众之中，成为大众改造现实的有力的思想武器。首先，《大众哲学》紧扣现实生活问题，抓住人们的现实生活，来谈论哲学，谈论哲学的意义和用途，继而将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通俗的语言形式介绍给普通大众，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理论魅力。其次，《大众哲学》抛弃了“食洋不化”和“食古不化”的经院式的学术语言，以通俗化的语言和生动具体的事例，将宇宙人生的道理，将世界观和人生观等哲学问题娓娓道来，以浅显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明的事例和独具匠心的体例设计来阐明哲学的问题和道理，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通俗化的形式赢得普通大众。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史上，《大众哲学》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它以其通俗性的语言形式和现实性的理论态度，极大地激发了普通民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普罗大众的影响。甚至当时蒋介石也不禁哀叹道：“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参见刘萍《艾思奇及其大众哲学的消失》，（台湾）《传记文学》第72卷第2期。
（二）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及其问题
新中国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党和国家在理论和政治领域展开大规模的理论学习、教育和宣传运动，以便向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运动。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运动历经两次大的高潮：一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为了赢得无产阶级和普罗大众对革命事业的理解和支持，提出了科学、文艺和哲学的大众化口号，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化、通俗化和大众化做出不懈努力，造就了艾思奇、陈唯实、沈志远、胡绳、冯定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诞生了以《大众哲学》为其代表作和最高典范的一批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环境中的现实化和具体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在民众之中的影响力；二是新中国建国之后的50―60年代，党和国家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为了向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活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建国前30年一场场对封建思潮和资产阶级思潮的理论批判运动等，都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和政治运动，尤其是新中国于50―60年代发动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开始于1958年3月。这场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到1962年，以大跃进运动为背景，“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主要是为了“解放思想、提高生产”，推动学习运动广泛开展；第二阶段从1962年到1966年，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各地学习运动开始与理论或政治批判运动相联系，其政治化和庸俗化的色彩日益明显；第三阶段从1966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已经为文革的政治运动逻辑所扭曲，从理论学习运动蜕变为政治批判运动，随着文革的结束，这场全民性的学哲学用哲学活动也即结束。，几乎已经成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象征和代名词。“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中国当代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20世纪50至70年代，千百万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投身于这场规模宏大、旷日持久的全民性的学习运动浪潮之中，这场运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推向了新中国历史的最高潮，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书写了奇特的篇章。应当说，这场运动的主旨和初衷（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无可非议的，但这场运动并没有真正实现哲学的大众化，反而出现了教条化、庸俗化和政治化等问题和负面倾向。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要在新的形式下，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形式、途径和方法，要避免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实践中的教条化、庸俗化和政治化。为此，我们应当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以下几层内涵：一是在理论的内容上，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与群众的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具体的和现实的知识或学问，以赢得群众的接受和理解，从而满足群众的理论需要；二是在理论的形式上，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即以通俗化的语言和形式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让马克思主义以大众化的形式掌握群众，让群众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是在理论的用途上，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化，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由理论力量转化为实践性的物质力量，成为人民群众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武器。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真正掌握群众，从而由纯粹理论性的力量转化为实践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曾经深刻揭示了理论的力量及其与群众的本质性关系，他说：真正的理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为其真理之检验标准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的根本要求，它不论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还是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实践事业，都有着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需要，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将全人类的自由和真正解放作为自身的崇高追求和理想的思想和哲学，只有在真正掌握群众的基础上，才能将自身从单纯的理论禁锢中解放出来，才能转化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物质力量；同时，马克思主义在掌握群众的基础上，在指导具体实践的进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创造性发展和理论创新。具体到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理论创新的需要，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意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时代的需要，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时代的现实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思想的产物，但它同时又是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文明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也必然在世界性和时代性的意义上支配或影响了这个民族或文明的道路抉择和未来。任何现实的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它们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任何具有现实性和时代性的理论总能够满足历史和现实需要，总能够掌握大众，总能够转化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的必然要求，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和现实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它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实践意义。
在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诉求，也是一种现实需要，同时还是一种历史使命。因为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才能充分彰显出来；因为只有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理论创新，才能开拓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新境界。每当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遭遇历史困境时，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建立在具体化、现实化和大众化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如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能够将中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即时带上新的康庄大道。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实践意义。
三、教科书传统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构
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史上，起源于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传播史和发展史，以及理论形态的变迁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理论形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建构的历史。所以，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及其变迁，就不能回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历史起源，以及在中国的发展和变迁，就不能回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它所面临的困境和前景。
（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起源和历史沿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起源于苏联，这一教科书体系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把握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有根据的，这一根据可以上溯到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辩证唯物主义”的提法出自狄慈根1886年，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中首次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这一说法，而狄慈在思想上是继承恩格斯的。参见《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52页。，“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出自恩格斯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首次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698页。，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1923年，卢卡奇在《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中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并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参见卢卡奇《技术装备和社会关系》，转引自《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页。。真正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的是普列汉诺夫例如，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仅是唯物主义哲学，而且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而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理论表现，即可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的”这一术语“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在揭示的那些领域之一”。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9、768、311页。。普列汉诺夫的这一作法为列宁所继承，列宁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运用”，一般的“哲学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熔铸在一起，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块整钢”例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读过全部手稿）阐述的也正是这个世界观。”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列宁对此有着影响深远的经典界说，即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运用”；他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其实就是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所以，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正是将一般的“哲学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熔铸在一起，其理论体系的“一块整钢”。参见《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425、221页。。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正是以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解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一教科书体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二分结构，来安排和配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格局；以列宁著作为主，恩格斯著作次之，马克思著作为辅，来选取和设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格局，从而主导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
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和体系建构都深受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支配和影响。
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基本上都是按照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二元结构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的。不论是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还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它们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建构的最高水平），基本上都是按照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二分结构”来安排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尽管李达天才地指出马克思“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从而达到唯物辩证法这一“统一的世界观”《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61页。，但这一著作还是将马克思主义把握为辩证唯物论，并坚持“历史唯物论是把辩证唯物论运用于社会的认识理论”。
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在前3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建设基本上沿袭了苏联体系。不论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未完成稿，仅有上册，唯物辩证法），无一例外地都沿袭了苏联体系。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尽管将毛泽东与斯大林、列宁、恩格斯和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并列，纳入教科书体系的文献格局，但在理论安排上还是承袭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作法，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论把握为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只是辩证唯物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运用。
改革开放后，中国理论界开启对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探索，其基本共识就是要打破苏联教科书体系，人们提出各种方案，来重新安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体系形式。诸如此类的探索最终都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上，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论究竟是辩证唯物论还是实践唯物论，并在80―90年代引起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漫长讨论。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犹如历史和思想的助产婆，促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由苏联体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类研究全方位铺开的基本格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建也是沿着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逐渐用实践原则取代物质原则，用实践观来统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认识论和逻辑学这一大的路径展开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建构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作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的诠释，不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发展，还是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发展，都有着深远的理论、政治和历史影响。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探索与改革，对于党的理论事业，对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都有着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一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普及化的作用。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和大众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要向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建构，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有着内在逻辑和结构的“一块整钢”；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文献的基础上，整理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抽绎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编著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普及化才能实现。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对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传播和发展，对于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和发展，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是履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辩护功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性的或政治性的学术思潮，保持着对于现实世界的批判关系，各种思想资源都可以补充、修改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从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事业，因此，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更多地体现为各种马克思主义化的思潮所组成的谱系性的历史。但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不再作为一种单纯的理论或思潮而游离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外，而是这一制度体系的观念性的构成或延伸，因此必然会转化为体制性或体系化的理论或意识形态，并为这一制度体系提供正当性或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辩护。所以，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上升到体系性的高度，才能完成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国家制度和党的政治实践理论和意识形态辩护的使命，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理论地位所决定的。
三是适应社会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实践的历史需要。在现代世界的众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般思潮的区别在于，这一思潮必然要呼唤着自己的历史或政治实践。马克思主义要由单纯的观念性的力量转化为物质性的力量，并在实践中掌握大众，就必须实现它在理论形态上的组织化，以适应组织化的历史或政治实践的需要，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历史现实所决定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形态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原先的谱系性的学术思想转化为体现组织和行动逻辑的体系性的政治思想。所以，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理论生态中，马克思主义绝不只是纯粹思想性的学术事业，而且还是具有政治属性的理论事业。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和政治逻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政治生态在关联领域的基本表现或必然要求，它对于党和国家的生活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和政治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建构的问题与前景
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呈现的理论形态不能仅仅停留在谱系性的层面，而且还应当上升到体系性的高度，因为只有完成体系化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完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政治过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奠基的使命。所以，在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社会性的学术谱系上升到政治性的理论体系，是党和国家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我们知道，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教科书体系是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为蓝本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体系曾经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然而在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教科书体系已经面临着理论困境和现实困境的双重挑战：
一方面是理论困境。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蓝本的马克思主义不论在文献格局的安排上，还是在体系结构的配置上，抑或是在理论观念的阐发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基本的理论原则和哲学观念，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和遮蔽，都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水平降格为前马克思主义层次的严重弊端，因而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对于现代思想的理论和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是现实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的、历史的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新哲学，也应当反映历史和时代的要求，并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创新。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教科书体系都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都与当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严重脱节，传统教科书的诸多理论主题都显得太过抽象和陈旧，都显得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因而也不能有效揭示马克思主义应当具有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本质。
由于传统教科书体系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这就要求我们创造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构建，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体系创新。一方面能够更好地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和哲学实质，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构建能够更好地揭示这一哲学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本质，从而最终形成能够体现时代主题和反映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有效履行它的观念、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奠定体系化的理论基础。
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如何在实现中国改革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前提下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体系？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体系既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真精神，又能反映和回答当代世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抉择和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应当完成的历史和理论使命。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积累了30多年的历史和实践经验，它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化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注入鲜活的时代元素和中国元素，这也是构建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的崭新前景。作者：陈祥勤，本文来自《中国周刊》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