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当代消费观念得自于西方，但西方消费观察家的著作在中国不是来得太早，就是来得不巧。迄今为止，中国对“消费”概念以及由此衍生的“消费社会”、“消费文化”、“消费主义”、“炫耀性消费”、“流行性物欲症”等相关概念的研究和理解，都来源于西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早在1899年凡勃伦就用《有闲阶级论》对“消费=实现幸福感”的传统观点进行了驳斥，而这一年的中国，大清海禁初开，闽浙总督许应上奏，请求在厦门设立保商局；要到追逐奢侈品成为风潮的21世纪初，中国消费观察者才如梦初醒地察觉凡勃伦的先知先觉。也因此，学者郑也夫今年初出版的《后物欲时代的来临》被学者谢泳誉为本土学者系统解释消费的第一本专著，他书中所引用的一百多本参考书目，绝大部分来自西方。
与消费观念、消费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呼应，从20世纪后期开始，西方消费观察家的著作如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让・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弗兰克-莫特的《消费文化》等等都被介绍进来。其中，今年3月去世的法国社会学家兼哲学家让・波德里亚颇受媒体的偏爱。诚然，他在1970年所提出的“西方社会已从生产社会发展到消费社会，消费已取代生产而成为社会的中心”这一重要论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国内学界批判和理解消费社会的理论基础；不过他的姿态以及极具煽动性的表述更对媒体的胃口，比如他说“迪士尼乐园比现实中的美国社会更加真实，并且美国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像迪士尼乐园”。
有意思的是，一些关于奢侈消费的书在1990年代末期进入中国时，仍然显得太超前以致于被人们误读。彼得・梅尔的《有关品味》就是如此。他在书中开宗明义，指出做一个有钱人并不是那么快乐，对物质与享受的极致追求反而导致生活失常。但正如简体版编辑在宣传语中所说，那些“1300美元的鞋子、一套800英镑的西装；还有哈瓦那雪茄、松露、香槟、豪华大轿车、喀什米尔衣”，让人“大开眼界”，反而激起了人们拥有这些顶级奢侈品的欲望。而彼得・梅尔对这些奢侈品细致的描述，足以担当奢侈品指南手册。这也是出版商在1998年第一次出版《有关品味》，多年之后又把它拿出来重版的原因所在。还别说，它又得到了新一拨读者的青睐。
2002年引进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弗兰克的《奢侈病》面对的是则是无人响应的窘境。他写道：“在贫穷的社会里，一个人对他的妻子证明他爱她，送给她一朵玫瑰就行了；但是，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他必须送给她一打玫瑰。”他明确提出，无节制的挥霍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幸福，而是更多的问题。但在其时的中国，奢侈品消费还属于少数人的特权，大众羡慕还来不及，又怎会去思考什么“奢侈病”？同样质疑过度消费、引进更早的《多少算够》(艾伦・杜宁著，1997年引进)更是没几个人听说过。
去年出版的《流行性物欲症》的际遇就好得多，作者在书中所列举的如美国GDP的2／3花在了生活消费品上、70％的美国人每周都要逛购物中心等例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有了类似的切身体会了。虽然还没有多少人能像美国地产大亨特朗普的前妻那样，去布鲁明戴尔百货(Bloomingdale)一口气买2000个黑色胸罩、2000个米色胸罩和2000个白色胸罩，隔一段时间会同样干上一次；但像书中引用的喜剧演员莉莉・汤姆林(LilyTomlin)所说，“我们买一个废纸篓，装在塑料袋里提回家。然后我们把废纸篓从塑料袋里拿出来，把塑料袋装进废纸篓”，人人都有共鸣。出版商则不失时机在其封面打上“车奴、房奴、卡奴……今天你又花钱了吗？”
不过，《流行性物欲症》所提出的解决物欲症的方案，比如制定合理的理财方案以大幅缩减开支、回归简单生活以寻求心灵安静等等，恐怕不太适合于中国。我们老祖宗有一个相应的说法叫“知足常乐”，但要刚刚学会享受的人们“知足”，恐怕不太现买。本文来自《企业观察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