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超级大国也是完全的全球性大国，成为全球性大国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国际体系及软实力等诸多要素。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实力地位逐渐相对衰落，但由于美国仍保有维持其一超地位的优势和实力来源，它的衰落将是个漫长、曲折和复杂的过程。尽管中国目前仍未成为完全的全球性大国，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和持续发展，未来成为全球性大国将水到渠成，但全面赶超美国将任重道远。有鉴于此，我们要客观看待中美两国实力差距，借鉴美国维持超强地位的经验教训；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带动产业升级换代；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全球性大国，软实力，和平崛起，中美合作，全球治理，新型大国关系
【中图分类号】D50【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5.21.005
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世界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如果说19世纪是英国世纪，20世纪是美国世纪，那么，随着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持续崛起，美国守成大国长期相对衰落，21世纪还将是美国世纪吗？中国能否赶超美国，成为完全的全球性大国？
全球性大国的要素
关于全球性大国的要素，中外学者的界定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与经济（包括土地、资源、生产规模等）、军事、科技、教育、制度等方面的实力相关。中国《管子》一书提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在1833年发表的《列强论》一文中，提出“大国”的定义是：一个大国“必须能够与其他所有联合起来的大国相抗衡”。美国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则认为，世界性大国是世界的主导经济国，是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最重要连接点，世界大国主导经济不仅规模（GDP）大，或富裕程度（人均GDP）高，而且意味着在技术创新的条件下主导性产业部分生产旺盛，并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有足够的支持其履行作用的巨额财力，在制定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规则上起决定作用。①
其次，不仅有硬实力（主要是军事实力等），也有“软实力”和“巧实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早明确提出并阐述了“软实力”概念。根据约瑟夫・奈的界定，软实力的主要内涵是价值观、文化、政策及机制；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罗致行为能力”。②软实力发挥作用依靠的是说服别人跟进、效仿或者使其同意遵守由拥有巨大软实力的国家主导下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巧实力经常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或政府高官所使用。希拉里・克林顿说：“美国仅凭一己之力无法解决最急迫的问题，而没有美国的参与世界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所谓的‘巧实力’，利用能够为我们所用的一切工具。”③巧实力意味着将命令的硬实力和吸引的软实力结合起来作用。无论是硬实力、软实力，还是巧实力都离不开经济的支撑。纵观世界历史，几乎没有经济上弱小的国家能够征服其他国家，这表明经济实力对于塑造大国地位至关重要。
再次，从相对性角度来界定全球性大国的要素。《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在书中引用了两个定义：一是强国现在的富强并不一定取决于自身充分的实力和富裕保障，而主要取决于其邻国的富强与否；二是国家实力不仅要看自身绝对实力，也要看与其他大国比较的相对实力。④
此外，还有的学者认为，超级大国是完全的全球性大国。15世纪以来，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的国家不少，如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和美国等，但成为完全的全球性大国――超级大国的国家只有三个：大英帝国、美国和苏联。1944年，美国外交政策教授威廉・福克斯（WilliamT.R.Fox）在其著作《超级大国：美国、英国、苏联――及其对和平的责任》中表示，大国中只有极少数国家成为超级大国，由于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特别大，而具备了大幅超出其他大国的左右世界事务的能力。1945年的世界形势很明显形成了三个远比其他国家强大的超级大国：大英帝国、美国和苏联。⑤
但是，三个超级大国并列的格局并未保持多久。英国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逐渐失去了超级大国地位。90年代初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俄罗斯依然具有超常的全球性大国的要素，拥有与美国相当的核武库和军事力量，拥有世界第一的版图，拥有占全球22%的自然资源，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囿于其经济实力的急剧衰落，再也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这导致后冷战的世界迅速成为一个单极世界，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最强的综合实力。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兴衰
自二战后初期攀上超级大国顶峰以来，美国实力总体上逐渐衰落，但这并非简单的线性变化，而是一个兴衰交织、复杂曲折的过程。目前和未来较长时期，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基本上继续维持“一超多强”的格局。
美国成为和维持超级大国的关键要素。一是“战争因素”。这包括“热战”与冷战。“热战”（二战）让英、法、德等国家变成焦土，而让美国发了横财，战后初期，其经济占全球GDP近一半。冷战期间，军备竞赛让苏联背上沉重包袱，每年军费开支占GDP的20%，而美国仅为4%～7%，从而苏联经济被拖垮并最终解体。
二是政治要素。美国支付联合国22%的经费，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议案有否决权；美国在世界事务上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并因地理和政治因素与英国、以色列、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形成同盟。
三是经济要素。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的增长率（年均超过3%），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增速放缓；吸引众多跨国公司与金融机构在国内设立总部；拥有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拥有发达的农业与消费市场；美元是头号国际货币，承担着主导性官方储备、交易媒介、结算等功能；拥有优质、发展良好的基础建设；在众多行业占领先地位，如新材料、电子与电信、资讯科技、航空与航天、能源、纳米科技、生物科技、医学、信息生物学、化学工程与软件等。四是军事要素。目前美国每年军费开支约7000亿美元左右，占世界军费开支的41%，超过了随后13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⑥美国拥有世上最多的核武军备和航空母舰，成为全世界唯一真正能在全球投射影响力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科技与军备，并在世界多国设有常驻军，随时可以到任何地方执行任务。
五是国际体系要素。美国通过建立和健全各类相关的国际体系，通过控制国际经济、政治及安全环境并使其他国家按美国的意愿行事。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套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主要依托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最近G20提出的改革方案即便落实，美国仍对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拥有巨大影响力。美国还通过商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占据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制高点。
六是地理要素。美国领土面积居世界第四，国土跨越寒、温、热三带，绝大部分处于适宜人类生存的温带，是世界上可耕地面积最大和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美国地缘政治环境在当今大国中最为有利，美国本土东临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如果发生战争，欧亚大陆上的大国均难以正面入侵，而美国却可凭借海洋将军事力量投射至海外其他地区。与其接壤的两个邻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其他西半球国家相比，美国综合国力拥有绝对优势，国家周边环境较中、俄等传统陆权大国简单及可控。
七是人口要素。美国是世界上第三人口大国，是全球人口最多、人口结构最为合理的发达国家，还是全球移民最多的国家。根据联合国数据，美国拥有颇高的人类发展指数。
八是科技要素。美国是全球研发支出最多的国家，每年科研费用占全球研发总和的1/3左右。美国拥有完备的科研创新体系，包括联邦、企业、高校和非营利系统。美国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和科技发明远多于其他国家。美国在航天科技研发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对月球与火星进行探索，是建立国际太空站的主要国家之一。
九是文化要素。美国文化对世界有重大影响，这是美国的软实力。美国的好莱坞大片、电视节目、流行音乐、NBA体育节目仍然风靡世界，CNN等强大传统媒体也覆盖全球。苹果智能手机、互联网、谷歌、脸谱网、推特等新型媒体也受到各国特别是青年人的追捧和广泛使用，美国通过这些新型媒体对各国进行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渗透。
美国实力变化与其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自二次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以来，美国经济就一直在波动曲折中发展，其实力地位也随之跌宕起伏，可分为四个阶段（见下表）。
第一阶段：发展黄金时期与实力鼎盛时期（1947～1972年）。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实力得到全面加强，除政治上受到苏联的有力挑战外，在经济上没有任何挑战者对美国构成真正的威胁。尽管美国占世界GDP比重从1946年的46%降至1972年的34.1%，但这是美国实力从二战后初期不正常状态向常态转变的结果，也与当时美国经济处于黄金发展时期密切相关。1947～1960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达3.7%，高于1900～1938年（二战前）年均增长率2.3%。1961～1972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4.4%，创二战后以来新高。⑦
第二阶段：发展失衡与相对衰落时期（1973～1990年）。以美元兑换黄金的固定汇率制终结，油价暴涨，加之德国、日本竞争力提高，美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973年的31.1%降至1990年的26.8%。这与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和失衡有关。1973～1982年间，美国经济出现滞胀，并发生了三次严重衰退。80年代“里根经济学”虽治愈了滞胀痼疾，却出现了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从全球最大债权国变成最大债务国。
第三阶段：“新经济”与实力重振时期（1991～2000年）。美国占世界GDP比重从1990年的26.8%提高到2000年的31.2%。这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冷战结束的红利，美国GDP连续120个月保持增长，年均增长率近4%，⑧创历史新纪录。
第四阶段：经济低迷与回归相对衰落时期（2001～2014年）。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出现两次衰退，其中2007～2009年发生金融危机和大衰退。这十多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8%，创二战后以来新低。这势必加剧美国实力相对衰落：一是美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从2001年的32.4%降至2014年的22.3%；⑨二是美国首次失去了世界第一制造国和第一货物贸易国的“桂冠”；三是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受到挑战，占世界外汇储备的比重从2000年末的71.1%降至2014年初的60.9%；⑩四是小布什政府单边黩武政策使美国软实力也大伤“元气”，国际金融危机也暴露了美国市场经济的弊端，导致美式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明显下降。
美国超强地位难以撼动，但相对衰落不可逆转。历史上，美国曾多次在面临危机时表现出极大的应变和修复能力。在可见的未来，美国仍是西方主要经济体中修复能力最强和前景最好的经济体。20世纪无疑是“美国世纪”，约瑟夫・奈认为，“美国世纪”将持续到21世纪中期。？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也指出：2030年前，美国的地位被另一个全球性大国所取代，一种新的国际体系出现，这种可能性看来极低；尽管美国与崛起大国相比势必衰落，但2030年美国极有可能保持“诸强中的第一”地位。？
首先，美国经济发展未明显走下坡路，因而其实力不会急剧衰落。尽管金融危机和大衰退使美国经济受到重创，但美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应变和修复能力。美国政府已对其金融监管体系、医保体制及住房贷款机制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未来一个时期，美国经济再次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较小。随着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来临，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出现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等新增长点，美国经济已走出“山穷水尽”困境，进入“柳暗花明”的新增长期。
其次，美国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领先并引领全球产业发展。世界经济历史表明，在工业革命中处于中心或领先地位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将加速，实力也会相应增强。前两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分别为英国和美国，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可能首发于美国。信息、生物、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技术融合正在引发新变革，深刻改变制造、管理、营销及消费模式，并催生新兴产业。美国已在页岩气革命中捷足先登，还将在高端制造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占据新工业革命的战略制高点。这将不仅加快美国经济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相对衰落趋势。再次，创新在美国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也是延缓美国衰落的核心力量源泉。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资源驱动发展阶段，二是投资驱动发展阶段，三是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四是财富驱动发展阶段。100多年前“大英帝国”逐渐式微，是因为它到了“吃老本”的第四阶段，而美国将继续处于第三阶段，创新和变革使其经济发展和实力增强得以长期持续。
第四，美国保有维持发展和实力的来源。美国在经济金融、创新机制、高新技术、高等教育、企业实力、人才延揽、资源控制、国际体系、美元霸权、军事实力和软实力等领域拥有无与伦比的领先优势。凭借这些优势，美国可维持未来经济增长和实力超强地位。
然而，美国已经相对衰落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历史长河中，美国绝对衰落也将在所难免。从内部看，美国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和隐患，包括高赤字、高债务、就业不足、社会分化、政治极化、初中等教育体系薄弱等。这些问题将制约美国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提高，并拖累美国经济增长。同时，美国新经济增长点也存在着掣肘因素，如页岩革命受制于水污染、水资源紧张和油价暴跌等，发展前景不确定；先进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受资金匮乏等制约。另外，美国陷入生产率增长趋降的困境。据IMF预测，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非农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一直低于1%，即便2020年提高到1.6%，也远低于1998～2007年的2.8%和19世纪后期至1972年期间的2.4%，？这将不利于美国经济长期增长。与此相反，随着中国经济转型见效并恢复持续较快增长势头，赶超美国将是大势所趋。
中国赶超美国依然任重道远
目前，中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新兴大国，已具备了成为全球性大国的许多要素，成为完全的全球性大国将水到渠成，但全面赶超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正积聚全球性大国的要素。中国是政治大国，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并将继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大国、货物贸易大国和外汇储备大国；2014年中国成为第一大引资国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人民币已成为世界第五大贸易结算货币，并将加入IMF货币篮子。中国人口众多，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且接受高等教育人口不断增多。中国幅员辽阔，是世界国土面积第三大国家。中国日渐成为科技、教育大国，研发支出跻身世界前列，在信息通信、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具有比较优势；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每年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人数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的军事实力和军事科技力量也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随着国际金融改革的到位，中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将提高，作为G20的重要成员，中国已从国际治理体系的外围进入决策协调的核心，在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的话语权不断提高；中国牵头成立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及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既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有补充作用，更对改革国际体系有深远意义。中国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直接带动60多个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此外，中国的软实力日趋增强，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拥有最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人文景点，是世界旅游大国之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和借鉴。
中国成为完全的全球性大国尚需时日。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是潜在的“超级大国”，但仍是不完全的全球性大国。尽管其看法有失偏颇，但并非空穴来风，值得关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沈大伟（DavidShambaugh）教授在其新著《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中对中国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要素实际上弱得惊人，而且非常不均衡”，“中国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重要，也肯定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沈大伟称，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正在崛起的大国，远远超过印度、巴西和南非的能力，在某些领域它已超过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其他“中等强国”的能力；但衡量国家实力和国际实力的最重要标准不是能力，而是影响力，即驾驭局势和左右其他国家行动的能力。中国只在极少领域能够对其他国家构成影响、设立全球标准和左右全球趋势。在外交领域，中国几乎参与了所有双边和多边会议，但是他们的影响力不大，并没有影响这些会议的结果，有时甚至不影响会议的议程。在文化方面，意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并增加投入，但实际影响力很弱。在军事方面，中国军队最多只是区域性军队，其军事投放能力不超过几百海里的范围。？英国《金融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前驻京记者马利德（RichardMcGregor）称，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很多方面已经是一个大国；但是在发展与其经济实力相配备的全球软实力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东亚长期生活过的银行家谭宝信（TimothyBeardson）指出，由于受制于不利的人口因素，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世界领导角色，也不具备超级大国的地位，而将成为第一个有心成为全球性大国却又未富先老的国家；中国会继续崛起，但面临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太大，很难想象中国会在本世纪超越美国。？
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首先，中国已在四个领域超越美国。一是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家。201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一直超过美国。据世界银行统计，201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2.9万亿美元，而美国为1.9万亿美元。？美国IHS“全球洞察”咨询公司研究显示，中国在制造业高、中、低端各个技术层次的生产增加值均超过美国。？二是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额达4.16万亿美元，而美国为3.89万亿美元。？1994年美国是44个国家的第一出口市场，而今降至32个，同期，中国这一数量从2个增至43个。？三是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增长第一引擎，2014年中国对世界增长的贡献率为30%，高于美国的20%。据估计，到2025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达到1/3，其份量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四是中国国际总储备远大于美国。国际总储备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持有IMF成员国的储备等，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14年底，中国国际总储备达39000亿美元，比美国储备4344亿美元多8倍。其次，中国在六个方面与美国的差距收窄。一是经济规模。据世界银行统计，1978年，中国GDP为1482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3566亿美元）的6%；2014年，中国GDP为10.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17.4万亿美元）的60%。如果按照美欧新的GDP统计方法（即包括研发等项支出），中国2014年的GDP应为11.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6%。二是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引资方面，1990年中国为35亿美元，相当于美国（485亿美元）的7.2%，2014年中国达1290亿美元，超过美国的92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方面，1990年中国为8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72亿美元）的2.9%，2014年中国达106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3370亿美元）的31.5%。三是科技投入。1998年，中国研发开支为66.6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279亿美元）的3%；2012年，中国研发开支为1997亿美元，相当于美国（4360亿美元）的46%。四是信息化应用。2000年，中国每百人互联网使用者为1.78人，是美国（43.1人）的4.1%；2014年，中国为49.3人，是美国（84.2人）的56.4%。五是国际体系的影响力。中国在G20、WTO、IMF、世界银行以及“金砖国家”等组织均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话语权有所提升。根据2010年10月G20峰会达成的改革方案，中国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将分别从原来的2.98%和2.928%提高到6.39%和6.068%。在金融领域，中国牵头建立金砖开发银行以及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近些年，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较明显的进展，成为全球第五大贸易结算货币，并将加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六是企业实力。中国企业在《财富》“全球500强”的企业数增加，从2007年的24家增至2014年的106家，而美国从167家减至164家。
再次，中美综合实力差距仍很大。一是在GDP特别是人均GDP方面的差距仍很大。按市场汇率计算，2014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0%以上，普遍估计，中国GDP赶上美国还需8至10年。即使届时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相比仍相差甚远。2014年，按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为7594美元，相当于美国54629美元的14%，因此，中国要在人均GDP上追赶美国，或许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二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差距巨大。二战后以来，美国包揽了当今世界科学成就最高奖诺贝尔奖中的大部分科学奖项，而新中国科学家仅一人获此殊荣。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是一国科技创新水平的体现，可以通过从事研发的科学家数量、发明专利数量、科技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和研发经费这四个指标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到。数据显示，2011年，在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全世界排名中，美国名列前茅，中国的排名为第18位。三是中国仍不是制造业强国。美国在创新基础上不断提升制造业、发展新兴产业，继续以核心技术和专业服务牢牢掌控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端化不够，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或中低端。四是中国在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方面远落后于美国。美国经济活动转向无形、全球化服务，通过云计算和电脑化金融交易掌控全球金融服务业，华尔街投资银行占全球金融份额已升至50%，而中国金融服务业仍相当薄弱。五是中国全球竞争力与美国差距较大。近十多年来，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处于中上游，而美国则名列前茅。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144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指数排名中被列为第28位，美国被列为第3位（前两名为瑞士和新加坡两个小国）。六是在软实力及国际体系影响力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在文化、新媒体等方面，中国的影响虽然不断提高，但与美国相比仍明显处于下风。在国际体系方面，中国与美国主导国际体系和规则制定方面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例如，中国在IMF等国际机构的投票权提高到6%以上，但美国仍拥有对IMF重大决策“一票否定”特权16.47%（15%就可否定IMF的重大决策）的投票权。在货币影响方面，尽管近年来人民币周边化和国际化已取得较大进展，但目前人民币在全球储备、交易及结算等国际货币功能上的能力和影响依然极为有限。按照一般的衡量标准，一国货币能在世界储备货币中占到4%左右，可被认为是一种国际化货币。但目前人民币在世界储备货币中仅占约1%，远低于美国的60.9%和欧元的24.4%的水平。此外，在军费开支及先进武器等军事实力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也颇大。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中国军费开支为1646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2%，而美国军费开支达682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4.2%。
结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可能首先赶超美国的新兴大国。中国只有在综合实力的主要方面赶超美国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技、文化及社会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而中美实力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正在赶超美国。中国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倡议，这次改革被称为中国的第三次改革开放，将对国内经济社会各方面持续稳定发展和国际体系影响力的提升产生重大动力，助推中国全面赶超美国。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中美实力差距仍然很大，美国许多重要领先优势不会迅速消失，中国全面赶超美国仍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有鉴于此，中国应采取如下战略和政策思路。
首先，客观看待中美两国实力差距，借鉴美国维持超强地位的经验教训。即便未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但从人均收入水平及综合实力等方面看仍与美国有很大差距，从实际国情衡量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可全面深入研究美国成为全球性大国以及维持其超强地位的战略及政策，借鉴其国内外治理有益经验，摒弃其对外扩张和称霸的做法，有针对性地补足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短板要素，提升国际体系的主导权，坚持和平崛起，永不称霸，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继续一心一意谋发展，苦练内功，提高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及国际竞争力。其次，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带动产业升级换代。着眼新一轮工业革命，加快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重点扶持高端制造业，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运用大数据提高各行业经营效率和生产率，努力培育产业新增长点。从成本优势向以人才、资本、技术、服务、品牌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依靠创新驱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计划，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国际产业分工从低端向高端迈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的飞跃，引领和支撑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第三，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正处在由全球经济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迈进的过渡时期，对全球治理的责与权将不断增大。但美欧不愿意丧失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试图加大对中国的责任压力和规则约束。中国须以“权责相符”原则为主线，积极参与国际机制改革和规则制定，承担与中国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责任，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在全球治理中提升话语权，实现从国际规则的适应者和遵循者向制定者和引领者的角色转换。
第四，善用经济资源，补充并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特别是在主要经济体对中国倚重加大的新形势下，发挥中国市场和资金优势，加强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立足当前，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下开放，经营好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及丝路基金等新的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机制。着眼长远，以潜移默化和积水成渊的精神，扎实、逐步、稳妥地推进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塑。
第五，加强中美务实合作，共同引领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中美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加强合作将产生1+1>2的效果，不仅造福中美两国，也惠及世界各国。中美已经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和G20全球治理平台等双多边协调，为两国经贸稳健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国宜审时度势，顺势而上，官民并重，双多边配合，扩展合作，管控分歧，深化融合，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创新合作模式，深化合作领域，拓展合作渠道，加快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商签，促进美国公平对待我国企业赴美投资经营，放松对我国技术产品出口，加强两国在新能源、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做大中美经济利益“蛋糕”。
第六，提高公共外交的效率，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增强公共外交的针对性，研究、梳理并回应对我国不利的舆论动向，针对美国等西方媒体散布的消极言论，如指责人民币贬值、散布“中国不再为世界经济遮风挡雨”、中美将陷入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歪曲中国建设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欲取代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等，进行研究梳理，并予以有理有据的驳斥和回应。今年9月下旬，习近平主席在对美国事访问和出席联合国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已回应了相关问题，收到了增信释疑、增加战略互信的良好效果，为公共外交树立了标杆，成为我国继续做好公共外交的典范。同时，针对美国大选中出现的对华不利的噪音，要政经结合，除了做好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的公关外，还要通过直接接触沟通，或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手段，对民主、共和两党的主要候选人及其竞选团队施加影响，努力避免中国问题或中美经贸成为美国大选的重要议题。此外，进一步推介我国重大经济决策，就经营亚投行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与美国沟通，力促美国对这些重大项目的理解、支持、对接与合作。作者：甄炳禧，本文来自《世纪》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