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概念
（一）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P1）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解释这段话时说：“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1]（P2）由此可见，“文”指“典籍”，“献”指“贤才”。今天提及“文献”一词，一般偏重于“文”，是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称。
（二）历史文献
从广义上说，一切文献都是历史文献，它是一切自然科学文献和社会科学文献的总和，包含了古往今来的所有著作和所有文献。从狭义上看，“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一切有关历史的记载和编纂就是历史文献，它属于历史学科，是文、史、哲、经济、法律等学科分类中的史学著作。[2]（P6）本文提及的历史文献是广义上的历史文献。
（三）汉语史
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在这一门科学中，我们研究现代汉语是怎样形成的。这就是说，我们研究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语法结构、词汇、文字是怎样形成的。[3]（P1）1957年王力《汉语史稿》的出版，标志着汉语史研究的开始。
二、历史文献对汉语史研究的作用
鲁国尧在《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一文中指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将‘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结合、融汇。”[4]（P181）本人非常同意这一观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汉语史的研究，运用最多的方法就是“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下面，我们将主要以这两种方法为例，谈谈历史文献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作用。
（一）历史文献对“历史文献考证法”的作用
顾名思义，“历史文献考证法”就是在历史文献中找到汉语发展内部规律的证据，这必然离不开历史文献，所有的研究、推论、构拟全赖于历史文献。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繁荣，历史文献异常丰富，这为我们的汉语史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历史文献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能极大地推动汉语史研究的发展。
如《切韵》音系的性质一直以来是各家争论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在《切韵序》的文献中找到依据。《切韵序》中有一段重要的论述“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针对这一点，洪诚认为“假定《切韵》是记录一个方音系统，那么讨论古今南北的是非通塞是多余的”[5]（P164），由此可以考证出《切韵》记录的应该是一个综合音系。
此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仅仅语言学方面的历史文献对汉语史研究有重要作用，其他历史文献同样对汉语史研究有着重要作用。如林焘在《北京官话溯源》一文中，考察了语言、历史、政治、人口、民俗等各方面的文献，从而指出“一千年来我国东北地区和北京人口相互流动的历史情况充分说明东北方言是一千年前在现代北京话的前身幽燕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发展的过程中，仍旧不断和北京话保持密切接触，并且曾两次‘回归’北京：一次是12世纪中叶金女真族统治者迁都燕京时，另一次是17世纪中叶清八旗兵进驻北京时。这两次的语言回归对北京官话区的形成和现代北京话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两种方言相互影响，日趋接近，形成了一个包括东北广大地区和北京市在内的北京官话区。”[7]（P109）这也是林焘将东北官话纳入北京官话区的重要依据。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林焘认为东北方言与北京话同源，且由于政治和移民的影响，二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发展至今，出现了“从东北地区经赤峰、围场、承德直到北京市，形成一个在东北非常宽阔，进入河北省后逐渐狭窄，到北京市后只限于城区的北京官话区。”[7]（P109）这也就是为什么与北京市毗邻的河北方言听起来与北京话截然不同，但是远在黑龙江的哈尔滨方言却与北京话极为相似的原因。
（二）历史文献对“历史比较法”的作用
“历史比较法”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它运用比较的方法确定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亲疏远近，重建原始语，把各亲属语言纳入母女繁衍式的直线发展关系之中，因而提出语系、语族之类的概念。”[10]（P2）
历史比较语言学所处理的材料主要包括现实的语言和历史文献。由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历史文献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要进行比较，语言材料非常重要，正是有了大量的语言材料的积累，才有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个别语言的历史研究是历史语言学的基础，没有对具体语言的详细的、深入的研究，历史语言学的一般原理、方法、原则就无法建立。而这些语言材料除了在活的语言中搜集外，最重要的搜集途径就是历史文献。
（三）历史文献的局限性
虽然历史文献对汉语史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它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首先，对于有文字来说的语言，可以凭借文字、文献材料建立有史时期的语言史。这就是说，对于没有文字的语言，或者是史前的语言，历史文献对其语言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作用。其次，对于拼音文字，文字、文献材料能很好地反映文字的创制或改进、改革时期的语言的语音面貌，但是对于表意文字来说则不尽然，如汉语能从各时期的诗歌、韵书、韵图中归纳出各个时期的音类，但是不能推测出具体的音值。
针对这些局限，王力提出，要将“死材料”与“活材料”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对于汉语史的研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考证，也要重视方言和亲属语言的研究与运用，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打开汉语史研究的新局面。
三、结语
本文以汉语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为例，详细地论述了历史文献对于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历史文献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局限性。为了将汉语史研究推向更加深入、系统的新阶段，我们要将“死材料”与“活材料”结合起来，在注重考证历史文献的同时，重视对方言和亲属语言的研究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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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于丹 山东济南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50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