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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教学研究现状论文(共3篇)

2023-12-11 11:40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第1篇:大数据下国内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现状


  一、生态翻译学概述


  2004年,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选择适应论》一书中正式提出生态翻译学概念。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结合达尔文的“进化论”中的“适者生存”思想,与东方哲学思想、生态智慧而来,为翻译实践提供新的理论基础。该理论提出后,引起学界的热议与研究,同时也有质疑之声。


  在中国知网中高级搜索核心期刊,检索条件为输入主题“生态”“翻译”,时间从2013年至2015年共检索出127篇期刊论文。2013近几年是生态翻译学相关的学术研究与研讨等学术研究成果最集中的时期。研究学科主要集中在外国语言文字、中国语言文字等学科。研究层次分布在基础研究(社会科学)等领域。其中部分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基金的支持。


  二、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翻译界理论发展滞后,在逐渐借鉴西方翻译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亦步亦趋或西方思想的“追随者”现象,增强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势在必行。生态翻译学作为本土翻译理论,国内学界逐渐掀起理论研究热潮。


  胡庚申教授作为生态翻译学的创始人,孜孜不倦地对理论进行探索。胡(2014)认为生态翻译学作为新兴翻译理论。与其他翻译理论相比,生态翻译学在立论视角、哲学理据、关注焦点等方面有自身的优势与创新。胡(2014)对宏观层面上的“译者中心”和微观层面上的“译者责任”进行理论分析。国外学者恩创·哈格斯(2013)介绍了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化研究进展与未来的发展趋势。文章认为生态翻译学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的西方翻译理论一统翻译界的局面,促进东西方翻译理论的交流平台的构建。


  三、生态翻译学的具体应用


  生态翻译学作为跨学科、跨领域的翻译理论,学者运用“三维转换”“适应选择”理论分析译文的质量。如翟晓丽(2014)、聂韶峰(2014)从三维转化角度对电影中的译文进行评析。石春让&李健(2015)以《快乐王子》的多个汉译本为范本,从时空两个维度进行比较研究。


  学者们更加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例如,舒小杨(2014)将生态翻译学置于翻译教学环境的背景之中,以帮助翻译学习者增强翻译能力。唐祥金(2013)将生态翻译学的“三维”理论与公示语的翻译相结合,吴育红&刘雅峰(2014)注重生態翻译学与外宣翻译相结合。田娜(2015)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支撑,注重研究中国川酒文化的生态翻译。


  四、生态翻译学的质疑与释疑


  任何一种理论或批评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尤其在关注面上,都有其重点和盲点,生态翻译学作为新生理论也不例外。


  陈水平(2014)认为胡提出的“翻译生态环境是译者和译本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的论述,将翻译放在翻译环境的最底端,忽略了翻译的“跨地域”特点;“译者中心”,违背了生态伦理;选择适应论置于中坚,忽视了更为广阔的翻译环境。胡庚申教授驳斥陈的论点。胡(2014)认为陈“关联序列”存在误读并对相关的最新进展不了解;译者以生态翻译学为研究基础是以文本为支柱,并没有脱离文本而存在;陈没有区分翻译适应选择论和生态翻译学的不同,陈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初期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批评中。


  五、结论


  现今翻译市场蓬勃发展而译者鱼龙混杂,译文良莠不齐,低层次译者产能过剩、高层次译者数量不足,对译文的衡量标准尺度不一。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基础的译文它既提升了译文的可读性,同时又满足了大众对高水平、深层次文化的需求。


  作者:张晓盼等

  第2篇: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探讨


  生态翻译学主要是以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为基础理论的学科,该学科关注生态翻译环境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同时关注翻译者的中心地位以及其对生态翻译环境的选择性。生态翻译学一方面强调了生态翻译系统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另一方面还诠释了翻译的本质。在这种视角下,翻译教学要确保生态翻译系统之间的平衡性,并且注重各个主体之间的整体联系性,教师和学生应该不分主次,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从“授”到“受”,实现师生之间的平等互动,从而形成一个有机和谐的生态翻译系统,更好地提升学生的翻译能力。


  一、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教学方法过于单一


  我国很多高校在英语翻译教学中一直以来都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教学生学的方法过于单一,并且存在较多的弊端。翻译课程本身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需要学生不断练习。无论英语专业的学生将来从事外贸专业、还是从事导游和教学工作,只要在文本转换和语言转换的过程中,都充当的是一个译员的身份。在翻译过程中,他们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从事的翻译活动主要依靠译者的主体意识来完成。在不同语言和不同环境当中,担任着翻译过程的主体角色,因此,传统的单一教学方式对于他们的独特性难以起到很好的培养作用。


  (二)课程设置缺乏特色


  我国翻译教材的编写范围比较宽泛,主要涵盖了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往往重视学生对各种文体翻译技巧的练习,导致培育的大多数人才通才并非专才。还有部分学校会根据学生的就业意向对英语专业的学生进行分方向的培养,通过学生未来需要选择的专业确定他们应该主攻的领域,有教育方向、翻译方向、商贸方向等,从而开设不同的英语翻译教学课程,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往往因为师资力量匮乏甚至是学生学习时间的限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教学效果无法实现。


  (三)教材内容的编写缺乏实效性


  近年来,随着教学的改革,英语翻译教材的版本逐渐增多,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版本的教材,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编写和使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如何从实际出发编写英语翻译教材成为现代教学的基本要求。传统的教材都是重翻译技巧的讲解,忽略了翻译的本质问题。站在生态翻译学的角度上来看,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翻译教材内容的编写缺乏语境。


  二、生态翻译学视域下构建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模式的策略


  (一)以译者为中心创新教学方法


  生态翻译学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一种翻译理论形态,为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因此,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加强对现有教学方法的创新,强调以译者为核心的理念,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作为独立的主体,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起到基石的作用。作为一种教学方式,翻译工作坊应该将以译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落实到实处,以学生为教学的中心,为学生搭建高强度的翻译平台,让学生参与各种翻译实践和讨论活动,从而在实践中增强他们的翻译能力,感悟翻译的真谛,为他们以后走上工作岗位从事翻译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利用翻译工作坊这种教学方式进行教学时,应该选择应用型和信息性的文本材料为主要的教学材料,同时,使用翻译教学的语言难度应该贴近学生的实际理解能力,涉及到的翻译技巧也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选择一些具有真实性的材料,与翻译市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从而更好地表现完整的语境和语意。


  (二)构建有效的翻译教学模式


  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的改革首先应该明确翻译教学的定位,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选择一个具有特色的教学内容,从而构建一种合理的翻译教学模式。明确翻译教学的定位应该综合考虑翻译教学生态环境中的各个因子,包括对学校办学性质的考虑、学校师资队伍以及软硬件设施的考虑等。通过开设专门的翻译课程,让学生接受专业化的教育,有利于学生掌握翻译的技能。高校的英语专业教学还应该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教学规律,确定综合性的人才培养模式,根据学校所在地的教学特色构建合理的教学模式,如果学校所在地的旅游业比较丰富,可以以此为契机,让翻译课程教学向旅游方向倾斜,从而培养更多的能够服务于区域经济翻译人才。


  (三)加强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的培养是翻译教学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必须满足语言上的审美需求,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对译文和原文的语言美作出适应性选择。在按照原文的語言进行翻译时,一方面要保证句子的连贯性和通顺,另一方面需要拿捏好词语的使用状况,不仅需要将原文中的内容和情感丰富的展现出来,同时还要展现翻译的艺术之美。因此,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利用双语教学的方式实施教学,通过对中外文化的对比和分析,让学生了解外国的语言环境,从而对两个语言有更好的驾驭力。


  三、结束语


  基于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高校英语翻译教学,有了一个全新的教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内容落实的过程中,教师要意识到从根本上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注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从学生的实际状况出发设计教学,从语言能力的提升和文化分析能力的提升入手,带领学生了解不同的文化领域,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确保他们能够在尊重语言的基础上做出更好的翻译。


  作者:刘佳等

  第3篇:吉迪恩·图里与描述翻译学研究述评


  吉迪恩·图里(GideonToury)是上世纪七、八年代西方译学界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沿袭“翻译研究学派”先驱詹姆斯.霍姆斯(JamesHolmes)的理论思路,兼以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为研究出发点,系统阐述了霍姆斯关于描述翻译的理论观,并有创见的成体系的提出了翻译描述研究的理论观和方法论。图里的译学著作较多,其中较著名的有《描述翻译学及其他》、《翻译规范与希伯来语文学翻译研究(1930-1945)》以及《翻译理论探索》等。


  一、吉迪恩·图里的翻译理论


  图里的研究工作可分为阶段:第一阶段自1972年至1977年,主要与佐哈尔(ItamarEvenZohar)合作,采用多元系统理论框架对1930-1945年间影响外国小说移入希伯莱语的诸多文化因素进行系统全面的社会学研究,其代表作是《翻译规范与希伯莱文学翻译研究》;第二个阶段自1975年至1980年,其理论范式仍然是多元系统理论,但已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和相应的理论假说,主要根据自己从调查中所采集到的资料数据致力于建立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描述翻译学研究。从1980年到1995年大约十五年的时间是图里对该理论的修正期。他的著作《描述翻译学及其他》就是实践和发展霍姆斯描述翻译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翻译学涉及面最广大,系统性最强的专著”(蒋晓华,1998)。


  (一)关于描述翻译学研究的观点


  图里不仅在理论上分析了描写研究对翻译研究学科的重要意义,而且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以经验方法进行的描写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指出:“经验学科的产生是为了对世界的某些现实进行系统的限定的描述。因此,任何经验学科如果没有描写分支的存在,就不能称之为完整的相对独立的学科”(Toury,2001:1)。他认为,描写研究方法是形成理论的最好方法,其中包括检验、否定、修正并完善理论的过程。描写分支和理论分支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产生的研究成果更完善、更具有意义,有助于深刻理解研究内容,并使学科应用成为可能。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主要内容是现实中的现实,而不是预先假设和理论模式中得出的推断(Toury,2001:1)。描写研究在实际研究中积累丰富的事实根据,不仅对翻译行为做出详尽的描述和解释,从而有充足的根据做出合理的预测,而且为学科的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以译入语为导向的研究方法


  在针对多元系统论的理论探讨中,图里认为以源语为取向,关注源语研究的理论模式有失偏颇。他认为翻译作品会受不同的社会文学情景制约,译作应视为目的语文化所认同的思想表达,是容纳他目的语文化的文字产品,“翻译是受社会文化规范制约的活动译作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反映了目的语文化的构成(Gentzler,1993:129)。他认为,不管所根据的理由是什么,只要目的语文化的受众(读者)内容认可其为翻译,那译作就是成功的翻译。总之就是特定目的语文化如何去看待从其他语言译本转译过来的翻译作品的问题(Toury,1980:22―39)。图里因此提出翻译应关注译语为导向的观点,形成注重翻译的译语文化、译语文化特征与翻译的关系的研究方法。


  (三)关于翻译规范的问题


  图里认为,“描写研究中的所有发现,能够形成一系列连贯的法则,阐明翻译所涉及的一切变量的内在联系。”形成这些法则是翻译研究学科理论方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具体情况下预测翻译行为和结果,因此,首先要建立翻译行为的规范以及在最大程度上控制功能、过程和译品的参数(Toury,2001:16)。基于此观点,图里提出了翻译研究的“三规范”及其方法论观点:初始规范(initialnorm)、预备规范(preliminary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norms)。图里认为,初始规范指译者首先须在源语文本规范与译语文化规范之间做出选择:译者要么受制于前者,要么服从于后者,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得到认可(2001:56)。初始规范反映出译者是尽量忠实地保留源语文本中的各种参数,还是寻求最大限度地使译语文本适应目的语中盛行的语言和文学规范,即在“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谭载喜译,2005:108)。按照图里的解释,预备规范被界定为在两个不同但明显相关方面发生作用的规范。第一个论点是关于翻译政策的考虑,以及影响或决定作品选择的因素。如什么作者、哪些文学类型、源语文献等等;第二是关于翻译直接性的考虑,也即是否接受从另外一种语言而不是源语来进行翻译。操作规范指用来“指导翻译过程中做出实际抉择”的翻译规范(Toury,1980:54),一般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使用的翻译技巧的策略。它影响篇章中语言材料的分布方式、篇章结构和文字表述,具体说,译文中所谓省略、增添、位移和篇章切分等都受操作规范制约。


  二、描述翻译学研究的价值


  (一)描述翻译研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


  翻译描述使翻译从注于语言转换过程和翻译本身开始转向翻译之外,并开始和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研究等诸多相关学科联系起来,从而使人们对翻译有了全新的并且更加深入的认识。原著不再被看作翻译过程中唯一的中心,译者、社会文化、翻译目的、读者需求和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都对翻译产生影响,甚至在特定的条件下会取代原著的中心地位而成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而描述性翻译学研究无疑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翻译、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地看待翻译和进行翻译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以译语取向的研究方法開拓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


  传统译学理论以源语为关注点,以译语文化因素为衡量标准,强调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社会文化观点的转化和同化问题。图里认为翻译不可能充分地反映原文,因为文化规范不同造成迁移而偏离原文结构;翻译也不可能完全被译语文化接受,因为它带有与译语文化系统不同的信息和形式,译作总是受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依从于某一时期主导译者抉择的力量。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很难界定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这种从译入语文化的角度有助于我们客观的评价过去的译作,正确的看待“经典”作品的重译现象及不同翻译手法的运用,乐观展望新的翻译标准问题。


  三、描述翻译学研究的不足之处


  翻译学界也有观点认为描述译学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图里把翻译定义为任何移入视为翻译的语篇,无论是什么根据。尤其是伪译现象的引入,显然将翻译的概念空前扩大化。虽然图里举出了一些伪译的例子,苏珊·巴斯耐特也进一步的讨论了这种情况,但这种现象并不普遍,而伪翻译的研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图瑞提出任何译文的产生都涉及译语文化系统内的文学倾向。其论点是对“语言等值”有保留的批判,否定了“源语”信息必须固定不变的观念,同时摒弃了翻译中的对应观念、也即“语言等值”的可能性。值得提出的是,在特定的领域和年代,有些规范常常是权力斗争和等级制度等造成的。图瑞的论说忽视了社会因素中的权力关系和等级关系,从而忽略了语言文化之间权力和等级关系的失衡。


  四、结语


  吉迪恩·图里的描述翻译学理论的最终目标是解释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尽管该理论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但描述翻译学所提倡的经验方法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分析途径,很值得我们重视。翻译从其根本上将是将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的实践活动。这个活动是个心理和社会的过程,因此,翻译活动必然呈现出多样性和民族性(谭载喜,2000:122)。中国的译学研究也需要转向对描写的关注,通过对翻译进行一种比较全面、客观的描写,从而避免传统译学研究中的片面化和对翻译主体的忽视。


  作者: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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